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邊城

重訪邊城

(一)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后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

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

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

張愛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在台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託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髮的尼克森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髮,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森太太這時候到台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森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森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森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里,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后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注視,也不知道是注入還是注出,彷彿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銜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台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台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台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裡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myfavorite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布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畫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鑽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乾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里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餘,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台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鬱塞,彷彿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牆裡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裡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藤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里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牆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裊裊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

經過一座廟,進去隨喜。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廟宇,裝著日光燈,掛著日曆。香案上供著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腳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墊也就用沙發上的荷葉邊軟墊,沒有蒲團。牆上掛著個木牌寫著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細看,不知是不是捐錢蓋廟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農,半裸,深棕色皮膚,顯然是上古華南居民,東南亞人的遠祖。神農嘗百草,本來草藥也大都是南方出產,北邊有許多都沒有。草藥發明人本來應當是華南人。──是否就是「南藥王」?──至於民間怎麼會知道史前的華南人這麼黑,只能歸之於種族的回憶,浩如煙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著那長方臉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長身盤腿坐著的神農,敗在黃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種森森然的神秘感,近於恐懼。

神案上花瓶里插著塑膠線組成的鏤空花朵。又插著一大瓶彩紙令旗,過去只在中秋節的香鬥上看見過。該是道教對佛寺的影響。神殿一隅倚著搭戲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廟是個古廟──當然在台北不會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蒼蒼的略帶紫藍,色調微妙,先就與眾不同。裡面的神像現代化得出奇,大頭,面目猙獰,帽子上一顆大絨球橫斜,武生的戲裝;身材極矮,從俯視的角度壓縮了。與他並坐的一位索性沒有下半身。同是雙手擱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個是高個子,軀幹拉長了,長眉直垂到腮頰上。這決不是受後期印象派影響的現代雕塑,而是當年影響馬蒂斯的日本版畫的表親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如漢字就有一大部分是從福建傳過去的。閩南塑像的這種特色,後來如果失傳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後,被中原的主流淹沒了。(注)

※註:鹿港龍山寺未經翻修,還是古樸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有它一個守護神的彩色照片,兇惡的朱紅臉,不屑地撇著嘴,厚嘴唇佔滿了整個下頦。同年十二月《時報周刊》二五一期有題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攝:兩個抬出巡行的神將中途倚牆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頎長穿白袍的一個,長眉像刷子一樣掩沒了一對黑洞洞的骷髏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轉了個彎,垂直披在面頰上,如同鬢髮。矮黑的一個,臉黑得發亮,撇著嘴冷笑,露出一排細小的白牙,兩片薄薄的紅唇卻在牙齒下面抿得緊緊的──顛倒移挪得不可思議。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閩南塑像獨特的作風。地方性藝術的突出發展往往不為人注意,像近年來南管出國,獲得法國音樂界的劇賞,也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變局,才把時代的水銀燈撥轉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櫃里又有隻淡黃陶磁怪龍,上頦奇長,長得像食蟻獸,如果有下頦,就是鱷魚了,但是缺下頦,就光吐出個舌頭。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腳蛇。創造怪獸,似乎殷周的銅器之後就沒有過?

這麼許多疑問,現成有行家在側,怎麼不請教一聲?彷彿有人說過,發問也要學問。我腦子一時轉不過來,不過看著有點奇怪而已,哪問得出什麼。連廟名沒看清楚,也都沒問是什麼廟。多年後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席德進先生已經去世,要問也沒處問了。那天等於夢遊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廟不會離席先生寓所太遠,不然我也走不動。

