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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復照原件不存，此據（英）呤唎著、王維周譯《太平天國親歷記》，中華書局1861年版，第323—326頁。
②見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6冊，第853—854頁。第七節後期的政策和失敗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軍師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遞了一篇《資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對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外交、社會、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見解，洪秀全幾乎完全表示同意。
《資政新篇》主張興車馬舟楫技藝之利，鼓勵製造輪船火車和各種器皿，准許專利；興銀行，准富民集資設立，以利於商賈士民；興寶藏，准民探礦開礦；興郵亭、書信館以通公私書信；興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興市鎮公司以司工商水陸關稅；興士民公會，由民辦理救濟、教育事業；興醫院、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等以濟民間疾苦，等等。這是一幅發展資本主義和使中國近代化的藍圖，與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雖然贊同洪仁玕的綱領，批准鐫刻頒行，但一年以後他又重新頒布《天朝田畝制度》，說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說明了他對古代大同世界的偏愛勝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樂園。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於不切實際，並不能刺激農民的積極性。洪秀全沒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於是只好轉向輕徭薄賦以吸引、團結人民的傳統政策。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克復甦州和蘇南各屬州縣以後，洪秀全發布了一道諭「蘇省及所屬郡縣四民」的詔旨。這是存世洪秀全詔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問題的文件。詔旨首先表明太平天國關心民生疾苦：「民有饑溺朕饑溺，鱸詒П燎欏保吧系芻醬抻祝占窶Х⒄仁。酌減徵收舒民力，期無失所安眾心」。它宣布：「朕格外體恤民艱，於爾民應徵錢漕正款，今（令）該地佐將酌減若干。」①洪秀全的詔旨在蘇南各縣得到了宣傳、執行。詔旨於太平天國庚申十年九月頒刻，十一月，常熟縣「堂然偽天王黃榜，撫恤民團，起征糧米」①。這一年減征的成數不詳，但存世的兩件東珊縣（今吳縣東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銀完納執照，均鈐有「奉令減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納」的印記，可見減免政策一直實行了幾年。蘇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轄區，李秀成有強烈的仁政、愛民思想，他貫徹減征政策是尤為突出的：「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②
獲得民心，爭取人民的擁護，是太平天國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識見的統治者也明白這一點，駱秉章、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與太平天國對抗的同時，先後在長江流域各省推行「減賦」，其重點「在裁減浮收，剔除中飽」，其用意之一，即在與太平天國爭奪民心。洪秀全「減征」，減及田賦的正額，比清朝的政策更進一步，而且太平天國雖允許業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區又有限租、減租之規定。這本來應更有利於太平天國爭取包括自耕農和地主在內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農的支持，但事實卻不然。太平天國版圖內人民的負擔，田賦僅是其中之一。後期疆土縮小，但征戰頻繁，軍需日殷，更非田賦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統兵將領、基層官員經常向地方派征銀兩、物品，各種捐稅名目繁多，其負擔甚至遠超過田賦的正額。如駐在①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1頁。
①《諭蘇省及所屬郡縣四民詔》，《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51頁。
②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0頁。
安徽旌德縣的一名將領給鄉官下令，要每旅籌辦餉銀1000兩，食油1000斤，鹽1000斤。按規定的編製，一旅只有500戶，要他們負擔1000兩餉銀，就相當於上萬畝的田賦。又如浙江桐鄉縣徵收軍需捐，是田賦以外的附加稅，但高出正額1倍以上。這些捐稅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統一規定的，如田憑費、店憑費、門牌費、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則系地方將領或鄉官自定。捐稅和攤派大多按田畝計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負擔遠甚於正額減徵得到的好處。還有一些是按戶計征的，更波及了無地的貧民。洪秀全的輕徭薄賦政策最後也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太平天國的鬥爭就成了一種單純的軍事鬥爭，在清朝和外國侵略者的聯合進攻下，不能不陷於失敗。
後期太平天國雖曾取得佔領蘇南、浙江大部分地區的勝利，但好景不長，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繼喪失，而後天京被曾國藩直接指揮的曾國荃軍包圍。在形勢逆轉並且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李秀成建議「讓城別走」，即放棄天京，經江西、湖北與在西北的太平軍會合，另圖發展。「這確是當時太平天國唯一的救亡良策」③，但洪秀全堅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糧，餓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是舊約聖經神話中上帝從天降下的一種食物，洪秀全這裡所指的是一種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於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後，天京城破，太平天國滅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舊式農民革命的終結。
③李秀成自述語。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頁。
第四章李秀成李秀成原名以文，生於清道光三年（1823），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鳳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父李世高，母陸氏。李秀成家庭貧苦，屬於農村中的「半無產者」，他在「自述」中說：「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難，種山幫工就食。」李秀成說「自幼時八、九、十歲之間，隨舅父讀書」。念了3年私塾，就因「家貧不能多讀」。輟學之後，曾經在私塾里幫過工。大約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馮雲山在桂平紫荊山一帶組織的拜上帝教，已經傳播到藤縣。李秀成由於生活貧困，深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對拜上帝教宣傳普天之下皆為上帝赤子的平等思想，很容易接受，便加入了拜上帝教，是拜上帝教的虔誠信徒。他在「自述」中說過：洪秀全「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若雲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李秀成加入拜上帝教主要是從善良的願望出發，讚賞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和勸人為善。所以，他「自拜上帝之後，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傷人」。
金田起義之後，咸豐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軍進軍永安州途中，蕭朝貴、韋昌輝率部在李秀成家鄉駐紮，李秀成被卷進革命的洪流。後來他在談到這段歷史時，說他是「被團練之逼，故而迷迷而來」。又說「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裡外，不悉回頭」。說明他參加革命時對革命的意義認識還不是十分清楚。不過，他從只怕蛇虎傷人而恪守教義，到拿起大刀、梭標鬧革命，從一個普通農民，變成了太平天國的戰士，這是他一生不平凡歷程的開始。
第一節從戰士到將領從廣西到金陵，李秀成從一個普通的太平軍戰士，逐步成長為一個有覺悟有才能的軍事將領。他在「自述」中說：「一路自粵西而來，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咸豐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軍攻克南京之後，李秀成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隨後經楊秀清「調保」為「右後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新營」。同年八月調升為後四監軍。十月，隨石達開到安慶撫民。李秀成在「自述」中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在皖省巡查民務，又兼帶兵，修營作寨，無不盡心。」石達開等「各上司故而見愛」。數月之中，李秀成屢次升遷，說明李秀成的才能得以發揮。咸豐四年（1854）春，胡以晃攻克廬州，李秀成被奏調去鎮守廬州。之後不久，李秀成被調鎮守和州。前些年發現的《太陽河牛路碼頭渡船規條碑》，其中有這麼一條規定：「凡無錢之人，有緊急事情，務宜飛渡，雖系一人，亦須送去。」此碑立於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李秀成鎮守和州期間，表現出李秀成的愛民思想和鮮明的階級意識。
當然，李秀成在軍事上的突出才能還是在救鎮江之役開始顯露出來。咸豐五年（1855）秋，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和總兵張國梁率1萬多清軍圍困鎮江。對於太平天國來說，「鎮江為金陵之咽喉，必應堅守」①。咸豐五年末（1856年初），太平軍由燕王秦日綱挂帥，率冬官丞相陳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去救鎮江。清軍連營達30餘里，營盤十分牢固。太平軍與清軍交戰10多天，未能破圍。李秀成說：「那時我欲救不能，吉、張破我不下，兩邊安寨對扎，兩不交戰。」這種兩軍對峙的局面，對太平軍是十分不利的，守將吳如孝困守在鎮江城裡，已處於彈盡糧絕境地，隨時有被清軍攻破的危險。李秀成不是救鎮江的主帥，但他面對著這種軍事形勢，卻主動協助秦日綱制訂破敵對策，決定派年輕勇悍的陳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鎮江。陳玉成冒著槍林彈雨，「舍死直衝到鎮江」，和鎮江守將吳如孝計議，按照和李秀成約定的時間，集中兵力從城裡打出來。而李秀成等則同時從城外攻入，爭取兩軍會師。當時李秀成所部駐紮在湯頭，湯頭到鎮江之間有一條小河。清軍地踞險要，紮營河邊。李秀成說：「此地一邊是山，一邊是水，兩進為難。」為了牽制清兵，李秀成移師到河邊紮營，清軍見李秀成擺開攻營陣勢，立即把清營「移入湯水山邊」，扼住太平軍和鎮江守軍聯繫的通道。李秀成決定由陳仕章、塗鎮興、周勝坤率兵去攻打清營，而自己挑選3000精兵，乘霧避開清軍越過湯頭岔河。按原定時間，李秀成擊破圍城清軍的營壘，按時和陳玉成、吳如孝由城裡打出來的部隊會師，士氣大振。李秀成在「自述」中記載了這次戰役：「湯頭岔河隔湯頭水山邊廿里之大概，那時鎮江吳如孝、陳玉成兵亦到，兩下接通。那時歡天喜地，內外之兵，和作一氣，大銳聲張，與吉、張兩帥答話。次日開兵，吉、張兵敗，失去清營十六座。」清人陳慶年在《鎮江剿平粵匪紀上》也說：「我軍先屯岔河，憑險自固，賊移營湯水相抗。我軍亦移壘往逼。庚子，偽丞相塗鎮興選悍黨突至，李秀成乘夜襲湯頭舊壘，斷我后我軍與賊搏於湯水，相角至午，始知後路被襲，甫引軍還斗，城賊已大至。」陳慶年是丹徒人，熟悉本地情況，所記和李秀成所述情況是一致的。鎮江解圍之後，李秀成等為了擴大戰果，當晚就和陳玉成①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10頁。
等率主力渡過瓜洲，突襲江北清營，破清軍營盤100餘座，並攻佔揚州，將江北清軍的存糧悉數運入鎮江，為後來太平軍固守鎮江作了物質上的準備。隨後，於五月間，李秀成等奉命回援天京，他從金山渡江，進攻高資清軍營盤，清軍主帥吉爾杭阿自殺。九華山一帶清營七八十座，因軍中無主，全部潰敗。李秀成乘勝追擊，在丹徒又擊潰清將張國梁所部。至此，鎮江周圍的清軍全被打垮，鎮江之圍遂解。
鎮江的解圍，為楊秀清計破江南大營創造了條件。李秀成和陳玉成奉命回師南京。咸豐六年五月（1856年6月），李秀成、陳玉成等配合石達開等部，通力合作，大破向榮盤踞達三年多的江南大營。幾年之中，李秀成從一個普通士兵成為一個有作為的將領，時勢使英雄人物脫穎而出。
第二節被封忠王破江南大營之後，李秀成等奉命率兵東進，接連攻佔句容、丹陽，迫使由天京敗退下來的向榮「自縊而死」。兩個多月後，即八月初四日（9月2日），韋昌輝、秦日綱、陳承瑢襲殺東王楊秀清，並藉機擴大事態，殺東王所部連同家眷2萬多人。洪秀全在石達開和天京軍民的支持下，誅殺韋昌輝、秦日綱、陳承瑢。石達開奉詔進京輔政，被天京臣民稱為「義王」。但是，洪秀全對石達開信用不專，並有意重用其兄洪仁達、洪仁發，鉗制石達開。咸豐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達開被迫離京出走，帶走精兵20多萬人，使太平天國一時出現「國中無將，朝中無人」的危局。
當時太平天國佔領區，有點力量並能帶兵作戰的將領只有李秀成和陳玉成，天京叛亂時，李秀成在句容一帶駐守。咸豐七年（1857）初，李秀成聯合捻軍在安徽霍邱、潁上取得了勝利，又和陳玉成大捷於安徽桐城，佔領六安。石達開出走之後，鎮江被清軍圍困，糧食幾乎斷絕，每天只能發給士兵米二兩八錢，有的只好以蘆根、野菜充饑，鎮江軍民面臨著覆滅的危險。洪秀全求救於石達開，石達開不理睬，只好調李秀成下救鎮江。李秀成奉命率領一支精兵攻入鎮江，救出城中兄弟。這一舉動對天京軍民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聲譽也由此而提高。此後不久，大約在咸豐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軍師，並選李秀成和陳玉成、蒙得恩、李世賢等出來助國，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權，很想干一番事業，但當時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亂，無從著手。經過再三考慮，他認為只有整肅朝規，才能改變人心慌亂的局面。於是他下決心冒死直諫，希望通過說服洪秀全來施行自己的治國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說的，是「盡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製恤民，申嚴法令，肅整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於翼王，不用安、福王」。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綱領。中心思想是「申嚴法令，整肅朝綱」，希望建立一個聖君賢相的天朝，恢復楊秀清執政時律法森嚴、國政劃一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卻報以極大的不滿，李秀成因此而罷官。但李秀成出於維護太平天國的事業，把個人得失置於度外，再次寫了奏章，「將天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李秀成在進諫之前，先將奏本交大臣傳閱轉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復李秀成的職務，削除安、福王的爵位，並派人攜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簽名的表章要求石達開回天京共秉朝政。儘管石達開沒有回來，但李秀成的據理力爭，洪秀全還是採納了一部分意見的。隨後不久，太平天國恢復了五軍主將制，陳玉成被封為前軍主將，李秀成為後軍主將，李世賢為左軍主將，韋志俊為右軍主將，蒙得恩為中軍主將。這個班子的建立，使動亂之後的太平天國才「稍可自立」。
但是，韋昌輝叛亂和石達開出走對太平天國的打擊是十分嚴重的，留在太平天國佔領區的太平軍大多是老弱病殘，無戰鬥力，清軍乘機對太平天國各佔領區發動猛烈進攻，軍事重鎮頻頻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廬州、巢縣、和州，江西的袁州、臨江、九江等都先後被清軍攻佔，曾國藩揚言「金陵指日可克」①。
①《向榮奏稿》卷1，《太平天國》第8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第571頁。在這種極端困難的形勢下，李秀成從被動中看到主動，他對太平天國的形勢作了認真分析，對敵我雙方的形勢作了樂觀估計。他指出清軍「好勇而心不齊」，取勝是暫時的現象，太平軍雖然暫時處於劣勢，卻還存在著許多有利條件。李秀成認為「上有皖省無為、巢縣、蕪湖，有東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糧，又有兩浦之通，即使被德帥（德興阿）攻破兩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動，京中兼有餘糧」。「糧米豐足，件件有餘，雖京兵少，有糧有餘而各肯戰，因而堅穩也」①。從兩軍的態勢看，李秀成堅信天京仍然是「堅穩」的，因太平軍人馬雖少，但士兵「肯戰」。李秀成並不悲觀，他認為只要把現有的部隊積極調動起來，集中兵力打擊敵軍，太平軍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為一個優秀將領，他能夠在不利條件下去尋找有利因素，有了這樣一個充滿信心的估計，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時機和最可行的計策來戰勝強大的敵軍。這一點是李秀成的傑出之處，也是他能夠援救危局的極為寶貴的條件。
咸豐八年二月（1858年4月），李秀成為克服天京的被動局面，決定親自出京到外圍擴大兵員，伺機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連克昭關、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頗有旗開得勝之勢。但這些勝利都還不能給清軍造成威脅，為了從根本上扭轉戰局，李秀成意識到，必須集中兵力，協同作戰，才能打擊敵人有生力量。為此，他一面在皖北聯合捻軍作戰，一面和陳玉成等將領在樅陽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各誓一心，訂約會戰」，各路兵馬共同負起解天京之圍和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任務。根據會議決定，陳玉成立即從鄂、皖撤兵東進，由潛山過舒城破廬州；吳如孝部聯合捻軍龔得澍部攻打梁園、定遠；李秀成則由全椒「整隊領人馬到滁州」。李秀成在烏衣和陳玉成部會合，截擊清軍德興阿、勝保所部，一舉殲敵4000餘人。陳、李聯軍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殲滅來援清軍馮子材部5000餘人，隨後又攻克浦口，太平軍士氣大振。李秀成說：太平軍在烏衣、小店殲滅清軍之後，「順勢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大亂，死於浦口二萬餘人」。這個勝利使天京轉危為安，李秀成和陳玉成為了擴大戰果，掃蕩清軍的江北據點，太平軍接連攻克江浦、天長、六合、揚州等城鎮。這是石達開出走之後，太平天國在軍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勝利。其後，於咸豐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陳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勝仗，湘軍悍將李續賓部進入安徽后，接連攻佔黃梅、宿松、潛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來勢迅猛，並想在攻佔三河重鎮之後進攻廬州、安慶。如果李續賓計謀得逞，太平軍將處於十分被動境地。陳玉成、李秀成乘李續賓驕兵輕敵，立足未穩，幾支部隊同時包圍了李續賓部，兩軍展開激戰，一舉殲滅李續賓部6000餘人，李續賓本人被擊斃。這一仗給清軍以沉重打擊，事後曾國藩在哀嘆這一戰役時說：「敝邑弁勇，自三河敗后，元氣大傷。雖多方撫慰，而較之昔日之鋒銳，究為減色。」①三河戰役的勝利，實為後期太平天國軍事復興的轉折點。從此，太平軍再次由被動轉為主動，從處處挨打，逐步轉為進攻，並慢慢地恢復了元氣。這個軍事形勢的出現，和陳玉成、李秀成的軍事才能是分不開的。浦口、三河戰役之後，李秀成即率兵進駐黃山。但是，在這前後卻出現了李秀成兩個重要部將的叛亂事件。其一是在三河戰役之前，即咸豐八年十①《曾國藩全集·家書一》，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359頁。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01頁。
月（1858年11月），滁州守將李昭壽率部獻滁州向清將勝保投降。李昭壽是由李秀成保舉鎮守滁州的，但李昭壽其人是由清軍投降太平軍的，所部紀律極差。李秀成在「自述」中說：「昭壽之兵甚為多事，兵又擾民，逢到州縣，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擾於民，州縣佐將被其打責。」李秀成看到李昭壽這些劣跡並不追究，反而「無不對他重情深待」。這曾經引起李秀成其他部將的不滿。所以李秀成對李昭壽的叛變非常生氣，曾發過一篇討伐李昭壽的檄文，聲稱：「本主將誓必興師問罪。情義既盡，各路之妖可緩誅，惟勝保與爾（即李昭壽）勢必先誅了。」但隨後，李秀成卻偷偷地把李昭壽「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暴露了李秀成思想的矛盾和感情上的弱點；其二是咸豐九年正月（1859年2月）太平軍江浦守將薛之元獻城降清。薛之元也是李秀成保薦鎮守江浦的。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門，江浦一失，天京形勢又變得十分嚴重。李秀成聞訊后立即從黃山趕回江浦，並立即進攻江浦、浦口，但未能奏效。李秀成求救於陳玉成，陳軍採取聲東擊西的辦法，集中兵力救六合、擊揚州，在六合殲滅3000多清軍，然後回師攻克浦口，擊斃清提督周天培，打通了天京、浦口的通途。此時由於安慶告急，陳玉成匆忙揮師救安慶，清軍乘機又包圍浦口。
由於李秀成的兩位部將降清，洪秀全對李秀成已存猜忌，恰巧在這時天京的衛戍部隊在浦口搜到清軍給李秀成的勸降信，天京頓時進入緊急狀態，洪秀全下令不讓李秀成部過江。李秀成在受到天京嚴重懷疑的情況下，堅持與清軍進行激戰，處境十分困難。時間的考驗，使洪秀全看到李秀成的忠心，他沒有半點降清跡象。於是洪秀全降詔晉封李秀成為忠王，並親自用紅緞書寫「萬古忠義」四個大字送給李秀成。李秀成是天京事變之後，繼洪仁玕、陳玉成第三個被封王的。後來李秀成在追述這段歷史時說，洪秀全「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其實，這未必是洪秀全的本意，還是因為李秀成確有卓著功績才封他為王的。
