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是很會愛的

吳虹飛李鵬

塑造一個史無前例的寡婦

如果你想成為一名優秀作家，也許你會由衷地羨慕嚴歌苓。

因為她有這些：天賦、才華、機遇和勇氣。她還有傳奇，白手起家，勤奮刻苦，與失眠作鬥爭，成為著名作家，美滿地嫁了美國外交官，由她編劇的電影《少女小漁》獲「亞太地區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獎」，與陳沖合作的電影《天浴》獲台灣金馬獎7項大獎並獨得編劇獎。「用英文寫小說，進入美國正規商業出版渠道的中國作家」，「為好萊塢編劇的中國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極了一個女性勵志故事。你再想想同樣是嫁給美國人的張愛玲，她的狹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蕭索，這時候你覺得嚴歌苓像一部永不停息的發動機，自強不息地唱著生產之歌。

如果你這麼想，嚴歌苓或許會暗自偷笑。她會耐心回答你的問題，滿足你對故事的好奇心。她知道媒體要什麼，她就坦然給了什麼，可是當你真心討論她的新作《第九個寡婦》，談及那個瘋瘋癲癲，口無遮攔、渾不吝，天真、充滿仁愛之心和愛欲的王葡萄，王寡婦時——她也會由衷欣喜起來。是的，嚴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熱切希望大家關注她的小說，而不僅僅是她本人。她是多麼開心啊！當作品剛剛完成（她用鉛筆寫作，而不是電腦），她快活似小神仙。她寫了一個「中原離奇大案」，童養媳小寡婦王葡萄把在土改中被槍斃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紅薯窖里20多年，躲過了一場又一場運動，愛過了一個又一個正當年的男人——天哪，離奇、聳人聽聞，無非政治風雲、男女之事，在中國廣袤的農村大地上，到處充斥著讓那些沒見過世面的老美吃驚的離奇故事，嚴歌苓能有什麼新意嗎？還有人很好笑地問，第九個寡婦？其他的八個呢？再說了，一個寡婦——我們恣肆汪洋的現代文學史上缺過寡婦嗎？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國；林語堂《紅牡丹》里那個完全不守婦道、自由奔放的年輕寡婦，她太西方；當代的男性作家們，蘇童、格非、余華、莫言，每個著名作家都寫過寡婦（不知為什麼，男人們都太容易夭折了），還不止一次，你還會對一個寡婦有什麼特別的好奇心嗎？但是，嚴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樣，不是。她給了她筆下的寡婦那麼多的血肉，那麼多的生命力，那麼多的無知無覺，苦難、委屈是一方面，她更要給她的是那麼多的體恤和愛惜，龐大的政治運動成了過場的邊鑼，歡樂和羞恥奏響生命的和聲。而且很重要的是，這還是一個擁有太多幽默感，讓人忍俊不禁的寡婦，像蒙昧少女一樣天真無知，像地母一樣隱忍、遲鈍和渾然。當她咀嚼消化了磨難，慢慢老去，你的憂傷也湧上心頭。在熱鬧的故事裡，嚴歌苓悄然完成了對悲劇的塑造。這是一個多麼史無前例的文學史的寡婦呢，完全由嚴歌苓發明創造，獨此一家，把一個貌似駭人的故事講得合情合理，肌理細膩，她才華縱橫，幽默感隨處可拾，但她並不跳出來宣揚大仁大義、愛或者憂傷。她機警地刪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象力在飛翔，卻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她能不沾沾自喜嗎？「其實我很有幽默感。」當她乾巴巴地「自詡」時，你並不容易感受到，但是——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這樣的。

她這樣愛惜著她筆下的女性，從少女小漁到扶桑到王葡萄，她們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輕靈，雖然被踐踏，面對醜惡和暴力，依然有著尊嚴、寬恕和悲天憫人。她這麼關照、愛惜著她們。你以為她是女性主義，其實不然。她沒有那麼咄咄逼人，她沒有向男人要求過什麼。「她們那種女權主義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樣』，是沒有意思的，女人還是要去找老公，還是要去建立家庭。」

