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人的作用

善意的提醒

我們剛才得出的結論可能很多社會主義反對者會接受。不過，他們的同意大多會採取下面的形式：「哦，好呀，當然，假如你們有神人指導社會主義機器，有天使長為它配備人員，一切或許會這樣。不過問題在於你沒有神人和天使長的幫助，而人性如此，儘管資本主義替代物連同它的動機模式及它的責任和報酬的分配方式提供了不是最好的、符合想象的安排，不過不失為最好的符合實際的安排。」

對這席話的回答，是有一些可說的。一方面，當前我們一定要防止的不僅是藏在所有試圖把某種現實去與一種思想做比較的後面的危險，並且也要防止所有把某種現實與一種理想做比較的所本有的錯誤或詭計。另一方面，我認為我已經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就事物的本性來說，只有有關一定社會條件和一定歷史階段的狀況，而肯定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全面狀況，這種相對性現在比我們僅討論兩種藍圖要重要得多。

第一節論據的歷史相對性

對這一點我們用比擬來說明。在封建社會中，包括對私有財產的最堅決支持者在內的我們，幾乎所有人現在認為純屬政府機關領域的很多事務，都用這樣的一種方法來管理，即在我們看來，這些政府職能變成了私人所有的東西與私人收入的來源；每一個在君臣關係的等級制度中的騎士和領主，他為利潤而持有采邑，而不把它看作他管理采邑付出勞務的報酬。跟它有關的如今所稱的政府職能，當時僅僅是為某個上級長官服務的賞賜。甚至這樣說也沒能完全闡明這個問題：他持有他的采邑，由於他是一位騎士或領主，由於他有權利持有一個采邑，無論他幹了什麼抑或是沒幹什麼，對於這種事物狀況，缺乏歷史知識的人容易看作是「種種積弊」的混合物。不過這是瞎說。在它自己時代的背景中（跟任何一種制度結構一樣，封建主義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時代還長），這種制度是唯一合適的制度，它體現了能夠履行那些公共職能的唯一方法。

倘若要問比較資本主義現實與社會主義成功的機會有什麼意義，我們一定要設想出一個明確的資本主義模式，讓我們選擇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也就是選擇受束縛的大企業資本主義。如果讓我們說，首先，儘管這樣說限定了一個時代和一個模式，不過沒有限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對以幾十年來計算的時期都不限定，因為受束縛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特定時間內（譬如說在目前）已經把它的特性發展和穩定到怎樣程度的問題仍需要進行事實的調查；其次，就我們論證的這一部分來說，那些束縛資本主義的枷鎖（無論它們是什麼）不管是資本主義過程本身中逐步形成的，還是能夠被看作是過程以外的某種力量強加給它的，都沒有很大關係；另外，儘管我們目前準備討論人們可以期望社會主義要多久才能夠收割它在藍圖中隱約描繪的收成這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但我們仍然還只能說些碰機會的話，我們還一定要使用各種假設，來補正我們有關等待我們的究竟是哪種社會主義的無知。

第二節官僚機構的管理

社會主義政權感到最困難的問題無疑是怎樣合理使用資產階級人才，而斷定這個問題能夠成功地解決必須有一定的樂觀主義精神。不過，這主要並非因為問題內在的困難，困難在於社會主義者一定要承認問題的重要性和用適當的心理狀態去面對它。上邊提到的有關資本家階級的本性和職能的教義本身就徵兆著對這樣做的強烈憎惡，並且能夠把它看作拒絕這樣做的心理和技術準備。我承認，在與社會主義者交談中，我常常感到懷疑，假如社會主義政權讓另外一些人管理，無論在別的方面管理得怎樣完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能夠勝任呢？我一定要立刻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態度是無可指責的。

要解決問題本身，首先應該允許資產階級人才去做與他的才能相適應的、與傳統有資格做的工作，因此要以勝任為原則來選擇經理人，不能歧視原來的資產階級人士。這樣的方法是能夠設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時期運用的資本主義方法更好。不過被允許做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比任命給他一個適當位置範圍更大。當這樣被任命時，他一定要被授予他職責範圍內行動的自由。這就產生了經濟生活官僚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構成特別多的反社會主義說教的主題。

