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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剿捻無功」
曾國藩在功名仕進上曾一帆風順，但在鎮壓捻軍中因「無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滿。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軍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東菏澤西北高樓寨，利用有利的地形進行伏擊，使僧軍被大量殲滅，僧格林沁本人也被擊斃。清廷大為震動，趕緊調派曾國藩督師北剿。清廷頒給曾國藩以欽差大臣關防，任命他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所有三省八旗、綠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由他節制。
針對捻軍流動作戰、行蹤不定的特點，曾國藩採取重點設防，堅壁清野，畫河圈圍的對策。他先駐紮在徐州，作為指揮中心，並在臨淮、周口、徐州、濟寧（以後加上歸德）等地駐防重兵，進行堵截，以後又分別移駐這些據點，重點圍攻，另外派遣精銳馬隊對捻軍進行跟蹤追擊，以達到最後聚而殲之的目的。為了割斷捻軍與群眾的聯繫，他實行查圩政策，進行堅壁清野，嚴禁群眾接濟捻軍，並採取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圖徹底孤立捻軍。他以水師炮船封鎖黃河，防止捻軍北上，又利用運河、淮河、沙河、賈魯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築牆，進行設防，企圖限制捻軍的流動。但所有這些，都沒能奏效。捻軍這時已分東、西兩支，仍然往來穿插，馳騁南北東西，使清軍經常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賴文光部東捻與張宗禹部西捻在河南開封大會師，一舉衝破曾國藩布置的沙河及賈魯河防線，大敗河南巡撫李鶴年的河防軍。然後乘勝東向，突破運河防線，進入山東水套地區。九月，自山東回師，再破清軍河防，重返河南，如入無人之境。這使曾國藩煞費心機辛苦經營的合圍河防「剿捻」計劃破產，不得不自認「剿捻無功」。
由於曾國藩勞而無功，清廷決定以李鴻章來接替他。曾國藩自己也深感這種局面難以維持，便於同治五年十月自請開缺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等職銜，另派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己以散員留營效力，並附片暫將封爵註銷。清廷只撤換了他的剿捻欽差大臣，命令他南返兩江總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曾國藩由周口剿捻據點，途經徐州，二月返抵江寧，還駐兩江總督衙門。此後兩三年間，清廷為了對他進行安撫，先後補授他以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等頭銜，並於同治七年七月調他任直隸總督。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與同治帝的數次接見，並在國宴上班列漢官之首，與滿大學士倭仁東西相對，享受清廷的最高榮寵。然而在骨子裡，曾國藩通過實際的觀察體會，對清皇朝之前途及其當權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涼陰暗。還在同治六年六月間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與他的機要幕僚趙烈文在閑談時透露出自己的憂慮。他對趙烈文的清廷「根本顛撲」，命運「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計，起先不肯相信，以後覺得趙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潰而難過③。以後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過親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對清廷及主要當權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勢已去，更增添了心頭的愁悶。
③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頁。
第八節「曲全鄰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發生了重大教案，愛國民眾憤怒懲罰欺壓中國人民、無視中國主權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等侵略分子，焚毀教堂和外國駐津機構多處。事件發生后，清廷派遣曾國藩前往處理。曾國藩到天津后，明知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為了討好侵略者以維持「中外和好」，他不惜違心地大肆懲辦中國人民，將「啟釁」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頭上。當時，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間，法國公使羅淑亞聲勢洶洶，以武力進行威脅，企圖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極為苛刻的條件，連清廷都感到事態嚴重，「有詔備兵以待」，而曾國藩卻說：「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①。他的對外既定方針是「即令審得確情，實系曲在洋人」，「吾輩亦宜含渾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憑謠言以煽亂，尤須從重懲辦」②。在他主持下，完全滿足了法國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餘名無辜群眾，重刑逼供。「先後兩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發配邊疆，賠款四十九萬七千餘兩」③，還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專使到法國賠禮道歉。曾國藩這種視人民如草芥、曲意討好外國侵略者的卑劣行為，不能不引起全國輿論的強烈反對，甚至連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氣憤地砸掉他懸在湖南會館上的匾額，聲言開除他出同鄉會。在社會輿論的共同譴責下，曾國藩不得不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辦理過柔，寸心抱疚」，「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為一生憾事」。以後還再三寫信對人表示「神明內疚，至今耿耿」。但實際上他又認為從維護清朝統治利益上講，是做得對的。他在向清廷奏報對天津教案一事的處理時說，「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①，認為「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②。他進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極以來，外圖強盛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③。他認為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惟有採取對外屈辱乞和的妥協方針。也就是在這個奏摺中所說的，今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兵端不可自我而開，以為保民之道」。
此後，他更與郭嵩燾、李鴻章往複討論。李鴻章說：「洋人所圖我者，利也，勢也，非真欲奪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後，馭外之法，征戰者后必不繼，羈縻者事必長久。今之各國，又豈有異。」④曾國藩答覆道：「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①他們總結出的「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作為他們對外行動指南，並成為清廷對外關係的總方針。
①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卷27，《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411頁。②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頁。
③《復崇地山宮保》、《復恭親王》，《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2，第12、43頁。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頁。
②《復陳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頁。③《復劉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3，第4頁。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頁。
①《復曾相》，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頁。曾國藩按以上指導思想辦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於輿論的指責集中在曾國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興名臣」變成「賣國賊」。為了緩和「清議」，減少自己所受壓力，曾國藩上疏請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協同辦理。清廷接受他的請求，派遣工部尚書毛昶熙、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會辦教案。這時正好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死，便下令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而派李鴻章接替他為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這實際上等於宣布曾國藩沒有處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國藩推出來當替罪羔羊，使曾國藩深感難堪，並為之寒心。
曾國藩於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離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閏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寧。此後他於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蘇長江南北諸城鎮巡視軍營，併到上海視察江南製造總局所屬各廠。由於重病纏身，加上長期的精神抑鬱，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病逝於兩江總督衙門，終年62歲。
他死後，清廷給他以最高嘉獎，在專發的上諭和祭文中對他大加讚揚，稱他「公忠體國」，追贈太傅，謚以「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將其生平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
第十一章李鴻章第一節在鎮壓農民起義中起家李鴻章，字子黻，號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5日）出生於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李鴻章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翌年，通過父親與曾國藩同年的關係，師事曾氏，「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過了兩年，李鴻章考中進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編修。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李鴻章曾多次率領團勇協助安徽地方官員對抗太平軍。咸豐八年（1852），李鴻章奔江西晉謁曾國藩，入其營幕。次年十月，被任命為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間，李鴻章鬱郁不得志，師徒之間微有齟齬，曾一度拂袖他去，「閑居一年」。咸豐十一年（1861）秋，湘軍攻陷安慶，他又回到老師的營幕，這時，曾國藩對他另眼相看，舉凡「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李鴻章受到重用，從此成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左右手。
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進軍蘇、杭，威脅上海。李鴻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裝張樹聲、周盛波、潘鼎新、劉銘傳等人紛紛響應，不久，一支擁有6500餘人的淮軍正式編成。淮軍建立之初，「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軍章程」②。曾國藩調撥湘軍數營併入該軍，又以湘軍悍將程學啟、郭松林等人充當軍中頭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鴻章統率淮軍由安慶乘英輪來到滬上，旋奉命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從曾國藩手下的一個幕僚，一變成為清朝統治集團重要的一員，並在軍事上取得獨當一面的指揮權。
淮軍抵滬后，曾國藩諄諄告誡李鴻章對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篤敬」信條。李鴻章又看到外**隊擁有新式槍炮，嘆為「神技」，「日誡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①。他一面以重金聘請洋教官到各營教習；一面向侵略者購買新式武器。此外，他還「全神籠絡」華爾，企圖通過他向外國聘請「鐵匠制炸彈，代購洋槍」②，並以他「一人之心」去「聯絡各國之好」③。
為了認真訓練淮軍，並與外國侵略者協同作戰，李鴻章與何伯以及英國陸軍提督士迪佛立訂立會商攻打太平軍協議，規定：(1)李鴻章派出淮軍6000人與侵略軍「共維大局」，其中3000人進駐南橋，3000人由英**官負責嚴加訓練；(2)作戰中奪取的軍需品應歸淮軍所有；(3)雙方軍事調動必須互相通知，並互相供給軍事情報。這樣，李鴻章與資本主義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鎮壓太平軍的軍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鴻章與士迪佛立訂立《會同管帶常勝軍條約十六款》，議明：(1)全軍編製3000人，暫以奧倫為統領，清軍以副將李恆嵩會同管帶；(2)常勝軍及統帶官由撫台（李鴻章）指揮；(3)軍費開支由海關②《復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3，第10頁。
①梁啟超：《李鴻章》，第26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
③《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
收入供應，軍火由李鴻章購買撥給。常勝軍整頓后不久，戈登取代奧倫為統領，李鴻章很快「成為戈登的好友和贊助他的人」④。
常勝軍整頓后，的確幫了李鴻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倉陷落，太平軍被「追斬殆盡」①，李鴻章讚揚戈登「堅忍鎮定」。不久，崑山失守，太平軍7000餘人被俘，3萬人遭殺害，李鴻章對戈登的「奮勇」表示「殊堪嘉尚」②。十月（12月），蘇州被攻佔，李鴻章率軍大肆搶劫財物，併發給常勝軍7萬元，后奉旨另犒賞戈登銀1萬兩，以資鼓勵。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勝軍宣告解散，留洋槍隊300人、炮隊600人併入淮軍。攻陷蘇、常后，清軍加緊進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鴻章又調派淮軍追殺太平軍余部。由於平定「粵寇」有功，清廷賜封李鴻章「一等肅毅伯」。他的淮軍由原來的6000餘人逐漸擴充到六七萬人，逐步取代湘軍成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兇惡軍隊。在劫掠人民財富方面，李鴻章也並不比曾國藩兄弟遜色，李家兄弟數人在絞殺太平軍期間，就兼并土地約60萬畝。
太平天國起義被扼殺后，清廷集中兵力圍剿捻軍。同治五年（1866）秋，李鴻章吸取了曾國藩失敗的教訓，認為要撲滅「倏忽無定」的捻軍，必須增添馬隊，馬步配合，左右夾擊，前後堵截，才能扭轉尾隨追逐，勞而無功的局面。在戰略上，他堅守曾國藩「畫河圈地」的主張，實行「扼地兜剿」，驅逐捻軍到「山深水復之處」③，重重圍困，加以殲滅。與此同時，還「陰招其飢疲裹脅之眾，使其內亂殘殺」①。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賴文光被俘就義，東捻軍為李鴻章所撲滅。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捻軍進入直隸，「京師大震」，清廷急調李鴻章、左宗棠進行鎮壓。七月（8月），西捻軍進入山東境內黃河、運河和徒駭河之間的狹窄地帶，被清軍圍困，無法突圍失敗。
