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時與潮》雜誌與辯論賽

高中時，我敢於主編學校的女中牆報並且動手用毛筆揮寫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體和後來教書寫黑板的英文板書使我終身寫不出瀟洒的字），後來在辯論會上有憑有據地駁倒對方贏得勝利，主要是我有來自《時與潮》雜誌社的最新資料，甚至有許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權威的著作。

《時與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滬撤退到漢口后，困坐愁城，幾位東北知識青年請我父親擔任社長並籌錢辦一本專門介紹國際現況的雜誌，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勢，出刊之後相當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慶不久，印刷廠所在的那條街被炸毀，父親找到一部舊機器。搬到沙坪壩外成立印刷廠、編輯部，從此安定出刊。

戰時重慶真可說是人文薈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員，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學生，用各種方式來到重慶，不僅為了不願作侵略者的順民，還要前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參加長期抗戰。

《時與潮》在漢口出刊不久即建立聲譽，到重慶后增加編輯人手就順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員多是國內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當時已有寫作經驗的劉聖斌、鄧蓮溪等先生由東北協會推薦而來（東北與華北淪陷以後，我父親的工作由組織地下武裝抗日轉為文化與教育工作），加入陣容。到了沙坪壩，因地利之便，聘請中央大學教授賈午（立南）先生為總編輯，編譯人員大多數由中大、重慶大學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後又公開招聘了許多譯寫好手，其中最年輕的編輯如吳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們來台後在文學教育、經濟方面都很有貢獻，《時與潮》是他們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後來，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後救濟總署派來台灣，我一九四七年來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車帶何欣先生與我去台北近郊遊訪名勝。他們回憶在《時與潮》工作時的挑戰、抗日生活的苦樂，以及戰後國內外種種變遷，話題源源不絕，數十年後仍常聚談，趣味無窮。

當年為爭取二次大戰最新資料。《時與潮》派出劉聖斌先生駐在倫敦，鄧蓮溪先生駐華盛頓。負責搜集、閱讀每日報紙（與《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都有中譯版權）和最新雜誌、書刊，將重要適用的剪報、論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駐印度特派員沈旭宇交航空班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戰時，英美援華軍用與生活物資皆由印度轉往重慶，張大飛飛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將美援飛機開回中國雲南和四川，大約七天可到重慶。編輯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趕工中譯，讓《時與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與時效性。

在那個時代，那樣遙遠的內陸山城，《時與潮》是很受歡迎的刊物，政府與民間都很重視，幾乎每次出刊立即銷售一空。許多人說那是水深火熱的戰線後面的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國參戰前後，半月刊經常加印四、五次，機器都熱得燙手。《時與潮》選材之精準，譯筆流暢，立論之高，在那時很少有刊物能與之競爭的。

《時與潮》辦公室離我家不遠，大約五十公尺，中間隔著大片水田，從家裡可以看到辦公室的燈光。每期出刊前，父親為了熬夜看稿乾脆睡在辦公室，只要是父親在那兒，我母親就會看那燈光，燈光沒熄，母親也不睡覺。對他們這一輩的人來講，這表示感情吧!我記得那燈光總是到凌晨一、兩點才熄。

每星期六下午三點半我奔出校門，走過鎮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條小徑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總是先到編輯部看看爸爸有沒有在裡面。他周末兩天由重慶城裡回家，會先到社裡看新到的資料和譯稿，開會，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壩經過時，一定會買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長室里，坐在他連夜看稿時睡的單人床上剝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許我們碰）。如果他不在，我就剝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個土燒小瓦缽留給他。剝花生大約是他那時代四十歲的人，尤其是政界，絕不會主動做的。有一天，他告訴我以後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東西了，因為前一晚有一隻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我上高中以後，編輯部叔叔們大約覺得我該有超過吃花生的知識，對於我由淺入深的問題也比較看得起了，常將他們不用或用過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給我看。有風土異聞、文化趨勢等。後來，我隨雜誌社到防空洞去躲警報時，總編輯賈午伯伯最喜歡說，「來來，我來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讀英文文章的重點，早已超出高中英文範圍（南開的英文水平已比別校高）。如此日積月累，到大學聯考時，英文科英翻中的題目是英軍三十八師在緬甸深入叢林與我軍會合的故事，對我而言是小場面，如果敢放肆的話，會當場大笑三聲。

駐英特派員劉聖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國的事情和禮貌，他來台後做了立法委員，但不久就去世了。一位駐美特派員鄧蓮溪先生，從大陸來台灣時坐太平輪，失事喪生。他太太先來，行李也都運來了。他死後，太太打開行李箱，箱里有很多書，她就叫我去選，因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書。賭物思人，回想他們在那間編輯室里日夜趕稿的情景，不勝烯噓。

高二上學期，我被指定參加全校性的辯論社。開學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賽。

辯論的題目原是男女生的讀書趨向之類，海報貼出后，有一天張校長散步看到了，說:「都什麼時候了，天天跑警報，還教孩子們辯論這「沒有出息」的問題。」指導老師連忙把主題改為「美國會不會參戰？」

這題目貼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麼嚴肅、重大的問題，高中學生怎麼敢去公開辯論？原選出的六個人（正、反二方各三個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師說。南開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戰，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緊準備。

