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改變命運！

在這個野蠻的世界里要保護自己是不可能的。罷工——是自投死路。絕食——是徒勞無益的。

至於丟掉性命，那總是有時間的。

囚犯還剩下什麼出路呢？衝出去！去改變命運！（犯人們還把逃跑稱作「綠色檢察長」。這是他們中間唯一得人心的檢察長。同其他檢察長一樣，他使許多案件保持原狀，甚至變得比原來更加嚴重，但有時也把人乾脆痛快地釋放。它是——綠林，它是——叢莽。）

契柯夫說：如果因犯不是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處之泰然的哲學家（或者這樣說：他可以超然物外凝神沉思），那麼他就不能也不應當不想逃跑！

不應當不想！——這是自由心靈的命令。誠然，群島的土著們遠不是這樣的人，他們要馴順得多。但是，就在他們中間也總有一些正在考慮逃跑或者眼看就要逃跑的人。到處經常發生的逃跑，即便是不成功的，也是犯人的能量並沒有耗盡的確鑿的證明。

這是一個營區。它戒備森嚴：柵欄結實，區前警戒地帶可靠，瞭望塔分佈適當——每一個地點都在視界和射界之內。但當你想到你註定要在這塊圈起來的巴拿大的地面上死去，你難受得不知如何是好。那為什麼不去碰碰運氣呢？——不衝出重圍去改變一下命運呢？特別是在開始服刑的時候，在頭一年，這種衝動往往是強烈的，甚至是莽撞的。頭一年一般說是決定囚犯整個前途和整個精神面貌的時期。以後，這種衝動就不知怎地逐漸減弱下來。你已經說不準在外面生活對你是否更重要些。把你同外部世界聯繫起來的線索變得無力了，精神的火焰燃燒殆盡了，於是人就鑽進了勞改營的挽具。

在勞改營的全部存在期間，看來逃跑是發生過不少起的。這裡有一些偶然得到的資料：光是一九三O年三月從蘇俄的監禁場所就逃跑了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在我們社會裡怎麼沒有聽到這事，一點聲息也沒有！）

由於群島在一九三七年以後的大擴展，特別是戰爭年代有戰鬥力的警衛隊員都被調去前線以後，看押上越來越感到困難，甚至連那惡意想出來的自我警衛的做法，也不總是能使管理人員擺脫困境。同時他們卻想從勞改營盡量多取得一些經濟利益、產品、勞力——這就迫使勞改營（特別是伐木場）擴大範圍，把派遣點和派遣分點東一個西一個地設到荒無人煙的地方去——而對它們的警衛就越來越變得有名無實，形同虛設。

在烏斯特維姆勞改營的某些派遣分點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沒有隔離區，而只有一些木樁柵欄或籬笆，並且夜間沒有任何照明！——換句話說就是夜裡根本沒有人阻止犯人離營。在這個勞改營的懲戒勞改點上，甚至到森林中去出工的時候，整個犯人作業班也只有一名步兵押解。當然他怎樣也看不牢。因此，那裡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就逃跑了七十人（有一個甚至一天逃了兩次：午飯前和午飯後！），不過，其中六十個人都回來了。其餘的人則沒有消息。

但那是在荒涼地方。而在莫斯科，在我親眼目睹下就發生了三起很容易的逃跑：一個年輕的竊賊從卡盧加關卡的勞改工段大白天鑽進了建築工地的柵欄（而且照他們的好吹牛的習慣，過了一天後，往勞改營寄去了一張明信片：說是正往索契去並請向勞改營長官轉致問候）；從植物園附近的馬爾芬諾的小勞改營逃走過一個姑娘（關於這事我已寫過），還有一個年輕的普通犯從那裡跳上了公共汽車直坐到了市中心，誠然，對他是根本不加看押的：國家安全部的警犬們注意力全對準了我們，對於丟掉一名普通犯則毫不在乎。

大概，古拉格經過計算后確信了容許每年流失一定百分比的犯人要比在成千上萬的全部島嶼上建立真正的嚴格警衛便宜得多。

何況他們還信賴某些把土著們牢牢地束縛在原地的無形鎖鏈。

其中一條最牢固的鎖鏈就是普遍的垂頭喪氣，完全屈從於自己的奴隸地位。五十八條的犯人也好，普通犯也好，幾乎都是一些有家室的愛好勞動的人，他們只有合法地、根據命令並得到長官的贊同才能表現出勇敢精神來。即使被判坐五年和十年牢，他們也不能設想現在怎能單獨地（集體地就更不用說了！……）起來爭取自己的自由，與國家（自己的國家）、內務機關、民警、警衛、警犬站到對立地位；就算幸運地跑掉，以後怎能靠假身份證、用假姓名過日子，如果在每條十字路口都會檢查證件，如果從每個門縫裡都有懷疑的眼光注視著過路行人。勞改營里的普遍情緒是：你們拿著槍直挺挺站在那裡盯著我們幹嗎？就是你們完全走光，我們也不會往什麼地方跑：我們又不是罪犯，我們為什麼要逃跑？我們過上一年就會獲得自由！（大赦……）K-斯特拉霍維奇講述說，一九四二年他們的列車在解運到烏格利奇途中遭遇到了轟炸。押解隊東奔西散了，而犯人們知哪裡也不逃跑，等待著押解人員回來。許多人都會講出像卡爾拉格奧爾套分營一個會計所遇到的情形；派他帶著支出報告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有一名押解員跟著他。回來路上他不僅不得不用大車拉著這個喝得爛醉如泥的押解員，而且還要特別保護好他的槍支，使這個混小子不致因丟槍而受到審判。

