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獨立戰爭和國內矛盾（1）
1774年5月30日，星期一，托利黨人尼古拉斯·克雷斯維爾正在弗吉尼亞旅行。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哈森上校家吃飯。席間一直談論波士頓港的封鎖問題。百姓對內閣的做法似乎非常憤怒，從他們的話聽來，似乎決心要以武力解決爭端了。」那時，「不可容忍法令」消息傳來了。事情已經很清楚：不可能重演印花稅法廢止的故事了，英國議會不會再因為抗議、抵制英貨和反抗而屈服了；他們將會用高壓手段耀武揚威地來對付反叛和騷亂了。到此為止，美洲的騷亂一直都是間歇性和局部性的，主要由城鎮或縣委員會，及一些殖民地代表大會發起的。現在，騷亂已經蔓延全境了。
6月17日，在塞繆爾·亞當斯激勵下，馬薩諸塞議會邀請各殖民地代表，舉行了一次全大陸代表大會。反應真是令人激動；各地方議會或者膽大領袖帶頭的群眾大會，在倉促間，以非正規的方式選出了代表，響應了波士頓的號召；只有喬治亞，因為總督的阻擾，沒有代表出席大會。暴躁的克雷斯維爾傷心地說：「新英格蘭人太偽善了，他們極盡哀求暗示之花招，使得其他殖民地相信，美洲人就要成為十足的奴隸了。我相信政府絕無此意圖，但是長老會的流氓實在蠱惑人心，其他殖民地都進了他們的圈套。」這個托利黨人當時就是這樣看的。
第一次大陸會議在費城的木匠會堂召開了。人們發現，美洲很多有才之士都來參加了，他們代表了各地方對政治不滿的團體。有些人膽子很大，如南卡羅萊納的加茲登，他主張立即對駐軍波士頓的蓋奇將軍發起攻擊。其他人則很謹慎；賓夕法尼亞的狄金森認為，向國王請願還有可能恢復和平。而這時的華盛頓，就像以前的克倫威爾一樣，還在等待天命。約翰·亞當斯寫道，「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輝格黨，三分之一是托利黨，其餘是各派的人。」即使如此，代表們卻一致同意，發表一份美洲權利宣言，以明晰而莊嚴的語言陳述殖民地人民之疾苦和基本原則。作為宣言之補充，他們還分別向英王和英國人民請願和呼籲，強烈批評英政府之政策，並否認了要求獨立的想法。
大陸會議超出了宣言和請願的措辭範圍，表示贊成馬薩諸塞對抗英國之行動，還答應各地方將給予聯合支持；這種姿態其實很模糊，與其說是顯示力量，還不如說僅僅是精神鼓勵。有的激進分子意識到此事不能停留在口頭上，必須要有一些實質性的行動措施，足以迫使英國政府屈服。經過一番激烈爭論，會議決定：在權利得到認可前，要設法迫使英國商業癱瘓；制止進口英國產品，在各地方設置「安全和檢查」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以強制人們遵守會議規定。
這是給動搖群眾的一份最後通牒，是對美洲事業是否忠誠的一次考驗。那些一直保持沉默或者對此漠不關心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無法再迴避選擇了；對於禁止英貨進口的決議，要麼贊成，要麼反對；對英國商品，要麼購買，要麼不購買；對激進分子，要麼支持，要麼反對。他們必須選擇忠誠對象，而且必須快速選擇，因為已經沒有談判時間了。為了貫徹禁止進口英貨的決議，殖民地快速組織了地方委員會，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處置那些出售或消費英國商品的人。不服從的市民都遭到了懲罰，他們全身被塗滿柏油粘上羽毛遊街示眾；主張不進口英貨的人則受到了英雄般的歡呼。同時，各地募集捐款，救濟波士頓人。
各地方開始了民兵訓練，舉行群眾大會，支持大陸會議之行動。克雷斯維爾的日記寫道：「他們公開咒罵英王，蔑視他的權威。總之，叛亂的一切準備都做好了。」在舉起反叛的旗幟后，大陸會議就著手為未來作謹慎策劃了。閉會之前，它規定，若有必要，翌年五月召開第二次大陸會議。
要說殖民地人態度很堅決，英國內閣的態度更堅決。大陸會議的請願書和宣言都遭到了英國議會的拒絕。查塔姆和伯克雖然也主張廢止那些引發殖民地騷亂的法令，但毫無效果。查塔姆以其雄辯的口才，做了一次從波士頓撤軍的動議，也沒成功。在對上議院提出的呼籲中，他警告說：「所有動機，不管是出於正義和政策，還是尊嚴和慎重，無非是要你們撤走波士頓駐軍，廢止你們的法令，希望你們表現出和解意向，來緩和殖民地騷亂。另一方面，眼看危機重重，如果你們再繼續堅持，無非死路一條。對外戰爭也有一觸即發之勢：法國和西班牙都在等待你們鑄成大錯，坐收漁翁之利；他們一直關注著美洲人對你們的憤怒呀。」
但是，對這些忠告，諾思勛爵完全視若無睹，一句也聽不進去。他只是推出一套和解性決議案，只要有殖民地願意攤派帝國防務費用，供養當地的王室官員，議會就允許減輕規定之稅收。他甚至還給「橄欖枝」加了兩片葉子：一項決議向國王保證鎮壓叛亂時給予合作；另一項即1775年3月30日的限制法，實際上企圖摧毀整個新英格蘭的海上貿易。
倫敦和殖民地的緊張關係已到了最危急關頭。只要一次小暴亂就可以點燃整個美洲的戰火；而波士頓的蓋奇將軍早已安排好了處置危機的方案。因為他的英國上司們都很惱火他，軍隊到了這麼久還沒制服美洲人，他們譴責他軟弱無力。總之，為了這些模糊的原因，蓋奇將軍決心要顯示他的威武。
聽說殖民地人在康科德囤積了軍需品，1775年4月19日，他派了一支部隊前去奪取。不幸的是，調軍消息被兩個人——保羅·里維爾和魯弗斯·道斯——傳了出來，立即像野火一樣蔓延四方，成群的後備民兵趕往當地準備戰鬥。在去往康科德途中，有個叫列剋星敦的地方，英軍在這裡遭遇了一小隊民兵，他們當時正在整隊；散開的命令一發，跟著就開火了。究竟是誰點燃了戰火，至今仍然眾說紛紜，沒有定論。美洲人指責說是帶軍的英國上校皮凱恩，英國人則反過來歸罪於民兵。證據相互矛盾；史學家至今還在爭論「開戰罪」問題。但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在那個晴朗的春天早晨，列剋星敦槍聲打響了，從此，鬥爭從會場轉到了戰場。
這時，諾思勛爵的內閣公開響應了挑戰。喬治國王發布了討伐叛亂者的通告。他宣稱，殖民地人已經「被不軌分子引入歧途」，處於叛亂狀態；他下令文武官員緝拿「賣國賊」歸案，並揚言說：「對主謀人、作惡者、煽動分子」都要給予嚴厲處罰。到年底，議會通過了一條法令，全面斷絕與美洲的貿易和其他往來。和解希望雖然還沒完全消失，但在美洲領導人心中很快暗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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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5月，第二次大陸會議在費城召開。這次會議立即採取了革命行動。它拒絕了諾思勛爵的和解建議，理由是，英國議會沒有放棄徵稅的權利，也沒廢除那些引起憤怒的法令。大陸會議再次懇求國王解除美洲之疾苦，同時，他們也準備好了，利用手裡的一切武器捍衛美洲人民之權利。命運註定，今後的許多年裡這個會議都將領導革命風暴，各殖民地都將選出有才之士參與行動。在歷次會議中，幾乎每一個傑出的革命領導者都參與了，有弗吉尼亞的華盛頓、傑斐遜、威思、哈里森和李氏兄弟，馬薩諸塞的塞繆爾·亞當斯和約翰·亞當斯、格里和漢考克，賓夕法尼亞的富蘭克林和莫里斯，特拉華的里德和羅德尼，康涅狄格的羅傑·謝爾曼和奧利弗·沃爾科特。
