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婚前檢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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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陽光和都其實沒什麼兩樣。***在早春乍暖還寒的日子裡，外省的陽光和都的一樣，都讓人覺得珍貴。這個季節寫字樓、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氣已經停了，白天，室內比戶外要陰涼許多。這個季節尹小跳的骨頭和肉常常有些酸疼，當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會突然一下子酸；左腳（或者右腳）的小腳趾，裡邊那些纖細的小關節也會一陣陣曲里拐彎兒針刺樣的疼。這有點兒難受，卻是一種好受的難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鬧，咿咿呀呀撒嬌似的，像被太陽曬開了的一種半醉的呻吟。在她的頭頂，路邊的小葉楊也綠了，綠得還嫩，輕煙一般在淺色樓群的腰間繚繞。一座城市就顯出了它的柔軟，還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計程車上，搖下車窗玻璃把頭探出去，像要試試外面的溫度，又彷彿要讓普天下的陽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顆剪著短的腦袋上。她這種探頭車外的姿態看上去有點兒野，再過分一點兒就是粗魯了。可是尹小跳並不過分，從小她對各種姿態的把握就有一種無師自通的分寸感。所以此刻她的探頭車外僅僅是有一點兒野和一點兒優雅。那時落下的玻璃正擠著她的下巴頦兒，宛若雪亮的刀鋒正要抹她的脖子，還使她有種頭在鍘刀下的感覺。這是一幅血淋淋的過癮景象，帶點兒凜然不屈的自虐性質，是童年時代劉胡蘭的故事留給尹小跳的永遠的紀念。每當她想起國民黨匪幫用鍘刀把十五歲的劉胡蘭給鍘了，她的喉嚨就會「咕嚕咕嚕」響個不停。那是一種難以說的驚懼，又是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感。那時她就總問自己：為什麼最嚇人的東西也會是最誘人的東西呢？那時她分辨不清她是因為渴望成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鍘刀下，還是越怕躺在鍘刀下就越想躺在鍘刀下。

她分辨不清。

計程車在灑滿陽光的大街上跑著，外省的陽光和都其實真沒什麼兩樣。尹小跳想。

不過，外省的陽光和都到底是兩樣的，尹小跳又想。

此時此刻，就在外省省會福安市，就在這個距北京僅二百公里的城市，陽光里的塵埃和纖維，陽光下人的表和物體的形狀，不知怎麼和都總有那麼點兒不一樣。遇到紅燈時，尹小跳便開始打量那些被紅燈攔住靜止下來的騎自行車的人。一個穿著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體態勻稱、面容姣好，染著金黃的梢兒，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維夫、紐約和漢城看見的那些喜歡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流行什麼，這裡也在流行什麼。這個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車車座上，一邊焦急地揚起手腕看錶，一邊吐痰。她看一看錶，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錶。尹小跳猜測她肯定有急事，時間對她是多麼重要。不過她為什麼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錶。既然她有手錶，就用不著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著有手錶。既然她已經學會了讓時間控制她的生活，她就應該學會控制痰。既然她有手錶，就不應該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應該有手錶。既然她有表，就萬不該有痰。既然她有痰，就萬不該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紅燈早已變了綠燈，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還糾纏在手錶和痰里沒完沒了。她這種看上去特別極端的非此即彼的糾纏，讓人覺得她簡直就要對著大街放聲呵斥了，可她這種極端的非此即彼的糾纏卻又似乎不是真的義憤。假設她強令自己把剛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該有痰」的句子顛來倒去再默念十五遍，她一定會覺得結果是茫然不知其意義。那麼，她這種糾纏的確不是真的義憤，一點與己無關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罷了，這原本就是一個手錶和痰並存的時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從車窗外收回了她的腦袋。車內收音機里正播放著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這是當地音樂台的一個有獎競猜節目，主持人請聽眾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員，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寶牌sod護膚品。不斷有聽眾打進電話，操著福安味兒的普通話把歌名和歌唱者猜來猜去，卻沒有一個人猜得對。畢竟，這歌和唱這歌的老演員對於現在的聽眾是太陌生了，陌生到連音樂台的主持人都覺出了尷尬。尹小跳知道這老歌的名字，也聽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誰，這使她無形中似乎也加入了這個有獎競猜，雖然她壓根兒就沒打算給這條熱線打過去一個電話。她只是下意識地在心裡把這老歌唱了許多遍——單唱那最後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學一起唱這歌時，就最愛唱最後那個「巴扎嘿」！這是一西藏翻身農奴歌頌**的歌兒，顯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漢語。就為了它不是漢語，當年的尹小跳才會那麼起勁兒地重複它吧，帶著那麼點兒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經，又像耍貧。因為想到了耍貧，尹小跳才強迫自己在心裡停止對「巴扎嘿」的重複。她回到了現在，回到了外省省會福安市的計程車上。音樂台的節目已經停止，安靜的計程車座位上鋪著一塊不太乾淨的棉線割花墊子，像從前北方農村姑娘手繡的鞋墊。這使尹小跳每逢坐進這樣的計程車，總有一種坐在炕上的感覺。這就是外省了，她感嘆著。雖然她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還是習慣性地把這裡的一切和都相比。無論從心理距離還是從地理距離，北京離她都是那麼近，一直那麼近。這似乎和她生在都她是北京人有關，不過在多數時間裡，她並不覺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覺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覺得她哪裡的人也不是，她經常有點兒賭氣又有點兒幸災樂禍地這麼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無所歸屬，彷彿只有無所歸屬才可能讓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於眼前的城市，讓她鎮靜地、不事矯地面對所有的城市和生活。而當她想到鎮靜這個詞的時候，她才明白坐在計程車里的她也許不是那麼鎮靜的，她大概要結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