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

序章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中華大地之上湖泊眾多，風光各有不同。假若把它們比擬成人類的形象，鄱陽湖端方溫潤，像一位器宇軒昂的名士；洞庭湖氣象萬千，如同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太湖恢宏大氣，儼然是一位叱吒風雲的大俠；西湖精緻俊秀，必然是一個清純少女……

在這一群「俊男美女」之間，恐怕只有位於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個例外。若將它比作人類，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應該是一個滿臉悲苦的滄桑大叔。

這真不怪它。

縱觀玄武湖的歷史，可謂是屢遭劫難、動輒得咎。它的湖生，簡直就是一部被人類霸凌的歷史。

玄武湖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很早，它古稱「桑泊」，位於楚國的金陵邑。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將金陵邑改設為秣陵縣。這個湖就在縣治旁邊，於是被順便改名叫作秣陵湖。

據說秦始皇曾經巡遊至此，有一位望氣士說這裡風水好，有王氣。秦始皇一聽不樂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鑿開，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氣被生生泄掉，從此在這裡建都的王朝，都難以長久。

這個故事於史無證，應該是後人附會編造出來的。不過人類對玄武湖滿滿的惡意，從這個傳說里可見一斑。

整個漢代，秣陵湖籍籍無名，並沒什麼顯著事迹。到了三國時代，孫權為了避自己祖父孫鐘的諱，乾脆廢掉了「秣陵湖」和「鐘山湖」這倆名字，改稱其為蔣陵湖——因為湖邊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漢代駐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蔣子文。

孫權喜好奢華，為了修一條青溪，把蔣陵湖湖水借走了一半。後來孫權又大修宮苑，計劃在宮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可憐蔣陵湖已快被抽成濕地，實在伺候不動這位大帝。孫權沒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宮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蔣陵湖又得名叫「后湖」，意思是在宮苑之後。

此後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來改去，什麼玄武湖、昆明湖、飲馬塘、練湖、習武湖等等。玄武湖這個名字的來歷，據傳說是人們曾在湖裡發現兩條黑龍——其實就是揚子鱷，黑色屬北方，北方有神獸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個時候的玄武湖，面積是現在的三倍那麼大，約有十五平方公里，本用於編練水軍。後來南朝帝王們覺得拿這種風景練兵太浪費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島嶼，模仿蓬萊、方丈、瀛洲，號稱「三神山」，還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華林苑和樂游苑，成為王公貴族出遊玩樂的絕佳地點，一時興盛無二。

可惜好景不長，隋文帝南下討平了陳朝之後，怕前朝餘孽死灰復燃，便將建康城的宮苑推平，讓農民在上頭耕種。建康這個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於玄武湖，它離宮苑太近，也未能避開這場劫難。

它慘到什麼程度呢？後來唐代的顏真卿曾經在這裡擔任過地方官，他在玄武湖原址設立了一個放生池。想想看，一個偌大的湖泊，居然被填成一個放生池的規模，這得有多凄涼。李白曾有詩感嘆：「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空餘后湖月，波上對江州。」這個「后湖」就是指玄武湖。

終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縮成一團，默默無聞。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後的南唐時代，後主李煜和六朝一樣喜好奢華享受，玄武湖這才被重新疏浚，勉強恢復昔日「名目勝境，掩映如畫」的風采。

有一次，一個叫馮謐的寵臣對李後主說：「當年唐玄宗賞賜了賀知章三百里鏡湖，傳為美談。我退休的時候，只要這眼前的三十里玄武湖，也就夠了。」李後主沒吭聲，旁邊的尚書徐鉉諷刺道：「天子對賢士一向慷慨，區區一個小湖送就送了，沒什麼可惜的，可惜沒有賀知章那樣的人物值得賞賜啊。」

[註釋]馮謐喜湖，典出宋人竇萃（別號天和子）所編《善謔集》，原書已佚。元末明初陶宗儀編纂《說郛》時收錄八條，包括上述這條馮謐喜湖。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沒過多少年，又開始走霉運了。這次它迎頭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寧府擔任知府，辦公地點正在玄武湖旁邊。他是個出了名的務實主義者，每天看著湖邊勝景，覺得鬧心。這風景再好，也不能當飯吃啊，太浪費了。於是王安石給宋神宗上書，建議排空湖水，改為農田。他算了一筆賬，將這個湖填平，可以多得200餘頃好田。

這種好事，朝廷自然無有不允。就這樣，在王安石的主持下，開十字河，立四斗門。可憐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為放空，化為一望無際的農田，只留下十來個小池塘，彷彿它眼眶中滿盈的淚水。

這已經是它第二次被人類幹掉了。

王安石對這項政績很是得意，特意寫了一首《書湖陰先生壁》以為紀念：「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兩山是鐘山、覆舟山，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煙波浩渺的大湖，成為「護田繞綠」的條條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對城市規劃缺乏了解。沒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極大限制，一下雨就澇。這個麻煩從宋代一直持續到元代，以至於元廷不得不先後兩次重新疏浚。在鐘山附近開河道，重新蓄水還湖，才算讓玄武湖稍微緩過來一點。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應天府之後，他著手對玄武湖——那會兒其官方名字已被定為後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復到最盛時三分之一的格局，夠資格重新稱湖了。

聽到這個消息，一身傷痛的后湖挺高興，覺得自己總算否極泰來。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會在我這兒建個行宮林苑什麼的吧？過去的奢華好日子，眼看就要回來啦！

它沒高興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離奇的命令：封湖。

隨著皇帝一聲令下，大批軍隊衝到后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驅趕出去，硬是在京城腳下隔離出了一塊戒備森嚴的禁區。

也許只是臨時性的管制措施吧？后湖這樣猜想。

它萬萬沒想到，這次封湖持續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將近三百年，幾乎與大明的國祚等長。終明一代，后湖從未對外開放過，成為大明最神秘的區域之一。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大明朝廷如此大動干戈，把這座命運多舛的湖封禁如此之久？是風水考量？是靈異作祟？抑或湖底鎮壓著什麼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對。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就得先牽扯出一個歷代帝王都為之殫精竭慮的大題目。

第一章天下透明

讓咱們先把玄武湖擱在一旁，視線稍微放遠一點，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陽。

在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陽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說鴻門宴，它是件大事，還沒發生。

這件小事與鴻門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書里只有簡單的幾句話，閱讀時很容易一眼滑過去。但對風起雲湧的秦末亂局乃至後世來說，它卻有著極深刻的影響。

這一年，劉邦搶在其他諸侯之前殺入關中，兵臨咸陽。秦三世子嬰手捧玉璽出降，秦帝國徹底土崩瓦解。這群沛縣窮漢進入大秦國都之後，立刻被其繁華富庶迷花了眼，紛紛衝進各處府庫去搶金帛財寶。就連劉邦自己，也賴在秦宮裡不願意出來。這裡多美好啊，有精緻滑順的帷帳，有名貴的萌犬和駿馬，有琳琅滿目的寶物，還有不計其數的美女。

在這場狂歡中，只有一個人保持著無比的冷靜。他叫蕭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這位前沛縣官員有著豐富的行政經驗，他知道，對這個新生政權而言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蕭何穿過興奮的人群和堆積如山的財貨，來到大秦丞相、御史專屬的檔案庫房。這裡門庭冷落，因為裡面沒有珠寶金玉，只有天下諸郡縣的戶口版籍、土地圖冊、律令等文書，沒人對這些寫滿枯燥數字的竹簡有興趣。

蕭何下令將這些資料進行清查、分類，然後一一打包好。

沒過多久，劉邦去鴻門參加了一次酒宴。回來以後，他一臉晦氣地吩咐諸將收拾行李，準備退出關中。緊接著，項羽大搖大擺地闖進咸陽，他趾高氣揚地告訴劉邦：「你去漢中當個漢王吧。」然後把三個秦軍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封在秦嶺北邊，牢牢地鎮在漢中與中原之間。

劉邦大怒，漢中又小又窮，道路險峻，再加上這麼三道枷鎖，明擺著不打算讓自己翻身啊！他心想，乾脆賭一把，帶兵去跟項羽拼一場算了。周勃、灌嬰、樊噲幾名部下輪番相勸不果，這時蕭何站了出來，問他：「去漢中稱王，跟死相比哪個慘？」劉邦說：「廢話，當然是死更慘。」蕭何說：「現在咱們跟項羽打，鐵定是百戰百敗，純屬作死；您何妨學學商湯和周武，先去漢中隱忍一陣再說。」

劉邦看著蕭何，覺得他話還沒說完。

隨即蕭何講出一段詳細規劃：「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估計劉邦聽完這話，肯定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憑什麼？」

你的戰略規劃聽著很棒，但具體怎麼落地？憑什麼「養其民」，憑什麼「收用巴、蜀」，又憑什麼定三秦、圖天下？

蕭何微微一笑，就憑我從咸陽帶出來的那些戶籍檔案。

可不要小看這些其貌不揚的簡牘，它們蘊含的力量，比名將精兵更加可怕。

戶籍的雛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時就已經出現了，春秋時代亦有書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個完整體系的，是赳赳老秦。

[註釋]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語出《尚書·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攝政，決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後來的東都。但殷商遺民不願隨遷，周公便告誡他們，「你們殷人的祖先，是有冊書典籍的，記載著成湯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官方檔案冊典，惜尚未知其具體形式。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文字為甲骨文，《英國所藏甲骨集》說「貞登人乎涿」（在涿這個地方登記人口），可見，在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嚴密的人口登記制度，登記造冊，以實行管理，成為後世統治者效法的榜樣。

自商鞅以來，秦國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綿密細緻而著稱，特別熱衷於大數據。《商君書》里列舉了國家興盛需要掌握的十三類數據：官營糧倉、金庫、壯年男子、女子、老人、兒童、官吏、士、縱橫家、商人、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對於百姓數據的搜集，必須倚重戶籍的建設與管理。

到了秦始皇時代，郡縣制推行於全國。從一郡、一縣到一鄉、一里乃至每一戶，官府都有詳盡記錄。你家裡幾口人，年紀多大，什麼戶籍類別，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遷來，何年傅籍，養幾匹馬、幾頭牛，耕種的地在哪兒、多大，種的什麼作物，稅要交多少，等等，記錄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關檔案每年還要進行更新，由專門的上計人員送到咸陽留存，以便中央隨時掌握地方情況。

這套制度，在秦始皇時期一直保持著高效運轉，到了秦二世時期，各地官府出於慣性也一直在執行。蕭何在官府里當過主吏掾，對這些東西再熟悉不過。

[註釋]主吏掾：秦朝縣令的屬吏，漢朝改為功曹，主管衙署內所有吏員，有考核、裁汰之大權，故有主吏之稱。掾，原為佐助之意，後為副官或官署屬員的通稱。蕭何曾任秦沛縣（今徐州沛縣）主吏掾，能經常接觸各種不同的業績數據，每種數據幹什麼用的，各種數據背後是什麼情況，他都一清二楚。

當蕭何把它們獻給劉邦時，一瞬間，整個天下都變得透明。

無論是南海郡的柘漿種植面積、成都的蜀錦產量，還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壯丁總數，翻閱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個河東地區的牲畜總數？想看看關中有多少鐵匠作坊？翻閱一下，探囊取物。

劉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漢中，便可以閱盡天下虛實。

如《里耶秦簡》編號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關係非常清晰。

對於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這實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壯丁數量，可以算出能動員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運力；查閱了作物產量，便對糧草的徵發心中有數；掌握了地形圖冊，也就明確了對該地區的用兵方略。哪個郡有鐵礦，可以冶鍊軍器；哪個縣有草藥，可以平伏疫病；哪個鄉可以提供獸筋膏脂，多長時間送到哪裡，道路狀況如何……種種信息，都隱藏在這一片片簡牘之中。

要知道，戰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勤表現。後勤最重視的並非武勇，而是精準統籌。精準統籌的前提，則是翔實豐富的數據。可以這麼說，在戰略層面的對局中，拼的不再是韜略，而是資源利用率。誰的數據掌握更精準、誰的物資調配更有效率，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即所謂「大勢」。

蕭何從咸陽運走的簡牘檔案，正是戰略對決中必不可少的。

劉邦偶爾犯渾，但大事上絕不糊塗。他立刻領悟到這些簡牘蘊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漢書》記載，他聽完蕭何的勸說后，就回了一個字：「善。」幾百年後，劉備聽完諸葛亮的《隆中對》，也只回了同樣一個字，他的內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劉邦不再執著於跟項羽爭霸，收拾行李高高興興出發了。抵達漢中之後，他拜蕭何為丞相，主抓內政，坐鎮後方。沒過幾年，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揭開了楚漢相爭的序幕。

在漫長的中原爭霸期間，項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無敵戰神，每一次揮動武器，都把劉邦伸過來的藤蔓砸得粉碎。可這些藤蔓的根部緊緊吸附於大地，源源不斷地從土壤里榨取營養，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長，伸展，糾纏，韌勁十足。

慢慢地，戰神開始疲憊，藤蔓的數量卻有增無減。它們被打斷了無數次，可總能捲土重來。戰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卻驚訝地發現早已無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滿……接下來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說那些名將是藤蔓的枝，那麼蕭何就是藤蔓的根。

「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這是劉邦給蕭何做的工作總結。這些工作沒有衝鋒陷陣那麼華麗激烈，也沒有運籌帷幄那麼驚艷燒腦，只是無休止地和數字搏鬥的瑣碎。它沒法保證漢軍在戰場之上連戰連捷，但可以讓漢軍在戰場之外始終不敗。

[註釋]據《華陽國志》所載，劉邦「自漢中出三秦伐楚」之時，「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蕭何這位同志不僅負責了信息搜集工作，還擼起袖子把收稅、後勤的活都給幹了，打仗的錢也都是他弄來的。所以最後，劉邦說他是首功之臣。

於是項羽百勝而後一敗，劉邦百敗而後一勝，江山遂告易手。

劉邦對這一切，看得非常透徹。他稱帝之後，論功行賞，把負責後勤工作的蕭何排在了首功。

若沒有蕭何當初從咸陽果斷運出的那一大批無人問津的檔案，這種奇迹般的運營效率簡直無法想象。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戶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司馬遷為蕭何這個行為做了總結：「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當然，這些咸陽老檔也並非萬能。

秦末戰亂時間太長，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劉邦在自己下的詔書里承認：「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這個「名數」，顏師古解釋說是「戶籍」。「不書名數」，是說老百姓都跑光了，戶籍管理體系已然崩潰。

[註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語出《漢書·高帝紀》。古之為盜者，多保據山澤，佔山為王，漢儒賈山曾言，秦「群盜滿山」。漢高祖劉邦十分清楚，之前戰亂年代，百姓多離家逃難，聚集在山澤之間，沒有戶籍，不受管控。據《漢書·嚴安傳》所載，秦朝末年，連年戰亂導致人力缺乏，真的是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牛馬使。死個把男人不要緊，我們還有女人呢！運輸隊裡面都是女的。又據《漢書·食貨志》所載，經過戰亂，許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二三。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保障，天子的日用也無法滿足，出趟門連四匹純色的馬都湊不齊！

咸陽老檔可以提供一些歷史數據以為參考，卻沒辦法繼續更新數據。

但不更新又不行。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維持一個國家，比佔領一個國家更難。

新生的漢家王朝想要延續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數量，把流民趕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稅基；有了稅賦徭役，政權機器才能運轉，實行有效統治。想做到這些，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戶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絕對不行的。

這個難題，劉邦自然而然地交給蕭何去解決。

漢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蕭何便迫不及待地動手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大普查，「初為算賦」，然後以此為基礎，搞出了一套叫作《九章律》的法典。

這個法典是以秦六法為基礎，在《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之外，又補充了《戶律》《興律》《廄律》三部法律。這其中的《戶律》，正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架構出的一套戶籍制度。

[註釋]《戶律》裡面規定，每個人都必須自覺上報自己的年齡。如果歲數太小，又沒有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那麼就要當地的官員估個數，替他上報。如果報年齡的時候，虛報達到三歲以上，就要罰錢。制定這條法律，是因為經驗豐富的蕭何事先就考慮到，有些人會虛報自己的年齡，不願意被登記為「丁」，以逃避賦稅和徭役。後來，曹參繼承了蕭何的職位，就隨便混混日子，天天喝個小酒什麼的。人家問曹參你幹活怎麼這麼不積極啊？曹參說蕭何制定的規矩太好了，我還要費什麼腦子呢？後來這成了一個成語，叫「蕭規曹隨」。

這套體系展開來說，是個非常大的話題。簡單來講，漢戶律「計家為戶，計人為口」，以一戶作為基本單位。戶籍要開列戶主以及家庭成員的籍貫、爵位、年齡、性別、相貌膚色、健康狀況等。還要對家庭財產進行登記，一戶有多少田畝、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寫明。

該戶的賦役數額和戶口級別，皆據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還要向當地官府主動申報戶口變動情況，謂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級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數量、年齡、墾田、稅收、官吏數量做一個統計，鄉里交縣裡，縣裡交郡國，最終匯總成「計簿」，再派專人遞交中樞。

中央這邊接到「計簿」，由御史先審核一輪，確認數字沒問題，再提交給丞相。有了這些數據，朝廷可以保證稅收，也可以藉此控制民眾流轉，進一步增強中央集權。

這都是秦法搭建起來的運作框架，由漢律來落地實行。

確定了田地數量，稅賦就有了出處；確定了人口數量，徭役就有了來源。這兩樣掌握住，政權就穩了。用《大學》里的話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這套體系不光讓西漢渡過了初期的難關，逐步走向強盛，還深刻地影響到了後世。

自漢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三年一團貌；宋代分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又分坊郭（城市）戶和鄉村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細節如何變遷，其運作的基本邏輯，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戶律》精神，總結下來就八個字——收稅有據，束民有方。

[註釋]東晉的戶籍制度：西晉因著八王之亂、永嘉之禍而亡國，琅玡王司馬睿在南渡過江的中原士族與江南士族的擁護下稱帝，國號仍然為晉，史稱東晉。東晉政權偏安江南，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戰之中。北方世家大族、百姓紛紛渡江南遷，稱為僑人，散居在僑立的郡縣中。據《隋書·食貨志》所載，本來戶籍無黃、白之別，皆是黃籍，但南渡而來的僑人被允許攜帶其北方原來的籍貫，故產生了白籍。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納稅服役。僑人越來越多，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負擔，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故出現了旨在把僑人變為南方土著人戶的土斷，努力恢復戶籍無黃、白之分的舊狀，擴大徵稅、服役人群。

唐代的戶籍制度：據《舊唐書·食貨志》所載，唐高祖年間，凡天下戶口，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編造一次。編造戶籍時，地方官吏必須親自檢閱人丁的形貌，將結果記錄在冊。因各地常集合五黨或三黨為一團進行，故稱為團貌。團貌要耗費相當可觀的人力，所以，在戶籍編製正常的情況下，貌閱的重點對象為與賦稅制度密切相關的五個年齡段的男子，以及可以免除賦役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殘疾人。

宋代的戶籍制度：宋代戶籍有主戶、客戶之分。主戶，又稱稅戶，指有田產、稅錢或家業錢的民戶，根據地域、田產的不同，分為五等，使之在負擔差役、雜稅等方面有所區別。上戶承擔重難差役，中下戶承擔較輕的差役。客戶，也稱佃客，指沒有土地、常居主人之家、為人佣耕的佃農。官府出於徵發勞役的需要，將客戶也登記在冊。坊郭戶和鄉村戶大約始於宋朝初年，其實就是城鎮戶口和鄉村戶口。兩種人交的稅不一樣，城鎮戶口又有錢的，就要交更多稅。不管是城鎮戶口還是鄉村戶口，都有主戶和客戶之分。主戶是城市裡的有房一族，客戶則是租人家房子、店面的那些人。

一個政權掌握的戶籍數據越詳細，天下就越透明，統治也越穩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歷代王朝肇造，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遠是統計天下，修造版籍。這事搞不定，啥也幹不了。

不過建戶籍這事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

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規則設計完備，資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比如劉邦，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很快便能進入狀態；司馬炎運氣更好，魏、蜀、吳三國皆襲用漢制，三分歸晉之後，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併；大唐之前，有隋朝幫它「大索貌閱」，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大宋之前，後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趙匡胤黃袍加身，照單全收便是。

跟這些幸運兒相比，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麼好的運氣了。

因為他要面對的，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

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戶籍體系叫作「諸色戶計」，以繁複而著稱。有按職業分的，如軍戶、民戶、匠戶、鹽戶、窯戶、儒戶、打捕戶、樂戶、織戶、採珠等等；有按貢賦內容分的，如姜戶、藤花戶、葡萄戶；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還有為了服務於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怯憐口戶；再往下細分，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投下種田戶等等；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老戶，負責供養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隸屬於寺院的永業戶；等等。

順便一說，同一類戶籍下面，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

再順便一提，不同類別的戶籍，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匠戶歸戶部管理，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

在沒發明電腦的年代，想把如此錯綜複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忽必烈在中統元年（1260年）曾經試著搶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讓他這次「閱實天下」的目的沒有實現，反而弄得更亂了。

跟繁複的戶籍體系相對應的，元代的戶籍管理也極其簡單粗暴。

馬可·波羅在遊記第二卷里，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寫好貼在門口，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單上。」

雖然他是以讚賞的口氣來描述的，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能吐出一口血：這管事的得多懶多糙，才會這麼干啊！

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戶籍管理，其實算得上放養。

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年。元末戰亂一起，它便徹底趴窩崩潰。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准。」

[註釋]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准：據《明史·食貨志》所載，元朝末年時局動蕩，多死傷禍亂之事，官方的戶籍和田畝賬冊多有亡佚，賦稅徵收沒有根據。據《明實錄》所載，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後一天，朝廷才統計出全國人口的數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來接盤的朱元璋，可發了愁。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蹲在地上嘆了口氣：這飯啊，夾生了。

元代戶籍實在太亂，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難度也極大。廢棄不是，繼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對這個複雜局面，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試探著來。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隸諸府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作「均工夫」的試點制度。規則很簡單，按田地數量征賦役：每一頃地，出一個壯丁，農閑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夠一頃，可以幾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錢雇佃農去服役。

這是一個無奈的折中做法。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沒有戶籍來制約。官府幹脆不按人頭徵稅，而是把賦稅折到田裡。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總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布詔書說：「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這是在向民間徵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緊接著，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

[註釋]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戶籍賬冊還是有根有據為好，朕已下令總兵官注意徵收元時戶籍殘本，或者它們已經失散於軍、民之間，如果能找到的話，允許地方官府送交上來。

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每個人的戶籍必須以原先的戶籍為準，不得擅自改變。萬曆年間，《大明會典》重申，所有軍人、農民、驛站工作人員、鹽場工人、醫生、天文星象觀察者、工匠、樂工，都不可以擅自轉行。如果偷偷改變戶籍記載的職業，想換輕鬆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麼戶籍，現在還是什麼戶籍，別自己亂改。在新戶籍建起來之前，權且用舊戶籍管著，先把人攏住了再說。

無論是「均工夫」還是「原報抄籍」，都只能臨時救個急。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還得儘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他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夫有戶口而後田野辟，田野辟而後賦稅增。」

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到處開會調研，最後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

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在當地搞了一個戶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

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朝廷相繼出台了各種政策，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勛爵，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一個新生政權，正緩緩走上正軌。

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頒布了一道聖旨，鄭重宣布戶帖制在全國推廣上線。

「戶帖」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的，它最早見於南齊，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時常可見，是一種催稅到戶的術語。不過在明代，這個「戶帖」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

不光內涵不一樣，連口氣都變了。

朱元璋的這道聖旨，在中國的皇家文件里極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聖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後，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使之駢四儷六、辭藻雅馴，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而朱元璋的這份「戶帖諭」，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諭」。

聖旨是這麼說的：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作）軍。欽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聖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讀起來特別寒磣。

這個文風，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乃是脫胎於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發布命令多用蒙語，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有時候事起倉促，省略最後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硬譯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詔書就是這種風格：「（我）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統臨戎錄》，裡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特別有趣。

說回正題。

朱元璋為啥要用這麼奇怪的白話文？不是因為朝中無人，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那些文縐縐的套話空話。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疏，前後一萬七千字。朱元璋讓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還沒進入正題。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過來痛罵一頓。這位皇帝態度倒真認真，罵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著念，念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才聽見乾貨。

茹太素用最後五百字說了五件事，件件見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說：「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斯而見。」

後來朱元璋為了防止忠臣被誤傷，特意把公文要求寫在《大明律》里：「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每事各開前件，不許虛飾繁文。」

在國家級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話，也算朱元璋身體力行做的一個表率。

回過頭來繼續看朱元璋這份聖旨，拋開文風不說，它的內容相當務實。裡面沒任何虛頭巴腦的廢話，條分縷析，每一句都是乾貨，把戶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麼，戶帖制到底是幹什麼的？怎麼運作？咱們不妨把整個執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當然是皇帝下發一道大白話聖旨到戶部，給政策定下基調。

第二步，戶部根據文件精神，設計出標準戶籍格式尺寸，叫作戶帖式。戶部規定：「戶帖」的用紙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邊緣還綴有一圈花卉裝飾。

這個尺寸，可不是隨便定的。

早在晉代，朝廷製作戶籍時已有規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為當時沒有線裝書，而是捲軸裝。紙與紙之間左右相連，形成一條長幅，因此寬度不限，只需要規定長度即可。

到了明代，裝幀方式已和現代無異，頁頁相疊，因此需要把長、寬都規定出來。將長度定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種從古。

看完尺寸，咱們再來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塊。在最右邊，印製洪武皇帝剛才那段白話聖旨，前面添加一句「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字樣。一來申明此乃皇命；二來警告百姓要如實申報，否則要充軍；三來提醒經手官員，如果他們違法徇私，也要處斬。

中間部分，是戶帖主要內容，要寫明該戶的鄉貫、男子丁口、女子口、名歲、與戶主關係、戶種、事產、住址等信息。

最左邊，是留給官員簽字之用。朱元璋對這次推行極為重視，要求每一級都要有經手官員的籤押，以便追溯責任。所以每一份戶帖的簽字，都是從戶部尚書鄧德開始簽起，接著是副手左侍郎程進誠——當然，這兩位的籤押都是提前印製好的，否則他們也甭干別的事了；隨著戶帖一級級下發，會有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簽在後頭。

這是中央部門簽發部分。在戶帖背後沿邊還留有空白，以便地方執行官員簽下花押：從知縣、縣丞、司吏、典吏到書手、里保，一個都不能少。

調閱任何一份戶帖，都能查到從中樞到執行小吏這一整條文件流轉的路線。哪一環節出問題了，抓起責任人來十分方便。

每一份戶帖，都要一式兩聯。首一聯叫作籍聯，次一聯叫作戶聯。前者交給官府留底，後者給百姓家裡留底。在籍、戶二聯之間的騎縫處，要印有字型大小以作為堪合之用，還要蓋上一個戶部騎縫章，每聯恰好各留半個印。這樣一來，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偽造。

從一份戶帖式上的設計可以看出，大明朝廷著實下了一番苦心。逐級簽字，騎縫用印、編號堪合，籍戶二聯，儘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僅此一點，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裡去了。