麥家這兩天有遠客住在他們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館定了個房間,號稱「將軍套房」,將軍上山來常住的。進房要經過一連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與荷池,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子都不見。在房中只聽見黃昏細雨打著芭蕉,還有就是浴室里石獅子嘴裡流出的礦泉,從方櫃形水泥浴缸口漫出來,泊泊濺在地上。房間里榻榻米上擺著藤傢具。床上被單沒換,有大塊黃白色的漿硬的水漬。顯然將軍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這裡的是軍人。我告訴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腳頭一塊乾淨土蜷縮著睡,但是有臭蟲。半夜裡還是得起來,睡在壁龕的底板上──日式客廳牆上的一個長方形淺洞,掛最好的畫,擺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緣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涼。一覺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務生進來鋪床,找不到我,嚇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麥家托他們的一個小朋友帶我到他家鄉花蓮觀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鄉,台灣就褪了皮半卷著,露出下面較古老的地層。長途公共汽車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個老婦人扎著地中海風味的黑布頭巾、穿著肥大的清裝襖袴,戴著灰白色的玉鐲──台玉?我也算是還鄉的複雜的心情變成了純粹的觀光客的遊興。

替我做嚮導的青年不時用肘彎推推我,急促地低聲說:「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個纖瘦的灰色女鬼,頰上刺青,刻出藍色鬍鬚根根上翹,翹得老高,背上背著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連。

「山地山地!」

吉普賽人似的兒童,穿著破舊的T恤,西式裙子,抱著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候,他們都上城來了,」他說。

「哦?他們懂日文?」

「說得非常好。」

車上有許多乘客說日語。這都是早期中國移民,他們的年青人還會說日文的多得使人詫異。

公共汽車忽然停了,在一個「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個壯碩的青年跳下車去,車掌也跟著下去了。忽然打起架來,兩人在地下翻滾。藍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蘆梗矮籬似的齊臻臻約有二尺高。

「契咖茹喲!契咖茹喲!(搞錯了喲!)」那青年在叫喊。

司機也下去了,幫著打他。

大概此地民風強悍。一樣是中國人,在香港我曾經看見一個車掌跟著一個白坐電車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裝領帶,代替從前的辮子,打架的時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台灣再去香港,有個公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他們向來總是把那件沉重的鐵器臨空扳得軋軋響,提醒大家買票。──那也還不是對打。香港這一點是與大陸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鬥」前的大陸。

這台灣司機與車掌終於放了那青年,回到車上來。

「他們說這人老是不買票,總是在這兒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們的閩南話譯給我聽。

挨打的青年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他的美軍剩餘物資的茶褐色襯衫撕破了。公車開走了,開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它立正敬禮。他不會在日據時代當過兵,年紀不夠大,但是那種奇異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觀光客大都就看個教堂,在中國就是廟了。花蓮的廟比台北還更家庭風味,神案前倚著一輛單車,花瓶里插著雞毛撣帚。裝置得高高的轉播無線電放送著流行音樂。後院紅磚闌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襯著芭蕉,燈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葉碧綠。後面廚房裡昏黃的燈下,牆上掛著一串玲瓏的竹片鎖鏈,蒸饅頭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籠里怎麼用,恨不得帶回去拿到高級時裝公司去推銷,用作腰帶。純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亂紅如雨中有一抹竹青,響應竹制衣帶,該多新妍可喜!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筊杯像一副豬腰子。浴室的白磁磚牆。殿前方柱與神座也是白磁磚。橫擋在袖案前的一張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卻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對水泥方柱上刻著紅字對聯。忽然一抬頭看見黑洞洞的天上半輪涼月──原來已經站在個小院子里。南中國的建築就是這樣緊湊曲折,與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別院,不禁使人想起無數的庵堂相會的故事。

(二)

此地的廟跟台北一樣,供香客插燭的高腳蠟台上都沒裝鐵簽──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灣還是古風,山字架的下截補換了新木,更顯出上半的黯黑舊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廟就在木架上架只小藤籮,想必籮中可以站滿蠟燭──一隻都沒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與高矮,不會不是燭台。因陋就簡,還是當初移民的刻苦的遺風。

