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人在危崖

一天早晨，我和老闆一起在第18號球道上駕駛著庫什曼高爾夫球車向練習球座駛去，我們正實施一項改善排水的龐大挖掘計劃。凱爾總是第一個來上班的人，但我今早還沒有看見他，我問老闆他在哪裡。「打電話來說病了，」老闆譏諷地說，「狗屁，我每個該死的早晨都感到不舒服，但我還得來上班。」

凱爾忠實於這份工作、忠實於這個男人，這使我如此的憤怒。凱爾75歲了，高爾夫球場上每一項艱苦的工作他都搶在最前面，而這個人卻在背後取笑他。那天，我為此而怒火中燒。我鏟了7個小時的泥土，在離開回家前，我辭了工。我對那傢伙撒謊說我要離開這個鎮子了。

我回家時，科倫的父親正好在我們家，我對他也撒了謊。「我在高爾夫球場的最後一天，」我不經意地說，「被解僱了。」這是一個容易的謊言，科倫也相信了。

我希望第二天早晨能起來去找別的工作，但整個夜晚我都沒能入睡，我的腦海中翻騰著這樣的話語一我是一個優秀的教師。我不該做這樣糟糕的工作。我把我的錢給了一位將死的母親。我把一個生病的學生帶回家中。我理應得到比這更好的！我能感到一切重又開始了，憤怒和自以為是塞滿了我起航的帆船。

幾乎就在第二天，我新一輪申請的第一封拒信到了。然後是多於三封的拒信，它們使我在床上躺了兩個星期，這時，秋葉開始飄落了。

冬天來得很快。一天早晨，我醒來時看見了自己呼吸的氣體。別墅的底樓已凍得不行了，所以，我走到海灘上用帆布包裝了些浮木來生火。這成為我每夭做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我要在起居室里生上熊熊大火，這樣，當孩子們起來時，能有一間溫暖的房間給他們穿衣上學和吃早餐。

那天早晨，我們只有最後的50美元了，我外出進行我的浮木之旅，我看見了一個我初看時以為是海市蜃樓的地方，陽光在泥灘上閃閃發光、就像高速公路上的熱氣帶一樣。它看起來像梯子，成百上千的梯子矗立在半英裡外的懸崖上。我繼續往前走，直到清楚地看見一個巨大建築物的木架結構，它看起來太大了，都不像是一座房屋。我看了一會兒后就回家去了。

當科倫走進廚房抱起卡勒時，我正在看求助專欄，卡勒在她的胸前放聲大哭。「我關門時夾著她的手指了，糟糕。」我聽見科倫歉疚地說，她把卡勒放在檯子上，脫下她的藍色小手套。然後我聽見她的驚呼聲。「她的手指掉了！她的手指頭掉了！給約翰·布雷弗德打電話，叫他來幫助我們！」

我撥911，沮喪地想著在我有醫療保險時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時，科倫和卡勒已不見了。

一個出色的手科醫生給卡勒做了手術，保住了她的手指。付給他的錢比我預計的要多，這使我回到那座房子處找工作。我的全部記憶只是站在廚房裡，恐懼地站著，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感受我的內疚和不安，而那時，科倫用洗碗毛巾包好了卡勒的手，把她放進她的毛大衣里，害怕救護車看不見她們，跑出通道，站在向著七英裡外的醫院的方向的大道上。

第二天早晨我走回到那房子處，去得很早，我想向管事的人證明他可以相信我工作是不會遲到的。寒冷而凜冽的寒風在隘口處捲起了大大的浪花。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到了海灣的盡頭，然後爬過岩石到了一條小路上，這條路連接著海角，那座美麗的夏日別墅就矗立在那裡。這是普魯茲隘口中科倫最喜歡的地方。她把這條小路稱為懸崖小徑，她經常去那裡撿拾南蛇藤和浮木。我在峽谷上的人行橋上停住了腳步。從這麼近的地方來看，那房子大得像一個旅館。地基上的木架有三層，每層有12或者14英尺高。我估計整個結構可能長100英尺寬40英尺，房頂離地面有50英尺。下部的10英尺高的混凝土地基牆上堆放著美麗的花崗岩石。我看見了三個男人在一面牆上做工。第一個人往下看著一堆磚頭，然後拾起一塊慢慢地遞給第二個人，第二個人再遞給第三個人，那個人跪在牆上等著把磚頭放在上面。我想他們肯定知道在靠近大西洋這麼近的地方修建的任何東西最終都會被衝進大海里。