大陸會議的代表幾乎全部是有產者和參與政務的公民。在《獨立宣言》上簽名的56人中，有8名商人、6名醫生、5名農場主，還有25名律師——伯克為此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提防這個博學多才的行業成員。其中大多數人都在當地受過政治藝術訓練，有些人在議會任職，大部分人也都曾積极參加反抗英國的宣傳活動。幾乎所有人都是行政管理上的天才。在他們中，沒有那種不安分的世家子弟，像尤里烏斯·凱撒一樣急於在亂世冒險；也沒有那種狂熱分子，像奧利弗·克倫威爾一樣等待戰場和講壇的權力風暴；更沒有那種職業軍人，像波拿巴一樣伺機奪取政權；更沒有那種政客，像雅克·丹東一樣引導無產階級造反。
從始至終，大陸會議都主張尚文而非黷武。在每次辯論中，他們都懷有對武力的恐懼，對他們而言，一支得勝的美洲軍隊和喬治三世的士兵是一樣恐怖的。沒有任何人想攫取政權，成為獨裁者。華盛頓本來是可以做到的，但這種做法顯然同這位弗吉尼亞紳士的精神格格不入。大陸會議有時會授予他最高權力，他也總是按時歸還，絕不使其受到個人野心之玷污。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刻，大陸會議也沒產生出任何專制機構，就像法國革命那種公安委員會。
大陸會議的活動也分外低調。每次出席會議的成員不會超過二十或三十名；在這樣的集會裡，馬拉松式的雄辯會簡直顯得滑稽可笑。雖然與會的律師通常會為此準備幾個星期到幾個月，以展示其推理能力，但看起來更像一個鄉村辯論會，而不像法國那個恐怖時期的國民議會。況且，他的會議地點在費城，這個小市鎮只有兩萬名居民，主要都信仰貴格會。這不像是在巴黎，那個50萬人口的大都市，到處充斥著軍人、教士、貴族、商人、手工業者，乃至狂怒勇猛的婦人，各種豪放的激進分子。在1776年悶熱的夏天，會議正在討論《獨立宣言》，人群異常安靜，沒有人衝進走廊威脅動搖者，也沒有暴民衝進來胡鬧。這裡沒有武斷專橫，所有的事情都以協商的方式解決，儘管這樣看似縮手縮腳，但這也是歷次會議的特徵爭論——猶豫——拖延。
然而，大陸會議的這種無能，不能完全歸咎於所謂反常人性。大陸會議是在最嚴峻的情勢下工作的。不像克倫威爾或法國國民議會，他們沒有一個現成可以接手的行政機構。相反地，他們必須從無到有，建立一切——政府、財政部、軍隊，甚至會計制度和軍需採辦機構，都需要從零開始建立。
與英國和法國的革命不同，他們沒有一個幾百年的民族傳統作支撐——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階級，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以讓他們要求支持。相反地，自始至終，他們都只能靠州議會或者總督的恩惠，獲得軍隊、金錢和給養，並且只能依靠自己貫徹決議。即使情況最好時，這些州的一切事務也都拖拖拉拉；據華盛頓記錄，甚至到約克敦戰役前夕，也沒有一個州曾派遣八分之一的定額兵員前來增援。
更糟的是，大陸會議本身就充滿了各州之間的猜忌與不和。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對商業或種植業利益的影響。成員中間，也沒有一個佔優勢的多數派，能為一個具體的目標而團結，也沒一個人想獨攬大權，依靠意志的力量貫徹會議決議。所有工作都得靠各個委員會完成，而每個委員會至少需要各州有一名代表參與。
不僅立法，行政也由委員會控制，外交、財政、軍需以及其他大事都需交付委員會辦理。甚至金庫也有一個委員會監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戰爭臨近結束，因為緊急需要，議會任命羅伯特·莫里斯擔任財政監督。然而，正是這個組織，領導了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運動，指揮戰爭，處理外交，締結條約，並最後贏得獨立，建立政府，滋養了美洲民族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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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陸會議有如此多猜忌和固執，但令人驚異的是，會議竟然同意把軍隊交給一個將軍單獨指揮。也許他們得到了命運之神的垂愛吧。形勢嚴峻，必須快速作出決定。雖然地區間多有不和，但是，因為一次最難以置信的歷史嘲弄，這竟推進了統一事業的發展。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陸會議舉行時，列剋星敦和康科德的戰鬥已經打響，數以千計的民兵湧進了波士頓周圍地區，幾乎沒有給養和組織。因為薪餉和伙食問題，馬薩諸塞向大陸會議求援。約翰·亞當斯說，每次都有郵遞員帶來朋友的求助信，他們「言辭懇切，說如果沒有大陸會議的幫助，他們就無法組織軍隊」。
於是，亞當斯去請求援助，一開口就遭到了疑忌。有人甚至非常刻薄地說，馬薩諸塞發動了戰爭，倒要來找它的鄰居分擔費用。不管怎樣，最後聯合行動的條件是，選擇一位弗吉尼亞軍人喬治·華盛頓擔任統帥。這個美國革命的英雄，一個才華橫溢的領導者，就這樣上任了。交易拍板時，華盛頓也在場，他一本正經地開了個玩笑，他的任命是「大陸會議的偏愛和政治動機相結合」的產物。
只有通過這種高明的協商技巧，獨立派才能克服地區間的猜忌和保守派的畏懼。終於在1776年7月2日，多數代表一致通過了這個重大決策。事實上，這種和母國斷然決裂的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在人民中獲得贊同也是個漫長的過程。華盛頓和富蘭克林斷言，在列剋星敦戰役前，恐怕誰也沒想過要革命。托利黨人指責塞繆爾·亞當斯，說他一開始就抱著革命動機，即使如此，他也小心隱瞞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說他真有什麼想法的話。
第一次流血後幾個月，很多人還在繼續表示他們對英國的感情，希望打破拖延僵局，回到和平道路。有個瑞士籍的牧師，在喬治亞殖民地代表大會上還勸教說，「絕不要忘了，我們的利益永遠和母國聯繫著。」約翰·狄金森對約翰·亞當斯叫嚷說：「瞧著吧！如果你不同意我們的和平計劃，不和我們合作，我們就要和你決裂，在新英格蘭，我們要照自己的方式，自己去反抗！」
但是，幾乎所有的意見和事實最後都朝著獨立的方向穩步前進。對此，有人在報紙和傳單上討論和倡導，在宗教說教中暗示，在酒館中大聲辯論，即使在地方議會中，極端分子也隱晦地討論。1775年5月31日，在對馬薩諸塞議會的一次長篇發言中，哈佛大學的校長暗示說：「如果多數人覺得，一種政體在任何容忍限度上都不能適應偉大的目標時，他們可以全體一致表決將其廢止，並建立一種新政體。」這個觀點最初來源於約翰·洛克的著作，現在則成了街談巷語、日常辯論的主要題目。思想到行動，中間只差一步，局勢發展每天都在促進革命運動。戰爭不遠了。總督及其隨從正在逃離他們的府邸。革委會正在取代各地方舊的權力機構——過去那些吃皇糧的機關官員，也流露出不願為帝國死守的複雜心情。
1776年初，托馬斯·潘恩印發了他的第一本小冊子《常識》，號召人民不要畏懼和心存歉意，聯合起來爭取完全獨立。潘恩拋棄了那些向國王表示忠誠和謙卑的語句，也摒棄了律師有求於人的央求口吻，勇敢地向英國國王、憲法和政府政策提出了挑戰。