把我們特意強調的利潤與虧損動機消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另外，感覺到一定要為自己的錯誤支付自己錢財的責任心不管怎樣正在消逝（儘管消逝得不如一廂情願思想讓我們相信得那樣快），而在大規模公司中所具有的那種責任心顯然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重新出現。官僚機構或文官制度獨特的選擇領導人的方法，並非像有人常說的那樣缺乏效率。文官制度的任命和晉陞的規則也有可觀的合理性。這些規則有時在實踐中做得比在紙上所說的還要好，尤其是機關里對某人的共同意見，假如得到適當的重視，確實對有才幹的人有利，最起碼對某一類型有才幹的人有利。

至於另一個問題更要重要許多。官僚主義經營企業的方法及這種方法所散布的精神氣氛，顯然經常對最積極的人施加消極的影響。這點主要因為官僚機器中本身存在的調和個人積極性與機器運行機制的困難。這部官僚機器生產的東西對人的積極性起鼓舞作用，但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積極性的邪惡企圖。正因為如此，結果讓人產生感到挫敗和空虛的感覺，反過來它又引導出對別人努力做摧殘性批評的心理習慣。當然事情並非一定如此，很多官僚因對他們的工作更加熟悉從而提高了效率。但是，避免消極作用是不容易的，而且沒有克服消極面的簡單藥方。

最好我們從一開始就承認，完全信賴純粹的利他主義的責任感就跟對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全盤否定一樣，是不現實的。就算為與責任感同類的眾多不同情操（如從工作和指導中獲得的滿足感）留出充足的餘地，某種酬勞制度，起碼如社會重視和社會威望這種形式的酬勞制度，大致上能夠證明有不錯的效果。一方面，尋常的經驗告訴我們，很難發現一個男人或女人，無論有多麼高尚的胸懷，他或她的利他主義或責任感可以全部不沾那種一己利益（或者你願意這麼說），可以完全不沾他或她為突出自己的虛榮心或願望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構成這種感情上經常十分明顯的事實基礎的態度，肯定要比資本主義制度有更深的根源，它屬於所有社會集團內的生活邏輯。因此，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害人蟲浸染他們的靈魂，並扭曲他們的「自然」本性這類話來應對這個事實。不過，對待這種類型的個人自我主義，利用它為社會服務是不難的，而社會主義社會處在這樣做的特別有利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對個人表現的社會重視或社會聲望有著強烈的經濟內涵，由於按照資本主義標準，成功的典型標誌是金錢收益，又由於大部分構成社會聲望的東西，尤其是全部經濟利益中最微妙的東西——社會身份一定要購買而得。這種私人財富的聲望和特殊價值當然一直得到經濟學家的承認。並沒有非常好的預見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看到這一點。很顯然，這是在促使顯著表現的刺激物中最重要的一種。

對於實際收入的優待，首先需要看到，這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對待現有社會人才的問題，與刺激積極性根本是兩回事。就像賽跑的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們由衷感激的注意，假如把這種感情給予每一匹馬和每一頭牛，那非但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此，假如要讓經濟合理性的規則全面施行，一定要對做出顯著成績者給予優待。當然能夠不這樣做，社會能夠選擇實施排除這種做法並拒絕像他們看待機器一樣地看待人的理想。對此，經濟學家有權利說的僅僅是社會不應該不顧這樣的事實而一意孤行，即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很多高得完全可以引起非難的收入，以及給予收受者的包括社會身份和免受小麻煩侵擾在內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並沒有超出讓他們保持適合於做他們所做的工作的程度。

這一點只要被考慮進去，就可以同時解決（至少部分解決）提供純經濟刺激問題。不過我想，社會主義社會必定會遠遠超過由賽跑的馬和機器強加的界限，取得非常大的收益，這又是推理力的問題。這樣做的原因也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於對行為的觀察；另一方面來自於對資本主義經濟和文明的分析。資本主義沒能支持社會可以從優待人才上獲益的主張是資本主義條件的產物這樣的觀點。這個主張是社會上進行有價值努力的推進器。如果這個主張被否定，那麼全部的滿足機會和效果就要比它們先前能夠達到的小了，儘管不可能說出小了多少。雖然在社會主義接管后，經濟過程越穩定，這個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這麼說並不是表明，為了對這種刺激作用的可能性做出公正的評價，名義收入一定要達到目前這樣的高度。在當前，收入包括稅收、儲蓄等。這些項目的消失本身就完全能夠劇烈降低名義收入的數字，這點是我們這個時代小資產階級心裡非常不願意的。另外，我們已經知道，高收入階層的人們越來越受到較簡樸思想的影響，實際上他們正失去聲望動機以外的大部分希望保持先前支持他們過豪華生活那種開支的收入水平的動機，到能夠預期社會主義即將成功時，他們的思想會更加謙虛。

