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還是敗壞？
但人們要我打住：你談的文不對題！你又拐到監獄上去了！要你談的是勞改營！
我好像也談到了勞改營？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給相反的意見留下空間。許多勞改營難友會反對我，會說這純屬無稽之談，他們從未見到過什麼靈魂魄「向上」，至於敗壞，則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對意見要比別人的更堅決，也更重要（因為這一切他全寫成了文字）：
「在勞改營的環境里，人永遠不可能依然是人。這正是建立勞改營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愛情、友誼、妒忌、仁愛、善良、好名、誠實——隨著筋肉一起從我們身上消蝕了……我們沒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慾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憤恨——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們終於懂得了真實和虛假是一對嫡親姊妹。」
「友誼不可能在貧困和災難中誕生。如果人們之間還產生著友誼——這說明環境還不那麼困難。如果貧困和災難使人們結合———這說明它們還沒有達到極端。如果痛苦還是可以與朋友們分擔的，那是因為它還不夠劇烈和深刻。」
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區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華，在監獄中是可能的。但是：
「……勞改營是徹頭徹尾的反面學校。任何人從那裡也汲取不到一點有益的或有用的東西。犯人們在那裡學到的是諂媚、說謊、較小或較大的下流勾當……當他返回家裡的時候，他會看到自己在勞改營期間不僅沒有成長，他的趣味反而變得更加貧乏、粗劣。」
沙拉莫夫還把「多年間在別人的意志和別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認為是勞改營對人的壓迫和腐蝕的特徵。但我在這個特徵上面打了引號：第一是因為關於許多自由人也可以說同樣的話（除了在一些瑣碎事情上的活動餘地，那是連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為對命運的一無所知和對命運施加影響的無能為力，在群島上著身上養成的被迫的聽天由命的性格勿寧說是使他變得高尚，使他免除了無謂的忙亂。
E·金茲布爾格也同意這樣區分：「監獄使人高尚，勞改營使人敗壞。」
對這些該怎麼樣反駁呢？
在監獄里（不管是單身監禁或不是單身的），一個人獨自面對著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須把它吞下，習慣於它、消化它、被它消化。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級形式。它永遠能使每個人變得高尚。與歲月和四壁進行單槍匹馬的搏鬥是一番道德的磨練，是一條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這些歲月你是與一個夥伴共度，你們決不會陷入一人必須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們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條通向衝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豐富的道路。
但是在勞改營里，這條道路似乎並不存在。麵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塊分發給每一個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們去搶！推倒身邊的！從他們手裡奪！發給的麵包數量，只夠平均每活下一個人，就必須有一個或兩個人餓死。麵包掛在松樹上，去把樹砍倒吧！麵包埋藏在礦井裡，爬進去開採出來吧！你還顧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嗎？思考過去和未來嗎？思考人類和上帝嗎？你的頭腦被一些瑣碎的打算佔領了。它們今天好像有天那麼大，到明天卻變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勞動——它是你的主要敵人。你憎恨周圍的人——他們是你生與死的競爭者。緊張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總擔心著別人在你背後什麼地方正瓜分著本來可能落在你手裡的那塊麵包，別人在隔壁的什麼地方正從大鍋里撈出那個本可能落在你缽子里的土豆。