他行文緊湊，提出了主張獨立的經濟和政治觀點：「天賦之權利顯著而明確，足以支持美洲人民之事業；受害者之鮮血必須同英國分離；此並非一城一縣，一地一國之事也，乃全大陸之事也；此非獨關今日之事也，乃系千秋萬代子孫後人之大事也。」「啊！汝等熱愛人類之人！敢於反對暴政和暴君的人，站到前面來吧！」呼籲書很快就傳播開來了。「立論正確，道理不容反駁！」華盛頓讀完后擊節稱讚道。不久，就有十萬冊被散布到各地方偏遠地區，使畏懼者充滿勇氣，堅決者更加快了行動的步伐。
在各地方議會，革命活動也取得了進展。年初，馬薩諸塞便通知它在費城的代表說，獨立受到歡迎。4月13日，北卡羅萊納也指示代表說，在脫英問題上可以和其他地方代表一致行動——艾倫·內文斯因此說，北卡羅萊納是「第一個明確表示贊成獨立的」。約一個月後，弗吉尼亞亦指示代表提出美洲獨立之建議，贊成採取勇敢的行動。儘管紐約還糾結於人民沒有做好革命準備，馬里蘭還希望與英國和好，但忠誠的紐帶很快就斷裂了。幾個殖民地都建立了新政府，實際擺脫了英國的權力控制，蓋奇將軍也被迫撤離波士頓，同時，華盛頓的部隊正在向紐約推進。在大陸會議上，有些性急的成員已經公開宣稱，脫離英國的時機已經來了。塞繆爾·亞當斯問道：「美洲不是已經獨立了嗎？我們為什麼不宣布呢？」
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以弗吉尼亞代表團的名義提議道，「實際上，這些聯合的殖民地已經是個自由而獨立的合眾國，即使按照絕對的權利也該如此。」會議一致響應，並立即選舉了一個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宣布革命且闡明何以革命的正式文件。托馬斯·傑斐遜素以文筆流暢為人所知，故被推選為委員會主席，負責草擬文件綱要。他花了18天時間，多次刪改、潤色和字斟句酌。
快完成時，又吸收了富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的幾點建議，隨後提交大陸會議，各方展開了熱烈的辯論。雖然傑斐遜極力婉轉解釋，有幾行還是刪掉了，修改了幾行，又補充了幾行。7月2日，大陸會議公開表明獨立之立場。7月4日，傑斐遜的文件定稿正式通過，這不過是批准早已行動的步驟罷了。和傳統相反，沒有唱名表決的戲劇性場面，沒有宣布獨立消息的慶祝鐘聲，也沒有預言家來預見未來，看來，興旺的子孫後代將以肅穆之情紀念這件大事——當然也沒有燃放爆竹。三四天後，《獨立宣言》在一個公共廣場即後來的獨立廣場上向群眾宣讀了。單行本廣泛地傳播開來，從新罕布希爾到喬治亞，從城鎮到鄉村，不停輾轉翻印。紐約人推倒了英王的塑像；羅德島也做了一個規定，有人若為喬治三世祈禱，即為犯罪，要被處罰金一千英鎊，而幾個月前，人們還以那股尊敬的口吻稱呼喬治國王陛下。
《獨立宣言》分成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事業所據之道德基礎，即所謂「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天賦之權利不容轉讓，包括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權利；政府之宗旨即為權利之保障；所立之各級政府之正當權利須得治下百姓之同意；任何政府，若有害於此偉大目的，人民當有權加以改變或廢除，並按最有利於安全和幸福之方式另立新政府。
後來有位苛求的演說家把這些叫做「華麗的崇高原則」，事實上，它並不如人們有時想得那樣源自法國。它們主要都來自英國，我們在前面就已經講到，這是從約翰·洛克的書里引申出來的意思，這個哲學家曾為1688年的輝格黨光榮革命提供了雄辯的論戰手段。在洛克看來，政治的問題其實很簡單：政治之目的即為了保護產權，如果政府反過來侵犯產權，那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這個政府，另立個新的。到傑斐遜引用修改這些思想將之用於革命的緊要關頭，它已經有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了。有的批評家指責說，這些綱領是從英國剽竊來的，違反了實際生活。傑斐遜則反駁說，他從來沒宣稱這些思想是他自己的創見；他也沒忘記一些歷史上的反對意見，但是他所作的是對未來時代的判斷，他不需要得到傳統習俗之讚許。
至於宣言的第二部分，則簡要申述了殖民地人對喬治三世之不滿，把他當成了大英帝國議會和內閣的大替罪羊。其中對國王的指控列了一個長長的清單：阻礙殖民地方議會的法令之實行，把不顧人民意願的法官強加於殖民地，派一群無用的皇家官吏來吃光他們，向他們強行派遣駐軍，切斷他們的商業，未經同意向他們胡亂徵稅，派軍騷擾沿海地區之貿易，焚燒城市，屠殺百姓等等等等。對這些行為，請願和警告都徒勞無益；因此，各殖民地除了宣布自己乃獨立自由之實體，並屹立於世界主權國家之林，再無其他的道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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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籌款、募兵、給養和指導革命方面，大陸會議的律師也能如起草文件一般熟練的話，獨立戰爭本來是可以速戰速決的。但是，在實際行動上，他們遇到了幾乎無法逾越的障礙。起初，他們沒有國庫；美洲大陸上從來未曾有過這樣一個東西。雖然沒債務，但也沒有國家性的存款。所以，財政來源必須從零籌措——而且要特別小心。
既然百姓不滿英國的稅收，大陸會議自己要收稅，顯然要小心謹慎。所以，它採取了三種辦法來供應軍需：發行紙幣、徵用物資和發行公債。從1775年到1779年，大陸會議一共發行了約2.4億美元的紙幣，規定將來由各州按照分攤的定額兌換成硬幣。這筆巨大的總發行額，再加上各地方議會發行的，加起來最後超過了4.5億美元。此外，大陸會議還向各州要求財政援助，以彌補紙幣信貸之不足，最後獲得了大約五千五百萬美元貶值的紙幣和少量硬幣。
第二種辦法是向國內外舉債。這種辦法類似於現代公債的證券，有設在各州之公債辦事處在國內推銷；最後總共得到了6700萬美元紙幣充入國庫。此外，還有大量由軍官和軍需機構發出的憑證，用於支付糧食、衣物和其他軍需物資。過了一段時期，又從國外得到了援助。法國和西班牙以捐贈的形式提供了少量資助。隨後則是正式貸款：法國包攬了其中四分之三；西班牙承擔了一部分；1782年戰爭勝利已成定局，荷蘭人又冒險吸收了剩餘部分。
儘管現在人們試圖為革命賬目做一個收支平衡表，但沒有一張是令人滿意的。發行的紙幣五花八門，發行公債得來的貨幣價值又不斷波動，所以，一切的計算都帶著很強的推測性。最好的估計是，從法國得來的錢，同國內發行證券得來的紙幣摺合的硬幣價值差不多。如果沒有巴黎的慷慨援助，很難相信大陸會議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這些措施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實在難以語言形容。紙幣剛剛發行，其價值就迅速跌落：1779年，一元紙幣價值只值兩分或三分硬幣。穩定通貨的嘗試毫無成效；它幾乎一路跌入深淵，直到最後，社會上出現了「一文不值」這樣意味深長的輕蔑之語。各州金庫發行的紙幣也遇到相似的窘況，有時甚至更糟。弗吉尼亞竟落到了這樣的地步：它的紙幣比率達到一千比一，其中大部分都在持有者手裡消失了。大陸會議以及各州都曾試圖平抑物價，阻止紙幣貶值，但沒有成效；即使最嚴厲的措施也只有最微弱的效果。