第三節節約與紀律

最後，由資產階級現在交卸給社會主義政權那些職能會怎麼樣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討論一下節約與紀律。

對於前者，它基本全部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上層履行的職能。我不準備爭辯說，節約是沒必要的或反社會的。我也不準備要求讀者信賴每個社會主義者的節約習性。不需要忽視人們的貢獻，不過只有把社會主義經濟想象成半靜止的，否則這些貢獻是不夠的。就像我們看到的，中央當局能夠通過直接配置部分國家資源用於建造新工廠和新設備，可以做到如今由私人節約所做的全部，並且效率更高。俄國的經驗或許在很多問題上不是結論性的，不過在這一方面卻是結論性的。俄國強制實行艱苦與「禁慾」，這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沒有實行過的。在經濟發展比較進步的階段，為了取得資本主義速度的進步，強制實行類似的嚴格手段是沒有必要的。要是資本主義先輩達到了半靜止的階段，甚至自願節約也就完全可以了。這個問題總是能夠解決的。不過它再一次表明，因形勢不同所需要的社會主義也不同，而田園式社會主義只有經濟進步被認為無關緊要，在那種情況下經濟標準不再受重視，或者說經濟進步在原先雖受重視，但現在則認為已經過時，到將來更沒有絲毫價值，此時才會成功。

關於紀律，在經濟機器的效率和管理僱員的權力之間有著明顯的關係，商業社會利用私有財產和「自由」契約制度，讓僱員從屬於資產階級僱主。這個關係不僅是為了富人可以剝削窮人而授予他們的特權。在直接有關的私人利益後面，在生產設備的順暢運行中還存在社會利益。在特定情形下，私人利益事實上在什麼程度上服務於社會利益，以及把社會利益信託給僱主個人利益在原先造成僱員無薪酬勞苦的程度有多大，人們的意見或許有非常大的分歧。不過在歷史上，不管是對於那種社會利益的存在，還是有關在沒有受損傷的資本主義時期肯定是唯一可行的那種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可能有意見分歧。所以，我們需要提出兩個問題。那種社會利益在社會主義環境中還一直存在嗎？假如回答是肯定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提供所需數量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權威嗎？

使用「權威性紀律」這個權威的補足語來替換權威這個詞是方便的，前者能夠用來指不是由接受紀律者本人而是由代理人多次灌輸而形成的服從命令、接受監督與批評的習慣。按照這一點，我們能夠把紀律區分為自我紀律（注意，它起碼有一部分是因為以前，甚至上一代接受過權威訓練的影響）和集體紀律，集體紀律是集體意志對集體中所有成員施加壓力的結果，同時還部分因為原先受過權威性訓練。

首先，社會主義制度可能會得到人們越來越不願給予資本主義的忠誠。基本不用強調，這就讓工人對待工作的態度要比他們在他不贊成的制度下能有的態度更加健康。

其次，社會主義制度有一個主要的優點，就是它能既清晰又無誤地顯示經濟現象的性質，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經濟現象的表面被蓋上利潤利益的面具。

第四節權威性紀律和俄國的教訓

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有更多的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所以跟受束縛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不需要那樣多的權威性紀律。而權威性地執行紀律將被證明是非常容易的工作。在提出之所以要相信這點的理由以前，我一定要提出理由讓人相信，社會主義權威性紀律是不能被省卻的。

第一，只要自我紀律和集體紀律，起碼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威性紀律提供的過去（可能是祖輩相傳的）訓練的結果，如果那種訓練中斷很長時間，這個結果也將銷蝕殆盡，與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為保持所要求類型的行為提出外加的理由根本無關，雖然這些理由或許吸引個人或集體的合理思考或道德上的忠誠。這樣的理由和接受這些理由是引導人們服從訓練與服從約束制度，而不是讓他們可以我行我素的重要因素。假如我們想到我們正在盤算的是老一套單調的日常生活中的紀律，缺乏熱情，缺乏光亮，在一些（假如不是全部）細節上讓人厭煩，想到社會主義制度起碼會消除一些求生動機的壓力，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促成自我紀律的主要要素是求生動機，於是就增加了這方面的重要性。

