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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星期五早上起身時知道自己一切都很正常，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覺得自己比平時更為沉著。我走出卧室去廚房裡拿早餐，看到思俾麗正悶悶不樂地坐在那裡。她告訴我昨天晚上她去參加的那個晚會實在糟糕透了。她一口咬定出席晚會的那幫人全是些口腔科的學生，惹得她滿心煩躁。她只好一個勁地喝酒，灌醉了心裡才好受些。

「你簡直想象不到那有多煩人，」她說，「同二十個人談話，說來說去都脫不了人口腔裡面的事。在我談起我有回牙齦發炎時，他們大為起勁，連口水都流出來了。老天有眼，大多數男人眼睛望著的總算不光光是你的牙齒，總還有些別的東西吧。」

她酒還沒全醒，我心中不由一陣高興--這使我感到自己身心真是十分健全--我給她倒了一杯番茄汁，又給她調了一份鹼性汽水，一邊聽她嘮叨，一邊隨口附和著。

「好像我上班還沒受夠似的，」她說。恩斯麗在一家電動牙刷公司里當檢驗師，專門檢查電動牙刷的質量，是個臨時性的工作。她希望能開一家小畫廊，即使賺不了多少錢也無所謂，她只是希望同畫家交朋友。她告訴我去年她感興趣的是演員，她也結識了一些演員朋友。「那些人絕對有種不正常的固著心態，我想他們上衣口袋裡準是成天揣著彎頭鏡，每回上廁所總要張嘴檢查一下自己的牙齒，就怕患上齲齒，」她若有所思地舉手攏了攏自己那一頭紅色偏褐的長發，「想想看，你能同這樣的人接吻嗎？事前他一定會叫你把嘴巴張大點。心眼死得像個木頭撅子。」

「真是讓人受不了，」我說，又替她倒了杯水，「你不好換個話題同他們談談嗎？」

恩斯麗眉頭一挑；她那天早上還沒有畫眉，因此眉毛幾乎看不出來。「我才不呢，」她說，「我假裝聽得挺入迷。我自然決不讓人知道我是干哪一行的，那些專業人員要是知道你也不是外行的話，準會一肚子氣。喏，就同彼得一樣。」

恩斯麗總喜歡順便挖苦彼得幾句，尤其在她心情不好時更是如此。我不去計較，也就沒有吭聲。「你上班之前最好吃點東西，」我說，「肚子里有點東西墊底就會舒服些。」

「天啊，」恩斯麗說，「我真受不了，又要整天地跟機器啊牙齒啊打交道。上個月還算有樁有趣的事兒，那回那個女的因為牙刷掉毛，把它退了回來，結果我們發現她一直在用阿賈克斯清洗劑洗牙刷。從那之後每天都乏味得很。」

我一面忙著安慰恩斯麗，一面覺得自己在操行上要勝她幾分，心中不免暗暗得意，結果要不是她提醒，我都沒覺察時間已經不早了。他們電動牙刷公司上班時間不嚴格，你多晚去都無所謂，但我那家公司就不同了。我來不及吃雞蛋了，只能匆匆喝下一杯牛奶，再加一碗冷麥片算數。我知道這一來等不到吃午飯，我就會餓的。我又三口兩口地咽下一片麵包，恩斯麗在一旁看著，一聲不出，像是要嘔吐的樣子，接著我抓起提包沖了出去，房門就讓恩斯麗替我關了。

我們的房間在一所大宅子的頂層，位於一個社會層次較高的舊居民區，我們住的房間從前大概是供僕人住的。這就是說，進了大門之後要到我們房間得走兩道樓梯，上面的那道樓梯又窄又滑，下面那道很寬，鋪了地毯，而且還壓著毯棍，只是已經鬆動了。我上班得穿高跟鞋，走不快，只得扶著樓梯扶手側著身子下樓。那天早上我平平安安地經過了上一道樓梯邊沿牆掛的那排拓荒時代人們使用的黃銅暖床器，盡量不讓放在二樓樓梯平台上的那個手搖紡車的軸條勾住衣服，接著又飛快地跑下第一道樓梯，沿牆掛著一面鑲在玻璃鏡框里的破舊的團旗，還有一排橢圓形的像框，裡面是祖先的遺像。樓下大廳里沒見到人，我鬆了一口氣。樓下一邊擺著橡膠榕，一邊是一張放有淡褐色茶墊和黃銅圓盤子的桌子，我小心地從中穿過，向大門走去。從右邊絨窗帘後面傳出房東的女兒彈鋼琴的聲音，她每天早上都要苦練一番。我以為自己不會遇到什麼麻煩了。

但沒等我走到門口，外面有人悄悄把門推開了，我明白自己中了埋伏。那是樓下房東太太，她戴著副一塵不染的園藝手套，握著一把小鏟子，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花園裡忙著埋什麼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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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麥卡賓小姐，」她說。