第三步，戶部把設計好的戶帖式下發給官辦印坊，依照樣本批量印製，然後分發到各地州縣，並規定了繳還時間。

第四步，各地州縣接到空白戶帖之後，必須由正印官員擔任提調官——這個提調，是臨時差遣頭銜，和後來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務不一樣。他的工作是張貼文告，曉諭百姓，讓他們早做準備，還要對屬下官吏進行培訓。

接下來，提調官成立工作小組，親自坐鎮監督，下級官吏帶著空白戶帖，分赴各地基層去執行落地。

第五步，衙門小吏和當地里正逐家去敲門送帖。百姓大多不識字，需要口頭申報，小吏當場填寫資料，並由熟悉內情的里正審核、作保。三方確認無誤，小吏會撕下其中的籍聯部分，帶回衙門，與其他籍聯匯總；剩下的戶聯部分，交還百姓自家留底，叫作戶帖。

這個制度之所以叫戶帖制，就是從戶聯這兒來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聯，在衙門匯總統計，要算明戶口、人口、丁口、田產幾項數字的總額，連同原始資料一起遞交給上級，自己複製一份留底。這麼一層一層磨算，逐級匯總到戶部。戶部呈遞到朱元璋手裡的，就是一份全國總戶口、總人口、總適齡壯丁以及總耕種田畝數的概算報告。

有了這個東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見。他可以隨時看到一個地區的總數據，如果願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戶的情況。

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嗎？

老朱對官僚一向不大放心，總怕有人從中舞弊徇私。他對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間隱瞞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於白乾。

因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制約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動員了一大批軍隊系統的文書人員，分散到各地去審核抽查，術語叫作「駁查」。用聖旨里的話說就是：「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

這些大頭兵和地方不是一個系統，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軍隊駁查出戶帖數字與實情不符，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要哪一級官員的腦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隱瞞，那就發配去充軍。

第八步，軍隊駁查完畢，也提交一份報告給皇帝，和戶部報告並讀。大功告成。

說了這麼多，那麼這個戶帖到底什麼樣子？

讓我們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戶帖實物，看看都填寫了什麼吧。

從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側，是朱元璋的大白話聖旨，佔了將近一半的紙幅。在聖旨結尾還有一行字：「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堪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這是在宣讀戶主的權利和義務，提醒他有權收到一份戶籍副本，上面還有一半官印可以驗證真偽。

聖旨之後進入正文：

一戶，林榮一。

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計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事產：屋，一間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從這些信息可以看出，這是個典型的小自耕農家庭，一家五口，一間房子幾畝田地，勉強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興府下轄的某一個鄉村裡。

再往左邊看，是兩行字：「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說明這份文件是戶聯，給戶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邊，有一排殘字，只余左半邊：「加字壹佰玖拾號」。這個是騎縫字型大小，另外一半字在籍聯上面，已被扯去交官。萬一起了糾紛，官府就會調來籍聯和戶聯對比，騎縫字型大小能對齊，說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還有負責官員的花押，一共有六個。不過具體是哪些官員的手筆，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還能看到一個「部」字。另外一個字是「戶」，留在了籍聯上。具體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聯捲起來，讓「戶」字和下一聯的「部」字恰好平齊，蓋上騎縫大印。如此操作，兩聯各留一半鈐記，功能和字型大小一樣，還兼具認證功能。

這樣一來，官府和民眾各執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來管理，民眾若碰到家產糾紛，也可以以此為證據，去調官府的原始記錄，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偽造、篡改的情況。

這份戶帖，可以說設計得相當周詳了。

不過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覺察到，這個戶帖里有兩個不太容易發現但事關政策成敗的小問題。

大家不妨停在這裡，想上五分鐘，再繼續讀下去。

戶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麼？是徵收賦稅。而中國古代的賦稅依據除了人丁之外，還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這個說法還不夠準確。

稅賦依據，不只要看田地多寡，還要看田地質量。

河邊的田地和山坡上的鹽鹼地，即使面積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樣，產出大不相同；麥田和桑田，即使面積相同，收稅種類也要有區別。如果不加區別，只以面積來收稅，小則造成紛擾，大則激起民變。

早在春秋時代，楚國令尹子木整頓田制時，就注意到要考慮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賦」。王安石變法時，有一項方田均稅法，將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稅負各不相同，多佔良田者多繳，少佔貧田者少繳。

將田地分級，是土地管理實踐中的重要一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稅賦公平，減輕貧民負擔。

可在剛才那份戶帖里我們可以看到，林榮一家裡那六畝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簡單地登記成「自巳民田地」。這塊土地種的什麼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戶帖里一概沒寫，甚至連所在位置和形狀都沒提。

這讓朝廷以後怎麼收稅？

也許會有人指出：土地資料都是單獨編成魚鱗圖冊，你在戶帖里當然看不到。

魚鱗圖冊是一種土地登記簿，裡面會將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標明，繪成圖形。一片一片的地圖狀如魚鱗，故而得名。它始見於宋代婺州，在元代開始流行於兩浙經濟發達地區，是國家釐定稅賦的重要參考。

但問題是，朝廷開始大規模修造魚鱗圖冊，是洪武十四年之後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廣戶帖的過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圖。

這太奇怪了，元末的狀況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賦無准」，說明戶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經搞了全國人口大普查，為什麼不摟草打兔子，順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幹嗎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後才做？

其實，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務實穩重之處。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嗎？想！他做夢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賜，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攤爛賬，基層瞞報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像湯和、李善長這種級別的功臣，都曾因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過申斥，可想而知當時的風氣。

隱田藏匿得多，稅賦就交得少。稅賦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權就要出問題。朱元璋當然希望儘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動過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但具體到執行層面，從皇帝到戶部尚書都在發愁。

太缺人才了。

清點人口比較簡單，執行人員懂得加減乘除就夠了；清丈田地卻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因為田地不可能全是規整的方形，經常會有圭、邪、箕、圓、宛、弧之類的田地形狀，執行人員得精通方田之術，才能精確測量出面積。

何況它還是個情商活。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互相包庇，執行人得足夠精明，才能從狡黠的地方豪強嘴裡挖出隱田來。

國初百廢待興，朱元璋手裡暫時還沒有那麼多人才儲備。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麼程度呢？有一次，朝廷決定要整頓浙西的土地，勉強湊了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這還是因為浙西是賦稅重鎮的緣故。至於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只能「分遣監生並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連國子學的人都抽調出去了。至於其他地區，中央連使者都派不過去，只能發一紙聖旨，讓各個地方自行「擇邑從事之賢者」「新具圖籍」。

上頭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裡。好，你顧不過來，那我就慢慢拖唄。比如蘇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務，他們交齊全府魚鱗圖冊的時間，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員的浙西地區，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難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麼多田地，利益關係牽涉極深。當年元廷屢次想在這裡清丈土地，結果「緣以為厲民，至有竊弄兵戈子草間者，上下憂之，遂不克竟」，愣是被當地人給攪黃了。後來官府和當地豪強達成一個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冊籍，準不準另說，我不深究你隱報的土地，各自賣個面子，相安無事。

這麼個複雜的地方，朝廷卻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連個水花都瞧不見。

史書上記載周鑄他們事情辦得還不錯，說「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賬）不欺」。還有湊趣文人寫了首詩：「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

[註釋]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賬）不欺：語出名士楊維楨《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成教授，即前濟寧郡教授成彥明，此次與周鑄同行，前往浙西核田。當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歡這些督查員，覺得他們辦事清明、果斷，丈量田地時很有規範，編繪的魚鱗圖冊也十分準確，與實際田畝相符。

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此乃楊維楨采民謠整理成詩，名為《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黃侯，乃黃萬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楊維楨為元末明初之人，詩中洋溢著對新朝治土有方、編繪出魚鱗圖冊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龍飛九五之尊，定下南北兩都，山川草木都恢復了生機；三吳本是難以實地考察、丈量之地，田畝難有籍冊，如今，經過這次大規模測量，四海之田畝都能有圖有據啦！

至於實際效果嘛，周鑄有一個同行者叫成彥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記錄：他負責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一個人要兼顧這麼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麼可能靠譜。

可見「竿尺有準」云云，無非是跟當地達成某種默契罷了。你自己報上來，我給你寫下來，大家都別深究。

這還是在大明統治的核心地帶，至於外圍各地，更是鞭長莫及。

事實上，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形勢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沒法徹底清丈全國土地，更別說給土地分級了。對此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里特意強調過：「國初定賦，初但據一時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

當然，朱元璋手裡還有軍隊，如果要強行清田，也未嘗不能。但一村一縣可以鎮壓，總不能每村每縣都要靠暴力解決。天下初定，民心未附，這麼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積變亂。

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彈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唄。

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他決定只專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這根高壓線。只讓百姓把手裡的田地面積寫清楚，官府做個賬面統計，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麼知道它們的面積和產出呢？就算讓百姓自行申報，也得有個參考吧？

朝廷用了一個巧妙的民間土法來估算。這法子原來在金華地區盛行，以產量來估田畝。割麥子的時候，三捻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則為一擔谷。拿這個經驗公式推算，肥田每畝收谷四擔，瘠田兩擔，可以從產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積。

這個經驗公式適用於江南地區，北方物候不同，演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一個姓王的秀才在山東諸城推行的叫折畝法：具體做法是設定一個基準單位，叫作稅畝，好地一畝頂一稅畝，次一點的地，兩畝頂一稅畝，再次的地，三畝才折一畝。通過這種做法，盡量讓稅賦公平一點。後來到了明中後期，折畝法被發揚光大，通行全國，不過那就是后話了。

無論是金華的經驗公式，還是諸城的折畝法，都是折中之舉。朝廷無法核田，又要保證稅收正常運作，只好採取這種粗疏的權宜之計。

朱元璋退的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觸情緒會減輕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戶帖給推行下去。他甚至還主動下詔，鼓勵墾荒，說新開發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聽，好啊！舊田地官府現在不追究，新田地還不用徵稅，那還不多干點？元末拋荒的大量田地，在這個時期被重新墾殖，生產力迅速恢復。

至於戶帖，官府說什麼咱能填什麼，反正是免費的。

老百姓覺得自己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計更長遠。

他們不明白，戶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錮在原地。只要人鎖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他們現在開墾的隱田越多，未來朝廷可以徵稅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聽起來不錯，從洪武十三年開始墾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稅。但再仔細一想，不對啊，很多人從洪武四年開始就開墾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間的新田，可就這麼被國家算進賦稅了。

緩行一步的好處還不止於此。

經過戶帖推廣這一場全國大普查的洗禮，朱元璋鍛鍊出了一大批精通計算又深諳基層內情的官吏。他們具備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技術層面不存在障礙。

朱元璋這一招以退為進，既緩解了基層情緒，又推行了政策，還鍛煉了隊伍，為以後埋下伏筆，可謂前後勾連，一舉數得。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戶帖推行十周年，國家捲土重來，百姓們驚訝地發現，他們身負戶帖之枷，面對虎狼之吏，已經沒辦法像洪武元年那樣再玩小動作了。

真應了那句話，稅收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咱們再說回那份戶帖里的第二個問題。

林榮一的家庭地址，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注意這個「民」字，指的是林榮一全家的戶籍類型，是「民戶」。在其他幾份流傳下來的戶帖里，我們還能看到「軍戶」「匠戶」等分類。

等一等，匠戶、軍戶那些亂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職業戶制嗎？大明洪武二年確實搞過一個「原報抄籍」，但那不過是維穩的權宜之計，怎麼洪武四年的新戶籍里，還有這種鬼東西？

元代的這個職業戶制，是一種歷史大倒退。本來在宋代，因為經濟發展迅猛，戶口設計趨向於寬鬆流動。比如「客戶」是沒有常產的戶籍，但如果一個佃農賺到錢買了田產，就可以「復造」戶籍，從「客戶」轉為有常產的「主戶」。

元代可不敢這麼干，統治者最擔心的是統治被顛覆，所以他們設計戶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緊越好。職業戶制下的民眾，世世代代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不可變易。

放著宋的好東西不學，幹嗎學壞的？

朱元璋選擇保留元代的職業戶制，原因很複雜。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舊職業戶出身，牽涉複雜，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態。貿然廢除職業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明初百廢待興，朱元璋不想在這個上面節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舊檔，申明效力，讓職業戶各安其位——先穩住再說。

而一項國家政策是有延續性的，一來二去，職業戶便從權宜演變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個衛所制。龐大的軍隊不再退役，以衛所為單位，直接落地變成軍戶。閑時屯田自給，戰時赴戎。而軍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軍人。朱元璋對這個設計很得意，自誇說我朝不用徵兵，也不用征餉，軍隊自給自足，不驚擾百姓分毫。

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軍戶」。

不過朱元璋總算沒太糊塗。他只把戶籍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民戶歸戶部管，軍戶歸兵部，匠戶、灶戶歸工部。還有一些細分小戶種，但總算不像元代那麼奇葩。

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他也表現出了務實的靈活性。比如在這次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有一個特別的要求：「不分戶種，就地入籍。」

「不分戶種」是說無論民、軍還是匠戶，都要登記，沒有例外，這是全國一盤棋；「就地入籍」是說，當時天下流民逃戶太多，朝廷要求他們返回籍貫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願意回去，也沒關係，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樣可以授田登記。

不過，無論是權宜之計還是規劃衛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實朱元璋沿用職戶制，歸根到底是因為他的控制欲太強了。

這種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別適合維持穩定，而穩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視的。在朱元璋心裡，老百姓最好老老實實待在土地上，別到處溜達生事。

不光朱元璋這麼想，明清兩代對職業戶制，也頗多正面評價。比如萬曆年間有一位禮部官員晏文輝讚譽說：「洪武舊本，由（猶）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條萬干，總出一根；水有千支萬派，總出一源。人有千門萬戶，總出於軍民匠灶之一籍。」清代的學者朱奇齡更是進一步分析說：「既有常業，有令世守之。則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無非各事其事，童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

朱奇齡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來，職業就註定了，不會有別的想法，自然不會瞎折騰——此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官府方便管理，社會也能少鬧點矛盾。

換句話說，為了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朝廷並不在乎犧牲掉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

這個職業戶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妥協產物，在穩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義。沒想到朱元璋試用了一下，覺得太好使了，乾脆把它當成一個常規，一代代傳了下去。

不清田，職業戶，從上述兩處細節可知，設計者在一份薄薄的戶帖里埋藏的用意，實在深若淵海。

這一次戶帖大登記，從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續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後整整一年。因為策略務實、設計周詳，加上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很快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順利完成任務。

雖然這次普查的原始記錄並沒留下來，但根據種種記載推測，總註冊人口數在五千五百萬以上。

這五千五百萬人，是已經安定下來的生產人口，而且處於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願意，可以追查到具體任何一戶的狀況，掌控力遠超從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這是中央政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這對新生的大明政權來說，意義重大。

正當諸多官吏長舒一口氣，覺得大功告成之時，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戶帖統計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人口會增長，田地會變化，從此以後，每年地方上都要進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冊。

原來這一切，都只是鋪墊罷了。

真正的大戲，要等到十年之後。

第二章朱元璋的理想

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沒閑著。

平定四邊、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復生產，天下有堆積如山的事情等著處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還抽出空來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兩次大清洗，日子過得相當充實。

一轉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戶帖第一次更新的時候了。

朱元璋沒打算做簡單的數據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統的全面升級。

在朱元璋的規劃里，戶帖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他不只希望天下變得透明，還希望天下任何一處地方都能觸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達成一種對社會細緻而全面的控制，讓統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貫徹到大明最基本的戶籍單位——戶。

這個不獨是朱元璋的理想，對任何一個中央政府來說，最美好的狀態，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順暢地傳達給每一個具體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會，國家機器想達到這個境界太難了。

大秦帝國嘗試過一次。秦的基層組織，每三十戶設一位里典、一位伍老；鄉一級有嗇夫、三老、游徼。這些人都屬於政府公務員，負責治安、徵稅、司法等庶務。上一級的縣令或縣長對他們有任免、獎懲、指導工作的權力。

在這個結構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從中央貫通到最低的里一級。

可是當時沒有紙，更沒有電話和電報。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處基層，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別的不說，秦始皇每天要批閱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國工作量有多少。

這種基層結構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願放鬆管束。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法律再細密些、再嚴苛些，指望民眾畏法謹行，老實不生事，以此減少管理負擔。可是，實際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嚴，管理起來就越麻煩，基層就越容易出問題；而基層問題一多，官府不得不強化懲戒，反而讓成本越來越高。

一來二去，形成惡性循環，直到結構不堪負荷。

秦代滅亡的原因有很多，這個無視管理成本、希望徹底掌控基層的軸勁，也算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吧。

後來劉邦就學乖了。西漢雖然上繼秦制，但法律上「約法省禁，蠲削煩苛」，同時在基層官員的選拔上懂得妥協，把很多權力讓渡給地方上的大族。漢代的地方豪右、強宗之所以那麼強大，本質上，是中央與地方在管理上達成微妙平衡的結果。

[註釋]約法省禁，蠲削煩苛：漢初吸取秦亡於嚴刑苛法的教訓，立法思想轉變為法令要簡約，刑罰要寬疏！對一些定罪、刑罰有所減緩，廢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

此後歷代王朝都吸取了這個教訓。中央政權為了減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縣一級。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財稅、軍權和意識形態解讀權等大節，把一部分瑣碎的事務管理權——比如小規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會福利等——交給地方上自決。

誰來自決呢？自然是當地的鄉紳、豪強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產，先不用去衙門，由本家族長主持公道；誰家閨女私奔了，不用驚動縣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縉紳決定懲治手段；鬧了小偷強盜，暫時不必請官兵圍剿，十里八鄉自結義勇，巡邏捉拿；修橋、興學、義莊之類的公共事業，也不用朝廷特別撥款，當地鄉宦富戶捐幾輪錢就湊夠了；趕上規模不大的災荒，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賑濟。

甚至像徵收賦稅這種大事，官府有時候都可以外包給包稅人，自己坐等收錢。比如宋代有買撲之法，規定凡稅收千貫以下的小集市，官府只向包稅大商人收一筆定額稅，至於商人再從集市裡徵稅多少，官府不再監管——所謂「許人認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到了元代，包稅之風更是盛行。

有句俗話，叫「皇權不下縣」。很多人將其誤讀為皇權管不到基層，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皇權管不過來基層。

這個話題，不能簡單以「下縣」或者「不下縣」一概而論。它並非一個「是否」問題，而是個程度問題，探討的是政府給地方自治讓渡了多少管理權，有的朝代多點，有的朝代少點，歷朝歷代程度均有所不同，從來不存在百分之百下縣的皇權，也不存在一點都下不去的皇權。

這種讓渡管理可以保證統治效率，但也會產生一個問題——讓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權對抗的利益集團。他們會為了自身利益，對中央朝廷的指令進行過濾，對自己有好處的，加碼執行，對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對抗。

在明初那會兒，這個問題格外嚴重。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續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小圈子。中央政令下發到地方，執行難度很高。朱元璋曾經發狠，強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戶遷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會。但這種手段只能偶一為之，不可能在每一個地方都這麼硬幹。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戶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於種種客觀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協和折中，他覺得很不痛快。經過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實踐，朱元璋覺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來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戶部尚書范敏等人商議過後，朱元璋決定對基層組織下一次狠手。他給這一次改革設置了兩個目標：

第一、擊破橫亘在朝廷和基層之間的利益集團，提高對基層的掌控力；

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這兩個目標看起來背道而馳，怎麼可能同時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面對質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目光投向江南一處叫湖州的地方。

原來早在戶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經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個平行的試點工程，叫作小黃冊。

這個小黃冊試點工程，和戶帖制的內容截然不同。

小黃冊的基本行政單位，叫作「圖」。一圖之內，一共有一百戶人家。每十戶人家編成一甲，從中選出一戶甲首來管理，一百戶人家正好十個甲首。再設置一位里長，為一圖最高長官，負責掌管這十個甲首，直接向縣級衙門彙報，不過不算政府編製。

接下來，就到了規則的關鍵部分。

無論「甲首」還是「里長」，不是由上級全權指派，也不是由基層民主選出。這兩個職位的選拔方式，居然是輪換制。

首先這一百戶人家按照丁糧多寡，排出一個次序。前十名的富戶，按照排位輪流擔任「里長」一職，每戶任期一年，十年為一輪。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戶，則擔任甲首，每戶分管九戶人家——這九戶人家裡也包括不當值的里長候選戶，他們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內人家進行輪換，十年一輪。

也就是說，以十年為周期，一圖之內的每一戶人家，一定會有一年擔任甲首，也有機會擔任一次里長。

這一百戶人家，統一編入一冊戶籍檔案，叫作「小黃本」……啊，不對，「小黃冊」。這個制度，就叫作「里甲制」。

每一年催辦稅糧軍需時，縣裡把命令下發至當值里長，然後當值里長會召集十個當值甲首，讓他們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戶（包括自家）交稅。嚴格來說，十個甲首能管轄到的，只是九十九戶，因為始終有一戶在擔任里長。

你輪值到里長這個職位時，並不意味著可以免除賦稅，反而要承擔額外的管理責任，如果管戶交不起，你還得替他們把缺額補上。為什麼要按富裕程度來選派里長？就在這兒等著呢。

除了這些，里長、甲首還得負責排解鄰里糾紛、文書作保、治安巡檢等瑣碎的庶務，其職能相當於現在的街道辦、居委會、公證處加聯防隊。

這些庶務，原來都是由當地富戶、鄉紳憑藉威望來主持的，幾乎每一個村裡都有一位土皇帝和幾家大族掌握著權力。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如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機會當「甲首」，有實力競爭「里長」的人家也比從前多，小小一個鄉里諸侯蜂起，這土皇帝自然也就當不下去了。

而且每一百戶為一圖的強行劃分，把一些體量龐大的家族給分割開來。每一個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長要競爭，再想讓他們抱團可就難了。

里甲輪換制的毒辣，可見一斑。

朱元璋的算盤打得很巧妙，皇權暫時下不去，那我就把你們的權力進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給更多人。

一塊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權力最大，大家都得聽他的；現在朱元璋扔過來十把刀，每個人都可以輪流切一下，原來切蛋糕的人自然權威喪盡。

它的精髓在於，把政府讓渡給紳權和族權的權力做了進一步細分，保證每一戶人家都有機會掌握基層權力。這一招看似讓基層更加分散，反而讓中央權威回來了。

更絕的是，無論里長還是甲首，都是從一圖之民中遴選出來的。他們沒有官身，更沒俸祿，該職位的工作支出——比如小黃冊的製作費用——均由集體公攤。對官府來說，不需要承擔管理人員的成本。

如此一來，提高基層掌控力和減少管理成本兩個目標，不就都實現了嗎？

這個裡甲制的高明主意，不是來自戶部，而是來自隔壁單位的刑部尚書開濟。

開濟是洛陽人，曾經在察罕帖木兒麾下任掌書記，是個管理方面的天才，深悉人性。他把南宋流行於紹興的甲首法拿來改造了一番，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里甲制。

[註釋]察罕帖木兒：元朝末年有著非凡軍事才能的將領，積極組織地方武裝在山西、河南等地鎮壓紅巾軍，後攻破韓林兒龍鳳政權的都城汴梁，升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從一品，為貳丞相，掌軍國重事，是朱元璋非常忌憚之人。可惜，后被降將田豐、王士誠刺殺。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趙敏的父親汝陽王，即以察罕帖木兒為原型。

掌書記：據《元史·百官志》所載，樞密院下設詳定使司，負責在四方獻策中擇其善者上報皇帝。司內置掌書記二員，正七品。察罕帖木兒執掌河南行省時，兼任河南行樞密院事，開濟為河南洛陽人，在其麾下任掌書記，掌管詳定使司內文書往來與記錄。

這個裡甲制度始創於湖州，然後在東南幾省試運轉了十年，效果相當不錯。朱元璋有了底氣，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開始在全國推行。

全國版的「里甲制」，是以湖州版為基礎的2.0升級版，兩者的運轉邏輯基本一樣，但在細節上做了很多改良。

比如說，除了農村的「里」之外，還設了兩個同級別的建制：城市的戶口，叫作「坊」；城郊戶口，叫作「廂」。再比如說，除了民戶之外，軍戶和匠戶也各自造冊，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只要你有寺廟庵觀以及田產，就同樣得建黃冊，不得例外。

再比如說，一里所囊括的戶數，不再是一百戶，而是一百一十戶。

在所有的改動里，最醒目也最深刻的一個變化是：里長和甲首的職責不一樣了。

湖州「里甲制」對里長、甲首的職責描述，是「催辦稅糧軍需」「追征錢糧」。而在全國「里甲制」的框架下，里長、甲首多了一個職責。

倆字：徭役。

中國老百姓歷來要承擔兩種義務：一種是稅賦，要麼交錢要麼交實物；還有一種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興修水利，比如運送軍需糧食，再比如地方官府還有些迎來送往、日常修葺的瑣事，都要徵調人力來做。

這些活都是白乾的，沒有工錢，服役者往往還要自備乾糧。

徭役對百姓的壓迫，比稅賦更可怕。稅賦雖重，只要你辛苦耕種，總能湊出來。可一旦你去服徭役，自備乾糧是一重負擔；家裡損失一個勞動力，導致田地拋荒，是二重負擔；稅賦可不會因此而減少，最終成了三重負擔。對百姓來說，服一次徭役，等於三倍付出，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視徭役。沒有這些免費勞動力支撐，古代政府根本無法主持大型工程，無法維持府衙日常運作，更沒辦法在戰時組織軍事行動。

朱元璋建起里甲制，就是打算以其為經緯，把徭役分配給每一戶人家，叫作「配戶當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雜泛」兩種。正役是國家徵調的各項工作，除此以外都是雜泛，內容極為龐雜，如民夫、皂隸、庫匠、轎夫、傘夫、獄卒等。里長和甲首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帶領一臉不情願的老百姓去輪流服這些徭役。

具體規則是這樣的：

全國版的一里之內，一共一百一十戶，分成十個里長和一百戶普通人家。一百戶人家裡，每十戶立為一甲，甲里選一戶為甲首。

這十個甲，要排定一個次序。每年都按次序派出一甲，也就是十戶，去應徭役，十年一輪換。不應役之年，叫作「排年」；應役之年，叫作「現年」。

到了應役之年，現年甲首帶著自己所轄十戶人家（含自家）所出的壯丁，到現年裡長那兒報到，然後一起前往官府，在規定時間去規定地點幹活。完成徭役后，甲首再把壯丁們帶回來。

也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十一戶人家前往應役：現年裡長+現年甲（現年甲首+九戶普通人家）。十年一輪，正好一百一十戶都有份。

我們可以把這個全國版里甲制理解成四個同心大轉盤：

最內一圈是十個天干年份，外一圈是十個里長，再外一圈是十個甲首，最外一圈是十個甲。四個輪同時轉動，每一年，都能找到一個對應的里長、甲首以及甲。

這樣一來，徭役就可以公平地攤派在每一戶頭上。這個設計，可謂巧妙。

為了進一步公平，官府還要對人戶進行分等，按照丁口分成上、中、下三等。丁口多者為上，寡者為下，每戶輪役出的丁口都不同。

規則里還加了一個監控條款。如果其中一戶逃避徭役被發現，那麼整個一甲十戶都要連坐受罰。如果一個甲出了問題，整個一里一百一十戶都要株連。這樣一來，民眾為了避免自己倒霉，會彼此監視，無形中替官府做了監控工作。