勞改營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從四面八方啄食著你的靈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靈魂。嫉妒甚至擴大到對刑期以及對釋放。一九四五年我們這些「五十八條」們看著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門（斯大林大赦的結果）。我們對他們懷著什麼感情？是為他們能回家而高興？不，是嫉妒！因為釋放他們而繼續關押我們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頭十年安安靜靜地坐牢——因為誰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許多人開始獲釋，他嫉妒，焦躁，苦惱：怎麼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這第二個十年多麼難受。（我沒有問過他，可是我估計，當那些人以「二進宮」的身份一個個地回來時，他一定安定下來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條」們大批獲釋，而普通犯卻留在營里。這時他們的心情如何？是對連遭四十年迫害的屬於這一條的苦難深重的犯人們的遇赦感到合理嗎？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許多這種內容的信件）：那些「比我們刑事犯壞百倍的敵人」都被釋放了，而我們還要坐牢。這是為什麼？……
此外，你還永遠被恐懼抓在手裡：害怕連你目前賴以生存的這個可憐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這個還不算最苦的工作，栽進遞解隊伍，掉進強制隔離區。如果你比所有人都願弱，你要挨打。換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會打他。這還不是精神的敗壞么？老勞改犯A·魯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壓力下的這種迅速的腐壞稱作「靈魂的疥癬」。
陷進這些邪惡的感情和緊張的瑣碎盤算之後，你還有什麼時間，還有什麼基礎使自己上升？
契訶夫早在我們的勞改營出現之前就在薩哈林島上觀察到勞且指出了這種精神的敗壞。他正確地寫道：囚犯們的邪惡產生於他們的不自由狀態、奴役、恐懼和經常的飢餓。這些邪惡是：愛說謊、狡黠、膽小、怯懦、背後說壞話、偷竊。經驗告訴苦役犯人，在生存競爭中欺騙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們這裡，這一切不是十倍於當時嗎？……現在不是該矢口否認以及為假想的什麼勞改營里的「高尚化」辯護的時候，而是該描寫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敗壞的事例的時候。應該舉出一些例子，說明沒有人能夠抗拒得了傑茲卡茲甘派工員雅什卡一語道破的勞改營哲學：「你越害人，人們越尊重你。」應該告訴人們，不久前的前線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剛吸進一點盜賊的空氣，馬上賊性發作——搶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給自己改善生活：你們這些雛兒們死了也活該！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為他們確信只有這樣做才能在勞改營里活下去。某個文學副教授變成了賊頭。通過丘爾佩涅夫的例子，應該對勞改營意識形態感染力之強大感到吃驚。丘爾佩涅夫在伐木場上堅持了七年的一般勞動，變成了一個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條腿骨折住過醫院，後來人家讓他當派工員。他並不需要這個職務，剩下的兩年半他當伐木工也保險過得去，因為長官對他是滿器重的。但是他怎麼抗拒得了這個誘惑？要知道勞改營的哲學是「人家給——你就拿！」於是丘爾佩涅夫便榮任了派工員，總共當了六個月，這是整個服刑期間最不平靜、最黑暗和顯提心弔膽的六個月。（在刑期早已成為過去的今天，當他談起高大的松林的時候，臉上現出質樸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驅趕下喪命的身高兩米的拉脫維亞人，一個到過世界各地的遠洋輪船長，心裡就像壓著一塊石頭——而且何止這一個？）
有意調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導致勞改犯人生出多麼可怕的「靈魂的疥癬」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個精神已經不正常（但照舊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謝瓦伊代沒有理會什麼警戒線而跑去「找媽媽」。她被捉住，綁到門房旁邊的柱子上。同時當眾宣布，「因發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營的下個星期日（慣用的伎倆）。所以各個作業班下工回來都朝被綁著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還動手接她：「因為你，畜牲，休息B沒有了！」莫伊謝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開始實行的民主而進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術語里變成了「自我警衛」）使得多少人的靈魂敗壞了？要知道，把囚犯編入自我警衛隊是勞改營敗壞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懲辦。你從生活中被提溜了出來——但你是不是還不願意落到最低層？你是不是還想手裡拿著步槍高踞於什麼人之上？你是不是還想高踞於你的兄弟們之上？那麼給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開槍！我們還會稱你為同志呢。我們將發給你紅軍戰士的口糧。