李鴻章在鎮壓捻軍中立下汗馬功勞，於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實授為湖廣總督，西捻軍覆滅，又賞加「太子太保銜」，成為當時一個握有軍政實權的封疆大吏，也是為清廷所倚重的一個「中興名臣」。
④《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
①《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82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
③金毓黻、田慶余：《太平天國史料》，第371頁。
①《捻軍》第1冊，第141—142頁。
第二節洋務運動的中心人物李鴻章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還開始積極推行洋務運動。所謂洋務運動，是清廷在同治年間興起的「求強」、「求富」活動。從事這一活動的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李鴻章就是洋務派的首領。
在鎮壓農民起義和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接觸中，李鴻章深感當時清皇朝存在的不僅是「內憂」，而且還有「外患」。他認為外國侵略者「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②，「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他又目睹歐美各國「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③。為了鞏固清朝統治，李鴻章提出變「成法」、立「奇業」的主張，即是在不變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略事變革，發展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加強內部統治，對付新的「變局」和「強敵」。
李鴻章到達上海之初，「深以中**器遠遜外洋為恥」①，為了學到洋人「長技」，屠殺人民，開始向外國購買洋槍炮。繼購置之後，他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②，決定自己設廠製造。
最早創辦的軍事工業，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蘇州設立的洋炮局，規模不大，卻給淮軍提供了一部分槍炮彈藥。同治四年（1865），李鴻章又創辦江南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前者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個軍火工廠。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辦了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這時捻軍和少數民族起義已相繼被鎮壓，但他認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機思逞，時需分頭防剿，設軍火無措，必致貽誤大局」③，因而對該廠進行整頓，擴大生產。
籌建北洋海軍是李鴻章「求強」事業的重要內容。同治末、光緒初，資本主義侵略者加緊窺伺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當時，加強海防，保衛邊疆，刻不容緩。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分析了這一危險形勢，並向清廷提出建設新式海軍的建議。從光緒元年（1875）開始，李鴻章先向英國訂購一批炮船，但他認為一支象樣的新式海軍，「非有鐵甲船數只，認真操練，不足以控制重洋」④，於是向德國訂製定遠、鎮遠兩隻鐵甲船和一艘鋼甲船。中法戰爭后，李鴻章以中國海軍實力單薄為理由，又向英、德等國訂購船艦快艇，加強海軍實力。光緒十一年（1885），清廷設立海軍衙門，以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會辦。經過陸續添購船隻，到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正式建立，擁有大小軍艦雷艇等25艘。這期間，李鴻章還籌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衛軍港和旅順船塢。
李鴻章在舉辦軍事工業過程中，時常感到經費不足，使局務難以維持和發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給，不得不向外國購買；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運輸②《捻軍》第1冊，第141—142頁。
③《洋務運動》第1冊，第41—42頁。
①《洋務運動》第1冊，第41—42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
③《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
④《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1。
上碰到很多困難。為此，他決定創辦民用企業，以「求富」促進「求強」。李鴻章創辦的第一個「求富」企業是輪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採用官督商辦形式經營航運業，辦起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一個規模較大的民用工業。光緒三年（1877），他舉辦的開平礦務局，成為中國第一個採用機器生產的大型煤礦企業。由於煤的蘊藏豐富，質量較好，產量日增，被李鴻章稱為「成效確有可觀」的一個企業。光緒六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電報總局。光緒八年，又奏准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光緒十九年（1893），該局遭火焚，李鴻章派盛宣懷設立華盛紡織總廠，並擬另設10個分廠於上海、寧波、鎮江等地。李鴻章在《妥議鐵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鋪設鐵路有利於國計、民生、軍務、漕務、通訊、交通等九大好處，並強調指出：「西洋諸國所以勃焉興起者，罔不慎操此術。」①他還擬定一個修築鐵路的計劃，由於當時清廷財力竭蹶和頑固派的阻撓，未能實現。到光緒七年，才修成一條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長11公里的短程鐵路。光緒二十年，唐山至山海關鐵路建成，全長128公里。此外，光緒十四年（1888），李鴻章成立漠河礦務局，開採黑龍江漠河金礦，成績卓著，是一個經營比較成功的新式礦業。
在「民用」企業中，採用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廠內設有總辦、會辦、幫辦等大小官員，「一切惟總辦之言是聽」①，其他商股無權過問。正如梁啟超批評的：「李鴻章所辦商務，亦無一成效可睹者，無他，官督商辦一語累之而已今每舉一商務，輒為之奏請焉，為之派大臣督辦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傷其手矣。況乃奸吏舞文，視為利藪，憑挾狐威，把持局務。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來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國商務之不興，雖謂李鴻章官督商辦主義之厲階可也。」②李鴻章自己和他的親信唐廷樞、盛宣懷等人，依靠政治特權操縱局務，貪污中飽，一個個成為擁有巨大財富的暴發戶。
李鴻章從事軍火生產時，說是「為今日禦侮之資」③，他籌辦海軍，明確指出「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④，但是他在大談軍事對外的同時，卻又宣稱「以剿內寇尚屬可用，以御外患實未可信」⑤。他也準備與來犯之敵交戰，卻又說不能「自我開釁」，要等到對方「萬分無禮相加」時，才不得已與之一戰。這種消極態度，導致了每戰必敗，所謂「禦侮」實際上成了一句空話。至於興辦民用企業，李鴻章也標榜「杜外人覬覦之漸」，創辦輪船招商局，聲稱「此舉為收回中國利權起見」；設立開平礦務局，他說「亦可免利源之外泄」⑥；集資興建煤鐵礦，又說有「堵塞漏卮」的好處。當然，在這一方面雖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當時國家不能獨立自主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專擅之利權的。實際情況是，只能在承認外國侵略者控制中國海關、航運、市場以及洋貨大量湧入內地的前提下，通過微弱的競爭，與外商共分①《洋務運動》第1冊，第41—42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9。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26。
③梁啟超：《李鴻章》，第72頁。
④《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
⑤《洋務運動》第2冊，第498頁。
⑥《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
一部分利潤。
李鴻章辦洋務固然是從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出發，各廠局也存在種種**現象，但他能夠面對現實，比較清晰地觀察當時世界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積弱貧窮的落後狀況，尖銳批評各種陳腐觀點，慨然以舉辦近代新式工業為己任，提出謀求富強的方案。終於在他的倡導下，逐步建立起中國早期的軍事工業、新式海軍以及民用企業。就此而論，李鴻章與愚昧落後、閉目塞聽的封建頑固官僚比較，顯然是有所作為的。
李鴻章創辦的軍事工業，雖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禦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中，淮軍和北洋艦隊還是被迫應戰，李鴻章控制的軍火工廠，「晝夜不停」，「加倍趕製」槍炮，運赴前線。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曾經重創敵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至於民用企業儘管管理落後，經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族工業的發展，但由於仿效西方先進生產方式，引進新的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畢竟使中國出現第一批近代企業，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新式工業和獨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願望。此外，在各類企業中產生了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為了舉辦洋務的需要，李鴻章還設立一些新式學堂、翻譯機構以及派遣留學生，培養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才，在客觀上不能不為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條件。
第三節辦理外交事務正當李鴻章熱衷於大辦洋務事業時，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相繼進窺我國沿邊和鄰邦，造成嚴重的邊疆危機。對於兇惡貪婪的資本主義侵略者，李鴻章缺乏足夠的認識，堅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須和戎」外交方針。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清廷命直隸總督曾國藩主持辦案，其判處20人正法，25人充軍，賠款49.7萬餘兩。曾國藩的舉措，受到輿論的譴責。八月，李鴻章奉命接任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軍事、外交大權於一身，權勢顯赫、舉足輕重。他在天津設立的衙門，號稱「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鴻章完全支持曾國藩的原判，正式議結天津教案，先將判處正法20人中的人處死，另4人由於天津群眾的堅決要求，李鴻章不得不從輕判決。在辦理天津教案中，李鴻章與曾國藩忠實執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舉進犯台灣，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頑強抵抗。李鴻章唯恐擴大事件，說什麼「台灣系海外偏隅」①，不值得大動干戈，主張與日本簽約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總理衙門與日本簽訂《台事專約》三條，賠款50萬兩，承認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義舉」。中日談判期間，英國提出台灣對外通商，李鴻章竟說：「與其聽一國（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國（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均沾」①。意欲通過開放台灣，利用其他國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獨佔，這就是李鴻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運用。總理衙門讓步訂約后，日本得寸進尺，意圖并吞琉球。李鴻章認為琉球是個「黑子彈丸之地」②，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光緒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併琉球，改為沖繩縣。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灣的同時，英**官柏郎率領武裝探路隊由緬甸闖入雲南，意在開闢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國駐京公使館派翻譯馬嘉理前往迎接，在騰越西南蠻允地方，武裝隊伍悍然開槍擊斃群眾多名，當地人民立即將馬嘉理打死，這就是所謂「馬嘉理事件」。英國侵略者乘機進行訛詐，清廷派李鴻章與英國進行談判。開始時，李鴻章認為英國武裝隊伍擅自入境，「不獨有違條約，亦顯悖萬國公法」③。及后，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恫嚇威脅下，李鴻章怕「和局」破裂，便改變了態度，於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與威妥瑪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規定賠款20萬兩；清廷派大臣赴英「謝罪」；允許英人前往雲南、青海、甘肅、西藏等省「調查」、「遊歷」；開闢印藏交通；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外貨運入內地免納各項內地稅以及擴大領事裁判權等，為英國入侵雲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紛至沓來的邊疆危機中，李鴻章對俄國於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強佔新疆伊犁這一嚴重事件，也表現得十分怯弱。俄**隊侵佔伊犁后，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以左宗棠為代表的部分官員紛紛要求進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鴻章卻大唱反調，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塊曠僻無用之地，「即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40。
①《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2。
②《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2。
③《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8。
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④。出師遠征，竭盡財力，勢必影響東南海防建設。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們已扶植阿古柏作為傀儡，中國貿然出兵，必定禍不旋踵，「別生他變」①。第三，中國「兵將皆單，軍器不精」，「實不及專顧西域」②，而且統兵主帥「左公已老」，將士率皆疲弱。在軍需給養方面，由於路途遙遠，無法源源運濟，縱然克服了重重困難，恢復失地，「勢必旋得旋失」③。據此數端，李鴻章主張對已出關或準備出關的清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④。
