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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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前記

《圍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後國內沒有重印過。偶然碰見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盜印」本。沒有看到台灣的「盜印」,據說在那裡它是禁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著,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我抽空又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脫胎於法文成語(Iecoeur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裡去了。興緻大掃,一直沒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年復一年,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創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衝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為要寫就意味著會寫。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夥子,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兒的;不用說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事隔三十餘年,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里的人物和情節。就是追憶清楚了,也還算不得數,因為開得出菜單並不等於擺得成酒席,要不然,誰都可以馬上稱為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闊東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后四十回」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的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我們對採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這部書祿版時的校讀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脫誤,就無意中為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機會,校看一遍,也順手有節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刪去一節,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凱利(JeanneKelly)女士和茅國權(NathanK。Mao)先生的英譯本里,那一節已省去了。一九八0年二月

這本書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幾個錯字。兩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給了技術上和藝術上的幫助,特此志謝。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機會,修訂了一些文字。有兩處多年朦混過去的訛誤,是這本書的德譯者莫妮克(MonikaMotsch)博士發覺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為了塞爾望——許來伯(Sylvie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語譯本,我去年在原書里又校正了幾外錯漏,也修改了幾處詞句。恰好這本書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蘇聯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我也藉此帶便提一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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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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