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喜獲成功

你會忍不住記下你所看到的東西，然後，事後過了一段時間，比方說幾個月之後甚至幾個星期之後，你忘記了自己最初在哪裡看見過它，漸漸地你認為它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康托教授的辦公室門始終關著。門並沒有鎖上，但總是關著。他的學生們知道他們隨時可以去找他。只要敲敲門，就會聽見他說：「什麼事？」或者「請進！」關著的門只不過是一道避免干擾的屏障而已。

不用說，斯塔福敲過無數次門。他敲門的時候始終都帶有一絲惶恐，輕輕地敲兩下，充滿恭敬：他總是難以排除那種自覺唐突的感覺。然而，今天下午，他敲門的聲音很響，幾乎是迫不及待；沒等康托回應，他就闖了進去。他站在那裡，低頭看著康托，教授正伏在桌子上寫東西。他等待他抬起眼睛看著他，聽他慣常的問話：「傑里，實驗室裡面有什麼新結果？」

「艾西，完成了。最後出來的精氨酸的分析結果，我檢查了兩遍，以保萬無一失。實驗結果與你所預料的完全一樣：它就是那個關鍵的氨基酸，沒錯。」

康托盯著那個年輕人，半天才回過神來。然後，他跳起來，一把抓住斯塔福的肩膀。「這麼說我們成功了，傑里，是真的嗎？我知道我們會成功的。我們不可能出錯的！」

斯塔福計算著每個「我們」。前一周晚宴上阿德利的影響，比他預計的更大。從那以後，他一直把康托與塞萊斯蒂娜的教授相比較。

「快點，我們走吧。給我看看結果。」康托急匆匆地離開辦公室，經過秘書坐的接待室進入走廊。他轉過身來看斯塔福是否跟上來了，匆忙之中撞到一個乾冰柜上。「你看這個走道，」他大聲叫了起來，「我們真該對這種混亂採取措施了。」

斯塔福低聲說：「什麼措施呢？」

對於一個剛剛完成一項意義深遠的重大實驗的人來說，斯塔福看上去好像不是很興奮，甚至顯得有點煩躁。走廊確實很亂，可也並不比生命科學大樓里大多數地方更亂。設備凌亂地堆放在走廊里，兩個人並排走很困難。冷卻離心分離機，不規則地堆放在那裡的氮氣、氦氣和氧氣瓶，兩個存放組織培養液的直立式冷藏機，康托剛才撞上的乾冰櫃——這些只不過是定期檢查時讓消防人員十分惱火的諸多問題中的一部分而已。康托無暇顧及這些，他的思緒早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給我看閃爍計數機的記錄結果。讓我看……」

他還在不停地提要求，不過其中大多數斯塔福早已預料到了。數據全都準備就緒，等待教授來查看。事實上，那麼多的材料和圖表堆放在桌子上，康托甚至沒有要求看一眼斯塔福的實驗筆記本。書桌上不整齊地堆滿了資料、列印材料和雜誌文章的複印件，與完美無瑕的實驗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現在的學生已經不去圖書館看書了，」康托經常抱怨說，「他們就知道『複印』。」自動餾分收集器上的試管被仔細地貼上了標籤，而不是像平常那樣隨手塗寫。十幾隻錐形燒瓶整齊地排列在金屬託盤上，用黃顏色的警示標記註明「有放射性」。即使塑膠手套也很仔細地擺放在托盤旁邊，就彷彿手指還套在上面一樣。

斯塔福很快地給康托看那些關鍵的數據——特別是那些閃爍計數，它們顯示出了用放射性標註的蛋白質。教授欣喜萬分。「我們要把這個寫出來，刊登在《自然》雜誌上。」

「不登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斯塔福感到很驚訝。

「不，我想一點一點地發表。先是初步傳達信息，而不公布實驗的具體情況。這樣沒有人會馬上趕浪頭摻和進來。《自然》雜誌再合適不過了。」這倒是真的，每周出版的《自然》雜誌專門刊登與生物研究有關的最新信息，是世界上這方面讀者人數最多的兩本雜誌之一。沃森和克里克最初宣布DNA雙螺旋結構的文章就發表在《自然》雜誌上，只有短短的一頁紙。