另一條鎖鏈是——乘風狀態，勞改營的飢餓。雖然正是這種飢餓有時促使一些絕望的人邁進泰加林，希望在那裡多少要比勞改營里吃得飽些，但飢餓也使他們身體衰弱，無力遠走，同時也不能積聚起路上的食物儲備。

還有一條鎖鏈是——新刑期的威脅。政治犯逃跑的，仍依五十八條再給十年（逐漸摸索到，在這種場合最好給五十八一14，即反革命怠工）。盜竊犯們雖然給的是82款（單純逃跑），並且總共只有兩年，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他們因犯盜竊、搶劫罪得到的也不超過兩年，因此分量不相上下。而且勞改營是他們的「老家」，在勞改營里他們不挨餓，不工作——他們的直接打算不是逃跑，而是坐滿刑期，何況他們總是能夠享有優待和大赦。逃跑對於盜竊犯說來，只是強健的身體吃飽了飯的遊戲和難以克忍的貪婪的爆發：玩樂、搶劫、縱酒、強姦、炫耀。他們中間認真逃跑的只有那些判了重刑的武裝匪徒和殺人犯。

盜竊犯們很喜歡把自己從來也沒有實行過的逃跑謊說成真有其事，或者把實行過的逃跑大肆渲染。他們會講給你們聽，「印度」（盜竊犯們的工棚）是怎樣得到流動獎旗的，那是因為過冬的準備工作做得好——在工棚外厚厚地培了一圈上，而這是他們挖了地道並把土公然放在長官們面前。不要相信！——整個「印度」既不會逃跑，他們也不想去費勁挖掘，怎麼省勁怎麼便捷他們就會怎麼干，而且長官們也不會那麼愚蠢，不去瞧瞧他們是從哪裡取土來的-一有十次前科的竊賊科爾津金，受營長信任的管理員，確實穿上一身講究的衣裳走掉過，並且確實把自己說成是助理檢察長，但是他補充說，他同一名追捕逃犯的特派員（有這樣的）在一家農舍里過了一夜，夜裡偷了他的制服、武器、甚至警犬-一往後就自稱為行動特派員。這是徹頭徹尾的撒謊。盜竊犯在自己的虛構想象和故事中總是要打扮得比實際上英勇些。

還有，把犯人們拴住的——不是隔離區，而是不加看押。那些被看管最松的、得到這種寬容的犯人——上下工背後沒有刺刀跟著，有時還可以拐到外面的村莊去一趟——他們很珍惜自己所受的優待。而在逃跑后，這種優待就被剝奪了。

群島的地理條件也是逃跑時難以逾越的障礙：這些一望無際的積雪荒原或沙漠、凍土帶、泰加林。科雷馬雖然不是個島嶼，但比島嶼更不好辦：一小塊割裂開來的土地，從科雷馬往哪裡跑呢？只有出於絕望才會從這裡逃跑。誠然，過去某個時候亞庫梯人對犯人很好並擔保說：「以九個太陽為證——我把你送到哈巴羅夫斯克去。」果真駕起鹿橇把他們送走。但後來逃跑出來的盜竊犯們開始搶劫亞庫梯人，於是亞庫梯人就改變了對逃犯的態度，把他們交了出去。

受到當局鼓勵的周圍居民的敵對態度，成了逃跑的主要障礙。當局對捕獲逃犯的人不吝重賞（這何況也是一種政治教育）。因此，居住在古拉格周圍地區的少數民族逐漸習慣地認為，抓到一名逃犯——這就是過節，就是發一筆財，這好似一次順利的狩獵，或者好似找到一小塊貴重金屬。對通古斯人、科米人、哈薩克人，付給麵粉、茶葉，在靠近人煙稠密的地方，布列波洛姆和翁日拉格附近的伏爾加河中下游左岸的居民，每捕獲一名逃犯給兩普特麵粉、八米布匹和幾公斤咸鯡魚。在戰爭年代，用別的辦法是搞不到咸鮮魚的，所以當地居民也就把逃犯稱作「咸鯡魚」。例如，在舍爾斯特卡村，每當出現一個陌生人的時候，孩子們就跑著齊聲叫喊：「媽媽！咸鯡魚來了！」

地質工作者們怎樣呢？這些開發荒無人煙的北方的先驅者，這些勇敢的長著大鬍子、穿著高簡皮靴的英雄們、傑克-倫敦的心靈們怎麼樣呢？逃犯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蘇聯地質工作者身上是不妙的，最好還是不要走近他們的篝火堆。列寧格勒的工程師阿勒羅西莫夫，在「工業黨」水流中被捕並得到了十年，於一九三三年從尼瓦格萊斯勞改營逃跑出來。他在泰加林中躑躅了二十一天，一遇見地質工作者們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可是他們卻把他帶到了居民點，並交給了工會委員會主席。（也要理解地質工作者們；他們不是單獨行動的，他們彼此間害怕告密。如果逃犯真的是個刑事犯、殺人犯呢？——夜裡把他們也宰了呢？）