「早上好，一我笑著同她點點頭。我總也記不住她的名字，恩斯而也是如此。看來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都患有一種人們所謂的記憶阻隔症。我越過她的肩膀朝街上望去，但她站在過道當中，並不讓路。

「我昨天晚上沒在家，」她說，「去參加了個會議。」她說話總是愛繞彎子。我不耐煩地移動了一下腳步，又笑了笑，指望她會明白我正趕著要上班。「孩於告訴我又著火了。」

「哦，那不能算是著火，」我說。那個孩子一聽提到了她，趁機離開了鋼琴，走到廳前鋪著絨地毯的過道里，目不轉睛地望著我。這女孩大約十五歲，個子粗粗笨笨的，目下她正在一所私立女子學校讀書，穿著規定的綠色上衣，配著長到膝蓋的襪子。我敢肯定她各方面全都正常，但是她長著那麼粗壯的個頭，頭上還斜戴著個蝴蝶結，顯得一副蠢相。

住在樓下的房東太太脫下一隻手套，輕輕地拍了拍女孩的髮髻。「啊，」她柔聲說，「這孩子說是屋子裡全是煙。」

「沒什麼事，」我說，這回沒笑。「不過是在燒豬排而已。」

「哦，是這麼回事，」她說。「那麼，請您務必跟杜斯小姐打個招呼，下次別再弄出這麼多的煙來，這孩子有些受不了。」她把矛頭針對恩斯麗一個人，好像是認為她就像惡龍一般，鼻子里能噴出煙來。但她從來不在客廳里攔住恩斯麗同她交涉，有事總是找我談。我想也許她覺得恩斯麗不怎麼講理，而我呢還像是個體面的女子。這也許同我們的衣著有關，恩斯麗說我挑衣服總像是給自己選擇偽裝和保護色似的，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她呢，就喜歡穿霓虹燈那樣的粉紅色。

我自然沒能趕上車，在我穿過草地時，就看見汽車噴著一陣煙駛過橋去了。我站在樹底下等下一班車，我們那條街有好多樹，都長得很高。這時，恩斯麗跑出門來，同我一起等車。她化妝換衣速度極快，我就沒有那種本事，三下兩下就能收拾好。大概是化了妝的緣故吧（不過也難說，恩斯麗這個人你總摸不透她），她氣色顯得好多了。她把一頭紅髮挽在頭頂上，這是她上班梳的髮式，平時呢就讓頭髮隨便披散下來。她穿的是件橙色偏粉紅的背心裙，我覺得她臀圍那裡嫌緊了些。今天一定是又熱又潮濕，我已經感到有幾分悶熱，就像捂在塑料袋裡那樣。也許我也應該穿背心裙。

「我在廳里給她截住了，」我說，「是煙的事。」

「那老太婆，」恩斯麗說，「就會多管閑事。」恩斯麗同我不一樣，她不是從小城市來的，不耐煩別人多打探自己的私事。另一方面呢，她對這種事也並不害怕，她根本不會顧及有什麼後果的。

「她還不算怎麼老，」我說，儘管明知她不可能聽到我們說話，我還是朝那個拉上了窗帘的窗戶看了一眼，「更何況看到煙的是她女兒，不是她本人，她出去開會去了。」

「大概是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吧，」恩斯麗說，「要不就是帝國婦女互助會。我敢說她根本就沒有去開什麼會，她只是躲在那該死的絨窗帘後面，讓我們以為她出去開會了，我們就會幹自己的事情。她巴不得我們在家裡放肆地胡鬧一番呢。」

「嘿，恩斯麗，」我說，「你真是疑心病太重了。」恩斯麗深信，我們不在家的時候房東太太一定上樓到我們房間里來過，看了后肯定大為震驚，憋了一肚子的氣，她甚至還懷疑房東太太查看我們的信件，雖說還不至於私自拆開偷看。不過，往往有這樣的事，就是來找我們的客人還沒按門鈴，她倒先把門打開了。她一定認為自己有權採取預防措施：在我們商談租房條件時，她話裡有話地談起以前那些房客，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孩子那天真的心靈受到污染，兩位年輕的小姐總要比兩個青年男子要靠得住些。

「我是儘力而為，」她說這話時一邊嘆氣一邊搖頭。她隱隱約約地向我們透露，她丈夫（他的油畫像就掛在鋼琴上方）留下的錢不該只有那麼些。「你們自然注意到了吧，出入你們的套間非得經過客廳不可。」她一再強調房子的缺點，而不是其優越之處，似乎是想勸阻我們不要租她這房子。我告訴她我們已經注意到這點了。恩斯麗沒吱聲。我們事先商定由我來談判，她呢就坐在一旁裝出一副天真的樣子來，只要她願意，她是能裝得極其出色的--她長著一張紅里泛白的圓圓的娃娃臉，鼻子不算太高，一對藍眼睛可以瞪得像乒乓球那麼大。那天，我甚至還讓她戴上了手套。