於是他很得意。於是他像奴才一樣地捏緊搶托。於是他開槍射擊。於是他變得比正牌自由人警衛隊員更加嚴厲。（哪種解釋對？這個主意是出於對社會主動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類最低級的感情為依據的冰冷而輕蔑的計算？）
而且還不止一個自我警衛：還有自我監管，還有自我壓迫——三十年代連獨勞點的點長全是從犯人中指定的。還有運輸主任。還有生產主任。（不然怎麼辦？白波運河工地上十萬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員。）甚至行動特派員也從犯人中指定。「主動精神」已經發揚到頂點了：連偵訊都是自己對自己進行了！連眼線都是自己給自己安插了！
說得不錯。可是我不打算在這裡考察這些數不清的敗壞人心的事實。這些是盡人皆知的。過去描寫過，將來還會有人描寫。承認有過這類事就足夠了。這是總的趨向，這是規律。
把在嚴寒的氣候中會變涼的房子一座座地曆數一遍有什麼意思。指出那些在嚴寒的氣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驚奇嗎？
沙拉莫夫說所有蹲過勞改營的人精神上都變得貧乏了。可是我只要回憶起或者遇見一個前勞改犯，便會發現一個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別處也寫道：我畢竟不會去告別人的密！我畢竟不會去當作業班長逼迫別人勞動。
這是什麼原因呢，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句既然在勞改營里誰也躲不開這個敗壞的斜坡，為什麼忽然你就不會去當眼線或者作業班長？不是說真實和虛假是一對嫡親姊妹嗎？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樹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塊石頭了——所以才沒有繼續往下滑？也許憤恨畢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個性和詩歌否定著你自己的觀點嗎？
真正的宗教徒們是怎樣在勞改營里保全自己的（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他們）？在這本書里，我們已經提到過他們在群島上的充滿自信的行進，好像舉著不可見的蠟燭舉行著宗教的遊行。在機槍的射擊下，前面的倒下，後面的跟上去，又繼續行進了。二十世紀從未見過的堅貞！這裡絲毫沒有故作姿態的成份，沒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詞。就以杜霞V奇米爾大嬸為例吧。一個圓臉龐、性格安詳、－一不識字的老太婆。押解隊向她大聲吆喝：
「奇米爾！報條款！」
她和聲細氣地回答：
「老爺子，你幹嗎要問我呀？那兒不是都寫著嗎，我可記不全。」（五十八條的各分條給她頭上安了一大把。）
「報期限！」
杜霞大嬸嘆了一口氣，給了個文不對題的回答。她並不是為了給押解隊找彆扭，她實心實意地仔細想著這個問題。期限？難道期限是該世人知道的？……
「什麼期限！什麼時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麼時候。」
「傻婆子，你這傻婆子！」押解隊當兵的笑了：「給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許還會添點。」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兩年半的刑。儘管她給哪裡也沒寫過請求，忽然下來了一紙公文：釋放！
對這樣的人怎麼能不羨慕？難道是環境對她們有利些？未必！誰都知道「尼姑們」全是和妓女、女賊們同關在懲戒獨勞點的。然而有哪個信教的敗壞了？他們八成會死掉，但沒有敗壞的，是嗎？
有些不堅強的人正是在勞改營里皈依了宗教，從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滿而沒有敗壞，這又作何解釋？
還有許多分散在各處不被人注意的人，他們也經歷了註定的轉折而沒有選錯方向。還有一些人，他們終於注意到並不僅是他們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們旁邊還有遭遇更不好，更艱難的人。
還有那些不顧懲戒隔離區和再次判刑的威脅而拒絕充當眼線的人呢？
你從總的方面怎麼解釋土壤學家格里戈里·伊萬諾維奇·格里戈里耶夫的情況呢？科學家，一九四一年志願參加了民兵。以後的情況大家都熟悉——在維亞茲馬城下被俘。被俘后的歲月是在德國集中營里度過的。往後的情況不用說也明白——進了我們的。十年。我是在一個冬天在埃克巴斯圖茲從事一般勞動時跟他認識的。他的一雙安詳的大眼睛閃著耿直的光輝，是那種決不會繞彎子的耿直。這個人從來不會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勞改營里的十年雖然只有兩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沒有向誰低聲下氣過。在整個服刑期間幾乎從未收到過家裡寄來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勞改營哲學的灌輸和勞改營敗壞人心的影響，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麥羅夫勞改營（安吉別斯），特派員死氣白賴地收買他當眼線。