逮住的逃犯如果已被殺死，就把他扔在勞改營食堂近旁，讓他帶著化膿腐爛的傷口幾晝夜躺在那裡——好使犯人們對自己的清水爛菜湯看得更重些。如果抓住話的，就讓他站在門崗旁邊，交接班時嗾使狗去咬他（狗聽號令會掐死人，會咬人，也有的只會撕破衣服，利得精光）。還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寫塊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掛在捕獲的逃犯脖子上，在勞改營遊行示眾。

如果打他——那就必得把腰子打落。如果套上手銬，那就必得讓腕關節終生失去知覺（索羅金，伊夫傑爾拉格）。如果關禁閉，那非等他得上結核病不放出來（內羅勃拉格，巴蘭諾夫，一九四四年逃跑，在遭到押解隊毒打后開始吐血，三年後摘除左肺）。

拷打和殺死逃犯，說實話，在群島上是與逃犯作鬥爭的主要形式聲如果長久沒有發生逃跑，有時甚至要捏造出逃跑來。一九五一年在德賓金礦（科雷馬）某次允許一群犯人去採摘漿果。三個人走迷了道，沒有回去。勞改營長官彼得-洛馬加上尉就派出了一些追捕打手。那些人就向著三名熟睡的人放出了警犬，隨後槍殺了他們，然後用槍托擊碎腦袋，把他們變成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腦漿都流了出來-一就這樣用大車把他們拉到了勞改營。在這裡，由四名因犯代替馬匹拉著大車經過排好的隊伍。洛馬加宣布：「瞧，對每個逃犯都將這樣處理！」

在這種種情景面前誰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不顧死活的勇氣，不戰慄一下呢？——走吧！——走到底吧！-一說得容易，走到哪裡去呢？那裡，當逃犯終於到達了夢寐以求的預定地點的時候，有誰不怕受牽連，會來迎接你，把你藏起來、保護起來呢？只有那些盜竊犯們外面有約定的「快樂窩」在等待著，而對於我們這些五十八條的犯人們說來，這種住宅被稱作接頭地點，這幾乎是一種地下組織。

瞧，阻止逃跑的障礙和陷阱有多少呀！

但是，絕望的心靈有時並不權衡得失。他看到，河水在流，河裡漂著一段原木——一於是就縱身一跳！漂流吧！奧爾強勞改營的維亞切斯拉夫-別茲羅德內依剛出醫院，身體還很弱，就駕著兩根聯結在一起的原木，順印迪吉爾卡河逃走了——一到北冰洋去！到哪兒去？他抱的是什麼希望呀？不好說他是被逮住的，他是在公海上被揀起來的，經由冬季的道路，又被送回奧爾強，進了住過的那個醫院。

不是每一個沒有自動返回勞改營的、沒有活著給押回的、死了給運回的犯人，都可以說是他已經走掉了。他也許只是沒有在勞改營里不自由地慢慢拖死，而是像野獸一樣自由地死在泰加林里。

當逃犯與其說是逃跑不如說是徘徊，並且後來自動返回的時候，——勞改營的行動特派人員甚至可以從他們身上得到好處：可以不費勁地給他們套上第二個刑期。如果好久不發生逃跑，那就設個圈套，授意某個眼線拼湊一夥犯人「逃跑」——然後再把他們都關起來。

但是，一個認真逃跑的犯人很快也會變成非常可怕的人。有的為了使警犬迷失方向，在自己身後點火焚燒泰加林，大火在幾十公里的面積上連續燃燒了好幾個星期——一九四九年在威斯良國營農場附近的牧場上扣留住一名背囊里裝著人肉的逃犯：他殺死了一個路上碰到的美術家，那是一個免除看管的五年刑期的犯人，從他身上割下肉來，但沒有時間把肉煮熟。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科雷馬，在艾爾根附近，兩名押解人員押送著一隊犯人。突然，一個犯人事先並沒有同誰商量，巧妙地、單個地襲擊了押解人員，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並把兩人都槍殺了。（不知道他的姓名，原來是個不久前的前線軍官。沒有在勞改營中失去勇氣的前線軍人的稀有而鮮明的例子！）勇敢的人向全隊宣布，他們自由了！但犯人們驚恐萬分，誰也沒有跟他走，大家坐在原地等候新的押解隊到來。前線軍人數落了他們一頓——但徒勞無益。於是他就拿起了武器（三十二發子彈，「三十一發是給他們預備的！」），一個人走了。他還打死打傷了幾名追捕人員，用那第三十二顆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所有的前線軍人都那麼行事，也許群島就會垮掉。

在克拉斯拉格，一個過去的軍人，哈勒欣戰鬥的英雄，拿著斧頭襲擊了一名押解人員，用斧背打昏了他，拿走了他的槍和三十發子彈。他們放出警犬去追捕他，他殺死了兩條，打傷了馴犬員。在逮住他的時候，不是乾脆把他槍殺了事，而為了替自己也替警犬報仇，殘忍之心一起，用刺刀把他遍體制穿。就這種樣子把他扔在門崗旁躺了整整一個星期。

