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會親近分子

讓我這枝禿筆也參加對這個部族的歌頌吧！他們曾作為海盜、海上走私者、流浪漢、逃犯而被歌頌過。他們曾作為綠林好漢——從羅賓漢直到喜歌劇中的江湖豪傑而被歌頌過，說他們富有同情心，說他們劫富濟貧。啊，卡爾-莫爾的高尚戰友！啊，叛逆成性的浪漫主義者切爾卡什！啊，賓漢-克里克、敖德薩的浪人和敖德薩的吟遊詩人！

整個世界文學不是都歌頌過盜賊嗎？對於弗朗索瓦-維永，我們不去求全責備，但無論雨果或巴爾扎克都未能避開這條道路，就連普希金也曾讚賞過吉普賽人身上的盜賊因素（拜倫又怎樣呢？）。然而，像蘇維埃文學那樣廣泛、那樣一致、那樣徹底地歌頌盜賊的，卻從未有過！（正是因為有崇高的理論根據嘛，不光是有高爾基和馬卡連科作俑。）

列昂尼德-烏喬索夫在遊藝場的舞台上帶著濃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痴的聽眾也對著他嚎叫。維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筆下的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哥兒們說的正是這種江湖黑話。而且，他們的機智正是通過這種江湖黑話最充分地表現出來的。哪個不是懷著神聖的激動在向我們描寫盜賊——開頭是他們生動的放蕩不羈的否定一切的態度，結尾是他們的符合辯證法的改造——馬雅可夫斯基如此（蕭斯塔科維奇步武其後——芭蕾舞劇《小姐與流氓》），列昂諾夫如此，謝爾文斯基如此，英貝爾也如此，難以-一列舉。盜賊崇拜在文學缺乏正面人物的時代已經成了一種傳染病。甚至像維克托-涅克拉索夫這樣的高經叛道的作家，也沒有找到比丘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更好的形象來體現俄羅斯的英雄氣概。甚至塔季揚娜-葉賽寧娜也中了這種魔術，給我們塑造了溫卡-「方塊鉤」的「天真無邪」的人物形象。也許只有那善於不帶偏見去觀察世界的田德里亞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讚賞不已的筆調向我們描寫一個盜賊（《三點、七點、愛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爾丹-謝苗諾夫好像自己也蹲過勞改營，但卻全然胡謅地說什麼：竊賊沙什卡-亞歷山大羅夫（《岩上的浮雕》）在那個似乎因認識列寧和打過高爾奈克而受到全體盜竊犯尊敬的共產黨員彼特拉科夫的影響下（完全是阿維爾巴赫時代的傳奇式的論據），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組織成一個作業班，並且不靠剝削他們生活，（可不是嗎！阿爾丹-謝苗諾夫知道得最清楚！）而為給他們弄飯吃去操心！為了這個目的，他去同自由僱員們玩牌贏錢！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這些贏來的錢買茶葉沏一杯迷魂湯；對於六十年代，這是多麼陳腐不堪的荒唐笑話！

四六年一個夏天的傍晚，在卡盧加關卡的小勞改營里，一名盜竊犯俯卧在三層樓的窗台上，放大嗓門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盜賊的歌曲來。歌聲沒遮攔地穿過門崗，穿過鐵絲網，在大卡盧加的人行道上、在無軌電車站上和涅斯庫奇內花園的鄰近處都聽得到。在這些歌子中，歌頌了「輕鬆生活」、殺人、盜竊和搶劫。看守、教育員、門崗不僅誰也沒有去阻止他，甚至誰也沒有想到去喝斥他一聲。可見，宣揚盜賊的觀點根本不違背我國的生活制度，不威脅這種制度。我蹲在隔離區里想，要是我現在走上三層樓去，就從這個窗口，用同樣大的嗓門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軍反間諜機關里聽到的「你在哪裡，你在哪裡？」這樣的關於戰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編一支關於受侮辱受躍朗的前線軍人遭遇的歌曲，——那會掀起什麼樣的風波呀！人們馬上就會跑來！等不到人們跑攏，就會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過來。他們會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給我會上個新的刑期。然而盜竊犯卻在唱著，自由的莫斯科人在聽著——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們愛說的那樣，歷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時期存在過（在西方現時還存在著）一種對盜賊的不正確觀點，把他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固定不變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遞解站上和監獄里，把政治犯同他們分隔開來，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當局，如n-雅庫博維奇所述，挫折他們在囚犯界里的放縱習氣和帶頭地位，禁止他們擔任公共職務、肥缺，從而堅決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薩哈林島把他們成千上萬地吞了進去而沒有吐出來。」在！日俄對刑事慣犯採用的公式是：「把他們的頭按下去套進法律的鐵軛！」（烏魯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無論在國內生活中或者在俄國的監獄里，盜賊們都沒有為所欲為。