還有一個特點是神像都坐在神龕外,綉幔前面。乍看有點看不慣,太沒掩蔽,彷彿喪失了幾分神秘莊嚴。想來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進,天氣又熱,揮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會污損絲綢帳幔。我看見過一張照片上,廟門外擠滿了人,一個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著橫抱著個長須神像,臉上的神情親切,而彷彿不當樁事,並不肅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間,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鄉離井,同荒械鬥「出草」也都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間又還經過五十年異族的統治,只有宗教是還是許可的。這裡的人在時間空間上都是邊疆居民,所以有點西部片作風。我想起公共汽車旁的打鬥。

花蓮風化區的廟,荷葉邊拜墊上鑲著彩色補釘圖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隻破了的,墊在個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這裡的缸大概是較日常的用途。缸上沒有木蓋,也許還是裝自來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橫幅浮雕板上嵌滿碎珊瑚枝或是海灘石子作背景。日光燈的青光下,繡花神幔上包著的一層玻璃紙閃閃發光。想必因為天氣潮濕,怕絲綢腐爛。

夜間沒有香客,當然是她們正忙的時候。殿外大聲播送爵士樂,更覺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廟祝高坐在一個小平台上,半躺在藤椅上翹著腳喝茶談天。殿側堆著鑼鼓樂器,有一面大鼓上寫著「特級」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簡陋的三層樓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獨門獨戶站在一小塊空地上,門口掛著「甲種妓女戶」門牌。窗內燈光雪亮,在放送搖滾樂。靠橋直挺挺兩隻木椅,此外一無所有。兩個年青的女人穿著短旗袍,長頭髮披在背上,彷彿都是大眼睛高個子高胸脯,足有國際標準,與一個男子在跳搖滾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點豬相,拱著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著米色拉鏈夾克,隨和地舒手舒腳,至多可以說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許是他們自己人閑著沒事做廣告。

二等妓院就沒有這麼純潔了。公共食堂大觀園附設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聽說是二等妓院。樓下一排窗戶里,有一張藤躺椅上鋪著條毛巾被,通內室的門裡有個大紅織錦緞長旗袍的人影一閃。這樣衣冠齊整怎麼按摩?似乎與大城市的馬殺雞性質不同。

另一個窗戶里有個男子裸體躺在藤椅上,只蓋塊大毛巾。又有個窗戶里,一個人傴僂著在剪腳趾甲。顯然不像大陸上澡堂子里有修腳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點錢在家裡剪,而在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且忙著去剪腳趾甲。雖然剛洗過澡指甲軟些容易剪,也是大殺風景的小小豪舉。

這一排窗戶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統間,下半截牆漆成暗綠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隻老式掛鐘。樓下大敞著門,門前停著許多單車,歪歪斜斜互相偎倚著疊放。大門內一列深棕色櫃檯,像旅館或醫院挂號處。牆壁也漆成同樣的陰暗的綠色,英美人稱作「醫院綠」的。

大概因為氣候炎熱需要通風,彷彿沒有窗帘這樣東西,一律開放展覽。小電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鐵門,望進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銀幕與兩旁的淡綠色舞台幕。

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發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

夜遊后,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個二層樓紅磚屋,正樓有飛檐,山牆上鑲著湖綠陶磁挖花壁飾,四周簇擁著淡藍陶磁小雲朵。兩翼是平房。場院很大,矮竹籬也許是后添的。院門站得遠遠的,是個小牌樓,上有飛檐,下面一對紅磚方柱。

台灣彷彿一直是紅磚,大概因為當地的土質。大陸從前都是青磚,其實是深灰色,可能帶青灰。因為中國人喜愛青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徑稱為青磚。紅磚似是外來的,英國德國最普遍的,條頓民族建築的特色。在台灣,紅磚配上中國傳統的飛檐與綠磁壁飾,於不調和中別有一種柔艷憨厚的韻味。