一九五一年，就在這個克拉斯拉格，將近十名長期服刑犯人由四名警衛步兵押解著。犯人們出其不意地襲擊了押解人員，奪走了自動步槍，穿上了他們的制服（但饒了步兵們的命！——被壓迫者往往比壓迫者寬大），四人大模大樣地押解著隊伍，把自己的同伴帶到了窄軌鐵路。那裡停著一列準備裝木材的空車。假押解隊走到火車頭旁過，把機車乘務組趕下車來（某個逃犯過去是火車司機），開足馬力把列車拉向列曉蒂車站，開到西伯利亞的幹線上。但他們需要行駛將近七十公里的路程。在這段時間內，關於他們的情況已經得到報告（被饒恕的警衛步兵最早報信），幾次他們不得不一邊開著車一邊回擊警衛隊，而在離列曉蒂幾公里的地方，在他們前面的線路上已經理設了地雷，布置上了一個營的警衛。在力量懸殊的戰鬥中，所有的逃犯都犧牲了。

悄悄的逃跑通常比較幸運。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但這些幸運的故事我們卻很少聽到：脫身者沒有向記者發表談話，他們改名換姓躲了起來。一九四二年逃跑成功的庫季科夫-斯卡欽斯基，現在所以講了出來，只是因為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揭穿了——經過十七年之後！

事情是這樣被揭露出來的：一個與他一起逃跑的人因另一件案子落了網。根據指紋查明了他的真實身份。這樣就水落石出了，原來逃犯們並沒有像推測的那樣死掉。於是就開始找尋庫季科夫。為此，在他的家鄉細心地進行了查詢，跟蹤了親屬——沿著親屬的線索就逐步找到了他。過了十七年還不惜花費精力和時間去干這一切！

關於季娜伊達-雅科夫列娜-波瓦利亞耶娃的順利逃跑我們之所以能夠知道，也只是因為她歸根結底還是失敗了。她因為在德軍佔領時期留在自己的學校里當教師而得到了刑期。但並不是蘇聯軍隊一到馬上就把她逮捕了的，在被捕前她已經嫁給了一個飛行員。這時才把她逮捕入獄，並送到了沃爾庫達的第八號礦井。她通過當廚子的中國人同外面並同丈夫取得了聯繫。丈夫在民航部門工作，他給自己安排了一次到沃爾庫達的航行。在約定的日子，季娜去作業區的洗澡房，在那裡扔掉了勞改營的衣服，從頭巾下鬆開了夜裡卷緊的頭髮。在作業區等待她的丈夫。渡口有行動人員在值班，但沒有注意那個手挽著一名飛行員的燙髮姑娘。他們駕著飛機走了。一年的時間內手娜用別人的證件生活。但她忍不住了，想同母親見見面，而母親卻正受到監視。在新的偵訊中她編造了一套謊話，說是坐運煤車逃跑的。這樣就沒有讓他們查出有她丈夫參與這件事。

亞尼斯，勒-斯在一九四六年從彼爾姆勞改營步行到了拉脫維亞，儘管他俄語講得很差，幾乎表達不出意思來。他從勞改營逃離的事實本身是很簡單的：他跑著步推倒了朽爛的柵欄，跨了過去。但後來在多沼澤的森林中（腳上穿的是樹皮鞋）長時間光靠採食漿果為生。有一次他從村莊里把一頭牛趕進森林宰了。吃足了牛肉，還用牛皮給自己縫了一雙鞋。另一次，他在一個農民那裡偷走了一件羊皮襖（居民以敵視態度對待逃犯，而逃犯也不由自主地成了居民的敵人）。在人多的地方，勒-斯把自己說成是遺失了證件的應徵入伍的拉脫維亞人。雖然在這一年還沒有取消普遍檢查通行證制度，他卻得以在他不熟悉的列寧格勒一聲不吭走到了華沙車站，還沿線路走了四公里，然後在那裡坐上了火車（但有一點勒一斯是深信不疑的：在拉脫維亞人們將毫無顧慮地把他衣起來。這就使他的逃跑具有意義）。

