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走向平等的開始

我在網站上面看到有人挖苦我，說你這個李敖，你越來越左傾了。我告訴各位，我的思想本來就是左傾的。有人說你越來越像共產黨了。我曾經答覆他，我說我真希望我是那種老一代的共產黨。這話什麼意思？我曾經告訴大家：大畫家畢加索，他就說他是共產黨員。蘇聯說你是什麼共產黨，你根本不是。他說：為什麼我加入你的組織才是共產黨?我可以說我是共產黨。這就是畢加索。為什麼我說「我希望我是老一輩的共產黨員」？因為這裡面有一個痛苦的故事。

大家看，這是西班牙。西班牙北部有一個地方叫Bilbao。Bilbao東北十二英里有個小地方，這個小地方在西班牙內戰的時候被炸了。被誰炸了呢？被幫著內戰的佛朗哥這邊的希特勒德國人炸了，炸得七零八落，死了一千兩百個人。被炸的時候，當時德國人就說他們要用來試驗這個炸彈跟燒夷彈，這兩種炸彈的不同，要用這個城做試驗。那麼殘忍，炸得七零八落。大畫家西班牙人畢加索，他就畫了這幅名畫。這幅名畫畫了以後，德國人找到畢加索，說是你乾的事情，這幅畫是你乾的事情。他回了句嘴，說：這是你們乾的，因為你們炸成這樣子，所以我才把他畫出來。為什麼發生這個事情？這個事情要歸朔到當年(1936年)，西班牙發生了內戰。內戰發生的原因是左派的人在選舉裡面成功了，可是右派有人不服氣，他們要推翻這個合法的選舉。怎麼樣呢？就有了陸軍方面由佛朗哥將軍帶隊，要消滅這些左派的合法政府，最後就包圍了馬德里。這就是佛朗哥將軍包圍馬德里。包圍馬德里的時候，問題出現了，左派人士要保衛馬德里，就發生了苦戰，前後有三年的時間。三年以後馬德里被攻下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掉了。當時政治犯名單有兩百萬，整個的西班牙內戰，全國死了六十萬人口，很多的人被殺掉了，沒有被殺掉的人，他們逃亡逃亡逃亡。他們跑到哪裡去了呢？他們跑到了法國，跑到了很多地方。

有一本小說(也是一部電影啊)叫做《看到一匹灰色的馬》(BeholdAPaleHorse)，電影也叫這個名字。一般人看了這個(英文)名字以後呢，直接翻譯就是「看到一匹灰色的馬」，可是對我李敖說起來，或者對有英文功底的人說起來，他不這樣看，因為這是典故。什麼典故呢？請大家看基督教人所相信新舊約全書，新約全書裡面最後卷叫做《啟示錄》，大家看《啟示錄》這段話，看到沒有？AndIsaw(我看)，andbehold(看到)，apalehorse(一個灰色馬)。該怎麼樣呢？你看它中文的翻譯啊，它說看到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哦，現在我們才知道，原來BeholdAPaleHorse是個典故，出在新約裡面，它的意思看到一個灰色馬，意思就是說我看到了死。

這是個什麼故事呢？一個共產黨在馬德里被屠城的時候，他逃出來，逃到了法國。這個共產黨在電影裡面就是由格萊高利·派克演的。他在法國生活很潦倒。有一天呢，一個小孩子來找他，他就問這個小孩子「你是誰」，這個小孩子就講他爸爸的名字。他爸爸是誰呢？就是當時他們共產黨的同志，被殺掉了。小孩子從馬德里越過比利牛斯山，從西班牙走到了法國來找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這個格萊高利·派克演的這個共產黨。事實上他已經非常潦倒了，可是小孩子不知道，以為他是他爸爸的革命戰友，他要越過比利牛斯山來找到他爸爸的戰友，請他回西班牙給他爸爸報仇。

這個問題提出來是將軍啊，將了一軍，他無法把整個的情況講給小孩子聽，就是說「我回不去了，我們沒有希望了，我們這個作戰的敗了，你爸爸死定了」。他說不出來這個。他就答應小孩子說：「我回去，你等著，我會回去。」結果呢，他真的從法國翻過了比利牛斯山，到了西班牙。這時候，西班牙的警察總監(大明星安東尼昆演的)就知道他要回來。為什麼要回來呢？因為他知道這個重要的共產黨，臨離開西班牙的時候，跟母親做了個諾言，說：「媽媽，我要走了，我要逃掉了，可是此生還會再見，至少死前我們會見一面。」這個警察總監就得到訊息，結果呢發現他的媽媽住院了，快死了，就覺得這個共產黨會偷著溜回來，就在溜回來的時候呢，把他幹掉。