有四個木工正將膠板釘進木架里。他們在門窗上迅速地移動，像雜技演員一樣爬上爬下，皮工具帶圍在腰間，身後拖著長長的是給他們的氣錘提供空氣的管子，那氣錘向火炮似的沖向寂靜的空中。我看見一個人用一隻胳膊把一塊膠合板舉起來，用另一隻胳膊把它放在架子上。我看著他們，就像比賽前你看你的對手在做準備工作一樣。

在我走過去進入他們的視野以前，我脫下了羊毛帽子和圍巾，把它們塞進我的大衣口袋裡，使我看起來像一個不被惡劣天氣所困擾的人似的，但在我穿過沼澤地的那一刻，我冷得骨頭都疼了，我真希望根本就沒來這兒。

拉里是這兒的工頭，他必須用一把長齒的電鋸為每扇窗戶鋸出一塊膠合板，電鋸的振動使他的肩膀像機槍一樣晃動。當他做完時，他輕蔑的扔下鋸子，跳過窗戶的四個腳，從架子上下來，他有著學生經過校長身旁時露出的那種笑容。他看起來快樂而強壯，自己就足以建好這個地方。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我選擇了極好的一天向他要工作做。我們在極其寒冷的冬天裡站著交談，擺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即使他巨大的能量也解決不了的方程：有一座房山等著去建造，而所剩的時間只有一串極端寒冷的冬天。

整個冬天都需要在戶外做工。剩下的膠合板，然後是整個結構的包裝，然後是窗戶、門、屋頂、修飾、陽台和走廊。他平靜地說著這一切。「也許光是蓋房頂就需要一個半月的時間，」他說。「你蓋過松木房頂嗎？」

我對他撒了第一個謊。「這是一個大房子。」我說，抬頭望著屋頂。

「這是一個夢想。」他說。他告訴我它佔地近四百平方英尺，可能要花費150萬美元才能完工。他以前曾建過兩座別墅，但和這座相比只能算玩具。「但，事情都一樣，」他說，「你建過一個房子，下一個就不神秘了。」

我立刻喜歡上了他，我為我將不得不向他隱瞞我背上的破碎的椎間盤以及關於木工活我所不懂的每件事而感到難過。我在腦袋裡想著，如果我弄掉了像昂貴的窗戶這些東西或者砍木板時多砍了半英寸，我該如何收場。我又抬頭望著房頂，想知道怎麼能在覆蓋著雪和冰的陡峭房頂上工作而不掉下去。

他告訴我只要願意，我隨時都可以開始工作。「我們一天工作10個小時，我將付給你1小時15美元。」他說。

「我明天早晨就開始。」我說。

「只要帶上你的木工帶就行了，」他邊說邊跳回到木架上往上攀登。他在我頭頂上叫道，「你有木工帶吧？」

我又撒了謊。

我走在溫斯洛·荷馬道上，腦袋裡盤旋著數字。1小時15美元乘以一天10小時再乘以一周5天。夠了。夠了。在我到達電動門前閃身出去時，我想著我要帶科倫出去吃飯，也許還該給她買套新衣服。

那天晚些時，我帶著四個孩子到瓦爾一馬特店去買木工帶，我在他們面前試了試，給他們看裝捲尺和刀的皮包、裝釘子的袋子和夾鎚子的夾子。我們讓卡勒騎在機器馬上。當我給愛琳一些25美分的硬幣買膠球機時，我看見她的驚奇；幾個月來，我都努力地想說服她我們並不窮，只是破產了，現在，我想讓她看我花錢。我們一回家，我就到廚房裡拿出放在壁櫥里一個玻璃罐子中的食品券。那天晚上，我當著愛琳的面把它們扔進壁爐里。她問我：「到底是誰替我們買的那些食品券呢？」我告訴她是那些有工作的人買的。她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掙錢，」我說，「他們應該幫助那些沒有掙錢的人，這樣才公平。」我看見她試圖搞清這件事。我幾乎可以看見15年以後，她在路上對她的丈夫重述這一情景，這個投資銀行家嬉笑著對她說：「寶貝，毫無疑問，你們這些傢伙總是這麼窮。你的老父親是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這是對他——她未來的丈夫而言的，我長時間的堅持著，試圖讓我的女兒接受這樣一個概念：幸運的人幫助不幸的人是使公民連接在一起的唯一辦法。

