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引言(1)

第4章引言(1)

「一場苦澀的小戰爭」

「一場苦澀的小戰爭」，永不衰老的美國政壇老將艾夫里爾·哈里曼對這場戰爭如是說。哈里·杜魯門總統則頑固地堅稱，這不過是一場「警察行動」，甚至當美國的傷亡人數突破5萬大關時，他還堅持這一令人惱怒的文字遊戲。共和黨把它稱為「本世紀對外政策的蠢舉妄動」，並以此為撒手鐧，結束了民主黨對白宮20年的統治。「老實說，這是一場軍事上的奇災大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說，「這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

朝鮮戰爭（讓我們還其本來的稱呼）正是集以上說法之大成，它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軍事和外交戰略的轉折點，標誌著美國第一次試圖通過訴諸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的軍事擴張。朝鮮戰爭是這類冒險行動的漫漫長路上的第一步。事實上，就在朝鮮戰爭剛開始兩個月，美國給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送去了第一批軍事援助，他們正在與一場起義進行苦戰，後來這場起義演變成了越南戰爭。無論結果如何，美國在以後的10年中，把國家的資源，加上聲望名譽，越來越多地投到東南亞、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鮮戰爭就是美國企圖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主宰世界的開端。為了保持這種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國聯邦政府年度預算的一半，並使美國的無數兒女在世界最遙遠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與美國很多不甚愉快的經歷一樣，朝鮮戰爭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戰爭結束之後，大多數美國人都急於把它從記憶的罅隙中輕輕抹掉。出於某一原因，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於僵持狀態，同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後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儘管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國以人海戰術和對國際政治巧妙的縱橫捭闔，制服了美國無比強大的技術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戰地司令官們又不能「把戰爭打到敵人（指中國）老家去」，朝鮮戰爭粉碎了美國人關於原子武器使步兵過時的夢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輿論不會支持使用這種令人憎惡的武器。從軍事上講，原子彈用以對付分散在數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償失的。實際上，朝鮮戰爭開始時，所謂美國的「核保護傘」也只是由四顆原子彈組成。華盛頓戰略家們也許很明智地認為：這些原子彈應當保留下來，作為同蘇聯交戰時的決勝王牌。

在美國公眾看來，朝鮮戰爭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它影響了戰後的經濟繁榮。從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從日本投降到朝鮮戰爭開始，儘管美國仍有一些小小的經濟和政治風波，但確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舒心愜意的時光之一。隨著大蕭條的結束，美國人滿心希望能購買汽車、打球娛樂，他們不願再為沉重的國家大事憂心忡忡。因此，美國沒有本能地奮起捍衛自己的旗幟，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鮮戰爭降低為乏味無趣且看起來又荒唐的戰鬥，雙方反覆爭奪同樣的幾座山包。就是從報紙上看到數以百計的美國士兵在諸如「傷心嶺」「無名高地」等地點喪命，也並不能激起公眾對戰爭的支持。1952年我高中畢業后不久，在尚武精神頗盛的得克薩斯州，在一次喝著啤酒的討論中，一位同學對我們當中應徵適齡者的態度做了一個總結。「小夥子們，」他說，「有兩樣東西我們應當躲開——朝鮮和淋病。」

《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一書試圖披露美國是如何捲入衝突，以及後來軍方和文職領導人又是如何決策的。本書的情節並不令人振奮，因為在戰爭的大多數年頭裡，美國在一幫平庸之輩的領導下備受磨難。在這幫笨拙傢伙（此語雖然強烈，但有事實為證）當中，以杜魯門總統及其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最為典型。他倆的堅強意志常常在壓力之下轉化為十足的愚頑固執，他們為此大吃苦頭，正如國家為此大吃苦頭一樣。1950年6月，在北朝鮮揮師進入南朝鮮之後，杜魯門和艾奇遜在四天之內就把美國投入了一場戰爭，美國軍方對此未及準備，而且事實上他們一直被告知並不需要去打這場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熱的日子裡，杜魯門和艾奇遜「制止了」共產主義的入侵。他們認為「真正的敵人」是蘇聯（儘管他們從未公開這樣說過，以便給莫斯科一個保全面子的機會而不致介入戰爭），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完全鎮住了美國最強大的對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動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鮮人已經被打著聯合國旗幟的一支軍隊（儘管大多數都是美國人）擊退，杜魯門和艾奇遜對自己的精明強悍感到揚揚自得。