她寫過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態的，邊緣的：搶劫犯、同性戀、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處異邦的東方名妓。幾乎都是危言聳聽的故事，最後她都令他們合理化了。她舉例子，卡夫卡的《變形記》，以及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荒謬絕倫的故事，作家卻把感受都變得真切起來。

嚴歌苓不紅，天理難容

12歲到西藏當兵，見過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經歷「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歲的時候當過戰地記者，近距離觀察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死亡在身邊頻繁發生，25歲退伍時已經是軍旅作家。

對於寫作她優越感十足，「因為那個時代像我這樣的專業作家還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裡寫作。」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分獲10年優秀軍事長篇小說獎、解放軍報最佳軍版圖書獎等。一切開始順利起來。直到美國新聞總署邀請她去訪問美國，參觀當時的美國青年作家創作中心，看到藝術基金會對藝術家的支持，她動了心。

「前幾年我還在說，我的理想是能夠做一個基金會的『癟三』。」在美國，那些專門吃基金會的人叫「癟三」，每年有個4-5萬美金，生活還是比較優越的，還有100%的自由。「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不是很理想嗎？」

「從美國回來以後拿了一本《美國600所大學》，反覆權衡，找到幾所學校，我想我可以去考：一個是芝加哥的哥倫比亞藝術學院，還有一個是俄亥俄州的中文系，還有一個是康奈爾中文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開了一個20世紀戰爭文學研討會，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當時剛剛出來，我就寄過去了。會議沒有開成，但他們對我的書印象很好，後來就把我邀請到美國去了。」

她30歲學英語，從零開始，天天抱著《新概念》，在國內，坐在父親的自行車背後也在背單詞。在美國的英語強化班學習，GRE成績才530分。帶去的錢已經快花光了，怎麼辦？她聽說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試，「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點錢都買了機票，飛來飛去，一個月之內把成績考出來了。幾乎是奇迹。」也許是因為破釜沉舟，她沒有退路，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藝術學院給了獎學金，當時最大的挑戰，是和美國的同班同學一起寫作。」這幾乎不可能，但她居然做到了。「當時我們上拉丁文學課，老師是阿根廷人，我們都要被他弄死了，每個課有75頁的作業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從在部隊文工團的時候就開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師要求寫3頁，她會寫到6頁。軍閥主義的老師讓同學都受不了，紛紛退課，她沒有，硬撐著。她還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館去打工，還做過babysitter、老人看護等等。俏麗的中國女侍者，臉龐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來還跑咖啡館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藥睡覺，幾個小時後起來，亢奮地進行又一天的活動。」因為超人的勤奮，她成了教授的「寵物」。「我連著兩年都是outstandingstudent。」她一定要這麼強勢，卻說自己是「蔫兒強」。她終於又開始勃發寫長篇的激情，苛刻的學院生活，讓她脫胎換骨，受益終身。這樣強悍的生存哲學也注入了《第九個寡婦》中。

她的前夫是作家李準的兒子李克威，也寫小說。嚴歌苓有過長期的失眠，最長的時候竟然失眠30多天。「腦子渾渾噩噩的，看到人也是，『嗖』一聲忽然衝過來的樣子。不能見光，在黑暗裡一直要憋著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緊的，很痛。現在一失眠還是渾身痛。更不能和別人講話，別人說，你又沒有睡？我就會馬上哭出來，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拋棄了我一樣。」有時李克威醒來，發現她還沒有睡著，就給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卻不忍心，與他分了房間。「我不活，他總要活吧？」

失眠是因為抑鬱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後來自殺了。「文革」期間，祖母決定燒掉家中的藏書。她趁著燒掉之前飛快地讀，竟是讀得生離死別。

年少時期有過一場愛情的高燒。15歲愛上軍中30歲的軍官，他卻出賣了她，不肯擔當責任。於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誘惑者，眾矢之的，被批鬥，被唾罵。她是美麗、孤高的少女，卻不理解為什麼會有背叛。年紀輕輕就知道了絕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惡。她想過死，卻終於活下來。