但是，任格掉下來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來，刑事犯罪分子們呼地一聲大搖大擺地走出了牢門，跟自由公民們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亂跟政治犯一道出來的，有的是根據克倫斯基優惠的大赦令，接著就放出來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萬士兵的開小差中，然後在國內戰爭中，人的慾望，首先是盜賊們的慾望，大大地放縱起來了，再也不願把頭套在軛下了，何況還向他們宣布不需要這樣做了。人們認為這是一種有益和有趣的觀點：他們是私有制的敵人，也就是一種革命力量，應當把這種力量引入無產階級的軌道，而這是毫不困難的。這時，他們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長起來參加了他們的隊伍，這些人是由國內戰爭的孤兒變成的流浪兒、小流氓。他們在新經濟政策的瀝青鍋旁取暖，他們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鉤子從車廂窗戶里拽出箱子。作為社會問題考慮，這一切都是環境造成的，不是嗎？我們要把這些健壯的流氓無產階級改造過來，納入到自覺生活的體系中去！這時就出現了最初的公社、教養院、「生路」（只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流浪兒——這還不是法律上的賊，流浪兒的改過自新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變壞呢）。

現在，過了四十多年以後，可以回顧一下並提出疑問：究竟誰改造了誰：契卡人員改造了盜竊犯？還是盜竊犯改造了契卡人員？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盜竊犯就成了所謂「母狗」，盜竊犯們專殺這種人。可是，養成了盜竊犯心理的契卡人員——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偵查員或意志堅強的勞改營長官，他們受到尊敬，他們得到提升。

而盜竊犯的心理是很簡單的，很容易養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樂，別人去他媽！……

2.強者有理。

3．人家沒有砸在你頭上，不要自己往上湊（就是說，沒有揍你，就不要去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輪到自己頭上再說）。

單個地打擊馴服的敵人！——這是一條很熟悉的法則。希特勒這樣做過。斯大林也這樣做過。

舍伊寧老在我們耳邊嘮叨什麼盜賊們有「獨特的法典」，他們說話講「信用」。你讀他寫的東西，他們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愛國者！可是如果你在監室里或在「烏鴉車」里遇上這幫鬼怪……

哎。出賣良心的筆杆子們，說謊說夠了！你們是扶著輪船的欄杆、隔著偵查員的辦公桌來看盜賊的。你們從來也沒有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中遇上過盜賊！

盜賊——不是羅賓漢！當需要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去偷奄奄待斃的人！當需要從凍壞了的人腳上扒下最後的包腳布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不屑去幹這種事。他們的偉大口號是：「今天你該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們也許真的是愛國者？為什麼他們不去偷國家的東西？為什麼他們不去搶特種別墅？為什麼不去攔截長長的黑色小轎車？是因為他們預料在那裡會遇到打敗高爾察克的勝利者嗎？不是的，那是因為小轎車和別墅警衛嚴密。商店和倉庫處在法律的庇護下。因為現實主義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謂改造盜賊只不過是一些虛張聲勢的廢話。於是，他就把他們的精力調動到別的地方去，唆使他們去偷盜自己國家的公民。

請看三十年來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樣處理的：職務上的盜竊、盜竊國家財產、盜竊公物？從倉庫里偷走了一箱東西？從集體農莊偷了三個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盜竊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畢生積攢下來的東西都裝上卡車運走？如果在偷盜時沒有殺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時——六個月……

由於處理寬大，盜賊也就繁殖起來了。

斯大林的政權用自己的法律向盜賊們明說了：不要偷公家的東西！去偷私人的東西！因為私有財產就是舊時代的復活（而大人物的財產則是未來的希望……）。

於是盜賊們心領神會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們顯得都是一些無所畏懼的人，可是他們總是到困難的、危險的、要掉腦袋的地方去拿東西嗎？不是的。他們總是畏縮地、貪婪地往他們覺得合適的地方鑽——去剝單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護不嚴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誰能不記得這種老是懸挂在公民頭上的威脅：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歸！不要戴錶！身上不要帶錢！家裡不要走空！要上鎖！裝護窗板！養狗！（沒有被及時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現在寫文章嘲笑忠實的看家狗……）

在反對個人獨立地位的徹底鬥爭中，先是奪走了他的一個朋友——馬，答應代之以拖拉機（好像馬只是拉犁的牽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與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員，不是你心靈的一部分！），隨即就開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個朋友——狗。狗要進行登記，把它們送進剝皮場，經常是由地方蘇維埃派出打狗隊開槍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條狗。這樣做並不是出於衛生的考慮，也不是出於經濟上節省的考慮，理由還要深刻些：狗既不聽廣播，也不讀報，好像是個不受監督的國家公民，並且是體力強壯的，但這種力量不是用來為國效勞，而是去保護主人個人，不管地方蘇維埃關於它的主人作出了什麼決定，也不管半夜上門的人們帶著什麼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亞並非開玩笑地建議公民們不要養狗，而要養……豬！豬是沒有原則的。它為每一個擁有刀子的人長肉增膘。

然而，對狗的迫害從來也沒有波及對國家有用的執行行動和守衛任務的狼狗。

有多少遭盜竊的公民知道，民警機關甚至不會去查找罪犯，甚至不會立案，免得結案的表報顯得不好看：如果對盜竊犯只會判六個月，並且折抵下來還要去掉三個月，幹嗎要花費力氣去抓他呢。何況抓到的匪徒還不知是否會受審判？因為檢察機關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個會議上都要求他們做到這點）而採取一種奇怪做法，即乾脆暗中結案，特別是可以預見到會有許多被告的案子。