李鴻章力主放棄新疆的言論，受到朝野的強烈譴責，清廷最後採納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見。光緒四年（1878），左宗棠率軍收復了除伊犁地區以外的全部領土。但俄國賴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並於光緒五年簽訂《交收伊犁條約》，雖然索回了伊犁，卻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給俄國，另賠款500萬盧布，俄國還獲得蒙古、新疆貿易免稅以及由西北經天津到漢口進行貿易等特權。消息傳來，輿論嘩然，紛紛要求改約。清廷表示不承認這個條約，並將崇厚革職問罪。俄國立即擺出不惜訴諸武力的架勢。李鴻章被嚇壞了，堅主崇厚不可問罪，俄約不能推翻，勸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邊務迭興」中，李鴻章忠實執行了清廷「保全和局」這個既定方針。對外交涉時，總是借口中國的軍事力量大不如人，決非西方國家的對手，因此，抱定逆來順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讓的結果是接受無理要求，簽訂屈辱條約，一步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的程度。
④《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5。
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
②《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
③《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
④《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7。
第四節在侵略戰爭面前節節退讓在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中，李鴻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戰求和，含忍妥協，最後向法國、日本屈服投降，簽訂賣國條約。
同治、光緒之際，法國多次進犯越南。其時，法國金融資本發展迅速，積極對外擴張，叫囂「必須征服那個巨大的中華帝國」⑤，顯然，法國是企圖以越南為基地，侵略中國。光緒八年（1882），法軍進攻越南北圻，清軍出境援越。但清朝統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權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在天津談判。雙方議定：清軍撤出越境；以紅河中間之地劃界，中法兩國分別保護；開放保勝為商埠。
李鴻章的退讓，「招引法國以為中國將不會反抗」①。法國內閣總理茹費理撕毀了協議，大舉進攻越南，同時，派駐日公使脫利古來華向李鴻章施加外交訛詐，李鴻章為了保存軍事力量和淮系地盤，主張繼續執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針。他認為中國「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②，聲稱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一時戰勝未必歷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①，開戰後，「兵連禍結」，「一發難收」。李鴻章的宜和不宜戰的論調，在中法戰爭期間發揮得淋漓盡致。
光緒十年（1884），法軍向北越發動進攻。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通過粵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向李鴻章誘和。李鴻章函告總理衙門，務必含忍與議，同時強調指出：「與其兵連禍結，日久不解，待至中國餉源匱絕，兵心民心搖動，或更生他變，似不若隨機因應，早圖收束之有裨全局矣」②。清廷接受了李鴻章「兵心民心搖動」的警告，命他與福祿諾在天津舉行談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雙方簽訂《天津簡明條約》，規定：法國「保護」越南；滇桂邊境通商；中國撤回軍隊。
條約簽訂后，法國又以清軍未能及時撤退、雙方發生衝突為借口，蓄意擴大事端。閏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艦開入福建閩江口，李鴻章「自度兵船不敵」，一面拒絕清廷調撥北洋船艦增援福建；一面致函會辦海防大臣張佩綸，要他勿向法船開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艦進攻福建海軍，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鴻章的影響下，也「嚴諭各艦，不得妄動」③，致使馬尾海戰失敗，福建海軍覆沒。
法國的侵略暴行，激起全**民極大的憤慨，前線廣大將士鬥志昂揚。
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將馮子材率領清軍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中法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當時的局勢對中國極為有利，但清廷缺乏勝利信心，李鴻章則認為鎮南關大捷不過是「偏隅偶勝」，應該知足罷兵，趁勝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正式訂立《中法新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允許法國在我國西南開埠通商；中國興辦鐵路應與法人「商辦」等，⑤《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
①鮑維：《茹費理與法蘭西帝國主義的復興》，第9頁。
②《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4編，第140頁。
①《中法戰爭》第4冊，第45頁。
②《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③《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5。
使法國得以插足中國滇、桂等省，西南邊疆危機日益嚴重。
日本從同治年間開始，多次入侵朝鮮，蓄謀大規模進攻中國。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爆發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李鴻章調撥部分淮軍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鮮局勢穩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雙方同時撤兵，日軍拒不撤走，陰謀挑起戰爭。
在中日關係惡化、戰爭大有一觸即發的緊急關頭，李鴻章為了保住他的權位和軍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倆，先後乞求英、俄等國出面斡旋，阻止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把希望寄托在歐美各國的「干涉」和「調停」上，結果一一落空。軍事上，他一面命令駐朝清軍「鎮靜勿妄動」，「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詘，切記勿忘」④，想以「萬國公例」去制止日本的軍事行動；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鮮，說什麼：「我若添兵厚積，適啟其狡逞之謀」①，企圖以中國停止派兵的行動遏制日本增兵朝鮮。李鴻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軍事上的按兵不動，必然導致中國陷入被動挨打的地位。
然而，這時清廷內部主戰派堅主對日採取強硬態度，人民群眾要求抵抗的呼聲也很強烈，李鴻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國駐軍。運兵輪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號等3艘英國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高升號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遭到日本海軍的突然襲擊。
牙山戰役后，李鴻章惟恐北洋海軍與日作戰遭到損失，丟掉個人政治資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內外，做猛虎在山之勢」①，八月（9月）中旬，日軍在平壤大敗清軍。接著，又挑起黃海海戰。這次海戰，中日雙方各有損失，勝負未定。李鴻章卻故意誇大敗績。借口船艦陳舊，武器落後，不能與日繼續作戰，命令北洋艦隊全部躲藏在威海衛軍港，造成了中國海軍坐以待斃的局面。
九月（10月）下旬，日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金州告急，旅順守將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鴻章斥之為「糊塗膽小」。十月（11月），日軍攻陷大連，進犯旅順，海軍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李鴻章又訓斥說：「汝善在威海守汝數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②於是，號稱東方第一要塞的旅順軍港落入日軍手裡。光緒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海軍進攻威海衛。這時，北洋艦隊尚有戰艦炮艇等20餘艘，重整旗鼓，仍可與日一決雌雄，但李鴻章不敢一試，終於在次年正月（1895年2月），北洋海軍連同威海衛軍事要地全部落入敵手。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作為清朝的「全權大臣」到達日本馬關。翌日開始談判，日本提出許多苛刻條件，只准李鴻章說「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曾力爭「請讓少許」，沒有結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賠款銀二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廠製造。這是繼《南京條約》后又一個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④《中法戰爭》第1冊，第18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
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5。
②《中日戰爭》第3冊，第172頁。
地的深淵。
日本通過《馬關條約》佔有遼東半島，俄、德、法三國表示反對。在「干涉還遼」事件中，李鴻章又被迫對日讓步。九月（11月），他與日本代表在北京簽訂《中日遼南條約》，訂明中國「報酬」日本3000萬兩，收回遼東失地。
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的緊要關頭，避戰自保，消極應戰，屈辱妥協，忠實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線，造成中國慘敗，簽訂犧牲民族利益的條約。戰敗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統治者的決策，但李鴻章也應負重大的罪責。
第五節從簽訂《中俄密約》到出任兩廣總督李鴻章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遭群議指摘。他失去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個權勢很重的職位，留京「入閣閑居」。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擬派王之春赴俄參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禮，俄國想藉此機會迫使清廷派能訂立條約的使臣，實現久已垂涎中國東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親自出馬，清廷只好任命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鴻章在莫斯科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主要內容有兩國共同防日，一旦有事，雙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軍艦可以進出中國一切港灣；中國允許俄國穿過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修造鐵路，並在該路運送軍隊糧食。不久，根據密約，清廷又與俄國簽訂一個《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這樣，俄國在攫取中東鐵路修築權的同時，還掠奪了鐵路沿線的採礦、伐木、行政、派駐警察、駐軍及減免稅厘的特權。俄國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將侵略魔爪伸入我國東北地區。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鴻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揚中俄關係已是「如膠似漆」③，「中國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①。
辦完「聯俄」外交后，李鴻章奉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德國出動軍艦，強佔膠州灣。第二年春，李鴻章會同翁同龢與德國駐華公使訂立《膠澳租界條約》，德國以「租借」名義強佔膠州灣，並取得在山東境內開礦築路等權利。不久，俄國海陸軍紛紛出動，擺出劍拔弩張的架勢，要求清廷將旅大「租借」與俄國。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鴻章在慈禧太后的庇護下，會同張蔭桓與俄國駐華代辦巴甫洛夫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俄國不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築中東鐵路支線直達旅大以及鐵路沿線權益不得讓與他國等權利，其勢力從東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個東北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帝國主義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機嚴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救亡圖存」口號，要求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國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場新與舊的鬥爭中，李鴻章採取了先是反對、繼而暗中回護的態度。
長期以來，李鴻章堅認現行的封建**統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②，並緊緊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驅使。因此，當康有為等人抨擊他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和拒絕他加入強學會時，忿恨不已，與維新派之間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後進讒說：「此曹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①光緒二十四年初，總理衙門邀請康有為徵詢改革大端，李鴻章也出席問話，他竭力反對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維新前後，李鴻章的態度卻起了變化，原因有三。其一，在「變法」的途徑和方法問題上，洋務派同維新派是有根本區別的，但在要求「改革」這一點上，卻是相互一致的，這就成為李鴻章一度支持維新派的思想基礎。其二，在頑固勢力的阻撓下，維新派的「變法」要求不得不略作③《中日戰爭》第1冊，第69頁。
①《中東戰紀本末》卷2，第4頁。
②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第54頁。
①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第3頁。
修改，提出「君權變法」，「乾綱獨斷」以及「開制度局於宮中」等「溫和」主張。這些倒退的政見，意味著他們與洋務派的距離縮短了，李鴻章與維新派之間的隔閡也就隨之逐漸消除了。其三，簽訂《中俄密約》后，李鴻章在總理衙門僅僅做個「伴食之宰相」②。為了改變這個處境，在戊戌變法後期，他一面繼續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給維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並藉助維新派力量，實現其洋務抱負。