有個嘉慶年間的廟,最由的一翼封閉了,一扇門上掛著木牌,上寫「辦公處Office」。側面牆上有個書卷形小窗,兩翼各嵌一隻湖綠陶磁挖花壁飾作窗欞,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換裝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經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覺是原有的,整個的構圖倒更樸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戶也用這種八角形綠磁挖花壁飾作窗欞,六隻疊成兩行。后加同色木柵保護,褪色的淡藍木柵也仍舊溫厚可愛,沒有不調和。

小巷裡,採茶葉的婦人背著孩子在門前平台上席地圍坐,大家合捧著個大扁蔑籃,不住地晃動著。籃子里黑色的茶葉想必是烏龍,茶香十步外特別濃。另一家平台上堆滿了舊車胎。印度也常有這種大門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帶我來到一處池塘,一個小棕櫚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兩叢長草倒影。是農場還是漁塭?似乎我的導遊永遠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麼也從來不問。

有個長發女郎站在亮藍的水裡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卷到大腿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除了電影里,哪有這等人物這身打扮作體力勞動的?如果我是貴賓來參觀,就會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莊」──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的寵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游幸途中遍植精雅的農舍,只有前面一堵假牆,又徵集村姑穿著當地傳統服裝載歌載舞,一片昇平氣象。

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徑自趟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噯呀了一聲,帶笑驚嘆。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還要漂亮。

我們沿著池邊走到一個棕櫚涼亭歇息,吃柚子。從來沒吃過這樣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許因為產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幹了。我望著地下欄杆的陰影里一道道橫條陽光。剛才那彩色闊銀幕的一場戲猶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裡真實得使人有點詫異。

同是邊城,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我這次分租的公寓有個大屋頂洋台,晚上空曠無人,悶來就上去走走,那麼大的地方竟走得團團轉。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裡,聽得見它的呼吸。

二房東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分租:「我們都是寄包裹寄窮了呀!」

他們每月寄給她婆家娘家麵條炒米鹹肉,肉乾筍乾,砂糖醬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種英國制即融方塊雞湯,她婆婆狂喜地來信說它「解決了我們一天兩頓飯的一切問題。」砂糖他們用熱水沖了吃作為補品。她弟弟在勞改營,為了窩藏一個國特嫌犯;寫信來要藥片治他的腰子病與腿腫。她妹妹是個醫生,派到鄉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診,鄉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這樣。」她抱歉的聲口就像是說她的兩個女兒佔用浴室時間太長,「女孩子不就是這樣。」

我正趕上看見他們一次大打包。房東太太有個親戚要回去,一個七十來歲的老太太,可以替他們帶東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繩套住重物,掙扎得在地板上滿地滾。房東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燉了一鍋紅燒肉。

「鍋他們也用得著,」她說。

「一鍋紅燒肉怎麼帶到上海?」我說。

「凍結實了呀。火車像冰箱一樣。」

她天亮就起來送行,也要幫著拎行李通過羅湖邊境的檢查。第二天她一看見我就叫喊起來:「哈呀!張小姐,差點回不來嘍!」

「噯呀,怎麼了?」

「嚇咦呀!先不先,東西也是太多。」她聲音一低,用串通同謀的口氣。「也是這位老太,她自己的東西實在多不過。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頭,壓成板的鹹魚裝箱,衣裳被窩毯子,鍋呀水壺,樣樣都有,夠賠嫁擺滿一幢房子的。關卡上的人不耐煩起來了。後來查到她皮夾子里有點零錢,人民票,還是她上趟回來帶回來的,忘了人民票不許帶出來的。伙咦!這就不得了了。『這是哪來的?哈?』嗯,『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麼人?啊?你跟她是什麼關係,哈?你在這幹什麼,啊?』」房東太太虎起一張孩兒面,豎起一雙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噯呀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來送行的──心裡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皺著眉嘖的一聲,又把聲音一低,竊竊私語道:「這位老太有好幾打尼龍襪子縫在她棉袍里。」