最後，必定會減刑，當然，減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證人當心點兒！——他們很快都會回來，誰作了證的，誰腰上就會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進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開你鄰居的箱子——你就眯縫起眼睛，從旁邊過去！你什麼也沒有看見！

盜賊這樣教育我們，法律也這樣教育我們！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對文學外，對什麼都敢於大膽議論的）《文學報》在一篇大文章里擠出了幾滴鱷魚眼淚：夜裡，在莫斯科的街上，在兩個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鬧地行兇，並且殺死了一個人。後來查明，兩家（我國的家庭！蘇聯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見了窗外的情況，但誰也沒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們的一個同樓住戶（也許他當時也被吵醒，但報上沒有說明），一九一六年的黨員，退休上校（大概是閑得發慌），自動承擔起了社會公訴人的義務，他奔走於編輯部和法院，要求把這兩家作為殺人共犯追究責任！記者也大唱高調：這雖然夠不上觸犯刑律，但這是——一恥辱！恥辱！

不錯，是恥辱，但是誰的恥辱？正像我國充滿偏見的報刊上一貫的情形，在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東西外什麼都寫到了。這沒有寫出來的主要東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羅希洛夫」大赦，為了在人民中沽名釣譽，使戰後費了好大勁兒抓起來的殺人犯、匪徒和盜賊在全國泛濫成災（盜賊受寬待——好人倒了霉）。

2．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個荒謬絕倫的「關於正當防衛範圍」的一百三十九條——只有當罪犯對你舉起刀子的時候你才有權拔出自己的刀來，並且只有當罪犯向你刺來的時候你才有權刺他。否則你將受到審判！（關於最大的罪犯是襲擊弱者的罪犯這種條文，在我國的法律上是沒有的！……）這種害怕超過正當防衛範圍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紅軍戰士亞歷山大-扎哈羅夫在俱樂部旁遭到一個流氓的毆打。扎哈羅夫拔出了小折刀，殺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殺人論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那我應當怎麼辦呢？」檢察長阿爾齊舍夫斯基回答他說：「應當逃走！」

那麼說來是誰在培育流氓呢？！

3．依照刑法典，國家禁止公民們擁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卻不承擔起保護他們的責任！國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給匪徒們任意擺布，卻竟敢通過報刊號召對這些匪徒實行「社會抵抗」！用什麼來抵抗！用雨傘？用擀麵杖？——先是大量繁殖了匪徒，然後開始組織人民糾察隊來對付他們，這種人民糾察隊在法律之外行動，有時自己就變成了匪徒。須知本來可以簡單地一開始就「按下他們的頭去套進法律的軛里！」可是唯一正確的學說擋住了路！

如果妻子放丈夫出去，丈夫帶著棍棒跑出去，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或者是匪徒殺死了他們，這很可能。或者是他們殺死了匪徒——那就會因超過正當防衛範圍而坐牢。退休上校早晨帶狗出去遛彎兒的時候，在兩種場合下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對事件評述一番。

在法國影片《朝霞濱河街》里，工人們不經當局同意，自己抓盜賊，自己懲罰他們——這種真正的主動性在我國不會被看作任性行為而撲滅嗎？這樣的思路和這樣的影片——在我國難道是可能的嗎？

但這還沒有說完！在我國社會生活中還有一個助長盜賊和匪徒猖獗的重要特點——害怕公開。我國的報紙充斥著誰也不感興趣的關於生產捷報的報道，但你在報上卻找不到關於法庭審判的報告，關於犯罪的報道。（因為根據先進的理論，犯罪只是因為存在階級而產生的，而我國已經沒有階級，那就是說，也不會有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在報紙上報道犯罪！不能給美國報紙提供材料，說我們在犯罪方面也不落後於他們！）在西方如果發生了一起殺人案——就把罪犯的像張貼在房屋的牆壁上，他們從酒吧間的櫃檯上、從電車的窗上瞧著你，罪犯感到自己是一隻過街的老鼠。我們這裡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案——報刊隻字不提，罪犯的像片不張貼，殺人兇手跑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別的省去，平平安安地住在那裡。內務部長也無須在議會裡進行辯解，為什麼沒有找到罪犯：因為除了那個小城鎮的居民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件案子。找到——很好，找不到——拉倒。殺人犯——不是偷越國境者，他並不那麼危險（對於國家），以至需要宣布全蘇聯的通緝。