基於上述原因，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詔令，李鴻章並不反對，或保持緘默，或表示贊同。關於加強軍事建設、發展農工商業，以及廢除八股、興辦學校等項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鴻章均抱支持態度。尤其對於設立京師大學堂，他更認為「最關重要，贊助甚力」③，甚至還推薦康有為出任總教習，難怪後來康有為向別人說：李鴻章「助吾革政」①。戊戌政變發生后，李鴻章一面不敢違抗慈禧太后捕殺維新派的通緝令；一面派人慰問康有為等人。康有為出走時，他「遣人慰行」②；梁啟超逃亡日本，他託人轉言相慰。光緒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兩廣總督。到任后，李鴻章採取嚴厲鎮壓「盜匪」、會黨起義的措施，「募巡警」，「辦團練」，「晝夜梭巡，隨時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帶火器刀械，立即擒捕」③。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后，李鴻章電奏清廷，要求迅速剿辦團民，保護使館，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日），清廷諭令李鴻章到京主持大計，他借口「粵人呼籲攀留」，暫難北上。實際上他是要等待帝國主義軍隊開抵北京城下，經過「一二惡戰」④，清廷改變態度時，再決定自己的行動。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頒布了「宣戰」上諭，命令各省督撫集義民成團，「借御外侮」。但李鴻章拒不執行，宣稱「廿五（陽曆21日）矯詔，粵斷不奉」⑤，並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共同宣稱：長江一帶只有「會匪鹽梟」，「並無拳會之黨可招」①。可見，李鴻章是東南督撫違抗「宣戰」命令的首倡者。他還積极參与了劉坤一、張之洞發起的「東南互保」，以破壞義和團在南方的發展。
李鴻章在廣東如此賣力保護洋人，英國就提出廣東「需要這位總督坐鎮」②，並認為他是建立「華南獨立政權」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計不讓他北上，要他與孫中山「合作」，在粵「宣告獨立」。李鴻章則認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為斷」③，在聯軍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尚未「遇難」之前，不能貿然從事。因此，他一面坐觀局勢的發展，一面假意邀請孫中山前來與他「合作」，陰謀一舉搞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力量。這時，孫中山已應邀來②《戊戌變法》第1冊，第467頁。
③蔡爾康、林樂知：《李鴻章歷聘歐美記》。
①姚崧齡：《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第31頁。
②姚崧齡：《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第31頁。
③《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430頁。
④《義和團》第3冊，第335頁。
⑤《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23。
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22。
②《義和團》第3冊，第333頁。
③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第246頁。
港，抵岸后，得到革命黨人密告，獲「知李督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阱誘捕」④之意，急乘原船轉赴越南。
④轉引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387頁。
第六節最後的對外屈服妥協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后，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上，一面壓制和破壞群眾反帝愛國鬥爭，一面觀望形勢，等待時機北上，撲滅義和團鬥爭烈火，同帝國主義妥協議和。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鴻章回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鴻章仍是躊躇不動。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鴻章在清廷的催促下，於二十二日首程赴滬。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瀉」，寸步難行，盤桓申江，繼續觀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鴻章「議和全權大臣」，他還是沒有立即動身赴京。二十日，帝國主義軍隊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狼狽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給李鴻章「便宜行事」、「不為遙制」的更大權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發布「剿匪」。於是，「養痾」滬上的李鴻章欣然出發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日），李鴻章離開上海，二十五日抵達塘沽，俄**隊將他護送到天津。下車伊始，他便命令直隸官員認真剿滅「拳匪」。半個月後，李鴻章在俄軍的保護下來到北京，連日「拜會」各國公使，急謀議款訂約。但帝國主義在擬訂議和條件問題上分歧較大，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還準備擴大軍事侵略，因此，各國駐京公使「不甚與全權見面，亦不與議公事」⑤。
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條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后，四齣攻掠，擴大侵略範圍。李鴻章唯恐清軍進行還擊，影響和議進行，有負清廷對他的重託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駐軍「在一切場合只要碰到外**隊就撤退」①。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將中國兵隊之防線形勢，製成報告給瓦德西」②，使侵略軍對清軍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國主義的軍事壓力嚇壞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榮祿電告李鴻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鴻章加緊進行議和活動。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北京公使團提出議和大綱后，李鴻章立即電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斷，電示遵行」③。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與奕劻奉命在議和大綱上簽字。
議和大綱簽訂后，接著與帝國主義議訂條款細目。李鴻章害怕「和局中敗」，因此處處讓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李鴻章、奕劻代表清廷與11國駐華公使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主要內容有：賠款銀45000萬兩；各國在北京東交民巷設立使館；拆除大沽炮台和從大沽到北京沿線全部炮台，准許各**隊駐紮在京榆鐵路沿線的山海關等十二個戰略重地；清廷要嚴防和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行動。從此，帝國主義又在中國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鎖鏈，清廷墮落成為列強的馴服工具，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辛丑條約》簽訂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鴻章病死於北京，清廷賜謚「文忠」。
⑤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頁。
①《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840頁。
②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3卷，第339頁。
③《義和團》第1冊，第114頁。
第十二章左宗棠第一節究心經世之學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號湘上農人。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於湖南湘鄉左家塅一個下層地主知識分子的家庭。
從4歲開始，左宗棠就隨祖父和父親學習儒家經傳。19歲時，才正式到城南書院讀書，受教於名儒賀熙齡。賀熙齡主張經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響很大，一直以宗師事之。賀熙齡的哥哥賀長齡，是著名的《皇朝經世文編》的主編，時為江蘇布政使，在回鄉時見到左宗棠，對這個年輕人很為器重。賀的藏書很多，左宗棠每次借書，他必「親自梯樓取書，數數登降，不以為煩」①，還經常同他討論問題。通過賀氏兄弟，左宗棠逐漸密切了與封建統治階級中士大夫集團的關係，思想逐步向經世致用發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歲時，參加了本省的鄉試，與他哥哥同榜中舉。這是左宗棠在科舉道路上獲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與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詒端結婚。由於家境清寒，此後就以招贅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當時的左宗棠，年輕氣盛，自負不凡，極想由此一舉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會試，但連遭失敗。科舉的失意使他憤懣不平，「遂絕意進取」，「棄詞章為有用之學」①，精力完全集中到經世致用方面來。由於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別注意邊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響。他17歲時，即從書肆中購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及《齊氏水道提綱》等書，「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①。科舉失意的幾年中，他悉心鑽研地學，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對社稷安危的關切和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形成了比較遠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擔任了醴陵淥江學院的主講。這年，兩江總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過醴陵。左宗棠應醴陵知縣之請，為陶澍的公館作了楹聯。聯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欽賜「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賞識，特地邀見左宗棠，「傾談竟夜，與訂交而別」②。此後來往不斷。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歿，與陶澍有深交的賀熙齡要左宗棠擔負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責任，於是左宗棠於次年來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學。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館生涯，對左宗棠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陶澍家中所藏書籍，特別是「本朝憲章」十分豐富。左宗棠「課讀之暇，博觀縱覽」③，閱讀了大量有關水利、田賦、鹽政的書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綱紀、濟世匡時的途徑，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時，又①《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840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頁。
①賀熙齡：《寒香館詩鈔·舟中懷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1，第頁。②《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1，第14頁。
③同上書，第10頁。
從陶澍的往來書信中開始知道了林則徐，併產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當時的重要人物，他們關心民情，剛直不阿，主張改革弊政和抵制外來侵略。這些，對左宗棠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第二節御「外患」與除「內憂」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侵略軍犯浙江，陷定海，進逼天津、海口。消息傳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愛國熱情。於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戰守機宜」，寫出了《料敵》、《定策》、《海屯》、《器械》、《善後》諸篇，並在給賀熙齡的幾封長信中，詳細討論了這些問題。其中不少主張與林則徐在廣東抗擊英國侵略者的策略不謀而合。他還尖銳地指出：「方今時事之壞，無過上下相蒙，賢奸失別」，必須對琦善這樣「以奸謀誤國，貽禍邊疆」的罪魁禍首「馳使封劍，斬首軍前」，「以壯三軍之氣，而寒彼族之膽」①。對於被無辜問罪、發配新疆的林則徐，他則寄予滿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憤」，「心神依倚，惘惘相隨」②，表現了對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張抵禦「外患」的同時，又深為農民起義的「隱憂」
而焦慮。特別是《南京條約》簽訂后，由於清廷的屈辱求和，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暫時緩和下來，而國內的階級矛盾又因封建統治者的橫徵暴斂而尖銳化。面對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與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徹夜長談」，深為「國威屢挫之餘，亂民益無所忌」而「百憂攢集」③。地主階級的立場、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負不凡的性格，都使他「夢卜夐求」干一番為「聖君」清除「內憂」的大事業。這正是他不久后與曾國藩、胡林翼等「中興名臣」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共同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則徐引疾還閩，經過長沙時，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見。左宗棠「謁之長沙舟中」，「宴談達曙，無所不及」①。林則徐很賞識左宗棠，稱他為「不凡之才」②。
咸豐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撫張亮基的禮聘，入張幕充當謀士。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左宗棠在省城內為張亮基調兵遣將進行頑抗，還獻「河西合圍之策」，企圖一舉包圍、殲滅太平軍。在太平軍久攻長沙不下，毅然撤圍北上后，左宗棠又協助張亮基訓練兵丁、整飭吏治，並對響應太平軍的廣大群眾進行報復。他以「首先決策」鎮壓瀏陽秘密會黨「征義堂」有功，升用直隸州同知。
不久，張亮基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往湖北，與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軍的西征。后張亮基又調任山東巡撫，左宗棠不願隨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中，一連幹了6年。
從咸豐四年（1854）至咸豐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動是為清皇朝堅守湖南。當時的湖南，是曾國藩湘軍的發源地，是支持東南五省反動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軍已經傾巢出省鎮壓太平軍，而湖南又受到來自鄰邊各省和本省農民起義軍不斷衝擊的形勢下，左宗棠既要為出省的湘軍籌辦糧餉、船炮、軍械，又要設法抵擋紛至沓來的打擊，確是不遺餘力，費盡心機。左宗棠在湖南所顯示的才幹，為統治階級所賞識。潘祖蔭說：「國家不①《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1。