1989年，夫妻都出了國，嚴歌苓去了美國，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亞。「我感到了孤獨，一種很決然的孤獨，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果然後來兩人離異。

接著是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的出現，兩人熱戀。嚴歌苓是來自「********國家」，當過13年兵，美國聯邦調查局屢次對她進行盤查，甚至讓她接受測謊。美國國務院的勞倫斯原本前途無量，即將被派往他最喜愛的城市羅馬。熱戀中的人是不顧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對戀人的冒犯，竟然因此辭職。她便嫁了他。1992年，像候鳥一樣，春天飛到芝加哥上課，夏天飛回舊金山寫作。就在那個時候，她創作力旺盛，要寫「傲視天下」的小說，「要讓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撫」。寫就《少女小漁》的劇本，她令人耳目一新。愛情成全了創作，並非她一個人的先例。

關於女人的愛，張愛玲有過嘆息，「在塵埃里要開出花來」；詩人翟永明有過歌詠的詩，「我是最好的女人」；而嚴歌苓則說：「是的，我很會愛，我天性浪漫。」

好幾年前，作家麥琪因為讀著《白蛇》，驚為天人，她憤憤不平地說：「嚴歌苓不紅，簡直天理難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貨……需假以時日，等候知音。」

如何評述、衡量才華？余秋雨進入福布斯，郭敬明進入福布斯，韓寒在博客上因為罵架大出風頭。今年春天，安妮寶貝的《蓮花》，號稱起印50萬，余華的《兄弟》，據說已經發行近百萬冊，而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只起印了1萬冊，對比懸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人物周刊：你在《第九個寡婦》中塑造了王葡萄這個人物，有的評論家從你的文字中讀出了「地母」的形象，你自己在創作時是否有這個意識？

嚴歌苓：我沒有這個意識，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個什麼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個有血有肉，有膚色，有溫度的，立體的形象，越渾圓越好。我不在意別人看到了什麼形象，張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個獨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樣。

人物周刊：你的小說讓人覺得你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是天生浪漫、精緻的人，但是這樣的人通常相當脆弱。

嚴歌苓：是的。所以我會羨慕王葡萄這樣的人，她有同樣的衝動，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

人物周刊：小說里，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

嚴歌苓：我是有意識，但並非刻意。是想寫出歷史中顛覆又顛覆的一種狀態。我的故事發生在1949年以後，所講的動亂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動亂，是思想的動亂，是概念的動亂，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這樣的一種人，她面對任何歷史事件都無動於衷，因為任何人或者任何運動對她來說都是一回事，她該做什麼還是做什麼，只是女人「野蠻」的天性發揮了作用，看到受傷的或者瀕死的人都會去救護，都是生命啊，她的敵我觀念沒有那麼強。她有自己的哲學觀和道德觀，關於天地人倫，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識到的。

人物周刊：你是怎麼準備這部小說的素材的？

嚴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們不斷在講這些農村的事情。後來我還採訪了李準的夫人，去了玉溪農村，第一次住了一個星期，第二次住了兩個星期，聽當地的村民介紹情況，他們帶著我到各家去串門。我當時扎著個馬尾巴在田間跑步鍛煉身體。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創作靈感，是否得益於中西方之間語境的強行切換？

嚴歌苓：語言環境的變化會使得一個敏感的人變得更敏感。潛台詞會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動，嘴巴表達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內心活動的極其豐富。既然口上說不完，那麼心裡就會停不下來。那時候，想象力真的在飛翔。

創造是一個極大的苦，極大的樂的事情，只有創作能喚起這種狀態，但是這種狀態又會對抑鬱病影響很大，會很焦慮，沒完沒了地去想事情。

後來創作都變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創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寫的人物會不會都融進了自己的影子？

嚴歌苓：每個人都混進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於我，王葡萄和我一樣很慷慨，卻又比我計較。我從來不會計較別人怎麼做，反而豁達得像個男性。我曾經問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學到了什麼。他說從你身上學到了一個詞：慷慨。我的哲學就是：有錢大家花。世界上沒什麼東西能讓我覺得難捨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