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

成都商報

尖尖的臉龐，妝容下是難掩的歲月痕迹，卻難得地保持著優美高挑的身段，可見當年舞蹈留下的功底還在。日前，著名華裔作家嚴歌苓來到新疆書市，為新書《一個女人的史詩》做宣傳，並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這已經是她今年繼《第九個寡婦》出版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速度之快令她頗為得意。烏魯木齊的太陽很烈，在刀郎歌里那個叫「八樓」的地方，她頂著個精緻草編帽子簽了起來，除了時不時露點微笑，表情不多。但當她走進下榻的酒店，在大堂點了一瓶礦泉水喝上幾口，話匣子也開了，也習慣性地配合表情夾雜著「no」、「yean」等辭彙，做著「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之類的自我性格分析，也談女性、愛情、婚姻……談話完畢，初次來新疆的她匆匆地要趕去大巴扎購物，第二天還要去伊犁：「照片就不拍了，我發張給你，在非洲的。」

我的作品分三個階段

成都商報：為什麼你的作品會有很多被改編？

嚴歌苓：我注重好的故事，希望用很好的文字來寫好的故事。人物和故事寫好了，為改編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我懷疑，最好的小說能否被拍成好電影。其實，改編劇本，不是我最擅長的。寫劇本有點浪費我的才華，那是第二遍創作。從創作上講不夠刺激。寫小說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寫電影劇本無法比的。

成都商報：《第九個寡婦》故事傳奇，不會影響大家對你文字的注意嗎？

嚴歌苓：《一個女人的史詩》就不怎麼傳奇。我要證實，我既能寫傳奇的人，也能寫很家常的人。我前面的作品，抽象的故事的，都有。非常好的文字，如果沒有好故事的時候，會像象牙塔的東西，為了精美而精美。

成都商報：很多作家從題材上不願脫離自身經歷寫作。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你的影子，文工團一個小女孩，舞跳得好，愛情不如人意。你的作品和個人經歷是什麼樣的關係？

嚴歌苓：我寫故事沒有很清楚的想法，一個人在不斷成熟，隨著經歷總在改變。我每個階段的作品，都會代表我那個階段的價值觀念。少女時代，軍旅題材，寫的東西就很理想化，很浪漫。移民小說階段，我覺得自己是個絕望的理想主義者。艱難，失眠，作品很悲觀。比如《少女小漁》那樣的。後來，中短篇小說集《穗子物語》、長篇《第九個寡婦》、長篇《一個女人的史詩》，就進入了一種我可以嘲諷、可以打趣的階段，變了一種基調，不再是以前那種沉重灰暗的基調了。

成都商報：你覺得，最好的小說是怎樣的？

嚴歌苓：最好的小說應該是完全原創的，從文字、故事到風格，看不出任何人的影子。

女性比男人更有寫頭

成都商報：不管是少女小漁、扶桑還是《第九個寡婦》里的王葡萄、《一個女人的史詩》的田曉菲，女性永遠是你作品的第一主角，而且都是卑微又高尚。

嚴歌苓：我覺得，女性寫出來很好看，比男人更有寫頭，她們更善變，更直覺，更性情化。

成都商報：這算你不變的風格嗎？

嚴歌苓：接下去我有一個長篇，應該是第一次以男性為第一主角，講幾個犯人的。這個男性也是被壓迫者。

成都商報：對現在的女性寫作怎麼看？比如王安憶、虹影的作品。

嚴歌苓：我覺得，不會有女性寫作這麼一個概念。當時的《扶桑》，黃健中來找我的時候，說根本不知道作者居然是蕭馬的女兒，還以為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寫的呢！

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

成都商報：這次是把作品交給湖南的出版社來做了？

嚴歌苓：是的，我覺得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特別從性格上很像沈從文，比較寬容，比較與人為善。

成都商報：什麼時候動筆寫《梅蘭芳》呢？

嚴歌苓：梅蘭芳對我來說是個謎。

成都商報：失眠情況還好吧？

嚴歌苓：2001年春天就好了。所以，現在我的創作力大爆發。是靠吃三種葯，調節腦子的化學。有的人失眠，是焦慮、心理壓力大等，但我太了解自己，肯定是物理方面的原因。就憑這個，我也覺得，我現在寫得比過去更好。

成都商報：寫了那麼多情感，你自己對愛情、婚姻、幸福怎麼看呢？

嚴歌苓：愛情是一種著魔的狀態，但對某人的迷戀會很快地過去。婚姻，是很好的東西，每個人都應該結婚，它是戰勝孤獨的法寶，婚姻就是要找一個談手，趣味相投。幸福和痛苦是一把雙刃劍。愛情不是使人快樂的，更多的是使人痛苦。在你最痛苦的時候，也是有幸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