「反正，」她輕柔的說，「我認為我們不該再使用它們了。」

「好的，」我說，「不過，想一想。如果你的妹妹內爾餓了，而她又無法買食物，因為她沒有足夠的錢，你會給她買食物嗎？」

她轉了轉眼珠說：「得了，你該一直有工作，就是這樣。」

早晨六點，我沏了一壺熱茶，做了兩盤花生醬和兩個果凍三明治，然後穿上我所有暖和的衣服——內衣、長套頭衫、兩雙羊毛襪、高領絨套衫、扣到脖子處的棉襯衣、牛仔褲、法蘭呢襯衣和羊毛衫。穿衣服花掉的時間和我打冰球時穿衣服的時間一樣長。我在最外面穿上了厚厚的被子似的大衣，那是我岳父在南波特蘭碼頭上工作時穿的。我能找到的唯一一雙薄得可以抓鎚子和釘子的鮮黃色棉手套看起來仍然相當暖和，它是我在商儲店裡花2.29美元買來的，6點30分，我的腰間掛著空木工帶離開了家。外面的天氣比昨天還冷。海灘上的沙地凍得和水泥地一樣堅硬。我穿著我唯一的靴子，一雙惠靈頓長靴，可當我走過沙灘到達大路上時，我感覺到我的腳趾都凍麻木了。

從海角的頂部來看，六英里北的藍姆島漂浮在暗紅色的光亮中。在捕魚通道外，一小隊漁船駛向大海。

我從一個煙囪的窗挺開端處走進房子里。我好像站在有著拱頂、高牆和又長又寬的地板的倒塌的大教堂里。衝擊的海浪和壓迫著未完工的牆上的帶鋸齒的黑色岩石、敞開的屋頂上凍僵的天空，所有這些都給人一種正在發生戰爭的感覺。這房子本身正處於這樣的舞台上，它看起來好像一座建築中被推倒了的房子。

正當我用鋸屑擦我的木工帶試圖使它看起來舊一點時，拉里到了。他下了紅色福特卡車，一手拿著一壺咖啡，另一手拿著帆布提包。他的一隻胳膊下夾著一卷藍圖。他嘆息著這好天氣，舉了舉咖啡壺給我了聲招呼，他問我是否沒有好一點的靴子。

「我想把這厚木板弄上去。」他說，把每樣東西都放在膠合地板上。我看了一眼。300磅。從我弄碎了背上的一片椎間盤后，科倫的媽媽，一個護士，就給我上了關於伸展練習的一課，但我是一個未開化的老運動員，我相信，伸展運動是那些沿路邊跑步的自以為是的長跑運動員或穿得像朝臣的自行車運動員們做的事。

我緊張地盯著木板。拉里解釋著要把它弄到什麼地方，以及我們如何一起把它舉在頭上，一次一頭，它將是件容易事。他重複了他的計劃，然後停下來饒有興味地看著木板。當我們各就各位時，他告訴我有關一本書的事，他每晚給他的女兒們讀這本書。「全是講伐木工的，你知道嗎？」我們肩並肩地站著，一起彎下身，分三步舉起木板，先到腰部，再到肩上。「推！他們過去是怎麼在河上移動木頭的，又是怎麼切成木條的。很棒。」慢慢地，我們帶著木板爬梯子。「放鬆，放鬆。每天晚上，我說：『好吧，今晚你們希望我念哪本書，姑娘們？』她們還沒回答，我就拿出了伐木工的書——『這本怎麼樣，姑娘們？』好，現在數三下。你們準備好了嗎？一，二，三！」我們把一端放在了牆上，它將被釘進去，地板在它的上面。「在它把我們砸了以前，釘住它。」拉里呻吟道。他在我的上面，一腳踩在梯子上，用他的肩膀和頭壓著木板。我不知該幹什麼。最後，他看著我。「你帶了釘子嗎？」他吼道。

「我沒有帶任何工具。」我說。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後看見我空空的木工帶。「我以為你只是要我帶上我的腰帶。」我說。