「那樣的話，為什麼不選《科學》呢？為什麼要把稿子千里迢迢送到倫敦去呢？到華盛頓只需要一天的時間。」

「到我辦公室來。」康托作了一個很少有的身體親熱動作：雙手放在斯塔福的肩膀上。「傑里，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喜歡保密的人，但是這一次，我希望事先盡量低調。我想……像放爆竹那樣：突然爆炸！你知道這麼做多麼困難嗎？我絕對可以肯定，如果我們把它送交到《科學》雜誌，克勞斯將會是審閱人之一。我要是編輯，肯定會去徵求他的意見。我想要讓克勞斯大吃一驚——畢竟他聽說過這種理論。他還對我提出挑戰，要我用實驗證實它。我們在不到3個月內就做到了這一點！」

「傑里，你怎麼啦？」康托笑著對他的學生說。「你應該高興得跳起來才對啊。可你只是坐在那裡，悶悶不樂的。」

「我想是因為太累了的緣故。艾西，你知道，我這一陣工作得多麼辛苦。」

「那是，當然，傑里。晚上好好睡一覺，明天再來準備兩個表，歸納一下放射性和核磁共振的數據。今天晚上，我自己先把文章寫好，然後我們一起審閱最後的文本。」

「謝謝。我總算可以好好睡一覺了。你還沒有告訴我，為什麼你不想把我們的論文登在《科學》上。難道就因為克勞斯可能當審閱人嗎？」

「不，那不免有點太孩子氣了。我完全可以寫信給編輯丹-科什蘭(DanKoshland)，請他不要把稿子送到克勞斯那裡去。他會幫我這個忙的。傑里，我要的是爆炸性的效果！像我們這樣的論文，有些審閱人會把消息透露出去的。《自然》雜誌是在倫敦，他們不可能把它送到美國找人審閱。何況，英國人比較謹慎。當然，像我們這種不同尋常的文章，什麼事都很難說。」

斯塔福很欣賞與康托的這些談話；從這些談話中，他了解了找資金贊助的事情，現在又是審閱人的問題。這種深邃的見地一般只有通過艱苦的親身經歷才能夠獲得。現在，他很幸運地從一位冠軍級人物，一位比賽高手那裡學到了這一切。這位大師參賽已經將近36年。癌症問題和細胞膜蛋白只是他最新的成就。早些年前，由於他在鎮靜劑代謝解毒療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已經贏得了拉斯克獎。後來康托又在研究細胞膜結構。他喜歡的一句口頭禪是：「你不可能找到沒有細胞膜的細胞。」實驗室里現在仍然有一些人在研究這個課題。實際上，正是康托對這個課題長達十幾年之久的研究，才促使他從事研究癌症問題。然而，在最近向國家癌症研究所提出的經費申請中，他並沒有提及這項腫瘤形成理論的研究工作。

「傑里，問題是，現在研究需要花很多錢。沒有錢，你就無法進行認真的研究；想一想購買你所用的那些設備的費用吧。當你送上經費申請時，你的大多數競爭對手會坐在那裡審核你的申請。」康托曾經解釋說。「他們就像是雜誌的評審人。不同的是，他們處理的是思想，而不是已經完成的研究工作。我並不是說他們不誠實。我也曾經做過六年這種差事，我認為我在此期間沒有什麼不誠實的地方。但是，人們從事這種耗費時間的工作並不完全是出於崇高的責任心，是盡義務，或者可以說，是某種善舉。實際上，總是有一些利己的成份在裡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早獲悉最新消息。你會忍不住記下你所看到的東西，然後，事後過了一段時間，比方說幾個月之後甚至幾個星期之後，你忘記了自己最初在哪裡看見過它，漸漸地你認為它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因此，那些行家不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他們在申請中主要談論他們已經完成了但尚未發表的東西。只有初次申請的人，他們以前沒有獲得經費，只好把他們所有的牌都亮在桌上。他們別無他法。這是常有的事：那些已經……」

最終，他們對雜誌的挑選並沒有起什麼大作用。就像亞德利完全可以不必改姓阿德利一樣，康托唯恐過早泄漏消息的擔憂是多餘的。署名康托和斯塔福合寫的論文《一種關於腫瘤發生的普遍理論》沒有經過正式審閱就通過《自然》的編輯程序。《自然》雜誌的編輯約翰-馬多克斯(JohnMaddox)雖然所學的專業是物理，卻對任何領域裡的最新消息都具有靈敏的嗅覺。這得歸功於他以前在《衛報》擔任過編輯，在那裡他獲得了淵博的科學知識和對科學從業者的了解。來自美國的快遞到達倫敦的翌日，從馬多克斯辦公室寄出的信就等在米爾山的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了，而馬多克斯的一位科學界的知己正在閱讀原稿摘要。他簡練的批註「發表！」就已經足夠了。同一天晚上，馬多克斯打電話給康托。「康托教授，我們一般不會跳過評審程序，你知道，這不僅是為了我們的名聲，也是為了保護作者。但是，你的論文實在太不尋常了。如果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你這是什麼意思？」康托發火了。

