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馭天下」3

她在皇宮前設立的那個銅箱子，朝東面的叫「延恩」，就是讓自薦做官的人把自己的詩賦文章投進去，只要確有才能，馬上就可被試用。

「白人」做官，又沒經過考試，有可能流於浮濫，武則天就特別創立了「試官」制度，先給他們一個臨時的官做做，以便考察。長壽元年（692年），武則天特別召見了由十道存撫使選來的人才，一律給了官做。原先就有官職的，試用為鳳閣舍人、給事中；原先是白丁的，試用為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和校書郎。

當時有人對大批的落榜生湧入幹部隊伍不滿，就做了打油詩諷刺，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這裡的「椀脫」，是說像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儒生沈全交又在後面加了兩句：「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這也算是周朝的政治笑話了。

左肅政台御史紀先知，查出了最後兩句的作者，就把沈全交抓了起來，要以誹謗朝政罪處以懲罰。他提議，先當著百官打板子，而後交刑部處置。

武則天當時笑了笑，說：「只要你們選人不濫，何畏人言乎？」紀先知聽了，為之慚愧不已。

後來明代的思想家李贄讀史，看到這一節，拍案叫絕，在書上批道：「勝高宗十倍，勝中宗萬倍！」

是啊，「何畏人言乎？」——不要說皇帝，就是單位小官兒，又有幾人能有此雅量？

武則天知道，一個身居高位者，就算是千年出一個的天才，終不能獨理天下。一天能弄明白五、六件事，就算高效率了，「日理萬機」那是專門造出來哄皇上的諛詞。

她在臨朝稱制時，就曾多次下過《求賢制》。登極后，更是連下幾道求賢詔書，要求凡是「長才廣度，沉跡下僚」者，或「英謀冠代，雄略過人」者，內外官員都要注意搜羅。哪怕這些人隱跡市井、託身鄉閭，行為有違流俗的，也不要嫌棄。

舉薦的對象不論門第高下、貧富貴賤；不限部落族屬、離京遠近；甚至「逆人」族屬，「能公勤清白者，自當隨才擢用，不以為瑕」。這在「一人犯罪、禍及全家」的古代來說，是相當寬容的了。

總之，她的看法是：「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我師尤在。會須搜訪，不得稱無。」

她不光籠統地號召官員舉薦，有時還特別點名叫某些大臣舉薦。如果「所薦不虛」，則薦者給予記功；若舉薦不當，則薦者要受貶責，有人就因舉薦了「犯逆者」而被殺。

在她的倡導下，官員們以薦賢為忠，有才者多被薦於朝廷。《朝野僉載》載：「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為精魅所託。」《唐詩紀事》載：如意年間，有女子年九歲，能吟詩，武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連神童她都注意到了，可見薦才的範圍之廣。

當時很有一批善於薦才的官員，狄仁傑就是其中一例。自從他知道婁師德曾多次舉薦他之後，深受觸動，他本人後來也推薦了不少賢才。

《舊唐書》上所載的一件事，頗能說明他在這方面的執著——

仁傑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彥范、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后竟召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他推薦的這個張柬之，可是了不得，後來成了大周末期舉足輕重的人物。誰也想不到這個長史出身的老爺子，能夠一舉扭轉了歷史走向。

武則天還首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一制度，也就是由四品以下官員來擔任宰相。她為樹立權威，頻繁地更換宰相，為防止中樞削弱，就提拔這種低品宰相來補充，一旦合適就扶正，不合適就走人。由於採用了這一制度，在她臨朝稱制的20年裡，始終保持了一個幹練的宰相集團在處理朝政，一切都井井有條。

後世對武則天不拘一格選拔人才這事，有著不同的評價。正面的評價是說：她為庶族人士開闢了寬闊的上進之途，是歷史的進步；同時也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儲備了大量人才，姚崇、宋璟、張說等名臣，就是武則天發現和提拔起來的。