像勒一斯這樣的逃跑需要有農民的健壯、牛勁和敏捷。一個城裡人，而且還是個因講笑話而被判五年徒刑的老人，是否能逃跑呢？原來也是能夠的，如果留在自己的勞改營里（一個位於莫斯科與高爾基市之間的、從四一年起製造炮彈的關押老弱生活犯的小勞改營）必死無疑的話。五年本來是個「幼兒園的刑期」，但如果趕去上工而不給吃飯的話，這個講笑話者就是五個月也受不了。這種逃跑是挺而走險的舉動，是一剎那間的衝動，再過半分鐘就沒有理性也沒有力量去幹這種事了。一列班車開進了勞改營，裝上了炮彈。一個押運隊的中士在火車旁走著，離他幾節車廂的地方走著一個鐵路工人：中士推開每節紅皮車廂的車門，確信那裡什麼人也沒有以後，再把車門推上，而鐵路工人則跟著打鉛封。我們這個惹禍的餓壞了的衰弱不堪的講笑話者（一切都確確實實是這樣的，但他的姓名沒有保留下來。）在走過去的中士背後和正在走過來的鐵路工人前面縱身往車廂跳去，他好不容易攀登上去，好不容易無聲無息地推開車門，這沒有盤算好，這一定得暴露，他已經在後悔了。他隱蔽起來，心臟也停止了跳動——現在中士就會回來，用靴子踢他，現在鐵路工人就會叫喊起來，聽，已經有人觸動車門了——而這是在打鉛封！……（我暗自這樣想：說不定鐵路工人是個好心人呢？看見了——卻裝作沒有看見？……司列車駛出營區。列車開往前線。逃犯沒有作好準備，他身邊一塊麵包也沒有，三晝夜內他諒必就要死在這間自願關進去的運動著的隔離室里，他不會到達前線，而且他也不需要前線。怎麼辦呢？現在怎樣逃命呢？他看到，炮彈箱子箍著鐵帶。他赤手空拳地把鐵帶弄了下來，並在沒有堆著箱子的空地方鋸割車廂的地板。這對一個老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嗎？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嗎？被發現、逮住就是可能的嗎？箱子上還捆著用於搬運的麻繩套環，他把麻繩割下來，編結成類似的但長一些的套環，把它們系好，使它們懸在車廂下割開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滿是傷痕的雙手已經不聽使喚！為了講一個小笑話他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呀！他不等到達車站，就在行駛中小心翼翼地鑽到孔下，雙腳放在一個套環里（朝著車尾），肩膀放在另一個里。火車行駛著，逃犯懸挂著，搖晃著。火車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決心，鬆開雙腳，腳拖在地上，把他整個拉了下來。玩命的馬戲團節目——但電報可能趕上火車，他們可能搜索車廂，因為這時營區里一定發現他失蹤了。不要彎身，不要撅起，他緊貼著枕木。他閉上了眼睛，準備喪命。最後幾節車廂加速拍擊著駛過去了——突然出現了一片可喜可親的寂靜。逃犯睜開眼睛，翻過身來：只見駛去的火車閃著紅色尾燈！自由！

可是這還並沒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沒有證件，也沒有鈔票，身上穿的是勞改營的破爛衣服，他還是註定要完蛋。渾身浮腫，衣衫襤褸，他勉強掙扎到了車站，在那裡他混進列寧格勒開來的一列車人里：撤退出來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攙扶出來，在車站上給熱的飯菜吃。但是這也可能還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車裡找到了一個垂死的舊友，拿走了他的證件，而朋友過去的種種情況他是知道的。他們大家被運送到了薩拉托夫附近，於是有好幾年，直到戰後年代，他就生活在那裡，在一個養禽場幹活。後來他非常想念女兒，便出發去尋找她。他在納爾契克、在阿爾馬維爾都找過她，終於在烏日戈羅德找到了她。在這段時間裡，女兒已經嫁給一個邊防軍人。她認為父親已經平安歸天，所以現在懷著又恐懼又厭惡的心情聽他講述。她雖然已經完全篤守公民資職，但還是保留了親屬觀念的可恥殘餘，所以沒有檢舉父親，只是把他趕出了大門。老人再也沒有什麼親人了，他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過著毫無意義的生活。他成了一個吸毒者，在巴庫他吸足了某種阿納沙「被急救車收進醫院，在昏迷中說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過來又說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醫院是我們的蘇維埃醫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進行治療的，於是就叫來了國家安全部門的一個同志——這樣，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後過了十年，老頭兒又得到了二十五年（這就給了他幸運的機會在監室中講述自己的經歷，因而現在才能流芳百世）。

有時，成功的逃犯嗣後的生活比逃跑本身更有戲劇色彩。本書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謝爾蓋-安德列耶維奇-切博塔廖夫也許可以說是這種情形。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是中東鐵路的職員，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在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衝突時期，他被關在中國的監牢里，一九三一年帶著妻子葉連娜-普羅科菲耶芙娜和兩個兒子根納季與維克托回到了祖國。在這裡一切都按祖國的方式進行：過了幾天以後，他本人遭到了逮捕，妻子發了瘋，兩個兒子被送進了不同的保育院，並違反本人意願給了他們別人的父名與姓，雖然他們清楚記得自己的父名與姓，並進行了抵抗。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遠東三人小組（又是一個三人小組！）由於缺乏經驗起初只給了切博塔廖夫三年，但很快他又被抓起來，受了刑訊，並改判十年徒刑，同時剝奪通訊權利（因為現在他有什麼可寫的？），甚至在革命節日還得特別加強看押。這種加重判決卻出乎意外地幫了他的忙。從一九三四年起他關在卡爾拉格，修築通往莫英蒂的公路。一九三六年的五一節期間他被關進那裡的懲戒隔離所。一個自由人阿夫托諾姆-瓦西里耶維奇-丘乎也被投進那裡共和他們受到同樣待遇。不知他是喝醉了酒還是清醒的，但切博塔廖夫得以偷了他的由村蘇維埃發給的有效期為三個月的證件。已經是五月八日了，切博塔廖夫離開了莫英蒂勞改點，全身穿著外面人穿的衣服，身上一塊勞改營的破布也沒有，口袋裡裝著兩個半公升容量的酒瓶，像酒鬼們經常隨身帶著的那樣，只是裡面裝的並不是伏特加，而是水。先是遇到一塊鹽土草原。他曾兩次落入了去修築鐵路的哈薩克人手中，他稍懂一點哈薩克語，「利用他們的宗教感情，就把我放了。」在巴爾哈什西部邊區，他被卡爾拉格的行動站扣留住了。他們收了他的證件，盤問關於本人和親屬的種種情況，假丘平憑記憶都作了確切的回答。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不發生意外事情大概就會被抓住）——土屋裡進來了一個行動組的頭頭，丘平趕在他前頭說；「啊！尼古拉，你好，認得嗎？」（算盤打在瞬時性和臉上的皺紋上面，這是一場視力記憶的競賽：我倒是認出來了，但如果你也認出來，那我就完蛋！）「不，認不得。」「哪能這樣I我們一起坐過火車呀！你叫納依瓊諾夫，你還講過，怎樣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車站上遇見了奧莉亞——正好又在一間包房裡，後來就結了婚。」一切屬實。納依瓊諾夫不知所借了；點上根煙抽了起來，然後就放了他。（啊，藍箍帽呀！難怪要教育你們少說話！你們不應當有普通人開誠布公的毛病。講是講過的，但不是在車廂里，而是一年前在卡爾拉格的苗圃派出點出於一時糊塗講給犯人們聽的，可是卻沒有記住所有聽你講的那些人的嘴臉。在車廂里大概也是喜歡講講的，而且不只在一趟車上，火車上的事情嘛！一而切博塔廖夫的大膽賭注也就押在這一點上！）丘平興高采烈，繼續向前，經過一個湖泊往南，經由大道朝楚河車站的方向走去。他多半是夜行，每遇汽車的前燈照來，就閃到旁過的蘆葦中，白天就躺在蘆葦里（那裡是一片蘆葦叢）。遇到的行動人員少起來了，那個時候群島癌細胞還沒有擴散到這些地方。他隨身帶著麵包和糖，他放慢著吃，有五晝夜的路程完全沒有水喝。他走了兩百公里光景，到了站上，就坐車走了。