「帶去賣?」

「不是,去送禮。女人穿在長袴里。」

「──看都看不見!」

「不是長統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劃了一下。「送給幹部太太。她總喜歡誰都送到。好能幹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電影進口。給高幹看的。要這麼些錢幹什麼?哈?七十歲了,又沒兒女,哈?」她笑了。

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后大飢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向來是農民最苦,也還是農民最苦。十年前我從羅湖出境的時候,看見鄉下人挑著擔子賣菜的可以自由出入,還羨慕他們。我們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地里等著。這香港警察是個瘦長的廣東靚仔,戴著新款太陽眼鏡,在大陸來的土包子眼中看來奇大的墨鏡,穿的制服是短袖襯衫,百慕達短袴,燙得摺痕畢挺,看上去又涼爽又倔傲,背著手踱來踱去。中共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里站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口:「讓你們在外頭等著,這麼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頦略指了指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

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彷彿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衝過。

我學生時代的香港,自從港戰後回上海,廢學十年,那年再回去,倒還沒怎麼改變,不過校園後面小山上的樹長高了,中間一條磚砌小徑通向舊時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點「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沒看它一眼,時間的重量壓得我抬不起頭來,只覺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樹還有點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個個都是暗綠的池中暗綠的噴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嘩嘩地上升,在那一剎那間已經把我拋下很遠,縮小了而清晰異常,倒看的望遠鏡中人,遠遠的站在地下。沒等這畫面成形,我早已轉身走開了。

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裡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約兩族。

想必滿山都是白色高樓,半山的杜鵑花早砍光了。我從來沒問起。其實花叢中原有的二層樓薑黃老洋房,門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欄杆,掩映在嫣紅的花海中,慘戚得有點刺目,但是配著碧海藍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種凄梗的韻味,免得太像俗艷的風景明信片。

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過是因為太喜歡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這次來我住在九龍,難得過海,怕看新的渡輪碼頭,從前光潤的半舊棗紅橫條地板拆了,換了水泥地。本來一條長廊伸出海中,兩旁隔老遠才有一張玻璃盒裝的廣告畫,冷冷清清介紹香煙或是將上映的影片。這麼寶貴的廣告空閑,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諧星的throwingline的風度──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閑逸我特別欣賞。

相形之下,新蓋的較大的水泥建築粗陋得慘不忍觀。我總是實在非過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鋪,目不斜視。這樣□□,自然見聞很少。

但是看來南下的外省人已經同化了。孩子們在學校里說廣東話,在家裡也不肯講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與父母交談,別處的十幾歲的人也許會羨慕他們有這借口。

耶誕節他們跟同學當面交換聖誕卡片。社會上不是教徒也都慶祝,送禮,大請客。

報上十三妹寫的專欄有個讀者來信說:「我今年十九歲。」一年前她父親帶她從華北逃出來,一路經過無數艱險,最後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門,中途被中共射擊,父親用身體遮著她,自己受了重傷,死在澳門的醫院裡。她到了香港,由父親的一個朋友給找了個小事,每個月約有一百元港幣,只夠租一個床位,勉強存活。「全香港只有我不過聖誕節,」她信上說。「請告訴我我是不是應當回大陸去。」

十三妹怎樣回答的,不記得了,想必總是勸勉一番。我的反應是漫畫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許多「!」與「#」,不管「#」在這裡是代表什麼,當然也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在封閉的社會裡,年青人的無知,是外間不能想像的。連父母在家裡有許多話也都不敢說,怕萬一被子女檢舉。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歲的女孩正是愛美的年齡,想裝飾自己的慾望該多強烈。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是真寧可回到「大家沒得」的地方,少受點痛苦。不過一路出來,沒有糧票路條,不靠親友幫忙決走不了這麼遠。一回去追究起來,豈不害了這些恩人?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故事,緊張,悲壯,對人性有諷刺性的結局。可惜我不會寫。

(三)