負面的評價則說，她為收買人心、打擊李唐宗室，開了濫官濫階的惡例，導致唐朝官僚體制紊亂，直到開元時代的姚崇、宋璟出來，才收拾了局面。

這就是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同一件事，就看你怎麼說了！

關於用人過濫的問題，當然是存在的。真理超越一步就是荒謬，這一點，現代人見識得多了。

前面我們提到的政治打油詩，不是沒來由的。乾封年以前，吏部選人每年不過千人，到了垂拱以後，每年竟然達到5萬左右。編製不夠用，就創置里行、拾遺、補闋的官職來安排。

要知道，古代中國的官員人數，大大少於現代，全國約有10餘萬在編文官，就綽綽有餘。所以這個數目可以說是驚人的！

更驚人的是，自女皇提倡官民自舉以來，官員的錄取率也大大放寬了，原來大約為十之六七，現在則是十不汰一，幾乎是敞開大門招聘幹部了。

上有所好，下必趨奉。當時人見有此好事兒，更激發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士民以跑官為時尚，自誇其能，大言不慚，把鑽營求官稱之為「覓選」。有能耐的，自然可以顯示一下；沒能耐的怎麼辦，只有靠告密、誣陷、整人，以表現「革命態度」，希圖封賞。酷吏的大批湧現，其源蓋出於此。

對於這些弊病，當時就有人提出批評。倡導自舉后不久，就有時任鸞台侍郎的魏玄同上表，說現在官員「淄澠既混，玉石難分；用捨去就，得失相半」（《唐會要》）。

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也上疏說，過去唐朝太過惜官，現在陛下改革整頓，很好，但矯枉過正，也未免太過了一些。以至六品以下的編製外官員，多如土芥沙礫。德行上連鄰居都沒聽說的，忽而就側身朝官；見識上不能舉一反三的，轉眼就加入幹部隊伍。這樣的情況「比肩咸是，舉目皆然。」（《唐會要》）

他的名言「緋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就是在這一奏疏里提出來的。

武則天也知道官多必濫，裡面肯定有不行的，所以她罷起官來也相當厲害。在大周一朝，宰相集團成員的更換之頻繁、平均任期之短暫，實為史上罕見。

對中下級官員，那就更嚴厲了。為整肅吏治，她不惜殺戮。史稱女皇誅殺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計。到後來，每任一官，宮女們就私語：「鬼朴又來矣！」果然，「不數月，輒遭掩捕、族誅。」

鬼朴，是指「做鬼的材料」也。

形勢嚴酷如此，仍擋不住人們做官的熱情。那麼，現代人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做了官以後，只上不下，又有諸多隱性特權，那還能擋得住天下洶洶跑官、買官的熱潮么？

值得一提的是：為防止官員腐敗濫權，由她親自撰寫的教育材料《臣軌》和《百僚新誡》，還是很有一些現代管理思想的。

她說：「夫事君者以忠正為基，忠正者以慈惠為本。故為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所以大臣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

這是說，真正的忠君就是對百姓好，這講的是民本思想。

她說，好的大臣要能做到「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己也」，「不苟悅君心而與之合」。什麼意思呢？就是不要老拍上級的馬屁。武則天從一個低級嬪妃扶搖直上，其間馬屁讚美聽得多了，她不會當回事。她要求的忠誠標準是「忠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人」。

她把老百姓能不能過上好日子，作為衡量政績的唯一標準，說大臣若能「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

什麼才是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是「田疇墾闢，家有餘糧」，當官的能讓百姓達到這一步，就可以高升。反之，如果「為政苛濫，戶口流移」，那就不可能是好官，要受到貶責。

武則天為什麼把民生問題看得這麼重要？因為她知道「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國之本也」。那麼，老百姓為什麼是國之本呢？很簡單——「家給人足，則國自安」。

這裡，我們可以把武則天治國理念的脈絡看得很清楚了，她就是一個孟子民本思想的忠實信徒。

在我們過去的習慣思維里，皇帝，就是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天經地義；但歷史決不是那麼簡單的，有些皇帝，偏偏就不代表上層階級。他們知道，什麼是國家的基礎，所以決不做「損下益上」的蠢事，比某些自以為聰明的現代執宰者不知強了多少倍！

我在本書開始的時候，說武則天是好皇帝，根據就在於此。武則天執政也確有嚴苛的時候，但她的矛頭是指向宰相集團這一類上層官僚，不是老百姓。古代的官僚士大夫，就是現代概念里的知識分子。自古凡得罪了知識分子的皇帝，多半沒有好名聲；因為史籍是知識分子寫的，結論是知識分子做的。武則天是大大地得罪了知識分子，所以千年以來，對這位唯一的女皇帝的評價自然也就毀譽參半。