這樣，就開始了自由的，不，是困獸生活的年代，因為他不敢冒險好好安頓並久留在一個地方。在那一年，過了幾個月以後，他在伏龍藝市花園裡遇見了自己的一個勞改營教父！但那是一晃而過的事，到處是歡樂、音樂、姑娘，教父沒有來得及認出他來。他不得不扔下已經找到的工作（會計主任作了盤問並猜到了他緊急辭職的原因——但他自己也是個索洛維茨老犯人），另奔他處。起初，切博塔廖夫不敢冒險地去尋找家屬，後來想出了個辦法。他往烏法給一個表妹寫了封信探問：列娜與孩子們在什麼地方？這是誰給你寫的信，你自己猜吧！但暫時不要通知她。複信地址是一個什麼季拉布拉克車站，丘平收。表妹給了回信：孩子們已經失落，妻子在諾沃西比爾斯克。這樣，切博塔廖夫就托她到諾沃西比爾斯克去一趟，必須在沒有外人的情況下告訴他的妻子說他已有了下落並想給她寄錢去。表妹去了一趟。現在妻子自己寫信來了：經過精神病醫院，現在遺失了身份證，被判了三個月的強制勞動，不能去取留局待領匯款。心都要蹦出來了，應當走一趟！於是丈夫就發了一封喪失理智的電報：乘某次車某號車廂……請接，我們的心要對抗感情是無能為力的，但是，謝天謝地，還沒有擋住預感。途中，這些預感使他那麼不安，所以在諾沃西比爾斯克前兩站他就下了車，搭乘一輛順路的汽車前去。他把東西交給存物處后，不顧死活地往妻子的住址找去。敲門！門自己開了，家裡什麼人也沒有（第一個巧合，與人作對的巧合：房東已經守了一晝夜以便警告他有埋伏——但這時恰好出去打水！）。往裡走。妻子也不在。床上躺著一名契卡人員，蒙著軍大衣，鼾聲大作（第二個巧合，與人方便的巧合！）。切博塔廖夫急忙溜走。這時，房東——一個倖存下來的他在中東鐵路時期的熟人，叫住了他。原來，他的女婿是個行動人員，自己把電報帶回家來，並在切博塔廖夫妻子的眼前搖晃：瞧，你那個壞蛋自投羅網來了！去過火車站——沒有截住，第二個行動人員暫時走開了，這個就躺下來休息。切博塔廖夫還是把妻子叫了出來，坐汽車走了幾站，然後在那裡再坐上到烏茲別克去的火車。在列寧納巴德又辦理了一次婚姻登記手續——就是說，她沒有同切博塔廖夫離婚，而嫁給了丘平！但他們沒有住在一起的勇氣。用她的名義向各地送去找尋子女的啟事——都沒有結果。戰前他們過的就是這種東分西散、提心弔膽的生活。四一年，丘平應徵入伍，在第六十一騎兵師當無線電報務員。一次在其他戰士面前開玩笑，不小心說了香煙和火柴的中國話叫法。一個人知道某些外國話，這在哪個正常的國家裡會引起懷疑呢？在我們這裡卻引起了，眼線們打了小報告。過了一小時，二一九騎兵團的行動人員政治指導員索科洛夫已經盤問起他來了：「你從哪裡知道中國話的？」丘平回答說：只知道這兩個詞。「你沒有在中東鐵路工作過嗎？」（在國外工作——這馬上就是一種深重罪孽！）派了行動人員和坐探盯著他，沒有打聽出什麼來。為了自己安寧起見還是依照五十八條一10把他關押起來：——