可是，這樣一來會產生一個問題。

當時的國民識字率很低，綜合素質差。人人都有機會管事，可萬一他沒那個管理水平怎麼辦？萬一他有那個水平，卻用來給自己撈好處怎麼辦？就算不徇私枉法，他為了一里私利，去侵佔別家利益怎麼辦？

任何權力，都是需要制衡的，哪怕是一甲一里也不例外。朱元璋為了確保這個制度的平穩運行，又煞費苦心，特意安裝了幾個制約裝置。

第一個制約裝置叫作「老人制」，這是脫胎自漢代三老的一種規矩，在當地選拔年齡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作為平息鄉里爭訟的裁決者。朱元璋認為老人「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

根據《教民榜文》的記載：「民間戶婚、田土、鬥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可見里老人這個角色，等於在里長之外，安置了一個類似於御史或大法官的獨立角色，用以平衡監督。而且朱元璋還特別加了一條：「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回里甲老人理斷。」

好傢夥，越級上告還不行，必須先經里老這一關。

第二個制約，朝廷下發了一系列規則。它其實是一本里甲工作手冊，裡面詳細解釋了里甲的工作職能以及各種規矩。比如有份文件叫作《鄉飲酒禮圖式》，這可不光是喝酒，而是一整套鄉村古禮儀法。

這套朝廷出版的規則，再加上地方自行約定的鄉約，構成了基層的准法律條規。里長、甲首就算什麼都不懂，只要嚴格遵循鄉約行事，總錯不了。而且這些文件是完全公開的，甲內每個人都知道規矩是怎麼回事，無形中也有了制衡。

還有第三個制約。

早在洪武四年，當時里甲制還沒建起來，地方勢力還很猖獗，對征糧工作影響嚴重。朱元璋深感不便，在各地——主要是江南——臨時設置了一個叫「糧長」的職務。

糧長由當地丁糧多的富戶充當，平均每一萬石（各地區的數字不固定）的稅賦區域，朝廷會設置一人。

糧長的工作，是前往京師領取文書，返回自己的轄區，督促里長、甲首把糧籌集好，再帶隊解運到指定倉口。按照朱元璋的設想，糧長一來可以監控官吏貪腐，二來可以繞開豪右攬納，上便朝廷，下通民眾。

等到洪武十四年裡甲制出現之後，里長和糧長的職務範圍就顯得有點疊床架屋。可這個職務非但沒有被撤銷，反而更有發揮。糧長開始擔負土地丈量、勸導生產以及和農事相關的檢具、呈遞、蠲免等庶務。

它的地位之高，幾乎相當於里、甲之上的一個非正式主官，自然也起到了制約作用。

經過這麼一番設計，里長和甲首一來要每年輪換，二來要受老人掣肘，三來還要被鄉約約束，四來還得應付糧長。重重控制之下，可以確保基層幹部沒有徇私舞弊的機會，更不可能盤踞做大。

皇權到底下不下縣，其實正是從這些小細節里體現出來：里長、甲首出自本管，幫役助手皆由其遴選，費用由集體均攤；鄉約代行約束，民事爭端要先訴之於鄉老；錢糧賦稅由糧長與里甲共催辦之。種種瑣碎事務，皆由地方自決自負，不需官府插手。

另外，在里甲制的現實操作中，還有一些務實的小設計。

比如說，雖然法律規定一甲十戶人家，但實際上每一甲的戶數，不可能正好湊齊，總會有一些鰥寡孤獨的家庭。這些家庭已沒法承擔差役，可又不能不管。

設計者把這種情況也考慮進去了：每一個里的一百一十戶人家，叫作「正管」。除此之外，同里產生的鰥寡孤獨戶，掛靠於里下，但不算正管之數，有一個單獨分類，叫作「畸零帶管」。這些畸零戶不允許脫離本里，本里也不能把他們甩開。一旦正管戶缺編，隨時會把他們補進去。

好了，現在規則設計完畢，推行里甲制只剩下最後一步：登記造冊。

這事應該簡單，此前朝廷已經掌握了天下戶帖的數據，現在只消把分散的戶帖集中在一起，一百一十戶編成一里，不就完了嗎？

沒那麼簡單。

或者說，朱元璋沒打算這麼簡單地處理。

以里甲製為基礎的戶籍冊簿，不再叫「戶帖」，改稱為「黃冊」。一里造一冊，每一冊一百一十戶正管，分成十甲列出，附帶畸零帶管，還要分出上、中、下三等戶的等級。戶數滿額叫作全圖，如果不足一百一十戶，則稱半圖。

黃冊同樣是十年攢造更新一次，和里甲制的三個輪盤同步旋轉。

為什麼叫黃冊？很多人——包括《明史》的編撰者張廷玉——認為是其封面為黃紙裝裱的緣故。其實這是因果顛倒了。

「黃冊」一詞，來源於「黃口」。這個詞本意是雛鳥，後來代指幼童。在隋唐的戶籍登記中，三歲以下或剛出生的孩子，稱為「黃」。所謂「黃口始生，遂登其數」，是說孩子一生下來，立刻就要去官府報備登記，這是一個人在戶籍里的起點。從此「黃」字演化出了人口之意，成了整個戶籍的代稱，也叫「黃籍」。

明代第一次攢造黃冊，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了十年之後的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才正式下文，規定進呈中央的黃冊封面，須用黃紙裝裱。可見是先有黃冊之名，后才用黃色封面裝裱，而非相反。

那麼朱元璋搞的這個「黃冊」，到底跟「戶帖」有什麼區別？

咱們還是先看幾份實物。

安徽省博物館藏《萬曆四十年徽州府休寧縣二十七都五圖黃冊底籍》，裡面的戶口信息是這麼寫的：

正管第九甲

一戶王敘系直隸徽州府休寧縣裡仁鄉二十七都第五圖匠籍充當萬曆四十九年分里長

回想之前我們看到嘉興人林榮一的戶帖，上面寫的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兩者有什麼區別呢？

林榮一的戶帖，寫的只是一個地址和戶籍分類，沒有其他任何信息。而這個王敘，在地址和戶籍分類後面，還多加了一條「充當萬曆四十九年分里長」。

這個王敘大概比較富庶，在十戶里長輪值名單之內，萬曆四十九年（1621年），恰好輪到他當第五圖的里長。所以在每一次的黃冊攢造中，都得把每一戶的里甲值年寫清楚。

只是多寫一句話，意義卻變得完全不同。

戶帖的意義，僅僅在於登記人口數量，最多能為人頭稅提供參考。而黃冊寫明了里長、甲首的輪值年份，也就鎖死了他們的徭役安排。

因此在記錄一里狀況的黃冊之內，會附有一個很重要的欄目，叫作「編次格眼」，有的地方也叫「百眼圖」。這是一張方格大表，上分年份，下標戶名，一格一格寫明所有人家的應役次序，一目了然，相當於一張排班表。

不過百眼圖體現出的這個賦役，指的是正役，還有其他雜泛徭役和臨時性的征派，都是當地官府安排，不在排序之內。

換言之，黃冊最重要的功能，不只是戶籍登記，更在於強化徭役管理。從此以後，官府可以拿著百眼圖做參考，調動百姓去服各種徭役，誰也跑不了。

也正因為如此，黃冊在大明朝廷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作賦役黃冊。

另外要說一句，黃冊所記錄的，是除現役軍人之外的所有民眾的戶口狀況，主要指民黃冊。還有記錄其他類別戶籍的軍黃冊、匠籍冊、灶籍冊等等，分屬不同部門掌管。

[註釋]黃冊與戶帖的區別：據欒成顯先生的研究，黃冊與戶帖的區別首先在於，黃冊里的事產部分更為詳細，不僅載有田地、山塘、房屋、車船、牲畜等，而且列出田土買賣的細目，以及應納稅額等。其次，黃冊是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所謂四柱式為基本登記形式，能夠體現出十年之間人口與事產的增減變化。再次，黃冊編造之時，已經將每戶所屬戶籍、戶等、列於第幾甲、何年承受何種差役預先編定、記錄在冊了。由此可見，黃冊比戶帖更進一步，登載完備，組織嚴密。

咱們再來看另外一份有趣的原件。

這份原件是嘉興縣的黃冊底稿（示意圖），但它不是從檔案庫里翻出來的，而是藏在一個誰都想不到的地方。岳飛有個孫子叫岳珂，寫過一部書叫《桯史》。到了明代成化年間，出版商決定重印這本書。印坊為了節約成本，沒有購買新造紙張，而是從官府弄來一批淘汰下來的辦公舊紙，把正文直接印在背面空白處。

從讀者角度來看，這實在是粗製濫造，可對研究者來說，卻是個大驚喜。因為這批舊紙，正是黃冊的「清冊供單」——這個接下來會細說，上面詳細記錄了嘉興一些人家的黃冊登記狀況。

從這份黃冊底稿能看到，黃冊的主要內容和戶帖差不多，每戶人家有幾口人、籍貫、性別、年紀、與戶主的關係、事產多少等等。其中也有幾個奇怪的術語，比如「舊管」「開除」什麼的。

這個地方，就是戶帖和黃冊的第二個決定性不同。

戶帖是靜態檔案，它體現的是洪武四年的戶籍狀況。但人口會增減，財產會變化，黃冊每十年一造，必須體現出這種變化趨勢。

所以黃冊里的戶籍，多了四柱分項，分別是：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舊管」指的是上次造冊的人口和事產數字，「新收」指本次造冊新增數，「開除」指本次造冊減少數，「實在」是本次造冊時的現有數字。

舉個例子吧，比如前面那個王阿壽一家，在成化八年（1472年）的黃冊登記中，是一家五口人：他，他老婆，膝下一男一女，上面還有一位祖母。官田二分二毫，民田五分。

到了成化十八年，黃冊要重新登記了。官府戶房小吏跑來他家裡，先調閱成化八年的舊檔，寫下「舊管」數字：人口五口，田地七分二毫。

小吏詢問了一下，得知王阿壽的媳婦在成化十二年又生了一個大胖小子，便開列了「新收」一項的數字：人口加一。

然後他又得知，王阿壽的祖母在成化十二年去世了，而且在成化十六年賣了三分地給鄰居。這些都屬於減少，於是小吏又開列了「開除」一項：人口減一口，田地減三分。

一番加減之後，小吏最終寫下了「實在」一項：人口五口，田地四分二毫。

這就是成化十八年王阿壽家最終落實在檔案上的數字。等到下一個十年，也就是弘治五年（1492年），上一屆的「實在」，就變成了這一屆的「舊管」，再進行新一輪的加減，如此循環往複。

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這麼一個公式。

這個「四柱之法」，本來在湖州小黃冊里是沒有的。在試運行的過程中，朝廷發現監控力度不夠，朱元璋就把里甲制的創始人——刑部尚書開濟叫過來，問他怎麼辦。開濟稍動腦筋，回答道：「以新收次舊管，則清矣。」一句話，就道出了四柱的本質。

你想作弊，想把這一期數字改了？可官府調出你從前的檔案，前後四柱一對，便能發現數字有問題。有了四柱之後，每一期數字，都和前後兩期數字像齒輪一樣緊密咬合，動一處，則牽連全體。這麼一來，朝廷不只掌握了你家的現狀，還控制住了過去和未來，控制力度空前強大。

這招太狠，一經推行，從此「人戶以籍為定」，老百姓再也翻騰不出什麼浪花。

順便說一句，開濟這個人，實在是個國初管理方面的天才。除了里甲制和黃冊四柱之外，他還一手建起了大明官員的kpi（關鍵績效指標）考核制度，給每個部委的文書處理都定下一個程限，根據完成情況來評判功罪。結果「數月間，滯牘一清」，大得朱元璋褒獎。

從此以後，凡是涉及田賦、訴訟、河渠工程之類的大型項目，朱元璋都把開濟叫過來諮詢。而開濟也沒讓他失望，「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可謂是明初管理學第一人。不過開濟這個人，算是酷吏，曾擬定過一部反詐偽法，極其嚴苛細緻，連朱元璋都看不下去，嘀咕說你這是張密網以羅民啊。

開濟本身的性格有問題，加上自古管考勤的人從來都不受同事待見，其他官員逮到機會就拚命黑他。有一次，開濟牽涉一起官司，御史趁機上書，說這傢伙每次都是帶兩份相反的奏章覲見，聽天子口氣意向，再拿出合意的一份呈遞，以此邀寵。

朱元璋最忌諱的，就是下面的人耍心眼，一聽你連老子都玩，直接把他給棄市了。

帶兩份奏章上朝這種事，不是開濟這種腦子，還真想不出來。

咱們說回黃冊。

黃冊裡面，其實還隱藏著第三個細節。

黃冊里會記錄一戶的土地狀況，比如王阿壽一家有七分二毫官民田地，其中二分二毫官田是從官府租的地，還有五分自家的民田——這和戶帖是一樣的，只記面積，不寫田地位置、形狀和肥瘠程度。

不過黃冊比戶帖多了一項稅賦記錄，田地下面，夏稅多少、秋糧多少，寫得清清楚楚。

前面我們說了，朱元璋怕步子邁太大，所以推行戶帖時，並沒有順便清查土地，可是他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黃冊里多了土地稅賦一項，說明朝廷終於要開始啃最艱難的一根骨頭了。

當年形勢不穩，土地清查必須緩行。此時的局勢，已經和洪武四年大不相同。有了里甲制和黃冊保駕護航，朝廷對基層的掌控力空前，可以開始搞魚鱗圖冊了。

《明史·食貨志》里記載：「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型大小，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信息。

第一是時間。洪武二十年開始造魚鱗圖冊，這距離黃冊正式編成已經過了六年，怎麼朝廷工作效率這麼低？

其實這賴《明史·食貨志》說得不清楚。

丈量土地是一項持續時間很長的工作，不可能一紙公文下去，立刻就能得到結果，前期有大量準備工作。黃冊制度之所以推行得那麼順暢，是因為戶帖制鋪墊了足足十年。同樣道理，洪武二十年開造魚鱗圖冊，也不是突然之舉。之前六年，朝廷一直在各地積極籌備。

明代的魚鱗圖冊是記錄一塊塊田地的檔案，檔案包括每一塊地的所屬、方位、面積、形狀等基本信息，還要寫明地形、四至、肥瘠種類等等。如果土地涉及買賣分割，還要填寫分庄。如有佃戶耕種，亦要一一標明。旁邊附有檔案編號和地內橋樑、山川、河流等情況。

這還只是一戶的信息。

十戶的魚鱗圖冊要合成一份甲合圖，十一份甲合圖再合成一里之總圖，一鄉的若干里總圖匯聚在一起，交給縣裡。縣裡再一次合圖匯總，上交州、府乃至戶部。

可見打造魚鱗圖冊的繁劇程度在戶帖和黃冊之上，絕非一蹴而就。

《徽州府志》曾提及：「洪武十五年壬戌，遣官量田，定經界。」足以證明，魚鱗圖冊的準備工作，從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年之間，從未停歇過。洪武二十年修造的魚鱗圖冊，不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罷了。

第二個有趣之處是主持者。此人叫武淳，頭銜是國子生。

國子生就是國子學的學生。國子學是明初的中央最高學府，這個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洪武十四年，他在雞鳴山下設立國子學新址，並於次年改名叫國子監。

大家應該還記得，洪武初年，朱元璋無法推行魚鱗圖冊的原因之一是專業人才匱乏。所以他非常重視國子學的培訓，將其當成政務儲備人才的培訓基地。既然是政務儲備人才，那麼就不能只讀聖賢書。

朱元璋做人務實，給國子學加了一條規矩，叫作「實習歷事」。它還有一個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監外歷練政事」。

國子學或國子監的學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須到各個政府部門實習，熟悉政務。他們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歷事監生」。朝廷視其在實習期間的表現，予以拔擢任用。這種歷練對培養人才的好處，自不待言。讓學生早早經歷政事磨鍊，可以迅速上崗，對於緩解明初人才匱乏的窘境幫助極大。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一口氣選派了一千多名國子生，送到吏部除授知州知縣；洪武二十四年，又選拔了方文等六百三十九名國子生，以御史的身份去稽查百司案牘；洪武二十六年，登記在冊的國子監生，從原來的平均兩千人，躍升到了八千一百二十四人。

這三個時間節點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案發，株連萬餘；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數萬；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波及萬餘。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讓官場為之一空，這些缺額只好讓國子監頂上去。

「實習歷事」的效果實在太好了，以至於朱元璋覺得有這個選拔制度就夠了，一度停辦了科舉考試。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開科，他還反覆叮囑「務求實效、毋事虛文」。

這位叫武淳的國子監生，竟然可以主持魚鱗圖冊這麼重大的工作，可見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實習了很久，對庶務得心應手，才會被委以重任。類似武淳這樣的人，還有很多。見諸史書的有呂震、古樸等人，都是國子生出身。可見朱元璋在主導土地政策的同時，對於配套政策的建設也沒有放鬆。

第三個有趣的地方，是「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

前面咱們也提到過，糧長是朱元璋在「里」和「縣」之間設置的一個中間環節，主要職責是催收區域內的稅賦，職責和里長有所重疊。按道理，在洪武十四年裡甲制建成以後，這個臨時性職務就該取消。可朱元璋卻堅持保留下來。

保留糧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洪武十四年之後的土地大清丈做準備。

像武淳這樣的監生，縱然能力出眾，可畢竟是中央來的人，需要有熟知地方情況的人來配合，才好開展清丈工作。

地方縣府離基層太遠，資源有限；里長、甲首級別又太低，都不適合配合工作。而糧長一來熟悉鄉情，二來管轄範圍是「隨糧定區」，一區四個糧長，一個糧長的管轄範圍涵蓋一萬石左右的區域。以「萬石」為單位逐一造魚鱗圖冊，既不至太過瑣碎，也不至太大難以兼顧。

可見朱元璋這個伏筆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舉多得。

由於前期工作準備得透徹，魚鱗圖冊編造進展得十分順利，趕在第二期黃冊再造之前，完成了兩浙與直隸的清丈工作。

是的，你沒看錯，只是兩浙加直隸。其他地區的魚鱗圖冊和編甲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才陸陸續續完成，並成為一項長期工作，一直持續到了永樂年間。

從此以後，老百姓和戶籍緊密地聯繫到一起，幾乎沒有出遠門的可能，即使外出，官府會隨時查驗路引；即使你沿街乞討，衙門也能查到你的黃冊底細，遣返原籍。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偏遠地區和邊境之外，大明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和直隸地區的民眾，就這樣被朝廷嚴密控制起來。

黃冊和里甲制鎖住了人口相關的稅費和徭役，魚鱗圖冊和糧長則掌控了田地租賦。黃冊、魚鱗圖冊以及里甲制三位一體，構成了一道又一道縱橫鐵索，牢牢地把百姓釘在了土地之上，動彈不得，化為穩固稅基，源源不斷地為朝廷輸血。

大明憑藉著這三樣工具，將控民之術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曆數前朝，還從未有一個政權對民眾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細緻。

賦役黃冊、魚鱗圖冊和里甲制所構成的體系，對民眾的管束和禁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密，是不折不扣的「張密網以羅民」。明清兩代被稱為中央集權的巔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這套底層設計里。

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實現。

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三位一體初建之後，全國戶數一千零六十五萬兩千七百八十九，人口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全國耕地面積達到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共可收夏麥四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石，秋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

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意味著一個新生政權已經渡過了初期難關，徹底站穩腳跟，開始進入上升通道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錯的朱元璋，向天下頒布了一道聖旨：「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覺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稅賦已足夠國家開銷，從此以後新開墾的土地永不必徵稅，老百姓隨便種吧。這個政策開始只覆蓋兩省，很快涵蓋到幾乎整個北方。

敢於宣布新墾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這個底氣，正是從成功的戶籍推行中來的。

在很多歷史書里，作者講到各朝開國君主時，往往熱衷於描繪其在疆場上的血腥攻伐，沉醉於宮廷官場的鉤心鬥角，對於民政建設往往一筆帶過。這會讓讀者產生一種錯覺，彷彿只要君王們得了天下，稅賦錢糧、民眾徭役就會自動各歸其位，傾心輸誠。

事實上，這些瑣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難事。老子有云：「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治理一個國家，必須像烹小魚一樣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則一不留神就爛了。

縱觀朱元璋在洪武年間的這一系列舉措，正好是老子這句話的最佳腳註。

他的每一項政策都經過反覆推演，有設計，有試點，有鋪墊，有妥協，策略務實而有彈性，一步步走得十分紮實。從「戶帖」到「賦役黃冊」，從「一百一十戶里甲」到「魚鱗圖冊」，從「糧長制」到「實習歷事」，層層推進，有條不紊。

朱元璋別的施政成敗姑且不說，至少在地方戶籍建設上，他展現出了一個成熟、理性、精明且極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穩重，放之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經常有人會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國初那麼折騰，為何國家沒怎麼亂，答案就在戶籍建設的細節中。

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訂戶籍政策時既不論證也不調研，一拍腦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亂，一亂就鎮壓，鎮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續下去可真不好說。

不過這套戶籍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它太過理想化，從根上想搞絕對平均主義，又為了穩定把民眾束縛得極緊，指望他們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動。

朱元璋在位時，這一系列制度尚能執行，他一死，這套體系便開始發生變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廢止，比如「永不起科」這個政策，在正統年間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說糧長一職，後來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個倒霉負擔，誰戴上這帽子誰破產。弘治年間曾經有一首特別萌的民謠：「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無人買。」說的就是這個狀況。

還有些制度雖然一直被忠實執行，可社會環境已變，當初的舉措，反而變成惡政贅法。比如三位一體的錮民之術，導致了永不停息的流民之潮等等。

哎，我想起來，咱們最早……是說玄武湖對吧？

咳，咳，這下終於可以說回正題了。

第三章天下第一檔案庫

讓我們把日晷撥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編造黃冊時，特別規定了存檔方式：「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就是說，每一級官府在製作黃冊時，都要做兩份，一份上繳，一份自己留著。層層傳遞上去，最終每一本黃冊，都會形成四本一模一樣的檔案。其中進呈戶部的，叫作正冊，要用黃紙當封面；剩下三本分別存在布政司、府和縣三級官府，叫作底冊，要用青紙當封面，以示區別（對封面顏色做出規定，其實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規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緊鑼密鼓地攢造黃冊，然後一級一級匯總，里交縣，縣匯到府，府再統一交割給布政司。最後布政司把轄區內的所有正冊打包裝車，運往京城——洪武年間，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幾十條長龍似的車隊，從四面八方向京城馳來，魚貫駛入正陽門。正陽門位於京城南邊，是國門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國學二丁祭品、戶部糧長勘合皆從此而入。你看，大車上那層層疊疊的黃冊簿子，像極了一塊塊夯實大明基礎的磚塊。

這些黃冊運至京城后，戶部會先把它們鋪在祭天的祭壇下面，鄭重其事地進行薦天之禮，然後將其收藏起來。

這個盛景，豈不是象徵著萬川歸海、中央權威無遠弗屆嗎？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滿意足。可沒過多久，他便意識到一個麻煩。

問題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隸、府、州、縣並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來了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軍、灶、匠等諸類戶籍，天下虛實盡在此。

這麼多本檔案，該放哪兒呢？

這個數字看著嚇人，歸攏到一起卻不會佔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個藏書家范欽，在家裡建起一座「天一閣」，能裝七萬多本書。堂堂大明，在京城建個存放黃冊的小閣樓，算得了什麼？

可是賬不能這麼算。

這五萬三千本書，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黃冊正冊總數。黃冊每十年就要重新攢造一次，隨著經濟發展，每期數量只會越來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繳的黃冊，已經增加到了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黃冊舊檔不會銷毀，新檔源源不斷地進來。每十年就會新增六七萬冊，這麼日積月累下去，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者說，黃冊屬於政府機密，一旦遺失或被人篡改，就會引發無窮麻煩。它的收藏地點，一定得杜絕閑雜人等亂入。

更頭疼的是，檔案都是紙本，這麼多易燃品堆在一起，來個火星，劈個閃電，就能燒成連營之勢，太危險了；就算沒有火災，常年蟲蛀鼠嚙、水浸潮漚，對檔案也是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朝廷來說，黃冊的收藏地點，必須足夠大、足夠近、足夠安全，還得便於管理。在京城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離出這麼一大片地方，有點難度。

朱元璋思來想去，把目光緩緩投到了京城太平門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時的后湖，周長大約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時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頭城、鐘山、覆舟山、幕府山環繞。湖心有五座人造島嶼，號稱「五洲」，分別是老洲、新洲、趾洲、長洲和麟洲，對應如今的環、櫻、菱、梁、翠。（為敘述方便，接下來以如今稱呼行文。）

這五座島嶼，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當時宋文帝疏浚后湖時，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島，用海上三座神山來命名，即梁洲、環洲和櫻洲的前身。它們個個來頭不小，比如環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編撰《文選》之處，櫻洲是囚禁李煜之地，無不底蘊深厚。

后湖的外圍，南有覆舟山、雞籠山，東有鐘山、青溪，西有盧龍山、石頭城，北有幕府山，無論風水還是風景，都是極好的。

朱元璋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這掩映如畫的勝景毫無觸動，對湖心五洲的格局卻大感興趣。

這裡實在太適合修黃冊庫了。

湖心的五塊洲陸，湖水環伺，只能靠行船往來。在這裡修起黃冊庫，既方便隔絕閑雜人等接近，也有利於防火。而且后湖周回不長，外圍再加一圈衛兵，便可以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雙重禁區。關鍵是，這裡離京城特別近，想調閱取檔，立馬可至，極其便當。

用時人的話說：「后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此誠天造而地設者也。」

這麼一個地形上天然隔絕，又距離中樞咫尺之遙的好地方，只當風景看實在太浪費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從太平門到台城的城牆，斷開了湖水和覆舟山、雞籠山的聯繫，隨後又在鐘山瀕湖之處，修起一座太平門，門外修起一條湖頭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將城牆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臨下，窺探湖中，又整修堤壩，隔絕了外人循鐘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牆，完全斷開了后湖西岸。

緊接著，他從后湖東北角的湖坡開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個土堆，立起一塊界石，沿湖北、湖西邊緣，正好繞湖半圈到神策門為止，全長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后湖的自然風光算是完蛋了。本來玄武景緻最值得稱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連綿之勢。如今東邊、南邊的山勢被牆、堤阻隔，北邊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慘的是，秦淮河本來是后湖與長江貫通的通道，施工方乾脆裝了兩個閘門，把水也給斷了。

文人墨客，大概會感慨此舉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歡虛頭巴腦，好看又不能當飯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這麼嘁里咔嚓一通整頓，從一個皇家園林變成了軍事禁區。

除了大規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還搞了一次拆遷。其時在後湖內外，還住著許多居民，多以打魚、采菱、濕地種植為生。現在這裡要劃為禁區，居民們自然也得遷走。