第三節經營蘇福省李秀成被封忠王之後，面臨的第一重大戰役是部署第二次解京圍。第一次破京圍之後，因天京事變，清將和春、張國梁又重新建立江南大營，嚴重威脅著天京的安全。當時洪秀全主張如同楊秀清破江南大營一樣，召集各路勤王之師解京圍，李秀成則認為清軍「密密加營，深濠格深」，「京城圍如鐵桶一般」。然而，此時官軍精銳都彙集在金陵，而餉源卻在蘇、杭。因此，他主張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江南大營擔心我軍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軍可乘大營虛弱，還軍急擊，就可以踏破大營，隨後揮兵佔領蘇、杭就容易了。李秀成這個「圍魏救趙」以解京圍和進軍蘇浙的計劃，得到總理朝政的洪仁玕的贊同。根據這個方案，李秀成自浦口出師，在蕪湖作了解京圍的戰略部署，他用精警的字句激勵士卒：「如欲奮一戰而勝萬戰，先須聯萬心而作一心。」①隨後，於咸豐十年正月中旬（1860年2月初），自南陵經宣城向杭州進發，二月上旬（2月底）攻克廣德，留陳坤書等駐守，以作后應。李秀成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彩等將輕師入浙，李世賢也按原計劃率部自皖南入浙，合軍攻克安吉。隨後，李世賢進攻湖州，轉移清軍視線。李秀成率精兵6000，晝夜兼程，「偽裝纓帽號衣」①，直奔杭州，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攻克杭州，靜候清軍援兵到來。幾天之後，清江南大營果然派總兵張玉良、浙江提督鄭魁士從金陵、宜興出兵援浙。據記載，江南大營先後抽出精兵1.3萬餘人，大大削弱了江南大營的實力。李秀成看到江南大營統帥和春、張國梁派兵來援杭州，知道敵人中計，便在第二天主動撤出杭州，取道餘杭、臨安進入蘇、皖交界的建平。在攻佔建平的當天，李秀成在這裡召開了解京圍的軍事會議，後期太平天國的名將李世賢、楊輔清、陳坤書、黃文金等各路將領都來赴會。會上決定由李秀成自溧陽、句陽直趨淳化鎮、紫金山一帶，主攻江南大營；陳玉成率部自全椒南下，至江陵鎮直趨板橋、善橋。其他各路也分別從各個方面配合進攻大營。閏三月（5月），各路兵馬同時進擊江南大營，踏破清營50餘座，「官兵死者數萬人」②。這是第二次破江南大營的成功戰績，在太平天國歷史上這是一次有名的「圍魏救趙」的戰例。李秀成是這個戰役的直接指揮者，顯示了他傑出的軍事才能。他沒有文化，但善於學習。李秀成在杭州時，住張鼎之家，後來張鼎在《庚申泣杭記》中記述這件事時，說李秀成「不加搜括不殺戮」；「案頭一卷未卒讀，《紀效新書》戚公作」。說明李秀成是在努力學習古代兵書的。
第二次解京圍之後，在軍事上為進軍蘇、常創造了條件。洪秀全為進取而召開了軍事會議，當時有三種意見：陳玉成意在救安省；李世賢主張進取閩、浙；而洪仁玕、李秀成則主張進軍蘇、常、上海。洪秀全採納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見，並派李秀成率主力東征，陳玉成率部進攻揚州，牽制江北清軍。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天京出師，清軍於江南大營新敗，如驚弓之鳥，無招架之力。幾天之中，連克丹陽、常州、無錫。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蘇州。進軍的勝利，不僅使天京得以①《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8，光緒二年刻本。
①許瑤光：《談浙》卷3，《太平天國》第6冊，第594頁。
②《太平天國》第2冊，第852頁。
穩固，而且使天京政權得到充裕的糧餉。僅在常州就繳獲清軍存糧4萬餘石，火藥10萬斤，府庫存銀七八十萬兩之多，在無錫、蘇州也繳獲大批糧、銀。《幼主詔李秀成》中稱李秀成攻克蘇、常是「開疆裕國建奇功」，「富庶之區首蘇福，陪輔京都軍用豐」。而清廷則出現「江浙歲漕二百萬石，粒米不得北上」的局面。
攻克蘇州是李秀成軍事生涯的全盛時期，他的政治主張也得到進一步施展。在攻克蘇州之後，以蘇州為中心建立蘇福省，轄蘇州、常州、松江、太倉等郡。為穩定社會秩序，李秀成採取幾項措施：(1)舉薦鄉官，建立地方政權。並在這個基礎上，督民造冊，把百姓按太平天國基層組織的辦法組織起來。李秀成認為「不舉鄉官即民事無人辦理，不造冊則戶口無從核查」。(2)賑濟饑民，扶助農業、工商業，儘快恢復生產，開戶營業。為此，經李秀成建議，洪秀全下詔「體恤民艱」，酌減「應徵錢漕正款」。(3)著力提倡農耕，對貧苦百姓「給糧給種」。並下令保護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殺無赦」。並在蘇福省轄內修築海塘水利，恢復農業生產。(4)鎮壓地主武裝團練。最初李秀成對團練的本質認識不足，對他們採取「不戰自撫，招降一切」的辦法，以為只要對他們赤誠相見，他們就可以就撫於太平軍。實際上這些團練頭子為非作歹，他們不斷攔路襲殺太平軍，並製造了把張家柵全村燒光、殺光的慘案。在這種情況下，李秀成下令對團練堅決鎮壓，對敢於襲擊太平軍的團練聚而殲之。有一次，他在和聚眾造反的團練作戰中，擊斃擊傷團練即達3000餘人。採取上述措施之後，蘇福省基本上得到鞏固，農業、商業都得到恢復，市場繁榮，蘇州人民對李秀成頌聲大起。據清人記載，當時蘇州市場是「舶來日多，售亦日盛，鄉民過午，滿載而歸，奚止利市三倍」①。《常熟報恩坊碑序》①也說，當時常熟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時，士農工商，各歸其業」。李秀成的「洋兄弟」呤唎說他在蘇州「屢次見到忠王在國人中享有極高的威信」，所有太平天國的將領沒有一個像「忠王這樣為百姓所熱愛」②。
但是，由於農民領袖的階級局限，李秀成在蘇福省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卻也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封建化。他被卷進農民起義的洪流，更多的是想擁立一個「好皇帝」，能共享「天下太平」過好日子。當他被選拔出來任副掌率「提兵符令」時，他要求洪秀全「依古制而惠四方」，希望建立一個「聖君賢相」的天朝。在蘇福省握有實權之後，他簡單地用「逆」與「順」來區分善與惡。只懲罰那些敢於公開對抗的地主分子，而對那些表面歸順暗中破壞的地主惡霸，則加籠絡和重用。如在基層政權里重用有重大罪惡的錢桂仁、徐少蘧、熊萬荃等。這些反動勢力潛進基層政權為非作歹。後來甚至發展到要暗殺李秀成，這股勢力是蘇福省長期不安定的因素。而在稅收方面，李秀成則實行保護地主收租。李秀成在蘇州發田憑，其部將要地主「放膽持憑」，並明確寫有「仰該業戶收執，取租辦賦」的字樣。在遇到農民抗租的時候，李秀成的部將則公開站在地主一邊，禁止「抗租抗糧」，並規定「住租屋，種租田者，雖產主他徙，總有歸來之日，該租戶仍將該還錢米交還原主，不得抗欠」③。如果「佃戶匿田抗租者，本人處斬，田充公」①。加上不少①蕭盛遠：《粵匪紀略》，《太平天國資料叢編簡輯》第1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4頁。①潘仲瑞：《蘇台糜鹿記》，《太平天國》第5冊，第300頁。
②《太平天國》第2冊，第887頁。
③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88頁。鄉官是由地主、紳士來充當的，有的鄉官竟有「腴田千頃」，對其屬下「重征厚斂」②。這樣一來，在李秀成統轄的蘇福省，地方政權基本上是封建化了，所以，蘇福省經歷了一段短暫的興盛之後，地方政權很快發生蛻變，在軍事形勢吃緊之時，便紛紛發生叛亂，加速了太平軍在蘇福省的失敗。
①沈梓：《避寇日記》，《太平天國資料叢編簡輯》第4輯，第73頁。②龔又村：《自怡日記》，《太平天國資料叢編簡輯》第4輯，第415頁。第四節兩次進攻上海兩次進攻上海，對李秀成的軍事生涯和反侵略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意義。第一次進攻上海是李秀成在攻克蘇州后，立即揮師東向直指上海。在天京御前會議上討論太平軍東進時，洪仁玕在分析當時軍事形勢時說：「惟東距蘇、常、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其功易成。」說明東進的軍事目標是包括上海在內的。洪仁玕還說，這個計劃是經過洪秀全「旨准」之後，「即議發兵」的，可見，洪秀全也是同意進攻上海的。作為東征統帥，李秀成當然也是積極主張進攻上海的。從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蘇州到五月十三日（7月1日），一個月間，李秀成先後攻克上海附近的嘉興、崑山、太倉州、嘉定、青浦、松江等重鎮。當時上海城中守兵才2000餘人，加上江南大營潰至廣勇數千人，力量不足，居民都很害怕，商賈都關門息市，城裡亂作一團，如果李秀成一鼓作氣，攻下上海當是不太困難的。但是，李秀成對侵略者本質認識不足，在掃清上海外圍之後，未能集中兵力攻克上海，而是遲疑不決。李秀成希望通過談判，在取得外國侵略者支持和諒解的基礎上，然後再武力進攻上海。因此，他只帶領3000隨從部隊到達上海城下，準備和英、法領事進行談判。李秀成接連給各國領事致書數件，各國領事不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由英、法領事出布告稱：「上海縣城及外國租界由英法聯軍佔領」，如果有武裝部隊走近或攻擊上海，英法「聯軍當依法對待」③。侵略者阻止太平軍進攻上海本是再明白不過的，但李秀成還寄予一線希望，當陸順德的部隊指向上海時，李秀成卻命令陸部停止進攻，等待外國領事正式回信，就這樣坐失了時機。外國侵略者利用這些時間建城防，組織洋槍隊，進一步加強鎮壓太平軍的準備工作。
李秀成對侵略者的幻想破滅之後，下令部隊進攻上海。而在這時，已拼湊起來由美國流氓華爾統率的洋槍隊，乘隙襲擊松江。清廷藉此大肆渲染，並給華爾以3萬銀兩的重賞，以鼓士氣。李秀成為報洋槍隊襲擊松江之仇，親率大軍在青浦狙擊華爾的洋槍隊。這一仗，把洋槍隊和清軍打得大敗，共「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兩千餘條」。但是，當李秀成乘勝攻克徐家匯時，英國侵略者一面協助清軍守城，一面命令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英國戰艦向太平軍營地開炮。李秀成所部英勇攻城，在掃清城外清軍之後，曾一度突進城區，與敵軍激戰3天。由於「洋人助妖」，有「一二千鬼子」（即洋兵）阻擊太平軍，加上遇到暴風雨，內應又被清軍破獲，太平軍終於未能攻下上海而敗退下來。白倫在《中國太平叛黨志》中說，當太平軍進攻城區時，他們用山炮散彈和榴彈對太平軍營地進行猛烈射擊，迫使太平軍不得不退到射程以外去。隨後侵略軍的炮艇溯江而上，用大炮繼續射擊太平軍的營地，「這個最後的軍事行動達到完全阻止太平軍任何進一步進攻上海的結果」。李秀成之所以沒有攻下上海城，完全是侵略者「助妖」的結果。血的教訓使李秀成覺醒了，他在撤離上海前線時給英、美等國領事發了一個諭示，指責侵略軍「不公不義無以復加」，「已壞其信，已傷我和，日後只在上海貿易則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將與汝算之」①。
第一次進攻上海之後，李秀成奉命參與「會剿武漢以救安慶」的戰役。
③湯氏輯：《鰍聞日記》，《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1期。
①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冊，第207頁。
安慶失守時李秀成已率軍進入浙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2月），李世賢攻克五口通商口岸寧波，直接打擊了侵略者的利益。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李秀成認為，蘇州、杭州已被太平軍攻克，上海夾其中間，如果奪得上海，京東千里沃野便全歸太平天國所有，而且可以利用這個大港口，取得各國友好人士的援助。但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外國侵略者已和清廷勾結起來，決計聯合鎮壓太平天國。因此，李秀成在第二次進攻上海時，所遇到的敵人主要是外國侵略者。這一點，李秀成是清楚的，在以他部將名義發的一份招降書中明確地指責外國侵略者說：「爾等外國軍隊更應急速回國，爾等既非我同族，何故與我戰爭？」①但這次戰爭，李秀成由於戰略戰術比較陳舊，仍採取堅固圍城的方法來圍困上海，而掌握現代化武器的外國侵略者，卻可以用炮火射擊李秀成的營盤，使近圍作戰失去效力。所以，儘管李秀成在嘉定、南翔等地多次擊敗清軍和侵略軍，但終因敵強我弱，未能攻下上海城。通過這兩次戰爭，他看清了侵略者所謂「中立」的本質，指責侵略者「公然派本國軍隊，前來侵犯我國疆土」。從對侵略者的認識不清楚，到比較自覺地肩負起反對外國侵略者的任務，是在兩次進攻上海中形成的。這也是他在被俘以後提出「防鬼反為先」口號的思想基礎。
①《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頁。第五節從愚忠到晚節不終第二次進攻上海失敗之後，太平天國的軍事形勢急劇惡化。同治元年閏八月（1862年10月），天京被曾國藩所圍，形勢十分危急，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部救天京，沒有成功。事後，李秀成率兵入安徽，進攻廬州、桐城、舒城、六安等地，都沒有得手。次年四月（1863年5月），李秀成回到浦口時，正遇江水猛漲，又遭清軍的截擊，10多萬士兵大部分被清軍消滅或被水沖走，最後得以渡江回到天京的「總數不及一萬五千人」②。
同治三年（1864）上半年，太平天國在江浙各個戰場相繼失陷。在李秀成第二次進攻上海之際，曾國藩派左宗棠率部入浙，隨後寧波、金華等重鎮陷落。是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陷落。在蘇福省的太倉、崑山、常熟也被攻佔。李鴻章勾結侵略軍的頭目戈登集中力量進攻蘇州、常州。正在這時，蘇州守將郜永寬、周文嘉、汪安鈞等8人叛變降清，蘇州失守；四月，常州失守，天京危急。當時李秀成在丹陽，其弟李世賢看到天京不能保，勸李秀成「另作他謀」，李秀成不肯，還是趕回天京。第二天，即向洪秀全提出「讓城別走」的建議。他說：「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圍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又說：「若不依從，合城性命不能保矣。」李秀成畢竟多年戎馬生涯，對天京形勢判斷是正確的。在當時情況下，「讓城別走」是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況且，李秀成還提出了「別走」的具體方案。他主張：捨棄天京，盡棄蘇浙兩省地，御駕親征，直趨北方，據齊、豫、秦、晉上游之地，以控東南。這些地方清軍水師不能到，洋人勢力也不能顧及，這樣中原可以圖，天下可以定。但是，洪秀全未能接受這個方案，而且用「奉上帝聖旨」，「何懼之有？」來駁斥李秀成的「讓城別走」。
在這種情況下，李秀成擔負起了天京保衛戰的任務。天京糧食十分緊張，洪秀全命令「合城俱食甜露」，即食樹皮草根，他不但自己先吃，而且親自製作。李秀成為了減輕天京的壓力，放出城中饑民達10多萬人。這一舉動雖減輕了天京糧食欠缺的壓力，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天京軍民的情緒。特別是在天京保衛戰的緊急階段，洪秀全因食「甜露」生病。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為了穩住軍心，在洪秀全逝世后第五天扶幼主洪福瑱即位，是為幼天王。天京形勢越來越惡化，6月日（7月19日），天京被清軍攻破。李秀成率領余部和清軍進行激烈的巷戰，第二天清晨他帶著幼主，連同1000多餘部自太平門側城的缺口衝出，突圍成功。
但是，突圍之後，李秀成將自己的好馬換給幼主，自己騎的是「不力」
之馬，在南京清涼山被清軍衝散。兩天之後，李秀成在荒山被奸民出賣，落入曾國藩之手。
李秀成被俘之初，十分堅強，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曾對李秀成動大刑，「置刀錐於前，欲細割之」，並「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動」①。但是，在受到曾國藩的軟化和欺騙之後，他卻產生了求生之念，寫下了一個「親供」，即《李秀成自述》。「自述」極盡了對敵人的吹捧和對自己的貶斥，諸如「中丞大人量廣」，「一沾清帝之恩，二沾中堂、中丞之德」。說曾國藩「恩深量廣」，「仁愛惠四方，兼有德行之心」，等等。此類肉麻的②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冊，第430頁。
①呤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冊，第499頁。
吹捧充斥「自述」，「自述」中還寫下了招降十要。「自述」將洪秀全稱之為「蒙塵之主」、「不修德政」，把太平天國事業說成是「亂及民間」，是「世人之劫數」。甚至喊出「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的感嘆，結論是「先忠於秦，亦丈夫信義；楚肯用人，亦而死報」。乞降言詞，一至於此。李秀成的行為，對於太平天國事業來說，無論如何是個背叛。這對於那些堅持鬥爭的英雄們，也是個極大的污辱。所以，當洪仁玕在獄中看到「自述」的刻本時，立即逐條進行批駁，表示了應有的義憤。李秀成寫完「親供」后，於七月初六日（8月7日）被曾國藩處死，在他英雄的一生中，最後時刻留下了這個明顯的污點，可算是歷史的悲劇。
第五章洪仁玕洪仁玕字謙益，號吉甫，生於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0日），廣東花縣官祿布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是一個具有特殊經歷的人物。特別是他在咸豐九年（1859）從香港來到天京以後，向太平天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國主張，希望通過改革朝政，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最進步、最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他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第一節篤誠的拜上帝教徒洪仁玕從小在家鄉念書，和洪秀全一樣，曾想躋身仕途，屢次赴考不第。後來在家設帳授徒，自修經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後一次應考落第，因受《勸世良言》啟發，便在家鄉創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禮。洪仁玕和馮雲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著手在他們的族人、親戚中傳教。隨後，洪秀全到蓮花塘教書，「在未離本村之前，叮囑仁玕細心研究新教道，並宣傳於其家及族人」。然而傳教本身很快就和傳統勢力發生衝突，被人斥之為「瘋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為信拜上帝教受到其兄毆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門。但是，洪仁玕沒有向舊勢力妥協，為了表示他對皇上帝信仰的篤誠，便將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並說：「我是不是老師呢？孔夫子死了許久怎能再教人呢？」①在當時敢於這樣旗幟鮮明地反對孔子，是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和大無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燈節，這是花縣有名的傳統佳節，在這一天，人們照例要用各種形式來向菩薩獻誠。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寫歌頌偶像的詩詞和對聯。洪仁玕和洪秀全嚴加拒絕並宣傳自己是「尊上帝誡條」行事的，因而大受鄉間士紳指責，激怒了舊傳統勢力。加上由於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學生驚散，鄉紳便藉此解除他們的「教席」。洪秀全被迫遠適他鄉去傳教。洪仁玕則因年紀較小，受到家人的阻攔，沒能和洪秀全、馮雲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遠去教書，並就地傳教。無奈收效甚微，幾年之間接受他洗禮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單純的宗教活動，群眾並不熱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為是教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洪秀全在廣西傳教半途而廢，回粵后便潛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重新解釋教義的書。在這期間，洪仁玕和洪秀全過往很密切，經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討真道教義。他自己說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對洪秀全更加崇拜。當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這些著作中。
不過，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樣，他們想通過這些教義，大力發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過建立拜上帝教，達到「以教治道」的目的，糾正當時那種「世道乖離，人心澆薄」的社會風氣。但是，新教義的編製，是否就能順利發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沒有把握。他們想成為一名正式的傳教士，以便合法地開館傳教，發展教徒。於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與洪秀全一起到廣州，在美籍傳教士羅孝全處「研究真道」，羅孝全後來曾經回憶說，洪秀全和洪仁玕「來到廣州我的住處，尋求宗教原理」。「我教導他們學習基督教教義和關於聖經的知識」①。
離開廣州之後不久，洪仁玕回到花縣，曾在家鄉學習一段醫術，後來又到清遠教書。由於馮雲山在廣西紫荊山創立拜上帝教，把發展拜上帝教和農民起義最終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結合起來，拜上帝教在廣西得到很大發展。洪仁玕對廣西傳來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沒能到紫荊山，沒能夠參加太平天國革命準備階段的工作，也沒有能夠加入太平天國起義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嚮往和積極支持金田起義的，洪秀全在金田起義后曾派江隆昌①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73頁。①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6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到花縣迎接洪、馮族人及親友。洪仁玕立即響應，親自率領「五十多人，或為洪、馮族人，或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潯州時，乃聞悉太平軍已棄營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①。咸豐二年正月（1852年3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來粵召親友入桂。當時清地方當局對洪、馮家族實行鎮壓，挖墳、燒屋無所不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積極支持，決定在清遠的谷嶺發動起義，響應太平天國革命。但由於事先缺乏準備，又沒有足夠的軍需，起義沒有成功，江隆昌陣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擒獲，將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機靈，當晚自解繩索，連同一起被捕的10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連幾天，饑寒交迫，歷盡艱險才找到一個親戚家，這個親戚怕事，竟要將仁玕押送清地方當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脫險。
咸豐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傳教士韓山文處，積極宣傳太平天國革命，曾口述由韓山文寫成《洪秀全來歷》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難，又嚮往革命，幾個月後，他離港回到廣東，隱匿在東莞一個朋友家裡。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來到香港，學習研究西方先進理論和文化。