這實在是遠超過我們能力的大問題，雙方都動員了家長。反方：辯論美國不會參戰。有一位同學的父親是戰時一家大報的主筆：我站在正方：美國會參戰，有專門分析國際局勢的《時與潮》作資料庫。其實雙方都有資料的後援。這已是同學間公開的秘密。我父親覺得這題目對一群「毛孩子」來說太大了，只笑著對我說，「輸了不要哭就好。」編輯部的叔叔們意見甚多，教我由原文資料中歸納為清楚的九項。分給同組三人掌握。整整一個月，我們三人儲備了豐富的內容，而且必須保密，老師說，這才能出奇制勝。辯論會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至今仍記得上禮堂講台時的緊張和後半場答辯時的冷靜自信。我一生讀書記憶力甚好，能將紙上資料適時用上。當時侃侃而辯，苦戰之後我們是贏方。我有生以來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勝利的代價不全是快樂。

贏了辯論后的周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樓」經行政中心「范孫樓」出大門回家。對面的高中男生教室窗口照例站滿了「看」女生的人，他們看到我走來，大聲地用劉半農《本事》的歌詞改唱:「記得當時年紀小，你要參戰，我不要……」然後喊：「快步走…一、二，一、二……」我幾乎半跑步奔出校門。以後每次經過都疾行而過，因為他們又在喊:「飛毛腿…加油！」

三個月後，十二月八日，日本海軍在凌晨一點突襲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西方同盟國家全體對日宣戰，全球局勢立刻明朗化，中國不再孤獨。已獨力抗戰五年，困頓不堪的重慶立刻成為亞洲最大盟國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學生的「論點」全都正確，年輕的心確曾沾沾自喜了許久。

有一天在飯桌上，爸爸靜靜地對我說，「你贏了辯論會可真不容易，可見讀書已知道重點。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說什麼，而是能想什麼。」父親一生常在我頗為自滿的時刻說，「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領我進入深一層思索，雖然當時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處逆境時，多能在不服氣之後，靜靜檢討，實得之於父親的這種開導。

《時與潮》的業績蒸蒸日上，除了政論半月刊，後來又增加《時與潮副刊》（月刊，介紹生活、醫藥、社會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藝雙月刊》，創刊后銷路也很好。同時，又獲美國駐華大使出面將《讀者文摘》（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權給《時與潮》出版，當然也廣受歡迎。

另外，編輯部以特約和兼任方式聘請文學界、學術界著名作者中譯許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現勢及歷史為主的《法國的悲劇》、《巴黎地下二婦女》、《羅斯福傳》、《拉丁美洲內幕》、《世界戰中的印度》等數十種專書，風行一時。純文學作品中，最暢銷的是《高於一切》（thisAbOVeAll），描寫英國一位護士和軍人的戰爭生死戀。故事動人。暢銷到幾乎人手一冊。這本書還在翻譯時，我已先睹為快。我經常去編輯部湊熱鬧，當他們休息時，會把原文書借我看，由於只有一本，還是從印度經「駝峰」運來的，萬分珍貴，我像禿鷹一樣趁他們工作的空隙搶讀，有幾個晚上我把書帶回家，第二天清早趕快去還，因為人家要工作。

除了出版，父親於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壩大街上最好地點祖屋設立「時與潮書店」，寬敞明亮。除了陳列自己出版的書刊，也齊備古典作品及戰時能搜集到的各種書刊。因為不以營利為目的，所以歡迎學生翻閱，有的書甚至翻破再補。戰時，許多學生無錢買書，坦然地去「時與潮書店」一本本翻閱，吸收知識。有些人說，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時勢」的圖書館;也有人（如趙淑敏）回憶，說那是她的啟蒙學校。

每周我由南開回家的路上必去「時與潮書店」還書，回校時再去借取新書。只要是能讀的書，我很少遺漏。國共合作那幾年，有不少俄文中譯作品。除了屠格涅失和托爾斯泰令我敬讀膜拜之外，記憶深刻的還有高爾基的《母親》，另一本《露西亞之戀》，只記得書名很吸引我，內容、作者則忘了。當時左傾文壇捧得最厲害的一本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著，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一個工人的自述，那種強烈鮮明的政治意識是當時的我讀不懂的。二00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書市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

有「時與潮書店」這樣又大又新的書庫，我讀遍西方名著的中譯本。當年敢譯書出版的，多數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學的文學、教育界人士。在電視出現前的歲月，出版界沒有生存的威脅，彼此競爭亦不大，出書是唯一能出頭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會地位。出版界的編輯者都有相當高的眼界與權威，不屑僅以銷路為考慮。但是那時的白話文比較拘謹，不似今日的輕鬆流暢。

戰時因為紙張質量不好、印刷困難，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動的書，多翻幾次就出現磨痕。高中畢業后等聯考發榜那段時間，我買了當年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恭謹地抄了一本紀德（Andregide。1869-1951）《田園交響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廣田的詩合集《漢園集》，至今珍存。字跡因墨水不好已漸模糊。簡幀辦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線裝本的何其芳《畫夢錄》，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在我成長的關鍵歲月里，《時與潮》帶給我的影響極為深遠: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識的基礎，也打開眼界，學習從宏觀角度看事情。這是我最感謝我父親的地方，雖然我是女兒身，但他對我的教育非常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