②《致賀蔗農先生》，《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③《復胡潤之書》，《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②《與賀仲肅》，《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連最高統治者咸豐帝也特意「垂詢及之」。左宗棠對咸豐帝的「特達之知」，刻骨銘心，感激涕零。
咸豐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濟曾國藩軍餉攻佔武昌有功，「詔以兵部郎中用，賞賜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銜③。正當他得到咸豐帝的青睞，飛騰有望之時，卻突然被湖廣總督官文奏劾，幾遭不測。雖由於胡林翼、曾國藩、潘祖蔭等人的力爭才免於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駱幕。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使左宗棠初次嘗到「世網之險」。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過對方再下毒手，因此轉而投靠為他脫險出過力的曾國藩。
③胡林翼：《啟程晴峰制軍》，《胡文忠公遺集》卷54。
第三節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咸豐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詔命以四品京堂從曾國藩治軍。他招募了5000人，組成了「楚軍」，這就是左系湘軍的起點。
左宗棠這次因禍而投靠曾國藩，是他經歷中的一個轉折。過去8年，他雖然倍受重用，名聲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高級師爺而已；而這一來，卻真正成了一員擁兵帶隊、手握實權的將領。以後，正是憑著這一資本，他的權力越來越大，以至與曾國藩等並駕齊驅，成為同治年間的「中興名臣」。「楚軍」組成后，在長沙金盆嶺練軍。年底，由江北戰場西進的李秀成大軍，包圍了曾國藩指揮機關所在地——安徽祁門。曾國藩驚恐萬狀，四處呼救。於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領剛剛練成的楚軍出湘，進入江西，在皖、贛交界的德興、婺源一帶與太平軍交鋒。這一地區是曾國藩大營的糧道，已被太平軍攔腰切斷。左宗棠的任務就是要打通這一糧道，「嚴防大營後路」，以解曾國藩之圍。他知道，初次出陣的成敗，關係今後的命運，因此勢在必爭。而太平軍方面，由於李秀成對救援安慶並不積極，與湘軍稍一接觸后，就繞過祁門，過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較順利地佔領了德興、婺源，接著又在東平、鄱陽擊敗了準備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賢部，從而打通了曾國藩大營的後路。清廷為對左宗棠表示嘉獎，命其幫辦江南軍務，並授太常寺卿。
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從湖北回師的李秀成與李世賢會合，一舉攻克浙江省會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自縊，清廷大震。這時，曾國藩雖受命節制浙江軍事，但他佔領安慶之後，正集中力量進犯天京，無暇顧及，故一再推薦左宗棠去收拾殘局。於是，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軍自江西入浙。這時，清廷多次令他率兵進駐清軍在浙西的唯一據點衢州城，並迅速拿下金華、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謹慎的，他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要馬上進攻金華、杭州，固然是「痴人說夢」，就是進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險。因為太平軍「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必須「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①。於是他決定採取「置於四旁，漸進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贛、皖邊境的太平軍據點，掃清後路，步步為營，逐漸往前推進；然後避開堅城，從側路進攻杭州。在英勇善戰的太平軍面前，他的如意算盤實現得並不順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軍雖然竭盡全力，但仍然停滯在龍游、湯溪、蘭溪一帶，進展緩慢。但後來太平軍整個戰局逐漸惡化，外國侵略者公開與清軍聯合，並在浙東開闢了第二戰場，攻佔了寧波，因而浙西戰場的太平軍內部發生動搖，出現了火併、叛變。而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機利用，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攻佔了處州、嚴州和龍、湯、蘭三城，並進一步佔領了金華，軍鋒直逼杭州。接著，這時已是閩浙總督的左宗棠派蔣益澧率軍進攻「為杭州鎖鑰」的重鎮富陽。堅守此城的太平天國康王汪海洋在富陽、新城之間大破蔣軍。左宗棠急於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況下，竟不惜「兼募外**助之攻」①。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軍與法人德克碑率領的1500人「常捷軍」勾結在一起，向富陽再度發起攻勢。德克碑以重炮轟城，終於奪①《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取了富陽。
攻佔富陽后，左宗棠兵分兩路：一路由蔣益澧等率領，直驅杭州；一路由魏喻義、康國器率領，進犯餘杭。在左軍的圍困下，杭州城內彈盡糧絕。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國聽王陳炳文突圍出走，比王錢桂仁投降，杭州陷落。餘杭汪海洋棄城北走，也為左軍所佔。六月，曾國藩率領的湘軍攻陷了天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終於被血腥地鎮壓下去。清廷論功行賞，左宗棠被封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國的戰鬥並未結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圍的各支部隊分別轉戰江西、福建、廣東各地，繼續堅持鬥爭。清廷授權左宗棠節制福建、江西、廣東三省的清軍，策劃最後消滅太平軍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統一部署下，閩、浙、贛、粵的清軍合圍汪海洋的最後據點——廣東的嘉應州。汪海洋、譚體元壯烈犧牲，長江以南太平軍的英勇鬥爭至此方才結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從廣東「凱旋」而歸，回到福州。在鎮壓太平天國的罪惡活動中，他與曾國藩、李鴻章一樣，用大量起義者的鮮血染紅了頂子，換來了「中興名臣」的桂冠。
第四節創辦福州船政局在閩浙總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創辦福州船政局的計劃。這一舉動，使他成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當左宗棠軍攻佔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輪船，但是沒有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后，他開始籌辦福州船政局。法國洋槍隊將領德克碑和稅務司日意格表示願「代為監造」。由於在浙江戰場上形成的特殊關係，也鑒於上次華人自製失敗，左宗棠決定接受他們的建議。同治五年五月，雙方達成協議，並奏報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詳商一切事宜」，同赴羅星塔，選擇了馬尾山下一處地方作為廠址。在初步規劃就緒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為福州船政局正監督、德克碑為副監督，「一切事務，均責成該兩員承辦」②。船廠的生產指標是：在五年中，應照「外洋兵船樣式」，製成150匹馬力的大輪船11艘和80匹馬力的小輪船5艘。
正當左宗棠興緻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計劃」時，清廷卻調他任陝甘總督，以鎮壓西北的回民起義。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雖西行，心猶東注」①，仍然戀戀不忘於船政局。他推薦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並派他的親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籌劃。因此，在左宗棠離開后，船政局的建設仍在他的「遙控」下繼續進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廠座、船台3座、船槽1座，並附設藝局等，成為洋務派興辦的最大的船舶製造廠。
福州船政局與其他洋務派軍事工業一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封建腐朽性和對外國的依賴性。但比較起來，船政局還有自己的幾個特點：第一，從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較突出「禦侮」，也就是針對外國侵略的一面。籌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給清廷的奏摺中明確指出：「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②自造輪船，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此後，他又反覆重申：英、法、俄、德等國「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瑕，無所不至」，因此，「非師遠人之長還以治之不可」③。
第二，在造船方針上，左宗棠強調自造，反對「造船不如買船」的謬論。他認為，中國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為中國永遠之利，並可興別項之利」，「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一時可比」④。還進一步提出附設藝局，聘請西洋技師，派中國工匠、學員學習西洋語言文字、標法畫法等，為中國培養造船、駕駛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與法人合同期滿，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職回國，其他洋匠也逐漸減少。從此，技術設計改由中國技術人員擔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對外的依賴性較少。
第三，從成績看，福州船政局前後共成船34艘，其中為南洋海軍建造的3艘2400匹馬力、排水量2400噸的巡海快船，是當時中國自己修造的最大軍艦。因此，從客觀上說，福州船政局的設立畢竟為中國建立第一支近代化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8，第59頁。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頁。
④《藝學說帖》，《左文襄公全集·說帖》。
的海軍打下了基礎。
第五節用兵陝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離開福建，赴陝甘總督任。他的西征部隊，一部分是自己帶去和調去的楚軍、湘軍，又在陝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總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陝甘和陸續增調的其他清軍，共達12萬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臨著兩支相互聯繫著的起義軍——西捻軍和回民起義軍。他鎮壓的戰略是：「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①這是因為西捻軍的戰鬥力更強，活動範圍更廣，對清皇朝的威脅也比回民起義軍更大。左宗棠的鎮壓，就是根據這個「先捻后回」的步驟進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軍從漢口出發，分三道入陝。六月，左宗堂到達潼關，正式督辦陝西軍務。他一面派兵沿渭水紮營，一面兵分兩支，渡過渭水，進攻西捻軍。但靈活的西捻軍轉而西進涇陽、咸陽，渡過涇水，集中主力於蒲城一帶，有意識地讓出涇水西岸地區。左宗棠連忙親自趕到涇西，策劃包圍西捻軍，企圖消滅他們於涇水、洛水之間。不料西捻軍突然以馬隊猛攻渭北地區的清兵，突破包圍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圍殲計劃。他們進入陝北后，連克安塞、延川等城。與西捻軍相呼應的陝西回民軍也乘勢攻佔了重鎮綏德，並邀西捻軍共同防守此城。由於連失延川、綏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書請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認捻軍「飆忽馳騁，避實就虛」，「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行，瞬息數十里；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旋迴折」②。西捻軍進駐綏德后，考慮到陝北山地較多，不適宜於馬隊馳驅，同時又接到東捻軍在運河地區失利的告急信，於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黃河冰凍已合的機會，一舉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蕩蕩渡過黃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驚，「切責督兵大臣，自宗棠、鴻章及河南巡撫李鶴年、直隸總督官文，皆奪職」①。左宗棠闖了這個大禍，「憂憤欲死」，連忙派了劉松山、郭寶昌兩軍日夜窮追，自己也隨後親自追趕，狼狽不堪。
但是，捻軍進行游擊戰爭而不建立作為戰略基地的根據地，總是難以持久的。李鴻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軍這個弱點，力求改變緊跟追擊的笨辦法而採用「畫河圈地」、逐步縮小包圍圈的策略。當西捻軍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軍的重重包圍，幾經轉戰，逐漸被清軍封鎖在冀、魯邊界沿海狹小地區內，終於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軍覆沒於徒駭河邊。
左宗棠在鎮壓西捻軍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覲天顏」，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語褒獎」。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鎮壓回民起義。這期間，由於西捻軍的轉移，陝甘回民起義軍的聲勢已開始衰落。陝西的回民起義軍被壓入甘肅境內，以寧州的董志原為主要據點。甘肅回民起義軍，以馬化龍為首，表面上接受了寧夏將軍穆圖善的「安撫」，實際上仍暗中積蓄力量，繼續進行鬥爭。左宗棠首先用「剿撫兼施」的手段鎮壓了陝西境內各股零星的起義隊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後進入甘肅境內。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軍攻佔了董志原。以此為據點的陝西回民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8，第49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頁。
①《謹擬分別剿機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義軍被迫向金積堡方向轉移。五月，左宗棠到達涇州，部署了三路進軍：南路從寶雞和清水出發，作進攻涼州的準備；中路從涇州出發，進襲平涼和固原；北路從陝西西北出發，進襲定邊和花馬池，而真正的目標是陝甘回民起義軍的中心——以馬化龍為首的金積堡。
但左宗棠軍對金積堡的進攻，遭到了起義軍的堅決抵抗，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年半之久。期間，左宗棠的愛將劉松山被打死，死亡極為慘重。左宗棠悲嘆：「一年之間，連喪大將，人心震駭，謠諑繁興」，「十餘年剿發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②。同時，清廷也一再嚴詰：金積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見成功，糜餉老師，該大臣難辭其咎」①。左宗棠受到嚴責，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寬時日」，一面更加緊了對金積堡的圍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積堡「糧已凈盡」，馬化龍「自詣軍門，哭泣請罪」。接替劉松山的劉錦棠（劉松山之侄），接受了馬的投誠，令馬化龍招各地回軍來金積堡就撫。當目的達到后，即將馬化龍及其一家全部誅殺。此後，左宗棠軍又鎮壓、收撫了河州、西寧的回民起義軍，並於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佔了陝甘起義軍的最後一個據點肅州城。