結果，情況變得非常可笑。「理髮師開玩笑一般把紙幣用來糊牆，那些航行歸來的水手，領了大捆大捆的紙幣工資，就糊成衣服，穿在身上，破爛又華麗地招搖過市，這樣，就把巨大的損失輕鬆地轉變成玩樂了。」唯一從這中間得到好處的，就是那些貨幣投機家，那時候，時常有好消息從戰場傳來，或者是市場謠傳從法國得了更多紙幣，下降的幣值就波動起來，他們就正好投機倒把。當然，有許多精通財政的學者提了意見，但他們沒找到一項克服危機的辦法。
在財政管理上，大陸會議也幾乎一塌糊塗。各地方之間仍然相互猜忌，六年時間裡，他們都拒絕建立一個獨立的財政機構。有一段時期，他嘗試選舉兩位司庫來擔任管理，但隨後又設置了一個13人的財政委員會；1776年，它任命了一個5人財政委員會。兩年後，它又規定，5人中的3人應該從大陸會議成員之外選任。到1787年初，因為情況危急，它只得廢止了委員會制度，任命羅伯特·莫里斯擔任財政總監。
莫里斯花了三年時間，和這些混亂局面作鬥爭，力求穩定通貨，向各州徵收欠款，將政府之信譽置於穩固的基礎上。毫無疑問，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引起了不少流言蜚語，有些評論家甚至指控他，說他製造非正式賬本和利用公款搞投機。莫里斯憤怒地否認了這些指責，並拿出原始單據證明每一筆收支。審查后，朋友都相信他的證明材料是完整的，他的家庭傳記作家也支持了他們的判斷。但是，有個叫戴維斯·R．杜威的歷史學家發現，很難找出莫里斯在公務和私事之間的界限；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莫里斯怎麼避免把一個部門的信息用於另一個部門。
總之，提綱挈領地說，那些控制了整個大陸統治機構的愛國志士，不是不能，而是不願對他們的財產徵收重稅，以支持戰爭。為了護短，他們可以辯解說：大部分動產都被逃離的托利黨人帶走了，大部分人都是農民，實在沒什麼錢支付稅款。拋開歐洲援助不說吧。實際上，軍費的主要部分都是以紙幣和公債支付的；而紙幣完全被人們拋棄和拒絕了，公債後來則變成了國債，由消費者負擔間接稅。在此過程中，損失最大的其實是士兵，他們在戰場上犧牲流血，得到的報酬卻是大量沒用的紙幣以及一份可以去西部墾荒的書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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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革命事業爭取援助，大陸會議很自然地轉向了外國。他們知道，殖民地人一直同荷蘭、法國、西班牙保持著或合法或非法的貿易關係；現在既已脫離英國之束縛，就可以擴大這種貿易。其中如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傑斐遜之輩，對歐洲列強間的利害關係、偏見和猜忌又了如指掌。尤其是大陸各國與英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和貿易長期對抗之情況。那麼，為了革命之迫切需要，他們很可以利用這些宿怨——幾乎不需要多敏銳的預測。
比如，法國的政治家就一直渴望看到殖民地的爭吵變成戰爭。自從上次七年戰爭他們在美洲失敗以來，他們就一直等待著這個時機，以圖彌補從前的損失。當年反印花稅的騷亂達到高潮時，路易十五還派過代表來美洲考察情況，掌握革命可能的前景，甚至還為不滿分子提供援助。十年後，作為殖民地駐倫敦代表的富蘭克林卸任，法國駐英大使訪問了他，還向他明確表示，美洲可以指望法國的援助。此外，如查塔姆之流的英國人，當時也提醒他們的同胞，防範殖民地時要把法國考慮進去，可以預料到，一旦發生戰爭，法國肯定會插一腳進來。
了解所有情況之後，大陸會議從1775年開始，就組織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與外國通信聯繫，並指導和他們的交涉。第二年初，委員會派遣康涅狄格的塞拉斯·迪恩——一般認為是美國第一位外交家——前去巴黎，調查了解局勢。幾個月後，美洲宣布獨立，大陸會議又加派富蘭克林和阿瑟·李會同迪恩一道，作為美國駐法國宮廷之代表。革命取得一定進展后，約翰·傑伊派駐西班牙，約翰·亞當斯去荷蘭，另一些代表派往維也納、柏林和聖彼得堡；但他們努力的結果相較法國援助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雖然願意和美國發展貿易，但卻無殖民野心，而且害怕與英國海上力量發生衝突；所以，他婉轉地拒絕了給予美洲革命之直接援助。俄羅斯的葉卡特琳娜女皇更加缺乏熱忱，乾脆不理會美國代表，任他在京城裡吹風受凍，默默無聞地消耗了兩年職業時光。那時候，俄國與英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及印度問題上一直有摩擦，但尚未納入外交家之計劃中。
只有在巴黎，前景顯得一片美好。同時，富蘭克林也是個極富外交才能的人，在這個很有戰略意義的城市任職也實在是個微妙人選。作為作家、科學迷、自由思想家和大才子，他的名氣早已先聲奪人。他的嚴肅作品為他贏得了法國哲學家的好感。他在科學院和伏爾泰親吻時，下面群情激動，消息很快傳遍全國：「能看到梭倫和索福克勒斯擁抱，實在是美妙啊！」富蘭克林做的電學實驗，法國科學家都是曉得的。實際上，他們也正在用自己完善的設備，試驗他所提的理論。他用「窮理查德」化名寫的那些樸實警句，也觸動了法國資產階級和農民的心。
而且此時的法國，正沉迷於盧梭的自然主義——一種反對宮廷生活矯揉造作的思潮；所以，恰好來了一位衣著樸素、為商人和農民的共和國說話的老人，他的思想自然引起了法蘭西王國的轟動。甚至瑪麗王后也因為說了句「我們親愛的共和主義者」，無意中引火燒身。雖然隨後來的約翰·亞當斯說話喜歡挑刺，也不得不承認富蘭克林的全面成功：「他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除了一般百姓，政界人物、國王、大臣、貴族、僧侶乃至哲學家都熟悉他的大名，甚至可以說，沒有哪個農民、市民、侍從、車夫或僕人、貴婦的女婢或廚房雜役不知其名，不把他看作人類的朋友的。」杜爾葛還為他寫了警句，帶著某種預言的口吻說：「他從天空扯下了閃電，不久他就會從國王手中奪走權杖。」過不了幾年，就發生了法國大革命。
但是，儘管他才華出眾，若非時勢對他有利，他是沒那麼好運氣的；要是法國那些講究實際的政治家還不相信命運已經來臨，他也不可能讓他們打開法蘭西王家金庫。實際上，迪恩到法國之前，法國的外交大臣德·維爾仁伯爵就已經向路易十六陳述厲害了——法國可以趁此時機，向英國報仇雪恨，削弱那個傲慢帝國之力量。
有個叫博馬舍的法國人，因為熱衷冒險事業，十分關注美洲人民的起義，早在戰爭初期，他就把自己的才能和財富專門用於支援海外革命。他才華出眾，曾寫過《塞維勒的理髮師》《費加羅的婚禮》等劇作，本身又是廷臣、音樂家、出版商、船主、實業家和金融家，上下通吃，蜚聲在外。他說一句支持美洲革命的話，都能在街頭巷尾乃至在宮廷和商人中激起同樣的熱忱。他很輕鬆地博得了法國內閣的同情，在1776年6月，組織了一批人，自己親自領導，開始向美洲起義者運送物資。在法國政府公開和美國結盟之前，他一直提供這種援助。對此，他沒有一分獲得補償的意思。歷史上就出現了這樣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博馬舍和他失掉的百萬巨款」。