馬多克斯很冷靜地繼續說了下去：「我的意思是，這類實驗總會有各種各樣的人去驗證。當然，在他們這麼做之前，你肯定在別的地方發表完整的論文。我們沒有足夠的篇幅刊登實驗的細節。如果你的實驗被確認了，它將是一個極其轟動的進展。否則……」他沒有必要把話全部說完。在癌症方面有許多被拋棄的理論假設和聲名掃地的實驗，康托深知盛放這些理論和實驗的垃圾桶有多麼深。

他們的文章在稿件到達倫敦10天之內就刊登出來了。這個情況沒有逃過康托一些同事的注意。他們的文章一般要等數月才能刊登出來。在像科學界這樣對優先權非常敏感的行業里，期刊雜誌上登載的文章總是包括編輯部收到稿件的確切日期。在美國和英國，一篇文章刊登出來的時間花費的長短直接與審閱人設置的障礙成比例。這是一個知識界精英薈萃的地方，在這裡，即使巨匠的稿件也會遭到相對來說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的挑剔。所有多產的科學作家，哪怕是像康托這樣傑出、嚴謹的人，都曾經有過與名不見經傳的評論家發生激烈爭論的經歷。

斯塔福已經知道，你可以不斷地施加影響，使得挑選出來的審閱人符合自己的口味。因此，在你論文的參考書目里不斷地引用另外一位科學家的作品，就很可能會引導編輯挑選那個人作為一個特別合適的審閱人。要是你把那位潛在的審閱人的著作歸類為「一流的」、「發人深省」，或乾脆就說「精闢」，他在審閱你的稿件的時候，就會比較心情舒暢。康托忠告說：「好話人人愛聽，恭維永遠有用。」

對於初露頭角的學者，他的至理名言充滿了大智慧：「永遠不要在書面反駁中侮辱審閱人，無論他的評論多麼愚蠢。」

康托從來不開玩笑，至少不跟他的學生開玩笑，但他知道許多奇聞軼事，例如，那個關於密封信的故事。他突然講了這個故事，把焦點集中在出版發表的根源上：建立優先權的願望。「我們滿腦子都是它。」康托承認。「如果我聽說一個月前，或者是三天以前，有人遞送了一篇類似的論述腫瘤形成的文章給一家雜誌，哪怕是家默默無聞的雜誌，比如《腫瘤生物》或者《日本醫學雜誌》，我都會氣得臉發綠的。因此，那些既想得到研究成果的優先權、同時又要保守秘密的人，所面臨的矛盾衝突就可想而知了。」

斯塔福問：「就像我們這樣？」

「行了。就因為我們先發表了交流信息沒有公布具體的實驗細節？我不想把所有這些全都交給《自然》，這並不是為了保密的緣故。我這麼做是為了——」他極力搜索合適的詞語，卻沒有找到，「就叫它『公共關係』吧。一個科學家的一生中，有多少次能夠有機會把一顆這樣的炸彈——重大的、完全解決了的問題——扔在像庫爾特-克勞斯這樣的人頭上呢？我只是想要最大程度地……發揮它的效應，在真正把它當回事的那些人身上。不，我談論的矛盾，是指那些人想守住研究結果不讓其他科學家知道，可競爭又要求必須率先發表才能獲得優先權。」

斯塔福看上去很困惑：「那怎樣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幸運的是，現在沒法做到了。」康托回答。「因為它與應該如何對待科研成果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馳：你從一個公用的知識水池中汲取水分，應該有所回報。但是，幾十年之前，我還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在一些歐洲雜誌社裡可以這麼做。他們有一種機制叫做plicachet-——」