由於鎮壓陝甘回民起義獲得「全功」，清廷對左宗棠大加褒獎，賞加協辦大學士。次年，又晉為東閣大學士。但經他鎮壓后的西北，卻是「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②。這種慘狀，固然是歷屆地方官員和清軍共同造成的，但作為災難製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難辭其咎的。
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34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頁。
第六節收復新疆同治、光緒之際，中國的邊疆危機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況最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亞的浩罕汗**官阿古柏與民族敗類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結，入侵中國新疆南部地區，先後侵佔了喀什噶爾、英吉沙、莎車、和田、阿克蘇、庫車和喀喇沙爾（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動政權，阿古柏自稱「畢調勒特汗」（意即「幸運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進佔烏魯木齊。阿古柏政權不僅殘酷地壓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結英國和俄國，妄圖利用他們作靠山，分裂中國領土，成為在英、俄庇護下的一個獨立王國。
野心勃勃的俄國一方面千方百計地與英國爭奪對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劃侵佔伊犁。同治十年（1871），當阿古柏兼并了烏魯木齊不久，俄國就打著代中國「收復」的幌子，武裝佔領了伊犁，還揚言要「代收」烏魯木齊。新疆面臨著被外國侵略者瓜分的嚴重危險，收復失地，捍衛祖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當新疆危機日趨嚴重之時，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還鄉」，但是，祖國西北邊陲發生的事變，點燃了他心中的愛國之火，他堅定地表示：「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當新疆的局勢危急之時，東南沿海的防務也由於日本侵略台灣而告緊張。受英國影響的李鴻章借全國注視東南之機，提出了放棄新疆，移西征之餉作為東南海防之用的謬論。說新疆這個貧瘠之區「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廣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他認為，「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曾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①。這就意味著，玉門關以外的中國領土都可以拱手送給別人。李鴻章的謬論，得到相當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論」者起而反對。於是，一場「塞防」與「海防」之爭就此掀起。
在爭論中，清廷的態度搖擺不定，於是「密詢」在西北邊防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陳詞，堅決反對放棄新疆。他針對清廷的心理狀態，高度讚揚了乾隆帝收復新疆的歷史功績和堅定態度，指出「當時盈廷諸臣，頗以開邊未已，耗■滋多為疑，而聖意閎深，不為所動」。同時，他特別從餉需的角度駁斥了李鴻章的謬論，指出「若此時而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復新疆提到保障全國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結論是：「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不可偏廢。左宗棠的精闢議論，把「海防」、「塞防」之爭推向了**。從本質上看，這場大辯論是關係到要不要收復新疆，要不要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海防並重論」，是符合中國人民長遠利益的。
左宗棠發表意見后，清廷不僅堅定了不放棄新疆的決心，而且也意識到：在全國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膽識和魄力，足以擔負起這一重大任③《回民起義》第3冊，第243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48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第19頁。
務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緒元年（1875）三月，詔命左宗棠為督辦新疆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揮進軍的全權，開始了收復新疆的大業。
光緒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從蘭州進駐肅州（酒泉），以此為西征大本營，並督飭劉錦棠率精銳20餘營西進出關。五月，劉部抵達濟木薩。此時，連同從同治十三年（1874）起陸續出關的金順、張曜部和整編的新疆原有駐軍，全部近100營，約五六萬人。
關於具體的作戰部署，左宗棠的方針是：先北路而後南路。首先拿下烏魯木齊，克複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後揮師南下，直搗阿古柏的老巢，收復整個南疆。全部收復新疆的戰鬥，正是在這一正確部署下一步步進行的。六月，劉錦棠與先期西進的金順部同時進駐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陣地。在很短的時間裡，接連收復了烏魯木齊及昌吉、呼圖壁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堅」的瑪納斯。於是，整個北疆，除伊犁之外，均為清軍收復。第一戰役勝利結束，對南疆的進軍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這時，英國以「調停」為名，妄圖阻止左宗棠大軍收復南疆的正義行動。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向李鴻章表示，英國願出面「調停」中國與阿古柏的關係，阿古柏「作為屬國，只隸版圖，不必朝貢」②。隨後，英國又向總理衙門正式提出這一荒謬主張。左宗棠得知這個情況后，極為憤慨地說：「帕夏（即阿古柏）竊據南八城及吐魯番」，為「中外共知」，而威妥瑪卻故意「稱為喀王」，「若不知吐魯番、南八城為我疆土，帕夏為我賊也」，其卑劣的目的不過是「圖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針對李鴻章「專一示弱」的做法，他義正詞嚴地向總理衙門表示：阿古柏「為我必討之賊」，「戰陣之事，權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參與，亦「無須英人代為過慮也」。左宗棠的堅定態度，挫敗了英國的「調停」陰謀，從而為第二戰役鋪平了道路。
收復新疆的第二戰役是整個進軍中的關鍵戰役。阿古柏利用天山關隘重點設防於達坂城，並由他的兒子和親信防守吐魯番和托克遜。三者互為犄角，是阿古柏頑抗的希望所在。
光緒三年（1877）三月，在避開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後，根據左宗棠「分道並規」的部署，劉錦棠部從烏魯木齊往南，翻過天山向達坂城和托克遜挺進；張曜從哈密往西，先屯鹽池；徐占彪從巴里坤往西在鹽池與張曜會合后，再往西向七克騰木和辟展（鄯善）前進。三軍最後會師吐魯番。初三日（4月日），劉錦棠軍向達坂城發起進攻，初七日，「殲盡守城之寇，殺盡外援之寇」，一舉攻克了達坂。初九日，徐占彪軍與張曜部前鋒會師，攻佔了辟展。接著進攻吐魯番。十三日，劉錦棠的援軍也已趕到，於是在一天之內連克吐魯番滿漢二城。這一天，劉錦棠部還收復了重鎮托克遜。
關鍵性的第二戰役，不到半個月即勝利結束。三城全克，殲滅阿古柏主力1萬餘人，打開了通向南八城的門戶，為直搗阿古柏的老巢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在西征軍摧枯拉朽的打擊下，阿古柏走投無路，服毒自殺。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動集團更嚴重的內訌。阿古柏的小兒子海古拉與大兒子伯克胡里火併，被伯克胡里打死。許多人見大勢已去，紛紛作鳥獸散。在這種形勢下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6，第28頁。
繼續進兵，徹底摧毀阿古柏集團，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這時狡猾的英國再度登場。它通過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要求中國允許阿古柏反動政權保留喀什噶爾數城，「使可立國」。不久，英國代辦傅磊斯又向總理衙門轉告三項無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認中國為上國，命使臣入貢；（二）中國與喀什噶爾將地界劃清；（三）兩邊議合后，永遠和好。」②顯然，直到這時，英國仍想通過「議和」、「劃界」的陰謀，分裂中國領土，保存阿古柏集團的政權。李鴻章也再次出來為英國幫腔。他諷刺說：「左帥新復吐魯番、托克遜等城，自謂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書，催協餉如星火，更無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誠之說進者。然將來勢必旋得旋失，功不覆過。」①左宗棠面對這些壓力，仍然寸步不讓。他反駁說：收復吐魯番等地后，「逆夷震懾異常」，「此時機有可乘，乃為畫地縮守之策，何以固邊圉而示強鄰？異時追咎貽誤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②。對於英國的陰謀，他嚴正指出：英人要別人「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訴劉錦棠，如遇英國遣說客去啰嗦，則以「我奉令致討侵佔吾宇之賊，以復我舊土為詞，別事不敢幹預。如欲議別事，請赴肅州大營！」③他的凜然正氣，既打擊了英國，又回擊了李鴻章，從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國的陰謀。光緒三年八月，收復新疆的第三戰役開始了。這一戰役的目標是全部收復南疆，徹底消滅阿古柏集團。劉錦棠率西征軍各部從吐魯番、托克遜出發，兵分兩路，在不到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長驅近2000里，全部收復了南疆的東四城——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及附近各城鎮。接著，又以破竹之勢於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莎爾、和田西四城，並窮追狼狽逃竄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國卻居心叵測地把這些殘渣餘孽收留下來，拒不交出。這時，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軍不顧斷指裂膚之痛，勇往直前，為祖國建立了卓越的功勛。新疆除了伊犁地區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清廷晉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為獎勵。
左宗棠督軍討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國人民，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熱烈的擁護和支持。在整個進軍新疆的過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為嚮導，或隨同攻伐，積極支持清軍。正是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為左宗棠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使他能夠憑藉這個舞台，導演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同時，也應該肯定，在整個收復新疆的鬥爭中，左宗棠的個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兩國的政治陰謀，在政策上採取了有利於團結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對敵的方針，在物質供應上解決了「兵、餉、糧、運」四大困難；而且在軍事指導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訂「先北后南」的正確的戰略部署外，他還巧妙地運用了「緩進速戰」的原則。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戰的時間不過4個來月，其他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物質準備，選擇戰機，對敵人的動態進行周密的研究和計算。他的用兵，的確達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當左宗棠的軍隊收復南疆各地，消滅了阿古柏集團后，進一步從俄國手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7，第31頁。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11，第32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7，第13頁。
③《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8，第48頁。
中收復伊犁的問題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俄國雖然失掉了可以霸佔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計地拖延。光緒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專使崇厚到俄國談判。昏庸無能的崇厚墮入了俄國精心設計的圈套，未經請示清廷，就擅自簽訂了出賣大量權益而僅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幾亞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怒，要求殺崇厚「以伸公憤」。左宗棠也接連上書，痛陳此約的危害，指出：俄國雖名曰歸還，而實際上伊犁「四面俄部環居」，「孤注萬里，何以圖存？」將來「雖得必失，庸有幸乎？」他還揭露俄國的貪慾永無止境，「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須重新交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惡果。
光緒六年（1880）一月，在全國上下輿論的壓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絕批准「崇約」，將崇厚撤職定罪，另派曾紀澤赴俄談判改約。俄國得知崇約被拒，一面擺出斷交的架勢進行政治訛詐，一面派兵遣將，大搞武力威脅。在全**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動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強邊防，以準備對付俄國可能挑起的侵略戰爭。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準備三路出兵，武力收復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紀澤的談判。為了就近指揮這一重大行動，並向全軍將士表達自己的決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顧體弱多病，不畏風沙嚴寒，從肅州出發，隨將士穿過千里戈壁，把大本營設在新疆哈密的鳳凰台。他的這種精神，充分顯示了反侵略的堅強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氣概。但正在這時，清廷突然以「現在時事孔艱，正需老於兵事之大臣」，以備朝廷「顧問」為由，把左宗棠調回北京。左宗棠迫於朝命，不得不離開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論，與此事相始終」①。