果然，他往回走，可是原因呢不是為了他媽媽，因為他不曉得他媽媽快死了——為了這個小孩子。在半路上碰到一個神父(奧馬雪夫主演)。半路上這個神父就告訴他，說：「你不要回去了，你媽媽已經死了，你跟你媽媽的諾言不能兌現了，臨死前再見一面做不到了，而且，你很危險，警察總監安東尼昆他們知道你要回去，你回去以後不得好下場。」可是，他還是繼續往前走，往馬德里走。到了馬德里，到了他媽媽住的醫院裡面，他走進去，一進門就被亂槍射殺，把他打死了。

後來，這個故事被警察總監安東尼昆知道了。知道什麼呢？知道這個神父透露了這消息，就是他媽媽死的消息。這個警察總監就不理解，一直搖頭，說：「為什麼他知道他媽媽死了，還要回來？最後一面見不到了，他為什麼還要回來?為什麼知道醫院裡面我們會四面埋伏來抓他，把他打死，他還要進來自願被打死?為什麼？」後來才知道真相，原來他回來是為了他過去的革命戰友的這個兒子，證明我在回來，為你爸爸報仇，我回來是為了證明我們共產黨是有骨氣的，我們不怕死，我們要回來。

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古典的老派的共產黨的故事，是我最欣賞的一種故事。

你李敖為什麼喜歡這種故事？因為我自己碰到過這一類的事情，我爸爸的弟弟，就是我的六叔，我的三叔，他們都是共產黨。我的六叔是一個最有趣的現象，最奧妙的一個遭遇了。他是跟蘇聯直接搭線的國際派的共產黨。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做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到坐牢；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把他抓起來，說他是共產黨——坐牢；1949年以後，共產黨統治了大陸，他又坐牢。為什麼呢？過去身份交待不清。一個人坐了三次牢了，給日本人坐牢，給國民黨坐牢，又給共產黨坐牢，而他本身又是共產黨，他是我的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請大家想想看，有這麼多哭笑不得的遭遇。可是誰想得到呢？為了你救國，為了你的黨，你會有這麼多的離奇遭遇，可是能說你錯了嗎？你們的理想全是好事，不付代價嗎？不一樣，有時候代價會讓你付得哭笑不得。

過去台灣發生過孫立人的案子，用郭廷亮上校的事件，說他是「匪諜」，來整他，來整孫立人。郭廷亮關在牢里，多少年多少年才能出來。出來以後呢，台灣國民黨的這種情報機構找到郭廷亮說：我們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為了「國家」，當時我們不得不這樣辦。所以呢，我們知道你冤枉的，為了「愛國」，請你委屈一下。後來我李敖發起的翻案風，台灣要翻案翻案翻案的時候，我們找到了郭廷亮的兒子，間接找到了郭廷亮。國民黨的特務們也找到了郭廷亮，說：郭上校，你要不坐牢的話，早就做了將軍了。為了再愛國一次，這件事情你不要跟李敖他們講，好不好？因為講了以後會影響我們「政府」的形象，影響「國家」的形象，所以，第一次為了「愛國」請你坐牢，第二為了「愛國」請你把坐牢的事情閉住嘴不要講，請你再「愛國」一次。我們覺得：人間的事情會這麼荒謬嗎？會這麼令人哭笑不得嗎？可是，事實上就是這樣子，我們遭遇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西班牙內戰的時候，大家看到海明威在《戰地鐘聲》寫的那個故事。《戰地鐘聲》裡面，你看，這是跟這個西班牙的游擊領袖他們在一起，那些游擊領袖，還不是把自己人用機關槍噠噠噠幹掉嗎?就是這樣子啊。所以，你會遭遇到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的問題)，有的時候你分不清，有的時候朋友會變成敵人，或者敵人變成朋友。唯一能分得清的是什麼？就是你的理想沒有變。