說到拆遷，引出一個當地的民間故事，值得說一說。

話說后湖居民聽說洪武爺要拆遷，都非常驚恐，集體推舉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書勸阻。毛老人知道硬頂不行，就找了個理由，說湖島上的老鼠特別多，在這裡存放黃冊，很快就會被啃光。朱元璋聽了以後，說請你來當黃冊庫的總管吧，你姓毛，與貓諧音，一定鎮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絕了。朱元璋大怒，把他關在牢里。沒想到毛老人頗有氣節，居然絕食而死。朱元璋內心覺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廟，封他為湖神。

清代有個叫陳作霖的人，在《炳燭里談》里記了一個更驚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時為黃冊庫，黃冊每苦鼠嚙。一日，太祖至湖，見一鄉老，問之曰：『鼠患何以除？』對曰：『惟貓可以制之。』問其姓，則『毛』也。太祖以『毛』『貓』同音，遂生埋之，而為立廟於湖中，謂之毛老人廟。相傳之說，似非無據，今乃祀之為湖神矣。」

好傢夥，為了鎮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給直接活埋了。

當然，民間傳說最喜歡玩諧音梗，諧音越多，離真實越遠。這些故事，附會居多，不過毛老人廟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廟前挖出一副銅鉤，據說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銅鉤井以為紀念，至今仍在。

關於毛老人的故事，還有第三個版本，出自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記》。

朱元璋之所以把黃冊庫修在後湖之上，是因為這裡四周環水，可以避火避人。但這樣就有另外一個麻煩，就是水面潮氣太重，長期高溫高濕，這些黃冊特別容易腐爛蛀蝕。

當時在京城裡住著一個老頭，姓茅。茅老頭給朱元璋出了一個主意，說你把黃冊庫修成東西向的，這樣朝陽一出，先曬東邊，夕陽一落，再曬西邊。每天這麼曝晒一遍，就能保證紙張乾燥無蟲了。

朱元璋聽了大喜，然後「作窖築其人於中」。

怎麼又給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還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為墓丘附祠，旁邊修起神廟，尊其為湖神。

洪武爺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於這麼神經病吧！

別說後世之人不信，就連《神祠記》作者本人趙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間負責黃冊庫管理的官員，很有探索精神，決定親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廟的附祠年久失修，幾乎坍塌，趙官趁修葺的機會，把下面的方台扒開一看——別說茅老人的骸骨了，連毛都沒一根。

趙官經過一番考證，得出結論：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廟，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這個土檯子，不過是當年的祭神遺址罷了。後人無知，當成墓台，又附會出奇怪的傳說。

那麼這個毛老人，到底從哪裡來的呢？

嘉靖年間有個叫李默的吏部尚書，他曾經寫過一本《孤樹裒談》，裡面談到了毛老人的第四個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個版本。

大家是否還記得，朱元璋為了制衡里甲，規定每一里要設一位老人，有權裁決里內爭端。老人有一個特權，可以越級上訪，直抵京城。

其實這些老人，還有一項福利。

當時朱元璋規定所有的官員，每三年就要來京城朝覲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員的車馬一併上京面聖。

洪武十四年那次覲見，朱元璋正在為後湖潮濕的事情發愁，就隨口問道：「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當東西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

這個建議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納。沒有活埋，也沒有建廟，甚至沒說姓毛。

所以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當初確實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築分東西向的建議，但和湖神廟一點關係也沒有。後人不懂廟祠禮制，把方台當成墳包，湖神與老人合二為一，結果演變成了一個暴君活埋老頭的故事。

至於姓毛，不過是因為島上鼠患太厲害，需要貓神鎮之。久而久之，「貓」「毛」諧音，湖神老人也就傳成毛老人了。

傳說真偽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歷史上真正的黃冊庫，出於防潮防蟲的考慮，確實是大多按東西朝向修建，前後有大窗通風。這樣可以保證足夠的光照時間來除濕、除蟲。偶爾也有朝南北，這取決於庫房修在什麼方位。

為了能最大限度採光，黃冊也不是簡單粗暴地堆放在庫房裡就完了，設計者為它們打造了特別的設施。

黃冊庫里一排一排擺放黃冊的木架子，叫作架閣。架閣是一種四面敞開的架子，分層分格，文件分門別類地擱在上頭，一目了然，便於查找。

后湖的黃冊庫里，每庫里有四個大架閣。每個架閣分成三層，分為數格，用來收貯檔案。架閣特有的敞開結構，可以讓所有藏冊都有機會接觸陽光。在架閣上頭，還有一個斜板蓋，萬一屋頂漏雨，就能順著這個板蓋引至地下，避免弄濕文件。

黃冊庫的設計者很細心，要求這些架閣必須使用木頭，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個大橫板，得數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時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無法承重。

要知道，黃冊是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頁數又特別多，算下來平均每冊得四五斤。十幾冊甚至幾十冊摞在一起，鬆鬆垮垮的竹架根本撐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當然，這些黃冊不能光靠這點窗戶的陽光。管理人員還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間把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晾曬。三月不能晾曬，因為天氣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風大，對紙張也有傷害。

在晾曬期間，只要天氣足夠好，一次要曬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庫。

本來這種晾曬工作，要打造專門的木製曬架。後來官府覺得木製太容易壞，損耗驚人，便改變了做法。他們在每間庫房門口，都用磚頭砌了十個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長三磚，寬兩磚，彼此相隔七尺。然後在磚墩之間，架起四根長七尺的鐵棍，黃冊就掛在這些晾衣竿上晾曬。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陽光對紙張保存的傷害也夠大的。不過以當時的條件，能做到這麼細緻已經算是儘力了。

除了防潮，黃冊庫對於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黃冊庫內，嚴禁動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許點燈，冬季亦不許生爐取暖。庫房裡的地面都要鋪設沙子，上覆木板。這樣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連管理人員的廚房，都要隔開庫房一里開外。

這是洪武、永樂年間的格局。後來到了正德年間，梁洲增設的庫房越來越多了，距離廚房越來越近，主官索性把廚房給移到環洲上去了。每次人員吃飯，都必須從梁洲跑到環洲。這樣做很不方便，但上頭對此絕不通融，甚至還特意立了一塊牌子：「敢有將火過橋者，治以重罪。」

黃冊庫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迹。這麼多紙堆在一處，整整兩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災都沒有。

硬體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一個軟體問題。

這些檔案實在太多了，又來自五湖四海，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後檢索。

后湖黃冊庫的庫房，是以東、西、南、北、前、後為名。具體到庫房內的架閣，則以「千文架閣法」做編號。

這是宋仁宗時發明的檢索編號法。簡單來說，就是以《千字文》為批，歲月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里的一千個字絕無重複，特別適合編碼。咱們現在常說的天字第一號、天字第二號，其實就是這種檢索法的產物。

不過具體到黃冊本身，動輒幾萬冊，千字文系統顯然就不堪敷用了。

黃冊庫的辦法是，先把同一期攢造的黃冊放在一起，然後再按直隸布政司、府、州、縣、里坊廂、都、圖等一路細分。還要用一長條白紙寫明所屬，夾在黃冊之間。

這種分類，是為了方便地方查詢。后湖庫存的黃冊大部分是里冊，屬於最權威的原始資料，一旦地方上有什麼糾紛，就會來這裡調閱舊卷，平息訴訟。這是后湖黃冊庫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說前文曾經提及的那位休寧縣的平民王敘——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檔案，他該怎麼做呢？

第一期攢造黃冊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攢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黃。」所以王敘要先找「地」字型大小架閣。

他拿著一張對照表，發現「地」字型大小架閣是在梁洲前五號庫里。他打開庫房，走到「地」字型大小架閣，會看到一摞摞黃冊整齊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頭貼著索引條。王敘找了一圈，看到「直隸徽州府」字樣，趕緊走過去，從這一摞黃冊里翻出標明「休寧縣」的幾本冊子，再找到里仁鄉呈遞的分冊，翻開裡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圖，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戶籍情況了。

后湖黃冊庫的落成年代不詳，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之間。也就是說，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攢造黃冊，就開始責令工部籌備庫房建設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黃冊並魚鱗圖冊要「俱送戶部，轉送后湖收架」，可見其已正式投入運營。

黃冊庫最初的規模並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間庫房。其中九間庫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檔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閣；洪武二十四年則用了庫房二十五間、架閣一百座。

從此，隨著每十年大造黃冊，后湖黃冊庫一直在擴建。

到了永樂帝，大明把都城遷到了北京。本來永樂應該把后湖檔案也遷過去，可是北京周邊找不出像玄武湖這麼天造地設的湖泊——有也沒用，冬天湖面一上凍，任何人都能闖進去。后湖黃冊庫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戶部代管。

這麼決定的另外一層考慮是，江南是天下稅賦重地，干係重大，黃冊庫設在這裡，能更好地為其服務。

於是從永樂開始，每期黃冊造完，除了總冊需要進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冊仍舊存放在這裡，一直持續到明末。

從洪武十四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這裡的庫房數量擴張到了七百八十七間，架閣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黃冊數量，接近兩百萬冊。無怪乎時人評價：「天下黃冊，該載戶籍、事產，實國家重務，億萬載無疆之根本也。」

如此規模的檔案庫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還得配備管理團隊。

在洪武年間，黃冊庫的最高長官是由戶部侍郎代理。那會兒官員人手不夠，個個身兼數職。後來到了宣德年間，才專門增設了一個戶科給事中的崗位，專管后湖冊籍事。

這個安排，其中頗有奧妙。

明代的官職里，有一個「六科給事中」，分別負責監察禮、吏、戶、工、刑、兵六部，相當於現在中央各部委的紀委。這個紀委是獨立運作，不歸部委管轄，直接向皇帝負責。他們和都察院御史一樣，同屬言官序列。

「六科給事中」的最高長官是都給事中，正七品，其他給事中都是從七品。品位不高，可權柄與威懾力卻不低。像是廷推、廷議之類的高級官員會議，這些七品小官，同樣有權參加。

區區一個檔案庫，長官居然是戶科給事中，可以說是高配了。

不過再細一琢磨，這並不算啥高配。

因為這個戶科給事中，前頭還有倆字：南京。

靖難之後，永樂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大明擁有兩套中樞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職配置完全一樣。不過可以想象，南京的這套班子，除了戶部有點權力，可以統籌江南賦稅之外，其他多半是有銜無差的閑職。一個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負責后湖黃冊庫，只能算是名義上給足了面子。

除了給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還有一位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

這個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戶部一共有十三個清吏司，負責各個地區的具體事務。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廣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萬不要被名字迷惑，誤導性太大。

其實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區事務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叫「帶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負責京城七衛和神機營的俸祿、糧餉；福建清吏司，要帶管順天府、北直隸等地事務；廣西清吏司，要帶管太常寺、光祿寺、太倉銀庫、馬房倉、各象房、牛房倉，京府各草場等官衙的俸祿發放。

可以看到，廣西清吏司的帶管業務，和倉儲密切相關。從該司調派主事一人來監管黃冊庫，也算專業對口。雖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級別比戶科給事中高，地位卻不如彼。

他們兩位，一位是監督戶部辦事的，一位是戶部辦事的，職務上彼此牽制。一個品低地位高，一個品高地位低，位階上互為制衡。

除去這兩人之外，黃冊庫管理層的第三順位，叫守備太監，司掌關鑰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備太監負責——也算是大明獨有的特色吧。

這套不分軒輊的配置陣容，倒也符合檔案庫這種特別重要的冷衙門定位。

除卻這幾位大員之外，還有五十名監生、三十名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負責日常晾曬黃冊。匠役從應天府所屬的兩個縣裡徵招，要求還不低。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則晾曬完黃冊之後，都沒法正確放回去。

除此之外，還有京城東、北二城兵馬指揮司和瀋陽左衛牧馬千戶所，三個軍事單位各出一批歇操衛兵，晝夜沿湖巡視，驅趕閑雜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設一哨，嚴加防範。

戶部十三司還輪流調撥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邏。可謂是戒備森嚴。

后湖與四面陸地隔絕，沒有橋樑通行，因此黃冊庫還配屬了三十七個船夫和十二條官船，負責與岸上的往來聯絡。但這些船可不是隨叫隨走的，平時都停泊在太平門外，用鐵索串鎖在碼頭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謂之「過湖」。

過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島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門外的湖口檢閱廳，主事官員仔細查驗其身份、憑信文書。無誤后，由掌握鑰匙的內監打開鐵索，帶隊上船。當日濟渡任務結束后，內監還得把船重新鎖上，加上封條。

就算過湖上了洲陸，黃冊庫也不能輕開。負責人得先從主事官員那兒領取文書，再到守備太監那兒領取鑰匙，結束之後，要把鑰匙原樣交回。

當時有兩句詩：「四面環巡照大禁，中洲守護絕通衢。」詩一般，但描述的禁絕情景半點不假。

明代關於「過湖開庫」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間，曾經有一位監生，從守備太監那兒拿了鑰匙去開門，然後有事回家，就把鑰匙也帶回去了。他媳婦一看鑰匙上綴著的黃色絨繩太舊，給換了一根新繩。等監生把鑰匙交還守備太監，太監一看大驚，說這鑰匙繩是馬娘娘親自搓的，你擅自換走，要倒大霉。嚇得監生連滾帶爬回家，還好媳婦沒來得及把舊繩子扔掉，趕緊重新穿回去，免去一場大禍。

這故事有點傳奇色彩，尤其是馬娘娘親自搓繩這個細節，很有民間想象的風格。不過它至少證明，后湖管束之嚴，連老百姓們都很清楚。

接下來這個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過湖鬥爭了。

弘治元年（1488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個叫郭鏞的太監，奉命去兩廣公幹。他路過南京時，突發奇想，硬是逼著內監把船鎖打開，帶著二十多個隨從登上樑洲，在黃冊庫逛了足足半天，過午才走。

這事驚動了南京的御史們，他們以監察御史孫紘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書天子彈劾郭鏞「擅游禁地」，強調說黃冊庫是國家機密所在，雖然這人並未造成什麼損害，但萬一開了這個先例，以後人人都可以進入，貽害無窮，所謂「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

冊籍之重，茲事體大。皇帝很不高興，把郭鏞申斥了一通，順手奪了他的兩廣差使。

這起糾紛，引起了宦官們很大的不滿，認為南京御史小題大做，故意讓他們難看，暗搓搓地伺機報復。到了弘治三年，司禮監有個叫何穆的太監，前往後湖巡視。這次他奉了聖旨，黃冊庫官員乖乖地請他過湖勘驗。

何穆巡視了一圈，眼皮也不抬，開口批評說后湖的關防太過鬆懈。官員趕緊請教說怎麼改進，何穆也不客氣，提了四點要求。

第一點，太平門旁邊的石閘，要標定一個刻度。平日湖內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決定，過則開，不過則不開。

第二點，湖邊每百步設置石碑一通，寫明「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第三點，於神策門外東城腳下湖邊，修起一道界牆並柵欄，切斷人畜往來，防止百姓窺伺冊庫。

第四點，過湖船隻，要嚴加管理，鐵鎖連串，鋪門封鎖。何穆這四點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議，並無不妥，可黃冊庫官員一聽，就知道裡面暗藏殺機。

先看第一條。

后湖的體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穩定，所以洪武年間在太平門和太平堤設置了石閘、石洞，澇時開閘泄洪，旱時閉閘蓄水，以保證黃冊庫的安全。

這個石閘年久失修，不怎麼好用，導致后湖的水量時高時低，湖域時大時小。周圍的老百姓們要麼在附近偷偷引水種田，要麼偷偷捕魚、樵採、放牧，讓官府很是頭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閘，確實是個好建議。

問題是，這件事，南京的御史們早已經在張羅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監察御史，叫繆樗——正好是孫紘的同事兼好友，他重新勘察湖界，圈定範圍，著手準備修理石閘，並上書天子建議整頓后湖保衛工作。這封奏章，在司禮監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雖在宮中，眼光卻很毒辣，一眼就發現了繆樗的疏漏。繆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現狀邊界，卻忘了考慮湖水有升有降，湖域也會變化。

萬一湖水漲多了，水面撲過原定邊界，老百姓蹭過去佔便宜，你罰還是不罰？

何穆建議把石閘設置刻度，實際上就是將水位量化，以刻度為準來控制后湖的邊界。再配合界碑、界牆、柵欄、船鎖等設置，可以更好地把閑雜人等排斥在外。

建議很好。可建議越好，就越打監察御史的臉。虧你們還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有這麼大疏漏，還不如一個從北京過去的太監。

何穆在給弘治的奏章里，直接點了繆樗的名，說他勘察不利，還特意加了一句：「猶恐日後軍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種湖田，囑託勢逼該管人員，將前閘不時啟閉，走泄湖水，復有前弊。」

這麼前後一關聯，用心太深了，顯得好像這些弊端手段，全是繆樗等御史縱容出來的。

何穆的報復還沒完。

仔細看他建議的第二條：「不許官民人等占種湖田。」

除了「民」，還有個「官」。

這個「官」字，有極強的針對性。

當時有個南京守備太監叫蔣琮，因為長江蘆場的利益問題，跟南京御史們打得不可開交。蔣琮為了尋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陳祖生控訴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侵佔湖田。

黃冊庫是個冷衙門，沒什麼錢，管理人員經常趁職務之便偷偷打點柴薪、撈點鮮魚。盧錦、方向作為黃冊庫的上級主管，派佃戶在裸露的湖灘上種了幾塊地，從中占點小便宜。沒想到這事被蔣琮給掀出來了，導致兩人都被下獄。

郭鏞路過南京時，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這件案子，想親眼見識一下。沒想到，同仇敵愾的御史們立刻抓住這個痛腳，狠狠地報復了回去。

何穆這次到南京來，也是因為郭鏞回去哭訴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軟，這才派他來查實。

現在御史們已經被何穆（扌左享右）得灰頭土臉，黃冊庫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讓他們好過。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禮監都派專門的漁船來湖內捕魚，好供給官員用度。但是原來打魚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著官船捕魚的當兒混進來，存在隱患。從今以後，要限定捕魚的日子，對船隻嚴格檢查，漁網只允許用五天，其餘時間全部收走。

存在隱患只是託詞，其實是為了整黃冊庫的人。他們平時沒什麼好處，只有每年趁這機會網幾船魚，改善一下生活。這一下，全沒了。

還有，何穆指出，現在湖內五洲之上的蘆葦太多，是個火災隱患。可這裡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內，因此責令管庫官員並雜役、匠役等人，把這些蘆葦都砍去充當柴薪。他還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若積聚過多……就行會官估價，變賣銀兩，送應天府官庫收貯，以備修理本庫等項支銷。」

聽起來冠冕堂皇，毫無破綻。但仔細一琢磨，后湖黃冊庫管人員額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賺到的錢卻只能充公用。這根本就是變相把一部分辦公支出，轉嫁到庫管人員個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不用額外付費的先進管理手段，讓底下人有苦也說不出來。

何穆把這些「合理化」建議，整理成奏疏上報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們士氣大挫。經此一役，蔣琮那邊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後有十名御史下獄，而蔣琮本人毫髮無傷，宦官一方在兩個戰場均大獲全勝。

至於躺著也中槍的后湖黃冊庫，只能哭著進行整改，讓后湖禁制變得更加嚴苛。有人寫了首詩諷喻此事：「瀛洲咫尺與去齊，島嶼凌空望欲迷。為貯版圖人罕到，只余樓閣夕陽低。」

「人罕到」三字，用得一點不錯。到了萬曆年間，有位吏部左侍郎顧起元路過南京，不得其門而入，不由得感嘆說：「白下（南京）山川之美，亡過於鐘山與后湖，今為皇陵冊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

連吏部左侍郎都不讓靠近，可想而知黃冊庫平時人跡罕至到什麼程度了。

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后湖這裡才會變得特別熱鬧。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這一年，全國各地都會重新攢造黃冊，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黃冊入庫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現場得由給事中一人、御史兩人外加主事四人親自坐鎮查驗，還有一千兩百名來自國子監的學生嚴陣以待。

國子監一般的編製是一千五百人。這一下子去了一千兩百人，幾乎是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麼要這麼多人？這是要打仗嗎？

還真差不多。

這些國子監的天之驕子，將要跟全國的地方官吏百姓，展開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惡戰。

要講明白這個問題，咱們還得從黃冊的攢造過程說起。

第四章黃冊攻防戰

前面說了，黃冊脫胎於戶帖。兩者內容接近，但在很多細節上頗有不同。這些不同，不光體現在兩者的格式細節中，也體現在兩者的攢造流程上。

那麼一冊黃冊，是怎麼出爐的呢？

首先，造冊之年，戶部會提前半年備好標準黃冊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別下發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會按照黃冊樣式進行翻刻。不過他們需要刻造的不是黃冊，而是「清冊供單」。

「清冊供單」和黃冊不太一樣，它是一種針對單戶的調查表格，用來搜集一戶人丁、事產等信息，和戶帖差不多。咱們可以把它理解成黃冊的預填草稿。

接下來，官府會把印好的「清冊供單」下發到里、坊、廂這一級，讓現年裡長親自送到甲首手裡，甲首再分別送到本甲的十戶人家，一一填寫清楚，一戶一單，簽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確保真實性。

工作完成之後，里長會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張「清冊供單」合成一冊，遞交給當地衙門。

當地衙門收到轄區內所有里、坊、廂的「清冊供單」之後，並不忙著合冊攢造，先讓戶房官吏並算手、書手進行磨算複核，尤其還要調閱上一期數據來比較，看是否存在問題。

[註釋]算手、書手：在明代縣衙中，除知縣、佐貳、首領官等數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務是由各房、科中的吏書來完成的。吏書為吏員與書算的合稱。吏員是由國家任用、在吏部註冊、地位低於官的公職人員。書算，包括書手和算手，從百姓中僉雇，輔助吏員的工作。書手專司抄寫事宜，關注文書之往來，如依稿謄寫刑名文書、賦役黃冊等；算手則專司會計事務，如計算名目繁多的賦役折銀等。

如果審驗無誤，衙門會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長、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編次格眼」，與確認的「清冊供單」一起送回到相關的里。里長要把這些資料謄寫成正式文稿，造出兩本里冊，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你沒想錯，每一里的黃冊，由本里一百一十戶自己掏錢攢造，朝廷沒這筆費用。一直到州一級，才有專門的政府預算來造冊。

朝廷雖然不掏錢，要求還挺多。

黃冊的尺寸和戶帖一樣，寬一尺二寸，長一尺三寸。對於冊內文字，書手必須以範本格式來抄錄，字體尺寸都不許出錯。字要抄在原冊紙上，不許塗抹或額外浮貼，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為了增加作弊的難度，還把原來的小字楷書改成了大字楷書。

黃冊的製造材質，得統一用厚實的綿紙，不得經過粉飾或漂白，因為那樣容易讓紙張變脆發黃。甚至連訂冊，都必須用綿索來穿起，不許使用糨糊。就算萬不得已要用到一點，糨糊里也得摻入花椒、明礬等原料，以避免蟲蛀。

不過黃冊製造畢竟是個專業活，普通人幹不了。在大部分情況下，里長們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紙鋪去攢造裝訂。

順便提一句，其實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黃冊實物，屬於真正意義的黃冊並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冊供單」草稿。這些供單在用完之後，會送回個人家裡，這才讓極少部分文件逃過戰火，幸運地殘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冊，都要匯總到州、縣衙門。衙門要把這些數據匯總，單獨造一個總冊，裡面沒有每戶細節，只記錄各里的總數——戶部特別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同樣一冊黃封上繳，一冊青封留底。

接下來，州、縣衙門要把所有的里冊以及總冊送到府一級衙門。府衙也要單造一個分冊，記錄各州縣總數，一併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單造分冊，記錄各府的匯總數據，再與府冊、州冊、縣冊以及記錄到每一戶的原始里冊一起呈遞給戶部。

一級一級匯總上去，戶部最終拿到手裡的，是幾萬本里冊、幾千本州縣冊、幾百本府冊和十幾本司冊。中樞決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個地區的宏觀數據，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戶的狀況。宏微兩便，天下透明。與此同時，各級官府也都會層層留底，用青冊來辦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過黃冊呈遞到戶部之後，並不是直接運進后湖黃冊庫，它還有一道關要過。

朱元璋在推行戶帖制的時候，曾經放出過狠話：「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他把軍隊作為獨立會計師，對地方數據進行駁查，以避免各級官員在普查過程中舞弊。

他來自民間，深知弊情，必須核查這些黃冊真偽。國初諸事未備，只好動員軍隊進行駁查。現在一切都走上正軌了，再找軍隊當審計就有點不合適了。

可不找軍隊，找誰好呢？

駁查是個專業活，不是什麼人都能幹的。檢查人員必須識文斷字、精通算學，且具備一定的政務經驗。更關鍵的是，黃冊的數量太大了，這些檢查員還得有足夠的時間來幹活。

大明哪個部委也沒有餘裕抽調一批精幹官吏撲在這上面，正事還干不幹了？

想了一圈，最適合干這個的，就是國子監。那些大學生都是被當成官僚預備隊培養的，文化水平高，又閑得緊，正好拽過來當免費勞動力。

他們要做的「駁查」，從戶部總冊的數字往下查，層層驗算，從司冊至府冊、州冊、縣冊乃至里冊，驗算其舊管、開除、新收、實在的四柱增減。如果民間有飛走、灑派、埋沒、詭寄、影射、團局造冊等弊情，就靠這些名偵探來查出真相。

[註釋]飛走：即飛走稅糧。據明人趙官所著《后湖志》載，奸戶豪民夥同里長、書手作弊，使用開多收少、有收無除、灑派各戶、產去稅存等手段，不知不覺間將稅糧挪走，還讓人無法查證。如有人將新開耕的地畝少報一些，以減少上交的稅糧。田地買賣中，買主本應依例報稅，把田地上的稅糧從賣主名下開除出戶，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結書手作弊，拖延稅糧入戶的時間。有的富戶勾結書手，在編造黃冊之時，將自家應納稅糧拆分成合、勺，分灑於百戶，待徵收稅糧之時，再積合、勺成升，積升成斗，積鬥成石，而被灑者被蒙在鼓裡，年年為之賠納。也有的富人買了別人的土地，卻逼迫賣家不能移稅，使得賣家沒有了田產卻要繼續交稅，最終只能逃亡以避稅。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隱田糧」一罪，「詭寄田糧，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夢麟《讀律瑣言》解為，「詭寄田糧，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說。詭寄田糧，即所以為影射也。或詭寄於役過年分，或詭寄於應免人戶，各圖免差役，是猶納糧而不當差者也」，即奸戶豪民夥同里長、書手作假，將田地挪到已經過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優免徭役特權的人家，藉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錯訛之處——這簡直是一定的，監生會把問題匯總成冊，做成「駁語黃冊」，裡面開列某府某縣某里的某項數據有問題，封面改一個「駁」字，並提交戶部。戶部會以尚書名義，把這個冊子下發給相關衙門，責成半年內查實重修。這個重新改正的黃冊，叫作「奏繳冊」，經二次查驗無誤，才會進入黃冊庫內。

大明平均每期攢造黃冊的數量是六萬，一千兩百名監生人均負責駁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戶的量。一天算一本，兩個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實、撰寫駁語的過程，三個月可以大體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說了，后湖一圈嚴密封鎖，無人能近，辦公環境非常幽靜。監生們干累了，還能出去欣賞一下湖景風光，多美好啊。只見眼前煙波浩渺，水色瀲灧，湖面似鏡澄澈，半條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幹嗎要跑呢？