也正因為如此，凡是「聰明」的皇帝，無不懂得要虛心納諫，善待大臣。只要把大臣籠絡好了，不管是否殺兄逼父，武力篡位，在後世留下的都會是明君的美譽。

歷史，是很有點兒意思吧！

武則天在《臣軌》中要求大臣「助君而恤人」，就是要幫助皇帝減輕百姓負擔；那麼她本人能否能在這方面虛心納諫呢？

能！

在大周的中後期，她在這一點上還是做得比較突出的。「革命」時期的疾風暴雨過去后，政權趨於穩定，她的心態也就平和下來，不僅能遠小人、親賢臣，而且能從諫如流。因為這時候臣下的諫言，多不涉及「基本路線」，不大有人在女人能否當皇帝的問題上嘰嘰咕咕了，意見多半是技術性問題，武則天當然樂於採納。

在古代，臣僚向皇帝提建議，我以為，一類應叫建言，就是攛掇皇帝去做什麼事，搞工程、搞活動，那是燒錢的。另一類，則應歸類於諫言，是勸阻皇帝不要去做什麼，罷土木、廢冗政，那是省錢的。

對於諫言，武則天覺得是多多益善，養了那麼多拾遺、補闋，就是想聽到意見和反映。人家說你的事情沒辦好，這是把你當回事，並不等於惡意攻擊。她數次下詔，在全國範圍內讓九品以上官員「極言時政得失」。所謂「極言」，就是鼓勵放開了說，不以言論治罪。

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延載元年（694年）九月，武則天以梨花一枝出示宰相。秋季里有春花盛開，宰相皆以為祥瑞。但杜景儉獨不以為然，說：「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對，咎在臣等。」說完，就向女皇表示謝罪。武則天聽出他話里有暗諷，便嘆道：「卿真宰相也！」

聖歷年間，武則天打算把講武活動從例行的冬季改到春天去搞。鳳閣侍郎王方慶上疏切諫，認為這樣會妨害農時。武則天知道自己錯了，就親筆寫了詔敕，如其所請，打消了這個念頭。

久視元年（700年）四月，有胡僧請求建廟宇存放舍利（佛骨），武則天答應了，但是狄仁傑不同意。武則天聽他陳述意見到一半，就肅然起身聆聽，並解釋說：這樣子是「以成吾直臣之氣」！

這年七月，武則天下令天下僧尼日捐一錢，準備造一尊大佛。狄仁傑上疏極諫，認為這有損於百姓，且無益於國家。武則天爽快地接受了意見，說：「卿教朕為善，何得相違！」

十二月，鳳閣舍人崔融上疏，認為全國禁屠宰於民無益。武則天欣然接納，下令復開屠宰，讓大家敞開吃肉。

女皇樂於納諫的特點，越到晚年越加明顯，這與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雄主截然不同。那幾位，到晚年功成名就之後，耳朵就聽不得雜音了。就連以納諫博得千古美名的唐太宗，到晚年也變了，老是想法子「杜諫者之口」，只想聽好話了。

武則天早年受太宗納諫之風的影響，暮年的表現頗為人稱道，這就是她在後世也博得了一些美譽的原因。

我於讀史時會聯想起，統治者在這世上統治了一遭，都不免有志得意滿的心態，想刻石勒碑以流芳百世。其實，真正不朽的紀念碑，絕不是什麼與世紀永存的建築物，而是老百姓的口碑，是千萬人的人心！

普希金有一首詩說道：「我為自己豎起了非人工的紀念碑，通往它的路將人流絡繹永不荒蕪！」

這才是真正的自信，這才是真正的明智。

強權之下為自己樹的碑、立的傳，能在身後永遠不倒么？

很多人在這方面，其實是唯心論者而不自知！

36.最大的功績是搞好了民生問題

中國古代的歷史，就是一場大戲，其中有劇本可讀的，大概有兩千多年吧。在這些戲里，皇帝也是一個角色，而且是被規定好了的角色。尤其在儒家學說成為正統后，出演這個角色的人是不能胡來的。儘管在240個皇帝中，敢於瞎胡鬧的大有人在，可他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世世代代被人罵作昏君、暴君。

皇帝到底是個什麼角色，皇帝本人也是要好好掂量掂量的。

武則天以女人身份做了皇帝，就特別要考慮這問題。如何才能不被後世代代唾罵，如何才能讓人承認自己是合格的皇帝，她肯定沒少動腦筋。

她在臨朝稱制以後寫的《臣軌》，表達了她對什麼是好皇帝的看法：「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這是她對孟子民本思想的銓釋。孟子提了一個神聖的命題，說老百姓的地位高於一切。那麼，民何以貴過社稷、貴過國君？因為民是創造基本財富的人。做皇帝的，不把民生問題擱到第一位，那就是存了心要把國家搞垮。