犯罪現象——像瘧疾病一樣：一旦報告已經絕跡——就再也不能去治這種病了，再也不能作出這種診斷了！

當然，無論民警機關和法院，都想結案。但這就得辦一項手續，而這種手續則更加有利於真正的殺人犯和匪徒：隨意指控一個倒霉的人犯有未破案的那樁罪行。他們特別樂於做的是把幾起犯罪加給已經作了一起案子的人——值得回想一下彼得-基濟洛夫一案（1959年12月11日和1960年4月《消息報》——他曾兩次因不是他所犯下的殺人罪，沒有舉出任何罪證就被判處槍決（！），還可想起阿列克先採夫（1960年1月30日《消息報》）一案（情形相似）。如果波波夫律師的信（就基濟洛夫一案）不是寫到《消息報》，而是寫到《泰晤士報》，結果就會使皇家法院法官被撤換或者引起政府危機。可是在我國，過了四個月後才召開了省委會（為什麼是省委？難道法院屬它管嗎？），並且，考慮到偵查員的「年輕」、「缺乏經驗」（為什麼把人的命運信託給這樣的人處理呢？）、「參加過衛國戰爭」（在處理我fll的時候卻沒有考慮過這點！）——有的在幹部登記卡里記上一過，有的則告誡一下了事。至於主要劊子手雅科文科，因採用了刑訊（這是發生在二十大以後！），再過了半年後，好像給了三年，但他是自己人，是根據指示辦事的，是在執行命令——難道實際上會讓他服刑嗎？為什麼要這樣殘忍呢？……而對律師波波夫這個人卻必須採取措施，把他趕出別爾哥羅德；讓他記住一條既是盜賊的也是全蘇聯的原則：「沒有砸到你頭上，不要自己往上湊！」

因此，任何一個出來打抱不平的人，都會三次地、八次地後悔出了頭。這樣，懲罰制度反過來對盜賊變成了獎勵制度，於是，在獄外，在獄內，在勞改營里，幾十年間他們就像霉層一樣茂盛地長了起來。

不管什麼事情，歷來總有使之神聖化的崇高理論。說盜賊是我們建設共產主義的同盟軍，這並不是輕浮文人自己下的定義。這是寫在蘇聯勞改政策的教科書（有過這樣的教科書。曾經出版過！）里的，寫在勞改營學的學位論文和科學論文里的，最實際地寫在作為勞改營官員教材的各種指示里的。這一切來源於唯一正確的學說，它用階級鬥爭而且只是用階級鬥爭來解釋千變萬化的人類生活。

請看這是怎樣論證的。職業罪犯無論如何也不能與資本主義分子（即工程師、大學生、農藝師和「尼姑」）同等看待：後者堅定地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前者只是（！）政治上不堅定而已（職業殺人犯只是政治上不堅定！）。流氓無產階級不是私有者，因此他不會同階級敵對分子搞在一起，而樂意親近無產階級（等著吧！）。因此，他們在古拉格的官方術語里也就稱為社會親近分子（你在同誰結親戚……）。因此，各種指示翻來覆去地說：應當信任刑事慣犯！因此，應該通過文化教育科堅持不懈地向盜竊犯們說明他們的階級利益同全體勞動者的一致性，教育他們「對富農和反革命分子採取蔑視的敵對的態度」（記住，阿維爾巴赫說過；是他教唆你去偷東西，你自己本來不會去偷！）並「寄希望於這些情緒」！（你記得「要在勞改營里燃起階級鬥爭」嗎？）

「卷了鋪蓋卷的」賊米納耶夫在《文學報》（1962年11月29日）上發表的給我的信中說：「我甚至感到自豪，我雖然是個賊，卻並不是叛徒和變節分子。他們一遇方便機會就竭力讓我們這些賊明白，我們對於祖國畢竟還不是無可救藥的人，我們雖然是浪子，但終究還是兒子。至於『法西斯分子』，則在地球上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在理論上還有這樣一些主張：應當去研究並利用盜竊犯的優良品質。他們喜歡羅曼蒂克嗎？——那就「使勞改營長官的命令帶上羅曼蒂克的光環」。他們嚮往英雄主義嗎？那就讓他們在工作（如果肯承擔的話）上去表現英雄主義！他們狂熱嗎？——那就讓他們在競賽中去發揮狂熱精神！（知道勞改營和盜竊犯的人很難相信，這話並不是出於痴獃人的手筆。）他們愛面子嗎？他們喜歡引人注目嗎？——那就用稱讚、表揚去滿足他們的自尊心吧！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工作！——特別要提拔賊頭，以便為勞改營的利益而利用他們在盜竊犯中已經樹立的威信。（在阿維爾巴赫的專著中就是這樣寫的：賊頭的威信！）

當這種嚴整的理論降臨到勞改營的土地上的時候，就發生了下面的情形：惡習最深的盜竊犯被授予群島上的、勞改地段和勞改點上的無限權力——支配本國居民、農民、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的權力，這種權力他們在歷史上從來都未曾有過，無論在哪個國家裡都未曾有過，這樣的權力他們在獄外的時候想都不能想象——而現在卻把所有其餘的人當作奴隸交給了他們。有哪個匪徒會拒絕擁有這樣的權力呢？核心盜賊！上層盜賊完全控制了勞改地段，他們與自己的臨時夫人住在單獨的「小室」式帳篷里。（或者任意從自己的臣民中挑選有模樣的女人。五十八條中的知識分子婦女和年輕的女大學生使他們的菜單豐富多樣。恰夫達羅夫在諾里爾拉格曾經親眼看到，一個女賊向自己的賊男人建議：「想要我把十六歲的集體農莊女莊員帶給你嘗嘗嗎？」那是一個因為偷了一公斤穀物而落到北方勞改十年的農村姑娘。姑娘不肯就範，但女賊很快使她屈服了：「我宰了你！我難道不如你嗎？你就躺到他下面去！」）他們有六個從苦力中挑出來的僕人，給他們倒尿盆。用發給大灶的不多的肉和油脂給他們單獨做飯。低一級的盜竊犯擔任派工員、生活助理員、管理主任等領導工作。早晨他們拿著「板子」兩個一起站在犯人帳篷的入口處發號施令：「都出來！」小賊們被利用來毆打拒絕上工的犯人——即那些已經沒有力氣去做工的犯人（太梅爾半島的長官曾坐著小汽車到派工地去欣賞盜竊犯怎樣毆打五十八條犯人）。最後，能說會道的盜竊犯們洗乾淨了脖子，被任命為教育員。他們發表講話，教訓「五十八條」們該怎樣生活，而自己卻靠偷來的東西過日子並且得到提前釋放。在白海運河工地上，這樣的一個社會親近分子教育員，雖然對建築事務一竅不通，卻能撤銷社會異己分子工地主任的施工安排。