房東太太又搖了搖頭。「要不是為了孩子，」她說，「我就要把房子賣了。但我希望孩子成長的環境能好些。」

我說對此我能夠理解，她說這個地區光景自然不如從前了，因為有些大宅子維護費用太高，戶主只好把房子賣給外來的移民了（她的嘴角微微朝下撇了撇），那些人把房子隔成小間出租。「幸好我們這條街還沒有這種事，」她說，「我跟孩子講得一清二楚，告訴她哪條街能去，哪條街不能去。」我回答說這個辦法不錯。在簽訂租約之前她似乎挺隨和的。租金這麼低，公共汽車站又近在咫尺，在這個城市裡真不容易找到這樣的房子。

「此外，」我又對恩斯麗說，「人家也有權對煙提出意見來，房子要是著了火怎麼辦？況且對別的事她從來沒有多嘴。」

「別的什麼事啊？我們從來沒有惹過別的事情。」

「晤……」我說。我懷疑房東太太已經注意到我們帶回家的那些瓶裝酒，儘管我總是盡量讓它們看起來像是普通雜貨的樣子。的確，她並沒有明確禁止我們做什麼事（那未免太露骨，有違她的準則，她凡事不露聲色，只是稍微暗示一下而已），但這反而使我感到拘束，讓人覺得什麼事都不能做似的。

汽車來了，恩斯麗又說，「夜深人靜時，我聽見她躡手躡腳在樓梯那邊上上下下的。」

在汽車上我們沒交談；我不喜歡在汽車上說話，我寧可看看那些廣告。此外，除了房東太太之外，我和恩斯麗共同的話題並不很多。我只是在決定要搬來后才剛剛同她認識的，她跟我的一個朋友相熟，她想找個人同住，我也在找夥伴，就這樣走到了一起，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或許我當初該用電腦來找室友，不過總的說來這樣的安排還不錯。我跟她相處得還好，彼此都在習慣上象徵性地作了些調整以適應對方，在我們之間幾乎不存在女人間常有的那種隱隱約約的敵意。我們的住所從來算不上真正乾淨，不過我們也不讓灰塵積成了團，我和恩斯麗達成了一種默契，如果早餐時我洗碗碟，晚餐時就由她來洗；如果我掃了起居室，她就負責擦廚房桌子。這是一種有來有往的安排，我倆都知道只要缺了一個環節，一切就會垮台。自然我們有各自的卧室，卧室里的事則完全由個人負責。，例如在恩斯麗房間里地板上就有些叫人難以放心的地方，她那裡丟滿了穿過的衣服，衣服上東一處西一處放了好幾個煙灰缸，就像是走路用的墊腳石，儘管我認為這有引起火災的隱患，但也從來絕口不提。我們就這樣互相克制--我說互相克制，因為我有些事情她一定也看不慣--彼此沒有多少摩擦，維持著一種相當平穩的關係。

地鐵站到了，我買了包花生米。我肚子已經餓了。我拿些給恩斯麗，她不要，這樣我就在進城的路上全吃掉了。

我們在南邊終點前的一站下了車，又一起走了一個街區；我們的辦公室在同一個地段。

「啊，對了，」在我轉到我那條街去時恩斯麗說道，「你可有三塊錢？我們的威士忌沒有了。」我在錢包里掏了一番，摸出錢交給了她，不過心裡卻有點不平。我們費用分攤，但消費就難說了。我十歲時寫了篇有關戒酒的作文參加聯合基督教會主日學校的比賽，作文中我附加上酒後駕車出事的照片，肝臟生病的插圖，還有酒精損害血液循環系統的圖表。我想，正是這個緣故，我平時只喝一杯酒，每當我拿起第二杯酒時，心中總會浮起用彩色蠟筆畫的警示形象，嘴裡也會滲出聖餐中葡萄汁溫濕的味道。這使我在同彼得一起時處於不利的地位，他老要我陪他一塊兒多喝幾杯。

在我疾步走向辦公樓時，心中不由對恩斯麗的工作羨慕起來。儘管我的工資較高，工作也比較有趣，但她的工作卻不像我的這樣固定呆板，她對自己下一步的計劃心中有數。她的辦公地點是幢閃閃發亮的裝空調的新大樓，而我的辦公室是在暗暗的磚樓里，開著窄窄的窗戶。她工作的性質也不同尋常。在聚會時人們一聽她自我介紹她負責檢驗電動牙刷的質量，個個都噴噴稱奇，她總是回答：「在這種時候拿學士學位的還有什麼別的好乾呢？」而我工作的性質就比較平常。我也想她那種工作其實我來做更為合適。從我們住在一起的情況來看，我深信在動手這方面，我要比恩斯麗強。

我進辦公室時已遲到了三刻鐘。沒人說什麼，但人人都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