我立刻明白髮生了什麼事。當他告訴我不必帶工具時，指的是電動工具，而當我撒謊說我有木工帶時，他沒想到我指的是如同我在演戲時拿的道具一樣無用的空木工帶。這個時刻，你會希望你能收回這件事，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我領了一把捲尺、一把鎚子、兩個鑿子、一把刀和一支鉛筆。我把它們裝到皮帶里，學著其他人的樣子，我把帶子像槍手的槍套一樣栓在臀部上。在那天結束時，我沒有把它掛起來，而是讓它保持在原處，套上外衣走回家中。當我走進廚房時，每個人都在吃晚餐，我把大衣扔到椅子上，隨意地解開帶子，好像我工作中一直戴著它似的，我看見他們的眼睛都睜大了。

我第一次去垃圾站，幾個男人排隊等著，抽著煙靠著他們的運貨卡車，當我告訴他們我在普魯茲隘口工作時，我了解到了這座別墅的歷史。其中的一個傢伙，一個臉長得像斧子一樣堅硬的屋頂工，對我說他夏天時曾到那兒找工作，但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一天早晨，他從1號公路的麵包店裡的兩個木工處了解到，從一個年輕的律師買下一塊地皮起，這別墅就給夏日的人們帶來了麻煩，普魯茲隘口的每個人都相信這是一塊不能開發的為野獸保留的活動地區。整個夏天，這個購買者都走在狹窄的路上，努力想讓他的房子建起來，以免永遠遭到他鄰居們的厭煩。

垃圾站旁的傢伙們都笑起來。一個戴著紅襪帽的灰頭髮漆工說，他春天時在普魯茲隘口別墅的一處做工，每天早晨六點在電動大門處和老闆相見，老闆不把電門的密碼告訴他。「我知道那號碼是14—9—2，」他不屑地說，「但我並不介意把那傢伙從床上拉起來。14—9—2，」他說，晃著腦袋，「好像是他們發現了這個該死的地方似的。」

我告訴他號碼的新組合是6—6—4—4。

「預定開始日。」他馬上說，又晃晃頭。

我沒有明白。

我和比利一起工作了三天，給別墅的後部塗上一些聚酯材料，代替溫和得多的塗有焦油的防雨紙，給我的感覺正像我曾有的一條喇叭褲。產品的名字是TyPAR，每個字母有4英尺大，所以，在外牆還沒覆蓋上前，別墅的每間屋子就是聚酯製造商的大幅廣告牌。一整卷重55磅。我們在兩架梯子上彼此間來回傳遞著聚酯卷，把它用耐用釘釘在膠合板上，發出梆梆梆梆的聲音，比利在我們工作的全部時間裡都在模仿這聲音。據介紹，他是拉里的合伙人，我認為他的沉默意味著他不能肯定我是否值拉里許諾給我的1小時15美元。我從垃圾站的一個人那裡聽說，他成長於挨著肯尼邦克的海邊，在那裡，他和布希校長的女兒相遇並結婚。

比利是一個高中冰球隊的教練，他周五時要去訓練而不工作。在他爬下他的梯子以前，他叫我收工前在東牆上釘好最後一塊膠合板。我自己？他離開時，我想。我拿著一塊四乘八的膠合板爬梯子，試了三次才爬上去，但當我爬到頂部時，我的胳膊都麻了，我不得不扔下板子重新來。我花的時間太長了，當我終於把膠合板拿上梯於、到了腳手架上時，其他人都回家去了，天已快黑了。在我身下40英尺的地方，海浪猛擊著花崗岩懸崖，含鹽的浪花拍打著別墅。我腳下的木條已凍上了冰。就在我舉起木條上的膠合板要把它放在恰當的地方時，風捲起了板子的一個角，使我轉了個圈。我用左手抓住腳手架的鐵條，緊緊地抓著。我在想，以上帝的名義，比利或其他任何一個真正的木工如何做這件事？這是一個奇怪的時刻，血液流出我的胳膊，在我的背上有像冰冷的火花似的刺痛。我聽著海浪拍打岩石的聲音，感受著寒風的洗滌，我的心中充滿了光亮。一年多了，我有種我在退縮的感覺，而現在，我覺得我已抵達了我想到達的地方。我想，我要做的就是向後輕輕地蹲在我的腳後跟上，讓寒風包圍我和膠合板，我將升到冬季的天空中，從所有事情中解脫出來。就是這樣。我家現在就在這別墅里，它的後面有一條帶屏風的走廊。我要讓它面向海灘。我開始想象著，在夏天的晚上，我和科倫還有孩子們一起睡在像那個一樣帶屏風的走廊里，那是多麼美好啊。我在腦海里建造著這條走廊，然後又造了一遍，直到我把膠合板釘好后爬下了腳手架。

