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李彌將軍的戰馬

初一、初二兩年，我的身體仍然瘦弱，還偶在冗長的晨間升旗訓話時暈倒，成為同學的笑柄。天氣太熱或太冷時，站久了有人就說，「看!齊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爭氣真的倒了。

初二上學期快結束時，天氣突然極冷，我們大多數人的腳跟和手指長了凍瘡。那天周會在操場大霧中站久了，我又搖搖欲墜，站在我左邊的同學李心娥小聲說。「把手伸過來，我給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幾下，又在我左額捏了幾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穩，且呼吸順暢了。回到教室。她從書桌內拿出一個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違反父親教我不可隨便吃藥的告誡，吃了她的葯，而且整日感覺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學期開學兩個月後插班進來。那時全國各省逃難的人都湧向重慶，南開中學因應戰時需要，隨時收合格學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參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為了維持教學水平，學校規定學期結束時若有三份之一課不及格即留級，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學，不管家長是誰都沒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績公開貼在行政中心「范孫樓」，紅筆多的即是留級，這就是著名、令人戰慄的「紅榜」。我還記得有一年看榜時，他們擠得把樓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來的那天。導師帶她到門口。大聲說，「這是新生李心娥。」她實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時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門口那表情，羞澀畏懼，不就是我到南開以前已經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進陌生教室的表情嗎?她既排在我鄰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邊，我就事事帶著她熟悉新環境，尤其是課程進度，明天要繳什麼作業……等。她幾乎什麼話都不說，只是感謝地笑著、聽著。直到新年前，某個星期六下午，在幾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個人坐在床邊哭泣。

那天下課，輪到我做值日生，掃完教室回宿捨去取回家小包，經過鄰室，看到她孤單的身影，我懇切地拉著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親自從在南京寧海路開始招待東北的黃埔學生之後，直到他們去世，將近半世紀都以素樸豐盛的北方飲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壩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醫學院，卻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親鼓勵他帶周末無家可歸的同學回家吃晚飯，她最受不了別的孩子沒有家，吃不飽飯。

李心娥是我帶回家的第一個客人，她和我一樣瘦弱，更引起我母親的關心。我們只知道她是雲南人，爸爸是軍人，調到重慶駐防，帶她來上南開，媽媽沒有來。從此，我幾乎每周末都請她一起回家。母親知道她被瘧疾折磨所以長不高，對她更加關懷，為她增加營養，和我一樣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後，日本飛機加強轟炸重慶，除了下大雨，天天來，連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來。民間趕修的防空洞只能擋爆炸碎片，若被直接擊中則只有毀滅。重慶四周高山之上設立許多防空監視哨，空襲時便在哨前長桿上掛起一隻紅色燈籠，並且響起一長一短的空襲警報。敵機侵入一定範圍之內，再掛一隻紅色燈籠，接著響起緊急警報，急促的一長一短的警報響徹山城內外。那種尖銳凄厲的聲音，驚心動魄，有大禍臨頭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夢中驚醒立刻下床，紮上腰帶穿鞋逃命，那樣的惶惑和憤怒，延續數年的警報聲，在我心上刻畫了深深的傷口，終生未能痊癒。南開沒辦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襲警報時立即疏散，每次周會就領學生念口訣:「一聲警報，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張望……」。

我們女中教室後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個狐穴，跑出去時就三人找一丘靠著。天晴時，可以看到兩翼漆著紅太陽的日本轟炸機，看它機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銀色的尖錐形炸彈。有時，看到我們的驅逐機從反方向迎戰，機關槍的聲音在空中響起：有時則看到冒煙的飛機，火球似地向地面墜落。我們心中燃燒著對日本的痛恨，這樣的心情，是我生長歲月中切實的體驗，很難由心中抹滅。長長的八年，在自己的國土上流離，沒有安全感，連藍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懷?

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後各校學生及老弱婦孺都盡量往樹木多的郊區疏散，減少傷亡。有一天，李心娥對我父母說，她父親邀我們到他駐防地一處名叫黃桅標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課再回來。我父親問了她父親大名及軍區，知是雲南軍的一位師長，李彌將軍。

暑假開始，母親、我及兩個妹妹過了長江，過江的時候，船夫嚷著，「掛球了，快點划，趕快攏岸!」由江岸搭上軍車，車行約三十里到一個群山環繞的小鎮外臨時軍營。李心娥的父親戎裝出來迎接我們，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這麼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區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們回沙坪壩才回來。

在黃桅樺軍區，我又有另一個頗可自傲的經驗。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帶我去騎馬。幼年時在東北家裡，爺爺有馬，村鎮之間多數男人也騎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夢啊…這天清晨，勤務兵牽來兩匹大馬，我們兩人都比馬背還矮。馬兵說每天早上都須榴馬，把我們這麼小個的「女娃兒」放在馬背上，馬都「不曉得」!

李心娥很明顯的是會騎的，她一躍而上。而我，站在馬旁——是師長的馬，他們優待我，簡直手足無措，想逃走。但見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腳放入踏瞪，扶我抬身到馬背，再把右腳跨過去找到另一邊踏瞪，坐穩在巨大的馬鞍上，抓緊了韁繩。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馬兵一直用手牽著蠻繩，數日後我居然也敢跑馬了（gallop）。三十裡外的重慶仍在日機惡毒的「疲勞轟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報。而我。住在軍營里得了短暫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樹叢土路上跑馬，涼爽的風吹透了我少年的短髮。

那種感覺是連夢中也無法想象的，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穩定，和在學校判若兩人。她說在雲南家鄉，隨爸爸移防，必須會騎馬。而我，在那樣的緣份下竟然騎過李彌將軍的戰馬……她所說的滇緬邊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狹壁引起我無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個男孩，長大了也去從軍，參加騎兵隊，像二十九軍的大刀隊那種兵，從長城喜峰口到南天門，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樣，躍馬千里，絕不要蹲在沙丘旁，讓那麼小的日本倭寇到我頭上來轟炸我。我們兩個來自中國極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敵人的轟炸下結成好友，那種真正患難柑共的感覺，是太平歲月中長大的人無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間空襲時，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緊急警報聲中，靠月光找棲身的小沙丘，牽著拉著，互相喊著名字，坐下后聽遠遠近近的炸彈，看三十裡外城裡的火光，兩個十五歲女孩分擔著不可解的恐懼。解除警報時多半己是凌晨兩、三點鐘。解除警報是長長徐緩的長鳴，好似在長長地吁氣，慶幸我們還活著。數百人因為徹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興緻抬頭看剛剛帶來死亡威脅的天空。月亮已經落下，星光燦爛，而我那時並不覺得星空美麗。

初三畢業，李心娥隨她父親回雲南。戰爭已逼近西南各省，沿著雲南邊境新修的滇緬公路需要大量的防衛軍力。最後一次她到我家，帶了一個錦緞包的玉鐲交給我母親，請我母親為她收著。說是她母親的紀念。她已經「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確定是怎樣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雲南的家庭生活。抗戰結束，除了她初回雲南寫過一封信。我家離開重慶，就斷了音訊。十年之後，我家又「逃難」到台灣已數年，在反攻大陸聲中，報紙上大幅報導國軍留在滇越邊境的最後守將李彌將軍奉命撤退來台，轉戰萬里終能歸隊，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他到立法院報告時，父親約他相見，請他將玉鐲還給李心娥，此時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國外。李將軍見到玉鐲時十分意外，兩人談到當年在抗戰中樞的重慶，信心與鬥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這般局面，感慨萬千，只余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