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章：非宗教傾向在18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佔上風的激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16世紀時，對問題進行考察的精神曾企圖在各種各樣的基督教傳統中辯別真偽，自16世紀那場偉大革命以來，更好奇、更大膽的人才不斷產生，他們懷疑或拋棄一切基督教傳統。這種精神在路德時代使數百萬天主教徒同時脫離天主教，每年都將若干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繼異端之後，出現了不信宗教的思潮。

一般說來，18世紀基督教在整個歐洲大陸已經失掉了一大部分勢力：但是，在大部分國家，基督教雖被拋棄，卻未遭受猛烈攻擊；那些拋棄基督教的人似乎抱憾而去。非宗教潮流在君王和才學之士中傳播，在中產階級和人民當中尚不流行；它還只是某些人的一時愛好，不是共同意見。1787年米拉波說道：「在德國普遍流行這樣的偏見，即：普魯士各邦到處都是無神論者。事實真相是，即使存在幾個自由思想家，那裡的人民還是像那些最虔誠的地區一樣皈依宗教，其中甚至還有大量狂熱分子。」他還說，頗感遺憾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準天主教教士結婚，尤其是禁止結婚的教士領取其聖職收入。米拉波又說道：「（允許教士結婚）這項措施，我們認為是無愧於這位偉人的。」除法國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識均尚未成為一種普遍而強烈的、不寬容也不壓制人的激情。

法國正在發生一件迄今未見的事情。在其他各個時代，人們曾猛烈攻擊現存宗教；但是人們攻擊宗教時顯示出的熱忱總是產生於新宗教喚起的虔誠。古代那些虛假而令人厭惡的宗教只有當基督教要取而代之時，才遇到大量狂熱的敵手；而在那時以前，它們在懷疑與冷漠中無聲無息地緩慢消失：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國，人們懷著一股怒火攻擊基督教，而未試圖以另一種宗教取而代之。人們熱情而不懈地力圖把曾充斥靈魂的信仰掃除掉，卻使靈魂空空蕩蕩。很多人滿懷激情投入這件徒勞無功的事業。宗教問題上的絕對無信仰是違反人類天性的，它使靈魂陷入痛苦的狀態中，但對群眾似乎有吸引力。它一向只產生某種病態的萎靡不振，這次卻造成狂熱和佈道精神。

幾個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大作家匯合在一起了，但這似乎並不足以說明這一奇特的事件；因為所有這些作家的思想為什麼都傾向於這一方面而不傾向於另一方面？為何在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自覺選擇相反的論點？最後，為什麼他們能勝過他們所有先輩，使群眾樂於聽從他們，思想上願意相信他們？只有這些作家所處的時代和國家的極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釋作家們的事業，以及這項事業的成功。伏爾泰精神久已問世；但伏爾泰本人只有在18世紀在法國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須承認，在法國，教會並沒有什麼比在其他國家更應受到攻擊的理由；相反，教會中混進的罪惡與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國家較少；與過去相比，與其他民族相比，法國的教會要寬容得多。因此必須在社會狀況而不是在宗教狀況中去尋求這一現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這點，必須牢記前一章我闡述的觀點，即：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抓住這一點，問題的對象就變了。關鍵不再在於了解當時教會作為宗教機構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會在哪些方面阻礙著這場正在醞釀中的政治革命，並且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特殊障礙。

教會用治理教會的各項原則來阻擋作家們欲在世俗政府中樹立的原則。教會主要依靠傳統，作家則對建立在尊重傳統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極度的輕蔑；教會承認一種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則只信賴個人理性；教會建立在等級制基礎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級。要想和睦相處，雙方就必須承認，由於基本性質不同，政治社會與宗教社會不能用相同的原則來治理；但是當時遠遠辦不到這點，看來為要攻擊國家制度，必須摧毀教會制度，教會制度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楷模。

此外，教會本身當時還是首要政治權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令人厭惡的，儘管它並非壓迫人最甚的；因為教會捲入政治權力，儘管這與教會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會在別處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化，並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一樣萬古長存。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他們對其他權力只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態，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爭，這場鬥爭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羈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並且實際上也確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塵世君王的權力加強，教會勢力隨之削弱。教會一度凌駕於王權之上，繼而與它平起平坐，最後則淪落為君王庇護的對象；在君主與教會之間，達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會提供物質力量，教會向君主提供道義權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規，教會使信徒服從君主意志。當革命時代臨近時，這是危險的交易，對於一個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強制之上的勢力，這樣做永遠是不利的。

儘管法國國王依舊自命為教會的長子，但他們履行對教會的義務時非常漫不經心；他們保護教會時表現的熱情遠不如他們保衛自己政府時的熱情。當然，他們不準人對教會動手，但卻容忍人們在遠處用無數投槍扎刺它。

當時對教會敵人的那種不完全的約束，不僅沒有減少他們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長起來。有些時候，壓製作家可以阻止思想運動，另一些時候則反而加速這個運動；但是，當時對出版界實行的那種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長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們抱怨而不使他們戰慄；他們能忍受激發鬥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對作家的起訴幾乎總是拖沓、雜亂、不了了之，彷彿不是為了勒令他們停筆，而是激發他們繼續寫作。讓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對教會損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羅致函大衛·休謨道：「你認為我們的不寬容比你們的無限自由更有利於思想的進步；霍爾巴赫、愛爾維修、莫爾萊和絮亞爾不同意你的看法。」然而還是這位蘇格蘭人言之成理。作為自由國家的居民，他對此有經驗；狄德羅以文人身份判斷事物，休謨從政治角度判斷事物。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別國，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問他是否認為宗教對法律穩定和社會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沒有宗教，文明社會，特別是自由社會，便無法生存。在他看來，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連最不通治國科學的人也起碼懂得這點。但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多地運用18世紀哲學家在政治問題上的種種最大膽的學說；唯獨那些反宗教的學說，儘管有無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卻從未能在美國問世。