武則天本來沒有做皇帝的資格，她處心積慮登上這個位置，心中肯定有宏圖大志。但是她也知道，硬道理縱有千萬條，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才是最硬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要讓讓步。

她執政以後，固然做了不少荒唐事，也有很多殘忍之舉，但「民為貴」這條基本路線始終沒動搖過。

反之，她對官僚集團的態度就很不同。她可能從來沒有把官員集團看成是「咱們一夥的」，前面說過，她的概念里，大臣就是「助君而恤下者」，是幫皇帝照顧好老百姓的，是跑腿兒的、幫忙的、辦事的，不是什麼不得了的精英。因此，她整肅起官員來從不手軟，也看不出有多憐惜。

執政者，要站在大地上；這個大地，就是萬萬千千的草民，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終武則天一朝，她沒有縱容官員們殺雞取卵——雞殺光了，還能有蛋吃么？這還用得著經濟學家來解釋么？

鄙人我年輕的時候讀史，最喜歡看的是大人物經天緯地的功業，最不耐煩看的就是歷代的民生問題。待年紀到了中老年之交，遍嘗了謀生之不易，才對歷史中的民生問題也有了興趣。

「生活」這兩個字，對平頭百姓來說，份量重矣！生怎麼生，活怎麼活，油鹽柴米價值幾何，那是悠悠萬事中的大事。百姓是沒有幾個能奢望青史留名的，他們日日考慮的就是怎麼活！

因此，在這一節里，我要講講武則天是如何解決民生問題的。所涉及的，無非農商，也許會枯燥一些，但讀過後，大家也許會有意外的感慨。

武則天的政績最可稱道的，是她重視農業、關心農民。她說：「建國之本，必在於農。」一個農業國家，農民就是最先進的生產力，不愛護不行。

她剛一當上皇后，就上了「建言十二事」，這是她的施政綱領。其中頭一條就是「勸農桑，薄徭賦」。勸農桑，就是鼓勵農民幹活兒。怎麼才能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她認為就是減輕負擔、少收賦稅。盤剝得少了，大家才願意幹活兒。她對州縣官員的政績指標有規定，哪裡的百姓「家有餘糧」，哪裡的官員就稱職；哪裡的官員「為政苛濫」，橫徵暴斂，那麼不到任期就得拿下來。

賦稅輕，就是施仁政，這是古代明君賢相的普遍認識。徵稅越少越光榮，這是好官、清官們驕傲的資本。但是到了近代，不知為何這觀念整個給倒過來了！

武則天關注農民，不光是每年春天趕兩鞭子耕牛意思一下，而是有實在措施。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則天把她親自撰寫的農書《兆人本業記》發給各州縣主官，命他們在當地刻印頒發。

這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本由最高統治者親撰的農書，現已失傳，據後世專家分析，按照武則天的寫作習慣，這大概是集前人農書之大成刪削編篡而成。此後，唐歷代皇帝都很推崇這部書，以至形成定製，每年二月初一，州縣百僚都要向中央進呈一部當地翻刻的新版《兆人本業記》，以示上下都很重視農業。

勸農桑的效果非常明顯，她的統治期內，糧食打得多，這是有實例為證的。1971年，考古學者在洛陽發現一座唐代大型糧倉——含嘉倉。在這個倉庫里，挖出了登記糧食入庫的銘磚，上面刻的的年號有天授、長壽、萬歲通天、聖歷等，全是女皇的年號。這個倉庫的規模大得驚人，共有290個倉窟，每窟可藏50餘萬斤糧。

據《唐會要》所載，長安四年（704年）洛陽都尉楊齊哲上書云：「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久流衍。」長安四年是武則天統治的最後一年，這則史料可以證明，那時糧食充足並非虛言。

此外，武則天還是一位興修水利的熱心倡導者。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句老話現在感興趣的人不是太多了。但是，據說我們這個古老國家之所以成為大一統國家，就是為了能集中民力興修水利之故。武則天時期，全國水利建設可以用「蓬蓬勃勃」一詞來形容，僅《新唐書·地理志》中，就有20項大型水渠建設的記載。

