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論政

第九十七章論政

「剛才，吳貞毓所言軍隊花費與愛卿秘奏所需錢款甚合，看來愛卿確是實心辦差！依愛卿看，借這次入貴的機會，咱們到底可以招募多少人馬為宜呢？」

「依臣看來，孫可望勢大，要想保陛下周全，最少也要實打實地再擴充兩萬人馬？」

朱由榔有些吃驚，「銀子，朕還是出的起的，只是招募如此多的人馬，是不是太過招搖了？」

「萬歲！臣早有了計較！這都城附近，只需招募五千人，剩下的都可落在南寧的陳邦彥身上！」

「陳邦彥！」

「正是此人！前些日子，惠國公無端免去了此人的爵位，又派忠貞營駐防南寧，蠻橫地銷了他的兵權。陳邦彥被逼無奈，只得將自己的女兒送與高必正做小妾，這才勉強被李赤心允許在南寧容身。」

「此人，朕還是知道的！當年，朕在梧州時，陳邦彥是梧州副將。靖江王之變，要不是他臨陣倒戈，周璞麟也不會如此輕易地在梧州城下一戰而克，後來，又是陳邦彥出大力，得以克複桂林。此人的爵位是憑實打實的功勞換來的，如今，他如此處置人家，確是不公！

對了，那陳邦彥為其女兒請誥命一事，朕不是要爾只收取兩千兩銀子嗎？」

「正是！臣將萬歲的寬厚之語轉述給了陳邦彥，他感激得五體投地！只是時運不濟，這才幾個月的光景，那個高必正福薄，享不了這等艷福，一蹬腿就去了。

沒了這個靠山，陳邦彥在南寧待不下去了，已將這個寡居女兒改聘給了焦漣的長子做小，這幾日就要來桂林。微臣已經與他聯絡好，他願意跟隨陛下，萬死而不辭。

微臣算計著，這個陳邦彥在南寧經營多年，藉此機會，招募舊部一同前來，估計不會有多大的動靜，陛下以為如何？」

朱由榔很是高興，「此計甚好！陳邦彥可是一員宿將，若論機巧詭計，怕是還在焦漣之上，得此人相助，何愁不能練出一支與粵軍比肩的勁旅啊！」

半月之後，陳邦彥帶著家小和一萬五千大軍真的趕到了桂林，朱由榔大喜，重新尊其父桂王為興宗，便帶著後宮家眷與滿朝文武浩浩蕩蕩地向貴州進發了。

從明磊給孫可望送去任命秦王的詔書到永曆朝起駕北去，時間足足過去了三個月。對於永曆帝來說，這點時間不算什麼，山西的烽火離自己太過遙遠了，自生自滅也沒有什麼可惜的。反正舟山島已經如願被清軍襲破，朱以海果真跑去了廈門，桀驁不遜的鄭成功也上表朝廷，表示收留朱以海也是迫不得已，而且請其撤藩只是早晚的事了。

而另一頭的孫可望，這段時間可真沒有閑著，大西軍平定雲南之初，他就在四川的大渡河南岸，貴州北路的鎮遠城及中路的雪山關等，凡是可以入滇之要道，悉數修建要塞，派重兵扼守。

所以，明磊假借永曆帝派來的使臣才接近雪山關，就被人家吹吹打打地迎了進去，一路上更是得到隆重的禮遇。等到了昆明，孫可望身著吉服，帶著治下六品以上官員和過萬的兵士，在十里長亭親自恭候。

史載：「孫可望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拜蹈稱臣。受秦王封后，率其義兄弟並三軍士卒各呼數聲萬歲后，才敢升座受三軍士卒慶賀。」

其實，明磊授意起草的這份詔書，和當初答應孫可望的條件相比，還是大打了折扣的。秦王之爵算是沒有變化，唯最要緊的代天子監國一事，非但隻字未提，反而用一個欽差總理雲貴、川陝、山西、山東、河南、直隸八省糧儲提督軍務巡撫地方的臨時督師銜徹底斷了他的念想。

孫可望心裡不痛快，好你個周璞麟，名面上因你是七省督師，便以一個八省督師來搪塞我；實地上，除去雲貴，老子能管轄的地盤全在韃子手裡，便是湖廣，老子徒自掌控著湖南的大半的州府，他還強扛著不肯讓出來，真是過分！

好在孫可望也算個人物，這點道理還是心知肚明的，自己要爭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現在，這個監國的名份還不是顧及的時候，人家也正是算準了，自己斷難翻臉，才敢如此行事的。唯今之計，也只有先高高興興地接受下來，再做打算了。

沒法子，形勢使然！如同未婚先孕的媳婦總算盼來了婆家的迎娶，哪裡還敢挑剔聘禮，孫可望老老實實地認承了，並巴巴兒地把敕書謄黃，布告雲南各地，傳令為此歡慶三日。

通過這一連串的盛大儀式，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算是正式遵奉南明永曆朝的正朔，向世人承認自己投降了大明，從此成了大明的臣民。

一朝權在手，孫可望積蓄以久的力量總算得到了迸發，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要將自己對雲貴兩省的絕對控制變得順理成章。孫可望大筆一揮，現在雲南各府縣任上的原大明各級官吏，一律留任，並隆重地用秦王金印重新頒發了一遍任命的詔令予以確認，重新鑄造了各府司衙門的印信，所頒新印篆文也別有深意地由明朝的九疊文改為八疊文。

正完名，接下來要做的當然是立威了！孫可望立時著手大張旗鼓地展開「重廉吏，除貪酷」的運動。親自任命弓匠出身的大西軍老部下工部尚書王應龍行巡按事，委派大西軍的數十名老兵易服色，暗自訪察各地。史載：「一時間，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各府州縣。」