雖然左宗棠調回北京，但他在伊犁問題上的堅決態度，對曾紀澤的談判仍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此後簽訂的中俄《伊犁條約》，迫使貪婪成性的俄國不得不將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爾山口歸還中國。在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長期關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在進軍新疆的過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陳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建省的具體方案。光緒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劉錦棠為首任新疆巡撫（時左宗棠已在兩江任上）。這是新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據勢力，實現了新疆與全國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統一；它大大加強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對於恢復和發展遭到破壞的經濟、對於保衛祖國西北邊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為創議者，顯示了他遠大的政治眼光，確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新疆期間，左宗棠還重視屯田開荒，安置難民；推廣蠶桑事業，發展地方經濟；修築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於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還在光緒六年（1880）創辦了蘭州機器織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產的羊毛與外國輸入的毛織物競爭。
④羅正鈞：《左宗棠年譜》嶽麓書社1982年版，第333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頁。
第七節督辦福建軍務光緒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覲見后，詔命入值軍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不久后，又調任兩江總督。這時，中俄條約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鬥爭中再出什麼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轉向國計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隨陶澍、林則徐之後，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於疾病纏身，他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了。
光緒九年（1883），中法戰爭爆發，這位曾在反侵略鬥爭中大顯身手的老將堅決主戰，並慷慨激昂地表示，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願親往抗法前線視師，「不效，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②愛國之情，溢於言表。他還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戰的王德榜挑募舊部，組成「恪靖定邊軍」，前往前線參戰。此後，正是這支部隊，在鎮南關（今友誼關）一役，配合老將馮子材，大敗法軍，為祖國建立了功勛。
光緒十年（1884）七月，法軍偷襲我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廠，福建水師幾全軍覆沒。閩、浙前線形勢緊張，台灣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於年初「因病開缺」的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這時的左宗棠，已是72歲高齡，然而「聞命之餘，慷慨戎行，冒暑數千里」，率部兼程趕到福州。到達福州的當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準備親自冒險東渡。在被勸阻后，他調王詩正率「恪靖援台軍」東渡台灣與法軍交戰，並「購軍火」、「雇商船」，「晝夜孜孜，以謀援台」。當澎湖失守時，左宗棠氣憤得「椎胸頓足」，以至「咯血時發」。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中，他仍然堅持主持戰備事宜，不肯休息。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賣了馮子材等英雄將士用鮮血換來的巨大勝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並不顧廣大愛**民的反對，嚴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敵大加懲創引為恨事，肝疾牽動，憤郁焦煩」①，病勢劇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於福州。清廷予謚「文襄」。
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4，第82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6，第46頁。
第十三章張之洞第一節清流派的首領張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號壺公，晚年自號無競居士，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生於貴州興義府。曾祖父張怡熊，曾任浙江山陰縣知縣。祖父張廷琛，曾任福建古田縣知縣。父親張鍈，曾任貴州興義府知府。
張之洞從小讀書用功，才思敏捷，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後從好幾位老師就學，其中丁誦先、韓超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較大。丁誦先，道光十八年進士，翰林院侍讀。韓超累官至貴州巡撫。咸豐二年（1852），張之洞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以後，他曾擔任浙江鄉試的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職務。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整頓學風，建立經心書院，提拔獎勵有真才實學的人，頗得眾望。他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並撰寫《輶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這兩本書在當時和以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書目答問》至今仍是近代目錄學的一部具有參考價值的書。他還聘請通才宿儒，如繆荃孫、樊增祥、王文錦、王懿榮、蒯光典、易順鼎等，教士子以治經門徑，通達時務。在四川尊經書院的學子中，他推薦五少年，第一名是楊銳，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後來著名的今文經學家廖平。
光緒五年（1879），張之洞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同年，清廷因俄國侵佔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於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消息傳來，輿論大嘩。群臣上疏，張之洞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並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諮詢。他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摺19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光緒六年（1880），清廷派曾紀澤赴俄，重訂伊犁條約。
當時，張之洞、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稱翰林四諫，號為清流派。他們擁戴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為領袖，而實際上張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領。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的政治聲望提高了，並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第二節整頓山西吏治，嚴禁鴉片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張之洞任山西巡撫。當時，山西吏治**，人民生活困苦，鴉片流毒嚴重。張之洞給友人書云：「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案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凈無為之地也。」「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國矣，如何如何。」②張之洞注意整頓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鍊局。他創辦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楊深秀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六君子之一。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並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張之洞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
光緒十年（1884），法國侵略越南，邊疆告急。張之洞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清廷召張之洞晉京。張之洞陳抗法事，多所謀划，被任命署理兩廣總督，不久實授。
②《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總2002—2003頁。
第三節籌劃抗法，興辦洋務企業張之洞到達廣州后，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佔台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台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局。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①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烱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烱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光緒十一年（1885）正月，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在中法戰爭中，張之洞籌餉運械，給岑毓英軍200萬元，桂軍200萬元，唐景崧、劉永福40萬元，台灣40萬元。朝廷表彰他籌濟軍事，不分畛域。這一時期，他在廣東開設水陸師學堂，創設槍彈廠，疏請大治水師、專款購兵艦，設繅絲局，創辦機鑄制錢局及銀元局，籌辦織布局和制鐵廠，這是他辦洋務企業的開始。
光緒十二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梁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後來梁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不怕非議，敢於延聘他們，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
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①。朝廷准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於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
光緒十五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辦起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張之洞辦企業，也曾鬧過一些笑話。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鍊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並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從光緒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資560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后改用江西萍鄉的煤，製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採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於是又向日本借款①《與張幼樵》，《張文襄化公全集》卷214《書札一》，北平文華齋戊辰刊本。①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卷3，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42頁。300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鹼性配置的機爐，才制出優質的馬丁鋼。宣統元年（1909），漢冶萍公司的經理葉景葵評論道：「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苟無張之洞鹵莽為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①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光緒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鍊鋼廠、煉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個、煉爐2座，工人3000，採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
張之洞還辦了湖北織布局。光緒十八年（1892）在武昌開車，紗錠3萬枚，布機1000張，工人2000。織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布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布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
張之洞看到棉紗銷路很廣，便決定開設兩個紗廠。他致電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訂購機器。光緒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廠，紗錠5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後來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制麻局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
張之洞還創辦了制磚、製革、造紙、印刷等工廠，還有湖北槍炮廠。他在湖北還注重興修水利，光緒二十五年（1899）前後修了三條堤。一條是武昌武勝門外紅關至青山江堤30里，一條是省城之南的提壩，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條從鯰魚套起至上新河為止的10餘里堤岸。這三條堤的修築使常受洪水威脅的地區成為良田、市鎮。
張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視湖北、江蘇的教育，創辦和整頓了許多書院和學堂。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國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張之洞在積極興辦洋務企業的同時，對人民群眾的反洋教鬥爭和農民起義進行了殘酷鎮壓。
①《洋務運動》第6冊，第254頁。