格里戈里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討厭跟你說話。想乾的人多的是，何必釘著我。」「畜牲，你會趴在地上來找我們！」「我寧願隨便找棵樹上吊。」於是他被送進懲戒營。在那兒吃了半年苦頭。這還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諒的錯誤：上面把他派到勞改農場，要他（以土壤學家身份）當作業班長。他不幹！反而賣勁地耪地和割草。還有更傻的事兒呢：在埃克巴斯圖茲的採石場上，他拒絕當統計員。唯一的原因是幹上這個差事就必須為苦工們虛報產量，一旦被查出來，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長就要為這個受處分（會嗎？）。因此他就去鑿石頭了！他的駭人聽聞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誠實達到了這種程度：當他跟著菜班一起去加工馬鈴薯的時候，儘管所有的人都偷馬鈴薯，他卻不偷。把他安排進享受特權的機修車間作業班，在水泵站看儀錶。但是僅僅因為他不肯給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漢特列維什洗襪子，就把這個位置丟了。（作業班裡的人勸他說：你管它呢，幹什麼活不一樣？不，對他說來不是一樣的！）只是為了不做虧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選擇了最壞的和最苦的命運！而他真的沒有做過虧心事，我可以作證。不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對他的肉體產生了奇妙的影響（現在根本沒人相信，沒人懂得這種影響），已非盛年（靠近五十歲）的格里戈里·伊萬諾維奇的機體在勞改營里變得越來越強壯：原來的風濕性關節炎完全消失了，一場傷寒痊癒之後他變得特別健康：冬天套著一個在頭部和兩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卻沒有感冒！
所以這樣說是否更正確：什麼樣的勞改營也不能敗壞具有一個堅強的內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種「人生來是為幸福」的可憐的思想意識，那種派工員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憐的思想意識。
進勞改營之前未受過任何道德觀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們在營里必定敗壞。（這決不是理論上的推斷。我們光輝的五十年當中養成了成百萬這樣的人。）
在勞改營里敗壞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經敗壞或已經為敗壞準備了條件的人。因為在外面人們也照樣在敗壞，有時候比勞改犯還夠勁。
下命令把莫伊謝瓦伊代綁到柱子上受人辱罵的那個押解隊軍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勞改犯更要敗壞嗎？
順便說一句：各個作業班的所有人員都向她吐了口水嗎？或許每個作業班裡只有一兩個人做了這種事？我估計八成會是這樣的。
塔季揚娜·法利克寫道：「對人們的觀察使我確信了一條：如果一個人原來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勞改營里變成這樣的人。」
如果一個人在勞改營里突然變得卑鄙，那也許並不是他在變化，只不過是他內在的卑鄙正在顯露出來，而以前沒有顯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這樣認為的：「在勞改營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相反，你到底是變成禽獸還是繼續做一個人．全依賴於你的意識和你對人性的堅定信念。」
這是一句斬釘截鐵的宣言……但並不是他一個人這樣想。美術家伊瓦舍失-穆薩托夫也熱烈地做著同樣的論證。
是的，勞改營中的敗壞是大批的現象。但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勞改營的恐怖，還因為我們蘇維埃人踏上群島的土地的時候精神上已經解除了武裝——早已為敗壞準備好了條件，在外面就已經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經常常豎著耳朵聽取老勞改犯介紹「在勞改營里應該怎樣生活」的經驗。
但即使沒有勞改營，我們本來也必須知道應該怎樣生活（以及怎樣去死）才是。
也許，瓦爾拉姆·吉洪諾維奇，人和人之間在困苦和患難當中，甚至在達到極端的患難當中，一般還是可以產生友誼的！但不是在我們這些近幾十年培養出來的乾枯而卑陋的人們之間？
假如真的非敗壞不可，那麼奧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奧斯貝格為什麼沒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拋棄快要凍僵的女難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來面對必定的死亡並救活了她？莫非這樣的患難還沒有達到極端？