①《北華捷報》1853年8月20日。
第二節學習西方文化洪仁玕這次來港起初雖仍然是出於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國革命的理想仍然撞擊著他的心靈。當他口述由韓山文寫成《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文之後，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國軍艦的援助從上海到南京，但外國人不肯。當時正遇上海小刀會起義，洪仁玕決心先投小刀會，然後找機會到南京，無奈小刀會首領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沒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於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決心在香港學習西方文化，以便將來回去輔助洪秀全。
洪仁玕這次來香港，韓山文已經去世。他只好受聘於倫敦浸會，為外國傳教士教授中文，兼習天文曆法。由於他作風端正，學習認真，頗受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學習西方文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博覽所能涉獵到的西方著述，當時香港和南洋出版許多報刊，介紹西方各國和當地的情況，以此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國的經濟、政治、地理、歷史等各方面的情況。同時，一些傳教士來到中國，都致力於譯述外國書籍，如《大英國志》、《地理全志》、《聯邦志略》（即美國史）以及一些科學技術方面的著作。這些書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進行認真學習；二是洪仁玕廣泛接觸外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大多是些有學問有主張的知識分子，洪仁玕自然從他們那裡學到不少東西。
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年多，通過對各國的政治、歷史、地理有關書籍的認真研究和考察，他認識到西方國家有許多可取之處，值得仿效。他認為，如果洪秀全能採用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來管理中國，中國是會富強起來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文化。他曾經遍覽了英國傳教士里雅各的藏書，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了較深刻的了解，這在當時中國人當中確實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幾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輔助洪秀全，均未成功。這種急欲向洪秀全獻策的心情表明他對中國和西方各國已經有相當的了解。他認為只有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技術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繼續留在香港，就不會有所作為，只有把學到的東西和太平天國政權結合起來，才能發揮重大的作用。咸豐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由陸路經廣東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軍蔡康業營地，正遇蔡部和太平軍楊輔清部作戰，清軍大敗，洪仁玕趁機棄行李而逃離清營。之後，洪仁玕又輾轉走湖北黃梅，一直到咸豐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來到天京。
第三節發展資本主義的宏偉計劃洪仁玕到達天京，正是太平天國用人之際。洪秀全經受了韋昌輝叛亂和石達開出走的事件后，力挽狂瀾，自任軍師，又選拔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一批年輕將領出來輔政，使緊張的局勢剛剛緩和。但是，由於天京叛亂所造成的惡果並沒有消除，「人心改變，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來的將領，雖有「奮興之志」，卻無精誠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寵」，追求個人爵位和功名，「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②。人心渙散，太平天國極需重振朝綱。洪仁玕的到來，使洪秀全「格外歡喜」，他對洪仁玕出來輔國，寄極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為干天福，幾天後，又升為干天義，加九門主將銜，接著又封洪仁玕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膺以總理太平天國軍政大權的重任。
洪仁玕的這種恩遇，並非尋常之事，他沒有參加過太平天國的艱苦創業，在一些人看來是無功受祿。對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當洪秀全知道諸將不服時，「就傳令到教堂齊集眾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內不決之事，問於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時，當眾重申楊秀清秉政時的各項制度，「又把從前案件批評榜示」，在「萬人之前，談論無錯」。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稱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認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聲明，他來天京「非圖爵祿之榮」，只是想向朝廷獻策，來達到報效天國的目的。當洪秀全任命他當軍師時，他「屢辭未獲恩准」。當然，洪仁玕並不是真的辭而不幹，而是因「諸將不服」，不得不辭。在辭而未准之後，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報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這樣登上了太平天國的歷史舞台，總理朝綱，他決心要在太平天國的地區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條陳《資政新篇》，隨後又頒行《立法制諠諭》、《欽定軍次實錄》、《欽定英傑歸真》等書，詳細闡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國政權的主張。當然，在這些著作中，尤以《資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主張。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是有重要價值的：第一，革新政治，加強中央集權，建立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性質的天國。《資政新篇》一開頭就說：「照得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本軍師恭膺聖命，總理朝綱，爰綜政治大略，編成《資政新篇》一則。」這個說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條。而所謂「新篇」，「新」就在於區別舊的綱領制度。《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早期的綱領，帶有極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實亡。而《資政新篇》正是針對著當時國內外的形勢，有綱領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國」、「立政」和「取資」的方案。
革新政治，首先必須從中央進行整頓。中央沒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強有力的行政權力機構，勵精圖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話。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軍事將領則「各守疆土，招兵固寵」。官員之中結黨營私的更是屢見不鮮。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黨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設將，乃以護國衛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結盟聯黨之事，是下有自固之術，私有倚恃之端，外為假公濟私之舉，內藏弱本強末之弊。為兵②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6冊，第875頁。
者行此，而為將之軍法難行；為臣者行此，而為君之權謀下奪。」①洪仁玕還規定，對那些「越隊求榮」，「私鐫偽鑄」印章的，或「私與官職」的，「當律以大辟，私受官職者亦正典刑」①。想從根本上杜絕各級將領隨意拉攏親信、封官給祿的現象。顯然，他希望建立一個仿效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贊成事無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決，而是主張發揮中央行政機關的作用，建議天王「更立一無情面之諫議在側，以輔聖聰不逮」②。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主張政府官員要接受群眾監督，設立新聞紙和意見箱。對行為不軌的官員及時進行揭露，這樣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誠，忠者清心可表，於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希望把太平天國政權改造成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來鞏固國家政權。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諠諭》中指出：「國家以法製為先，法制以遵行為要，能遵行而後有法制，有法制而後有國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經」。把立法看成是整頓國家的當務之急。在《資政新篇》的「法法類」中認為，如果政府規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惡之法，誠能上下凜遵，則刑具可免矣。至於那些不遵法的「頑民」，則用刑法來處治他。因此，《資政新篇》又有「刑刑類」之規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主張以「教化」為主，他認為應該是「治人心惡之未形者，制於萌念之始」。太平天國的刑法過於殘酷，如辱罵官長、夫妻同宿、飲酒、賭博等都屬「斬首不留」；在刑法中，除殺頭外，還有點天燈、五馬分屍等酷刑；而所謂違犯「天法」，被冤殺、錯殺的也在所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殺」的主張，這是根據第六天條的「不殺人害人」的原則提出來的。對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說明：「蓋謂天父有賞罰於來生，人無生殺於今世，然天王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無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殺之，是彼自縛以求天父罰之耳。雖然，為人上者，不可不親身教導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殺」是以教化為前提的。「勿殺」之後，有「大罪宜死者」一條，說明洪仁玕並不主張不殺那些罪大惡極的壞人和敵對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針對當時社會和政權內部的弊端而定的。但側重於整飭國家機關，對各級幹部嚴明賞罰，以扭轉隊伍中的渙散局面。他主張對官吏要抓賞罰，即「器使群材、賞罰嚴明」。他認為，「器使則人無亂法，嚴明則人皆服法，無亂而服，則效命取勝之根也」。他還提倡官員要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守法行為來教化部下，主張「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經濟上提出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宏偉方案。主張在太平天國佔領區進行經濟改革，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最重要的有「興寶藏」、「興郵亭」幾項。中心是發展現代化交通，開辦現代化工業。這些倡導不僅有內容，而且有具體措施。如興車馬之利，他認為交通工具以「利便輕捷為妙」，誰能造出如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火輪車，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專其利」，鼓勵發明創造；而「興舟楫之利」，則提倡「堅固輕便捷巧」，不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乎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辦郵政的目①洪仁玕：《立法制諠諭》，《洪仁玕選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7頁。①《資政新篇》，《洪仁玕選集》，第4頁。
②洪仁玕：《立法制諠諭》，《洪仁玕選集》，第27、28頁。
的是「通朝廷文書」，設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在「興器皿技藝」一條中，他主張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興寶藏」一條，則明確提出：「凡金、銀、銅、鐵、錫、煤、鹽、琥珀、蚝殼、玻璃、美石等貨，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興銀行」一條，主張有「百萬家財者」可申請開辦銀行，印發紙幣。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此舉大利於商賈士民」。
上面這些主張，是明顯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藍圖，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無法提出來的。它和《天朝田畝制度》的基本內容是不同的。《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廢除一切私有財產，而《資政新篇》則主張發展資本主義，鼓勵財產私有。後者是符合時代潮流的綱領，前者是一個空想的烏托邦的綱領，不能等同而論。
第四，推行進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紀實」。他來到天京，發現太平天國文風很壞，廣泛流行著「不務實學，專事浮文」的現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論「簡短長篇，無非空言假話；下僚之稟貼面陳，俱是讒言讚譽」。因此，《資政新篇》明確規定，一切文件「只須寫實，勿著一字浮文」。他把文風的好壞看成關係到官員是否實事求是、踏踏實實工作的問題。洪仁玕指出：「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於新天新地之大觀。」
文字是宣傳政策主張的工具，文風和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風，他特地給合朝內外官員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諭》，規定：「照得文以紀實，浮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理由是這些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更當樸實明曉，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間，故意令人驚奇危懼之筆」。若使人「聽之不聰，即將貽誤非淺，可見用浮文者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害於事」，後期太平天國的文風有所改進，跟洪仁玕的這些提倡是分不開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張平等互利，主張積極和先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由於封建皇朝長期閉關自守的影響，洪秀全、楊秀清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都曾以「天國老大」自居，把外國和太平天國的往來看成是「臣服」關係。《資政新篇》在「柔遠人之法」中，嚴肅地指出，那種所謂「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等一切輕污文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並非「經綸實際」。他認為，這些傲慢的語言會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無補於事。
洪仁玕主張和先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在如下兩個方面他的思想主張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貿易關係，而這種通商必須是平等的。他認為，「外洋鴉片煙甚為中國害」，主張「遇其航來之路，或於外洋入口之煙，不準過關。走私者殺無赦」。通過正當貿易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二是准許外國「技藝精巧」的技術人員到中國來傳授技藝，實際上是一種早期的技術引進思想。他批駁那種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國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許外國人以技藝來「教導我民」；一面制訂「一定章程，一定禮法」加以限制約束。這些外國人在華活動就只能是「為國獻策」，而不是「毀謗國法」。洪仁玕想通過發展資本主義達到與「番人並雄」的目的，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儘管由於太平天國的形勢所然，《資政新篇》未能實現。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後，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處批了「欽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樣。洪仁玕的這些主張，雖被李秀成認為是不屑一讀，但陳玉成卻加以讚賞。資產階級改良派容閎認為「洪仁玕對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還要多」。容閎還向洪仁玕提出7條經濟改革的建議，洪仁玕也是加以贊同的，但因當時處於戰爭年代，加上守舊勢力的掣肘，未能實現。但這並不影響洪仁玕的光輝思想作為向西方學習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載入史冊。
第四節壯烈殉國浩氣長存《資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諭》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負，他希望太平天國政權能通過改革變得更有活力。但是，當時的形勢使他的抱負不能付之實現。不過，他作為太平天國的忠誠戰士，仍然時刻在為太平天國的事業忘我奮鬥。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軍人，但憑他的淵博知識，對敵對我知己知彼，在許多方面顯露出他的軍事才能。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營，洪仁玕認為：「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圍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旆自救，必獲捷報也。」③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圍魏救趙」的作戰方案，破京圍獲得成功。破江南大營之後，洪仁玕主張東征蘇、常、上海。他說：「為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北距川、陝，西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①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所說的，「太平軍自起義以來，就想佔有一個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國通商，並得到武器和軍用品的供應」。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後，即購買火輪裝備太平軍，然後「沿長江上取，另發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枚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為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②。從這個軍事部署看，雖然由於對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擊太平軍估計不足，但軍事部署還是統籌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戰略眼光的。上海沒有攻下，當時安慶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圍武漢以救安慶的計劃。他把安慶、武漢這兩個上游陣地看得很重。他說：「夫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為頭，安省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①這個見解也是有獨到之處的，但圍武漢救安慶的計劃由於陳玉成到黃州后沒有揮兵進攻武漢造成軍事上失誤，也由於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貽誤戰機，武漢沒有攻克，安慶保衛戰處於十分危急階段。
正當陳玉成和清軍在安慶城外激戰之時，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紹璋、吳如孝籌兵，並率部兩萬餘人前來救援。但這支部隊是臨時拼湊起來的，洪仁玕有籌劃之力，卻無指揮作戰的實踐經驗，救援部隊指揮權借重老將林紹璋，而林紹璋又是早年湘潭失軍釀成大禍的將領，生性怯弱又擺老資格，根本不聽陳玉成的指揮。陳玉成在安慶大營《致章王林紹璋書》中曾指責林紹璋說：「殿下之兵，一戰未開，即行自退，如誤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誤也。」陳玉成批評林紹璋是「輕舉妄動，自惑軍心」②。在這種情況下，洪仁玕兩次救安慶都未能奏效。安慶失守后，洪仁玕十分痛心，他說：「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③洪秀全不分青紅皂白，因安慶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職，由正軍師降為副軍師。大約在這前後，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權也被剝奪了。據說是因③《資政新篇》，《洪仁玕選集》，第21頁。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1—852頁。