這不僅是轉化為實踐的理論，而且還體現著日常生活中的諧調。這樣做對盜竊犯們有好處。這樣做使長官們生活得更太平：不必沾手（打人），不必費嗓子，不必詳細過問事情，甚至可以不在營區內露面。而且這樣做對於實行壓迫也有很大好處：盜竊犯會更無恥、更兇殘地實行壓迫，完全不怕在法律面前擔負什麼責任。

而且，就是在沒有讓盜賊們主宰一切的地方，他們依照這種階級理論也是相當受到寬待的。盜竊犯能到區外去出工——這已算是可以請他們作出的最大的犧牲了。幹活的時候他們可以任意躺著、抽煙、講自己的盜賊故事（關於得手的事情、關於越獄、關於英勇行為），夏天曬太陽，冬天在篝火旁取暖。他們的篝火堆，看押人員從來也不會觸犯，而五十八條犯人的篝火堆卻經常被扔散、踏滅，而五十八條犯人完成的立方（木材、土、煤），事後就寫在他們的帳上。甚至還把他們送去參加突擊工作者大會以及一般的慣犯大會（德米特拉格、白海運河）。

盜賊在獲釋后也還保留著靠他人血汗生活的習慣，雖然初看起來這是與他們的長入社會主義相矛盾的。一九五一年，在奧依-米亞康（烏斯特-涅拉）釋放了一名盜竊犯克羅哈廖夫，他就在那個煤礦上當了採煤工。他手裡連鎚子也沒有拿過，採礦工長把犯人的產量算在他頭上而使他月月超產。克羅哈廖夫每月掙得八一九千，拿出一千給犯人們解饞，犯人們對此很高興，都不吭聲。作業班長，犯人米留奇欣在一九五三年試圖打破這種做法。獄外的盜賊們給了他幾刀子，反而控告他犯了搶劫罪。他受到了審判，重新又得了二十年。

希望不要把這項附註理解為對那條流氓無產階級不是私有者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修正。當然不是私有者！克羅哈廖夫並沒有用自己的八千盧布去造別墅。他把這些錢都花在玩牌、喝酒和女人身上了。

請看一個女賊——別列戈瓦姐，載入了伏爾加運河光榮的編年史的女賊。她無論被關進哪個關押所去，都成了那裡的禍害，在每一個民警派出所里她都耍無賴。如果她出於調皮也去上工，事後就把做成的一切都毀掉。一九三三年七月，她帶著一串前科被送到德米特拉格。往下就是一章傳奇：她走進了「印度」，在那裡沒有聽見罵娘的聲音，沒有看見有人玩牌，感到奇怪（只有這種奇怪是確實的）。據說有人向她解釋，這裡盜竊犯們都在埋頭勞動。於是她馬上去上工挖土，並且工作得「很好」（應讀成：把別人的土方算在她帳上）。往下是真事：十月里（天氣冷起來）她並沒有生病，卻上醫生那裡去要求（袖裡藏著刀嗎？）開幾天病假。醫生樂意地（！他總是有許多病號名額）答應了。女派工員波利亞科娃是別列戈瓦婭的老朋友，自動給她增加兩個星期去偷偷懶，給她記上假工時（就是說，又是從苦力們身上扣下完成的土方量算在她帳上）。這時就出了事情，別列戈瓦婭對派工員的令人羨慕的生活看得眼饞，也想去噹噹「母狗」。有一天，當波利亞科娃叫醒她去出工的時候，別列戈瓦啞聲明，她在沒有揭穿波利亞科娃在工時、定額和口糧上玩弄的鬼花樣以前，不打算去挖土（報恩的感情對她沒有多大約束力）。她設法讓行動人員傳見了她（盜竊犯不怕行動人員，他們不會有獲得第二個刑期的危險，但「反革命分子」不出工試試！）——並且馬上就變成了一個落後的男犯作業班的班長（看來她保證了要去打碎這些垂死者的牙齒），後來又接替波利亞科娃成了派工員，再往後成了女犯工棚的教育員（這個罵娘專家！這個女賭棍！這個女賊！）和建築施工隊長（就是說已經支配起工程師來了）。在德米特拉格的所有光榮榜上總是裝飾著這個穿著皮夾克挎著圖囊（從別人身上卸下來的）長著一口利牙的「母狗」。她的手善於打男人，眼睛像妖婆。阿維爾巴赫頌揚的正是她這樣的人物！

