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節 兒子從上海回來，老子病情更加惡化

杜月笙開始使用氧氣之後，喘疾逐日減輕。除了為上海的徒子、徒孫們悲哀，為受難的同黨痛哭外，這還有一件牽心掛肚腸、使他眠食難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長子杜維藩仍在上海逃不出來。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匯銀行「告急」函電如雪片般飛來，中匯銀行的總經理原系浦拯東、副總經理徐懋棠、杜維藩。抗戰勝利以後，中匯擁有兩個存款最多的大客戶，一個是杜月笙一手創辦的上海魚市場，一個是杜月笙任董事長的大東書局。有這兩大客戶每天解存巨額現款，中匯銀行對於一般小額存戶始終興趣不高，無意爭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軍佔領以後，大東書局和上海魚市場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離上海，兩大客戶風流雲散，幾同解體，再也沒有巨額現款存進來。照說中匯銀行理該無事可為，關門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曉得中匯銀行是杜月笙開的，生意買賣暫復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銀行中中匯的存戶突飛猛進，與目俱增，業務反倒欣欣向榮。此一反常的現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歡慰，相反地他卻認為照這樣下去，他肩膀上的擔子勢將越來越重，他擔不起這麼大的責任，他曉得共產黨斷乎不會允許有私家銀行存在，中匯銀行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要被中共沒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聲望與信心為共產黨恢復經濟出力，所以他不但無意繼續維持中匯，而且急於早將中匯關門。

卻是他苦於在撤離上海之前，無法先行宣告中匯停業，此刻他便不得不採取亡羊補牢之策，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設法結束中匯銀行，而這時中匯銀行總經理浦拯東先已辭職，因此，他便囑令他的門徒，中匯副總經理徐懋棠到上海這龍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輩子席豐履厚，養尊處優，他好不容易在中共佔領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聲命他回上海，他哪來這個甘冒生命危險的膽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後來便支支吾吾，他的態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當時情境迫不及待，急切無奈之餘，帶三分氣忿，杜月笙便斷然地說：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維藩到上海去了中匯結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聲不響，於是杜月笙言話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維藩此去非常危險，然而話已出口，他只有硬著頭皮，叫杜維藩回上海辦理中匯銀行的結束事宜。

杜維藩父命難違，只好別妻離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時候，共產黨沒有為難他，於是，杜維藩住進了愛多亞路中匯銀行去辦公。但是，他立即發現整個中匯銀行已在傾向共產黨職工的把持之下，而共產黨在中匯銀行的領頭人，是儲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課長。

暗中為共產黨效力的中匯員工，抓牢了杜維藩就不肯放，雙方南轅北轍，於是暗中展開了鬥爭，杜維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險赴滬原為結束中匯業務，但是共產黨為穩定上海，廣為宣傳，盡量擴充業務。杜維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這一段時期極為痛苦，他在儘力應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著怎樣離開上海。

杜維藩去看過他的「寄爹」黃金榮，聽黃金榮向他訴說自己的悲慘際遇，當共產黨展開清算鬥爭與公審時，杜維藩也曾站在中匯大樓樓頭數過囚車開來開去的數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於是要了一記噱頭。

杜維藩故意跟那位在中匯的工作的中共課長套交情，說「知心話」。他純以業務觀點論事，強調當前的中匯為了擴充業務非得增資不可。那名課長不知有詐，一聽「增資」二字，便眼睛一亮，當下便問：「怎麼樣個增資法呢？」

「老闆在香港，」杜維藩指的是他父親杜月笙，「一大筆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沒有什麼生意好做；讓我到香港去跟老闆講，中匯業務大有可為，何不撥一筆錢給中匯增資呢？」

這個話的前半段一絲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筆買房子的錢，中匯同仁大抵曉得，當時的上海軍管會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來，所以答應了杜維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過，杜維藩必須自己去尋一位保人。

為了找這個保，使杜維藩煞費躊躇，為難已極，他所謂回香港請杜月笙增資原本是騙取共產黨的信任，得以脫身的一記噱頭。來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迴轉，因此他也就無法決定請誰出來為他做保。

結果，這件事被劉壽祺所知。劉壽祺是杜月笙好友劉春圃的兒子，經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擁有的華豐麵粉廠當了經理。當時他跟中共的上海勞工局長關係拉得極好，聽說杜維藩正為保證出境問題犯難。由於兩代的交情和少東家的安危，劉壽棋願意擔保杜維藩離開上海、回到香港以後在共產黨指定的日期之內趕回上海來。劉壽祺的幫助使杜維藩深受感動，隨後果然他不久就領到了路條。這一下杜維藩平安無事地回到香港，使得自杜月笙全家大小，歡欣如狂，人人都在額手稱慶，尤其感激劉壽祺的「仗義勇為」。

愛子無恙歸來使杜月笙大大鬆了一口氣，心中無比歡慰，因為杜維藩重返「自由世界」，對杜月笙來說，實有兩層重要的意義。杜維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後半年之間，外面不明真相的人，議論紛紜，都說杜月笙長子返滬，是為杜月笙本人投共鋪路，因而「料准」杜月笙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回上海灘，最低限度，杜維藩上海行，也是替他父親從事試探，看看杜月笙和共產黨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