雖然法國人很樂意在美洲事務上冒險，但他們相當謹慎，把握著一個界限。1776年11月，富蘭克林到巴黎已過一年，國王政府仍然不願意對他作出公開援助之保證。國王當然不喜歡這種煽動革命的東西；他自己也處於財政混亂中，不容許他隨便和英國開戰。更何況，美洲軍隊幾乎沒半點勝利的跡象。華盛頓將英軍逐出波士頓后，形勢依然非常不利。1776年夏季，他在長島遭遇慘敗，隨後向北經哈萊姆退到了懷特普萊恩斯，又被迫越過哈德遜河進入新澤西，從這裡一直退到賓夕法尼亞。聖誕節夜晚，他在特倫頓打了大勝仗，又在普林斯頓和康沃利斯打了一場遭遇戰，隨後在布蘭迪維恩慘敗，失了費城，又在傑曼敦受挫，退到了瓦利福齊。這樣，紐約和費城兩個戰略港口都落入了英國人之手，哈德遜河和特拉華河遭到封鎖，英國的伯格因正統帥大軍直插紐約州之心臟，在新英格蘭和其他殖民地間打進了一個楔子。
儘管不幸的消息接連傳來，富蘭克林仍然勇氣十足。「聽好了，博士」，一個英國人嘲諷道，「豪司令已經佔領了費城。」機智的博士先是大吃了一驚，隨後回敬道：「抱歉，先生。你應該說費城已經俘虜了豪。」如果他知道費城的真實情況的話，這絕不僅僅是一句妙語。豪確實被費城的安逸和享樂生活所俘獲，失去了主動精神，但現在，這兩個舌戰的外交家是不可能預料到的。所以，儘管話說得漂亮，富蘭克林還是覺得前途暗淡。然而，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1777年10月16日，伯格因將軍在薩拉托加投降。12月初，一個從美洲趕來的專使，帶著「伯格因全軍被俘」的消息，飛一般衝進了富蘭克林在帕西的寓所庭院。
當時，博馬舍碰巧正在富蘭克林家吃午飯，見了這份報告，立即會意，匆忙趕入凡爾賽宮，結果卻翻了馬車，弄得一隻胳膊脫臼。國王也被這個消息震動了，眼見時機已到，就不再推託，公開支持美國人反對大不列顛之戰。於是，雙方起草了一份通商和同盟條約，經過一番討論，在1778年2月6日正式簽字。法國承認合眾國之獨立，雙方結成防禦同盟，並擬定了聯合軍事行動計劃，接著國王便公開對英國宣戰了。
諾思勛爵試圖用慷慨條件引誘美國人講和，以破壞這一同盟，但沒有成功。大勢已去，不可能再力挽狂瀾了。幾個月後，美法在賓夕法尼亞原野和亞伯拉罕大平原上聯合起來，共同抵抗英王喬治的軍隊。要說富蘭克林在倫敦沒什麼作為，但他在法國確實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我們已經說過，美國在西班牙和荷蘭的使節運氣不好。約翰·傑伊駐馬德里宮廷，雖然極盡努力，也未能說服西班牙國王同意聯盟。這個謹慎的國王一想到美洲東部將出現一個民主國家，就毛骨悚然，更別說為俄亥俄河流域的貿易開放新奧爾良港了。
當然，他還記得，英國曾經摧毀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藐視西班牙的殖民地壟斷地位，從直布羅陀要塞到地中海都被英國控制了。經過多方權衡，1779年，他同法國締結了條約，共同對英國作戰，但是，他仍然拒絕承認合眾國之獨立或成為美洲人民之盟友。他認為，合眾國是不應該鼓勵的，只要西班牙能補回從前的損失就夠了。
如西班牙一樣，荷蘭人對大不列顛也不那麼友好。他們戀戀不忘英國搶奪自己殖民地的往事，而且眼前的損失也讓他們惱火。美洲獨立戰爭一打響，他們就迫不及待地同美洲進行貿易，把軍火一船船運到西印度群島的聖尤斯塔修斯島，然後再輾轉至合眾國。
儘管這些活動都嚴守國際禮節，英國人想起來還是夠痛心的。他們的老對手都在美洲貿易中大發橫財，為華盛頓的軍隊製造彈藥和彈殼，還與美國駐海牙大使進行談判。這些貿易根本不能通過搜查和沒收加以阻止，英國人只好對荷蘭宣戰，佔領了聖尤斯塔修斯島，悍然沒收了其所有軍用物資。這時，亞當斯看準時機，與荷蘭人簽了一個有利的條約；同時，他還引誘大發戰爭橫財的荷蘭銀行家，根本不讓他們考慮美國在歐洲金融市場的低下地位，給了奮戰中的共和國一筆貸款。
5
不但在財政和外交上，而且在軍事上，大陸會議都被逼得走投無路了。它本身的無能也讓人惱火，情勢之危急更使人焦慮。由於激進派的壓力，美洲匆忙投入了一場沒有做好準備的戰爭，隨著事態之發展，大陸會議也不得不因時制宜。它完全知道，戰爭的結局靠的是戰爭的人，但它束手束腳，不敢接受事實的考驗。與會者都飽讀歷史，知道在異時異地，軍隊如何控制平民，推翻立法機關，建立極權統治；他們想起了凱撒和克倫威爾留下的教訓；他們曾經妄想依靠那些有信念、由選任軍官指揮、不計報酬和津貼的民兵來取得戰爭勝利。
最開始，大陸會議發現，他們意外地支配了一群已經趕去波士頓包圍英軍的民兵。因為情勢緊急，他們就把這支雜牌軍編為大陸軍，後來又建議各州，徵召16至50歲的壯丁充為民兵，以作補充。但是，大陸會議很快發現，他們根本不可能依靠這樣一支「軍隊」進行持久戰爭。士兵都是短期入伍，缺乏紀律和訓練，經常最需要他們出力的時候，他們就四分五散了。
戰事不到六個月，情勢已經分明，志願民兵制失敗了。華盛頓一開就知道這制度要失敗。他說，「靠民兵去打仗就像是拿斷棍當拐杖。」1776年2月初，他敦促大陸會議著手建立正規軍。他對這個由商人、醫生、律師組成的立法機構說：「讓士兵熟悉軍人的天職是需要時間的。有三件事情可以激勵士兵去戰鬥，承擔自己的職責：秉性勇敢、希望獎賞和害怕懲罰。」因此，他極力敦促建立一支國家軍隊，徵募那些準備好戰鬥的人，指揮官須按戰績而非政區地理來任命，而且必須以論功行賞之制度加以保證。
但是，大陸會議一邊猶豫不決一邊敷衍了華盛頓的要求。他竭力要求援助，八個月都沒得到有用的回復。1776年9月，大陸會議下令招募88個營的軍隊，以戰爭持續時間為服役年限（后改為三年），同時還保證，戰爭結束后，除少量現金獎賞外，還將授予一分土地。同年12月，局勢危急，會議任命華盛頓為六個月獨裁將軍，擁有募軍、給養和賞罰之全權；任期屆滿后，再重新授予此項權力，並有更嚴格的限制。建立軍隊的努力讓人失望，大陸會議只好「建議」各州招募入伍九個月的士兵，以分擔它們的兵員定額。可是，這個所謂的中央政府還是只能可憐巴巴地仰仗各州地方。每次發布新的徵兵令，它都小心翼翼，讓各州自己徵募分配的兵員限額。除了花名冊上的一部分官兵，它幾乎從來沒有過一直訓練有素做好準備的軍隊。
這樣產生的不良後果是不斷拖延的戰爭及其帶來的流血、苦難和損失。戰爭開始時，參戰的美洲士兵大約有9萬名，而英軍只有2萬人。戰爭結束，美軍已經縮減到不足原有人數的三分之一，英軍實力反而增加了一倍。如果在1776年2月，大陸會議就撥給華盛頓一支常備軍，他可能用六個月時間就能結束戰爭。但現在，這場戰爭拖延了七個苦難的年頭。
戰爭中，有近40萬美洲人參加了某種兵役，但始終未建立一支所向披靡的隊伍。而且，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大陸會議一直因為費用抱怨不休，國家為這種吝嗇付出了慘重代價。《獨立宣言》發表后一百年，聯邦政府已為革命軍人支付了八千萬美元年金，並且還在為「烈士家屬」支付補償款。
大陸會議的軍事政策由文官控制，他們對軍人一直懷有恐懼，也有很多軍官忌妒華盛頓，或真的認為他缺乏魄力和能力；於是，這樣的恐懼心理甚至指向了這位統帥。一些批評者，如霍雷肖·蓋茨、托馬斯·米福林、托馬斯·康維和查爾斯·李這些重要人物，他們在大陸會議和軍中結成了一個危險的反對派，統稱「康維陰謀小集團」。
他們早期的活動並不引人注目，到1777年底，情勢突然變得很明朗，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正試圖剝奪將軍的權力，甚至迫使他離開戰場。這個計劃是很明顯的。大陸會議不顧華盛頓的反對提升了康維，任命他為陸軍監察長，建立了獨立的指揮系統，並設置了一個最糟糕的軍事機構——監察委員會。