②同上書，第852頁。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2頁。
②《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2頁。
③見《浙江日報》副刊，1956年9月23日。
為和外國傳教士關係過於密切，洪秀全不高興，才不讓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實際掌權時間並不太長，安慶失守被革職后，他雖然回到天京，但由於軍事形勢日下，也很難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糧。天京陷落時，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擔負起衛護幼主的任務。他認為湖州勢孤「恐難建都立業」，主張到江西聯絡侍王李世賢所部，然後北渡河南與陳得才部匯合，以圖振作。但是，當他到江西時，李世賢早走贛南，洪仁玕、幼天王勢單力薄兵敗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豐十年（1860）的誓言：「寧捐軀以殉國，不隱忍以偷生」，堅貞不屈，決心效法文天祥，「至於得失生死，付之於天」。臨刑之前，曾寫絕命詩一首，其中寫道：「英雄正氣存，有如虹輝煌；思量今與昔，忿然挺胸膛」；「一言臨別贈，流露壯思飛；我國祚雖斬，有日必復生」①，堅信革命事業最終要獲得勝利。洪仁玕最後為清廷所殺，被殺前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3頁。
第六章杜文秀第一節永昌慘案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為主體的雲南各族人民聯合反清起義的傑出領袖。
文秀字雲煥，號百香，回族，雲南永昌府保山人。生於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聰穎負大志，應童子試，名列前茅。歲補廩生，中秀才。清朝政府自嘉慶、道光以來吏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危機四伏。又對回族實行空前的高壓政策，民族矛盾日益嚴重。這時，雲南地方回、漢民族經常以日常瑣事發生衝突。永昌地處西南邊陲，這種衝突尤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責，不能認真辦理；或挾私徇情，任意抑揚。於是是非混淆，輿論失實。回族人民銜冤難告，嫌怨日深，從而釀成了大規模的回漢械鬥和屠回巨案。
嘉慶五年（1800），順寧府（今鳳慶）悉宜銀廠回漢民因口角爭鬥，事態擴大，回民被擊殺18人①。道光元年（1821），雲龍州白羊廠回民與湖廣及臨安漢人「因爭廠地■硐挾嫌」，發生械鬥，雙方死傷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處理，給回民死者每屍給銀9兩，草草了事②。道光十九年（1839），緬寧（今臨滄）官府唆使地方惡棍屠殺城內回民1700人，同時將城郊五寨回民170餘戶，全部焚殺①。劫餘回民在張富、馬效青、黃巴巴、蔡發春率領下，聚眾自衛。
清朝地方官府始則「助漢抑回」，終則公開屠殺回民。緬寧事件很快衝擊到保山。保山縣城內有回民4000餘人，城外50餘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漢人萬春組織燒香會，將金雞村等七哨漢民，組成數百人一香，或千人為一香。勢力既成，目無官府，率眾圍困縣城，企圖盡屠城內回民。幸賴太守陳芝楣多方排解，雖未釀成大禍，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東板橋地方回漢青年因唱秧歌，發生口角，進而鬥毆。回漢之不肖乘機煽惑，糾紛日益擴大。而保山縣之官府已被漢紳所包圍，與香哨首領呵為一氣。始則拆毀板橋清真寺，焚燒當地回民房屋。接著又對金雞村、八達營、乙丑村等處回民大肆屠殺，脫逃出來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內避難②。
八月，張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敗清軍，鄧川知州恆文據此以為保山城內回民「悉屬匪類」，密召香首周曰庠、練首沈聚成密謀策劃，親授屠殺回民機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練入城。城內原住回民加上從城外逃進城的，共有8000餘人，「無分老幼男婦，混行殺戮」。杜文秀闔家遇難，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馬小有姑被恆文家奴黃貴擄匿。當時人即稱此為「永昌慘案」。清吏昏庸，回漢之爭，至此轉為縱漢殺回的局面。風聲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縣，也不時發生流血事件。
②轉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頁。①本文原載《回族人物誌》第4冊，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白羊廠回漢械鬥案》，荊德新編《雲南回民起義史料》，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頁。①《白羊廠回漢械鬥案》，荊德新編《雲南回民起義史料》，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頁。②《馬文昭叩閽封章》、《緬寧回民叩閽稿》，白壽彝編《回民起義》第1冊，神州國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二節北上叩閽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繞道至昆明，向雲貴總督賀長齡上訴，長齡未能秉公辦理。文秀與丁燦庭、白廷楊、劉義、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閽。要求嚴懲永昌屠回案的兇犯，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陝西巡撫林則徐為雲貴總督「赴滇審辦」。則徐抵滇，以「只問良莠，不分回漢」相標榜，實為永昌官紳所左右。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則徐師次永平，判七哨兇徒430名；與此同時，他認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頑梗多」，判回民491名，還冤殺各縣回族士紳76人③。更以「安撫」為名，將保山孑遺200戶「難回」強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於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慘案如此了結，實出預料。冤案未雪，孑遺者又面臨滅種之橫禍。他在壓力之下不得不書寫「遵斷甘結」，表示承認林則徐對此案的判決，因此還落了個「狀告失實」的罪名。他家資蕩然，無以為生，又不願遷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輾轉於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間。在成都憂憤成疾，幾乎病死。繼至蒙化，暗中結盟，建立了「忠義堂」、「永勝堂」，聯絡各地義士，宣傳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消息，俟機應變。
叩閽的失敗，使杜文秀丟掉了對清廷的幻想，最終被迫走上了武裝反清的道路。
③李丙元：《永昌回漢互斗及杜文秀實行革命之緣起》，《回民起義》第1冊，第15頁；盛毓華《永昌回漢互斗案節略》，《雲南回民起義史料》第63—64頁。
第三節丙辰慘案咸豐六年（1856），有臨安礦商與回民爭楚雄石羊銀礦，訴於官。官府裁決不公，見臨安人勢盛則扶臨安抑回，回人勢盛則扶回抑臨安，導致流血械鬥，互有死傷。臨安人退出礦區，將其積恨轉移於一般回族民眾。二月，臨安人盡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廣通、祿豐等處回民，並揚言要進省屠殺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於是，滇東南的新興（今玉溪）、昆陽、澄江等地回民風鶴頻驚，一如道光年間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興武舉馬凌漢，「恨臨人之強橫」，「怒官吏之不為保護」，便挺身而出，於四月初九日率眾從海口到達昆明，駐順城街清真寺內，意在堵御臨安人，保護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縣王某、邑紳黃琮等出城彈壓，令其解散。凌漢歷訴回民受害情形，請求申雪，官府漠然視之，對臨安人反行袒護。凌漢憤極大罵，官府對城內回民益加疑懼。
時藩司青盛，素歧視回民。黃琮奉旨團練，私意亦在制回。今見馬凌漢此舉，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馬凌漢在城外打了一次勝仗，有省城陝西回族武舉妥福、妥壽前去慰勞。官紳對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藉此誣告妥氏「造無門之鎖，陰謀作亂」，脅迫巡撫舒興阿密飭各府廳州縣滅回。
初十日，舒興阿召集臨安人和各鄉團練紳士入城，聽號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當眾緊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殺勿論。」以黃琮為首的團練和臨安惡霸，分頭搜殺，「不論良莠男女老幼悉殄滅之」①。歷時3日，殺猶未已。十九日，青盛母親外出，道經沙臘巷口，見被殺的回族婦女剖腹街頭，卧於血泊之中，胎兒還蠕蠕轉動，非常憤慨，回去責罵青盛說：「男子作事與婦人何涉，乃慘毒至此也！」①因此，殺稍止。然回民僅剩餘數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婦女投水未死者，則囚禁於報國寺、藎忠寺。臨安人見有姿色者，則割襟為記，然後搶劫而去，當時人稱這種做法為「割襟」。
這次大屠殺，昆明回民被殺者2000多戶，2萬餘口，較道光年間永昌慘案更加殘酷，影響更為惡劣。雲南地方最高當局在屠殺省城回民的同時，又傳令各府廳州縣「聚眾殺回，須橫直剿滅八百里」。各地官紳、團練便打著「奉憲滅回」的牌子，掀起「滅回」的惡潮。臨安、昭通、騰衝、元謀、武定、元江、鶴慶、麗江、劍川等地回民先後罹難。各地回民得不到保護，只得奮起反抗以自衛。一場回民抗暴自衛的風暴席捲全滇。馬敏功、馬如龍、馬德新起於臨安；馬二花、馬連升起於東川、曲靖；馬凌漢、楊振鵬起於昆陽、海口；徐元吉起於澄江；田餘慶起於河西；馬榮起於尋甸。於是，三迤糜爛，滇局不堪收拾。此年歲在丙辰，時人稱這次大屠殺為「丙辰慘案」。①馬元：《林則徐與「白綾血書」》，《雲南回族社會歷史調查（四）》，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馬觀政：《滇垣十四年大禍記》，《回民起義》第1冊，294頁。
第四節大理政權的建立杜文秀既結盟於蒙化，靜觀時變，及聞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禍再起。
三月，滇西北鶴麗鎮標千總張正泰聚集無賴游勇，歃血為盟，成立「合義堂」。七月，屠殺鶴慶、麗江、劍川回民，進圍鄧川、浪穹，兵鋒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區回漢衝突不斷升級。八月初，大理回民驚恐萬狀。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漢士紳商訂「互保」條約，實則以堵防張正泰為名，將回族團練全部調往上關防守。回民又請求知縣毛玉成保護，毛玉成率眾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請命，均遭拒絕。毛玉成垂淚而已。此時有貴州回民呂藩，住在豐城庄，素以多策謀稱。情勢危急，回民都來找他問計，表示願意聽從他的驅使。呂藩說：「某日黎明，團練漢人將來奪村。我們預先準備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漢村中。等到他們出兵，各村同時放火，他們會心慌意亂，不戰自潰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辦理，各個回民村莊幸得一時保存。大理城內回民看到求官府保護無望，只好分區設防，築起木柵，防備攻擊。
初九日，團練期滿，迎團於四鄉。火燒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團練圍攻大理西門，回民拚死抵抗，血戰數日。后賴有死士50餘人，奮力佔有武營軍庫，得火藥若干、大刀多柄、陳舊火槍多枝，得以暫時勉強抗拒。蒙化回民於事前兩日得大理回民求救書。「忠義堂」的領導人即在清真寺開會，決議救援。他們通知各村共募得志願青年近千人。共舉馬天有帶隊衝鋒，藍金喜、馬朝珍、馬金保統帥中軍，馬三進士辦下關糧草事務，馬雲霄督后隊，杜文秀則訂行軍律例、掌軍法。同時通知「永勝堂」，共起彌渡、趙州回眾，會師大理。
八月初五，雞鳴起行。卯時，已距下關不遠，遙見關外漢團來屠下關、營頭上、小關邑等處回民。紅旗②業已進關，有即與城內漢團會合之勢。馬天有出其不意，揮眾而上。紅旗軍驚潰，馬天有遂入下關，進據大理。清軍團練均未大戰而散，知縣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於亂軍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賓川，死於途中。提督文祥時在姚州，分兵回救，為時已晚。其時，張正泰急向大理奔來，回民軍分三路出擊，大敗張正泰軍。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據有大理，遠近回民，應者日眾，勢力漸大。藍金喜、馬金保、馬朝珍、馬良、杜萬榮、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貪財務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藉機報復，侵擾人民。回民內有識之士，都恐自開釁端，遺人間隙。便發起大會，共同商討。會中金喜等競相誇伐，獨有文秀沉默不語，最後才說：「欲舉大事，須收拾人心，不當專尚武力，且漢眾我寡，尤須重用漢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見解，呂藩尤力贊其議。於是下令嚴禁殺戮無辜，擄掠民財，並厚葬知縣毛玉成。對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撫慰。於是回漢仇殺的局面，頓成過去。而援回抗漢之師，轉化成協和回漢各族共同對抗腐敗的清朝地方政權的團體。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為「總統兵馬大元帥」，升壇授命，授呂藩為軍師，馬金保為中軍將軍，楊榮為驃騎將軍，劉綱為平東將軍，陳義為鎮西將軍，馬良為平北將軍，朱開元為平南將軍，藍金喜為奮勇將軍，楊德明為②馬觀政：《滇垣十四年大禍記》，《回民起義》第1冊，294頁。
左翼將軍，寶文明為右翼將軍，馬天有為前軍將軍，馬朝珍為後軍將軍，張子經為總理軍機正參軍，馬國忠為總理軍機左參軍，馬印圖為總理軍機右參軍。馬安國為都掌教，管理伊斯蘭教事務。此後又陸續設官授職。大抵武職為將軍、大將軍、都督、中郎將、翼長、領軍、指揮、先鋒、統制等，文職為參軍、大參軍、參議、參謀、主政、主簿、司務等；又有大冢宰為文職之最高領導，大經略為武職之長，有大司馬為軍事要員，承審司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開始以回民為多，其後則漢人之數目大增。對各少數民族舊有之土司根據其原來職位之高低授以撫夷大都督、撫夷大將軍、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職。做到「外連夷長，內結漢民，進無異心，退有餘地」①。宣布起義軍的綱領：「遙奉太平天國南京之號召，革命滿清。」
文秀手訂《管理軍政條例》，內有關於帥府執行5條，關於鎮守官吏執行14條，關於軍令執行28條，關於行營23條①。略見其政治建樹之大概。一、保舉官員，須審查才能，酌量功勛。果然堪授此職，方可保舉前來。亦須循序漸進，勿得越級濫保。若有不論才能功勛，或私自受賄，或親故濫行保舉，實屬不重名器。一經查覺，本人罷職，該保舉官濫保一員，降一級，二員降二級；如至十員以上，罷職。
一、地方稅課，舊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徵收。如土產等類，亦不準勒逼抽取。違者，一經查覺，小者記過，大者參處。
一、府廳州縣各衙門內，不須多養閑人。至六房書吏，兩班差役，以及門房籤押各行，須擇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準任用，以為民害，並量其事之輕重勞逸，每月分別等第，給以工食，不準私索民間分文。如有私索一兩至五（十）兩者，杖一百追贓；自十兩以至二十兩者，杖二百，追贓抄家；自二十兩以至五十兩者，擬絞；至一二百兩以上者，擬斬。
一、文武官員，無論鎮守地方，或攻開地方，不準估娶民間婦女，為妻作妾。違者，罷職。
一、發兵征討地方，須委統帶官一員，即如元帥親臨。所有各將官，無論何職，務須聽號令，勿得違抗。如違，准管帶官按所訂軍令認真懲辦，而統帶官亦須秉公提調，量能委派，不得於所喜之人委以平順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於所惡之人，委以兇險之事，故意使之獲罪。如違，實屬存心偏袒，有負委託至意，應參處拿問。
一、帶兵官經過投誠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動一草一木，姦淫嚇詐等情，查出，不論官兵，均梟首示眾。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不準互相凌虐。違者，不拘官兵，從重治罪。
一、官兵如經過文武廟宇，不準駐紮。違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實行的反動民族政策之害，從永昌和昆明慘案中他認識到，直接下令殺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禍首是清廷各級官吏，挑撥回漢「互斗」的也是清廷，漢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無辜的。文秀為此制訂和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漢關係，加強民族團結。他「重用漢人」，「不分漢回一體保護」，「回人犯罪較漢人定罪加嚴」。在他的297名統屬官職中，漢、白、彝、景頗、傈僳、納西等族官員就有284名，回族官員僅13①當時清軍團練執紅旗，回民軍執白旗。
①《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卷47。
人。文職36名內閣參軍中，大都為漢、白族。十八大司中漢族有大司寇李芳園，大司成梁國玉，大司略董飛龍；白族中有大司衛姚得勝；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學。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職者數千，漢之受職者數萬。」大理政權軍隊中，「漢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問題在當時當地是最不好解決的問題，杜文秀成功地解決了。從而實現了回、漢、白、彝、納西、傣、傈僳、景頗各族人民聯合反清的政治局面，為大理政權堅持18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杜文秀依李芳園的建議，「改正朔，蓄全發，易衣冠」。廢除府廳州縣制，把屬地改為64四■，每■設大使1人（鎮守使）、參軍1人（州縣官）、主簿1人（管財務）、承審司1人（管司法）。進而嚴明法制，廉潔吏治，穩定了社會秩序。傳說，當時滇西「偷盜絕跡，夜不閉戶」。
杜文秀採取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對發展農業、商業、礦業、手工業生產極為重視。興修水利，發貸耕牛、籽種給農民耕種。農忙季節則避免大量調動軍隊和徵調夫役。規定「田賦征糧米，除丁銀」。「地方稅課，舊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徵收」。「每年征糧一次，其餘大小苛斂一律豁免」。並輕征商稅招徠外地商人、商販和手工業者免稅；在交通要道或險要地帶派兵保護，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貿易之地設立專門辦事機構；對進入滇西貨物數量及其價值進行登記，如其在境內被盜或遺失，由地方當局負責賠償；整修道路，促進滇西與四川和緬甸之間的貿易；在大理南門外、永昌、騰越等地設立行店和貨棧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區商業和手工業發展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大理城內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滇西地區「百姓安居樂業」。
伊斯蘭教受到了保護，還有了一些發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參与政事②。文秀下令修復了各地被清軍毀壞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內新建了幾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設立「經館」，聘請著名經師擔任「經館教諭」、「訓導」，發展經堂教育，培養伊斯蘭學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蘭經》，名曰《寶命真經》，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古蘭經》刻本。自咸豐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權，延攬人才，勵精圖治，擴充軍隊，向四方發展。經11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權已奄有雲南之半。昆明西之鎮南、姚州、趙州、彌渡、賓川、雲南、鄧川、浪穹、雲龍、麗江、鶴慶、劍川、永昌、永平、龍陵、騰越、順寧、雲州、緬寧、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廣通、中甸、維西、祿豐、安寧；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羅次、武定、元謀、祿勸，均已歸大理政權掌握。其最盛時已佔有雲南53座城池。昆明東之曲靖、尋甸，陽受雲南政府的任命，實亦陰聽杜文秀的指揮。貴州方面，則有金萬照、張翎翔、馬河圖等，佔據新興府及普安廳所屬各州縣。陝西、四川方面，則有藍大順、藍二順、藍朝鼎等先後攻至綿竹、西安。這幾方面都是大理政權的別動隊。此時大理政權幾近掌握西南各省。
②詳見《回民起義》第2冊，111—120頁。
第五節四反圍剿咸豐六年（1856），大理政權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進發。都司何有寶奉恆文命西上，與文祥會師。何有寶驍勇當前鋒，所向披靡，從鎮南直攻至紅岩、趙州，距大理30里。杜文秀親率大軍前往迎敵。暗派呂藩誘說何有寶之子自清。文祥擬誘捕何有寶父子斬之。何有寶殺捕者，遠遁。杜文秀揮兵掩殺，文祥營潰亂，退回鎮南。清軍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擊敗。
十年（1860）二月，提督褚克昌傾師西犯，連陷姚州、大姚、雲南等縣后，又分兵進攻紅岩、彌渡、賓川。大理震動。杜文秀親率大軍於紅岩、趙州對敵，急調揚威大都督蔡發春於雲州星夜來援，乘其不備，相繼克複紅岩、彌渡、雲南縣等要地。時迤東南友軍馬如龍率領東南回民義軍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發，取道通海、.峨（峨山），出易門，入南安州（今雙柏）。宜良漢族諸生李芳園亦率部由安寧經易門至南安州，聯合攻取廣通縣，進佔楚雄，截斷褚克昌後路。褚克昌糧運不濟，軍心動搖。七月，蔡發春攻克褚克昌的賓川大營，褚克昌兵敗身亡，全軍覆沒。清軍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擊敗。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雲南布政使岑毓英鎮壓了迤東曲靖等地回民起義軍，率大軍西征，破杜文秀於羅川，進佔楚雄，分軍取景東，復元謀、鎮遠。鄧川、雲南、趙州、浪穹、鶴慶、彌渡、賓川均不戰而得。繼陷永北，敗杜文秀於鎮南。岑毓英遂命張潤、張愉等攻上關，錢大川攻下關。杜文秀督師力戰，清軍攻上下關者皆敗。杜文秀揮兵追擊，諸城已失復得。岑毓英腿部中傷，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歸省城。清軍第三次西征，歷時一年，終被杜文秀擊敗。