臨走我有個親戚約了在香港飯店見一面,晚上七點半在大廳上泡壺紅茶,叫了一盤小蛋糕。談了一會,出來也才八點多。我得要買點廉價金飾帶回去送人,聽說就在後面一條街上就有許多金鋪,開到很晚,順便去一趟。在飯店門口作別,不往天星碼頭走,需要□□。表姑父聽我說還要買東西,有點錯愕,但是顯然覺得我也算是個老香港了,不便說什麼,略一點頭呵腰,就在燈光黯淡的門廊里一轉彎消失了身影。

我循著門廊兜過去,踏上坡斜的後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來,一個人影子都不見。香港也像美國了,一到了晚上,營業區就成了死城,行人絕跡,只有汽車風馳電掣來往。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車,就一片死寂。

到底是中環,怎麼這麼黑?我該不是第一次發現我有夜盲症,但還是不懂怎麼沒走過幾家門面,頓時兩眼漆黑。小時候天色黃昏還在看書,總聽見女傭喊叫:「再看要雞茅(盲?)子眼啦!」「開了燈不行嗎?」「開了燈也是一樣!」似乎是個禁忌的時辰。只知道狗的視力不佳,雞是天一黑就看不見了?也許因此一到晚上「雞棲於塒」,必須回到雞窩去。照理在光線不足的地方看書,只會近視。黃昏的時候看書就得夜盲症,那是個禁忌的時辰,彷彿全憑□想,不科學。但是事實是我傍晚下台階就看不清楚梯級,戴著眼鏡也沒用。不過一向沒注意,這下子好了──正趕著這時候壯著膽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亂闖,給捅一刀也是自討的。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過海,要兩次並一次,這麼晚才去買東西。誰叫你這樣感傷起來,我對自己說。就有那麼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頸路劫。活該!

道旁該都是匹舊式小店,雖然我這次回來沒來過。樓上不會不住人,怎麼也沒有半點燈光?也是我有點心慌意亂,只顧得腳下,以及背後與靠近的一面隨時可能來的襲擊,頭上就不理會了,沒去察看有沒有樓窗漏出燈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靜悄悄的聲息毫無。

要防街邊更深的暗影中竄出人來,因此在街心只聽見石板路□□□的腳步聲。古老的街道沒有騎樓,□直,平均地往上斜,相當闊,但是在黑暗中可寬可窄,一個黑衚衕。預期的一拳一腳,或是一撞,腦後一悶棍,都在蓄勢躍躍欲試,似有若無在黑暗中像風吹著柔軟的氣球面,時而貼上臉來,又偶一拂過頭髮,擦身而過,僅只前前後後虛晃一招。

這不是擺綢布攤的街嗎?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當然早已收了攤子,一點痕迹都不留。但是那故鄉氣的市集,現在的香港哪還會有?現在街上擺地攤的只有大陸帶出來的字畫,掛在牆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來不認識路,忘了那條街是在娛樂戲院背後,與這條街平行。但是就在這疑似之間,已經往事如潮,四周成為喧鬧的鬼市。攤子實在擁擠,都向上發展,小車柜上豎起高高的桿柱,掛滿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擋住了。

在人叢里擠著,目不暇給。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種花布,有一種紅封套的玫瑰紅,鮮明得烈日一樣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圓圓的單瓣淺粉色花朵。用較深的粉紅密點代表陰影。花下兩片並蒂的黃綠色小嫩葉子。同樣花還有碧綠地子,同樣的粉紅花,黃綠葉子;深紫地子,粉紅花,黃綠葉子。那種配色只有中國民間有。但是當然,非洲人穿的曠野原始圖案的花布其實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紡織廠──不過是針對老非洲市場,投其所好。英國人仿製的康熙青花瓷幾可亂真。但是花洋布不會掉色。與我同去的一個同學用食指蘸了唾沫試過了。是土布。我母親曾經喜歡一種印白竹葉的青布,用來做旗袍,但是那白竹葉上膩著還沒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著點汗氣就掉色,皮膚上一塊烏青像傷痕。就我所知,一九三○年間就剩這一種印花土布了。香港這些土布打哪來的?如果只有廣東有,想必總是廣州或是附近城鎮織造的。但是誰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廣東婦女一樣一身黑。中上等婦女穿唐裝的,也是黑香雲紗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淺色細碎小花布。□區與中環沒有嬰兒,所以一時想不到。買了三件同一個花樣的實在無法在那三個顏色里選擇一種──此外也是在這攤子上,還買了件大紅粉紅二色方勝圖案的白絨布,連我也看得出這是嬰兒襁褓的料子。原來這些鮮艷的土布是專給乳嬰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裝了。