因為實在太苦了。

后湖駁查黃冊，絕非想象中那樣度假式辦公。對可憐的監生來說，不啻噩夢。

弘治十七年（1504年），國子監祭酒章懋這樣描述監生們的工作狀態：「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污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幾年後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易瓚在一份奏疏里說得更詳細：

「白晝，嚴鎖各號，不容出入；黃昏，黑聚一室，不見燈火。酷熱苦寒，並無休息。加以湖瘴襲人，濕氣侵體，致疾者十常八九，倖免者百無一二。近日，監生鄔鳳病故湖上，雖暴染之於平日，實出感發於一時。暴露數日，直待開湖，方得裝回，罔不傷心。諸生過湖，如蹈湯火。勞苦萬狀，不能盡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個小號里幹活，晚上為了防火，還不能點蠟燭。夏天熱冬天冷，蚊蟲叮咬、濕瘴之氣密布。而且湖禁森嚴，你別說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屍島上，等每旬開湖之日才能把屍體運走。

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規矩。早在永樂十一年（1413年），監察御史張翼就上書皇帝，說島上負責駁查的監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離島送醫？永樂的批複是：「但有病的，不要他過來，著太醫院帶葯，就那裡醫治。」

可見湖禁猶如天條，誰都不得違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監生們還得認真幹活。一旦出現駁查欠詳、扣算欠精的失誤，輕則責罰，重則拿問。

能請假喘口氣嗎？

也行。《南雍志》里記了兩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間，臨到駁查日子了，監生張振上書皇上，說今年輪到他們家當里長了，可家裡除了他沒有壯年丁口，請求歸鄉應役，朱元璋批准了；然後到了永樂年間，監生饒觀也碰到和張振一樣的情況，上書向皇太子請假，歸鄉應役，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國子監的學生非要請假，沒問題，您得自個兒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說去——皇上日理萬機，脾氣還不好，你的請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環境差，工作多，假難請，按道理薪酬應該少不了吧？

對不起，沒有，純屬義務勞動。你們這些大學生在國子監里求學，已經享受國家補貼了，每個月有廩米養活，憑什麼還要錢？

那沒有酬勞，總有功勞吧？

對不起，功勞也沒有。

當年朱元璋為了鍛煉監生，定下規矩，要求他們在各衙門實習歷事，「實歷」至少要做滿一年。監生歷事考核里明確規定，一年期滿，考官要根據監生的實習表現，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補授實缺；中等可以隨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學。

對監生來說，這一年的實習履歷非常重要，決定了他未來在官場的位置。

這個「實歷一年」的時間，絕不是你隨便混混日子就能攢滿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門幹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甚至錦衣衛；其次你得負責具體實務，比如抄錄文書、查核倉儲、清丈土地、監修工程、隨御史出巡觀風等等。你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工作時間才能折算進「實歷」。可惜的是，駁查黃冊這項任務，卻不能折算「實歷」。

這事可以理解。你想，駁查黃冊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個月，而且每次活動要動員一千兩百個監生。如果這也能折算實歷的話，一次駁查，差不多整個國子監的學生都漲了三個月「實歷」，考核制度還有什麼意義？

但對監生個人來說，可就慘了。你忙活的這三個月，是沒法寫入實歷履歷的，還得去別的地方干滿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後湖駁查這件差事，對監生們來說，只有苦勞——事實上，官府正是把駁查歸為一種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乾嘛。

好在從洪武到永樂這段時間，皇帝對國子監很重視，很多官員從這裡直接選拔。監生們有上升渠道，朝氣蓬勃、前程遠大，駁查這點辛苦活，忍忍也就過去了。

可隨著時間推移，形勢越發不妙起來，因為大明遷都了。

永樂帝把首都遷到了北京以後，國子監本部也隨之北上，稱北雍，南京國子監淪落為陪都分校，稱南雍，影響力大幅降低。而後湖的駁查工作，總不能讓北京學生千里迢迢南下吧？還得南京國子監出人，這就有點入不敷出了。

更麻煩的是，在永樂之後，明代科舉制度日漸成熟，成為官員來源的主要渠道，從國子監選走的官員越來越少，監生地位一落千丈。監生們別說得不到好的官職，甚至連「歷事」都很難獲得機會，只能年復一年地滯留在國子監里，看不到未來。

宣德年間，國子監淹滯人數將近五千人，年紀最大的甚至超過五十歲——距離永樂北遷這才多少年？

駁查條件惡劣一如既往，大環境和政治待遇卻每況愈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監生參與的積極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樂以及後面的洪、宣兩代，駁查監生基本能保持一千兩百名。在此之後，監生數量一路驟減。正統七年（1442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1451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南京戶部上書抱怨，說他們徵招八百名監生查理黃冊，過湖的居然只有兩百餘名，其他的全跑光了。

這可奇怪了。國子監的管束那麼嚴格，上課遲到都得挨板子，監生們怎麼逃呢？

千萬不要低估人類逃避勞動的主觀能動性。

南京國子監為了節約成本，少發點廩米，曾經想出一個奇葩政策，叫「依親讀書」，讓學生們回自己家去讀書，學業時間照算——可以理解為函授課程。

監生們腦子轉得快，算算快到駁查之年了，紛紛提出申請，主動回鄉依親讀書。等到國子監要調人過湖駁查的時候，傻眼了，兔崽子們全回去「依親」了，還得一個一個往回拽。

放出去容易，拽回來就難了。監生們賴在家裡，什麼理由皆有，什麼生病啊，奉親啊，遷葬啊，送幼子啊，這裡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親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趕上父母亡故，以首輔之尊都得丁憂歸鄉，守制三年，我們這些窮學生更得遵從禮法對不對？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萬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體孝順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個沒了，考慮小時候人家還給過我糖吃，我傷心過甚，自願守制，弘揚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國子監你好意思學聖上奪情嗎？

就算是在國子監上學的學生，也可以裝病，裝病不行的就花錢請人冒名頂替，沒錢的就乾脆逃跑。最終留下來等著應役的，都是必須靠每月發放廩米過活的赤貧書生。

國子監能說什麼？只能含淚去想別的辦法。

可也沒別的什麼辦法。

弘治七年（1494年），南京國子監請求北京國子監支援，調一些南方籍貫的學生到南京。北京國子監的反應很冷淡，你倒霉關我屁事啊？最後好說歹說，北雍挑了幾個歪瓜裂棗送了過去，虛應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個轍，動員舉監生。

明代國子監的學生分成官、民兩種。官生是官員子弟，叫蔭生；民生則分成貢監生、例監生、舉監生幾種。貢生是各地選送來的優秀學生，例生是自費入校的學生，舉監生則指那些通過鄉試獲得舉人身份，卻在會試失敗的人。有些落第舉人會選擇暫時在國子監內讀書，在裡面自成一派。

過湖的監生，一般都是從貢生里選。人家例生、蔭生要麼出了錢，要麼家裡有官身，用不著干駁查這種辛苦活。舉監生好歹是舉人出身，也不用幹活。到了成化年間，貢生人數實在湊不夠，國子監決定把舉監生也算進駁查隊伍。舉人們聞言大怒，我們是何等身份，豈能跟那群貢生為伍，太辱斯文了，便開始大鬧。

官司一直打到了戶部，最後戶部判說：「舉人與歲貢所入之途雖異，及其到監，均為監生……況查無舉人監生優免事例。」於是舉監生們也只能老大不情願地去了后湖，但是……人還是湊不夠。

人不夠，黃冊卻不會少，結果必然是工作時間無限拖長。

從宣德年開始，駁查黃冊的時間越來越長，從三個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至兩年三年。到了正德五年（1510年），駁查工作已經拖延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向皇上這樣訴苦道：「正德七年攢造在邇，今改駁之冊未完，攢造之冊復至。新舊相仍，事務冗促。冊本浩繁，遽難查對。」

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黃冊還沒駁查完畢，眼看下一期新冊就要來了，咋辦？

上一期黃冊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審；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攢造，七年送審。也就是說，從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後足足駁查了八年時間……

但也不能怪國子監。這一期參與駁查的監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殘，能幹活的不過半數，還時不時會跑散一大片。這種士氣，叫人家怎麼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終於有一個叫唐鵬的監生勇敢地站出來，上書朝廷說了實話，明確指出黃冊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監生待遇太慘，請求改善。

他的訴求是，懇求朝廷把駁查的工作時間算入「實歷」。

在正德年間，就連國子監授官都已名存實亡，這些監生孜孜以求的，居然還只是「折算實歷」這麼點待遇，實在是太可憐了。

唐鵬的請求，得到了當時南京戶部的支持，相關官員也紛紛上書，表示再不改善，這活真干不下去了。這次朝廷終於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開會議了幾日，最終拿出了一個辦法：

「過湖查理黃冊監生三個月滿日，准作實歷事三個月……比例准歷，以均勞逸。」

看著從善如流，可仔細一琢磨，實在太過分了。

按照這個規定，監生在後湖的工作時長，確實可以折算成等長實歷，但三個月封頂。如今一次駁查動輒數年，監生幹得再多，也只算三個月工分，其他時間還是白乾。

可想而知，一線駁查人員的士氣，會變成什麼鬼樣子。

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大明朝廷的袞袞諸公，難道都是白痴嗎？

讀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輕易把古人當白痴。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歷史，和當時人的視角不同，獲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設身處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舉動，自有其邏輯和動機。

比如「過湖監生」的待遇問題，是從宣德之後開始凸顯。這一段時間，正是大明士紳集團開始發展壯大的階段。根據《大明律》，這些士紳可以減免稅賦徭役，比起自耕農經濟上天然具有優勢。他們又可以通過科舉等渠道，在政權里取得話語權。

最終這個利益共同體在中樞則為高官，在鄉里則為縉紳，以士林為綱網，以族親為身基，形成一個能與皇帝抗衡的集團。

這個共同體的天性，是利用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說的那樣：「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佣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并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

駁查黃冊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畝，與這個集團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馳。他們即使沒有刻意去阻撓，也肯定不會主動去改善。

更妙的是，讓國子監駁查黃冊，是洪武爺定下的規矩。雖然國子監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們大可以用「祖制難違」的借口，拒絕改革，任誰也說不出個「不」字。

當然，這並不是說真有那麼一兩個幕後黑手，在斗室里算計著如何破壞黃冊制度的陰謀。具體到個人，不乏明智的官員上書要求變革，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大多數成員都會下意識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舉動。這些力量匯聚到一起，形成所謂的「潮流」或「時勢」，誰逆了潮流，誰阻礙了時勢，就會遭到反噬。

駁查監生的遭遇，不過是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點點微瀾罷了。

黃冊駁查就像是一個戰場。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身處低矮簡陋的戰壕，長官漠不關心，後方補給時斷時續——偏偏他們的責任又特別重大。

因為駁查工作要面對的，是一大群無比頑強而又無比狡黠的勁敵。

中國自古有兩股力量始終在糾纏對抗。一股力量來自中央，千方百計想要搞清楚基層情況；另外一股力量則來自基層，千方百計不讓中央知道實際情況。

尤其是一涉及錢糧徭役之事，人類的想象力和智慧是無窮的。上頭有多少條政策，下面就有多少條對策。漢代搞「案戶比民」，民間就敢「舍匿虛田」；隋唐有「大索貌閱」，民間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會「析居避役、鬻田減戶」。

[註釋]案戶比民：漢代法律規定，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間，每年繳納一百二十錢，叫作算賦；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繳納二十錢，叫作口賦稅。通常每戶農家，應服徭役的男丁約為兩口，為了不耽誤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錢的代價僱人代役，叫作更賦。若想做好這項工作，不僅要有完備的戶口登記冊，還必須進行戶口調查，掌握人口年齡的變化。戶口調查即案比。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際，將一縣居民集中到縣城，觀其面貌、形體以查驗其年齡是否屬實，登記在人口簿冊上，即為「案戶比民」。

舍匿虛田：舍匿，窩藏、隱藏之意；虛田，即土地的實際畝數多於名義畝數的部分。百姓有意將多出的田畝數隱藏不報，以免多交稅糧。

大索貌閱：大索，即清點戶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與相貌；貌閱，即將百姓與戶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對。貌閱的制度淵源可追溯到漢代的案戶比民。隋文帝年間，為改變戶口隱漏嚴重、國家賦稅減少、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中央下令在全國各州縣大索貌閱，凡出現戶口不匹配的情況，地方官吏都要被處以刑罰。此次貌閱，還要求堂兄弟以下親屬同族而居者必須分立戶口。此制度為後來的唐朝所沿襲。

冒籍取解：唐代科舉制度規定，士子應在本地參加府試，獲得解送資格。若要離開本籍，到其他府州參加府試以取得解送資格，再到京師參加全國性考試，即為冒籍。類似於現在的高考移民。科舉制度初設之時，此類現象很少見。但隨著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省試登第人物與發解諸州的比例出現失衡，士子為了增加登第的機會，冒籍取解的現象逐漸多了起來。如我們很熟悉的大詩人王維，就沒有參加本籍貫蒲州府的解試，而因其善彈琵琶曲，博得某位公主的歡心，獲得了京兆府的解頭。

衙前差役：衙前，產生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時期的一種重難差役，由武人充任，負責看管和運送官物。到了北宋時期，衙前役主要由鄉村上戶輪流承擔，服役範圍很廣，職任繁雜，包括押送漕糧、搬運鹽席、送納錢物、主典庫務、採購貨物等等，給鄉村上戶造成很大的負擔。後來，因難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

析居避役、鬻田減戶：析居，即分居、分家之意。政府徵發差役，以丁口即資產而定戶等，不同的戶等承擔不同難度的差役。往往愈重愈難的徭役都會歸上等戶輪流負擔，面臨傾家蕩產的危險，故高戶成為人們的大忌，於是想方設法減少人口和家資，或父子、兄弟分居，或寡母改嫁，或棄田與人，以降低戶等，避免重役。鬻田減戶，賣掉田產以降低戶等，避免承擔重難差役，是析居避役的一種手段。

不說別人，那位「鑿壁偷光」的雞湯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進諫、剛正不阿，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檔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頃地。可見人類的天性是很誠實的。

明代的情況也並沒什麼不同。當年周鑄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戶就紛紛把自家土地轉到僕人、佃戶以及親戚家名下，以此減少賦役——還有個名目，叫作「鐵腳詭寄」。地方上對抗中央的花招，可多著呢。

朱元璋搞出的這個黃冊、里甲與魚鱗三位一體之法，別看紙面上的設計頗為完美，落實到執行層面，仍有無數漏洞可鑽。駁查駁查，駁的是舞弊隱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處，正是為了減少民間干擾，盡量讓中央掌握最翔實的數據。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編造黃冊的命令同時，特意警告說：「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利斂害民，或將各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

反著一讀，就知道民間舞弊的情況從國初就非常嚴重，非得皇帝親自提醒不可。

那麼，下面的人是怎麼作弊的呢？

咱們還是拿之前出現那個休寧縣人王敘，虛構幾個例子來講講。

先從最簡單、最常見的情況說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敘家的黃冊記錄是一家四口，父親、兒子兩個丁口，外加一個老婆、一個女兒。當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氣生了仨兒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造黃冊，王敘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負累也多，得想辦法藏匿人口。

他提著四斤豬肉，買通了甲首。在造冊時，甲首幫他報了一個假數字，只說是新增男丁兩口，全家六口人，瞞報了一口。

這樣在洪武二十四年黃冊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舊管四，開除零，新收二，實在六。這個數據被匯總到休寧縣，一路上報國家。

又過了十年，到了永樂元年（1403年）。靖難之役雖然慘烈，但各地黃冊該造還得造。這次王敘沒錢賄賂甲首，家裡孩子也已長大成丁，沒法瞞過別人耳目，只好老老實實把所有人口都報上去了。

數字送到后湖進行駁查，某位監生負責徽州檔案，他磨算了一下，覺得休寧縣的人口數字不對，個位數有偏差，前後差了一個人。他一路再往下細查，發現其他鄉的數字都對得上，只有里仁鄉差一人，這麼順藤摸瓜，直到翻開了二十七都第五圖的黃冊。

他調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圖黃冊，與永樂元年的黃冊四柱做對照，立刻發現了癥結所在。

洪武十四年王敘家戶口「實在」四人，洪武二十四年「實在」六人，永樂元年變成了「實在」七人。從這個記錄看出，王家添丁的節奏應該是：洪武二十四年「新收」了兩人，永樂元年「新收」了一人。

可實際黃冊里的「新收」這一項，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記錄了「新收」兩人，永樂元年「新收」為零。

數字對不上。

不用問，肯定當地有瞞報情節。於是這位監生提筆，把這一條寫在另外的駁語冊子上，註明理由和數據來源。戶部拿到駁語，一路下發到休寧縣，要求查實第五圖王敘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當。結果，王敘和洪武二十四年那個現年甲首，都因此而面臨懲罰。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體現在這裡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時，卻很難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間，數字增減彼此關聯，前一期黃冊與后一期黃冊，數字增減亦有關聯，只要有一次數字對不齊，就會被駁查發現。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縣裡的青冊都塗改了也沒用，因為上面還有州里和府里的青冊備份。你就算真能把這一串青冊都改了，后湖還存有最權威的黃冊。

你要是能把后湖黃冊也改了……這麼神通廣大，你乾脆直接造反好不好？

這是一個最簡單，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這隱蔽巧妙的舞弊手段，還多得很呢。

正德年間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龍，曾詳細描述過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里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為懸挂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角）色，捏作寄庄者。」

為了便於理解，咱們接著拿王敘家舉個例子吧。

假設他們家在正德年突然發財了，一口氣買了兩百畝地，成了大地主。王敘不是官身，又沒考中舉人，沒法減免稅賦。等到要攢造黃冊了，王家趕緊找到甲首、里長，請他們設法遮掩。

等到縣衙把清冊供單送下來，里長開始一一填寫諸家情況。他故意把王家的兩百畝地，分出去五十畝，分別寫在五十戶貧困人家名下。

這五十戶窮人不識字，平日里都是甲首、里長代填，就算拿清冊供單給他們檢查，也是睜眼瞎。只有到了交稅時，這些窮人會奇怪，怎麼交得比往年多一點？里長瞪著眼睛說上頭官差要求的，我有什麼辦法？反正平均每戶只多交一畝，不算太要命，沒人敢深究。於是，這五十戶人家就稀里糊塗地替王家扛了五十畝的稅賦。

這種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諸人名下的行為，叫活灑，又叫飛灑、灑派等等。

可王家覺得還是不滿足，希望能進一步減免。里長說了，也沒問題。

本管里一年前發生過一次疫病，結果張三、李四、趙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規矩，里長要把這三戶人家列入「開除」，意思是這三戶已經絕了，其名下田地荒廢，自然也沒法交稅。里長把王家的三十畝地，偷偷挪到這三戶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賦稅之苦——此謂「死寄」。

那三家旁邊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裡死得只剩下一個老頭。甲首充滿同情地把這一戶劃為畸零帶管，從此不在一百一十戶正管之列。里長看準時機，把王家的一個小兒子，列在這老頭的戶下，打著分家的旗號帶過去十畝地——此謂「花分子戶」。

可王敘仍舊覺得不滿足，他說能不能再減免？里長說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得往上找人。然後里長帶著他，找到縣衙戶房負責黃冊和魚鱗圖冊的主事，看有什麼辦法沒有。

主事收了賄賂，一拍腦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兩人私下買賣，簽的地契叫白契。這個交易上報給衙門，由官府驗證后蓋印，才算具備法律效力，叫紅契。

主事告訴王敘，你不是從楊七那兒買了五畝地嗎？你們倆先簽個白契，別著急上衙門辦手續，先留在他名下。這樣衙門裡沒記錄，黃冊和魚鱗圖冊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謂「全不過割」。

王敘還從鄭八那兒買了十畝地，剛給其中的一半地辦了紅契。主事說另外一半先別辦了，你跟鄭八說一聲，讓他還接著耕種，定期給你交租子就成——此謂「包納」。

王敘說：「我還有幾十畝地，沒買賣過，這咋辦？」主事說這也好辦，你假裝把一部分田地賣給劉九，或者從高十那兒買田的時候收田不收糧，補個假手續，把零頭一抹，叫「有總無撒」——這個「撒」，是撒數，在明代財政術語里是小數的意思——這種手段，叫「懸挂掏回」，也叫「虛懸」。

戶房一般會有專門的書手和算手。書手負責謄寫檔案記錄，算手負責計算，把賬簿調整做平。這些人都是當地人，家裡世襲做這樁勾當，彼此之間關係密切。由這些親自接觸賬目與檔案的人配合，天衣無縫。

后湖駁查的時候，監生不可能去詢問每一戶的具體情況，他只看里冊數字有無出入，只要比對無誤，就直接核驗過。王敘這麼操作，可以安全過關。

有人可能要問了，這明顯對賣家來說不合算，怎麼會答應？再說如果賣家反悔怎麼辦，王家和他們之間都是白契，並不受法律保護啊？

很簡單啊，打到他們服軟為止。

王敘家有兩百畝地，錢一定不少，他們隨便找十來個護院閑漢，往楊七、鄭八、劉九、高十家邊上一站。四戶人縱然不願意，也只能忍氣吞聲，否則在本鄉無法立足。白契這種東西，雖然法律上沒效力，可被拳頭大的人拿在手裡，一樣管用。

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態。

儘管利用了種種手段，王敘家的田地還是不能全部避稅。他繼續賄賂主事，把自家二十畝上好的水田，在檔案里全改成鹽鹼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級，原本是重則，這下子變輕則了——此謂「埋沒」。

王敘覺得不放心，又託人在京城找了一個本鄉籍貫的進士。那位雖未釋褐授官，但已有資格享有減免賦役的特權。他把自家五畝田地托獻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稅了——此謂「詭寄」。

王敘想了想，光是避稅賦還不成，徭役也挺討厭的，得想辦法避免。

按照大明規矩，每一戶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數量分等，多者上戶、中戶，寡者下戶。上戶派出的應役丁口，要比中戶多，中戶又比下戶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幫助下，王敘先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個大家分裂成三個小家，戶口等級立刻就從上戶變成中戶了——此謂「挪移」。

可王敘仍舊不死心，又纏著里長，在黃冊上硬把自家的「中戶」改成「下戶」，讓服徭役人數字進一步變少。里長說改好辦，但每一里每年應役人數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戶逃過去了，我怎麼辦，總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兩人琢磨了一下，里長大筆一揮，把本來丁口極少的高十家，從下戶改為上戶了。

高十一聽不幹了，我家裡一共就倆壯丁，本來一個應役一個耕種，勉強度日。現在您給我改上戶了，兩個都得去應役，那家裡不就完蛋了嗎？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輪的正役，每年各種雜泛之役和臨時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應滿一年得脫一層皮。

里長壓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縣裡上告，可縣裡直接駁回了——想告狀，先跟你們里的鄉老商量去。可鄉老和里長是穿一條褲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無邊的絕望。

這時王敘笑嘻嘻地過來，說你家田地反正也沒人種了，不如賣給我。高十哪裡肯賣，可不賣家裡就要餓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別無選擇，只得淪為佃戶。

王敘不光逃了徭役，還得了良田，貪心更熾，連下戶的徭役都乾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戶房主事，把本里黃冊塗抹一番，把應役次序給改了。

咱們前面說了，里甲應役是十年一輪，每一年都有一甲輪到徭役。王敘家本該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劉九對換了一下。劉九想也沒差別，就同意了，乙年去應役。結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黃冊次序，把王敘家改回乙年，劉九赫然還得服一次役。

劉九大驚，想要抗辯，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敘家就這麼舒舒服服地埋沒土地、避開了稅賦徭役，把負擔飛灑給了其他貧困人戶。

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可在大明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萬曆二十五年，宜興知縣秦尚明憤怒地說：「十五之中，上戶詭為中戶，中戶詭為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當真是觸目驚心。張萱在《西園聞見錄》里感嘆道：「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正是這麼一番景象。

王敘的故事還沒完。

他家坐擁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負擔，財富迅速積累起來。他主動修橋樑、鋪民道、立祠堂、開私塾，偶爾周濟一下窮人、資助一下讀書人，很快就在鄉里樹起權威。他把家裡多餘的銀錢，放給別人做高利貸，破產的鄭八、劉九、高十都不得不來找他，收益比田租還高。

靠著殷實家底，王敘的兒子再不必操心農稼，專心讀書，很快考中了狀元，在朝為官。王敘家的社會地位再拔高一層，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賦稅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戶、奴僕，都算作王家私產，不入黃冊。鄭八、劉九、高十的孩子們，不得不過來依附。

等到王敘的兒子告老還鄉，已成顯赫鄉宦，且與其他官場中人聯絡緊密。一代一代下來，遂成勢力。

在王敘的發家歷程中，我們看到：從甲首、里長、鄉老這些自治體成員到衙門胥吏，沆瀣一氣，和地方富戶勾結在一起，把黃冊、魚鱗圖冊當成私有之物包辦，不斷把負擔轉移到貧戶身上，形成一整個鏈條上的腐敗，分攤風險和利益。

這在大明有個專門的名目，叫「團局造冊」，現在也有個類似的詞，叫「窩案」。在大明曆代朝廷文書里，幾乎都反覆提及這個詞，飭令各地嚴查，可見「團局造冊」之猖獗。

嚴格來說，「團局造冊」不算一種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團局造冊」才能實現。

朝廷對此並沒有什麼好辦法，因為基層不是直管，他們所拿到的數據都是間接的。

比如，你是個現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戶籍情況，一家幾口，是否結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證，電腦里隨時調得出來；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幾個娃、幾畝地，縣裡老爺不可能親自下鄉一戶戶去數，只能靠里長、甲首、鄉老、糧長這些地方自治團體代理人來收集、具保和上報。

換句話說，只要你搞定這些代理人，上頭很難查證真偽虛實。

不過這種「搞定」本身很昂貴，底層百姓無法負擔賄賂成本，只有王敘這樣的鄉紳、豪強以及富戶有能力做。有錢人越哭越富，窮人卻根本沒有哭訴的渠道。於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誠如顧炎武所言：「富戶操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於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

除了之前講的那些，這些人還有很多手段，比如虛報死亡、隱漏資產、改換戶籍、虛報災荒、捏甲做乙、浮收稅糧。總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干不出來的。每一個手段背後，都是大量利益輸送。

甚至連黃冊本身，都有大利可圖。

黃冊的攢造，朝廷是不出錢的，由各地官府籌措資金，這筆錢自然也會攤派到基層百姓頭上。很多明代縣誌里都有記載，一縣黃冊攢造的總費用，正常來講多則百兩，少則五十兩——注意這「正常」二字。

百姓並沒有議價權，官府說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們收取兩百兩，一百兩造冊，一百兩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條生財之路。

我說的這個假設，價格其實還保守了。

萬曆二十年有一位黃冊庫官員途經河南，出於職業習慣，打聽了一下當地的黃冊業務，嚇了一跳：「聞民間有言，軍、黃二冊加派紙價，至千兩之外……大縣不過二三百里，小縣僅數十里。一里造冊一本，每本不過一二百頁（葉），紙價幾何，而動派千金耶？此非積猾之冒破，則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兩造價的黃冊！