同治六年（1867）正月，馬如龍已降清，為臨沅鎮總兵，繼署提督，久久無功，不為清廷大吏信任，急於立功自效。清軍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發起攻勢。中路又分為二支：一由參將楊振鵬、副將李惟述指揮，自楚雄攻鎮南；一由參將楊先芝、游擊合安國指揮，奪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鎮總兵楊盛宗指揮，自昭通進攻永北，再出鶴慶、麗江，攻佔上關。南路由署騰越鎮總兵田仲興和署普洱鎮總兵李錦文指揮。其一自景東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遠、雲州和緬寧。馬如龍親率賓9000，在楚雄、定遠之間往來策應①。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驃川進攻楚雄；一援鎮南，攻大姚；一馳援姚州。馬如龍本與杜文秀同時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為回民，今馬如龍同室操戈，屠殺同族兄弟，部下多不樂意。合安國、楊振鵬且與杜文秀暗有聯絡。馬如龍軍容雖盛，實無戰志。未幾，楊振鵬潰於賓川，合安國潰於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楊盛宗潰於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糧餉不繼」為借口，田仲興退守新平，李錦文部撤歸普洱①。馬如龍稱病，引兵東歸昆明。清軍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擊敗。
①田汝康：《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后注文43引「印度事務部檔案」稱：大理文職官員等級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領袖的官銜，如維持清真寺都掌教（從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從四品），都掌教中書（正五品），司經館教□（諭）（正五品），司經館訓導（正六品），司經館主簿（正八品），司經館司務（正九品）等。這段記載的實施情況，尚不了解。①《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卷28，6頁。
第六節反招撫清朝雲南地方當局對大理政權實行軍事圍剿不能得手，巡撫徐之銘奏請朝廷從事招撫。以馬德新為雲南伊斯蘭教著名學者，人望甚著，馬如龍與杜文秀同為回民，遂委馬德新、馬如龍出面遣人西上議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馬載堂抵大理，招撫未成，馬載堂反被杜文秀說服留居大理任職。五月，遣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奉命再赴大理勸降。行前馬德新、馬如龍分别致函杜文秀。楊振鵬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書楊振鵬，說明不可議和及難於議和之故，並勸其「無煩尊駕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勢，自興師以來，我等所據城池不少，所戕官員甚多，而今竟轉和息，復予官職，是無異殺刺史者為刺史，殺宰相者為宰相。體制何存？在朝廷豈不慮貽笑於天下後世乎？推其心，不過因江南未靖，西洋復來，各省紛爭，天下鼎沸，暫為緩此急彼。俟彼處稍定，必將舉全師以壓我境。迨至彼時，我兵已散，我將各離，始知朝廷包藏禍心，則謀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斃，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數年以來，我兵到處，殺其父母，奪其子女，摟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無不飲恨於心。所恃者，用威之後，繼之以恩。縱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權在我，一切精壯盡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無人。若一從和，則精壯散，兵權分，不平之人於以得計，暗中調為，乘隙生變，以雪前仇，以報前仇。彼時外兵壓境，內患迭興，真使我等手足無措，必將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當此時也，我以圖謀大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凡有驅策，莫不聽命。則此時之民，無不視我為父母，即視彼為仇讎。為我驅策，無不聽命。若一從和，是為朝廷之民，歸之朝廷。彼又將視朝廷為父母，視我為兄弟。一旦有變，猶欲驅百姓以迫敵，則是驅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況為兄弟也者，勢必顧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順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從和，則半年兩載之後，或朝廷另委督撫，另委提鎮，來滇視事，將現受其職者調往別省。欲不從，則抗違君命。欲從之，則虎已離穴。當乎其際，勢必不從。不從，即叛矣。昔日之叛，實因滅回激成，猶可說也。後日之叛，必因違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則前日之誤，猶為不誤，後日之誤，終為大誤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屬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設都督、將軍、先鋒、統制等官，外雖各有官職，而內實顧持教門。所以遠近親友，無不樂從。若一受大清之職，則某也身榮顯貴，某也食貧居賤，富貴失望，貧賤攸分，人心含怨，勢必至操戈入室，同類相傷，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議，以官相餌者，盡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謂：既受清職，權自我操。遠近親友，莫不尊親。豈不思曩日之督提鎮州縣府廳，實因滅回之故，遂至戕殺多員。彼朝廷命官尚難免此，況由叛而得之官乎？異日人思報復，心懷不平將謂我殺官而得官，彼又殺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爾，反乎爾，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職者數千，漢之受職者數萬。十八土司俱各襲職。文則划策，武則立功。三教同心，聯為一體，縱不能遠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詔，歷年八百。其諸時勢，差堪自信。若一從和，則回之受職者固無庸議，漢之受職者將置之於何地乎？富貴失望，貧賤交迫，勢必至操戈入室，同類相殘，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難於和者，一也。
凡此舊官，秩然有序。若謂現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舊職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則此怨，安此則彼怨。況此同僚，視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願為貪官所屈。若一從和，則各率兄弟，分別四方。昨接來函，傳集百議，無一應者。此難於和者，二也。
現在迤西邊患已息，內政就緒。府廳州縣安堵如常。士農工商，各歸本業。同心捍衛，眾志成功。一聞講和，紛紛聚訟，情願敵愾，不願從和。猶恐誤中奸計，別生事端，則已安之地，反遭蹂躪。揆之人情，和之一說，不惟回不願，而漢更不願矣。此難於和者，三也。②文秀對於當時不能妥協的局勢，洞若觀火。大理政權領導集團反抗清政府情緒之熾烈，更躍然紙上。同年冬，徐之銘、馬德新派田餘慶三赴大理招撫，被杜文秀斷然拒絕。三年（1864）四月，馬德新親赴大理「和談」，當他勸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職時，杜文秀義正詞嚴地說：「以一個合法運動的領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從壓迫者手裡接受一個平凡的職銜，我深深替這些人感到羞恥。」①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敗告終。稍後杜文秀致馬德新函說：「官吏反覆無常，前車在鑒，未可信也。且滿人奪我中夏，主政二百餘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漢一心，誓絕滿虜，有進無退。況今者太平天國業已克複十有餘省，石達開奉命來滇，將與吾歃血為盟，互相援助，掃盡腥膻，以安吾民，指顧間事耳。」②這裡指朝廷為「滿虜」，革命情緒堂堂正正，坦然無諱。徐之銘的招撫政策宣告完全失敗。
②《雲南通志》卷110，40—41頁。
①《覆楊振鵬書》，《回民起義》第2冊，105—107頁。
②羅舍：《清季雲南回民起義始末》。
第七節東征昆明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雲貴總督勞崇光病卒，岑毓英引軍征黔未歸，馬如龍圍剿滇西「喪師而歸，人望頓失」，昆明空虛，遂決計東征。他調集20萬大軍，兵分五路，以揚威大都督蔡廷棟為大經略，大司戎馬國春為總指揮，率大司平馬興堂、大司寇李芳園等十八大司①統攝之。杜文秀誓師，云：此次出師，本為興漢，戒勿濫殺。如臨其境，如遇其民，各當發明宗旨。但得回漢一心，以雪國讎，是為至要。統兵官等須知仁義之師，以道德為甲胄，以親愛為戈矛，以相應之攻擊。
我軍有三事焉：始則鋤滿，次則拊漢，三則除奸。而彼軍反對，然反戈矛相見。彼殺我先殺，彼止我先止。
戰勝攻取之際：毋肆擄掠，毋貪財貨，毋凌婦女。遇官吏頑梗不服者，殺之。良善被挾者，撫之。諸惡元兇，法所必誅，嚴加懲辦，理宜不赦。②又傳檄三迤，宣布東征的原因、目的、任務和有關政策，號召回漢各族被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清朝統治者，文云：總統兵馬大元帥杜，為興師五路，收復全滇，除殘暴以安良善事：竊思滇南一省，回漢夷三教雜處，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嘗有畛域之分？慨自滿清僭位以來，虐我人民二百年余於茲矣。妖官偏袒為計，石羊起釁，池魚皆殃；強者逞鴟張之威，弱者無鼠竄之地。爾時百姓危若倒懸，可惡妖官猶安然高枕，置蒼生於不問，棄黎庶其如遺。甚至漢強則助漢以殺回，回強則助回以殺漢，民不聊生，人心思亂。
本帥目擊時艱，念關民瘼，不忍無辜之回為漢所殺，更不忍無辜之漢被回所殺。爰舉義師，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漢。至大事之圖成，惟天命之是聽。無知妖官窮謀詭計，倒行逆施，殺協鎮者封以協鎮，殺都郵者授以都郵。高明退身，庸愚墮計。始也助漢以殺回，今也助回以殺漢；繼也助漢以殺漢，今則助回以殺回。鴻溝之血未乾，烏合之師突至；妄思螳臂以當車，奚啻雞卵之擊石。
今者小計略施，月奏三捷；雄師半出，功收數城。然妖官未除，禍根猶在；全滇不取，億兆難安。況乎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用是師興虎隊，將選龍驤，糧運千倉，餉籌百萬，槍炮在其前，弓弩列於後，長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並進，效一怒而安民。劍戟橫空，勝氣騰雲，千里旌旗蔽日，威鎮雷動九天。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凡爾城鄉紳耆，遠近士民，達務知時，不乏俊傑，轉禍為福，定有同心。或率眾而來歸，或開門而效順，定當量才而錄用，不別戶而分門。自此烽煙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歸，共成王霸之業。豈不樂哉！豈不快哉！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行將後悔。況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縱背城航海，亦奚以為！檄文到日，凜遵勿違！此檄。③①馬觀政：《滇垣十四年大禍記》，《回民起義》第1冊，298頁。
②十八大司為大司戎馬國春，大司衡楊榮，大司藩安文義，大司平馬興堂，大司寇李芳園，大司政劉誠，大司隸劉綱，大司令馬清，大司勛米映山，大司閫馬旭，大司徒馬德才，大司衛姚得勝，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馬德仲，大司防李文學，大司農劉應貴，大司定馬德善，大司騎馬國璽。記載稍有不同。③杜文秀：《誓師檄文》，《回民起義》第2冊，第127頁。
五路大軍出動，東北路由大司衡楊榮等指揮，出武定、祿勸，攻佔富民，再東取嵩明、尋甸；東路由大司政劉誠、大司隸劉綱、大司勛米映山等指揮，沿迤西大道東進，經楚雄、祿豐，進攻安寧；東南路由大司戎馬國春指揮，由祿豐下易門，佔領昆陽、新興，然後轉戰晉寧、呈貢；北路自鶴慶、麗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順寧、雲州、緬寧攻取景東、鎮遠和威遠等地。前三路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禦清軍兩翼攻擊。大軍東下至楚雄，守將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馬如龍遣夏毓秀抵禦於祿豐，未及戰，退守安寧，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軍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軍中回族將領楊振鵬、田餘慶、楊先芝向義軍投誠。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圍之中。大司政劉誠駐潘家灣、梨煙村、夏家窯、馬街、漁村。大司平馬興堂駐柴村、麻園、黃土坡。大司勛米映山駐大小普吉、馬村、小壩。大司疆段成功駐五華寺、西嶽廟、土壩河。大司藩安文義、大司戎馬國春駐萬壽宮。大司衛姚得勝由呈貢據澄江。大司寇李芳園則奉蔡廷棟，由富民過尋甸，破嵩明，擊楊林。清軍自楊林退駐大板橋、小偏橋一帶。清軍僅余東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糧道，「尚可繞越行走」。馬如龍據守昆明，所部兵才15000人，署總兵合安國、守備馬雲龍、軍功馬學林等回族將領謀以獻城。事泄，被馬如龍誅殺。
清廷任命劉岳昭為雲貴總督，岑毓英為雲南巡撫。岳昭駐曲靖以圖尋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橋、金馬寺、古亭庵，進至大樹營，得與如龍會合，打通了滇南與省城交通線。此時清軍勢稍振，連奪呈貢、武定、元謀、祿勸、羅次、晉寧等地。毓英四齣督戰，與義軍激烈爭戰。澄江與楊林兩地的爭奪尤為劇烈。雙方死亡慘重。楊林之戰，義軍槍彈傷毓英鼻部，幾貫頭腦。
同治八年（1869），清軍調集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湘、川、黔、粵等省大軍入滇，攻陷楊林後進攻嵩明。此處為義軍東路指揮部，由大司寇李芳園、大司平馬興堂率20000精銳駐守。清軍長期圍困，城內糧械俱絕。李芳園、馬興堂被俘。尋甸陷於孤立無援，守將馬天順亦降。東征大軍總指揮大司戎馬國春聞訊后病逝於昆明城郊萬壽宮。使東征大軍由優勢轉為劣勢。此時，大司疆段成功與馬如龍戰於五華寺，馬如龍腹部中炮傷。段成功糧盡，求於蔡廷棟。蔡廷棟與段成功素有隙，竟拒不與。復貸於馬清，亦不得。段成功遂與如龍約降。八月十三日，段成功率所部5000人歸清。所部有不願降者，仍鏖戰至兩日，始定。清軍以法國開花大炮轟擊，起義大軍在昆明近郊200座營壘全線瓦解。蔡廷棟詐降，逸歸。自此各大司軍心動搖，或敗或退，義軍最後在土堆地方激戰兩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義軍將士壯烈犧牲。杜文秀多年培養的精銳，喪失幾盡。義軍歷時一年十個月之久的圍攻昆明戰役，以失敗告終。
第八節大理保衛戰嗣後，清軍得以從容整理昆明附近州縣，並分遣楊玉科、李惟述等率師西進。大理方面由進攻轉為防禦。雙方互有大勝負。大司衡楊榮調度軍事，楊榮驍勇有餘，智謀不足，滇西軍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軍節節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清軍迫近大理。楊榮迎戰，時敗清軍。董飛龍、蔡廷棟守下關，雖居重圍，無怯色。楊玉科行反奸計，陰說董飛龍降。董飛龍焚屋廬，易紅旗，清軍遂入下關。上關守將馬國璽見下關火起，亦縱火逃。兩關俱失，大理的屏障盡撤，戰事進入城郊。時楊榮以出賣杜文秀與大理政權為條件，暗中投降了楊玉科。杜文秀親冒槍矢，指揮作戰。十一月大理環城各壘盡失，外援已絕，然城內皆百戰餘生，誓死抵抗。清軍用開花洋炮四面環攻，並挖地道穿城下點燃火藥攻之，東城牆被炸毀10餘丈。義軍死守，清軍仍不能進。清軍以27門大炮排列城牆，向下轟擊，義軍退守帥府和幾座清真寺內。
二十五日，杜文秀召開大理政權最高軍政會議。杜文秀主戰，楊榮主降，爭論激烈。楊榮說：「今兵臨城下，內缺糧草，外無救兵，如背城決一死戰，吾所願也。我斃清軍多矣，我雖死，亦得所償矣。惟兵敗之後，玉石不分，雞犬不留，恐吾人死後，游墳誦經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數萬生靈」。文秀氣憤地說：「汝言是也。吾願舍我一身，救閤城百姓。我庇此儔十八年矣，但願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當全體同仁，以閤城百姓交於汝，何如？」榮說：「卑職願負此任。」此時文秀的子女已被騙作人質，帥印也被竊走獻給楊玉科。會後，杜文秀家屬、親友、傭人共百餘人，全部服毒自盡。杜文秀親率將士數百人出帥府，配合義軍，向清軍猛攻，奮力血戰，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帥府。
杜文秀血戰歸來，按回民習慣換水（沐浴凈身），請河州老巴巴念「討白」（懺悔詞），然後升帥座，再次囑咐楊榮說：「我今以閤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黃呢大轎，有經生二人隨從。文武分班跪送，哭泣不能成聲。大理百姓堵塞街頭哭送，他們都想最後再看一眼給他們帶來10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帥。杜文秀不時揭起轎簾向沿途百姓點頭致意。轎出大理北門，杜文秀取出胸前預藏的孔雀膽毒藥，服之。轉至蘿蔔營東，清軍遣四轎夫來接，至五里橋下與楊玉科相會。杜文秀說：「楊大人，本帥湊汝成功。不幹城內百姓之事，汝須另眼相看。」楊玉科說：「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終須分辨。」杜文秀說：「勝者為王，敗者休。尚何言也。」言畢，杜文秀頭漸垂於胸，毒發氣絕。時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時，是年杜文秀50歲。楊玉科取其首級連同帥印、衣冠，派人送省。當地回民將其遺體葬於下兌村。文秀有3子3女，長子宗楊、次庚楊、次成楊並次女，均於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處死。長女鳳楊，任東征昆明的監軍，同治八年（1869）五月於嵩明被俘，被馬如龍殺害於昆明白鶴橋。幼女於襁褓之中被保姆從大理帶出，逃至雲州，得以長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楊榮等已降的大理政權高級軍政人員盡被殺。十一日，清軍將大理城內外回民驅趕至洛陽村，四面圍困，一聲炮響，開始屠殺，男女老少無倖免者，大屠殺持續了三天兩夜，數萬人倒在清軍屠刀之下，洱水為赤。事後清軍斬人耳人手，裝滿數十大筐，馳送昆明，炫耀戰功。
杜文秀領導的反清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的英名彪炳千古，永垂不朽！
第七章慈禧太后第一節從蘭貴人到太后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葉赫，故稱葉赫那拉。滿洲鑲藍旗人。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於北京。父惠徵，曾任安徽寧池太廣道。咸豐元年（1851），咸豐皇帝詔選秀女。次年，那拉氏被選入宮，封蘭貴人。咸豐四年（1854），晉封懿嬪。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長子載淳，晉封懿妃。咸豐七年（1857），晉封懿貴妃。從此，她在宮中的地位，僅次於咸豐帝的皇后鈕鈷祿氏。由於得到咸豐帝的寵幸，「時時披覽各省章奏」①，開始干預朝廷政事。
咸豐十年七月（1860年8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佔領天津，進逼北京。八月初七日（9月21日），清軍與英、法侵略軍大戰於八里橋，清軍失利，次日黎明，咸豐帝帶著皇后、妃嬪、子女和一些貴族官僚匆匆從圓明園逃往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莊。留下他的異母弟恭親王奕?與英、法侵略軍進行談判。
咸豐帝即將出逃時，懿貴妃極力諫阻，忤逆了咸豐帝的意旨。到達避暑山莊之後，肅順乘機勸說咸豐帝像漢武帝賜死鉤弋夫人那樣殺掉懿貴妃。咸豐帝「濡需不忍」，沒有按他的意見辦①。但是，懿貴妃已「聲勢大減，諸所鑽求，不敢輕諾」了①。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豐帝病死於避暑山莊，6歲的載淳即皇帝位，年號祺祥。尊皇後為母后皇太后，尊懿貴妃為聖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別加上徽號，稱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俗稱東太后、西太后。
①杜文秀：《興師檄文》，《回民起義》第2冊，第131—132頁。
①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中華書局1917年版，第7頁。
①黃浚：《花隨人聖盦摭憶》，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第430頁。
第二節除「八大臣」，垂簾聽政咸豐帝臨死的時候，一方面派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景壽、尚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等8人贊襄一切政務，另一方面又賜給皇后和載淳各一顆圖章作為權力的象徵。發布諭旨，均由贊襄政務王大臣草擬繕遞后，請皇太后、皇上鈐用圖章發下。上曰「御賞」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以為符信。慈禧太后則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職權。當時人稱這種體制是「垂簾輔政，蓋兼有之」②。