我們有六個人在做工，但這房子太大了，以至於我們彼此之間可能一整天都看不見對方，拉里堅持說，只要可能，我們15分鐘喝咖啡的休息時間和1小時的午飯時間都要在一起。他常煮咖啡，發出里貝爾①似的喊叫：「咖啡誒誒誒誒誒誒誒！」這在轟隆的電動工具聲、推土機聲和反鏟聲中也能聽見。我們是他的隊員，他希望我們彼此尊重。有一次，我匆匆走過一個人身邊回到我正反修的二樓陽台上。拉里看見了，他從三層樓上爬下來。「你不能只是走過別人身旁，」他說，「這將是一個漫長的冬天。」

①里貝爾；南北戰爭中南部邦聯士兵的稱號。——譯者注

我們在地下室里一個木工們建造的臨時代用房裡休息，房間由有門窗挺和有黃色玻璃纖維隔熱層的房頂構成，房頂上蓋著透明塑料布。兩溜四英尺長的電熱板沿水泥地板掛放著，還有一個燈泡在天花板的中間晃來晃去。房間的大小大致和一間普通的廚房差不多，我們六個人呆在裡面，再加上一張匆忙做成用來放工具的大桌子和角落裡的一張小書桌，上面放著電話、對講機和一捲圖紙。門口有另一張透明塑料布，底部用木頭壓著。我們一進屋就脫下外衣，這樣我們就不會出汗，返回室外時也會感到暖和。有時，我們坐在那兒像和尚一樣沉默，低著頭，我們每個人都冷得全身發木，不想說話。開始時當我的身體試圖習慣寒冷時，我坐在那裡強迫自己保持警醒的狀態，努力默念著我還沒有、但工作回家后可能會收到回信的47所大學的名字。

我把這個地方看作小型更衣室，屬於那種男性避難所，在這種地方我們聽到槍聲還沒有聽到女人的聲音那樣吃驚。在這個房間里，我逐漸了解了他們，當他們就工作中遇見的問題彼此商量時，在水泥地板上用鉛筆畫圖做解釋時，或者聚集在藍圖周圍時，我都仔細的聽著。呆在更衣室的時間是八小時工作中唯一的停工時間，但他們中的每個人似乎都本能的知道工作是多麼的龐雜，如果想按時完工時間是多麼不能浪費。

羅博25歲，是一個強壯而出色的木工，他有著滑雪運動員般粗獷而漂亮的外型，他吃他岳母做的法國飯菜，把它裝在容器裡帶來，用木頭碎片墊著放在地板上的加熱器上，這樣，他的食物到中午時還是熱的。他曾在愛爾蘭打高爾夫球，他溫柔地談到很久以前和他父親一起打獵和捕魚的經歷。他堅定地相信美國人應對他們的生活負責，在發薪日，從他打開他的支票看他交了多少稅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情就總是糟透了。

馬克是一個虎背熊腰的高個子男人，也是二十幾歲。在他結婚並自學建築以前，他曾周遊過全國並想上大學。他耐心而說話溫柔，有著一個將在聖誕舞會上自願擔當聖誕老人的可愛性格。他的特長是精細地完成工作，比如說做櫥櫃和傢具，而且，他有著如此真實和準確的眼睛，當我們做平衡和測量工作時，我們都依賴他。

盧克，正年屆三十，把他在凱尼恩大學的文科教育都用來學習如何與鐵、木頭、混凝土、電、泵、引擎、爆炸物和重型建築設備打交道了，他的知識為他在員工里贏來了唯一的頭銜——項目負責人。更衣室里的書桌屬於他，他所有的時間都呆在那兒，了解新的建築材料和設備，那是我們其餘的人都只能夢想的溫暖之地。他有著電影明星般的好看的外表，穿著極其漂亮的服裝，這有助於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間劃出界限。

蓋伊，一個50出頭的害羞的法國籍加拿大人，駕駛著一輛古老的淡藍色敞篷車，上面塞滿了一個人工作和生活所必須的東西，包括他帶來的午餐沙丁魚。他是一個巡迴木工，有一雙灰白色的、思索的眼睛，他有著驚人的淵博的知識，別人就像請教鄉村醫生一樣請教他。