當我坐在牢里的時候，我覺得天都塌下來了。那時候朋友嚇得跑掉了，女朋友嫁人了，同志把你出賣，整個世界都塌下來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吃天鵝肉還方便一點，因為想吃天鵝肉天塌了，天鵝離你近了一點，就這樣子了啊，什麼都沒有了，任何人間事情都不可靠了。當你被行刑的時候，你就發現連你自己都不可靠了，因為連你的肉體都在出賣你的靈魂，都不可靠了。在這個時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說你那個信仰還在，那個信仰還在。在這個信仰維護過程裡面，有朋友的來去，有女人的來去，有敵人的來去，有同志的來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理想還在。所以，人不能動搖的就是你那個理想。

所以，我們現在看那個歷史照片裡面，看到西班牙的內戰，以後那些共產黨，他們逃走，他們逃到法國去，逃到那些地方，我們知道他們付了那麼多的代價，剛才那個故事，你才知道多麼的動人。

有人說：你李敖又來了，你講這些話你是不是共產黨？我告訴你，在台灣的法律裡面我是。請大家看看我在回憶錄裡面講的一段話，我怎麼樣被判刑的——我是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的第二條來判的。請大家看看第二條，根據戰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二條條例稱「匪諜」者，指《懲治叛亂條例》所稱之「叛徒」。我就根據這個判斷，再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第一條，本條例稱「叛徒」都指犯第二條各項罪行之人而言。我李敖坐牢就是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的第二條判的，所以我就是「匪諜」，看到沒有?就是「匪諜」。你「匪諜」比共產黨還嚴重哦，共產黨是共產黨，你替共產黨做工作，刺探情報，是活動的共產黨，比共產黨還嚴重。所以關我一點都沒冤枉國民黨，罪名關錯了，他們不了解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我們付了什麼代價。思想的左傾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傾的。可是，我必須告訴大家，為了我們的思想，我們付了代價。我也一再跟大家說過，共產黨那個思想是最美麗的，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人類最美麗的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當我們把它抬出來以後呢，就跟法國大革命的口號一樣——自由、平等、博愛，誰能說反對人與人之間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當你為這些理想奮鬥的時候，你才會發現要付多少代價，並且當這個理想真的付諸實現的時候，你才發現外國那句名言，就是說：你去為一個主義去死比實現這個主義容易。為什麼？真的要實現它的時候，你才發現有很多人是你的攔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腳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變得失落。什麼原因使你打起勇氣來而不失落？就靠你一點點微薄的信仰，那個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來一直所堅持的一些信仰，而這些信仰有的時候我自己都難免會懷疑值不值得這樣做。當我有懷疑的時候，我會給我自己打氣，打氣就像那個宗教活動——祈禱——一樣。為什麼要祈禱呢？他祈禱，原因就是給他自己打氣，就像車胎一樣，氣不夠了要給自己打氣。

我有時候會懷疑，我這一輩子所宣傳的、所相信的一些東西有沒有發生了錯誤的地方，我會懷疑我自己。當然我經過諸項檢討以後，發現基本上是站得住的，雖然我不再那麼樣的天真了。我小的時候，我年輕的時候，相信平等有什麼不好，自由、平等、博愛，自由好得不得了。當我年紀越來越大，發現人類沒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喬治·歐威爾所說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這個話寫在他那個《動物農莊》的小說裡面。那麼這個時候怎麼辦呢？為什麼有的人生來就那麼漂亮，有的人生來就那麼丑，有的人生來那麼樣的健康，有的人生來就那麼樣的衰弱?有人生來含著銀湯匙，有人生來窮得要死?這個不平等是人間的現象，我們被「平等」這兩個字一開始騙了，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承認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標準底下再來改變它，那反倒是個務實的。

所以，今天的共產黨就承認了，就是我們不是要一開始整個是窮的，做了窮的共產黨是錯誤的，要使大家有錢。怎麼有錢？十三億人口同時有錢？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錢起來，這就是鄧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後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來。可是一部分人富起來以後呢，我們就看到了這些暴發戶，在上海的、在廣州的、在深圳的，我們就親眼看到了他們是多麼的不平等，貧富的差距多麼大。可是，當我們知道真正的平等得來，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實的時候，我們必須忍耐，直到從不平等開始，慢慢走向平等。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痛苦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