不相信情報局的戰報；——

說德國人的技術裝備多。

（好像大家都沒有親眼看見過）。

不打在額上，就打在頭上！……軍法論處。槍決！祖國的生活本來就已經使切博塔廖夫感到萬分厭惡，所以他沒有提出免罪減刑的請求。但國家卻需要勞動力，於是就給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帶籠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還發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勞改營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層板鋪的僻角里輕聲問他：「你叫什麼？」「阿夫托諾姆-華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麼區？……哪個村蘇維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聽到：「你全是撒謊。我同阿夫托諾姆-丘平在一個機車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樣。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證件？」真想不到還有這樣的水下的錨會割破逃犯的肚子！一個小說家要是想出這樣的會見來，怎會使人相信呀！在那個時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當那個人說：「別害怕，我不會上教父那裡去告發，我不是惡狗！」他就緊緊握了下這個善心人的手。

就這樣，切博塔廖夫作為丘爭取滿了第二個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後一個勞改營是特別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圖拉一38、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亞賓斯克一40，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個。他們從事分離鈾和鐳礦的工作，工程是根據庫爾恰托夫的計劃進行的，工地主任特卡欽科中將直接受斯大林和貝利亞的領導。每季度都要從犯人取得「不泄露機密」的具結。但這還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滿釋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獲釋者」送到了科雷馬！只是在那裡才把他們解除了看押，並宣布為特別危險的特殊人員——所以危險，是因為他們幫助製造了原子彈！（啊，這一切怎寫得完呢？須知這需要寫許多章呀！）這樣的人有幾萬名，分散在科雷馬各處！！（翻翻憲法吧！翻翻各種法典吧！——關於特殊人員那裡寫著些什麼？？）

可是現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來。於是她就來到了在馬爾吉亞克金礦的丈夫身過。從這裡他們又發函查詢兒子們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沒有」，「名單上沒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們便離開了科雷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氣候變暖了，雖然是緩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們的兒子維克托，基輔的鉗工，決定丟掉可惜的姓，並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敵切博塔廖夫的兒子！過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現在父親所關心的事，是給自已恢復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獄都得到了平反，他對逃跑已經不負責任了）。他也作了聲明，把指紋寄到莫斯科去核對。只有當三個人都得到了寫著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證，兒媳婦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後，老人才安下心來。但是又過了幾年他給我寫信說，悔不該找到維克托：兒子罵父親是罪犯，並認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禍首，對於平反證明則揮揮手不屑地說：「廢紙一張！」長子根納季終於不明下落。

從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還完全不給人以自由，所給予的是經常受壓迫、受威脅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這一點——這是那些在勞改營中已經來得及在政治上脫離祖國的人，還有那些渾渾噩噩只是為了活著而活著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認為只有實現了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這樣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見的（失敗時有現成的回答：「我們想跑到中央去請求查明真相！」）

關於這些逃跑最難講述。那些沒有跑掉的，已經躺在潮濕的土裡。那些又被抓住的——閉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許會在西方出現，但也可能為了某些留在這裡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過這樣的傳聞，在楚科奇半島犯人們奪得了一架飛機，七個人飛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約只是試圖劫奪飛機，可是事敗未成。

所有這些事件還將久久地被封鎖起來，逐漸過時，而成為不需要的東西，像這本手稿一樣，象在我國所寫的一切真情實事一樣。

請看一個這樣的事件，但人們的記憶又沒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薩人，民用專業是一個機械工程師，在軍隊里是一個大尉。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在奧地利，在維也納的佔領軍里服務。在一九四八年由於被告密而被捕，得到了五十八條一10和當時已經施行的二十五年。被送到了西伯利亞離泰謝特三百公里的勞改點，就是說送到了一個遠離西伯利亞鐵路幹線的地方。他很快就在伐木場上變得衰弱不堪了。但他還保持了爭取生存的意志和關於維也納的回憶。他從那裡——從那裡！——竟能逃跑到了維也納！真是不可思議！