於是，很短時間內，孫可望憑著大開殺戒，很快就弄出一個號稱「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的清廉世界。

平定雲南官場的同時，孫可望還四處派出大軍，馬不停蹄地以永曆年號「馳金龍牌，抄敕冊文遍調土、漢官軍皆為之下，自稱監國秦王臣，布告雲、貴、川、楚諸勛鎮」，要求貴州、四川、湖廣等地的南明軍隊會盟，聽從節制。

當時，上述這些地方的各州，不是知府就是司馬老爺，從桂林買個爵位回來，就自稱總督、督師、甚至監國，獨立收稅，獨自練兵，儼然成了國中之國。哪裡肯聽可望的調遣，更有不少滿嘴狂言，「什麼時候冒出了一個秦王？老子還是世襲國公爺呢？憑什麼要聽你的？」

這些人，實在有些夜郎自大，一律嘴上厲害，真等大西軍兵臨城下，大半就此降了；少數敢於頑抗的，也沒有能走上兩個照面，幾場惡戰打下來，大西軍大獲全勝。

很快，大西軍就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黔之全境、川之南部、湖南的北部，憑藉武力徹底收編了永曆朝廷殘存的地方割據武裝。

對此，桂林的小朝廷很是不滿意，但明磊卻公開站出來表示支持。平心而論，孫可望此舉，完全必要，也是非常正義的。不把這些禍國殃民的軍閥勢力掃掉，這些殘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政令統一，完全發揮其效能，成為大西軍堅實的後方基地。

孫可望接管貴州和四川南部地區以後，採取了果斷措施加以整頓，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序。他派白文選鎮守貴州，收編當地的散兵游勇。對永曆朝廷濫發的文、武官員劄付全部收繳，裁革了一大批魚肉人民的冗官，凡官員犯法，重則斬首、剝皮，輕者捆打數十，仍令復任管事。除去革降罰俸等罪，兵民亦如之，無流徒笞杖之法。

這種雷厲風行的懲治貪污，蕩滌了明朝相沿成習的污泥濁水，改善了吏治。同時，孫可望還致力於恢復農業生產，保護商業流通。史籍記載，「安撫遺黎，大興屯田，遠近多歸之。並令征虜將軍（馮雙禮）招通平越商賈，失貨物者量償之」。

經過孫可望大刀闊斧的整頓，所轄之地的面貌為之一新。

可以看出，孫可望的治國思路和明磊還是有本質不同的。明眼人都知道，崇禎一朝，始終在財政崩潰的邊緣掙扎，從未有過一絲好轉。接下來，無論弘光、隆武還是永曆，除去外患，最大的內憂就算財政的進一步惡化，弄得無論是朝廷還是地方的財政，都已到了崩潰的地步，上上下下都嚷缺錢，每行一事，都要先將銀子付了再說。

也許旁人還無動於衷，但在明磊看來，這可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原因很簡單，明磊來自遙遠的未來，依照那個時代的所有經典著作，簡直眾口一詞的論調都是：「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既是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更會進一步促進社會分工，隨之而來的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總量的增長。」

可問題就是，如果按照常理，經濟發達了，無論朝廷還是廣大民眾就應該從這種增長中獲益才是，可朝廷朝廷窮的丁當響，百姓被逼得舉眾造反了。原因其實很簡單，正應了老子的那句話，「不患寡，而患不均。」

從明中期以來就開始的商品經濟發展及其創造的財富，不僅沒有被政府合理地分配、共享，反而導致了社會階層之間、地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等各個方面的衝突。面對這些衝突，朝廷上下幾乎是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著大明朝一步步地滑向深淵。

說的詳細一點，明代前期，經過大的戰亂，整個國家的經濟水平頂多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水平，朱元璋審時度勢，規定了朝廷的財政收入基本上是以本色(如米、布等實物)為主，再輔之以勞役徵發。應該承認，這是符合當時社會情況的，於是，在這種制度安排中，一切的稅收基本上是建立在土地稅上的。

但從明中期開始，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這種稅收體制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從正統元年（1436）開始，改徵金花銀，即把南方諸省400萬石米麥改折成白銀徵收，開了實物賦稅向貨幣賦稅過渡的先河。

從此以後，貨幣賦稅的比重越來越重，至萬曆初張居正全面推行一條鞭法，更使賦稅徵收全面貨幣化，勞役徵發的比例也大大降低。

而後世的這些專家們，大多認為張居正的改革主要就是將實物徵收體制逐步轉化為貨幣徵收體制。他們所謂的一條鞭法，簡而言之，就是朝廷從前所征的實物、所役的勞力，現在大部分改成徵收貨幣。

其實，他們忽視了張居正改革的原因，那就是朝廷實在是沒有錢了。朝廷的財政要不發生危機，至少也要開源節流：一是要把該收的錢如數收繳上來，二是要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而張居正要做的，恰恰是第一點，如何開源。

要能把朝廷該收繳的錢都如數收上來，環節當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穩定的納稅人，就是說，該交納賦稅的人要願意交納而且要交納得起才行，同時還要保證交上來的錢能如數流入國庫，不被貪污挪用。

在當時的那種條件下，張居正是不可能想到將日益壯大的製造業、商業上的稅收發展成主要稅種的，他的著眼點不可避免得還是土地，視它為最大的一宗財產。而從明中葉開始，土地佔有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土地兼并的趨勢越演越烈。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社會中的少數人手中，不要說富農、甚至中小地主也紛紛喪失土地，淪為無地的佃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