第13章 和合之制

先秦諸子百家裡，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觀實證的「真理」——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點抽象玄思，其餘只算得上政治和倫理的實踐心得彙編。少公理，多政策；少邏輯，多經驗；有大體原則，多靈活變通——孔子謂之曰「權」，為治學的最高境界。

多權變，難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會接受極端和絕對。「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過猶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讓三分」、「風水輪流轉」、「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些成語和俗語，都表現出避免極端和絕對的心態。墨子倡「兼愛」之公心，楊子倡「為我」之私心，都嫌說過了，涉嫌極端和絕對，所以只能熱鬧一陣，很快退出知識主流，或被知識主流收掉。

與此相適應，中國傳統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安排也從來都是混合形態，或者說是和合形態。幾千年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奴隸制社會，有記載的奴婢數量最多時也只佔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據錢穆）。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封建社會，中央政府至弱之時，郡縣官僚制也從未解體，采邑割據形不成大勢。更沒出現過標準的資本主義社會，儘管明清兩代的商業繁榮曾雄視全球，但「紅頂商人」們亦官亦儒亦俠，怎麼看也不像是歐洲的中產階級。這樣數下來，歐洲知識界有關社會進步的四階或五階模式，沒有一頂帽子適合中國這個腦袋，於是馬克思只好留下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存而不論，算是留下餘地，不知為不知。

說到制度模式，中國似乎只有「自耕小農官僚國家」的一份模糊，既無純粹的公產制，也無純粹的私產制，與歐洲人走的從來不是一路。

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開始，歷經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語），「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種統分結合的公私共權。小農從政府那裡授田，繳什一稅，寬鬆時則三十稅一，差不多是「責任制承包經營」，遇人口資源情況巨變或者兼并積蔽嚴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調整，重新計口派田，再來一次發包，沒有什麼私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後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國家導控之下「耕者有其田」這一均產傳統的延續。

很多學者不大習慣這種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願意了解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別是在十六世紀以後，歐洲的工業革命風雲激蕩，資本主義結下了甜果也結下了苦果，知識精英們自然分化出兩大流派，分別探尋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規制人間越來越多的財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產制」救世，這符合基督教、伊斯蘭教——尤其符合猶太教的教義。作為西方主要教派，它們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的教內財產共有，閃爍著下層貧民的理想之光。歐洲早期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聖西門、傅立葉等，不過是把這種公產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來，猶太人馬克思不過是再把它從世俗倫理變成了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顯而易見，共產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只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修鍊的終成正果，對於缺乏宗教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當然有些陌生。公產制在表面詞義上能與中國的「公天下」接軌，正如「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等等也都能在中國找到近義詞，但作為具體制度而不是情感標籤的公產制一旦實施，連激進的毛澤東也暗生疑竇。針對蘇聯的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他在《政治經濟學筆記》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國還得保留「商品」和「商品關係」，並且給農民留下一塊自留地和一個自由市場，留下一線公中容私的遺脈。劉少奇等中共高層人士雖然也曾膜拜過公產制教條，但遇到實際問題，還是軟磨硬抗地抵制「共產風」，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廣責任田，重啟本土傳統制度的思路，被知識界譽之為「撥亂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產制」救世，這同樣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修鍊的終成正果。游牧群落長於競鬥，重視個人，優勝劣汰乃至弱肉強食幾乎順理成章。在世俗領域裡，不僅土地和財富可以私有，連人也可以私有——這就是奴隸制的邏輯，也就是蓄奴領地、封建采邑、資本公司等一系列歐式制度後面的文化背景。這種文化以「私」為基礎，既沒有印度與俄國的村社制之「公」，也沒有中國郡縣制之「公」。可以想象，這種文化一旦與工業化相結合，自然會催生亞當·斯密和哈耶克一類學人，形成成熟的資本主義理論。與此相異的是，中國人有「均富」的傳統，「通財貨」的傳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最善於削藩、抑富、反兼并——開明皇帝和造反農民都會幹這種事。董仲舒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聖者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董仲舒在這裡強調「眾人之情」，差不多是個半社會主義者，但求一個社會的均衡的安定：貧富有別但不得超出限度，私產可積但不可為禍弱小。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中和」精神重於「零和」規則，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鄉村的田土公私共權，表土為私有，底土為公有，國家永遠持有「均田」的調劑權利，實際上是一種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較為接近當今的土地責任承包制。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制度可能不是實現生產集約化和規模經濟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至少能花開別處：第一，使無法得到社保福利的農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進城的農民工有了迴旋餘地，一旦遭遇經濟蕭條，撤回鄉村便是，與歐洲當年失地入城的無產階級有了巨大區別，不至於導致太大的社會動蕩。在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很多中國的企業訂單大減，但正是這種土地制度為中國減震減壓，大大增強了農民工的抗風險能力，非某些學者精英所能體會。

由此看來，「共產風」曾經短命，「私有化」一再難產，這就是中國。中國不追求「化」，不習慣極端與絕對，其優勢或劣勢可能都在於此。中國知識界曾師從蘇聯，後來也曾師從美國，到底將走出一條什麼道路，眼下還難以預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以其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以其獨特的資源和人口國情，不可能完全重復甦聯或美國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還是「姓資」這個二元死局裡憋死。

如果說歐洲代表了人類的第一階現代化，蘇聯和美國代表了人類的第二階現代化，那麼假使讓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進入第三階現代化，中國很可能以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向世人展示出較為陌生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