但是，載垣等人為了獨攬大權，不僅排斥遠在北京的奕?，也不願兩位皇太后干預朝政。慈禧太后非常不滿，她首先說服慈安太后，然後派人和奕?取得聯繫。奕?不顧載垣等以皇帝名義發布的「無庸前赴行在」的上諭，請求叩謁梓宮。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到達熱河，哭祭后，慈禧太後傳旨召見，載垣等極力阻撓。但是，慈禧堅決要見，多次派太監傳旨。奕?請端華作陪，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著說：「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於是，奕?單獨進見，和慈禧、慈安太后秘密策劃從載垣等手中奪權③。奕?認為，熱河是載垣等的勢力範圍，要除掉他們，非回北京不可。慈禧太后擔心外國人出面干涉，奕?滿有把握地說：「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①這次密談，長達兩個多小時。在一切安排就緒之後，奕?離開熱河，連夜趕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9月10日），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更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同心輔弼一切事務。慈禧太后看后，非常高興，召載垣等面諭照所請傳旨。載垣等卻以祖宗舊制向無皇太后垂簾之禮為理由，堅持寫明發上諭痛加駁斥，並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辭嚴厲的上諭稿，送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將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發抄②。慈禧太后召見載垣等人，載垣等怒形於色，說他們是「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請太后看折，亦系多餘之事」③。慈禧太后氣得兩手顫抖，小皇帝嚇得直哭，把慈禧太后的衣服也尿濕了。慈安太后從中調停，勸雙方「留著明日再說」。第二天清晨，慈禧太后沒有傳旨召見。載垣等以「擱車」相威脅，發下的折件，他們拒絕開視，說：「不定是誰來看。」到了中午，慈禧太后才將董元醇的奏摺和焦佑瀛所擬諭旨發下照抄。載垣等要求鈐用圖章，慈禧太后也照辦了。載垣等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④。載垣等以為，慈禧太后已經向他們屈服，不再把慈禧太後放在心上。而慈禧太后則利用對方的麻痹，積極進行政變的準備。九月十八日（10月21日），慈禧太后就在熱河行宮讓她的妹夫、咸豐帝的異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擬諭旨，準備回北京后發布。
根據奕?在熱河時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咸豐帝的梓宮從避暑山莊啟運回京。慈禧、慈安太后和載淳在避暑山莊麗正門外恭送梓宮上車后，就從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載垣、端華、景壽、穆蔭。肅②《熱河密札》第12函。
③《熱河密札》第12函。
①薛福成：《庸盦筆記》卷1，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頁。
②王暝耍骸鵝饗楣適隆貳！抖皆又盡返?卷12期。
③《熱河密札》第4函。
④《上諭檔》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順則和奕?等隨梓宮后發。贊襄政務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載垣、端華、肅順，被巧妙地分割開了。
九月二十八日（10月31日），慈禧太後到達石槽，欽差大臣、督辦直隸山東軍務、兵部右侍郎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近支親王輔政。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進德勝門回宮。三十日（2日），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4人聯名上疏，請皇太后親操政權以振紀綱而防流弊。政變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義發布早在熱河就已經擬好的上諭，以不能盡心和議、阻撓咸豐帝國鑾、反對太后垂簾等罪名，將載垣、端華、肅順解任，令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軍機處。接著，慈禧太后又以載垣、端華「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阻攔」，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問①。不久，肅順被斬首，載垣、端華賜令自盡，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職。之後，決定改年號為同治，以翌年為同治元年。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載淳奉兩宮皇太后在養心殿垂簾聽政。奕?任議政王、軍機大臣，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集內政外交大權於一身，成為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
①《熱河密札》第4函。
第三節懲儆恭親王奕?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統治者的寶座之後，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組織的地主武裝湘軍和淮軍，勾結外國侵略勢力，先後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和雲南、貴州、陝西、甘肅等地的苗民、回民起義，使清皇朝的統治得到暫時穩定。在統治集團內部她一方面採用洋務派「自強」和「求富」的方針，購買洋槍、洋炮，訓練海軍、陸軍，開辦一些新式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以加強清皇朝的實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頑固派對洋務派進行牽制以鞏固自己的統治。
隨著慈禧太后地位的鞏固，她和奕?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年3月30日），編修蔡壽祺上疏彈劾奕?貪墨、驕盈、攬權、徇私，並要他「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儘管所劾各款，均無實據，但是，慈禧太後於三月初七日（4月2日）召見倭仁、周祖培等人時，卻交給他們一份別字連篇的硃諭，指責奕?：「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朕沖齡，諸多挾致（制）。往往諳始（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滿口中胡談亂道。」②諭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這道硃諭，經周祖培等人修改後，當日由內閣頒發。
但是，這種做法，遭致許多親王和大臣的反對。次日，惇親王奕誴上書慈禧太后，說：「恭親王自議政以來，辦理事務，未聞有昭著劣跡，惟召對時語言詞氣之間諸多不檢，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而被參各款，查辦又無實據，若遽行罷斥，竊恐傳聞中外，議論紛然，於用人行政，似有關係，殊非淺鮮。」請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議，請旨施行」①。當天，慈禧太后召見孚郡王奕譓及軍機大臣文祥等3人，令傳諭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日於內閣會議，將惇王、蔡壽祺的奏摺發下，並對文祥等說：「恭親王於召見時一切過失，恐誤正事，因蔡壽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懲。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議。均無成見，總以國事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從諫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焉可也。」於是，北京城內盛傳慈禧太后的怒氣已消，她對奕?仍然信任。宮中甚至傳說，恭親王將再行輔政。
但是，在會議之前，慈禧太后召見倭仁、周祖培、瑞常、萬青藜、基溥、吳廷棟、王發桂等時，卻講了另一番話，她說：「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用。即如載齡人材，豈任尚書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為疏爭，前年在熱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為我賓士之。」召見后，倭仁等至內閣與王公大臣等會議，轉述了慈禧太后的意見，文祥也轉述了昨天慈禧太后召見時的談話。這兩種意見，截然相反。諸臣相顧愕然，無所適從，不成議而散，定三月十四日（4月9日）再議②。
三月十三日（4月8日），醇郡王奕譞自東陵趕回北京，急上一疏為恭王求情，他說：「恭親王感荷深恩，事煩任重，其勉圖報效之心，為我臣民所共見。至其往往有失於檢點之處，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且被參各款，本無實據，若因此遽爾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用人行政，殊有關係。」②《上諭檔》，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諭原件。
②奕誴折，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請求慈禧太后寬其既往，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慈禧太后將這一奏摺也發交王大臣會議。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內閣會議，仍然議論紛紜。倭仁按照前日慈禧太后的面諭，起草了一份疏稿，認為醇王等疏可置勿議。肅親王隆■惑等則贊同醇王的意見，寫成另一疏稿，許多人表示贊同。倭仁不得不4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後來，軍機大臣名列於倭仁折；禮親王世鐸及王公宗室大臣70餘人則署名於肅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別有折；內閣學士殷兆鏞、潘祖蔭，給事中譚鍾麟、廣成，御史洗斌，學士王維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太后感到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不僅會遭到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而且會引起外國的干涉。既然懲儆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順水推舟，於十六日發布上諭：恭親王奕?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四月十四日（5月8日），慈禧太后又以奕?因謝恩召見，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頗知愧悔為理由，讓他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議政王名目則不再恢復，奕?的權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親政，兩宮太後撤簾歸政。
第四節再次垂簾聽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74年12月9日），同治帝染病，御醫診斷為天花。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所有內外各衙門陳奏事件，又由她批覽裁定。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於養心殿東暖閣。戌刻，慈禧、慈安太后就在養心殿西暖閣召見奕誴、奕?、奕譞、李鴻藻、徐桐、翁同龢等20餘位王公大臣。慈禧太后首先發問：「此後垂簾如何？」一位軍機大臣回答說：「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慈禧太后說：「文宗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聽。」她選的這個人，就是醇親王奕惇的兒子，她的侄子，年僅4歲的載湉。這個決定使與會諸臣都感到吃驚，醇親王奕譞「驚遽敬唯，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①。
諸臣遵命，退至軍機處擬旨。慈禧太後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以暖輿前往宣武門外太平湖醇親王府迎接載湉。初六日（13日）凌晨，數百名侍衛和太監手提燈籠，簇擁著4歲的載湉，蟒袍補褂入大清門，從正路入乾清門，至養心殿謁見兩宮皇太后，以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的名義入承大統為嗣皇帝，年號光緒。慈禧、慈安太后又一次垂簾聽政。
光緒七年三月九日（1881年4月7日），45歲的慈安太后突然死去。她的死因引起人們的懷疑。有人認為，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①。光緒十年三月（1884年4月），中法戰爭中，清軍接連受挫。慈禧太后以奕?「因循委靡，決難振作」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職務，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洹⒗詈柙濉⒕傲⑽掏樀人奈瘓蟪既堪彰狻Ａ罾袂淄跏李煸誥蟪忌閑凶摺Ｇ煒ね蹀葎涼芾磣芾碭鞴攣裱妹攀攣瘛Ｊ李臁⑥葎粒啪咂接梗┐褥籩翹４褥蟮娜Φ玫澆徊郊憂俊
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清軍大敗法軍於鎮南關（今友誼關），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慈禧太后不顧中國軍民的反對，決意乘勝求和，下令撤軍，並授權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於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在天津簽訂《中法新約》。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後面諭醇親王奕譞及軍機大臣世鐸等：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為始，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光緒帝當即長跪懇辭，奕譞、世鐸等也懇請從緩，都遭到慈禧太后的拒絕。不久，發布懿旨：「皇帝親政典禮，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①王大臣等又紛紛上書懇請訓政。經過再三請求。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於皇帝親政后，再行訓政數年。
光緒十四年十月五日（1888年11月8日），由慈禧太後作主，將自己的胞弟副都統桂祥之女指立為光緒帝的皇后，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同時入選，封瑾嬪、珍嬪。次年，大婚禮成。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後撤簾歸政。御史屠仁守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書皇太后聖鑒字樣，懇恩批覽，然後施行。慈禧太后斥為「乖謬」，將屠仁守開去御史，①吳語亭：《越縵堂國事日記》第2冊，第159—0頁。
①《翁文恭公日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①《慈安后薨逝二則》，《清朝野史大觀》卷1，第86頁。
交部議處②。但是，慈禧太后的急於歸政，並不是她自願放棄權力，她的一再推辭，甚至處分屠仁守，只不過是企圖使人們相信「垂簾聽政，本非意所樂為」，她的垂簾聽政、訓政，都是「一時權宜」，出於「萬不得已」。
②《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二年六月丁丑。
第五節六十壽典與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光緒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成立海軍衙門，派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會辦。他們稟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辦海軍的名義，修葺咸豐十年（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的清漪園。為了掩人耳目，恢復昆明湖水操，並設水師學堂於昆明湖。
光緒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將這一工程公開，取「頤養沖和」的意思，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60歲生日，準備在頤和園大規模地進行慶祝。光緒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劻總辦萬壽慶典。不久，又成立慶典處，專辦慶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間為皇太后祝壽的成例，自紫禁城西華門至頤和園東宮門蹕路所經，分設60段點景，建造各種不同形式的龍棚、經壇、戲台、牌樓和亭座。江南、杭州、蘇州三個織造衙門，特造綵綢10萬匹，以供慶典之需。光緒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中外輿論都認為中國必勝。光緒帝主戰，慈禧太后亦主戰，「不準有示弱語」①。但是，當有人建議停止頤和園工程、停辦點景，移作軍費的時候，慈禧太后卻非常生氣，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①後來，清軍在朝鮮戰場上接連失利，北洋海軍又在黃海之戰中受到嚴重挫折，慈禧太後轉而支持李鴻章避戰求和的方針，幻想外國出面調停。由於形勢日益緊張，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②在大連陷落，旅順危急的情況下，慈禧太后在寧壽宮度過了她的60歲生日。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旅順失守。美使田貝根據美國政府的指示為中日調處，先令停戰，若議不成，再開戰。光緒帝認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雲停戰，得無以計誤我耶？」③不願接受。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的鬥爭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禮部侍郎志銳「上書畫戰守策，累萬言」④。並與文廷式等彈劾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主和派大臣。為了打擊主戰派，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慈禧太后以「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為借口，將晉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為貴人⑤。一天之後，又說珍妃位下太監高萬枝「諸多不法」，交內務府杖斃①。接著，將奉光緒帝之命在熱河練兵的志銳召回北京，調充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並裁撤滿漢書房以孤立光緒帝。但是，主戰的呼聲並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御史安維峻上書，請殺李鴻章並彈劾軍機大臣，認為「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並托之傳聞說，「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儘管他表示對於這樣的傳聞「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則是：「皇太后既歸政，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①《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正月丁卯。
①《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②轉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國與日本》第2卷，第222頁。
③《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年八月庚午。
④《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⑤《清史稿》卷470《志銳傳》。
①《清德宗實錄》卷352，光緒二十年十月壬申。
臣民？」把予頭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將安維峻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②。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劉公島陷落，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而清廷派往日本議和的使臣張蔭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絕，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權、曾辦大事、名位最尊、素有聲望的人為談判代表。慈禧太后決定派遣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赴日議。這時，李鴻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職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後面諭軍機大臣：「即著伊去，一切開復，即令來京請訓。」奕?說：「上意不令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慈禧太后說：「我自面商。既請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③次日，發布上諭，李鴻章著賞還翎頂，開復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作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議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代表簽訂了《馬關條約》。
②《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清史稿》卷445《安維峻傳》。
第六節戊戌政變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掀起了一個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在維新運動的影響下，光緒帝銳意變法，遭到了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對。光緒帝曾對慶親王奕劻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奕劻轉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生氣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奕劻再三勸說，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④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病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太後面告光緒帝：「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①於是，光緒帝發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國是詔。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詔命康有為等於二十八日（日）進見。二十七日（15日），慈禧太后卻迫使光緒帝下詔，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開缺回籍；並接連發布幾道上諭：命王文韶來京陛見，以榮祿暫署直隸總督，嗣後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賞加品級及補授滿漢侍郎以上各官，均著於具折后詣皇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著一體具摺奏謝。又寄諭榮祿，定於本年秋間恭奉太後由火車路巡幸天津閱操。五月初五日（6月23日），王文韶補授戶部尚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榮祿補授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節制北洋三軍；崇禮補授步軍統領，將人事、財政和軍事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