勞改營里盜竊犯的道路正是這樣容易：小小地鬧一場，出賣一次朋友，往後就可以去打人、踩人了！

有人會反駁我說，只有「母狗」才會去擔任職務，而「誠實的盜賊」是信守賊幫戒律的。這兩種賊我都不知見過多少，但從來也沒有看出一種敗類要比另一種敗類高尚些。盜賊用火鉤子撬愛沙尼亞人的金牙。盜賊（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拉格）把立陶宛人扔在廁所糞池裡，因為他們不肯把外面送進來的食物交給他們。盜賊搶劫被判死刑的犯人。盜賊們鬧著玩似地把隨便碰上的同監犯人殺掉，只是為了作一起新案來引起偵查和審判，好在暖和地方度過冬天或者離開他們目前所蹲的條件艱苦的勞改營。至於講到在嚴寒天氣剝人衣服鞋子這類小事，還有什麼可說？還用去說；奪走別人的口糧這種事嗎？

石頭不長果子，盜賊不做好事。

古拉格的理論家們憤憤不平說：富農分子（在勞改營里）甚至不把盜賊們當作真正的人看待（據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富農分子的野獸本性）。

如果他們把你的心掏出來吸血，怎麼能把他們算作人呢？他們的整個「羅曼蒂克的自由精神」就是吸血鬼的自由精神。

沒有親自與盜賊狹路相逢過的有教養的人們反對這樣無情地評價盜賊界：對盜賊如此氣忿的那些人的動機，是不是對私有制的暗中熱愛呢？我堅持自己的說法：他們是吮你心的吸血鬼。他們接連不斷地糟蹋一切我們認為是屬於自然的人性範圍內的東西——但難道這是已經那麼沒有希望了嗎。須知這並不是盜賊的天生素質！但他們心靈的善良方面在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大概，已經被盜賊界的法律扼殺了，壓下去了，因為依照這種法律，我們這些他們之外的人都不是人。上面我們已經講到過惡行的閾限。顯然，浸透了盜賊法律精神的盜竊犯們不可逆轉地越過了某種道德上的閾限。還會有人反對：可是你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偷雞摸狗的小毛賊，真正的大盜，盜賊界的頭頭們，都已在一九三七年被槍斃掉了。確實，我沒有看見過二十年代的盜賊。但是，我缺乏想象力去設想他們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物。

但是已經夠了！我們也要為盜賊們說句辯護話。他們是有「獨特的法典」和獨特的榮譽觀的。但問題不在於他們是我國行政人員和文學家們想要的那種愛國者，而在於他們是完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和徹底的強盜。儘管無產階級專政對他們百般照顧——他們一秒鐘也不尊重這種專政。

這個部族降臨到塵世來是為了生活！既然他們蹲監牢的時間幾乎同呆在外面的時間差不多，那麼他們在監獄中也想要摘取生活的花朵，而這種監獄是為了什麼目的設立的，以及與他們一起相處的其他人怎樣受苦，對他們都毫不相干。他們是桀驁不馴的，並且享受著這種桀驁不馴的果實-一所以他們幹嗎要去關心那些俯首貼耳當一名奴隸而死去的人呢？他們要吃——他們就把看到的一切可吃和好吃的東西奪來。他們想喝——一他們就把從鄰居那裡奪來的東西賣給押解隊員去換伏特加酒。他們想睡得柔軟——儘管他們樣子威武，他們認為隨身帶著枕頭、棉被或絨毛褥子是完全光榮的（何況那裡還是藏刀子的好地方）。他們喜愛天賜的太陽光，如果不能上黑海療養地去，那就躺在建築工地的屋頂上、採石場上、礦井的進口處（讓傻小子們到地下去吧）。他們肌肉發達，可以聚成肉疙瘩。他們在自己的古銅色皮膚上刺滿花紋，就這樣來使他們的藝術上的、色情上的甚至道德上的需要得到經常的滿足：他們彼此觀賞著刺在胸部、腹部、背部的停在岩石上的或翱翔於天空的雄鷹；光芒四射的金盤（太陽）；擁抱在一起的男女；以及他們享樂的個別器官；突然在心旁看到了——列寧或斯大林，或者甚至兩人一起（但其價值與掛在盜賊脖子上的十字架相等）。有時，一個把煤塊扔進屁股眼裡去的司爐或者正在玩手淫的猴子的圖象會引起他們大笑。他們彼此可以讀到雖然是早已熟悉但重見時仍然可親的字句：「我X全體賤貨的嘴！」（聽起來好像「我是阿薩爾哈東國王！」那麼莊嚴）或者是刺在女賊腹部的：「願為熱烈的……而死！」甚至還可在一隻已經在人家助下桶過幾十刀的手上讀到一句小小的箴言：「記住母親的話！」或：「我記得愛撫，我記得母親。」（盜竊犯們崇拜母親，但只是形式上的，並不履行她的告誡。葉賽寧的《母親的信》在他們當中很流行，後來還有葉賽寧所有比較簡單的詩。他的某些詩，如今《……信》、《黃昏緊蹙了黑眉》，他們會唱。）——為了強化他們飛速流逝的生命中的感受，他們喜歡吸食麻醉劑。最容易得到的是印度大麻，它就是普蘭特草，卷著抽。他們懷著感激的心情歌唱：