他們的伐木場區的邊界是一條從小瞭望塔上可以觀察的林間通道。在選定的日子，他上工時隨身帶著口糧。他砍倒了一株枝葉繁茂的雲杉，使它橫卧在通道上，在枝葉的遮蓋下爬到樹端。雲杉遮不住整個通道，但他繼續爬行，幸運地走掉了。他帶走了一把斧頭。這事發生在夏天。他沿著暴風吹倒的樹木穿過泰加林，行走很困難，可是整整一個月他沒有碰到任何人。他把襯衣的袖子和領口繫上，用它撈魚，生吃魚肉。他採食松子、蘑菇、漿果。他半死不活地終於走到了西伯利亞鐵路幹線，幸福地在一垛乾草堆里睡著了。他聽甸人聲醒了過來：看見有人用大叉在取乾草，並且已經發現了他。他已精疲力竭，既不準備逃走，也不打算掙扎，只是說；「好吧，抓起來吧，交出去吧，我是逃犯。」那是一個鐵路巡道工和他的妻子。巡道工說：「我們也是俄國人呀。好！坐著不要露面。」說完就走了。但逃犯不相信他們：他們可是蘇維埃人呀，他們有告發的義務。於是就爬進了森林。從森林邊上注視著，他看到，巡道工回來了，帶來了衣服和食物——入暮，逃犯便沿線路而行，在林區一個小車站上坐上了貨車，到早晨就跳下來——白天躲進森林。他就這樣一夜一夜地前進，當身子變得結實一些以後，在每個停車站上都下來——躲在樹林里或者步行前進，趕上火車，在行駛中跳上車去。這樣他就幾十次地冒著丟掉手腳和腦袋的危險（告密者的筆頭輕輕划幾下就使他吃盡了這種種苦頭……）。但在快到烏拉爾的時候，他違反了自己的常規，在裝載原木的平台車皮上睡著了。他被踢了一下，一盞燈照在臉上：「證件！」——「就給。」站起身來，一拳把警衛從高處打落下來，自己則跳到了另一面——迎頭又碰上了另一個警衛！——他把這個也打倒了，從旁邊停著的列車下逃走了。在站外扒上行駛中的火車。他決定繞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它的郊區搶了一個貨亭，拿走了衣服，身上穿了三套，裝足了食物。在某個站上賣掉了一套衣服，買了一張切利亞賓斯克-奧爾斯克-中亞細亞的車票。不，他知道要往哪裡去，到維也納去！但應當搞亂行蹤，使人們不再找尋他。在土庫曼，一個集體農莊主席在集市上遇見了他，不看證件就把他帶到了自己的集體農莊去。他的手沒有辜負了機械工程師的稱號。他給集體農莊修理了所有的機器。過了幾個月，他算清了帳，前往國境線附近的克拉斯諾沃次克。列車過了馬里以後，一名巡邏走過來檢查證件。那時我們的機械工程師便走到車廂平台，打開了門，把身體懸在廁所的窗外（從裡面不可能透過塗上白色的玻璃看到他），只有一個腳尖支撐在台階上以便回來。門框角上露著一個鞋尖，巡邏沒有發覺，便到下一個車廂去了。膽戰心驚的時刻就這樣過去了。逃犯順利地超過了裏海后，坐上了巴庫一會彼托夫卡的火車，由此直奔喀爾巴澤山。經由荒僻陡峭的森林地帶越過山脈國境線的時候，他很審慎——但還是被邊防軍人截住了！從那西伯利亞的勞改點起，從那砍倒的第一株雲杉起，需要作出多少犧牲，經受多少痛苦，想出多少花招和付出多少精力——而在最最末尾一剎那間一切都垮了！……像在泰謝特草垛里那樣，他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他再也不能反抗，撒謊，只能懷著最後的狂怒喊道；「抓起來吧，劊子手！抓起來吧，這是你們的權力！」「什麼人？」「逃犯！從勞改營逃出來！抓起來吧！」但邊防軍人表現得有點奇怪：他們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帶進了土屋，在那裡解開，重新進行訊問——突然弄清楚了：自己人！班傑拉分子！（呸！呸！——有教養的讀者皺起了眉頭，沖我揮著手說：「嘿，你選的角色真不錯，如果班傑拉分子都是他的自己人！好一路貨色！」我也攤開雙手說：實際上也就是這樣的人底逃跑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勞改營使他成為這樣的人。我對你們說，他們這些勞改犯是按豬一樣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原則而不是按報紙生活的。對於一個勞改犯說來，那些同他一起在勞改營受苦的人都是自己人。那些放出警犬去追蹤他的人都不是自己人。沒有覺悟嘛！）他們擁抱了！那時，班傑拉分子還有越過國境的通道，他們就把他客客氣氣地帶了過去。

他重新又在維也納了！——但已經是在美佔區里。他還是服從於那個迷惑人的唯物主義的原則，怎樣也忘懷不了自己那個血腥的死亡營，他已經不去找機械工程師的工作做了，而是跑到美國當局那裡去傾吐積愫。開始在他們那裡擔任了某種工作。

但是！——人的特性是：危險一過去，我們的警惕性也就削弱了。他決意要給敖德薩的父母寄錢去，為此他需要把美元兌換成蘇聯貨幣。某個猶太商人邀請他到維也納蘇占區的寓所去兌換。人們不斷地跑來跑去，很少區分是哪國的占區。而他則萬萬不能越過去！但他越過了——於是就在銀錢兌換商人的寓所里被抓住。

完全是俄羅斯的故事：千辛萬苦做成的，一杯伏特加酒就給喝光了。

他被判處槍決，關在柏林的蘇聯監獄里，他把這一切講給了另一個軍官和工程師安尼金聽。這個安尼金在此以前已經在德國的俘虜營呆過，曾在布痕瓦爾德奄奄待斃。被美國人解放出來后，送到了德國的蘇占區，臨時留在那裡拆卸工廠。後來他逃到了西德，在慕尼黑附近建築水力發電站，從那裡被蘇聯諜報機關劫走（用汽車前燈把眼照花，推進了汽車）——他經歷這種種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聽取這個敖德薩機械工程師的故事並給我們保存下來？是為了後來兩次無結果地從埃克巴斯主茲逃跑（關於他我們還將在第五部中講到）？最後在懲戒石灰廠里遭到殺害？

這是前定的！這是命運的乖戾！我們怎能看清個別人的生命的意義呢？……

我們還沒有講過集體逃跑，而這種逃跑也是很多的。據說，在一九五六年芒切哥爾斯克近郊的整個小勞改營都逃跑了。

從群島逃跑的事件是罄竹難書、不勝枚舉的。甚至想專門寫一本關於逃跑的書的人，也會愛惜讀者和自己，而略去幾百起這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