比利三十好幾了，有悲哀的眼睛，沉默寡言，像公牛一樣強壯。70年代末，在波士頓大學那些輝煌的日子裡，他在那裡打冰球，然後，他應邀參加了在多倫多舉行的奧林匹克選拔賽，他所在的隊擊敗了上界冠軍俄國隊而奪回了金牌。

拉里有著拉雪橇的狗的心臟，他的工作超過了任何人，我們全都對他感到驚異。他34歲，除非他滿頭滿臉都是汗和灰，他是不會真正地開心的，他給人的感覺是：他十分渴望快點喝完咖啡，如果有人正好送給他適合的工具的話，他就像要出去做一個開膛手術似的。作為一個威克林業學校的畢業生，他只有在被迫做圖紙工作時才會失去對工程的耐心和感情，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出生在電發明之前的年代更讓他滿意的事了，那樣，每項任務都會艱難些。

我是這兒的新手，在更衣室里，我因為是一個教授而被人們取笑。我一早都在做油漆的工作，幹完后，我來到更衣室吃午飯。「你漆了什麼？」馬克問。

「車庫門。」我說。

「你在門上得到什麼了嗎？」他說。

他們常常取笑我的靴子。他們把它稱為騎馬靴。「你今天把馬留在哪裡了，教授！……我打賭你需要一雙那樣的高筒靴去上課。」

我的靴子是凱爾那天停在我旁邊問好時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它們適合於高爾夫球場，但穿著這樣的靴子你是無法過冬的。」他說。我在運木頭，為了和他說話，我放慢了工作的速度。他告訴我他早晨去看醫生了，因為他小便時有毛病。

「你老了，就得停止工作。」他笑著說。他知道拉里，相信他是那種將拯救美國的人。「他信任手下，」他告訴我，「他會付給你們他薪水一半的錢，夏天時他帶著剩下的錢離開這個地方。我們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人，因為這是對的，即使這會花掉他一些錢。」

一天，在更衣室里盧克對我說：「一旦你開始蓋房頂，我們就必須在你進來喝咖啡前刮掉你身上的冰。」

比利聽見后開始模仿釘木頂板的聲音——「叮噹、叮噹。」有人說，「希望你找到好點的靴子。」我和他們一起笑起來，害怕告訴他們我是多麼盼望那項工作。三星期後，我完全顯示出我所有的不足，現在我大多數的日子做的工作都是把木屑掃成堆、把木屑堆放進垃圾罐、把垃圾罐拖到拉里的卡車上、然後駕駛卡車運到垃圾站。不管拉里多少次地告訴我我所做的工作有多好，讓工作地點保持乾淨是多麼重要，因為這反映了一個公司的形象，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一個1小時15美元的垃圾工，偶爾會做一些運木頭和把釘子拔出木板的工作，而且，雖然我和別人一樣冷、衣服和別人的一樣臟，但當我到更衣室喝咖啡休息時，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是。我總是看著比利，心裡盤算著，他不和我說話是因為他在建一座房子，他還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是多麼討厭。這就像站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冰冷的風中讀一本書，卡車呼嘯而過，我一篇又一篇地讀著，試圖在喧鬧和寒冷中抓住書中所要表達的意思，然而，讀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仍然沒有開始。我堅持尋找著我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向前運動著的、將加到這座房屋裡的東西。然而事與願違，我數小時地砍切著我不釘的木板，在一天結束后，我把不要的木頭堆成堆。我遠沒有處於整個運作的邏輯中，以至於我沒有認識到我們實際上是在造兩座房屋。一天，我曾問過蓋伊關於通道旁汽車道上正建造中的漂亮房子的事，我以為那是鄰居的房子。它已架構好並修飾過了，似乎除了門、窗戶和側板就要完工了。「那兒？」蓋伊說，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門房。你知道，車庫。——

麻煩在於，每當給我一份真正的工作時，我都要出錯。有四天，我在地下室里工作，加固地板托梁。托梁是2乘12的規格，每隔14英寸就有一塊，它們必須用木條來加固。我總是鋸得太長或太短。最後，我放棄了電鋸，用手來做。每次，當地下室的門打開，光線從外面像長長的隧道盡頭的光一樣射進來時，我就丟掉手鋸，裝著像使用電鋸似的。這工作應兩天做完，我做了五天。而且。我每天都冷得發木，潮氣從我的腳底滲進骨頭裡，所以當我回家時，我覺得我就像從水裡撈出來的似的。