當變法的詔書接連而下的時候，守舊官員非常惶恐，多跪請於太后，請她出面禁止，慈禧太后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太后笑著說：「汝管此閑事何為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②七月十九日（9月4日），禮部尚書懷塔布等阻格王照條陳事務，光緒帝一怒之下，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灃、溥■、曾廣漢6人同時革職。懷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太后哭訴，慈禧太后對懷塔布深表同情，「召赴頤和園，詳詢本末，令其暫且忍耐」①。二十日，光緒帝賞給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4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康有為建議仿先朝開懋勤殿故事，選舉英才，並延請東西洋專門政治家日夕討論，講求治理。光緒帝令譚嗣同擬旨，並讓他查閱歷朝聖訓，將康熙、乾隆、咸豐三朝開懋勤殿故事寫進上諭。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緒帝去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請求開設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異常」②。光緒帝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召見楊銳，賜給密詔，要他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良策。譚嗣同建議爭取正在小站練兵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的支持。八月初一日（9月日），光緒帝在頤和園玉瀾堂召見袁世凱，著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勸袁世凱於初五日（20日）請訓時，請光緒帝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領本部兵赴天津，見榮祿，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隸總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祿大逆罪狀，即封禁電④《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①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②《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①梁啟超：《戊戌廢立詳記》，《戊戌政變記》卷2。
②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局、鐵路，迅速載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③。袁世凱表示同意，並滿有把握地說：「誅榮祿如殺一狗耳！」①但是，守舊勢力並沒有睡覺。早在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以後，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就先後前往天津與榮祿密謀。袁世凱奉詔入京之後，榮祿即假稱有英國兵船數只游弋大沽海口，傳令各營整備聽調。令聶士成帶兵10營來津，駐紮陳家溝，以斷袁軍入京之路，並派人給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這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達北京，光緒帝準備於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召見。一些維新派人士認為，如果任用伊藤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國家轉危為安。守舊勢力則認為：「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楊崇伊通過慶親王奕劻呈遞密折，指控維新派「蠱惑人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貽誤宗社」，並「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謀」②。這天，奕劻、載漪同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並說：「伊藤已定於初五日（20日）覲見，俟見中國事機一泄，恐不復為太後有矣。」③慈禧太后立即決定，改變原定計劃，提前於初四日（19日）由頤和園還宮。慈禧太后直入光緒帝寢宮，抄走了所有的奏摺，當即令人將光緒帝送往瀛台。從此，光緒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儘管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凱請訓，伊藤博文覲見，都按原計劃進行，但是，這些活動，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嚴密監視。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由慈禧太后再行訓政。就在這一天，慈禧太后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將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革職，並令步軍統領衙門將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濫保匪人，平素聲名惡劣」的罪名，將御史宋伯魯革職，永不敘用④。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慈禧太后在勤政殿舉行訓政大典。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經知道康有為等的密謀。初九日（24日），又下詔將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未俟復奏，即以「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的罪名，於十三日將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6人殺害①。康有為、梁啟超在外國人的幫助下逃亡國外。許多參與或支持維新變法的官員，分別受到了降級、革職、流放的處分。一切新政全被廢除，一場自上而下的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勢力扼殺了。
但是，慈禧太后並不以此為滿足，她還想以光緒帝病重為借口，另立新君。由於列強和一些地方督撫的反對，慈禧太后的計劃沒有實現。
最後，慈禧太后採納了榮祿的建議，以光緒帝「痼疾在躬，艱於誕育」
為理由，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
③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①袁世凱：《戊戌日記》。
②梁啟超：《譚嗣同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楊崇伊：《吁懇太后即日訓政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④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①《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丁亥。
第七節對義和團的撫與剿，對帝國主義屈膝投降義和團運動剛剛在山東興起、開展「滅洋仇教」的反帝鬥爭的時候，慈禧太后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諭令地方督撫「實力搜剿，毋得養癰貽患」②。隨著義和團運動的發展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撤換了同情和支持義和團的山東巡撫毓賢而代之以袁世凱。但是，在十天之內，她接連三次發布諭旨，要袁世凱嚴飭各屬，「遇有民教之案，持平辦理，不可徒恃兵力」①。總以彈壓解散為第一要義，「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②。這時的慈禧太后，既不敢得罪帝國主義，又害怕一味操切，會激成巨禍。她希望各省督撫慎選賢吏，整飭地方，與民休息。遇有民教詞訟，持平辦理，不稍偏重，化大為小，化有為無，從而達到「固根本」、「聯邦交」的目的③。後來，山東義和團由於袁世凱的鎮壓，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直隸的義和團卻得到迅猛的發展，並進入北京。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00年5月22日），淶水義和團殺死了前往鎮壓的清軍副將楊福同。二十九日，義和團約30000人佔據了涿州。各國駐華公使在照會清廷強烈要求鎮壓義和團之後，又不顧清廷的反對，堅持調兵進京保護使館。五月初三日（5月30日），軍機大臣、刑部尚書兼順天府尹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奏稱：義和團聲勢浩大，「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統以將帥，編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④。對於這樣的意見，慈禧太后非常欣賞。但是，義和團是否可靠，慈禧太后還沒有把握。五月初九日（6月5日），慈禧太後派遣趙舒翹、何乃瑩前往涿州，「名為宣旨解散，實隱察其情勢」①。次日，慈禧太后又加派協辦大學士剛毅前往涿州。當晚，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密議對付義和團的策略，經過激烈的爭論，決定對義和團實行招撫。十二日（8日）夜間，各國駐京領事分別收到本國公使請即火速調兵進京的急電，立即舉行會議，決定各派水師弁兵，組成近2000人的聯軍，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為統帥，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為副統帥，於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分批乘坐火車，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義和團的阻擊。十五日，義和團大規模地進入北京。第二天，北京義和團開始焚燒教堂。慈禧太後派遣啟秀等以她的名義慰問各國公使和他們的夫人，並派許景澄、敬信、那桐、趙舒翹等赴英使館會晤竇納樂，再次勸阻各國調兵進京。各國公使卻聯名照會總署，聲稱「各國之兵現已決計入京，我等無力阻止，深為貴國惋惜」②。以保衛使館為名強行進入北京的侵略軍，在各國使館官員的指揮下，在北京街頭肆意抓捕、驅趕、槍殺甚至炮②《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乙未。
①《電寄檔》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②《上諭檔》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③《電寄檔》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④《上諭檔》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①《刑部尚書兼順天府尹趙舒翹等折附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硃批奏摺》。②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擊義和團及中國居民。十八日，剛毅自涿州奏報察看良鄉、涿州一帶義和團情形，強調「蚩蚩之眾，誅不勝誅」，「非推誠布公，剴切曉諭，使知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斷無輕於用剿之理」①。統治集團內部，圍繞著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對帝國主義是戰還是和的爭論更加激烈。以載漪、剛毅、徐桐為代表的頑固派，主張招撫義和團，抗擊列強；而奕劻、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則主張痛剿義和團，避免列強的武裝侵略。慈禧太后雖然傾向於前者，但是向列強宣戰事關重大，所以在一段時間裡，依違於剿撫和戰之間。為了爭取更多的人的支持，從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日至19日），慈禧太后連續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剿撫和戰問題。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太常寺卿袁昶認為，義和團是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慈禧太后立即加以駁斥：「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②當天晚上，江蘇糧道羅嘉傑派遣他的兒子面見榮祿，送上一份機密情報，據稱得悉洋人照會，內容共有四條：(1)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2)代收各省錢糧；(3)代掌天下兵權；(4)勒令皇太后歸政。榮祿得到這一情報，繞屋而行，彷徨終夜，次日黎明，即進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后，悲憤交加，決心對列強宣戰。二十一日（17日）申刻，在儀鸞殿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慈禧太后在宣讀了所謂洋人照會的前三條之後，接著表明自己的意見：「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與會諸臣紛紛表示願效死力，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端郡王載漪、侍郎溥良，更是激昂慷慨，極力主戰。慈禧太后又高聲說道：「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後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諸臣又叩頭說：「臣等同心報國。」於是，慈禧太后命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釁者，可即下旗歸國。立山以自己不是總理衙門官員為理由，不願前往。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說：「汝敢往，固當往；不敢往，亦當往。」立山只好與徐用儀、聯元一起叩頭退出。慈禧太后又令榮祿以武衛軍備戰守，並要他派兵遙護身入險地的徐用儀3人③。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慈禧太后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籌議和戰。二十三日（19日），慈禧太后已經得知羅嘉傑遞送的情報純屬偽造。但是，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士蘭關於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清軍於二十一日（17日）凌晨兩點將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則以武力奪取的照會，已由直隸總督裕祿奏報清廷。杜士蘭的照會表明，戰爭即將開始。當慈禧太後讀到這份照會的時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了。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儀鸞殿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決定宣戰，命許景澄等往告各國使臣，限他們於24小時內離開北京。光緒帝不願開戰，拉著許景澄的手說：「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誤事！」①於是，總理衙門向各國使臣發出照會，令各國使臣及眷屬人等，帶同護館弁兵，於24小時之內起行，前往天津。二十四①佚名：《庸擾錄》，《庚子記事》，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頁。②《協辦大學士剛毅等折》，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③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①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軍及武衛中軍聯合義和團開始圍攻東交民巷使館。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宣戰詔書。慈禧太后明令嘉獎義和團為「義民」，並令各省督撫，將他們「招集成團，藉御外侮」。清廷對義和團的方針，由攻剿改為招撫。為了加強對義和團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後派庄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京、津一帶義和團，並派英年、載瀾會同辦理。但是，慈禧太后的決定，遭到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督撫的反對。他們聯名電奏清廷，力主剿團乞和，並積極活動，與列強訂立條約，實行「東南互保」。慈禧太后的決心開始動搖。二十九日，慈禧太后電諭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撫，說明此次宣戰，並非釁自我開。當天下午，慈禧太后命榮祿前往使館慰問各國使臣，並於北御河橋豎立木牌，牌上大書：「欽奉懿旨，力護使館。」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在給各駐外使臣的諭旨中，雖仍然堅持此次兵端，並非釁自我開，但是，義和團則成了「亂民」，說什麼「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要他們向各國外交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並表示對各國使館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對「亂民」將「設法相機自行懲辦」①。在帝國主義的進攻面前，慈禧太后一方面繼續聲稱「現在中外業經開戰，斷無即行議和之勢」，要求各省將軍督撫「務將和之一字先行掃除於胸中」，認真布置戰守事宜②。另一方面，她卻分别致國書於俄、英、日三國君主，請他們出面「排難解紛」①。接著，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準備與列強談判。慈禧太后對義和團雖仍繼續利用，六月初七日（7月6日），還出內帑銀10萬兩，發給天津浴血奮戰的義和團以示獎勵。但是，在這之前，慈禧太后就已諭令載勛「務將假託冒充義和團，藉端滋事之匪徒驅逐凈盡。倘仍有結黨成群，肆意仇殺者，即行拿獲，按照土匪章程懲辦，以靖地方」②。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又分别致國書於德皇和美、法兩國總統，請他們「設法維持，執牛耳以挽回時局」③。令榮祿停止攻打使館，並令總理衙門給各使館送去西瓜、麵粉、蔬菜、水果、冰塊等物。但是，帝國主義並沒有停止進攻。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八國聯軍攻陷通州。二十日，進入北京。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裝扮成民間婦女，頭挽便髻，身穿藍布夏衫，帶著光緒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2000餘名兵勇的護衛下倉皇出逃。行前，將請求讓光緒帝留京的珍妃投入樂壽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帝國主義進行談判。八月十四日（9月7日），慈禧太後到達山西崞縣，正式發布諭旨，說：「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④由於慈禧太后的叛賣，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被斷送了。慈禧太后以為，只要她把責任推給義和團，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諒解。
但是，各國使臣卻以請太后歸政，嚴懲支持義和團的王公大臣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同時，要求慈禧太后、光緒帝及早迴鑾。在侵略者的壓力下，慈禧①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②《電寄檔》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①《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②《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③《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④《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太後於閏八月初二日（9月25日）發布上諭，以「縱庇拳匪，啟釁友邦」的罪名，將載勛、溥靜、載濂、載瀅革去爵職，載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並著停俸，載瀾、英年交宗人府、都察院議處，剛毅、趙舒翹交都察院、吏部議處⑤。對於迴鑾一事，慈禧太后卻很不願意。因為，北京在八國聯軍的控制之下，一旦迴鑾，光緒帝就可以恢復自由，行使皇帝的權力，慈禧太后則不能「再預國政」，只有「退居深宮，以樂余年」了①。這樣的條件，慈禧太后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她不僅不迴鑾，反而走得更遠。閏八月初八日（10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離開太原，前往西安。