華盛頓被激怒了，他明顯以諷刺的口吻對大陸會議說：「坐在一個舒適的房間里，抱著火爐烤，動不動指手畫腳一番規勸，比起打下一個荒涼冰冷的山頭，穿單衣，沒毛毯蓋，睡在雪地里，當然要省事得多，當然更不會覺得什麼困苦。」他態度堅決，判斷有力，很快使他的朋友振奮起來，過了一段時間，陰謀集團就不攻自敗了；但是，在約克敦大捷之前，大陸會議內的誹謗者仍然阻撓不斷，致使發動攻勢之人力物力遲遲不到，他的計劃也因此不斷挫敗。
6
誇張大陸會議財政、外交和軍事上的缺陷，恐怕有吹毛求疵之嫌。公正地說，必須考慮這樣的事實：大陸會議不過是13個獨立州發言的辯論會罷了，每個州都想要最高權力，並且為自己的民政軍事問題忙亂不堪。總之，大陸會議離革命群眾的運動太遠，它只是各州反叛的一個工具。後者其實才是反英鬥爭的主要因素和力量。我們已說過，獨立倡議最先來自先進的殖民地，而不是費城的代表們，戰爭也主要依靠各地方議會支持。各州的州長，像康涅狄格的特朗布爾、紐約的柯林頓和南卡羅萊納的拉特里奇，比大陸會議的議長，擔負了更重的擔子。
在那些革命機構中，地方通訊委員會和州代表大會，都是非正規組成的，且權力專橫。騷亂開始時，殖民地人都是通過市鎮議會或地方立法機關——這種正規機構進行活動；後來，革命鬥爭愈發激烈，許多人便組織了自己的獨立團體，這就是後來美國各級州政府之萌芽。早在1772年11月，波士頓就組織了一個通訊委員會，由塞繆爾·亞當斯領導，負責召集會議，派密使和其他城鎮聯繫，並且指導群眾反英教育運動。幾乎同時，其他殖民地也組織了類似的地方協會。
通訊聯繫穿梭不斷，亞當斯的辛苦勞動保持了新英格蘭的警惕，即使鄉間懶漢也振奮起來。他用顫抖的手給各城鎮領導人寫了成束的信件，鼓勵他們堅持抗英鬥爭。回信則給了他各種輿論動態之報告。從一個漁民潦草的字跡里，他了解了當地的自由氣候；從一位鐵匠那裡，他知道了當地人民事業蓬勃發展的情形。
在鎮和縣之上，建立了殖民地更高的機構。1773年，弗吉尼亞議會中一些反抗心切的議員，指定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同姐妹殖民地通訊聯繫；不到一年，所有殖民地都有了這樣的權力機關。它是獨立於法律之外的意見表達機關。隨著鬥爭展開，各地方議會開始清除親英分子，或另立代表大會而代之，這樣，就有了從城鎮到首府的一系列革命機關。激進主義者活躍異常，相互團結，交換消息以了解局勢，然後開始起來鼓動宣傳，召集忠誠分子定期開會，奪取王室官員丟掉的政府權力，控制地方財政，發動戰爭，支持美洲的革命事業。
起初，王室官員只把這些小通訊社看成派系鬥爭的可笑工具，但很快就發現其中蘊藏著一股建立新國家的危險力量。有個叫丹尼爾·倫納德的上層托利黨人，把這叫做「從煽風點火中孵化出來的最兇狠、最陰險和最惡毒的蛇」。他又換一個比喻說，「我看它播種的時候只是顆小芥子。我一直看著它長，它就長成了一棵巨樹。」這時，地方委員會和地方代表大會已有了州委員會和州代表大會這樣的名稱，在這一基層結構之上即是大陸會議。大陸會議作為總的代表大會，其中又附設了各種活動機構，在各領域行使立法、財政、軍事和外交等主權。一個新的政治有機體就這樣誕生了，開始的確很虛弱，但它註定要統治整個大陸乃至遙遠海洋上的諸多小島。
7
在驅逐英國官員及其同情者的行動中，委員會和代表大會只得到了部分民眾支持。究竟有多少人實際上贊成革命，從來就沒通過公民投票調查清楚，也沒官方機構編纂過愛國團體力量的報告。但是，從保存至今的早期選舉情況的不完全數字統計來看，似乎只有一小部分人積极參加了政治活動，儘管當時有很多派系鬥爭的激烈場面。
不妨探討一下波士頓的經歷。革命前夕，該城約有兩萬居民，其中有四千名成年男子。據粗略估計，四千人中又有一千人不合財產資格規定遭剝奪了選舉權，餘下三千人有投票權。從1765年到1775年這十年風暴的記載中，該城投票的最高數字約為1089票，而平均數則只有555票，只佔了合格選民的六分之一。1765年，印花稅法震動了波士頓全境，當時舉行了一次地方議會選舉，煽動人們怒火的塞繆爾·亞當斯出來競選，總投票數為448張，亞當斯以265票獲勝。也就是說，此次當選的革命家只代表了波士頓合格投票人的百分之十。到1775年，康涅狄格舉行普選，鬥爭更趨激烈；當時該州擁有近20萬居民，其中有40797名年滿二十歲的成年男子，但最後只有3477名選舉人參與了投票。在其他地方，似乎也存在同樣的政治冷漠，只有一場特別激烈的競選，才能吸引三分之一的選民參與投票。
毫無疑問，當時很多支持革命的工人是沒有選舉權的。他們到處鼓動，聚眾鬧事，還參軍作戰，但相對來說，他們人數並不多。而且，他們也不怎麼受人歡迎，開始時，他們要求獲得委員會和代表大會的選舉權利，即遭到了有選舉權的愛國者的無情拒絕。甚至在地方工作人員的選任上，也必須擁有法律規定之財產資格或納稅資格的人才能得到委任。實際上，上層的革命領導者並不打算在基層安排上作什麼重大變動。因此，考察這所有情況，我們不妨做個謹慎估計，如果把投票看作衡量民眾擁護革命之尺度，美國只有不超過1/3的白人成年男子，曾經以投票選舉委員會和代表的形式表示贊成革命。
支持獨立的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在戰爭開始一年後，一個主張獨立的人還被看成危險分子，人們在費城的街道上看見他，可能還會怒目而視。雖然大陸會議代表都公開反對英國政策，各地方團體也已清除了極端親英分子，但大陸會議內部的分歧仍然很大，以致「每個重大步驟都遭到反對，經常都是僅以微弱的優勢通過」。至少約翰·亞當斯就這麼說過。宣布獨立前4個月，大陸會議仍然有一個強大的反對任何革命的集團——主要由賓夕法尼亞、新澤西、馬里蘭、特拉華、紐約和南卡羅萊納的代表組成。最後經過極其微妙的磋商，獨立派才佔了上風；但紐約始終拒絕表態。
約翰·亞當斯做了一個最後估計，他斷定，至少有2/3的人投入革命運動了，在各時期一直反對革命的人不超過1/3。然後，托利黨卻不接受這個估計。革命風暴剛起，約瑟夫·蓋羅維就放棄了賓夕法尼亞的官職，逃往英國；1779年，他對英國議會一個委員會宣稱，衝突開始時，只有不到1/5的人主張獨立；他還補充說，當時「有超過4/5的人都願意按照憲法原則與大不列顛聯合，而不是要求獨立」。
當然，他們都是在猜測罷了。鬥爭波動不定，一時勝利，一時失敗，很多人的主張都是因時勢波動而變化的。總體上說，英國史學家萊基的話是有根據的，他說：「如其他多數革命一樣，美洲革命也是由少數人造成的。他們成功地鼓動了尚在猶豫和動搖的多數人，實際上這些人根本不知道走什麼道路，就這樣被他們引到了一個無法後退的立場。」也許吧，也只有在強調數學政治的時代，才可能徹底討論這個問題。
不論革命者是否是人民的多數，他們都承擔了責任，策劃革命之頭等大計。經由遍及各處的各種機構，他們始終堅持不懈，從事有利於愛國事業的鼓動和宣傳。他們制定了獨立的州憲法。嚴格鎮壓或監視那些親英的反對派。至少差強人意地旅行了各種行政職責——執法、徵稅、維持治安，以及制定合乎人道的法律。除此之外，還有與戰爭有關的嚴峻任務：募集限額兵員，籌款，徵集和輸送軍需給養，推銷大陸公債，還同大陸會議合作，制約投機商人和姦商。另外，因為戰爭蔓延到了沿海各地，他們要求多數州都組織地方部隊，以便在自己的土地上迎擊敵人。
8