房子正在建造，證據就在我的眼前，為了完成拉里分配給我的工作，我在那裡每天10個小時不停地工作著，但我正等待著我想象中義大利石工每晚回家時的那種意圖和滿足。這兒有三個我把他們看作是父親、兒子和神聖的祖父的人，我喜歡看他們建造圍繞地基的花崗岩牆。每天早晨，他們在一輛卡車上到來，最年輕的那個人在車后。老人先下來，直接走到大堆的石頭處，他站在那兒，直到另兩個人走到他後面。然後，好像他在睡夢中已夢見了石頭的形狀似的，他盯著石堆，慢慢地指出那些他認為放在一起會適合他們當天將要工作的圍牆部分的石頭。較年輕的男人，他的兒子和孫子，把那些石頭收集起來，慢慢地移到腳手架下，他們在那兒工作到黃昏。還有幾桶水泥得升上去，每當我看他們時，都覺得這是最難受的工作，這使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多麼的舒適。在早晨最初的幾縷晨光中，當他們拿起他們的泥刀時，我看見聖徒聖克里斯托弗①的大獎章在閃爍光芒。我想知道，在他們一塊一塊地放石頭時，他們都在想些什麼。他們邊工作邊聽著錄音機上傳出的好聽的歌曲。汽車牌照上寫著「麥克和麥瑟」，每天中午，我看見麥克駕車離開，一小時后又回來。

①聖克里斯托弗：生於三世紀，小亞細亞的基督教殉教者。——譯者注

不久之後，我認識到，我如此仔細地觀察麥克是因為他像我童年時代的父輩們。我害怕變成那樣的人。但我怕的是什麼？沉悶單調的工作？追求女人時競爭不過一個打著絲質領帶的男人？或者和渴望的不超過一個攪拌水泥的男人的女人結婚？在我還是我父親的小兒子的那些日子裡，我們住在50年代典型的、肩並肩靠著的相同的房子里，母親們一頭捲髮。我們的父輩理著帕特·布恩似的髮型、當他們在戶外做著季節性的雜活，耙地、割草、油漆。鏟雪時，他們的嘴裡哼著大型樂隊的搖滾樂旋律。他們首先是工作的人，這高於一切，所以，他們的夏季旅行，他們的新車，他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地下室——所有一切等同於真實生活的東西，都儘可能地服從於工作。他們把工作作為生活，沒有一個人談論有關焦慮、家庭暴力或酗酒的問題。當然，這些肯定存在著，在街上，在隔壁，在過道，然而，那是一個隱藏自己的痛苦而不是把它作為娛樂賣給歐普拉的時代。在我的記憶中，我童年時代的父輩們是一群疲倦的男人，他們完工後穿上白色T恤衫喝啤酒，他們的肌肉泛著光。

一天中午，看著麥克鑽進卡車回家吃午飯，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父親；每年夏天，伯克先生都要到紐約州北部的手指湖渡兩周的假。總是八月里相同的兩周，總是相同的湖，相同的小屋。就像一個船長，他每次旅行都記有日記，每年夏天他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離家，在庫柏鎮的棒球名譽會館剛好停留二小時，沿途在相同的加油站和餐館停留，並只停留和前一年夏天一樣長的時間。他努力踩著前一年、前八年夏天的鐘點來行事。我記得那是六年級時，我和他兒子在放學回家的途中，停下來往鐵水塔里扔石子，當時他兒子告訴我的。這個故事一定和我已有的關於這些男人的一些看法不謀而合。摩爾斯先生的後院有一個池子（不是那種陷進地里的真池子，而是一張金屬柵欄，悲哀地躺在地上），有人偷了他池子上的傢具后，他便開始在晚上把臉塗黑、把鞋擦亮，等在灌木后。阿德曼先生在他的地下室里有一個拳擊袋，有一次我們去偵察他，他用所有的力氣將拳頭擊在凳子上，他抓住了我們。「從這兒滾出去！」他對我們大聲尖叫。亞瑟·克羅斯比的父親有一張黑白照片，上面是一個像火腿一樣被繩子綁著的小個子日本男人，正被世界另一邊的一隊美國士兵拿去喂蟒蛇。那男人只穿著內衣內褲，在他臉上你能看到的只有恐懼。保拉·埃德蒙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車庫的玻璃，她父親用羽毛球拍打她的頭，球拍都打爛了。我恨他們所有的人，肯定地感覺到我比他們好、比他們機敏，無論如何。在我看來，他們所有的人都困守在他們的牧房裡，他們小小的草坪里。牧房——還有什麼房子不比這些可憐的、用釘子釘在一起的、可替換的盒子們更像牧房？這是一個由文化人起的名字，好讓這些人覺得自己像牛仔，像真正的個人。傻瓜。我把他們看成傻瓜。他們到我們用磚圍成的小學校來開家長晚會，參觀防放射性的房間，他們是如此的無知，居然相信在核戰爭爆發時，他們的孩子躲在教室里的課桌下就能幸免於難。