在土地制度方面，武則天也做得非常嚴謹。據敦煌資料記載，武則天時期曾有力地推行過均田制。唐之均田制，規定「丁男中男以一頃，老男篤廢疾以四十畝，寡妻妾以三十畝」。這個土地分配製度，自北魏時推行，被證明是當時較好的土地制度，可保證近代「民生主義」的所謂「耕者有其田」。

武則天還特別重視屯田。屯田，就是軍隊自己種田，自己養活自己，減輕人民負擔。婁師德在外任武將的時候，起碼有一半的任務就是屯田。名將黑齒常之曾任河源軍經略大使，那時曾屯田5千餘頃，一年能收穫5百多萬石糧食，婁師德是他的副手，且專管營田一事，是行家裡手。他在河套地區屯田效果顯著，史書上說他「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

轉餉，就是運送軍糧。在古代，這歷來是老百姓的義務，也是老百姓的苦惱。《漢書·高帝紀上》就說過：「丁壯苦軍旅，老弱罷（疲）轉餉。」

婁師德有此善政，武則天大為滿意，特下詔予以慰勞。武則天還經常叮囑婁師德說：「大軍在邊疆，必依賴營田，公不可懼怕操勞。」後來索性讓他當了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諸州的「檢校營田大使」。

涼州都督郭元振也是當時的一位營田有功者，他在防守涼州（今甘肅武威）時，不僅開拓州境一千里，令突厥、吐蕃不敢深入，而且指示甘州（今甘肅張掖）刺史李漢通施行屯田。連續幾年豐收，積軍糧可用數十年！郭元振由此軍威大振，涼州一帶的老百姓也跟著借光，「牛羊被野，路不拾遺」，過了幾年的好日子。

古代的史書，對民生問題一般都沒有系統的介紹和評價，但史家對某個朝代的民生情況往往有兩個評價參照指標，一個是物價，一個是人口增長率。

武則天時期的一前一後，貞觀和開元，是唐代物價低廉的黃金時期。史載，貞觀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錢，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兩錢。高宗時期封泰山之時，因年景較好，斗米也才五錢。女皇時期米價多少，沒有記載，據說從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價上漲時期。到了開元，才降下來，斗米十餘錢。

很顯然，從高宗時期起出現了通貨膨脹。通漲的原因是高宗時期出現了民間私鑄錢，那時中國人的通貨，用的不是銀子也不是紙鈔，而是銅錢。商業發達以後，國家鑄錢的銅不夠用，貨幣供應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鑄成色不足的錢以供流通，從中謀利。這就是「惡錢」，放到現在來說就是假幣。

政府曾經以一好錢兌換五惡錢，收回劣幣，後來更是抬高到以一錢換兩錢的標準。又發行了新錢投放市場，還曾經嚴刑懲罰私鑄，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偽幣一多，等於現代的濫發鈔票，錢肯定要不值錢。但是，這不等於經濟蕭條，或者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女皇時期的經濟狀況遠遠不如貞觀和開元，那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另一個指標——人口增長，則完全能說明女皇時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錯。

唐初經過戰亂，戶數僅有200餘萬，比隋煬帝時期的890多萬戶少了四分之三。貞觀時期，四海安定，流民回歸。貞觀結束時，戶口為380萬。經高宗、女皇時期，到神龍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則天統治的最後一年，戶口已增至615萬餘。這個數字，還沒有把大量「逃戶」計算在內，但已很可觀。也就是說，50年間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們知道，人口增長速度，跟人口基數的大小也有關係。有人統計過，高宗、女皇時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比後來人口基數大得多的玄宗時期還要高！這是武則天時期民生問題解決得好的一個證據，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執政的這一時期，民生之所以解決得好，有幾個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時期尚有很嚴重的自然災害，皇帝都要到洛陽去「就食」，而到了武則天臨朝之後，就再沒有頻繁的災害，連年豐收。這樣，靠天吃飯的老百姓當然過得就好，這是武則天的幸運。

其次是武則天勸農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勵農業生產，造成了一種社會氛圍，即勞動是一件有利可圖、有面子、能改變命運的事。於是大家都熱衷於生產勞動，日子自然越過越好。

再次是朝中鬥爭雖然嚴酷，殺得人頭滾滾，卻與一般老百姓無涉，並沒有影響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兩次局部叛亂也迅速被平定，沒有釀成全國性的內戰，使百姓得以連續80餘年安居樂業。