在清初「十三行」時代──十三個洋行限設在一個小島上,只准許廣州商人到島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國的都市,至今還有炸火腿三明治這一味粵菜為證。他們特有的這種土布,用密點繪花瓣上的陰影,是否受日本的影響?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設計慣用密圈,密點不確定。如果相同,也該是較早的時候從中國流傳過去的,因為日本的傳統棉布向來比較經洗,不落色,中國學了繪圖的技巧,不會不學到較進步的染料。

看來這種花布還是南宋遷入廣東的難民帶來的,細水長流,不絕如縷,而且限給乳嬰穿。

我從前聽我姑姑說:「天津鄉下女人穿大紅紮腳袴子,真噁心!」那風沙撲面的黃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風掃蕩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對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傳統建築的朱欄,朱門,紅樓,丹樨,大紅漆柱子,顯然中國人是愛紅的民族。──雖說「大紅大綠」,綠不過是陪襯,因為講究對稱。幾乎從來沒有單獨大塊的綠色的──但是因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個人,大紅在新房新婦之外成了禁條。

當時親戚家有個年紀大的女僕,在上海也仍舊穿北方的紮腳袴。「老李婆的紮腳袴尿臊臭,」我姑姑也□□這笑話。老年人本來邋遢,幫傭生涯也一切馬虎,紮腳袴又聚氣。北邊鄉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紅棉袴又容易臟,會有黑隱隱的垢膩痕。也許是尿臊臭的聯想加上大紅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噁心。

唐宋的人物畫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簡化的團花,可能並不忠實複製原來的圖案。衣服幾乎永遠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綠。當然,這不是說這些沖淡的色調不是適合國畫的風格。從來沒有。是否是有一種不成文法的自我約束?

中國固有的絲綢棉布都褪色,所以絕大多數的人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韓國的傳統服裝是白色,因為多山的半島物產不豐,出不起染料錢。中國古畫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綠,淡青,原來是寫實的,不過是褪了色的大紅大綠深青翠藍。中國人最珍愛的顏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紅男綠女」──並不是官員才穿大紅袍的。後人作畫墨守成規,於是畫中人穿那種沖淡的顏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憶錄中寫董小宛「衣退紅衫」觀潮,眾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為「退紅」是最淡的粉紅,其實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過身為名妓,她當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紅,穿著更亭亭入畫。

倒不是繪畫的影響,而是滿清入關,滿人不是愛紅的民族,清宮的建築與室內裝修的色調都趨向蒼□,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極必反,漢人本來也已穿厭了「鮮衣」。有這旬諺語:「若安占,須帶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魚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黃褐色)的;小家碧玉趙二寶與她哥哥都穿月白。書中喪禮布置用湖色月白。顯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與附近一帶的小戶人家已經沒這些忌諱了。

鮮艷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鄉農仍舊喜愛,淪為沒有紀錄的次文化。此外大紅大綠只存在於婚禮中,而婚禮向來是古代習俗的廢紙簍,「兒女□□□」中安志節的考據,也都是當時已經失傳的□節了。「洞房」這名詞甚至於上溯到穴居時代,想必後來有了房屋,仍舊照上代的習慣,送一對新人。到山洞中過夜。洞房又稱「青廬」,想必到了漢朝人煙稠密,安全清靜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樹枝搭個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獵放牧的臨時房舍。