愛國志士的宣傳鼓動工作都是緊張而廣泛的。從遺存下來的數以百計的小冊子、成捆褪了色的書信、報紙合訂本，還有收藏起來的漫畫、傳單和諷刺詩，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之思想潮流足以和英國清教革命之思潮相比。為鼓舞會場的領袖，戰場的軍隊，群眾大會發表了各式通告，足證當時思想潮流之激動狀況。許多當時之日記，都提到酒館里的熱烈辯論。在那些地方，借親英派的話說，「約翰·長老會長老、威廉·民主怪物、內森·走私販」都粗暴地咒罵國王和他的「奴才」，還用鬥爭和暴死這樣的狠話去恐嚇保皇黨或那些不熱心的臣民。書信透露了很多私人家事，許多家庭和朋友在聚餐時，會圍在爐邊討論國家之未來和命運。甚至在很多夫婦的親密通信中——如約翰和艾比蓋爾·亞當斯或詹姆斯和莫西·沃倫那樣，我們也可以見到各種推動革命潮流的信仰和感情的源泉。
很多教會牧師，尤其是不信國教的牧師，似乎也從傳播福音轉向宣傳革命。這是證明敵人或朋友的試金石。約翰·亞當斯曾焦急地詢問妻子，「威伯德先生是否宣講反對壓迫的道理？」艾比蓋爾說，「幾乎每派的牧師，甚至聖公會的牧師，都在安息日里譴責壓迫。」保王黨的克雷斯維爾卻輕蔑地說，「那些牧師都是假裝佈道，實質都是些政治零售商，專司煽動，蠱惑人心，就是為了製造不和，鼓動人民起來造反。特別是長老會牧師，活躍得很，在講壇上大肆鼓吹支持大陸會議，企圖改變人民的政治信仰，還迫害不信的人，宣揚自己的正義性，勸誘那些愚昧的民眾相信勝利必然到來！」
有很多佈道文印成書保留至今，裡面巧妙地混合了約翰·洛克的哲學和引自《聖經》的實例證明。殖民地人民宣告他們有權廢止和建立政府，牧師就提醒喬治三世注意羅波安的命運；有的州不給革命事業提供兵員和金錢，他們就講默羅茲人，因為犯了類似的錯誤而毀滅。在革命緊要時刻，查爾斯頓的牧師奧利弗·哈特也發表了「呵斥跳舞」的強烈說教。他大力地支持了獨立運動，以致英軍佔領該城后他只能逃跑。
在世俗作家中，托馬斯·潘恩是其中言論最犀利也最有影響的作家。1776年初，他刊印了《常識》，提出了要求獨立的響亮呼聲；同年12月，他又向人民發出強烈的呼聲，號召人民支持愛國者。華盛頓帶著沮喪的部隊從利堡向南方經新澤西撤退時，他一直隨軍同行；這時，他更了解了部隊之疾苦，革命是靠多麼脆弱的蘆葦支撐著。「考驗人們魄力的時候到了」，他企圖振奮那些動搖的人：「在危急時刻，耐不住嚴寒的士兵和經不起風雨的愛國者都會退縮，不敢繼續為國效勞。但是，如果人們能堅持下去，自然會贏得全國人民的尊重和感謝。」
潘恩還猛烈地抨擊保王派，斥責他們自私、膽小，奴性十足。他的話機警有力，講述了不久前大軍敗退一路所受的挫折，如何從哈萊姆退到懷特普萊恩斯，越過哈德遜河，南下進入賓夕法尼亞。他鼓勵民眾放心，這是戰略性的撤退，是即將獲勝的徵兆，不是災難。最後，他還提醒愛國者，必須付出更勇敢的努力，才可能轉敗為勝，民兵是長久之計，必須儘快組建正規軍，更加堅定不移、不屈不撓地去戰鬥。小冊子結尾，他還生動地描述了堅忍如何取得勝利，而怯懦如何一敗塗地，要求美國人民自己選擇自己的命運。
《常識》之後，潘恩又寫了很多生動有力的文章，直到革命即將勝利為止。不論人們怎麼指責他的缺點，議論他不屈不撓的精神——西奧多·羅斯福就曾經以極其暴躁和漠視的口吻，說他是個「卑鄙渺小的無神論者」——潘恩對革命成功的功績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從華盛頓和傑斐遜那裡，這些見解大相徑庭的人眼裡，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
9
一類愛國者熱衷於鼓吹革命，消除舊制度的思想和道德束縛，建立新時代的思想和道德，另一類則致力於政治行動。革命委員會和代表大會的興起，很快就導致了舊政府的垮台。總督、法官和一幫高級官員都倉皇出逃。1775年夏，溫特沃斯從新罕布希爾逃離；四月的一個黑夜，北卡羅萊納的馬丁則從威爾明頓溜到了費爾角；七月間，紐約的特萊恩逃上一艘軍艦避難，他明確宣布說：「一個委員會已經奪去了政府的全部權力。」
既然國王政府已然土崩瓦解，接下來自然就是為新政府提供種種政治方案。潘恩預見到殖民地必將聯合成一個國家，於是在《常識》里起草了一個方案。不久，約翰·亞當斯發表了《有關政體之意見》一文，在文中，他以慣常的謹慎態度力主保守制度。同時，地方議會也開始工作。1776年1月，新罕布希爾擬定了一項行政管理的緊急計劃，在與英國和解之前實施了。3月間，南卡羅萊納效法行事。評論家都認為，這是一種走向獨立的姿態。
鑒於大勢所趨，同年5月，大陸會議也作了一項決議案，建議各地方人民建立適合自己的新政府。這年結束前，弗吉尼亞、新澤西、賓夕法尼亞、特拉華、馬里蘭、喬治亞和紐約已經訂立法規，走上了自治之路。康涅狄格和羅德島，則早已習慣選舉自己的政府和議會，他們回答說，國王的條文早已廢除，舊的特許狀已經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1778年，南卡羅萊納修訂了獨立之前實行的體制。兩年後，馬薩諸塞也討論通過了一套法規，從其大綱來看，這套法規註定要運行一百年之久。
根據這些新方案，各州廢除了革命會議，以正式的手續承擔起了掌權之大任。在其責任中，首要之事就是幫助大陸會議鎮壓反對派和繼續革命戰爭。這時，忠誠已經有了新的標準，各州人民都要宣誓效忠新制度。同時，各地方議會和民間愛國團體對親英派之壓力更是成倍增加了。激動的群眾要麼把保王派分子塗滿柏油，粘了羽毛，遊街示眾，要麼就是各種虐待，搗毀家宅。之後，對反對派的處置就有規矩多了。許多強硬的反革命分子進了監獄，在新澤西的監禁所，曾一度關押了新澤西的前總督和紐約市市長。
不怎麼好鬥的其他人，經過適當警告后，就乖乖呆在監視之下了。有些人則比較膽怯，隱藏得深——約翰·亞當斯如此評價這些溫和的親英分子——所以忍住沒去招惹是非，從而逃避了法網。克雷斯維爾哀嘆道：「我呆在這裡，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還不如呆在地獄里。每個流氓都把我當成敵人；我只能一聲不吭，任他們侮辱，甚至乾脆擺脫自己的聽覺、視覺和言語官能，要敢反抗肯定苦不堪言。」成千上萬的人不甘忍受這種新秩序，或者害怕被粗暴的對待，只好逃去了加拿大、英格蘭或其他英帝國殖民地。
親英分子的財產和人身一樣都必須服從新政府之管制。革命早期，有幾個州開始沒收親英分子的財物。大陸會議從而得到啟示，1777年11月，它建議各州都沒收那些反動分子的財產，大陸會議認為他們都是不配受「保護」的人，而沒收所得收入則用以購買大陸國庫券。到戰爭結束時，全國各地都制定了相關定罪和沒收之法令。
當然，這項工作很棘手。經過陪審團的審問或者司法檢查，很難確定到底「壞」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處分財產。另外，財產的出售，資金的管理也要求十分高尚和正直的品質——這種斯巴達式的自律的誠實，在革命混亂時期可不是經常看到。實際上，扣押財產引起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貪污和醜聞，這會使很多敏感的人大吃一驚。在親英派看來，革委會就是一幫子土匪強盜；而在愛國者眼裡，任何對待敵人的仁慈都沒有勸善懲惡的精神。
除了當地的行政管理和愛國運動外，各州政府還提供大部分兵員和給養以支持戰爭。大陸會議無權直接徵稅，因此只有靠州政府維持其信譽。雖然，因為地方議會的軟弱和疏忽，它的要求和計劃經常遭到挫折，但是，它仍然設法從各州金庫擠出了一筆巨款，按硬幣折算，價值近600萬元，這幾乎同發行公債得到的金額相等。大陸會議還向各州徵集給養，包括玉米、豬肉、牛肉、甜酒和其他東西。總之，通過各種辦法，大陸會議獲得了大量物資。