第四節同維新派的聯繫與分歧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雖然也籌餉籌軍械，但他練的軍隊沒有發揮什麼實際作用。朝廷旨調4艘兵艦，他致李鴻章電說：「旨調南洋兵輪四艘，查此四輪既系木殼，且管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①甲午戰爭失敗后，張之洞上《籲請修備儲才折》，希望朝廷總結失敗教訓，變法圖治。由於他慷慨激昂討論國家振作，主張反抗侵略，又辦洋務企業，因此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對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譚嗣同也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①這是當時維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張之洞表示贊助和同情，捐5000兩以充會費。帝師翁同龢也加入了強學會，當時有「內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張之洞）」之稱，翁、張成了強學會的兩大支柱。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謁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歡迎和接待。康有為準備在上海設強學會，推張之洞為會長，並代張之洞起草《上海強學會序》。張之洞當時答應了。後來上海強學會成立時，請他列名，張複電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①他以會外贊助人的身份，捐款500兩，撥公款1000兩，表示贊同。上海強學會成員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黃體芳、屠仁守、黃紹箕，都和張之洞關係相當密切。但是，後來他看到慈禧太后採取了行動，逼令光緒帝封閉了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借口康有為談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改制說和他平素的學術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為經理。張之洞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持。後來，《時務報》發表了關於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使張之洞大不高興。他授意屠仁守寫了《辨辟韓書》，批判嚴復的《辟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后，湖南掀起了維新運動。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得到張之洞贊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陳寶箴也命令全省各州縣書院的學子閱讀《時務報》。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銷《湘學報》於湖北各州縣。自第十冊起，《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這使張之洞大為不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電陳寶箴說《湘學報》議論悖謬，飭局停發。他還告誡陳寶箴說，這件事「關係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②。對湖南維新運動施加壓力。
是年三月，張之洞刊行《勸學篇》。翰林院編修黃紹箕以《勸學篇》進呈。光緒帝發布上諭稱是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①《致天津李中堂》，《張文襄公全集》卷139《電牘十八》。
①《上歐陽中鵠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8頁。②《張文襄公年譜》卷5，第96頁。
以重名教，而杜卮言。」①由於清廷的讚許，這本書風行海內。張之洞自言其書主旨在「正人心，開風氣」。所謂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綱五常，維護君主**制度，批判維新派的民權觀。所謂開風氣，就是學習西方辦鐵路、商務、礦務、學堂等，並沒有超出洋務運動的範圍，仍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
《勸學篇》的出版，受到守舊派的讚揚，遭到維新派的嚴厲駁斥。頑固派蘇輿所編《翼教叢編》，收入了《勸學篇》中的幾篇文章，並讚歎說：「疆臣佼佼厥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柱。」②章太炎則毫不客氣地批評《勸學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語」①，宣揚封建的忠君思想。維新派梁啟超評論此書道：「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②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張之洞和維新派有較多的聯繫。他自己也是相當活躍的人物。張之洞曾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楊銳是張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與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繫。後來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與要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到北京，曾對總署說：「變法不從遠大始，內亂外患將至，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③不久，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張之洞急電挽救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而不得，為此，他深感痛惜。
①《張文襄公年譜》卷6，第115頁。
②《勸學篇》，光緒戊戌三月兩湖書院刊本，卷首。
①《翼教叢編·序目》。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譜》，《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
③《自由書》，《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7頁。
第五節鎮壓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國北方掀起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一開始，張之洞便主張堅決鎮壓。他先後鎮壓了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醫院的行動，還會同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使館，致電各國道歉，完全站在保護帝國主義利益的立場。英帝國主義為了保全長江流域一帶的既得利益，便同張之洞、劉坤一等有實力的總督聯絡，簽定了《東南互保章程》。條款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憲允認切實保護」④。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都表示贊同，加入了「東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后，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他們還想通過日本勸說張之洞，擁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張之洞得知消息，並未立即表態。這時，英國也正在活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等拉攏孫中山，準備在華南策動李鴻章「獨立」。李鴻章也在觀望。於是出現了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張之洞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
張之洞剿滅了自立軍后，發現參加上海張園國會的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於是他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文中列舉了自立軍是康黨的罪狀，勸戒國會中的士紳、學者以及留日學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留日學生看了大為氣憤，他們公推沈翔雲寫了《復張之洞》一信進行批駁。沈翔雲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並不能稱為康、梁邪說；揭露張之洞說：「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不恨之，公以為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為中國乎？其為彼國乎？何大惑不解為是也。」①據說張之洞看了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駁文，抵擋一陣才算了事。
④《張文襄公年譜》卷7，第120頁。
①《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第968頁。
第六節「變通政治」的《江楚三折》清廷在經過了八國聯軍侵略北京的戰爭以後，不得不「變通政治」，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辦政務處，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遙為參預」。五月、六月，張之洞會同劉坤一連續上了三道奏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關於辦學堂、廢科舉事，提出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等建議。第二折，言整頓中法，提出了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等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等建議。在這個奏摺中說：「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寢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①這裡反映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痛恨清朝政治**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採用西法，提出了廣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葯，多譯東西各國書等建議。在這個奏摺里，他說：「施之實政則不至於病民，至若康有為之邪說謬論，但以傳康教為宗旨，亂紀綱為詭謀，其實與西政、西學之精要，全未通曉，茲所擬各條皆與之判然不同。」①他還特地申明他採用的西法內容和實質同康有為維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化，在不變更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方法。雖則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項目，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留學、設商部、學部、興辦實業等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新文化傳播的。
①《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第770頁。
①《張文襄公全集》卷53，《奏議五十三》，第32頁。
第七節廢除科舉制度，實行「癸卯學制」
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月，張之洞被賞加太子少保銜。次年十月，他上《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提出興辦各類學堂，包括師範、小學、文普通中學、武普通中學、文高等學堂、武高等學堂、方言學堂、忠學堂、工學堂、勤成學堂、仕學院、省外中小學、蒙學等。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張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張之洞等《奏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國範圍推行的學制。當時稱為「癸卯學制」。內容是把普通教育分為初等、中學、高等三級，修業期長達25年；與此并行的還有師範教育和實業教育。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以興學校。清廷詔准，自翌年始，所有鄉試、會試及各省歲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學堂出身，結束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
廢科舉、興學校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張之洞在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觀上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傳播的。
第八節督辦鐵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十分重視興建鐵路，他認為：「鐵路為自強第一要端，鐵路不成，他端更無論矣。」②「西洋富強，尤根於此。」①他所建議並監修的蘆漢鐵路，自光緒二十四年興建，到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為京漢鐵路。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張之洞又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粵漢鐵路的築路權早在7年前就被美國所控制。光緒二十四年（1898），美國合興公司同清廷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光緒二十六年（1900）又訂立續約，規定借款為4000萬美元，由合興公司在5年內築成，不得轉讓他國。但3年過去，到光緒二十九年鐵路尚未動工。光緒三十年，合興公司又將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比利時的萬國東方公司。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獲悉這個消息，非常憤怒，要求廢除原訂合同，收迴路權自辦。此時，張之洞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他以675萬兩的高價贖迴路權。隨後，張之洞以高股籌集不易為由，於宣統元年（1909）四月與德、英、法三國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鎊籌建粵漢鐵路。這激起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②《張文襄公全集》卷54，《奏議五十四》，第32頁。
①《為籌辦蘆漢鐵路情形並議借比國洋款折》，《張文襄公全集》卷46，《奏議四十六》，第2頁。第九節任中樞重臣清廷眼看資產階級革命派勢力愈來愈大，為了維護其統治，拉攏資產階級，欺騙全國人民，便聲稱「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一年（1905）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各國憲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編纂憲法大綱。對於「預備立憲」，一開始，張之洞聽到一些風聲，感到驚訝，等到五大臣回國到上海，徵求他意見時，他回電說：「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末議。」②態度曖昧。他對外官改制更持反對態度，認為「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還說：「事關二百餘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豈可不詳慎參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爾定案耶？」①清廷通過官制改革，欲加強皇權，削弱地方官吏的權力，便把當時地方督撫中權力最大的袁世凱和張之洞調到北京。光緒三十三年（1907）六月，張之洞由協辦大學士充體仁閣大學士，七月入京，補授軍機大臣，兼管學部，這時，張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處境危急。張之洞到了北京，竭力為清朝的**政治補苴罅漏。為了應付日益高漲的「革命排滿」的形勢，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滿漢畛域」，說：「欲御外侮，先靖內亂，探原扼要，唯有請頒諭旨布告天下，化除滿漢畛域。」這一建議被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