經過幾個月的反覆交涉，參加武裝侵略的國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奧之外，又加上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它們共同擬定了議和大綱十二條草案。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奕劻、李鴻章從美國使館抄得這份「議和大綱」，立即電告軍機處，轉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知沒有將她列為禍首，也沒有要她歸政光緒帝，如獲大赦，當天就電復奕劻、李鴻章，對大綱十二條，原則上「照允」。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太后發布上諭，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②。為了儘快達成和議，慈禧太后全部接受了帝國主義提出的條件。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鴻章代表清廷與11個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慈禧太后自西安行宮啟蹕，取道河南、直隸回京，在開封度過了她67歲生日，並頒發上諭，撤去溥儁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宮。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午刻回到北京，結束了她一年零五個月的流亡生活。
⑤《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①《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二日。
②《字林西報》1900年10月13日。
第八節施行「新政」和「預備立憲」
為了討好帝國主義，緩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欺騙人民，抵製革命，慈禧太后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罪己，下詔求直言，到達西安后，又下詔變法。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1902年4月21日），諭令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籌辦「新政」的機關，派奕劻、李鴻章、昆岡、榮祿、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遙為參與。根據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建議，陸續實行了一些新政，諸如廢科舉、興學校、派遣留學生、鼓勵農工商業、編練新軍、調整一些政府機構等。但是，這些新政並沒有超出戊戌變法的範圍。在資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迅猛發展的形勢下，點滴的改良已經無濟於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認，儘管「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但是「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③。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日），慈禧太后選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次年五月（1906年7月），載澤等先後回國，奏請宣布立憲。載澤在密折中說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亂可弭。經過激烈的爭論，七月十三日（9月1日），慈禧太后發布了「仿行憲政」的上諭。但是，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①實際上是以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並且以「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借口，沒有宣布實行立憲的時間①。由於要求速開國會的呼聲日益高漲，而參加這個行列的已經不只是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還包括一些駐外使臣、地方督撫、中央官員以至皇室成員。為了拉攏立憲派，共同對付革命黨人，慈禧太後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且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
這時，清皇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日益尖銳，慈禧太后「萬幾待理，心力俱殫」②。光緒三十四年（1908）夏天「時有不適」，九月（10月）出現了腹瀉。十月初十（11月3日），她在西苑度過了她的74歲生日。由於舉行慶典，她的活動過多，病情繼續發展。十月十四日（11月7日），出現了「頭痛目倦，煩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時而惡寒發熱」等癥狀。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發浮」③。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緒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後為了繼續掌握朝政大權，將光緒帝的異母弟醇親王載灃之子、年僅3歲的溥儀立為皇位繼承人，年號宣統，繼承同治帝、兼祧光緒帝，慈禧太后被尊為太皇太后，仿照順治朝故事，授載灃為攝政王。但是，一切軍國政事，載灃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訓示」，「裁度施行」④。她萬萬沒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長達47年的統治就隨著她生命的終結而結束了。因為她和光緒帝的死僅相隔一天，所以光緒帝的死因引起了人們的懷疑，產生了種③《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上諭檔》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①《上諭檔》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②《上諭檔》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③《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太醫院檔案》。
種傳說，成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她的喪禮，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規格舉行。她生前的徽號，已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十六字，她死後的謚號，將徽號全部保留，前面加「孝欽」二字，後面加「配天興聖顯皇后」七字，史稱孝欽顯皇后。宣統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年11月日），葬定陵東菩陀峪，稱定東陵。第八章奕?第一節兄弟積怨奕?，號樂道主人，生於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靜成皇后所生，與咸豐帝（奕詝）屬異母弟。但奕?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生母孝靜皇貴妃受皇后託孤遺命撫育奕?。奕?與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齡相仿，同在書房學文讀經，無異於親兄弟。奕?從小受到極為嚴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資聰穎，頗有才氣，6歲進乾清宮上書房讀書，拜狀元翁心存為師。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養，告假歸里，奕?乃師事賈楨。在名師教授下，他學習儒家典籍10餘年，對於儒家學說是頗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遺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豐，封奕?為恭親王。咸豐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國北伐軍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豐帝命奕?署領侍衛內大臣，辦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賜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軍機大臣，旋兼任都統、宗人府宗令等職。
奕?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鍾愛這個兒子。按清朝傳統，皇位傳給諸皇子中才德兼優者，奕?有得皇位的可能。咸豐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識才具都「萬不敵」奕?，不能以條陳時政和騎馬習武取勝，乃對奕詝面授機宜，以仁孝之心取悅於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詝故意一箭不發，「上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廟號）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違和，纏綿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將不久於此位。其時，奕詝伏地流涕，痛切異常，「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咸豐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聰明的奕?未必服氣。由此，兄弟倆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礙於君臣之禮，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豐帝乳母（已尊為康慈皇貴太妃）去世，失去中間調節人，雙方感情日益疏遠。咸豐五年（1855），恭親王生母孝靜皇太后崩。早在孝靜病篤之時，奕?即請旨尊封皇太后，撫育之恩，咸豐帝不能不依奏，但奕?請封時不免衝動，形同挾制，咸豐帝心終怏怏。孝靜皇太后死後，「帝雖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給太後上謚時卻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減殺太后喪儀」，謚法有異，對孝靜皇太后「不系宣宗謚，不袝廟」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別。對此，奕?深表遺憾和懊惱。手足參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異常悲痛的時刻，咸豐帝卻責其「辦理皇太后喪儀疏略」②，降旨撤銷其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職，仍在內廷行走，回上書房讀書，以示懲罰。咸豐七年（1857），奕?復起，受命為都統，九年授內大臣。
①《上諭檔》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清史稿》卷385《杜受田傳》。
②《清史稿》卷214《后妃傳》。
第二節留守京師辦理「和局」
時值內憂外患，紛至迭起，清皇朝險象叢生，危機四伏。太平軍雄踞金陵，虎視江南，與清廷嚴重對峙，雖幾經曲折，其勢仍迅猛異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聯軍由南犯北，進逼京師。奕?年輕氣盛，主張左右出擊，以消除內外兩大敵人對清皇朝的威脅。咸豐帝對外態度矛盾，主戰情緒時高時低，舉棋不定。咸豐八年（1858）五月，英法聯軍攻佔大沽炮台後，溯白河西上，直撲天津，擺出進攻北京的架勢。在侵略軍咄咄逼人的威懾下，咸豐帝速派員赴天津談判。奕?對此表示不滿，上奏《通籌大局不能稍涉遷就折》，反對對侵略者委曲順從，指出「夷性無厭」，倘若「因其桀驁，勉強議准，以圖暫了目前，則無厭之求，轉瞬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後已。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③。但咸豐帝無心抵抗，為解京畿之危，他採納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等人力主妥協的意見，決定接受侵略者的無理要求，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奕?又立即提交了反對簽約的《江岸通商貽患甚巨宜早籌戰備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協言論和張惶恐懼的心理，並提出了一些制敵方針。咸豐帝則企圖通過「和談」方式促使英法聯軍退兵。但是，《天津條約》的簽訂助長了英法聯軍的囂張氣焰和侵略慾望，它們向清廷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主戰派一片主戰呼聲。奕?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戰，對侵略軍進行堅決抵抗，「實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豐帝拿定主意，堅持對外作戰，上下同心，統一意志，與敵軍決勝於疆場之上。再次表達了他對外主戰的態度。鑒於英法兩國要價太高，「天朝體制」面臨嚴重破壞，咸豐帝也表現出強硬態度，欲修改或廢除《天津條約》，並表示英、法如果帶兵前來，「惟有與之決戰」。於是，咸豐九年（1859）發生了大沽口激戰。咸豐十年（1860）八月，清軍連連敗北，九月下旬，英法聯軍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橋清軍防線發動總攻。清軍一敗塗地，死傷慘重，八里橋失陷。侵略軍長驅直入，進逼京師。咸豐帝聞訊，大為震驚，在慌亂中命奕?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辦和局，自己則帶著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倉皇逃往熱河。
清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戰守均不足恃」，於是奕?的主戰熱情開始冷卻，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國在南方的迅猛發展，使他痛感「內憂外患，至今已極」。權衡利害，奕?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結論，認為如不對外妥協，則內患不已，最終確定了對內鎮壓、對外乞和的方針。十月初，英法聯軍洗劫、燒毀圓明園，向清廷提出更為嚴厲的勒索和訛詐，促成奕?加快了對外妥協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豐帝的旨意，全盤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後與英、法代表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了喪權辱國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接著，又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就這樣以中國出賣大片領土主權結局。
③《清史稿》卷221《恭忠親王奕?》，第9105頁。
①齊思和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第367頁。
第三節中外「合作」鎮壓農民起義《北京條約》簽訂后，英法聯軍退回天津，迅速南駛，表示並無取代清朝統治和佔據土地的野心。奕?以為「外夷」尚執條約為據，戰爭的結果只是索取賠款和權益，「並不利我土地人民似與前代之事稍異」，產生了洋人「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於各國私利，都曾先後主動表示「願為中國攻剿發逆」①，並多次派人向奕?表示這一願望。「兩害相權則取其輕」，他愈發堅定了先對付人民起義的信念，強調要首先「安內」，肅清「匪患」，擺脫「捻熾於北，發熾於南」的困境。所以，在咸豐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陳：「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這份奏摺里，奕?雖然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窺伺中國的侵略嘴臉，看到了中國所面臨的被侵略的險惡形象，包含著防範外來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太平天國和捻軍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滅太平軍和捻軍，才能維護清朝統治的戰略部署，開始醞釀「借師助剿」的計劃，以撲滅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豐帝上疏建言，認為當今之勢，必須採取三國時「聯吳伐魏」的策略，稱「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彼其心豈一日而忘吞吳哉？」③要求咸豐帝和西方列強「約共伐魏」，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為了消除朝廷對英、法的疑懼，維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還提出一個原則規定，即所謂「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①。奕?的主張得到咸豐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實力派湘系軍閥曾國藩等的支持，當太平軍攻佔寧波又連克鎮海時，清廷害怕太平軍會由海道北上。奕?派人與英、法聯繫，大沽海口各炮台擬由英法兩國派兵防守，而清軍則專守北塘。對清廷「助剿」的請求，英、法欣然同意，並表示「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以便儘早「掃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動勢力終於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為進一步調整中外關係，便於與列強「合作」，奕?又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負責處理外交事務。此前，清廷並無專門的外交機構，《北京條約》簽訂后，外國侵略者向奕?提出專門設立外交機構的要求。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表示：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機構，則數十年求之不得。奕?向咸豐帝多次請求，力陳此舉勢在必行。迫於大勢，清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於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桂良、文祥等人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辦理對外交涉事宜。這是一個規模小、權力大的機關，它的職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還逐漸總攬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實際上，它是決策與管理一切涉及洋務的總衙門，①齊思和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第367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18頁。
②《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13，第54頁。
③《洋務運動》第1冊，第2頁。
①《洋務運動》第1冊，第5—6頁。
權勢很大，地位突出。這樣，在咸豐帝迴鑾以前，無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強支持的以奕?為首的另一個權力機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后，奕?在「自強」名義下積極倡導購買洋槍洋炮和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以增強清皇朝的軍事實力，儘快「剿滅」太平天國和連綿起伏的各地農民起義。奕?在奏摺中指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②。由此出發，奕?於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豐帝提出：「法夷槍炮均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倘酌雇夷匠數名，在上海製造用以剿賊，勢屬可行，應請飭下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①咸豐帝再次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購買洋槍洋炮事宜立即進行，曾國藩很快便在安慶辦起軍械所，開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槍洋炮。接著，以生產新式武器為基本內容，「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近代軍事工業便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應運而生。奕?以他的地位和影響力，首倡洋務運動，並積極地把其洋務思想播及臣僚，有關洋務事業的大計方針，差不多均由他參與制定和指示貫徹，各地的洋務事業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當然地成了洋務派的首領。此外，奕?作為欽差大臣，曾負責撫辦「和局」，在與列強的頻繁接觸中，密切了同外國侵略者的關係，爾後又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迎合外國的需求，深受列強的賞識和信任。它們極力支持和培植奕?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增強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聲望，希圖由他來掌握清政權的中樞機構，迅速接過軍政大權。但是，清廷中掌握實權的另一股政治勢力，即跟隨咸豐帝逃往熱河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以及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等人，對外國侵略者的疑懼未解，對奕?鄙夷不屑，將奕?的內政、外交政策擱置不理。咸豐帝雖委託奕?辦理和局，而且後來的和議經奕?辦理結束，但咸豐帝與奕?的隔閡始終未能消除。和議成，奕?多次請求咸豐帝迴鑾，咸豐帝卻一再延宕，遲遲不肯回京。七月初，咸豐帝病重，奕?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強起倚枕，手書批示說：「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②彼此的惡劣關係至死未曾改善。奕?對此十分傷感，並遷怒於咸豐帝所倚重的載垣、肅順等左右權臣。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雙方的鬥爭迅速激化起來。
②《洋務運動》第1冊，第5—6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頁。
②齊思和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5冊，第3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