斯塔福抬起眼睛：「什麼？什麼意思？」

「plicachet-是法文，意思是『密封的信封』——真的完全封閉，信封口用紅蠟或者類似的東西封死。它意味著你可以送出一篇文章，刊物編輯在上面註明收到的日期而不打開它，直到作者要求稿件進入編輯程序。密封信的作者一般都要求雜誌社，只有在其競爭者發表了，或者將要發表同樣的東西的情況下，才能打開密封信。當然，他的文章發表的時間很可能會稍微遲一些，但是由於密封信上記載了具體的遞交日期，因此可以證明其享有優先權。」

「什麼樣的人會這麼做？」斯塔福問。

「各種各樣的人都有。甚至連諾貝爾獎獲得者也用這種方法。我正好想起這樣一篇關於花香精的文章。它刊登在《瑞士化學學報》上，作者是利奧波德-魯日奇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正是香料行業里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最終促使那家瑞士雜誌編輯部廢止了密封信制度。」

康托站起身來，開始踱步。他一隻手插在實驗室外套的口袋裡。斯塔福在教室里聽教授講課的時候，經常看見他這種樣子。

「傳說在40年代後期，一家瑞士香水公司的一名化學家同時遞送了兩份密封信，這兩封信裡面對於同一個問題的答案完全相反。他不能肯定究竟哪個答案正確，但他認為自己這麼做肯定萬無一失。如果有人發表了一篇文章明確地證明了兩個答案中的一個，這個人就會要求編輯打開內含正確答案的那個信封。於是他就能夠宣稱他享有那項研究的優先權，儘管他並沒有真正地解決那個問題。」

「快說下去，艾西！」斯塔福大聲催促。「我不相信竟然有人做這種事。你怎麼知道真的發生過這種事？」

「嗯，我不是直接聽說的，」康托承認，「但是我的確從一個可靠的消息源聽說了這個故事。顯然是陰差陽錯，那位編輯打開了錯誤的信封，發現了事情的真相。那是那份刊物最後一次接受密封信。」康托在斯塔福的面前停下來。「我怎麼會想到這個密封信制度的？希望不會是我的某種潛意識。」康托咯咯一笑。「順便說一句，密封信制度實際上也有公正之處：它曾幫助了想要申請專利的人。在歐洲，如果你先公布研究結果，就不可能為你的發明申請專利。因此，有的時候，發明者把他的研究以密封信的形式送出去，等到他的專利申請被專利局批准之後，再要求發表，這堪稱魚和熊掌兼得的經典實例。」

「艾西，你是否為你的研究成果申請過專利？」

康托不停地來回踱步，正好走過了斯塔福的椅子。他停下腳步，以腳尖旋轉，猛地轉過來，面對那個問題。「有過一次。不過我發現，在大學里為已經完成的工作申請專利的想法沒多大意思。我知道我這種想法很不合時宜，不太討人喜歡，而且我肯定是少數派。為自己的發明申請專利，沒有什麼不對或者不合法；但是會惹來很多麻煩。不光是看得見的問題：你在研究時忽略了對經濟回報的分配。榮譽的歸屬會變得更加棘手，甚至比決定論文上的合著者更加困難……」他低頭看著斯塔福，疲憊地笑笑，「我們大家不是全都知道那會引起怎樣的怨恨？就專利而言，情況還要糟糕：人們分享的不光是榮譽。你在談論的可能是真正的錢。」

斯塔福很好奇。康托始終沒有對他或者其他學生談過他對待科學榮譽和優先權的態度。也許，他間接地談過，但從來沒有這麼公開談論過。至於說錢？這個話題從沒有提起過。他的百達翡麗手錶、寶馬豪華轎車、實驗室里戴的綢領帶，還有他故意沒有擰上的萬寶龍金筆——實驗室里其他人都還在用圓珠筆，所有這些都說明，除了這所中西部大學的薪金之外，他另有經濟來源。

「但你申請過專利，對嗎，艾西？你怎麼會破例的呢？」

「我其實並沒有。在你到這裡來之前幾年，我們發明了一台新的細胞計數器。大學里負責專利的律師聽說以後，認為它在臨床實驗室里可以掙很多錢，堅持要我們申請專利。」康托聳了聳肩。「實際上，也就收了一些版稅。我們把專利給了大學。即使這樣也很尷尬：我的一位博士后是發明者之一，他很不高興，因為我堅持把所有的版稅交給學校。他覺得一個教授把他自己的標準強加給他的合作者是不公平的。傑里，你怎麼想呢？」

斯塔福一驚：「你是說錢的事？「

「不，一個教授的原則標準應用在學生的身上。「

「我不好說，「斯塔福回答說。「這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