啊，普蘭特草，普蘭特草，你是神葯仙草，

你使全體施爾馬赤快樂逍遙。

不惜，他們在大地上不承認私有制，這點確實和資產階級以及那些擁有別墅和小汽車的共產黨人格格不入。他們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們都當作自己的東西去取來（如果這不太危險）。甚至當他們豐衣足食的時候，他們也總是想去拿別人的東西，因為一個小偷看到一件沒有偷到手的東西心裡就難受。搶來的衣服，他們只穿個新，一穿厭了，很快就玩牌輸掉。通宵不斷地玩牌賭博，帶給他們最強烈的感官刺激，在這方面他們遠遠超過了以往時代的俄國貴族。他們可以賭眼睛（輸了的當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當賭注，就是說輸掉時把自己交出去供違反自然的使用。他們一賭輸，就在駁船上或工棚里宣布搜查，再在「福來兒」身上找出點什麼東西，繼續進行賭博。

其次，盜賊們不愛勞動，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勞而獲，他們為什麼要愛勞動呢？當然，這妨礙他們同工人階級接近（然而工人階級當真那麼愛勞動嗎？他們難道不是因為沒有其他掙錢的途徑而為了幾個苦錢去拼死拼活嗎？）。他們不僅不能「忘我勞動」，而且厭惡勞動，並善於把這點戲劇性地表現出來。舉例說，他們有一次落入了農業派出點，不得不到營區以外去耙和燕麥套種的箭笞豌豆作飼草，他們不光是坐著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點著燒起來，並在這堆篝火旁取暖（社會異己成份的領班！——快來做決定吧……）。

曾經試圖讓他們去為祖國作戰，但徒勞無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是整個大地。動員入伍的盜賊們坐在軍用列車上，搖晃著身子唱起歌來：「我們的事業是右的！」我們的事業是左的！——為什麼大家要逃跑？——哎喲喲為什麼？」然後就是偷東西、被抓、沿著熟悉的遞解路線押回後方的監獄。甚至當倖存下來的托洛茨基分子都從勞改營申請到前線去的時候，盜竊犯們也沒有提出申請。但當作戰軍開始向歐洲推進，散發出戰利品的氣息來的時候，——他們也穿上了軍裝，隨著大軍前去搶劫（他們把這德稱為「第五烏克蘭方面軍」）。

但是，就是在這方面他們也要比五十八條犯人有原則得多！——無論哪個翻卷著靴筒、用半邊臉做著怪相恭敬地說出「賊」這個神聖字眼的「葉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亞」——從來也不會去為加強監獄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鐵絲網，挖營區隔離溝，修繕崗室，修理區內照明。這是盜竊犯的榮譽。監獄是造出來剝奪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為監獄工作！（然而，他並不會因這種拒絕而有得到五十八條的危險，可是，可憐的人民敵人要是這樣做就會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於不受懲罰，盜竊犯們也就敢作敢為，而誰一旦被熊咬過，那就見了樹墩也會害怕。）

不過有的地方，有的時候，首長生了氣，賊骨頭們也有倒霉的。下面就是美籍義大利人托馬斯-斯戈維奧講的一件事情。（斯戈維奧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羅，趕上了參加美國的共青團。一九三三年他的父親因共產主義活動被美國驅逐出境，全家來到蘇聯。在這裡作為政治流亡者由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供養，他們這樣的人在蘇聯有好幾千，等著在奪取他們的國家時能派上用場。但是從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開始徹底打掃他們。父親被關起來，一九三八年在獵市大街把托馬斯也抓進去了——戴上了個「社危」（社會危險分子）帽子，五年——行動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經來到了科雷馬。）在「偵察員」獨勞點呆過一陣，身體不行了，俄語說不好，也聽不大懂，他不明白在食堂里一個年輕強壯的盜竊犯為什麼揍他。斯戈維奧躺在地上，鼻子流著血，看見那個盜竊犯從靴筒里抽出一把長刀——說話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裡難過，渾身無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個盜竊犯乾的是盜竊犯的活兒——運水。但是過了幾個月，大冬天，不讓他運水了，派去干一般勞動。他不幹（盜竊犯一貫的脾氣）。他被關了禁閉。出工時把他拖到門崗邊，叫他站到大隊前頭。盜竊犯朝獨勞點長臉上吐了口吐沫，對看守，對警衛破口大罵：「母狗！畜牲！法西斯！」警衛扒了他的衣裳（那是個嚴寒天氣），只剩一條襯褲，把他捆在雪橇上——就這樣拖出了大門。他一直在掙扎，嘴裡還不住地罵點長和警衛。再拖了一會——凍死了。（可是你聽斯戈維奧怎麼說：「他差點沒宰了我——這倒算不了什麼。我覺得他是個英雄，我愛他——因為他罵了當官的。」）