如果真的非敗壞不可，那麼瓦西里·梅福季耶維奇·亞科文科這樣的人是從哪兒來的？他服完了兩次徒刑，剛剛獲釋，以自由僱員身份在沃爾庫塔定居，剛能沒人押解地走動並開始經營自己第一個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爾庫塔開始把已釋放的犯人重新抓進去，重新判刑。發生了逮捕狂！自由僱員們人心惶惶。想的是怎麼樣才能保住自己，怎麼樣才能更不顯眼。但是，亞科文科在沃爾庫塔勞改營里結交的朋友格羅津斯基重新被捕，偵訊期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沒有人到監獄去給他送吃的。於是亞科文科就膽大包天地去給他送牢飯。狗雜種你你們要抓，就把我也划拉進去吧！
為什麼這一個就沒有敗壞呢？
所有的倖存者不是都能記得起在勞改營里曾向他伸出過手並在最危急的時刻搭救過他的一兩個人嗎？
不錯，勞改營的設計和目標是要使人敗壞。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能揉爛每一個人。
正如自然界從不會發生只有氧化而沒有還原的過程一樣（甲物氧化，與此同時動物在還原），在勞改營（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敗壞而沒有向上。兩者是並存的。
在本書的下面一部，我還想介紹一下，在另一些勞改營即特種營裡面自某時起逐漸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場」：敗壞過程在那裡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過程變得對於營里的利己主義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還有改造呢？改造的情況究竟怎麼樣？（「改造」——這是屬於社會和國家的概念，與「向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國，不單是我們一國，司法系統夢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單純服刑而且要改過自新，也就是說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們，特別不要因觸犯同一律條再次受審。
不過我國當局從來沒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條」。我們已經援引過監獄學家們關於這一點的坦率言論。「五十八條」，他們是要通過勞動加以消滅的。我們活了下來，這已經是我們的自發行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個人？」
俄國農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著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薩哈林島》整個是以這種理想為出發點的）。但是它順利地實現過嗎？
雅庫博維奇對這個問題想過很多，他寫道：苦役監獄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來沒有墮落的人，但是這種人無需這種制度也不會重新犯罪。對於已經敗壞了的人，這種制度只會使他更墮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虛偽，儘可能在身後不留下罪跡。
關於我們的勞改營能夠說什麼呢？監獄學（Gefangniskunde）理論家們一向認為，監禁不應把犯人導致完全的絕望，應當留給他希望和出路。而讀者已經看到我們的勞改營專門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絕望的地步。
契柯夫說得對：「內省——這才是改過自新所真正需要的東西。」但是我國勞改營的主辦者最害怕的正是內省。集體工棚、作業班、勞動集體的任務正是要驅散和打亂這種危險的自我反省。
在我們的勞改營里能有什麼改造！只有毀壞：灌輸竊賊道德，灌輸勞改營的殘酷風習，使它成為生活的一般規則（用監獄學家的語言說，它是「犯罪發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學校）。
皮薩列夫在結束漫長的刑期時（一九六三年）寫道：「特別令人難過的是，你離開這兒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不可治癒的精神殘廢，你的健康也被營養不足和每時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毀壞了。人們在這裡徹頭徹尾地敗壞。假設這個人在進法院以前是溫文爾雅的，現在必定是桀驁不馴。如果一個人連續七年被叫做『豬』，他最後必定像豬一樣哼哼……只有入獄的頭一年是對犯罪的懲罰；以後各年只會使他變得兇狠，只能使他漸漸適應環境而已。法律規定的漫長刑期和殘忍手段所懲罰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屬，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還沒有見過什麼，還沒有做出什麼，就要離開生活，而且除了終生日夜盼望你回來的媽媽仍像你幼年時那樣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沒人關心你，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進行過不少思考的亞歷山大·庫茲米奇·區一九六三年寫下的一段話：