然後形勢突變，急轉直下。1950年11月和12月，中國人，這個遠比北朝鮮人更令人生畏的勁敵進行了干涉。在那令人絕望的幾周中，聯合國軍處於被趕出朝鮮半島的危險之中，成師的部隊在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中被圍困在山野里；僅僅是由於馬修·李奇微中將這位默默無聞的戰爭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軍隊才得以穩住陣腳，並使中國人停止前進。這時，杜魯門和艾奇遜又倉皇失措地把他們「顯示美國意志」的行動降了級，給戰爭設置了種種限制，從而使勝利完全無望。當他們認識到兩年後美國才具備向蘇聯直接挑戰的能力時，已經為時過晚。因此，朝鮮戰爭被重新確定為一場地區性戰爭，必須限制在朝鮮半島之內。

杜魯門和艾奇遜冒險行動的魯莽輕率，以及向美國人民兜售其理由時之信口開河、文過飾非，在1952年底他們企圖以停戰來結束戰爭時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美國所宣稱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韓民國（這是南朝鮮政府的正式名稱）的完整與獨立，但是這些條件未能使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感到滿意。這個年逾古稀、行為古怪的民族主義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首次呼籲過朝鮮的獨立。李承晚認為自己將被置於今後的共產主義入侵的危險中，他不願意在此條件下放棄他半個世紀的奮鬥。他覺得杜魯門和艾奇遜為使美國從一場已經誤入歧途的戰爭中脫身而要犧牲掉他，因此拒絕了停戰條件。

於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準備另闢蹊徑。如果李承晚不願接受停戰計劃，中央情報局將策動一場政變趕他下台，讓一個可能更忠順聽話的軍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繼續頑抗，他將會被「除掉」。

在越南戰爭某個更為嚴峻的時刻，有一名年輕的美國陸軍軍官曾對一名電視記者說過：「我們必須摧毀那個村莊，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說的是一個村莊而已；杜魯門和艾奇遜則是要摧毀一個完整的政府，從而「拯救它」。值得美國慶幸的是，殺死頑固不化的李承晚這一建議儘管在官僚機構中歷經繁文縟節，但是從未得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杜魯門總統的批准。這個建議只好被束之高閣。

杜魯門—艾奇遜決定介入朝鮮戰爭，這是為名譽而戰。美國死敵蘇聯的衛星國北朝鮮政權悍然入侵了大韓民國。北朝鮮（以及它的蘇聯「恩師」）本來有機會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大選，以建立一個統一、獨立的朝鮮。北朝鮮人公然蔑視聯合國，選擇了子彈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評價國家領導人，必須觀其行為、究其動機。杜魯門和艾奇遜旨在建立這樣一個論點：國際秩序不容蔑視和傷害。他們的假設一開始就是：蘇聯要對這場戰爭負責，他們是在用一個代理人來試探美國的意志。這種蘇聯同謀論只需間接證據就可以成立，而這些證據比比皆是。蘇聯人把北朝鮮人武裝到了牙齒：坦克、強擊機、自行火炮，這些都是用於進攻而不是用於防守的軍事裝備；3000多名蘇聯顧問與北朝鮮人民軍緊密合作；整個戰爭期間，在聯合國和其他地方，蘇聯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鮮人。然而，杜魯門和艾奇遜自始至終都避免直接指責蘇聯是這場戰爭真正的罪魁禍首。這一步失策了，它從本質上證實了蘇聯人的觀點：蘇聯可以用其衛星國來戳美國的軟肋，而無須害怕引發美國的直接報復。這就是杜魯門—艾奇遜在朝鮮政策上的根本失誤。