另一層重要的意義，當然是長子杜維藩個人的安全問題。

當初，杜月笙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他多一半是動了氣，小一半也是實逼至此，無可奈何才把大兒子送進上海灘的，在杜維藩是父命不可違，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嘗不是硬起了心腸？倘若杜維藩真有個三長兩短，不但對於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項嚴重的打擊，他將又何以對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婦、孫兒、孫女？

所以，杜維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說是披襟當風，如釋重負，忍不住地脫口歡呼，當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別半年的杜維藩喊到了房裡來，嘉勉慰勞了他幾句，父子兩人隨即開始一次極關重要的長談。而杜月笙對於新自上海來的長子，他所問起的頭一件事情，便是：

「我拍給黃國棟，叫他轉給你的電報，你收到了沒有？」

杜維藩一聽，便曉得他父親要問的是什麼事情：黃金榮的正室夫人，杜維藩的寄娘，杜月笙尚未出道以前對他一力栽培提拔的林桂生———「桂生阿姐」在１９５０年春病逝上海。杜月笙在港驚聞噩耗，至感悲悼，他立刻打電報給留在上海的杜家賬房黃國棟，轉知杜維藩前去料理喪事，盡哀成服。林桂生自從黃金榮另娶露蘭春，她「提得起，放得下」，翩然離了她相幫黃金榮建立起來的聲勢赫赫、鐘鳴鼎食的黃公館，便是杜月笙不惜開罪金榮哥，替她在西摩路備下了一幢住宅，搬過去定居，林桂生從此閉門不出，不問世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裡，歷經北伐、抗戰，戰亂，哪怕上海灘炮火連天，打得稀爛，她仍不避不走。上她門的只有一個炙手可熱、步步高升的杜月笙，而杜月笙一生一世惟獨視林桂生為他的大阿姐，總是在說永遠報不完她的恩。林桂生之死，使杜月笙以未能親自送終為憾恨，他叫杜維藩去弔孝治喪，一再關照必須由他負擔所有喪葬費用。

杜維藩稟告他父親，他在上海時已經遵照杜月笙的囑咐，妥善辦好了林桂生的後事，杜月笙聽后猶在不勝欷噓，他說了些林桂生的為人和性格，對於她的「硬氣」讚不絕口，以一個孤老太婆在上海關起大門，渡過了刃兵時起，動蕩不安的二十五六年的艱苦歲月，她不但不要共金榮給她一文錢，幫她一點忙，而且絕不告貸求借，或者接受任何人的饋贈，上海人所謂的「白相人阿嫂」，林桂生可以贊得上是「代表性」的人物，她是「白相人阿嫂」的「開山祖師」，同時自從她瞌然去世，這一類典型的人物就此永遠絕跡。

接下來杜月笙便問杜維藩自己徒子、徒孫恆社子弟的近況，以及他們留在上海，處境有否危險？對於這一個問題，杜維藩惟有搖頭苦笑，他說根據他的統計，恆社弟兄滯留滬上不會逃出來的還有五六百人，而在他離開上海的前夕，共產黨早已開始清算鬥爭，五六月間上海被捕的清算鬥爭對象為數在萬人以上。這其間有多少恆社分子，他無從打聽。不過。有兩點極堪注意的事，可以預見恆社分子的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

杜月笙則聞言嗒然不語，他的神色一變而為愁慘悲痛，２０年來他對恆一幫幫會流氓加意培植，嘔心瀝血，其用心之苦，不是一般朋友師生的情誼所可比擬。杜維藩的報告可能是他預料中事，但他內心對於留滬恆社分子的安全猶存一線僥倖之望，杜維藩的一番分析使他這最後的希望也歸於破滅，於是，杜月笙陷於深巨濃重的悲哀之中。

杜維藩無恙返來來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杜月笙力疾而起，一連和他談了幾天，然而所聽到的都是恆社分子怎樣危險，留在上海的老朋友們各種不同的悲慘下場，這許多消息使杜月笙刺激頗深，於是，杜月笙猶未痊可的一場「喘大發」，又變本加厲，病況極其嚴重。他每天一陣接一陣的急喘，喘得他汗出如漿，神志不清，半人高的氧氣筒用完一支又接一支，情況最緊急的時候，所有的醫生不約而同搖頭嘆氣，他們向杜公館的人強烈暗示：應該有所準備。

因此，杜公館上上下下亂成一團，幾個成家立業的兒子，和三樓孫太太都住在外邊，惟恐臨時生變趕不及到堅尼地來送終，孫氏太太、杜維藩、杜維屏、杜維新，再加上住在堅尼地的杜美如、杜維善、杜維嵩，嫁到金家的杜美霞，所有杜月笙在港的太太、兒女、孫兒、孫女，每天都到堅尼地守夜，以防萬一。

杜月笙這一次病情惡化連續一個多月，自１９５０年５月中發病到同年６月下旬，他躺在床上用氧氣，仍舊喘個不停，身上的小褂褲一轉眼就被淋漓大汗濡成透濕，侍候他的人忙不及脫下揩乾身體再換穿。

好不容易在盛夏時分喘勢漸漸地被止住了，杜月笙等於在鬼門關口打過了一轉，大病初癒后的杜月笙形銷骨立，面容憔悴得令人不忍平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