貧窮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樣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來的發展，不難想象。豪強鄉紳勾結里甲胥吏，肆意塗抹黃冊，欺瞞中樞，在中間環節榨取利益，並大肆侵佔自耕農土地。

如果社會有足夠的流動性，情況還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經濟發達，戶籍寬鬆，老百姓尚且有別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則，是把民眾在原地死死釘住。這時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結果就是，下層百姓負擔越來越重，限於戶籍逃無可逃，而朝廷所獲得的稅賦卻越來越少。反而是盤踞中間的這個利益集團，吸血吸得大大腫脹，形成血管里的一個梗阻。

當這些梗阻遍布全身時，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剛峰做過知縣，對底下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專論里長之弊：「（里長）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干，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遍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

除了民戶的種種作弊之外，其他戶籍同樣問題多多。

前面說了，大明戶籍除了民籍，還有軍戶、匠戶、灶戶等職業戶口，他們的黃冊是單獨冊立，並由各自主管部門管理。比如軍戶就有專門的軍黃冊，歸兵部負責。

理論上軍戶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還有大量臨時性的雜泛差役，無法免除。更慘的是，他們是軍戶，還必須去應軍差，這負擔就更重了。

比如說吧，每一戶軍戶，都要出兩個壯丁去衛所服役，一個作為正軍戰兵，一個作為輔兵余丁，後者在軍營里勞動來養活前者。除此之外，家裡還得留一個繼丁，平時從事生產養家。一旦軍中的壯丁跑了或者死了，這個繼丁就得進入軍營勾補。

勾補的規矩特別狠，如果你家裡沒有成年壯丁，就得把孩子登記入冊，還有個專門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軍人不得本地服役，入衛補伍都得去外地。這一路上的盤纏給養，也得軍戶來承擔，更不用說還要受清軍官和各級長官的盤剝勒索之類了。

負擔如此之重，軍戶所享受的福利卻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規定，民戶有兩丁人口，就能擔任小吏，而軍戶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讓一人為生員，上升通道頗為狹窄。

其實軍戶也算良籍，可以參加科舉。歷代軍戶出身的內閣大佬不少，比如張居正、李東陽、高拱、趙志皋、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個明代科舉中，軍戶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頗高。不過這些都是軍戶中的官員階層或富戶，一來家族擴大，有足夠人手；二來有錢，供養得起讀書人。

對絕大部分底層小家小戶來說，光是應付勾軍就已經竭盡全力，哪裡還顧得上其他。

上頭大概也明白軍戶的狀況，所以嚴令禁止離籍轉戶，軍戶子弟不得過繼、不得入贅。沒辦法，真放開了，估計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間，就有數萬軍戶逃亡；正統三年（1438年）有一個統計，當下在逃軍士的總數已高達一百二十萬人——天下衛所才多少人？可見軍戶生活之苦。

這些軍戶最大的心愿，就是轉成民戶，洗脫這些限制。雖然《大明律》嚴禁如此行事，但法律歸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樣百出。

咱們再虛構一戶人家舉例，姑且叫張大吧。

張大家是軍籍，籍在休寧縣附近的新安衛，家裡五口人。他實在受不了軍戶之苦，就偷偷聯絡了當地第五圖的里長，央求入民籍。

里長帶著他找到休寧縣戶房的書手，送了二兩銀子。戶房這位書手大筆一揮，給第五圖的里冊里多加了一個戶口，將張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這個戶口之下。

然後張家到衛所那邊，報了個全家死光，只剩一個張大的老母親。於是在軍黃冊里，這家人只能掛去畸零戶，沒法應役了。等到張大的老母親一病故，這家人在軍黃冊里徹底絕了，直接列入開除。張大一家，則洗脫成了民戶，幸福地在當地生活著。

羅二也是軍戶，很羨慕張大的境遇。可他家裡沒錢，找不到落地的民里。他一咬牙，帶著全家連夜跑了，一路從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謊稱是流民，置買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為古代通訊不發達，沒有全國資料庫，原來的衛所縱然知道他跑了，也無可奈何。

軍戶畢三也動了心思，可他不想離開原籍，只好另外想辦法。他眼看要去遠衛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兒子入贅給近衛所的朋友，這樣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補入衛。他臨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個小兒子，趕緊過繼給附近的民戶家——這些都是違法的，可黃冊總是人寫的嘛，使錢下去，總能解決。

等把這兩個孩子都安頓好了，畢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蹤了，據說是被盜匪殺死，死無全屍。軍中一查，他家裡沒有任何壯丁勾補，也只好作罷。畢三偷偷跑去一處寺廟出家，法號「三無」，混了個度牒返回家鄉，堂而皇之地還俗，以佃戶身份附籍在先前過繼了小兒子的民戶家裡。

經過這麼一番眼花繚亂的操作，他們全家終於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軍之苦了。

還有一種絕妙的辦法，叫「挪移」，對，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說吧，張二一家，本來屬於饒州千戶所的軍戶，生活很痛苦。張二糾集了同甲的幾戶人家，賄賂也罷，脅迫也罷，硬是把這一甲的所屬，改到了建陽衛。

饒州離建陽不遠，但是兩者分屬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這麼一改，饒州千戶所便不能從張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陽衛的。而建陽衛呢？可能壓根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來執法。

兩邊都管不著，張二這一甲十戶，就可以高高興興地在夾縫中生活下去了。

類似的逃亡方法還有很多，充分展示了軍戶的無邊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沒好辦法，只能反覆要求「都司、衛所、將應勾軍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冊呈報兵部，轉發其各司、府、縣清軍官。凡遇冊到，將所清軍黃冊籍磨對相同，行拘原逃正身，或應繼人丁」。

更可笑的是，為了怕軍戶做手腳，還特別要求，軍戶子弟不得參與軍黃冊的編造。就連駁查，都不得用軍戶出身的國子監生。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軍民，想要在戶籍上做手腳，無論手段如何，最終都指向同一條路——篡改黃冊；而無論改什麼內容，最後都會落實到一個最現實、最技術的問題——如何篡改黃冊而不被人發現。

一般的手法，在黃冊上直接填入假數據即可，手段無外乎挖改洗補。

反正黃冊都是手填出來的，在上頭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實在改不過來，索性挖下一塊，重新把別紙補綴上去。還改不過來，拆下綿索，抽走舊頁，補入改頁。只要大家提前說好，上頭無從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況，在民間極為猖獗。以至於弘治三年的時候，有官員專門上書，建議以後編造黃冊，不光要給地方一個標準字體，還得規定字型大小。把字寫得大一點，容易檢閱，就沒辦法洗改了。

修改原冊的麻煩在於，得經得起層層檢查。上級有可能沒查出來，也可能查出來，你為策完全，不得不一級一級往上賄賂。

顧炎武專門談過這個作弊技術：「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都總。」

因此，有聰明的不去賄賂主官，直接去找具體經辦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膽大包天，連小吏都不用找，去找運輸隊。

黃冊攢造完成之後，會一步一步轉送至縣、州、府、司以及中央后湖，中間要經曆數次轉運。你只要事先買通解送人員，在半路開箱子直接改冊，連給官員的賄賂都省了。真是膽大包天。

不過別忘了，黃冊里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過往一切數據。你光是偽造了一期之數，前後對不上，終究是個隱患。哪天碰到個認真的駁查人員，可能就會東窗事發。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修改舊檔。把歷史改掉，大家便不會知道你現在的貓膩了。

雖然黃冊庫戒備森嚴，難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話嘛：「只要思想一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大利當前，胥吏們也是絞盡腦汁，奇技百出。

咱們試舉幾個比較奇葩的例子。

按照后湖駁查的流程，監生會把發現的問題做成駁語黃冊——後來改成浮貼在原黃冊內，戶部會將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後，再呈遞上來，監生根據駁語檢查，發現切實修改無誤，再入黃冊庫。

很快有聰明人發現了其中的漏洞：監生在二次駁查的時候，只會複查駁語相關的條目，其他內容不會再看。

於是他們就發明了一招極巧妙的「聲東擊西」。

還是舉例說明。

王敘家新得了兩畝田地和一頭黃牛，這兩項事產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黃冊。王敘想把它們瞞下來，可急切間只賄賂了里長，沒買通縣裡的算手和書手。

里長寬慰他說，別著急，有辦法。

等到開始攢造里冊，里長老老實實地把這兩項寫進去，絲毫沒有作弊。不過他把另外一項數據，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寫了一人。

里冊遞了上去，層層呈遞到后湖，很快這個疏漏被駁查監生髮現。監生在原冊上貼了一條駁語：「查某里某甲王敘人戶本期丁口虛減一人，查理與舊冊實在不符，駁回本管實核重造，不得遷延云云。」

這本里冊被層層擲回到第五圖。里長拿著舊冊，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誠實地把丁口數補回一人，然後偷偷抹去了王敘家的兩畝地和一頭牛。

冊子被再次送到后湖，監生拿著駁語記錄一看，嗯，不錯，丁口數確實改正了，至於其他內容，上次已經審核過一次，不必複查了。

就這樣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敘家篡改的記錄得以順利進入庫房。以後一旦田地起了什麼紛爭，去查舊檔，則再也看不出什麼痕迹了。

此非筆者妄編，且看兩個真實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的五賢鄉，出了這麼一個案子。當地二十九都的里冊交上去，駁查人員發現，該都的第一里第一甲有一戶，叫謝得安，戶籍似有塗抹痕迹。比照之前的黃冊發現，這傢伙本是軍籍，卻改成了民籍。

駁查大筆一揮，責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黃冊再提交上來，駁查監生一看，謝得安已經刪掉了，便準備批准入庫。可這人恰好很細心，覺得這本黃冊頁數似乎變多了，隨手翻了一下，不由得大驚：這本新黃冊里，居然多了謝亞興等十一戶人家。

再一看，這十一戶人家，也是和謝得安一樣的軍戶籍。

很明顯，這是一起大規模「軍戶逃戶入籍」事件。他們先推出一個軍戶謝得安吸引敵人火力，然後在新冊里偷偷把其他逃戶做進去。若不是這些人太過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戶籍，說不定駁查根本無從發現。

同期還有個案子，這次的發生地是山東濟南府章丘縣明秀鄉。

明秀鄉位於官道之上，鄉里設有一連串驛站。根據交通工具的分類，這些驛站可以細分為船站、馬站、牛站、驢站等等。每一處驛站，都有專門的站戶，他們世世代代都要在驛站服務，也屬於職業戶的一種。站戶的生活狀況很慘，負擔奇重。他們也無時不思念著改換戶籍。

在這一次的駁查中，監生髮現明秀鄉的第九里第五甲有疑點，有王九住等三戶人家，本來是驢站戶，卻赫然改成了民戶。

這本冊子，立刻被監生駁回重造。等到新造黃冊再次送回后湖，監生髮現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闞長等十二戶驢站戶偷偷摸摸進了民籍。

這個聲東擊西的手法，和宜興縣的辦法幾乎一樣。

當然，大明朝廷也不傻。這兩件案子讓他們意識到規則上的漏洞，及時加以補救。

從弘治十二年（1499年）開始，有疑點的黃冊不再駁回重造，只把問題項單獨開列成總冊下發。地方只需將問題項進行改正，單造一頁送至后湖。駁查人員審核無誤以後，將改正後的單頁補進原先的黃冊中，並附頁說明改正緣由，用印標記。

如此這般，才算是堵住了這條路。

於是勞動人民又發明了一個更嘆為觀止的辦法。

不是說舊檔難改嗎？那麼只要設法讓舊檔徹底消失，就沒問題了。雖然後湖戒備森嚴，人很難進去，但不代表別的東西進不去。

這個手段，得從黃冊的製作工藝講起。

大明朝廷有規定，黃冊的封皮冊殼硬紙，必須使用黃色或青色。這個黃紙，是用黃檗汁浸染而成。

黃檗樹是一種芸香科的落葉喬木，可以入葯，也可以用於染色。將黃檗第二層樹皮進行熬煮，只要把紙浸入液體之中，便能染成黃色。更絕妙的是，黃檗樹皮里富含小檗鹼，對於殺蟲防蠹有奇效，印出的書可以經久不壞。

早在晉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黃檗製造黃麻紙來印製道經。他也因此被尊為染坊業的祖師。

不過這種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會把每一頁書都染黃，而是將黃麻紙製成護書，夾在書本里，也有驅蟲效果。

朝廷要求黃冊封面染黃使用黃檗汁，是出於保護紙張的考慮。可是這些冊子的製造費用不歸朝廷管，每一個里得自己掏錢去造。

很多人捨不得用黃檗這麼昂貴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黃。

石黃屬於礦物染料，價格低廉。先將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細小顆粒，最後碾成粉末狀。在製作黃冊的時候，把這些粉末和水調好，直接抹在紙面上，就像是塗上一層胭脂似的。不光是黃色，其他礦物顏色也可以如此上紙。這種上色方式被稱為粉飾。

乍一看，石黃粉飾和黃檗染黃並無區別，但驅蟲效果天差地遠。

除了染料質地，朝廷對於黃冊的裝訂方式也規定得特別細緻。

最初黃冊是用糨糊，每一頁的右側刷一條漿子，逐頁壓實，形成一冊。明代的糨糊多用魚鰾或樹膠熬制，可民間嫌麻煩，大多是用米、麥、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進去加熱而成。這種澱粉質地的糨糊，加固效果還行，但特別容易招蟲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間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裝訂方式改成線裝，即在紙上鑽孔，用細棉線穿紮起來。如果一定要用糨糊，就必須摻入明礬、花椒末等物，以防蟲蠹。

這些要求很科學，可惜卻不實用。每一期送來的全國黃冊有數萬冊，你讓管庫的人怎麼檢查？就算有精力檢查，也沒有技術手段來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糨糊成分。

這個破綻，很快也被地方給利用起來了。比如說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攢造一冊黃冊，數據完全真實，絕無作弊，但在裝訂時，會在石黃粉末和糨糊里摻入蔗汁、蜜水等物。

這樣一來，封面和書脊會變得頗有甜味。而紙張的天敵衣食蟲——古稱蠹魚——最喜歡吃糖類及澱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這盤大餐端上來，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這種冊子的蛀蝕速度遠勝別本，不出數年，好端端的一本黃冊便會化為一堆粉末，原始記錄蕩然無存。這時地方上再施展些手段，便不用怕駁查來打臉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黃冊庫官員上書訴苦，說：「先年法例嚴明，人知畏懼，紙張無粉，俱堪經久收貯。近年……吏胥、里書人等玩法欺公，故將粉飾紙張攢造，麵糊殼面裝訂。尚未及數年之間，蟲蠹易生，蛀蝕腐爛，以致無憑查考，希圖日後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樂年的老冊子，至今已經一百六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來的新造黃冊，蛀蝕速度極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冊，經常一縣黃冊全數蛀蝕無存：「紙張如粉，灰末成堆，都圖丁纏（產），蛀蝕腐爛，難以辨認。但經一揭，紛紛而碎。」

這一招能殺書於千里之外，無聲無形，可謂是黃冊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這些弊端，每一次攢造黃冊，都反覆強調不得粉飾、要用繩編，可是無法從根本上杜絕。

當然，也有人嫌這個周期太長，急不可待。怎麼辦？還有個簡單粗暴的辦法：直接買通管冊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后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豐城縣，有一個當地人叫陳季三。他爹叫陳質，曾經謀奪了鄰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為此賄賂戶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冊。到了陳季三當家的時候，熊思明家裡鬧將起來，嚷嚷著要查個明白，要去開后湖黃冊庫查驗。

陳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聽，得知從洪武年間開始，每十年就會有一份檔案留在南京后湖。他爹陳質能改地方檔案，可改不了中樞黃冊庫。如果苦主要調后湖黃冊比對，肯定會露餡。陳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

他先買通了押解黃冊去南京的負責人，請求隊伍多耽擱幾天，然後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陳季三在南京城溜達了幾圈，很快就和一個叫高景清的后湖黃冊庫匠搭上了線。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曬冊，即定期把庫房內的黃冊拿出去在太陽下晾曬，以防潮防蟲。這份工作在洪武年間還算輕鬆，可到了正德年間，黃冊累積數量已經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即使每天輪番晾曬，一年到頭也不得休息。

更慘的是，后湖環境太差。每十年來一次的駁查監生都叫苦連天，更別說這些常年居住島上的雜役。他們「不諳調攝，致生寒虐等病……抱卧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堅持到過湖之日才能去看醫生。

晾曬工作繁重，銀錢少，工作環境又特別惡劣，這讓高景清很是鬱悶。當陳季三提出請他幫忙，還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銀兩時，他立刻就動心了。

這個忙，其實特別簡單。

由於高景清的工作性質，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接觸到貯藏的黃冊。陳季三希望他進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樂元年這兩期庫房裡，把南昌府豐城縣載著自家先祖情況的里冊摘出來，毀掉塘產部分。

高景清收下陳季三的賄賂，將這兩期黃冊的相關頁數扯下燒毀。這樣一來，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無可據了。這份塘產，從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實在陳家名下。

這件案件怎麼被揭發的，史書上並沒有說。從隻言片語的線索推斷，應該是高景清扯下這幾頁紙，本欲燒毀，奈何后湖不得動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時帶出去。結果在過湖時，巡檢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這些黃冊紙頁。

后湖給事中何亮、主事毛騤得知這件事，不敢隱瞞，急忙上報。朝廷對這件弊案實在是怒驚交加。怒的是，這些升斗小民居然敢對中樞黃冊庫動心思；驚的是，后湖管理如此鬆懈，此前到底發生過多少類似事件？

如果一個普通百姓都有膽量、有能力對中樞黃冊動手腳，只怕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對，正德皇帝對這個應該不關心，雷霆震怒的估計是首輔李東陽。於是陳季三、高景清各自梟首，一個腦袋掛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黃冊庫前，一個腦袋掛在了后湖黃冊庫前，公開示眾，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的主官和屬員，因此也被提問懲戒。而後湖黃冊庫的兩個主官，本也該受罰，但這件案子是他們自己舉發，僥倖免罪。朝廷還責成江西巡按御史王士昭重審田產案，把塘田斷回給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慮到后湖雜役確實生活艱苦，決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開湖特許應天府派遣醫師兩人，登島巡診。用何亮的話說：「庶恩澤普及，而生命賴以全活；曬晾不誤，而冊籍得以保護。」

類似的翻牆案子，在黃冊庫的歷史上屢見不鮮。陳季三過於倒霉，攤上被抓。沒被抓的，不知還有多少呢。

前文所說的種種作弊手段，還只是大略分類，往細了說還有更多手段。總之，無論朝廷想出多少條防弊之術，民間總能迅速想到與之對抗的辦法。上頭三令五申，寄希望於嚴辦嚴查，下面卻總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時間，黃冊對抗始終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經歷過數次駁查的官員史魯，他曾經哀嘆說：「承平日久，弊偽漸滋。中間埋沒、詭寄、不明違例等項，一次多於一次，一年甚於一年。牛毛繭絲，不足以喻其繁；條分縷析，不足以語其勞。」

「牛毛繭絲」四個字，當真是這場黃冊攻防戰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纏繞在塹壕之前的鐵絲網，密不透風，滋生孽長，一處被摧毀，立刻就有好幾重圍堵上來。這些鐵絲網把大明的陣地逐漸切割成一塊塊零碎的孤島，截斷流向，使之無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負責駁查的士兵們坐困愁城之中，既無支援，又無補給，面對著層層密布的鐵絲網束手無措。他們該怎麼辦才好呢？

一個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們投降吧。

於是，后湖黃冊庫最荒誕的一幕，就這麼徐徐出現了。

第五章帝國一角的繁榮性崩塌

曾經有人滿懷感情地如此讚頌后湖黃冊庫：「天下黃冊，該載戶籍、事產，實國家重務，億萬載無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國策，乃是以貯存其中的版籍檔案為基礎，說這裡是「國家重務」，不算誇張；而歷代皇帝對於這個庫房的重視程度，亦當得起其「萬載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處機構，從初建之時起，便面臨著一個離奇的窘境、一個多少仁人志士為之困擾的千古難題：

沒錢。

更準確地說，是戶部從來沒有編列過相關預算。在朝廷的賬本上，從來沒有這麼一筆「后湖黃冊庫開銷」的支出。

這可真是離奇了。朝廷這麼重視后湖黃冊庫，怎麼會不撥款呢？

藏書的花費沒有養兵那麼誇張，可是庫閣冊架的日常修葺、管庫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購買整治、官吏監生的薪俸廩米，這都是要花錢的。更別說每十年一次的駁查，幾百人在島上起居消耗，開銷更是巨大。

后湖黃冊庫自己不是生產部門，朝廷不給錢，日常工作怎麼展開？

這事，得怪大明的總設計師朱元璋。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務實的一面，也有一拍腦袋異想天開的時候。在戶籍制度的設計上，他深諳基層弊端，手段施展得極有節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業。可到黃冊庫建立之後，一涉及錢，他卻變得很天真。

朱元璋覺得，如果單獨為黃冊庫編一筆預算，會導致開支總數上升，這筆負擔最終會落到底層農民身上。他一拍腦袋，想到了個好主意。

在黃冊庫投入運營之後，朱元璋是這麼安排的：所有的官員和監生相關支出，由國子監負責，如果不夠，則由都稅司以及江寧、上元二縣補足；紙墨之類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負責，不夠的話，再由應天府補足；房屋、冊架、過湖船隻、桌椅板凳之類，由工部負責添造修理；至於其他瑣碎支出，則由戶部負責。

一處花費，居然要七八個中央和地方各個衙門來養活。

朱元璋是這麼想的：每個衙門的經費，肯定會有結餘。把七八個衙門的結餘匯總起來，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況下養活黃冊庫。一不至於浪費各衙門的余錢，二不至於再從百姓身上征斂，多完美。

可稍有財務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個看似完美的結構，運轉起來有多麼可怕。

任何一個部門，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會消極怠工，所以kpi必須和他們的職責相對應。戶部和國子監負責的部分還好，畢竟是本管業務。像刑部、都察院、都稅司之類的機構，跟黃冊庫關係不大，憑什麼每年給你錢啊？

朱元璋在世之時，這套「吃百家飯」的制度尚能有效運轉。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門便互相推諉起來。

當初洪武爺制定的財務政策里，有這麼一個「不敷」——意思是不夠花——的規定：國子監的錢不敷，就從都稅司和江寧、上元二縣調撥；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錢不敷，就從應天府調撥。這麼設計，是因為每個部門每年的結餘款是不固定的，萬一不夠用，還有下家可以支應，總歸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沒預料到，這個卻成了官僚們的一個完美借口。

官老爺別的不擅長，最擅長踢皮球。你想要經費？對不起，本部囊中羞澀，不敷開銷。按洪武爺的規矩，您還是去別的部門問問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樂遷都之後，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正管衙門都去了北京，偏偏後湖黃冊庫沒有搬遷，還留在原地。於是負責供養它的那些部門，便從戶部、刑部、工部、都察院變成了南京戶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樞虛名，除了戶部還管著南直隸錢糧之外，其他部委的權勢連地方衙門還不如，對待黃冊庫這個拖油瓶的態度，自然更差。

連南京國子監，都忍不住跳出來，給黃冊庫移了一道公文：「本監惟供給監生。」意思是，監生的費用我們承擔，其他的可不管，你們自己想轍吧。國子監還來回扯皮，一會兒直接給米，一會兒折成銀錢，總之給得極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隊高舉著「不敷」這面大旗，開始了精妙的傳球。國子監推給都稅司，都稅司推給江寧、上元二縣；戶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應天府，應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鍋，又推給下轄的江寧、上元二縣。

供養黃冊庫的費用，被一層層挪移轉嫁，最終盡數落到了江寧、上元兩縣頭上。這兩個縣就在南京城外，離后湖最近。兩縣實在是推無可推了，只能含淚把負累扛下來，向基層征派。

這下子可苦了這兩縣的老百姓。

冊籍有紙張筆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繕維護建築有磚石支出，駁查有書算支出，還有炭食葯等閑雜支出。而且，島上幹活的匠役民夫，由兩縣抽調充任，筆墨茶菜炭紙等諸項支出，由兩縣辦稅承擔，連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兩縣官府購買三牲。

甚至監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稅司派遣專人在兩縣路上巡檢，看到趕豬進貨的屠戶就上前強行抽稅，趕走幾頭——你還別小看這個稅，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這稅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開銷，兩縣咬咬牙也能熬過去。但每十年還有一次大規模的駁查，這期間產生的費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幾番，同樣也得兩縣扛大頭。

這比天塌下來還可怕。

咱們前文講過，從宣德年開始，駁查時間越來越長，從起初三個月到六個月、一年乃至數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線上升。每次駁查一開始，江寧和上元兩縣真是連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駁查舉個例子。

當期黃冊自正德八年十一月開始駁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萬戶黃冊有問題。

在這一年裡，從上元、江寧兩縣僱用了書手四十人，每個月工食銀一兩五錢；冊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銀九錢；紙四萬八千張，筆兩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員七人、監生兩百人的各項茶菜炭葯的日常開銷……總計是一千四百兩的開支。

聽著是不是還好？雖然超期，但畢竟在半年之內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這半年查完的，僅僅是整個南直隸十八府州的黃冊。它們分佈在南京周邊，最先運抵。至於北直隸和十三布政司的黃冊，在路上還沒到呢。

光一個南直隸，就要半年時間、一千四百兩的駁查成本。全國得花多少時間？用多少銀子？成本妥妥超過一萬兩。

上元縣有一百九十五個里，江寧縣有一百零五里，兩縣合計三萬三千戶稅基，哪裡扛得下這麼重的負擔？更過分的是，黃冊庫的費用屬於雜泛徭役和雜稅，兩縣的正役正稅並不因此而減免，負擔更上一層樓。

這個坐落於後湖的黃冊庫，赫然成了盤踞在南京附近的一隻吸血鬼、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寧兩縣，民窮財盡，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應里甲，物業蕩然」。有看不過眼的當地官員警告說：「若不通融議處，照舊獨累偏造，則上元、江寧二縣之民，靡有孑遺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減少基層負擔，可實在沒想到最後卻起了相反效果。

其實大明一朝的正稅並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這些臨時加派的雜稅雜役。沒有節制，沒有計劃，名目眾多。上頭無論有什麼開支，最終一定會傳遞到基層，讓百姓應接不暇，筋疲力盡。

黃冊庫之於上元、江寧兩縣，算是明代稅賦弊端的一個典型案例。

兩縣的民力終究有限，憑你怎麼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麼多。黃冊庫為了應對日益高漲的開銷，想過各種主意，甚至還把主意打到了湖產上去。

比如黃冊庫會偷偷把湖產租給附近農民，自己收取田租。他們還曾正式向朝廷提出過申請，徵集附近漁民進入后湖打魚，將所得魚鮮、蓮菱等物的收入，用來修理黃冊庫。

可打魚才能賺多少錢？碰到開支巨大的時候，還是只能靠頂頭上司——南京戶部——去四處「化緣」。

比如說弘治三年吧，黃冊庫做了一次清查，發現在庫黃冊七十九萬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萬七千兩百本的冊殼都爛了，需要重新裝訂。