那麼，把我們拖進朝鮮戰爭的究竟是誰？責任最大的是杜魯門和艾奇遜。這是一對最不可思議的政治搭檔，他們兩個人行動一致，極為和諧。杜魯門的衣著談吐和舉止品行都是小城鎮「國際扶輪社」的派頭，與之配對的艾奇遜則是奢華講究、美髯蓬鬆，其風度舉止、談吐腔調足以扮演一名英國勛爵。杜魯門的力量在於一種直覺的智力和獨立奮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他雖非科班出身，恐怕卻是美國歷屆總統中除去伍德羅·威爾遜這樣的學究外，對歷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魯門的問題是沒有什麼人重視他。因此，1948年杜魯門擊敗共和黨人托馬斯·杜威時，爆出了美國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驚的冷門。杜魯門再也不是靠腐敗不堪的密蘇里小集團政治發跡起家的那個目光短淺、經營無術的中西部男子服裝店老闆了。現在這位「意外總統」大權在握，信心獨具一格，因為此人終於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頭重擔，不必再去說服其他人相信他的價值。1948年之後，哈里·杜魯門就不曾受到過自我懷疑的困擾；他信任自己的直覺，他做出重大決策時，比如干涉朝鮮，行動之快速敏捷，幾乎是出自強迫的衝動。先行動起來，以後再論後果。

杜魯門的信心是一個克服了多年謙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與此相反，迪安·艾奇遜的信心卻似乎是與生俱來。艾奇遜畢業於格羅頓高中和耶魯大學，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橫溢，幾乎令人震驚。1950年，在他57歲時，曾是華盛頓最著名的科文頓—伯林法律事務所的合伙人，還在羅斯福手下做過財政部副部長，並於1941年到1947年在國務院身居高位。艾奇遜的力量在於，他有一種能將諸如外交與貨幣政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處置得當的本領。杜魯門政府中的一名官員在談到艾奇遜時說道：「教長（他的諢名）本來是可以兼國務卿和財政部長二職於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魯門讓艾奇遜重返政府出任國務卿。儘管杜魯門精通國內政治，但他意識到在外交事務方面需要專家指點。一個具備歐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職時機已經成熟。始於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正向歐洲提供大批經濟援助，建立於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在全力對抗蘇聯的擴張行為，這種擴張已經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顛覆。艾奇遜了解歐洲，並對杜魯門一片忠誠。他常常對國務院的同僚們說：「我對之負責的選民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杜魯門總統。」

當然艾奇遜也有缺點。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聰明才智轉化為傲慢自大，此人從來不知謙虛的含義，也不懂得何時應該緘口不言。他對敵手寧肯出語尖酸也不願意好言相慰，其實這些人的支持對他極為有利。在一次國會秘密聽證會上，他把參議員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這位內布拉斯加州的共和黨人狂怒之下竟衝過桌子揮舞拳頭，艾奇遜則掄起胳膊還以顏色，事態後來恢復平靜。其結果是，艾奇遜在華盛頓的朋友寥寥無幾，甚至在白宮裡也是如此。當然，哈里·杜魯門除外。

1950年，艾奇遜在政治上也出過問題。共和黨對手要他對把中國「丟失」給了共產黨政權負重大責任——在此前一年，共產黨政權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趕下了台。他們指責說，艾奇遜的罪過在於發表了一冊關於美中關係的大部頭的白皮書，其中把蔣介石貶成是腐敗無能、不可救藥。共和黨人說，這一文件給那位「大元帥」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後，1950年初，艾奇遜又說他不打算「背棄」阿爾傑·希斯，這番話固然仁慈友愛，但是在政治上卻並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這位國務院官員在一次被指控為蘇聯間諜的調查中被判有偽證罪。這樣，在1950年6月，杜魯門和艾奇遜就因「對共產黨溫和」以及讓亞洲最大的國家落入共產黨之手而遭到了共和黨猛烈的批評。

在軍事危機時期用以阻止行政當局衝動行事的一個機構，是參謀長聯席會議，這些身穿軍裝的軍方首腦實際是總統的最高軍事顧問。從朝鮮戰爭第一天起，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對戰爭中出現的失誤負有重大責任。1949年，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廣泛研究了如何把美國有限的軍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問題之後，把南朝鮮當作對美國「幾乎沒有戰略價值」的地區而一筆勾銷。那裡的佔領軍應當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鮮入侵，美國也不得參與防衛。艾奇遜的國務院，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杜魯門對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當艾奇遜勸說杜魯門推翻既定的國策並對朝鮮戰爭進行干涉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只是袖手旁觀。他們根本就沒有告誡總統：他正在下達一個軍方尚未準備好去執行的使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