最後是武則天對豪門的打擊，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勢頭；整肅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團對平民的「灰色」掠奪，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較大空間。

話說到這裡，我們要談談武則天時期民生問題的另一面。說起來，我們都是辯證論者，也就是認為：凡硬幣都有兩面，既有光明的正面，也有陰暗的負面。儘管有些辯證論者只願談正面、不願正視負面，誰談了負面就要下禁令——他們的硬幣只有一面，但不妨礙大家心裡有數。

武則天時期的民生狀況，被後人垢病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逃戶」，一個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我在這裡只講「逃戶」問題，勞民傷財的事留到下一章去講。

史家糾纏不放的武周後期人民大量逃亡的現象，據有人考證，主要是依據3個人在上疏中的言論。第一個是陳子昂，他幾次上疏談到垂拱年間蜀地、關中、山東一帶的流民佔百姓的「十之四五，可謂不安矣」。之後聖曆元年（698年），他又提到蜀地諸州有逃亡問題。第二個是韋嗣立，他在聖歷二年（699年）說過「今天下戶口，逃亡過半，租調（賦稅）既減，國用不足」。第三個是狄仁傑，在神功元年（689年）談到了「關東饑饉，蜀漢逃亡」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概念，就是古人說話有時不免誇大，特別是上疏諫言時，為了引起皇帝注意，就更是如此。比如陳子昂在垂拱元年說，各地流民占居民的「十之四五」，這情況如果屬實就相當恐怖了，但是到第二年，他又上疏讚美大好形勢，說「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真不知應該聽哪一個？

因此這些資料要好好辨識。

據當代專家分析，狄仁傑在神功元年所說的「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應是事實。因為那一年契丹進犯，大周將領王孝節在抗擊中戰死，突厥也趁機來勒索。武則天為安撫突厥，給了他們不少東西，都是由關中老百姓負擔的。由於戰爭侵擾和負擔加重，關中出現了流民。此外，突厥犯境后，曾經驅使了一批大周的百姓賣命，突厥退去后，這些人怕朝廷追究賣國罪，便紛紛逃亡。

這個事情，後來經過狄仁傑安撫民眾、召回逃亡、減免租賦，得到了很好的處理。

再來看陳子昂說的兩次逃亡事件，他在垂拱三年（687年）說的「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是指關中地區連續三年的旱災。關中地區是原京都長安所在，歷來負擔就重，更禁不起災害打擊。這種狀況自隋文帝時起就很嚴重，並不是從武周時期開始的。隋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大旱，出現飢荒，連隋文帝也被迫跑到洛陽去「就食」。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子逐糧」現象。到唐初，這個情況就更甚。

對於關中的疲弊，武則天是採取辦法了的。在大旱之年，除了皇室減膳、賑濟災民等例行措施之外，她還開創了由國家組織大規模移民的先例，於天授元年（690年）和天授二年（691年）兩次將關內各州數十萬戶遷入洛陽一帶。

對於這些移民，不僅國家給予舟船之便，還派出清正官員一路護送。人到了新居住點后，免稅1至3年。沒有田地者，「任其所欲」，也就是可以從事任何產業謀生。有願意在當地落戶的，則允許編入戶籍。

這個措施，使關中地區的人口壓力大大減輕，同時促進了神都的經濟發達，據說大周人口的激增，就是從實行移民以後開始的。

至於「蜀漢逃亡」的問題，則主要是出於人禍。陳子昂做過分析，說是由於當地「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小官與幕僚），因此侵漁（仗勢盤剝）。剝奪既深，人不堪命，因而逃亡」。

這個問題既然有陳子昂公開提出，可見當時已發現了問題，而不是一個普遍於全國、貫穿於大周的頑固性弊政。

另外，現代也有人提出了一個新觀點，是說武周時期出現流民，是百姓願意流動，官府樂助其成，因為雙方都從「逃亡」中發現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這一觀點認為，均田制是北魏在戰亂之後土地大量拋荒的前提下實行的土地制度，目的是讓土地有人種。但是在80年的安定之後，富人想兼并土地，農民想擺脫戶籍另謀發展，於是離土農民就形成了龐大的流動群體。

土地兼并，就是兩極分化；逃民出現，就是農民到外地謀生。據說，武則天政權並沒有採取嚴厲措施維護均田制，對土地兼并和農民逃亡都採取了寬容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