英國人的情況也是這樣。甚至在大多數法國哲學家出世以前，我們這種非宗教哲學就已經在他們那裡傳授：正是博林布魯克培養了伏爾泰。在整個18世紀期間，英國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擔負起這一事業；他們從未能使它像在法國那樣取得勝利，因為所有對革命心懷疑懼的人都急忙來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就連他們當中捲入當時法國社會最深、認為法國哲學家的學說並非謬誤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險而加以拒絕。像自由民族中歷來發生的情況一樣，強大政黨發現把它們的事業與教會的事業連結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魯克本人變成了主教們的盟友。教士被這些榜樣所打動，從不感到孤立，為其自身事業拚死戰鬥。儘管英國教會的組織有毛病，內部流弊麇集，但它勝利地經受住了衝擊；教會階層中出現了作家和演說家，他們竭盡全力捍衛基督教。反對基督教的理論經過討論和駁斥，最後被社會自己拋棄了，政府並未介入。

但是為何不在法國而到別國去找例證呢？今天有哪個法國人會寫狄德羅或愛爾維修那樣的書呢？誰願去讀這些書？我幾乎要說，有誰知道這些書名？60年來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尚不全面的經驗，足以使我們厭惡這種危險文學。請看一看，在國民的不同階級中，隨著各階級在革命這所嚴峻學校中獲得的經驗，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獲得威望。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階級——舊貴族階級，1793年以後變成了最虔誠的階級；他們第一個被衝擊，也是第一個皈依宗教。當資產階級在勝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擊時，他們也向宗教信仰靠攏。逐漸地，對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眾混亂中會有所失的人們中，隨著對革命恐懼的出現，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來。

舊制度結束時的情景並非如此。我們完全忘掉了人類重大事務的實踐，我們對宗教在各帝國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無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維持國家秩序和使人民順從的人們的思想中確立。他們不僅歡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傳播；他們將不虔誠作為他們百無聊賴的生活的一種消遣。

法國教會以前曾產生過許多大演講家，此時卻感到被所有與教會有共同利益因而應來維護教會事業的人所背棄，於是變得沉默無語。人們一度相信，只要給教會保留財富和地位，它就準備對它的信仰發表譴責。

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聲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則鴉雀無聲，從那時以來這種情況在我們中間經常見到，不僅涉及宗教，而且涉及其他所有問題。保留舊信仰的人唯恐成為唯一對宗教忠誠的人，他們懼怕孤立甚於錯誤，便加入到群眾中來，儘管與群眾思想不同。在當時只不過是一部分國民的情感，就這樣似乎成了全體國民的意見，從那以後，在那些造成這種假象的人眼裡，這種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上世紀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掃地，這對於整個法國無疑起了最大的影響；它構成了法國革命的特點。人們把法國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從這裡得來的印象。

當我力圖辯別非宗教運動當時在法國產生的不同結果時，我發現與其說非宗教使人心墮落或風尚敗壞，不如說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時的人們採取如此奇特的極端行為。

當宗教離棄靈魂時，它並不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讓靈魂空虛軟弱，靈魂一時間充滿了感情和思想，它們一度佔據了宗教的位置，暫時使靈魂不至消沉。

如果說進行大革命的法國人在宗教上比我們更不虔信，他們至少還保持著一種我們所缺乏的令人讚美的信仰：他們相信他們自己。他們不懷疑人類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熱衷於人類的光榮，相信人類的美德。他們把這種驕傲自信心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誠然，驕傲自信心常常導致錯誤，但沒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們從不懷疑他們的使命是要改造社會，使人類新生。對於他們，這些情感和熱情已變成一種新宗教，它產生了宗教所產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們擺脫個人利己主義，崇尚英雄主義和忠誠，使人們經常胸襟開闊，不斤斤於一般人計較的秋毫得失。

我深入地研究過歷史，我敢肯定我從未遇見這樣的革命，它從一開始就揭示在如此眾多的人身上具有無與倫比赤誠的愛國主義、無私胸懷、真正的偉大。法蘭西民族在大革命中顯出了主要缺點，但同樣顯出了青春的首要品質，即缺乏經驗和寬宏大量。然而非宗教當時卻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在此以前，在世界上出現過的大多數偉大政治革命中，攻擊現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數宗教革命中，攻擊宗教的革命者從未試圖一舉變革所有政權的性質和秩序，徹底廢除舊的政府體制。故而在最大的社會動蕩中，始終有一個基點是牢固不動的。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規被廢除的同時，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類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態；不知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攀附，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棲息，革命家們彷彿屬於一個陌生的人種，他們的勇敢簡直發展到了瘋狂；任何新鮮事物他們都習以為常，任何謹小慎微他們都不屑一顧，在執行某項計劃時他們從不猶豫遷延。決不能認為這些新人是一時的、孤立的、曇花一現的創造，註定轉瞬即逝；他們從此已形成一個種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區，世世代代沿續不絕，到處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點。我們來到世上時便看到了這個種族；如今它仍在我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