這個是貯藏損耗，費用沒法攤派到各地，只能黃冊庫自己出。

管事官員算了一筆細賬。每本黃冊，得用染黃厚紙兩張，留出富餘，一共要採購一百二十九萬五千兩百張，每張用銀三厘；還有裝訂用的綿索條數，也要同等數量，每條用銀一厘。再算上人工雜費，一共是四千五百餘兩。

黃冊庫出不起這筆錢，去找南京戶部要。戶部習慣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給南京吏、禮、刑、工四部，並南京國子監、應天府、都稅司、上元、江寧兩縣，讓他們「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誰都沒理睬，都以本部不敷為由，踢回給戶部。

就連最軟的兩個柿子——上元和江寧兩縣，都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強硬態度。兩縣在上一年剛遭了災，若接了這個差事，老百姓非造反不可。

南京戶部頭可大了，黃冊庫是本管業務，萬一被御史風聞，參上一本「放任黃冊損毀不理」，罪名可不小。他們只好硬著頭皮，挖地三尺，看哪裡還有銀子可以挪用。

最終還真讓他們找到一條路。

南京戶部的下轄衙門裡，有個「龍江鹽倉檢校批驗所」，收儲著大批專賣鹽貨，以供整個南直隸地區用度。戶部查閱了一下，發現此時倉庫里還有五十四萬八千六百斤余鹽，不由得大喜過望。

按照規矩，這批余鹽會變賣成銀錢，給南京諸位官員發放俸祿，本不得挪借。可這時候戶部也顧不上這些了，皇上您不給錢養活，須怪不得我們自謀生路。他們打了一個硬氣的報告給上頭，說實在沒錢，不借支的話，黃冊庫的檔案可就全完蛋了。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上頭還能怎麼辦？很快皇帝批文下來，准許其變賣余鹽，所得銀錢挪用於紙張、綿索的購買。但皇帝還特意叮囑了一句：「以後續收余鹽，照舊折給官員俸糧，難准再用。」就這一次啊，下不為例。

瞧這小氣勁。

要說朝廷里沒高人看出黃冊庫財務的癥結所在，我是不信的，但偏偏就是沒人願意從根本上解決。沒辦法，祖宗成法，不好輕動，能糊弄就糊弄一陣吧。再說了，大明皇帝們普遍沒有財務常識，他們只認準一點，省錢的就是好事，要錢的就是無能，誰會願意為一個冷衙門去觸霉頭？

這種東支西絀的財務狀態，一直持續到正德年間，終於到達極限。正德九年，黃冊庫又一次面臨駁查之年。他們提前做了一個估算，發現整個駁查的支出，沒有兩萬兩打不住，不禁面色大變。

再不想點什麼新辦法，只怕黃冊庫就要破產了。

窮則思變，終於有一個叫史魯的刑科給事中站出來，給中央獻了一條妙計。

這條妙計其實只有兩個字：「罰款。」

每次新黃冊入庫，不是要監生駁查嗎？從前駁查出問題，會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現在咱們不妨多加一條規矩：凡是駁查出了問題的黃冊，當地主管部門就要被罰款，叫作「贓罰紙價」，又稱「駁費」。這些罰款，都要交給南京戶部轉寄應天府，以後黃冊庫有什麼開銷，就從這筆錢里支取。

這條計策太好了，一來解決了黃冊庫的收入問題，把兩縣負擔分攤給了全國；二來震懾了各地作弊官吏，讓他們有所顧慮，不敢再篡改黃冊，簡直是一箭雙鵰。

按照史魯的說法，從此「不擾一人，不科一夫」，讓兩縣卸下一個巨大的負擔，同贊天子聖明。至於被罰款的那些官員，也是活該。你要認真幹活，又怎麼會被罰款呢？所以這筆錢的來路堂堂正正，叫作「必取之於本分之中，求之於見成之內」。

朝廷一看，好啊，不用國庫動用一分銀子，就能緩解兩縣負擔，又可解決黃冊庫經費，三全其美的事，自然無有不準。

這個制度聽起來沒什麼破綻，可只要仔細一想大明官場稟性，便會知道問題多多。

黃冊庫窮得都快當褲子了，駁費是唯一的救命稻草。那麼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黃冊的問題是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

再者說，雖然史魯強調，這筆駁銀罰款須由經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會想盡辦法，攤派轉嫁給基層百姓，這還算是清官所為。如果是貪官的話，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銀錢，肯定會層層加碼，從中漁利。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黃冊的問題是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

一邊是盼望罰得越多越好；另外一邊呢，罰得越多，他們可以藉機征斂的就越多。兩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懾監督，其實深層次的利益點是一致的。

這兩個本來敵對的集團，到底是如何苟合到一起，又是如何牟利的呢？咱們還是拿王敘家舉例好了。

假設王敘家又敗落了，淪為一畝地兩頭牛的自耕農。這一年大造黃冊，造冊費用須由本里負擔。里長一指王敘，說你家負責出錢吧。王敘說好，里長一撥算，說你出一兩銀子吧。

王敘一聽，手一哆嗦：「一本冊子才多厚？怎麼這麼貴？」里長回答：「裝訂冊子的趙記紙鋪是官家指定的，價格就這樣。你要換一家鋪子或者自己裝，被戶房駁回來，你自己掂量著辦。」王敘又問：「趙四家比我有錢，為啥不他家出？」里長一樂：「他家兒子就是本縣戶房的主事，侄子是書手，你自己去說吧。」

王敘只得咬著牙，乖乖把明年換種子的錢先交了。造好的里冊送到縣裡，趙主事翻了一圈，把書手叫過來，在冊子里故意改錯幾個數字，交上去了。

這本冊子一層一層送至后湖黃冊庫。駁查監生已經得了機宜，要嚴查錯漏，以便多賺經費。他拿到這本里冊，隨便一看，裡面就有一個大錯。他興高采烈地把駁語寫好，打回原籍，連帶著還有一份罰款單，說你們冊子錯了一條，罰一兩銀子。

罰款單送到縣裡，趙主事把文件收了，另外寫了一份罰款單。然後他把里正和王敘叫過來，板著臉亮出罰單，說你們里造的冊子不合格，人家給打回來了，要罰款二兩銀子。

王敘一聽就急了，說這是你們指定店鋪造的，怎麼會錯？主事一抬眼皮，說這是中央發回來的，又不是我們有意刁難，有本事你去找朝廷說去。王敘說我連青苗錢都墊出去了，明年家裡吃喝都沒著落，上哪兒去交這二兩銀子？

里正給他出了個主意：「趙四在放印子錢，你去借不就得了，七進十三出，便宜得很。」王敘百般不情願，可架不住趙主事嚇唬、里正脅迫，不得不去借了趙老太爺的高利貸，把二兩銀子交了。

里正很快又找上門來，說重新修改過的里冊也要收攢造費，五錢銀子。王敘眼前一黑，說：「怎麼還要收？」里正冷笑道：「這算不錯了，只讓你把駁查的那一頁重造。擱到幾十年前，整本都要你重造，那可貴了。」王敘窮途末路，只得賣了家中耕牛，換來銀錢給里正。

里正轉頭留下二錢，把剩下三錢送進趙記紙鋪，重造了駁查那一頁，連同二兩罰款交給趙主事。

趙主事收下二兩銀子，留下一兩在囊中，還有一兩上交應天府。后湖黃冊庫的人一查賬，好，錢到賬了，新頁也審核無誤，交割入庫。

轉年到了夏稅之日，失去買種錢和耕牛的王敘，錢連交趙家的利息都不夠。他只有兩個辦法，就是把田地賣與趙家，賣身為仆或佃農，或者舉家自盡。

在駁費鏈條里，幾乎每一個環節上的人都有所獲利。里正抽了二錢，后湖賺了一兩，尤以趙家賺得最多——縣裡做官的趙主事留下一兩；自家開的官府指定紙鋪，賺了一兩三錢；放高利貸，又是一筆利益；最後還成功地收購了王敘的田地。

唯一的輸家，只有王敘一家。

這個例子是杜撰的，但類似的真實故事一直在民間發生著。海瑞曾記錄下淳安縣的常例收入，其中赫然寫有「造黃冊每里銀二兩」的字樣，可見負擔之重。

黃冊庫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對面勾結，他們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發揮，就會產生一層一層的漣漪，讓利益順著最有利的方向流動。上頭得了中利，中間得了大利，底層賺點小利，大家皆大歡喜。至於倒霉的王敘一家，並沒人關心。

那麼說回到本題，這個駁費，對於后湖黃冊庫改善經濟狀況有幫助嗎？

有，簡直太有了。

每一條駁查罰銀多少，史無明載。不過在正德九年，只是南直隸地區就有十四萬戶記錄被駁回，全國怕不是要接近百萬條？

即使每條罰銀只有一毫，總收入也不得了。有一項記載顯示，從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后湖黃冊庫在這二十九年裡收了足足十六萬八千五百四十六兩九錢八分八厘七毫七絲，賬目精確到了小數點后四位。

平均下來，一年收入五千六百餘兩。

這個收入水平，足堪應付后湖日常與駁查開支。黃冊庫終於擺脫了以往窮苦的形象，躋身新貴行列，揚眉吐氣。

現存《常州府志》里載有一位常州籍的明代官員，叫徐常吉。在萬曆時，他擔任南京戶科給事中，負責后湖黃冊庫。府志里稱讚他：「故攝后湖黃冊，所入不貲，常吉皭然不染，惟用吏人錄書數百卷而已。」

「皭」字念「叫」，意為潔白。也就是說，徐常吉潔身自好，為官清正，從來不受賄賂。由此反推之，其他后湖官員，顯然都是「不皭而染」，一個個在「所入不貲」的后湖主官任上都撈得腦滿腸肥。正德之前的后湖官員若見到此景，只怕是要哭暈在墳墓里了。

黃冊庫一向窮慣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沒法控制自己。從正德九年嘗到甜頭以後，他們瘋了一樣想要更多的駁費，就讓駁查監生往死了查，要求「一字錯訛，片紙瑕疵」。那段時間，被駁回原籍的黃冊如雪一般飛舞。別說民間，就連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給這種行為起了個專有名詞，叫「濫駁」，說這簡直就是「以一衙門公費而騷擾遍天下」。

俗話說，錢忌露白。后湖黃冊庫如今突然發達，必然引起同僚嫉恨乃至貪慾大發。這麼一個沒有實權的冷衙門，突然成了香餑餑，憑什麼我們不能分一杯羹？

正所謂衙門無罪，懷銀其罪。各地官府看到這麼一頭無力反抗的肥羊，還不好好大快朵頤一番？

於是各地官府，紛紛想方設法截留這筆解向黃冊庫的罰款，或者巧立名目，或者假借挪移，或者申訴說民貧不堪承受云云。甚至還有地方官府說銀子我們已經送出去了，可惜中途被盜匪給劫光。黃冊庫想申訴補送？沒問題，先去找劫案發生地的官府吧，那是他們的責任；等黃冊庫找到當地官府，官府說等破案再說吧——這麼一來二去，這筆駁銀也就不了了之了。

面對蜂擁而來的禿鷲，黃冊庫十分憤怒，屢屢上疏，要求嚴懲這種「肆行侵漁」的行為。他們還異想天開地幫皇上出謀劃策，建議把負責里冊的書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級人戶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無力三類，有力者罰沒多，無力者罰沒少；並設立督冊道，監督從縣一級到布政司的駁費解送工作。

當然，這事後來沒下文了。這種監控設計，除非朱元璋那種絕對權威的君主親自推行，否則在大明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執行下去。再者說，駁費實際上都是轉嫁到了基層百姓身上，去給里冊書算分類收錢，等於緣木求魚。

但黃冊庫也沒辦法，他們無權無勢，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訴抗議。這種禿鷲爭食的局面一直持續到萬曆年間，已經從斂財的小手段變成了官場潛規則。

在一份萬曆十年（1582年）的奏疏中，黃冊庫主官王蔚滿腔憤怒地向朝廷舉報，說江西解送每一期駁費時，「明例銀六錢四，兼收除錢四，並鈔價存留外，止將銀六解報」。也就是說，截留駁費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黃冊庫提出要求，四六分賬。

王蔚大概是真氣壞了，他不吝筆墨，洋洋洒洒算了一筆大賬。

比如南昌府豐城縣應繳納駁費四百三十七兩九錢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兩七錢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兩一錢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龍泉縣，應繳納一百九十二兩九錢，只送來一百一十五兩七錢四分，截留了七十七兩一錢六分；袁州府宜春縣，應繳納一百三十四兩，只送來八十兩四錢，截留了五十三兩六錢。

限於篇幅，這裡只是舉三個縣為例。其實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縣每一縣——注意，是每一個縣——的駁費截留情況，都寫進去了。那篇奏疏裡面，一大半是各種數字的羅列，看起來格外觸目驚心。

王蔚自己每次見到這個賬目，都「不勝驚駭，拊膺熱中，切恨該省當事臣工，有何所見，乃敢故違擅留，不行盡解如此耶？」。

可這種舉報有用嗎？

完全沒用。

十年之後的萬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稱：「已派而攘奪於吏胥，已解而隱匿於姦猾，郡縣挪移以抵別支，司道積留以為公費，任意轉取，不可悉陳。」可見局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變本加厲，每一個環節都參與到這場大聯歡里來。

咱們回想一下，黃冊庫從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將近十七萬兩銀子的駁費。這僅是黃冊庫收到的，是經過縣州府司一層層剋扣完的數字。那麼各地府縣實際征斂的銀子，得有多少？基層民眾為此被迫繳納的真正罰款，又是多少？

天啟年有一位南京戶科給事中叫歐陽調律，他把這條駁費利益鏈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關痛瘠，反以罪名為奇貨；罰鍰不唯不足以懲怠玩，反足以滋弊叢。嘗試揣天下贖鍰，歸湖內者十一，潤官橐者十三，而騷擾在民間者已不啻百千萬億，莫可究詰矣！」

后湖一兩駁費，延伸至民間近乎百倍，這個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結舌。雖然天啟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敗壞到了極點，才有如此誇張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代，駁費是如何一步一步淪落成地方斂財工具，這期間又有多少「王敘」因此破產，然後投身造反事業的。

其實覬覦后湖黃冊庫這點駁銀的，又豈止地方衙門，就連中央部委都看著眼熱。

嘉靖二十四年，對黃冊庫是特別有意義的一年。年初，工部尚書甘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橋，造價估算十萬兩。以嘉靖那個吝嗇性子，這筆錢是斷然不肯出的。甘為霖沒轍，聽說黃冊庫手裡還有十幾萬兩結餘，跑過去一張嘴就要借三萬。后湖黃冊庫有心不給吧，這事皇上已經御批了，只好咬著牙把錢給墊上。從頭到尾，工部甚至都沒提還錢的事。

工部走了以後，黃冊庫一算賬，扣掉各種開銷，庫房裡的銀子只剩下五萬六千一百兩八錢四厘三毫四絲一忽——小數點后都稱得這麼精準，可見黃冊庫得有多不甘心。

沒過兩天，兵部又來了，說邊務緊急，你們黃冊庫先借點錢來花花吧。黃冊庫沒法回絕，只好又哭著調撥走了幾萬兩銀子。此時庫房所余銀子只有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二錢八分九厘三毫四絲一忽。

工部、兵部心滿意足地走了，戶部又來了，說今年南直隸大旱，得出錢賑濟，你們的銀子拿出來調度一下吧。按說戶部是本管上級，它的要求黃冊庫是最不應該回絕的，何況這筆錢本來就是「存留備賑」之用。

可是黃冊庫的主官一臉苦笑，指指旁邊：「要不您先跟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戶部官員一看，哎喲，這位是提督南京織造太監……等等，南京織造是專供皇室織物的機構，跟黃冊庫八竿子打不著啊。

可再仔細一問，明白了。

原來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紵絲紗羅、織金彩妝、曳撒膝襕、胸背暗花五爪龍，訂單數量不大，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匹。所有絲料、金條、紅花等原料費再加人工費，造價總共是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南京織造恰好賬上沒錢，特來借黃冊庫的銀子周轉。

這可真是太「巧」了。黃冊庫賬上的餘額是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多一點，而皇帝下的這個訂單，恰好是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

不用問，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紅黃冊庫的收入，算著庫房的底，故意下了這麼一筆訂單，公然把這近兩萬兩銀子從國庫挪入內帑。

黃冊庫快氣哭了，就剩這麼點結餘，還被兩家盯著。關鍵這兩位一個是主管上級，一個背後是皇帝，誰都得罪不起。管庫官員左右為難，索性上了一個條陳，請示天子該怎麼辦才好：這筆錢是給您做衣服呢，還是賑濟災民呢？

如果是明君，這個選擇題並不難做；如果是昏君，估計選擇起來也不會猶豫。而嘉靖皇帝作為皇帝中的奇葩，思維迴路和常人迥異，他給出的解決方案，可謂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誤，這一萬七千兩銀子，黃冊庫先轉給南京織造。這筆錢我回頭讓蕪湖抽分廠補給黃冊庫，你再拿去賑濟災民，可不能耽誤民生哦。

抽分廠是明代的一個商稅機構，隸屬於工部，專門對漕運的竹木收稅。按說它跟這事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嘉靖皇帝這麼妙手一撥，成功地把內帑欠賬，轉化成了戶部和工部的矛盾。你們兩家去廝打欠款的事吧，我繼續煉我的丹，俗事別來煩我。

戶部哪裡會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說，只好吐著血稱頌天子聖明：「一則不誤上供，一則備恤民瘼，區畫得宜，兩無所妨。」

還好嘉靖皇帝做事頗為節制，說抽調黃冊庫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銀子，就抽調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銀子，小數點后一忽不取，給庫房剩下了二錢八分九厘三毫四絲一忽，可謂天恩浩蕩。

宮中花團錦簇，南直隸的災民卻還等著銀子賑災。黃冊庫只能移文蕪湖抽分廠，催促趕緊把銀子補過來。蕪湖抽分廠覺得這純屬無妄之災，反正皇上沒說什麼時候還，就拖著吧。

黃冊庫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廠一天連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種借口說沒錢。一直到下一期黃冊攢造之前，抽分廠才勉強解送一萬五千兩，剩下的兩千兩便堅決不肯還了，硬是拖成了一筆死賬。

黃冊庫怎麼辦？只能在下一次駁查時往死了罰，罰出更多，才能恢復元氣供各位大佬揮霍。

好在他們的苦日子並沒持續多久，黃冊駁查的當年，賬上便恢復到了兩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兩，可見這項政策的利潤之豐。

翻開正德之後的諸代實錄，荒唐與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黃冊駁費就像是一根長長的牛尾巴，從頭到尾都攀附著密密麻麻的虻蟲，上至皇帝、諸部尚書，下到里長、算手，上上下下都參與到這一場盛會中來，盡情地從中吸血，無限暢飲。長此以往，虻蟲們固然越來越肥碩，老牛可是日漸消瘦起來。

這就是所謂的「繁榮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榮，大家都有好處拿，一派繁榮景象，實際上這正是整個體系開始坍塌的表徵之一。

偶然會有幾個有識之士，發覺其中的危險。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這麼持續罰下去，慘的是基層民眾，國家也沒什麼好處，利潤全讓中間環節抽走了——所謂「大查之費甚夥，而府庫之貯無幾」。他建議放寬駁查力度，揪住大頭，放過小錯，以避免引發民憤騷動。

朝廷本擬批准，可很快無疾而終。到了萬曆四十年，又有人舊事重提，建議取消駁費，很快黃冊庫上書抗議，拿著賬本一條一條地哭：「庫匠曬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輩能枵腹為我曬乎？……駁查書手三百餘名……此輩能枵腹為我查乎？……無工食，則無書匠。無書匠，則誰守冊籍，誰守房舍？」

看這一連串激烈的排比反問，就知道黃冊庫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給經費也就算了，我們自籌資金，您現在竟要停掉，這還讓我們怎麼幹活？

從黃冊庫的角度來看，實在是萬分委屈。官員動情地表示：「誰肯安然坐污泥塗炭之內，而不洒然處冰壺秋月之中？」翻譯過來就是，但凡我有點辦法，還用得著靠罰款活著嗎？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特別容易，停辦駁費，撥出專門經費即可。可皇上寧可看下面亂成一鍋粥，也抵死不出錢。真不知道這種倔強從何而來。

爭吵到最後，駁費之舉還得照辦，不照辦哪兒來的錢去管黃冊庫？聽到這個消息，各個鏈條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從此天下太平無事。

圍繞著「駁費」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無忌憚地舞弊征斂，上有天子諸臣貪婪地虎視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舊日窮時。諸多原因交織一處，讓黃冊庫及其相關制度成了一部鑄銀機器，源源不斷地為各處輸送利益。至於黃冊庫本身該發揮的職能，反而不重要了。

從黃冊駁費這麼一個政策的產生、演變以及爭議過程，多少能窺到大明滅亡的原因。

不過想要搞清楚大明為啥滅亡，不用考察駁費這麼費勁，只要打開庫房看一看黃冊庫里的情況，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來，黃冊就是大明政治的一個晴雨表。黃冊本身的質量和數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國力是否上升、對基層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樂兩位皇帝威權深重，又比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進呈的黃冊質量都特別好，尺寸整齊，字跡清楚，用料上乘。這一時期的黃冊，被稱為「銅版冊」，可見其過硬的質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蟲、防潮的保存體制，保存百年幾無問題。

此後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夠大體凜遵祖制，小心攢造。從這一時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頭已經初步顯露，但不是很嚴重，駁回的黃冊很快能得到糾正。

但從宣德後期起，黃冊管理水準開始出現大幅滑坡。

正統皇帝登基當年的九月，有黃冊庫的官員上奏，表示庫房所存四十餘萬本黃冊，多有蟲蛀浥爛，而且晾曬工匠多是老弱病殘，連識字的都很少，結果導致很多黃冊擺放錯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煩的是，此時后湖之上的黃冊庫已經多達三百多間，一些洪武、永樂時期的老庫房開始朽爛，冊架也紛紛坍塌，必須修理了。

按照規矩，那些庫房由應天府的匠戶負責。他們干這個算差役，義務勞動，沒有酬勞。但是在黃冊庫的柱子上，會刻上所有參與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內，如果庫房出現坍塌、漏雨、傾斜、柱樑蛀蝕等情況，工匠必須來免費修補。

不給錢，還得擔責任，可想而知其質量如何。

從正統之後，整個黃冊制度開始紊亂起來。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亂填寫，故意塗抹，造冊尺寸也不怎麼講究；后湖黃冊庫存管理更是亂七八糟，晾曬不利，搬運不謹，還任由鼠咬蟲蝕，黃冊損毀嚴重。

尤其是黃冊第一頁和最後一頁，要註明里冊所在地址和編次格眼，匠夫在晾曬搬運時不怎麼當心，導致這兩頁最容易壞。一損壞，這本黃冊就等於廢了，因為根本不知道是哪縣哪鄉幾圖幾里的，無法檢索。

到了弘治年間，這種情況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發現在庫黃冊七十九萬兩千九百本，有蟲蛀浥爛以及人為損壞痕迹的，竟高達六十四萬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說，八成黃冊都出問題了。更諷刺的是，洪武年間和永樂年間的黃冊，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來的一代不如一代。

這麻煩可大了。

黃冊庫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記錄，給地方訴訟做參考，杜絕胥吏造假。現在原檔幾乎被糟蹋完了，萬一地方上有爭議，想要來調檔查閱，該怎麼辦？

果不其然，兩年之後，灤州知府潘齡上書朝廷，提了一個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潘齡說灤州正在重新核查當地軍戶，因此申請進入后湖黃冊庫，抄錄所存直隸永平府灤州的歷屆黃冊做對比。

按說這要求並不為過，可是當時的黃冊庫主官——戶科給事中楊廉，堅決反對抄冊，不僅反對潘齡進去抄，而且要求以後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冊，態度極其強硬。

難道是各個地方的胥吏眾籌了一筆錢，讓楊廉阻撓官員辦事？

難道是潘齡的賄賂沒給夠？

難道楊廉是國外敵對勢力派來的間諜，要攪黃這麼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楊廉給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卻又無法反駁。

他是這麼說的：「各處遠年之冊多無，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致）紊亂者，誠懼籍冊之獨全於後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謄，使人測知后湖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冊全，則抄之乎猶可。惟是見今如洪武年間黃冊不全十之四五，永樂年間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里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

翻譯成大白話：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為，那是因為朝廷在後湖還掌握著原始資料。但如今咱們后湖的黃冊庫存早就一塌糊塗，一旦把潘齡和其他人放進來抄錄，民間很快就會知道虛實。到時候后湖沒了威懾，那些刁民便會無所畏懼，戶籍和土地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咱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楊廉這一席話，令朝堂袞袞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來后湖黃冊庫唱的是一出空城計，彈彈琴，嚇唬嚇唬城外的司馬懿還可以，一旦把司馬懿放進城，就沒戲可唱了。

為了不讓民間知道我們有多爛，我們必須保持神秘。這邏輯說來實在黑色幽默，可仔細一想，卻也無他法可施。

戶部立刻下發文件，宣布從此各地衙門凡申請去后湖黃冊庫抄冊的人，只許調閱里冊立的單戶信息，不得抄錄府、州、縣的全檔。

雖然這麼做還是無法解決黃冊管理問題，但至少成功地將其掩蓋住了。按照大明官場的標準，沒暴露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從此，后湖黃冊庫的管理更加嚴格了，等閑官員無法進入，抄冊更是困難重重。萬曆年間徽州曾經爆發過一次絲絹案，涉及幾個縣之間的稅賦比例。他們爭吵許久分不出輸贏，不得不組團前往南京，申請打開后湖黃冊庫查閱洪武年的原始資料。這些人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入庫查詢，可進去一看，洪武年的黃冊早就湮滅無跡，只好空手而歸。（詳情請見《徽州絲絹案始末》）

此後黃冊庫的管理每況愈下，地方上的攢造也越來越潦草。正德十五年，有官員清查庫房時赫然發現，正德七年送來的江西黃冊一萬一百四十本，被蟲子蛀壞了六千零三十五本，還不是簡單地咬幾個洞，而是整本冊子一翻頁就碎成灰末。

檢查官員為之驚嘆：「未有蟲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這才存了八年啊，你們敷衍了事也有個限度好不好？

有人懷疑，這麼嫻熟的手段，應該不是初犯。他們再往前一查，發現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黃冊也已經毀得差不多了。好嘛，原來劣造黃冊在該省已成為傳統。

這事做得實在太過分。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壞冊打回去重造，還要巡察御史予以嚴查。可惜這次黃冊覆蓋面太廣了，江西一半縣府都有參與。本著法不責眾的原則，最終只抓了吉安縣一個典型，將該縣經辦官吏、里書等拿問懲處，以儆效尤。

這個典型抓得不冤。即使在江西省內，吉安縣也屬於做得比較過分的。他們縣的黃冊，無一例外，全是用劣質紙張粉飾而成，麵糊殼面裝訂。到了覆查之年，一縣之冊全數化為飛灰，一本都沒剩下。看過前章《黃冊攻防戰》的讀者應該可以推想，當地的稅役弊情已經泛濫到了什麼程度。