要看到盜竊犯拿著報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們死死認定，政治是耍嘴皮子，與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干。盜竊犯也不看書，或者很少看。但他們喜歡口頭文學。在熄燈后無窮無盡地給他們胡謅故事的人永遠能足吃他們搶來的食物並受他們尊敬，好像講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這些故事是取材於上流社會（一定要是上流社會的！）生活的異想天開而又相當單調的廉價粗俗讀物的大雜燴。在這些故事裡不時閃現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號，夾雜著盜賊們自己的傳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話、盜賊們關於豪華生活的觀念，故事的主人公結尾時得到的總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單人鐵床」上，他只抽「卡茲別克牌香煙」，戴著「蔥頭」（手錶），他的「大皮鞋」擦得鋥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經到白海運河工地去體驗生活，想必在那裡花掉了不少公家錢，——可是在盜竊犯們身上什麼也沒看清，什麼也沒有懂得，說的都是謊話。由於在我國四十年來的文學中，除了他的一個劇本（後來拍成電影）外，沒有任何描寫勞改營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這裡對它評論幾句。

那些瞧著他們教育員的嘴巴並這樣來學習怎樣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師形象的單薄，甚至無須加以評論。但是，關於他的那些「貴族們」，即關於盜竊犯們，卻要說一說，波戈廷在他們身上竟然連那個簡單的特點也沒有看到，即他們是按弱肉強食的法則來奪人東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們一個個都描寫成小扒手，令人厭煩地、多次反覆地在劇中著意發揮這一點，在他筆下，盜竊犯們甚至彼此間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說八道！——他們只偷「福來兒」的，並且把偷來的東西都交給賊頭）。波戈廷同樣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勞改營幹活的真實動力是飢餓、挨打、作業班的聯保共坐。他甚至沒有弄清楚，在勞改營里誰是「同志」，，誰是「公民」。他只抓住了一點：盜竊犯的「社會親近性質」（這是他在麥德維日的運河管理局聽到的提示，或者還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時高爾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現盜竊犯的改造。結果卻成了對盜竊犯們的誹謗，我甚至想去駁斥這種誹謗來為他們辯解。

他們要比波戈廷（還有舍伊寧）所塑造的形象聰明得多，用廉價的改造是收買不了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的世界觀比獄吏們更接近於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義的因素！——而硬要挨餓的人們去勞動並在勞動中死去——這一類咒語純粹是唯心主義。如果說在同長官公民或莫斯科來的記者談話的時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眾大會上，他們熱淚盈眶，聲音發抖，那這隻不過是演員的逢場作戲，旨在得到什麼優待或減掉點刑期——而此時盜竊犯肚子里卻一直在竊笑！盜竊犯很清楚地懂得（而從首都來的作家卻不懂得）這場逗樂的玩笑。再之，要「母狗」米嘉不帶武器並且不與看守員一起走進強管連的監室，而本地賊頭科斯嘉卻爬到板鋪底下躲開他，這是不可能的！科斯嘉當然藏著刀，如果沒有刀，那也會撲上去掐死米嘉，其中一人必將送命。（和前面相反，明明不是開玩笑，波戈廷卻炮製了一個卑俗的玩笑：辛尼亞接受「再教育」的情節簡直虛偽到可怕程度。她為什麼要接受再教育？什麼事迫使她非去推小車不可？）還要通過她來改造科斯嘉嗎？！——還有兩名盜賊轉變以後當了衛兵嗎？（普通犯可能這樣做，但不是盜竊犯！）作業班間的競賽，對於頭腦清醒的恬不知恥的盜竊犯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想拿自由僱員們尋開心）。最刺耳難忍的走調的音符是：盜竊犯們請求發給他們建立公社的規章。

再也不能把盜竊犯們說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們誹謗得更厲害了！盜竊犯請求發給規章！盜賊們對自己的規章知道得清清楚楚——從第一次偷東西起直到最後一刀子插進脖子。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打已經躺下的人。什麼時候可以五個打一個。什麼時候可以襲擊睡著的人。對於自己的公社——他們比《共產黨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規章！

他們的公社，說得準確些——他們的世界，是我們的世界里的單獨的世界，為了鞏固這個世界，幾百年來在那裡存在著嚴厲的法律，這種法律絲毫也不依賴於我們「福來兒」的法律，甚至不依賴於黨的代表大會。他們有自己的規定尊卑輩分的法律，依照這種法律，他們的賊頭根本不是選出來的，而是在一走進監室或營區時就已經戴著王冠，並且馬上就被承認為頭頭。這些賊頭有時很有點智力，總是清楚地理解盜賊的世界觀，並且背後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殺人和搶劫案。盜賊們有自己的法庭（「立規矩的地方」），這種法庭是以盜賊的「榮譽」和傳統的法典為依據的。法庭的判決是毫不留情、必須堅決執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個營區而無法抓到（刑罰的種類是不尋常的：可以是大家輪流從上層板鋪跳到在地上躺著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還有，他們的「福來兒的」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呢？「福來兒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樣的正常人的。正是這個普通人的世界。我們的世界。連同其道德、生活習慣和相互交往，最為盜賊們仇視，最受他們嘲笑，最與他們的反社會部族相對立。

不，盜賊世界的脊梁骨開始被折斷不是實行「再教育」的結果（「再教育」只能幫助他們回去進行新的搶劫），而是由於五十年代斯大林一腳踢開了階級理論和社會親近關係，下令把盜賊們塞進隔離所去，塞進長期單身監室去，甚至為他們建造新的監獄（盜賊們稱之為「保險箱」）。

在這些「保險箱」或「密封箱」里，盜賊們很快發蔫了，變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為寄生蟲不能生活在孤獨中，它應當盤繞著寄生在什麼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