當時，華盛頓的軍隊在瓦利福齊挨凍受餓，賓夕法尼亞的農場主卻將產品高價賣給了費城的英國人，所幸弗吉尼亞的亨利州長運送了大量食物和衣物前來救援，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經濟失調。大陸會議還必須依靠各州募集兵員。這一方面，雖然各州做得並不好，但仍然可以說，它們已作出了英勇的努力來滿足那些要求了。有的州長本身即是軍人，所以親臨前線作戰；在很多地方，當地民兵都配合大陸軍一起作戰。儘管很多人批評民兵的弱點，但辯護者亦可以引證明顯的事實來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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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革命運動中，鼓吹家、小冊子作者、委員會、律師和州政府都以自己的方式推進了革命事業，各地的婦女也不例外。除了少數貴格派婦女提倡和平主義，其他「柔弱」女子都以高度的熱情和忠誠，支持男人們的革命戰爭。利西斯特拉塔號召姐妹們起來，以武力反抗，這是小說中的人物。看看革命時期的檔案，可見婦女的愛國熱忱足以同男子相媲美。
參加起義的每個男性領導人，幾乎都有妻子、姐妹或女兒在後方防線積極工作。詹姆斯·奧蒂斯的妹妹、詹姆斯·華倫的夫人默西·沃倫都從事宣傳工作，她用當時流行的細膩文體，創作出了很多諷刺親英派和頌揚自由的文章和短劇，用以回敬那些英國劇作家和演員。因為這些英國作家和演員搞了很多滑稽劇污衊愛國者，取悅紐約的觀眾。也有婦女從事報紙編輯和發行工作，她們鼓勵作家撰寫主張獨立的鼓動文章，把筆變成刀槍。
在一切保持當時社會秩序及軍需供應的經濟部門中，婦女也是辛勤的勞動者和有力的促進者。她們早已佔了紡織工人的多數，她們為士兵和平民紡紗織布，紡紗機的嗖嗖聲和織布機的鏘鏘聲響徹全國。從書信中也可見到，她們不僅在廚房勞動，也播種、收穫和管理農場。她們拿出家裡窗戶上的鉛條，架子上的錫鉛合金容器，用於熔制槍彈；她們聯合抵制英國奢侈品，推廣使用國貨，在軍中急需錢糧時，還挨家挨戶作募捐。
作為非戰鬥人員，婦女還需隨時對付英國士兵的搶劫。在英軍逼近薩拉托加之前，凱瑟琳·斯凱勒親手點燃了自家田裡的莊稼，鎮定自若地看著熊熊烈火吞噬了那些即將落入敵手的糧食。由此證明，婦女是多麼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和敵人戰鬥。無論南方和北方，緊跟英軍踐踏之後，她們就開始努力恢復毀壞的家園，收拾殘存財物，以供生還士兵之需。
在保守信仰的同時，婦女們也嚴守紀律。她們組織委員會，警告奸商不要抬高物價。有一次，她們從一個頑固分子手中沒收了一批茶葉，然後按規定價在商店出售。在法爾莫斯地方，約翰·亞當斯向一個休斯頓太太討茶喝：「夫人，要是茶葉真是走私的，沒付過關稅，那麼，給一個疲憊的旅行者煮杯茶提提神，不至於犯法吧？」結果，亞當斯被斷然拒絕，「不，先生，我們已經很久不用茶了，我願意給你煮杯咖啡。」言辭間根本沒得商量。亞當斯只好嘆口氣說，「看來我以後只好不喝茶了，而且愈快愈好呀。」據說，在弗吉尼亞州亞美尼亞縣，當地的少女們還訂了一項公約，約定「拒絕任何人求愛，不管他家境如何，除非他在軍中服役很長時間，用足夠的勇敢證明他值得她們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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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就此說愛國群眾曾經團結一致對抗敵人，那是錯誤的。實際情形恰好相反。無論何地，革命者總是分成保守派和激進派，前者主要是商人和有產者，後者則是技工和自耕農，他們有時受另一集團的人領導。在馬薩諸塞，左派分子起草了一套讓政治家滿意的法案，但他們的勢力不夠大，所以無法迫使議會採納。有錢有才的新貴們相互勾結，挫敗了這些計劃，並步步為營確保自己的財產所有權及其特權體制。莫里森對這個文件作了簡短描述：「1780年憲法是律師和商人的法律，主要目的就是起到軍艦上軍官專用的后甲板的作用，在行政上確保財產不受民主海盜之侵襲。」
在賓夕法尼亞，派系之間也劍拔弩張，爭吵不斷，幾乎對每個問題都要持久論戰。有一次，革命政府遭到了一個極端革命派的攻擊，並且流了血。雖然經過調解，愛國者之間恢復了平靜，但衝突依然持續不斷地消耗著領袖們的精力，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獨立為止。因為這個因素，也有其他許多因素，賓夕法尼亞雖然是個大州而且十分富裕，但仍然受到妨礙，無法滿足大陸會議之要求。
南方各州也不幸運。整個戰爭期間，弗吉尼亞沿海種植園主和內地的小農場主一直在殊死搏鬥——「鬥爭的性質差不多就是一場對社會制度和英國國教及地主貴族的社會革命。」結果是，沿海平原的許多世家都痛恨托馬斯·傑斐遜和帕特里克·亨利。這種痛恨甚至超過他們對王室官員的痛恨。
類似的風氣也在南卡羅萊納流行。在那裡，低地奴隸主和城市商人每天都忙著與作坊工人和內地農民爭吵。有一次，雙方爭執十分激烈，甚至驚動了激進派領袖加茲登，他出來問道：「我們中間有誰能比可鄙的保王派製造的危險事端更危險呢？」當時之威脅確實咄咄逼人，一群平等主義者一心想推翻有錢有才的新貴階級，所以，州中大人物不得不用盡巧妙手腕來保持自己的特權和威望。
過了喬治亞邊界，保守派和激進派的鬥爭就更加激烈，有時愛國派甚至可以誇耀，本地有兩個立法機關和兩個行政機關。英國人正在蹂躪他們的土地，他們卻還在無休止的爭吵里自我消耗。有個史學家艾倫·內文斯說，雙方都有許多人頑固不化，他們寧願敗在他們共同的敵人手中，也不願讓對手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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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親英派頑固不化、不斷惡毒地攻擊，愛國者之間的分歧亦不斷加劇。在革命深入展開之前，保王派的詩人、編輯、小冊子作者就已準備好了，他們策劃出了整套的口誅筆伐之方案。其中的溫和派認為，英國政策和措施確實存在弊病，但只要通過一系列請願和辯論，所有錯誤都可得到糾正。他們希望歷史自己作出判決：革命違背了古老的傳統、聯繫和禮儀；它和英國政治的神聖秩序背道而馳；它宣稱的平等原則是「虛假的，在前提和結論上都毫無根據」；它試圖通過平等運動，把政府置於「僅僅是管理人的體制」，把統治者變成「公僕」，這實在是「低估政府的作用」，只會使世界陷入危機。
照他們的看法，無論就歷史還是理論角度而言，整個革命方案都是不靠譜的。保王派牧師喬納森·薄徹頗有口才，他寫道：「所謂政府起源的理論，有些人迷惑不解，有些人覺得有意思，受了教益，我看只有《聖經》上的理論不至於難理解。既然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已造了有統治才能的生靈，就不會再放任他人單憑一己之意志為所欲為了。」不，他繼續論證說，上帝已經安排好了，世界必然由國王和上層人物來統治。總之，保王派認為，革命完全不顧及經驗、歷史和神聖的法律；那些有名的英國遺老都贊成維持殖民地地位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