殺完了雞，朝廷決定勒令各地的猴子們重新攢造黃冊，解湖收貯。可是再一查，不得了。江西黃冊雖然造得糙，好歹已經上交了。而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山西、雲南六個司一共五百一十七個繳冊衙門，居然一本都沒送到。

別忘了，這是正德七年的黃冊，八年前的任務。也就是說，發通知造黃冊時，正德皇帝還在豹房裡活蹦亂跳。如今先皇都涼了，嘉靖皇帝已經登基好幾個月，這幾個地方的作業還沒交。

朝廷發文下去詢問怎麼回事，地方官員嚴肅地回復說，我們遵照朝廷精神，嚴查嚴糾，務必不出錯漏，所以這速度嘛，真快不了。朝廷能怎麼辦？只能要求「嚴立限期，務在日下造完……候批回獲日，各官俸糧方須關支」。

我給你們停發工資，等活幹完了再結。

這點威懾力，其實毫無用處。對京官來說，俸祿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撐，但對地方長官來說，緩交黃冊能撈到的好處，比那點俸祿可多多了。朝廷後來也反應過來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將解人家屬監並，候批回獲日，方須疏放。」

我把你家裡人都給抓起來，等你交了作業再放還。

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頭說說。轉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又一次嚴抓黃冊攢造事項，只提了「停俸」這麼一個懲罰措施。可見地方阻力太大，綁架親屬這事無疾而終了。

好在此時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數，不敢太過造次，陸陸續續把黃冊在嘉靖元年送抵后湖黃冊庫。六年之後，再開黃冊庫複查，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黃冊，蟲蛀壞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簡直毫無改善。

不，準確地說，還是有點改善的。

在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布對這一事故的經手造冊官員予以嚴懲，罰俸一個月。

嘉靖之後，這種拖延症也沒好轉。萬曆皇帝登基那年，后湖黃冊庫的官員做工作報告，說各地還有許多縣拖欠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黃冊沒交。至於隆慶六年（1572年）那一期新造的黃冊，對不起，皇上，到現在才交上來三分之一不到。

這種積欠情況，已經演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前期拖延未解，後期又要攢造，這麼一期延一期地滾動起來，累欠越來越多，以至於積重難返，造成沉誤。沉誤是說當期黃冊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萬曆皇帝一登基就趕上兩次沉誤，幸虧那時候他年紀小，操心的不是他。

當時已經有人意識到這裡面蘊藏的重大危機，出言提醒：「上界之駁語黃冊不到，嘉靖四十一年裡書之奸弊已泯沒而不可究；今次之賦役黃冊不到，隆慶六年見在之丁產又散失而無所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愈久而冊愈湮，冊愈湮而造愈難。」

這話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說明朝中有明白人。可是光明白沒什麼用，想整頓地方黃冊的紀律，可不是朝廷幾道語氣嚴厲的詔書就能搞定的。

萬曆十一年（1583年），黃冊庫主官余懋學決心好好做一番整改。他開庫查驗，愕然發現這些黃冊的格式、內容錯謬極多，不勝枚舉。余懋學舉了一個特別渾蛋的例子：

揚州府興化縣遞交的黃冊，裡面有三千七百餘戶，戶主年齡個個逾百歲。

若非揚州的水土能養人瑞，就是當地暗用詭冊，用這些殭屍戶予以寄財。而這不過是余懋學隨手一翻就看到的，其他沒檢查出來的弊病，還不知有多少。

余懋學上書痛陳，朝廷亦是從善如流，下令整改。沒過幾年，下一任主官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內容幾乎相同的奏疏，說了幾乎相同的問題。朝廷的態度也特別堅決，文書唰唰地往下發。問題呢，還是依然故我。

類似的故事、流程，每幾年就會輪迴一次。先是管事官員上書痛陳冊籍損毀嚴重、解送遲滯、駁查拖延，局面十分嚴峻，然後是朝廷下令嚴查，最後各地紛紛響應中央號召，回爐重造。至於何時解送，只有天曉得。

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黃冊的問題就像大明的其他問題一樣，已經不是任何人能解決的了。

第六章一從世變陵谷新

到了萬曆年間，曾經一度輝煌的黃冊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強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來冊籍；就算收上來，也來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內容也不合格；就算內容合格，也會因為駁查想斂財而被強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順利入庫，幾年以後不是被水泡爛就是被老鼠蟲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運，僥倖逃過天災，也沒什麼用。如前情所述，那種風氣下攢造出來黃冊，通篇充斥著埋沒、飛走、詭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無法反應基層的真實情況。萬曆三大賢之一的呂坤，直言不諱地指出：「十年冊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

比如隆慶年間，福建省福寧州的戶口數比起洪武年減少了三分之二，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鎮應天府更誇張，嘉靖末年的戶口數只有正德年間的一半，到了萬曆一朝，則只有正德年間的五分之一。

注意，這只是黃冊賬面上的數據。

實際上這些地區一無戰亂、二無天災，人口一直在增長，只不過當地大戶通過包蔭、冒合、逃戶、隱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長數給藏起來了。再加上大明對民眾的禁錮太嚴，極度追求穩定，物極必反，導致了逃戶的盛行。

正所謂「民不勝弊，破資鬻產，逃亡相踵」。這些放棄戶籍的老百姓成群結隊地離開原籍，四處遊盪，形成明中後期蔚為壯觀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種令人稱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蕩」。老百姓從原籍逃出之後，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縱橫交錯的河流上漂蕩。地方官府根本沒法管理，更談不上造冊交稅了。

其實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黃冊當回事了，他們自己搞了一套戶籍，叫作實徵文冊，也叫白冊，裡面記錄了當地人口、土地的真實——相對真實——情況，以方便管理，但是從不上報。《戶口總論》里談及此事：「所謂黃冊，只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有司徵稅編徭，自為一冊，曰白冊。」

朝廷反覆索要過許多次白冊，甚至動過以白替黃的心思，可地方陽奉陰違，抵死不從，這事一直沒成。

白冊交不上來，黃冊又紊亂疏漏到了如此誇張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決策，怎麼可能準確？以至於時人嘲諷「有司專租庸於下，朝廷握虛數於上」，說黃冊是廢紙一堆，亦不為過。

隨著黃冊的失效，在中樞朝廷眼裡，整個天下不再透明，慢慢變得模糊而扭曲。接下來，會變得怎樣？

萬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戶科給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冊籍之造弗慎，則賦役之派弗均，豪強得計，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國計之虧縮，恆必由之，誠非細故。」

換句話說，黃冊失靈，里甲制也會隨之無效，當初朱元璋設計的十甲輪值、均攤徭役，也淪為空談。稅賦徭役非但不會減輕，反而會加劇失衡。權貴、豪強、鄉紳和貪官污吏運用各種手段，拚命把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甚至還要從中漁利。

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這種惡果，其實早就有了苗頭。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給事中丘弘就已經在奏疏里指出了這種狀況：

「官吏、里書乘造冊而取民財，富豪奸滑通賄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為存。殊不思民之貧富何常，丁之消長不一。只憑籍冊，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閑人戶亦令出銀。故一里之中，甲無一戶之閑，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

這個「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就是賦役不公平的直接惡果。雖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隨著時間推移，每況愈下。

楊芳在《賦役》里無限懷念洪武皇帝的時代，說當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賦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現在呢？各地官衙不時征派，今天正編，明天加編，巧立各種名目。他掰著指頭數了數，有綱銀、辦銀、庫字、夫甲、廩保、夫役、驛傳、兵役、餉費等等，隨隨便便就舉出了十幾種名目。

在這種瘋狂的掠奪轉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於奔命的絕望，大明的流民問題愈演愈烈，根源正在這裡。

所以說，后湖黃冊庫的混亂狀況，並不僅僅意味著黃冊制度出了問題。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標誌之一。

黃冊制度瀕臨崩潰，意味著病灶已遍布整個社會的腠理。

偏偏在這些病灶上，還攀附著無數吸血的肥大蟲子。病灶越大，它們吸納得越多，形成一張從上到下、錯綜複雜的利益網，阻礙血液循環，干擾營養吸收，並讓各個器官緩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頻頻出現半身不遂的跡象，資源調動不順，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力空前虛弱，都是拜其所賜。

乃至當時有歌謠流傳：「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詞，人民輕於酷吏。」

到了這會兒，大明已經隱然有亡國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圖，都會無疾而終，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縣縣令黃仁山和奉化縣令陳鎬，都曾經下決心在治下整頓黃冊，嚴懲縣中舞弊書手、算手等，結果「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復故矣」。

甚至連海瑞這樣的人，面對這道堅壁都無可奈何。

他在出任應天巡撫的時候，深知黃冊已經破敗不堪了，決心另起爐灶，以田畝數來決定賦役比例。閑居松江的徐階趕緊寫了一封《與撫按論均糧書》，義正詞嚴地質問海瑞：「聖祖疆理宇內，第其賦稅，以為黃冊，藏諸天府，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成憲舊章，燦然有也。而忽焉，而滅焉，可乎？」

徐閣老在朝那麼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黃冊弊情有多嚴重。不過為了松江家裡幾萬畝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來擋擋麵皮了。

反倒是徐閣老的好學生張居正，有心撥亂反正，要給大明好好地動一次手術。

他所倡導的一條鞭法，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將徭役的分攤方式，從按戶改成了按丁數和按田畝數。

咱們再把王敘家拎出來說說。

比如王敘家裡有三個壯丁，五畝地；隔壁趙二家有九個壯丁，一百畝地。按照原來的規矩，每一戶得出兩個壯丁去應徭役。趙二家勢力大，買通了小吏篡改黃冊，硬是讓王敘家出了三個壯丁自家只出一個。最後王敘家破人亡，趙二家優哉游哉。

但現在張閣老說了，以後徭役不按戶數算，按丁數算。每三個壯丁，出一個人應役。如果家裡田地超過五十畝，每二十畝還得多出一個壯丁。

按照這個演算法，王敘家只需要派一人應役，趙二家卻必須出五個人（三個按丁數+兩個按田畝）。這樣趙二無從逃避，王敘也可免於負擔過重而破產，達到公平。

而且一條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眾不用真的派人去應役，可以折成現銀上繳，官府會拿這筆銀子去另外僱人。這樣一來，王敘家不必擔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賣點糧食換銀子。

至於這筆徭役銀的征繳解送，也不必經過里長、糧長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絕了這個環節上的舞弊行為。

這還只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攤丁入畝，把所有稅賦徭役都按照田畝結算。這樣一來，田多的人繳稅應役多，田少的繳稅應役少，從此徹底均平——當然，他沒有完成這個目標，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會兒才算搞定。

黃冊的全名叫作賦役黃冊，主要記錄戶數丁口，朝廷可以拿著黃冊按人頭征派徭役。如果現在徭役不用數人頭了，全都要併入田畝結算，那麼朝廷只要整飭魚鱗圖冊就夠了，還要黃冊幹嗎？

張居正執政多年，知道黃冊已經糟爛成什麼鬼樣子。他明白這玩意已經沒法治了，索性拋開它另起爐灶，建起了新的「條鞭賦役冊」，又叫「賦役全書」。這是一套以田畝為基礎的賦役分配製度，用來配合一條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過以張閣老的能耐，也只能繞開黃冊制度，不能公然廢除。因為這條線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區。何況黃冊雖然失去了賦役之用，尚還有錮民的功效，對越發洶湧的流民大潮來說，多少有點緩衝作用。

於是從萬曆初年開始，后湖黃冊庫的地位變得微妙起來。理論上朝廷已經不需要它了，但礙於祖宗成法和背後的利益，還必須每十年攢造一次，算是一種制度上的慣性。偶爾會有御史站出來，絮叨兩句要不廢了黃冊算了，然後就沒下文了。

大明官場有一個特點：上頭重視什麼，下面未必會重視，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頭如果不重視什麼，下頭立刻心領神會，迅速廢弛，墮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說個萬曆十年四川酉陽宣撫司的故事吧。

酉陽宣撫司就是如今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在重慶東南方向。

宣撫司這個建制，是大明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採取的一種特殊統治方式。朝廷封當地土司一個官銜，允許世襲，承認其對宣撫司領土的管轄。土司則必須向朝廷納稅，以彰顯大明的統治權。比如萬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亂，就是播州當地土司楊應龍搞起來的。

洪武年造黃冊的時候，朱元璋考慮到這些土司地區的特殊性，沒有急於在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樂國勢穩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黃冊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轄區。

從這個時期開始，酉陽也每十年攢造黃冊一次。宣撫司的控制權，慢慢從土司手裡轉到漢人流官手中，即改土歸流。不過酉陽地區地形複雜，土民散聚，在宣撫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別把持著各處村落。

萬曆十年，酉陽宣撫司又接到旨意，要攢造黃冊。該司迅速把任務下發，沒想到其中一個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楊正魁，算是當地一個小土司。他主持攢造黃冊時，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戶籍，不再歸屬酉陽宣撫司，而是改隸重慶衛。

之前咱們介紹過，這是民間常用的一種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隸重慶衛之後，從此不受酉陽宣撫司管轄，這邊再催繳什麼錢糧，可以置之不理。至於重慶衛那邊，人家壓根不知道有這麼回事，自然也不可能來酉陽要錢。

石耶洞的黃冊送出去之後，沒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這一關就被攔下來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駁回要求重做。

酉陽宣撫司派了一個叫楊秀忠的人，去石耶洞傳達省里的指示。不料楊正魁膽大妄為，把楊秀忠痛打了一頓，扯碎文書，並將其攆回來了。宣撫司大怒，又先後派了幾撥人去。楊正魁堅決不從，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打一對。

這種地頭蛇橫起來，宣撫司一時間也沒什麼辦法，只好向上級巡撫、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兩個官員，一個是負責黃冊督造的參議，姓王；還有一個是南川縣的典史，叫龔儀。

省里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必須嚴查。不過酉陽地區太敏感，不好大張旗鼓派大人物下來，請王參議和龔典史來，官職不大不小，雙方轉圜餘地也大。

不料楊正魁是個混不吝，居然在當地拉起了一支軍隊，沖著兩個人痛罵起來：「有你這吏員出身典吏，豈足掛齒。就是巡撫來，也不過如此。怎磨得我甘結黃冊，怎肯輸造？」囂張之情，溢於言表。

注意，這話可不是筆者原創或刻意渲染，而是楊正魁的原話，真真切切記錄在了黃冊庫給萬曆皇帝的奏疏里。

那兩個官哪裡見過這陣仗，嚇得連滾帶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煩了，酉陽土人動輒鬧事，若激起民變，如之奈何？幾位布政司大員商量了一通，想出一個踢皮球的方案：把這本黃冊送到后湖，請黃冊庫予以查實，石耶洞到底歸屬哪裡。

乍一看，這一招純屬脫褲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陽境內，怎麼可能劃歸重慶衛？明擺著的事，還用得著查實嗎？可仔細一想，四川布政司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們立刻派兵去征剿，這叫「釁自我開」，布政司得負領導責任。如果先把黃冊送去后湖，讓那邊以「戶籍可疑」的理由駁回來，布政司再去收拾楊正魁，便師出有名了。就算釀成民變，朝廷查問下來，布政司也可以解釋，鬧事的源頭是黃冊駁查。

黃冊庫並不清楚這些彎彎繞繞，真的去認真查了一下。發現石耶洞這個地方，從永樂十年開始，以酉陽宣撫司下轄長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稅。至今已經攢造了十七期黃冊，記錄清清楚楚，無可爭辯。

布政司拿著這個回復，又去找楊正魁談，「談」的結果自然不盡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專，把這事上報中央，詢問該怎麼處置才好。

這次上報，正趕上張居正去世不久。萬曆忙著搞清算，內閣無暇顧及別的，遂給了一個敷衍了事的批複：「石耶土司，照舊例酉陽宣撫。如再抗違，重治不饒。」

這種軟綿綿的批複，對下面簡直毫無威懾。石耶洞就這麼賴在重慶衛的名冊上，誰也拿楊正魁沒辦法。

一直到三年之後，朝局穩定了，朝廷才想起來秋後算賬。這次出馬的是重慶衛的兩名指揮，他們帶著兵，強行把石耶洞的黃冊改回去。

到了這地步，楊正魁仍不肯服軟。他拒絕在黃冊上簽字，反而派了弟弟楊正敷去重慶，賄賂了另外一個指揮劉光先，讓劉光先出具證明，證明石耶洞實屬重慶衛。這份證明送到后湖黃冊庫，主官都瘋了，見過造假的，沒見過這麼囂張的造假。

後來楊正魁這事怎麼樣了，史書上沒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對這些敏感地區的態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撫比講理重要，當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數年之後，同樣是土司出身的楊應龍看透了朝廷虛實，便在酉陽更南邊的播州掀起了一場叛亂，規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亂、日本入侵朝鮮並列為萬曆三大征。

楊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黃冊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級官衙互相推諉的稟性。

有人對這種現象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描述：「或任憑里書人役假公科斂，遷延作弊；或系差人領解在外，將罪贖銀兩挪移侵欺。州、縣正官既不暇親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領。該道監司又不肯時行比較，而視為故事虛文。一遇升遷，則雲原無瓜代之期，公然而去；問之接管，則雲此系前官之事，與我無干。彼此推諉，上下因循。」

可見黃冊的執行機構，基本上已經癱瘓了。沒人把它當回事，除了會用駁費創收之外，已經沒有任何用處。

張居正雖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遺產，讓大明結結實實地續了幾十年命。在萬曆後期、天啟和崇禎三朝，后湖黃冊庫一如既往，時時上疏，呼籲嚴查黃冊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訓誡。不過無論皇上還是滿朝臣工，包括黃冊庫自己，都明白這只是刷刷存在感，並沒有什麼人當真。

黃冊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攢造時的態度自然更加虛應故事，胡亂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順治十三年（1656年），戶部尚書孫廷銓向順治皇帝彙報天下戶籍情況。順治問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黃冊戶籍文件？孫廷銓苦笑著回答說，他搜羅到一些府縣在崇禎十五年攢造的黃冊，裡面的戶口和數字，居然是原樣照抄洪武年的冊籍，一模一樣。

這些官員連基本的戶籍調查都不做了，隨便複印了幾份老檔去應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見崇禎後期，地方管理混亂已到了什麼地步。

更有趣的是，孫廷銓還找到一本黃冊，上面赫然寫著「崇禎二十四年」字樣。這說明地方官府已經懶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來幾期的都造完擱著，到了時間再交。

孫將這種做法幽默地稱為「遙度」。可惜那些官員「遙度」得還不夠長遠，大明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這本崇禎二十四年造黃冊，變成了一件充滿諷刺意味的死亡物證。

大明就好像是一個動脈硬化的病人，因為長期貪婪地吃油膩食物加酗酒，身體各處血管已變得狹窄無比。血液壅積於中途，無法送至中樞。張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連串支架，暫時保證心臟獲得足夠供血。可是他沒辦法改變大明暴飲暴食的習慣，也無法逆轉血管劣化的趨勢。

時間一長，血液越髮油膩，血管越發脆弱，梗塞點越來越多。到最後，就連支架也沒什麼效果了，只能靠「三餉」之類的舉措像打嗎啡一樣瘋狂透支殘存的生命力。

到了這個時候，無論閹黨還是東林黨，誰當權都無關大局。禍因早種，積重難返，大明的覆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崩塌。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發心肌梗死，死於煤山之上。這是一個意料之中的悲劇。

北方的天子已經自縊而死，而後湖黃冊庫的命運還沒徹底終結。

在崇禎縊死的這一年，后湖黃冊庫的規模已經達到了冊庫七百間，遍佈於后湖諸島之上。從洪武十四年至崇禎十五年，一共攢造了二十七期，歷代累積黃冊一百七十九萬七千冊，達到了歷史巔峰。

可惜的是，它與大明命運糾葛太過深切，註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毀滅的宿命。

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洶洶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腳亂地開始了備戰工作。

位於北城牆之外的后湖黃冊庫，在此時已經毫無用處。有人提議，不如把那些黃冊拿出來廢物利用一下。於是禁絕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黃冊庫，終於撤去了封鎖，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島，踹開庫房大門。他們顧不上感嘆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經悉心晾曬的黃冊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運走。

中國古代有造紙甲之法，把軟紙一層層相疊捶實，剪裁成甲，防禦效果不錯。黃冊都是上好綿紙所制，正是做紙甲的好材料。另外明軍裝備了大量火器、火箭，將綿紙搓成細條蘸上火藥，即是上好的葯捻和引火折。

這是一幕極具象徵意味的畫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黃冊，在風雨飄搖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紙屑飛舞於後湖之上，萬億大明子民的戶籍化為甲胄和火器，以毀滅自己的方式，試圖成為挽救這個王朝的最後希望。

可惜這一切努力，終究只是徒勞。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軍之手。在瀰漫的硝煙里，黃冊庫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權一起滅亡了。

從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黃冊庫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幾於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國祚等同。

這是大明保留下來的最後記憶。在這個王朝治下的每一個人——你能想象嗎，幾乎每一個人——后湖黃冊庫都記得，大明都記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農夫、永樂時遷至北京附近的軍戶、正統朝遠在雲南深山打獵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燒鹽的灶戶、嘉靖朝山東進學的士子、萬曆朝建陽的書商子弟……幾乎所有曾在這片土地生活過的大明子民，都在這座庫房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們的身軀早已化為一抔黃土，名字卻永遠凝固在了這裡，並和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為飛灰。

在這座黃冊庫里，記錄著整整一個王朝的田土盈縮、民生消長。你可以拉遠視角，注視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視角，看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儲之巨、信息之豐、分列之細，是全世界檔案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奇迹。

其實嚴格來說，死去的只是黃冊庫這個功能，實體依然還在。弘光朝廷太過倉促，只來得及消耗掉庫存黃冊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冊籍還好好地擱在庫房裡。

清軍進入南京之後，第一時間控制住了黃冊庫。順治皇帝還特意提醒主帥多鐸：「南京各衙門圖書史冊……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許乘機抽毀，致難稽考。」

清軍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拿這地方幹嗎用，便暫時擱著。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後，清廷才想起來還有這麼一個后湖黃冊庫等著處理。

順治皇帝原本指望能從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檔案，用來重括天下戶籍，就像朱元璋當年做的那樣。可清點一番之後，順治君臣失望地發現：天啟、崇禎兩朝的黃冊形同廢紙，毫無參考價值，至於再往前的冊籍數據，更是朽爛不堪用了。

既然沒什麼用，這麼多紙放在那裡也是浪費，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過來，從黃冊庫里取出五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斤冊籍變賣了——你沒看錯，是論斤賣的，得銀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兩。

黃冊每冊約重四斤，也就是說，工部一次就處理掉了十三萬八千冊。平均下來，一本黃冊能折不到一錢的銀子。比起造價，這可真是賤賣了。

當然，工部是無所謂，反正這是前朝的存貨，沒成本的。

吃到甜頭之後，大清臣工把黃冊庫當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寶山。很快靖南王耿繼茂請求提供軍備，朝廷大手一揮，給他送去了七十二萬八千五百斤，折銀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五兩。緊接著，江南總督馬國柱申請要造火藥、火箭，又討走了五十四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撫陳錦看著眼紅，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兩百四十八斤黃冊。戶部聞之大怒，揪住陳錦要求賠償，而且不許賠黃冊，得賠折銀一百二十七兩四錢四分……

就這麼東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黃冊庫終於被搬了個精光。

這還只是大數。南京當地的居民也趁著兵荒馬亂之際，偷偷潛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盜取黃冊出來。這些冊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隨意叫賣。

當時南京城裡有一位遺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國家重典竟淪為街頭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寫下了一首《負版行》：

數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懷。

不知是何大書冊，路旁堆積如蘆柴。

行人紛紛來買此，不論何書只秤紙。

官價每斤錢七十，多買少買隨人耳。

借問此是何版圖，答雲出自玄武湖。

天下戶口田畝籍，十年一造貢皇都。

玄武湖心絕炊爨，永無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幾千萬。

一從世變陵谷新，此圖廢閣空埃塵。

……

這首詩，可以算作后湖黃冊庫最後的輓歌吧。

清廷對南京沒有興趣，更不會把自家檔案庫建在這裡。后湖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普通的湖罷了，不需要去特別對待。黃冊被搬空之後，往日鱗次櫛比的冊庫架閣，也被逐一拆光燒盡，毛老人廟和諸多附屬設施慢慢荒棄坍塌。就連后湖這個名字，也變成了玄武湖。後來為了避玄燁的諱，又改稱元武湖。

就這樣，在經歷了二百六十四年與世隔絕的日子之後，玄武湖重新成為一處遊人如織的風雅景點，彷彿做了一場漫長的奇夢。

黃冊庫就這樣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里，可黃冊的故事，還有那麼一點點餘緒。

絕大部分后湖庫存黃冊，在順治初年便因為種種原因而湮滅，但也有極少數幸運的冊籍逃過一劫，流散到了民間。

康熙登基之後，籌修明史，向民間徵集前明的各種資料，很快搜羅到了一大批包括戶口冊籍、奏疏題本、邸報塘報在內的明代文書。據當時的記載，這批資料中包括了萬曆至崇禎期間攢造的一千本黃冊，這是黃冊庫碩果僅存的孑遺了。

這些資料在修完明史之後，燒的燒，毀的毀，殘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內閣大庫。這個大庫坐落於紫禁城內，裡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獻之外，還有清代的諸多詔令、奏章、硃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卷子、盛京老檔等等。這個大庫的收藏十分豐富，戒備也異常森嚴，王國維曾經評價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

轉眼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大清國眼看要完。這個內閣大庫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麼想的，覺得最沒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遠的檔案，把它們都挑出來要統一焚毀。幸虧在學者羅振玉的堅持下，這個計劃沒得到執行。羅振玉親自下場，將這些價值千金的舊檔裝了八千個麻袋，轉移到了國子監內。

及至民國，政府籌建歷史博物館，又把這八千麻袋文件遷到午門，然後就一直扔在那兒無人問津。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當上了教育總長之後，委託魯迅進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魯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強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擱在原地，任由別人隨意盜取。魯迅先生曾專文介紹過這段經歷，叫《談所謂「大內檔案」》，收在《而已集》中，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資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這八千麻袋上面。他們以四千零五十枚銀洋的價格，賣了十五萬斤檔案給西單同懋增紙店。紙店把這些檔案運去唐山，準備打成原漿。幸虧羅振玉得知此事，也幸虧他手裡有錢，以三倍價格從紙店把這些檔案搶了回來。

羅振玉深入挑揀，從裡面搜揀到了頗多明清資料，出版了《史料從刊初編》，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來源。

1924年，羅振玉以一萬六千元的價格，把這批檔案中的十二萬斤賣給大收藏家李盛鐸；1928年，李盛鐸把其中六萬件交還溥儀，剩下的賣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從中搶救、整理出了四十冊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為珍貴。

幾經周折，這八千麻袋內閣檔案已經嚴重縮水。抗戰開始之後，政府遷移了一部分到南京，還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資料留在了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檔案局於1958年對這一千七百麻袋展開了清理工作，最後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學價值的資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牘檔案，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至今。

往日的喧囂，就這樣逐漸遠去了。

細小的塵埃緩緩落定在破舊的黃冊封皮上，悄然累積，不再飄起。不知歷經世事的它如有靈智，是否會回想起那些年在後湖黃冊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