其次，跟對正常人持續進行訓練的必要性緊密相連的是對付表現低於正常者的必要性，所謂低於正常者並不是指由疾病所引起的個別事例，而是指範圍廣泛或許佔25％的人數。只要是因為心理上或意志力上的缺陷而低於正常表現，希望它跟資本主義一起消失是不現實的。低於正常者這一人類最大問題和最大敵人，到那時還和現在一樣有這麼多。單獨使用集體紀律很難對付它——儘管權威性紀律機器當然能夠這樣建造：讓它能通過低於正常者所在的集體發揮（至少部分地）作用，但單獨使用集體紀律對付它是很不容易的。

最後，儘管能夠期望社會騷動中的既得利益將消失一部分，不過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它不會完全消失。製造麻煩、在工作中進行破壞，依然是一樁事業或事業成功的捷徑。這種事情跟現在一樣，它是不滿他們地位或一般的不滿現狀的理想主義者和追逐私利者的自然反應。另外，社會主義社會中將有眾多鬥爭。畢竟在產生所有重大爭論的原因中將被消滅的只有一個。除了顯然可能的局部利益的部分復活外，還可能在地域利益和行業利益方面有意見上的衝突，比如，眼前享樂與未來世代的福利誰輕誰重，而對未來世代福利的經理部門的支持很可能面對完全類似今天勞動者和一般公眾對待大企業及其積累政策的態度。最後一樣重要的是，回憶一下在論社會主義文化不確定性這個主題時所說的話，我們將必定理解，很多國民生活的重大爭論還是跟所有時候一樣存在著，基本沒有理由期望人們將停止為它們而爭鬥。

如今，在對社會主義當局應付上面三點或許出現的困難的能力評價時，我們一定要深深記住，比較是跟現在的資本主義甚至是跟預期在進一步瓦解階段行使職能的資本主義做出的。當討論自從傑里米·邊沁時代以來的很多經濟學家全部忽視的個別企業內部的沒有絲毫猶豫的服從的重要性時，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有消失它的社會心理基礎的傾向。工人願意服從命令顯然不是由於理智地深信資本主義社會的優點，或由於理智地意識到它能給他個人帶來哪種好處，而是由於資產階級主人的封建先輩重複灌輸的紀律。無產階級把他們祖先在尋常情況下對他們封建主人的尊敬的一部分（絕不是全部）轉給現在的主人，而封建主的後代在資本主義歷史的大多數時期里留在政治權力圈內，讓資產階級辦事非常容易。

資產階級因為反對保護階層，因為在政治領域接受平等的理想，因為教導勞動者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是可尊敬的公民，從而喪失了那個優勢。有一段時期，還留下足夠的權威來掩蓋逐步而持續的變化，這個變化必定會瓦解工廠里的紀律。到如今，已經消失了大部分優勢和大部分維持紀律的手段，更加嚴重的是，甚至運用這個手段的權力也已消失。原先給予僱主與違反紀律現象鬥爭的社會同情也已消失。最後，主要因為喪失了那種同情，政府機關先前的態度也改變了。我們可以看出一步一步改變的途徑，從支持僱主到中立，通過中立的不同細小差異到支持工人的權利，把工人當作交易中平等的合伙人，從支持工人到支持工會，反對僱主和個別工人。這幅圖畫到形成受僱用的企業高級人員的態度的轉變算是完成了，他知道，假如他聲稱為群眾利益進行戰鬥，甚至他不但不會引起憤怒而且只會引起歡呼，從這他得出結論，受人稱讚為進步或者去度假，要比做沒有人承認是他責任的事而招來侮辱或危險快樂得多。

考慮一下這種事態，我們不需要過分地突出其中固有的趨勢，也可以想象得到社會主義或許是恢復社會紀律的唯一途徑的形勢。不過不管怎樣已非常清楚，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在這方面所佔的優勢是這麼得大，甚至在生產效率的天平上也能夠顯現出巨大的分量。

