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鄉村檔案（1）

果然不出周明勇所料，他和他們兩人的談話很不順利。他們兩人對周明勇帶著孫紀委和馬紀委來苦藤河鄉，有很大的抵觸緒。吳生平不等周明勇把開場白說完，就滔滔不絕地說開了：

「我在苦藤河鄉工作十年了。苦藤河鄉窮，老百姓的日子苦，可這窮這苦不能當成我們的一些領導下來鍍金的場所吧，不能當成他們往上爬的踏腳石吧。看著前兩任鄉黨委書記下來，又看著他們被提拔到縣裡去，到市裡去。如今李書記下來半年多，天天想的也是回縣裡去做縣委辦主任，進常委。包括丁副縣長，下來扶貧的時候是縣農業局局長，兩年貧扶完，他就成了分管農業的副縣長了，如今又當上了常務副縣長。他們下來做了些什麼，我不敢說。但苦藤河鄉的現實況擺在這裡的，幾十年來，落後的面貌依舊，貧窮的面貌依舊，老百姓的苦日子依舊。這兩天你們也看見了，吃虧的是誰，是老百姓。是除了能夠往上升的書記以外的鄉幹部。當然，最吃虧的還是顧鄉長。年紀大了，又沒有背景，不可能往縣裡調，也不可能往像連山鎮這些富裕的鄉鎮調，他只有做長期待在苦藤河鄉的準備了。現如今，報紙上登的是如何親民愛民富民，廣播里播的也是如何親民愛民富民。我們鄉老百姓感受到的是顧鄉長帶著鄉幹部如何在他們家裡催糧催款，催各種提留上交和徵購任務。書記們對徵購任務，對農業稅，對提留上交也看得特別的重，抓得特別的緊，因為這是他們的政績。

窮苦落後的地方的老百姓對政府的意見原本就大，火氣就足，動不動就告狀，就鬧事。於是，他們把心中的抱怨，心中的火氣，心中的不滿，全往顧鄉長一個人身上甩去。我們苦藤河鄉本來就有告狀的習慣，顧鄉長也就只有讓他們羅列種種罪名、種種惡行去告了。周書記，你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顧鄉長值也不值，冤也不冤？」鄭秋菊和吳生平不同，吳生平一個勁地牢騷，她就在旁邊一個勁地掉眼淚。她再三地請求周書記給她幫個忙，把她調動一下，她說她在苦藤河鄉工作就像坐在火山口一樣，夜裡常常做噩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有人找出許多的罪名，告她的狀，讓你周書記也帶著人來查，「到那個時候，我鄭秋菊只有上吊自殺了。」周明勇心想這兩個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卻是異曲同工，全是為顧家好叫屈鳴冤，說：「剛才吳副鄉長說的一些況，我認為是值得注意的。我們的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不論到什麼地方，都應該在那裡為老百姓認認真真地辦一些實事，辦一些好事，做出一些看得見、摸得著、讓群眾能夠受益的政績。不能帶著一種下來鍍金的思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平平安安地待兩年三年，就拍屁股走人。我們的領導機關，在派他們下來的時候，不能給他們許願、定時間、留位子，而是要他們認真地工作，回不回得去，能不能上台階，要看他們的政績，看他們工作的那個地方的人民群眾對他們的意見和評價。」周明勇突然打住話，神一下變得嚴肅起來，「我請你們兩位解釋一個問題，苦藤河鄉為什麼會生上千群眾來鄉政府鬧事，還推倒圍牆的事？

全鄉六千多群眾為什麼一個不少地在告狀信上簽名畫押？這是正常現象嗎？能用你吳生平同志的邏輯解釋這個問題嗎？其實，你們倆也大可不必為顧鄉長鳴不平。因為，我們下來只是調查了解群眾反映的問題，並沒有針對性。你們莫非不了解我們紀委辦案的程序，如果有針對性，就要先把被調查的人或是停職反省，或是隔離審查。我們並沒有這麼做嘛。所以，你們為顧鄉長鳴不平也好，自己心裡有壓力也好，都是大可不必的。眼下，正是秋收秋種的時候，顧鄉長生病住醫院，李書記剛下來不久，我希望你們要積極地工作，帶著全鄉的幹部職工抓好各村的秋收秋種。不然，明年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再一個，就是要積極地配合紀委專案組的工作，有什麼問題，多向我們反映，有什麼思想況，也可以和我們交流。今天這個態度，我周明勇當然是不希望再看見了。」周明勇突然話鋒一轉，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來苦藤河鄉之前，就下了這樣一個決心，不管遇到的阻力有多大，承受的壓力有多大，我們一定要把群眾反映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給群眾一個交待，不然，我們是不會回去的。」「周書記這麼一說，我的思想就通了，我一定聽周書記的，多向周書記彙報自己的思想，積極配合周書記的工作。」吳生平不敢看周明勇那張嚴肅的面孔，連連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