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關於《無所不談合集》

①此為《無所不談合集》序，有刪節。

一九四六年冬，馬星野先生來美，約我為中央社專欄撰稿人之一。我自一九三六年辭去《論語》半月刊、《人間世》、《宇宙風》的編輯責任，赴美專著英文書籍，中文寫作此調不彈已三十年。馬先生給我這個好機會，復歸舊業，不免見獵心喜，欣然答應。自一九六五年春至一九六七年間陸續撰文發表。后因與香港中文大學訂約編纂《當代漢英詞典》，勢難兼顧，乃又中輟。計三年間所作不下一百八十篇，前出一、二集已經售罄，讀者向隅。乃與開明書店商量，連同一九六八年所寫（本應為三集），匯為合集，復分類排比或略補註篇題，以求詳備。甫琴先生毅然首肯，且擬重新用老五號字排印，為重修定本，耳目一新。甫琴先生半世知己之隆情厚意，銘感不忘。

書中雜談古今中外，山川人物，類多小品之作，即有意見，以深入淺出文調寫來，意主淺顯，不重理論，不涉玄虛，中有幾篇議論文，是我思想重心所寄。如《戴東原與我們》、《說誠與偽》、《論中外之國民性》諸篇，力斥虛偽之理學，抑程朱，尊孔孟，認為宋儒之以佛入儒，談心說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學甚遠，信儒者不禪定亦已半禪定，顏習齋、顧亭林已先我言之。此為儒家由動轉入靜之大關捩，國人不可不深察其故。《論東西思想法之不同》，是我一貫的中心思想，尤詳述此議，心所謂危，不敢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