「他們把我的死刑改判為二十年苦役，但是說老實話，我並不認為這是對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體驗過現在時興稱為『錯誤』的那個東西——它們絲毫不亞於邁丹尼克和奧斯威辛」。你要人怎樣區分污穢與真理？殺人犯與教育者？法律與違法？劊子手與愛國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變成中校，這亂糟糟的一團，你要我這個蹲了十八年監牢剛出來的人怎麼弄清？……我羨慕你們這些頭腦靈活的有學問的人。你們用不著長久思索就能決定該怎麼行動，該怎麼適應，而我對這些，說實話，根本不感興趣。」
說得實在好呀！「我不感興趣」。難道能說懷著這種心情出獄的人是敗壞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國家的含意「被改造過來了」？當然不是。對於國家說來這個人簡直是毀了。
國家期望（？）的那種「改造」在勞改營里永遠實現不了。勞改營的「畢業生」學到的只是虛偽——假裝改造好了。還學會冷言冷語地挖苦國家的號召，國家的法律，國家的諾言。
要是一個人沒有什麼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壓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禱告，或是發表了獨立的見解，或是當過戰俘，或是受老子的株連，或者不過是攤派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勞改營能給予他什麼？
薩哈林監獄督察官對契柯夫說：「如果一百個苦役犯人當中最後能出來十五至二十個正派人，應當感激的與其說是我們採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說是俄國的法院，因為它們把這麼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來眼苦役。」
如果我們把無辜入獄者的數字提高到總數的百分之八十，這也可以當做是對群島的論斷。但同時也不要忘記，在我們的勞改營里人們變壞的係數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談的不是為成百萬不合意的人準備的絞肉機，不是狠心地把本國人民拋進去的污水坑，而是認真的改造體制，那麼這裡就會發生一個最複雜的問題：怎麼可以按照一個統一的刑法典判給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罰呢？因為外表上平等的刑罰對於不同的人，即較有道德的和較敗壞的，較細膩的和較粗糙的，有教養的和沒有教養的，實際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罰（參見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的多處內容）。
英國思想界懂得了這個道理，他們現在正談論著（不知道實際做了多少），刑罰應當不僅與犯罪行為相適應，而且也要適應於每一個罪犯的個性。
例如，全面喪失外部自由對於一個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的人比對於一個不成熟的、主要在肉體方面活著的人容易忍受。後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強烈地促使他爭取出獄」（雅庫博維奇）。對於前者，連單身監禁也感到較輕鬆，特別是如果有書看。（啊，我們當中有的人多麼渴望以這樣監禁代替勞改營！身體受到拘束，但是它卻為理智和靈魂打開了多麼寬闊的境界！尼古拉·莫羅佐夫在入獄之前沒有顯示過什麼特別的素質，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獄以後也沒有顯示出什麼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時的冥想卻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結構、帶不同電荷的原子核與電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沒人給我們紙筆和書籍，自己僅有的一點也被他們沒收了去。）反之，後者對於單獨監禁也許連一年也受不了。他簡直會像蠟燭一樣熔化在裡面，他會奄奄待斃。他需要同伴，不論什麼人都行。而對於前者來說，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獨還難受。另一方面，勞改營（儘管飯給得很少）對於後者比對於前者要輕鬆得多。四百人一間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囂、胡鬧、打撲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這些雜訊之上，還有專以白痴為對象的廣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發出刺耳的尖叫。（我蹲過的幾個勞改營沒有安裝廣播喇叭，這算是對它們的處罰！——我們卻因此而得救！）
所以說強迫犯人從事過度的體力勞動、強迫犯人成天擠在侮辱人格的鬧哄哄的人堆里的勞改營體制正是比監獄更有效的消滅知識階層的方式。被這個體制虐殺得最快、最徹底的正是知識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