從什麼時候起,連農民也摒棄鮮艷的色彩,只給嬰兒穿天津鄉下女人的大紅袴子。附近有一處婦女畫春宮為副業──我雖只知道楊柳青的年畫──都是積習相沿,同被視為陋俗。原因許是時裝不可抗拒的力量,連在鄉下,濃艷的彩色也終於過了時,嫌土頭土腦了。但是在這之前,宋明理學也已經滲透到社會基層,女人需要處處防閑,不得不韜光養晦,珍愛的彩色只能留給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連窮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裝了,穿傳統花布的又更縮到吃奶的孩子。

當時我沒想到這麼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觸摸到歷史的質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涼光滑的,無法在上面留下個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沒份,愛撫它的時候也已經被拋棄了。而我這是收藏家在古畫上題字,只有更「後無來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屬於別人了。我拿著對著鏡子比來比去,像穿著一幅名畫一樣森森然,飄飄然。是什麼時候絕跡於中原與大江南北,已經不可考了。港戰後被我帶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覺得怪,並不注意,只有偶而個把小販看了似曾相識,凝視片刻,若有所悟,臉上浮出輕微的嘲笑。大概在鄉下見過類似的破布條子。當然沒穿多久就黯敗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會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產黨來了以後,我領到兩塊配給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裝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條雪青洋紗袴子。那是我最後一次對從前的人牽衣不舍。

排隊登記戶口。一個看似八路軍的老幹部在街口擺張小學校的黃漆書桌,輪到我上前,他一看是個老鄉,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問了聲:「認識字嗎?」

我點點頭,心裡很得意。顯然不像個知識分子。

而現在,這些年後,忽然發現自己又在那條神奇的綢布攤的街上,不過在今日香港不會有那種鄉下趕集式的攤販了。這不正是我極力避免的,舊地重遊的感慨?我不免覺得冤苦。寧可冒身體髮膚的危險去躲它,倒偏偏狹路相逢,而且是在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於一同封死在鐵桶里,再鍾愛的貓也會撕裂你的臉,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為了提心弔膽隨時準備著被搶劫,心不在焉,有點麻木。

而且正在開始疑心,會不會走錯路了?通到夜市金鋪的橫街,怎麼會一個人都沒有?當然順著上坡路比較吃力,摸黑走又更費勁。就像是走了這半天了。正耐著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進,忽然一抬頭看見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個泥金畫卷,不過是白金,孤懸在黑暗中。因為是開間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樓房。對街又沒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圖」,更有疑幻疑真的驚喜。

貨比三家不吃虧,我這家走到那家,櫃檯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員穿著少見的長袍──不知道是否為了招徠遊客──袖著手笑嘻嘻的,在他們這不設防城市裡,好像還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櫃里的金飾,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國。貨品家家都一樣,也許是我的幻覺,連店員也都一模一樣。

我買了兩隻小福字頸飾串在細金鏈條上。歸途還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麼彷彿安全了點。其實他們那不設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話──也不會延展到百步外。剛才來的時候沒遇見,還是隨時可以冒出個人影來。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點,而且眼睛比較習慣了黑暗。這才看到攔街有一道木柵門,不過大敞著,只見兩旁靠邊丈來高的卅字架。大概門雖設而長開。傳說賈寶玉淪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門?更鼓宵禁的時代的遺迹,怎麼鹿港以外竟還有?從前買布的時候怎麼沒看見?那就還是不是這條街,真想不到,臨走還有這新發現。

當然,也許是古□,不是古迹。但是怎麼會保留到現在,尤其是這全島大拆建的時候?香港就是這樣,沒準。忽然空中飄來一縷屎臭,在黑暗中特別濃烈。不是倒馬桶,沒有刷馬桶的聲音。晚上也不是倒馬桶的時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較空曠,不會這樣熱呼呼的。那難道是店面樓上住家的一掀開馬桶蓋,就有這麼臭?而且還是馬可孛羅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若在我憶舊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動著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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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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