我不明白為什麼挖掘工人要挖一個巨大的洞，這洞深四英尺、寬八英尺，橫穿房前的整個地基牆，但每天晚上洞里都裝滿了從沼澤地里過來的水，我的工作是一來上班就爬下洞里打開水泵。一天早晨，我在一邊滑下去，把冰鑿破，站在齊脖子深的水中。我打開水泵，然後回家換乾衣服，我從高爾夫球場抄近道，以免被別的來、工作的人看見。

那天後來的時間我都在雨夾雪的風暴中搬運巨石。四分之一畝的地上幾乎有一百塊巨石，為了安裝水管道，必須對它們進行清理，它們太沉了，搬不起來，所以我必須跪下來，用我的大腿一次推一二英寸。突然，天開始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場雪，當我向上張望時，發現麥克正從腳手架上看著我。我停下來，低頭看著下一塊岩石。就像看見了真相，我一生都在觀察像麥克這樣的人，寫下他們沉悶的生活，但現在，我想象著他正在寫我，他今晚和他美麗的妻子躺在床上，也許突然點一支煙，在黑暗的房間里煙照亮她的脖子、她的胸部，然後告訴她關於那個整個下午都用膝蓋推岩石的老傢伙的事。「多麼失敗的人，你知道？在他那樣的年齡。沒有技術。什麼也沒有，上帝。」

我想他已說出了到現在為止我對自我認識的無知。所有那些我對像他、像我童年時代父輩們的人的評判，都要建立於成功的傲慢和特權的基礎上才行。

我下班回家后和科倫、孩子們一起吃晚餐，雞蛋麵條和豌豆。內爾極力想說服我讓我們的狗吃一罐狗食。我心不在焉，心思離開了那裡，思考著我總是去取悅於那些我認為高於我的人。我在想，像麥克這樣的人，一個石匠，一定不會在科爾格特的英語系或任何別的地方去取悅那些女權主義者。他不會花力氣試圖使他自己進入那些看起來好一點、輕鬆一點的別的生活中。我又開始想《推銷員之死》。我努力想回憶齣戲劇的結尾，他們在那兒埋葬了威利·洛曼。我為我已把這部戲劇的複印稿和我的書一起扔進了垃圾站而發瘋。晚飯後，我駕車到波特蘭，到圖書館去。我站在書架旁讀最後的部分。在黑暗的過道的那一頭，有一個穿著破爛的黃色大衣的男人，他坐在地板上，低著頭。比夫在他父親的葬禮上首先說話了。

比夫：曾有很多好時光。當他度假回家時；或在星期天建門前的台階時；把酒放進地窖時；翻新門廊時；當他加蓋另一間住房時；建造車庫時。你知道一些事。查理，在台階上的他比推銷中的他內容更多。

查理：是的。他是一個快樂的人，帶著一批水泥……

比夫：他從不知道他是誰。

查理：沒人會詛咒這個人。你不明白；威利是一個推銷員。作為一個推銷員，生活是沒有保證的。他不會給螺栓套螺帽，不會講法律或開藥。他是一個穿著藍色軍服、行駛在微笑和擦亮的皮鞋中的男人。當他們不再微笑時——那是地震。然後，你的帽子上滴上兩滴污漬，你就完了。

比夫：查理，這個男人不知道他是誰。

說道底，這對我很簡單。就像我們這代中的那麼多人一樣，我一生都是個推銷員，把我自己賣給每一個我認為可能會讓我更成功的人。現在，就像威利，我的帽子上有了兩滴污漬。

第二天，又下了雪。一場真正的風暴降臨在緬因州的海岸線上。石工們一直在工作，和我們所有的人一樣。那天結束時，我看著麥克走向他的卡車。他知道他是誰，並喜歡所有知道他們是誰的人，他在他的工作中融進了一種優雅。那天下午的雪給別墅帶來了沉默，我感到我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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