首先，社會主義經理部門會有很多實施權威性紀律的工具讓它調度，其數量比資本主義經理部門所有時候能夠具有的數量要多得多。實際上開除的威脅是遺留下來的唯一工具，它符合邊沁學派以社會平等地位合理地訂立和取消契約的思想，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那個工具的手柄是這麼構成的，誰試圖使用那個工具就要斬斷他的手。不過，社會主義經理部門的開除威脅代表著不給生活資料，乃至換一個職業也不會得到生活資料的威脅。另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對工人的處置要麼開除，要麼就是任何處分都沒有，因為輿論原則上對契約一方懲罰另一方那種觀念是不贊成的。而社會主義經理部門可以在看來合適的程度上使用那種威脅，並能夠使用別的制裁方法。在別的制裁方法中有好幾種比較溫和的措施，不過資本主義經理部門沒辦法使用，因為它在道德上缺乏權威。在新社會的氣氛中，僅只是勸告也能夠收效，這種效果如今是不可能有的。

其次，社會主義經理部門會發覺，行使它全部的無論哪種權威性紀律的工具是非常容易的。那時沒有政府的干預。作為集體的知識分子不再懷有敵意，而那些對它自己標準再次相信的知識分子會受到社會的約束。這種社會在引導青年方面非常堅決。再說一次，輿論對它認為是准犯罪的行為將不再支持，因此罷工就等於叛亂。

跟對節約問題進行討論時相同，對俄國經驗普遍化能夠提出的種種不同反對意見不會對俄國經驗的價值產生損害，這是由於在一個更成熟或更接近正常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困難應該更少而不是更多。相反，我們希望為上述論證的要點取得較好的例證是很難的。

布爾什維克革命在1917年完成了俄國小而高度集中的工業無產階級的瓦解。群眾根本不受控制，用無數次放假式的罷工和佔領工廠來實施其對事物新秩序的概念。當時的制度是工人委員會或工會的管理，並被很多領導人認為是當然之事接受下來。1918年年初達成的妥協困難地為工程師和最高委員會取得最小的權力。特別糟糕的工作狀況是1921年著手搞新經濟政策的一個主要動機。當時，工會有一段時間又陷入癱瘓狀態，它的職能和態度就跟在受到嚴重束縛的資本主義時一樣。不過1928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改變了所有的這些，到1932年，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控制比在最後一個沙皇統治下還要嚴格。無論布爾什維克在所有別的方面受到什麼樣的失敗，他們在這方面獲得從來沒有過的成功。他們做到這一點的辦法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工會不但沒有受到壓迫，而且還受到政府的扶助，因此工會會員人數劇增，早在1932年就達到了近1700萬人。但是它們從集體利益的倡導者和阻擋紀律與良好表現的障礙物發展成為社會利益的倡導者和促進紀律與表現的工具，它們的態度變得和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態度是這麼的不一樣，甚至一些西方的工黨黨員完全拒絕承認它們是工會。它們對由工業化步伐帶來的艱苦工作不再反對。它們願意不增加報酬延長工作日。它們丟棄平等工資的原則，擁護獎金和別的一些獎勵工作的制度，如斯達哈諾夫運動等這類的鼓動辦法。它們承認或服從經理隨意解僱工人的權力，反對工人討論收到的命令，只有大會批准后才執行的「民主大會制度」，工會和「同志法庭」及「肅反委員會」合作，採取特彆強硬的反對怠工者和表現低於正常者的路線。罷工權和工人管理生產這種術語再也聽不到了。

再說，由於現代工人對本身工作的不健康態度是因為他所受的影響。假如把責任感和工作成就的自豪感持續地灌輸給他，而不是一直對他說些相反的話，結果就會截然相反，這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俄國情況跟資本主義國家不一樣，它能夠讓對青年的教育與指導強制符合它的目的跟結構觀念，從而讓它創造一種有利於工廠紀律氣氛的能力大大增加。對此知識分子顯然沒有干預的自由，鼓勵違反紀律的輿論也不存在。

這樣，就算藍圖的優點與缺點不提，跟受束縛的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取代者並沒顯出不利的地方。一定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所談的僅僅是可能性問題，它跟我們對藍圖的討論在意義上有著極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