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聽課的學生

哲學系六二級有兩個班，共五十名學生。其中，有四個學生是基本不聽課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們經常逃課，一般是那種和別的系合上的公共課，逃了不易被發現。學校有規定，曠課多少節就要開除，所以最好不被發現。小課逃不了，我們便不約而同地找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課上看自己的書。世英喜歡在上課時寫東西，有時是詩和隨感，有時是對課堂情形的冷眼旁觀式的描寫。我們總是選擇鄰近的座位，他寫了常遞給我看，有時我也回應他，互相用紙片交談。

在一節辯證唯物主義課上，我正埋頭看書，突然聽見老師喊我的名字。我條件反射地站起來，脫口問道：「幹什麼？」同學們哄堂大笑，老師則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他終於壓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個同學，讓那個同學回答他剛才提的問題。原來是課堂提問，但我完全沒有聽見。

一定是有人告狀，系裡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擔任年級主任的陳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間里，給我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年級學生周國平上課從不聽講，屢教不改，希望加強教育。」署名是「系總支辦公室」。陳也是上海人，對我一直頗為友好，這時也有些生氣了，責備道：「你看看，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你總不聽，現在叫我怎麼辦？」接著好言勸告：「同學們對你們四個人意見很大，說你們成了特殊人物。當然，你們接受能力強，可以比別人多學一點。問題是要有個輕重緩急，重點要學好馬列主義。」

其實問題不在於所學的是馬列主義還是非馬列主義，而在於從教學內容、方法到整個教育體制的僵化。大學教育的主旨本應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在我們的課堂上只是灌輸，所灌輸的還未必是知識，至少知識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條和廢話。我相信，任何一個智力活潑的學生，即使他強迫自己，也無法做到認真對待那些內容貧乏的課程。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凡是有一點兒天賦的學生，最好的辦法是以盡量少的精力對付課程，給自己留出盡量多的自學時間。現在我鼓勵在校的學生向教育爭自由，其實是有自己往日的經驗為根據的。

北大當然有馮友蘭、朱光潛這樣的有真學問的教授，但我們低年級學生沒有輪上聽他們的課。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即使上課，恐怕也不能自由傳授自己的學識。上我們的心理學課的程乃頤是一位一級教授，一個瘦小的老頭，總是用喉音講話，邊講邊打嗝。我相信他只在應付我們，在心理學課上一會兒談論如何防治阿米巴瘧疾，一會兒勸告我們吃東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課老師中，我喜歡聽張世英的課，他當時是講師，教西方哲學史中德國古典哲學部分。他顯然對所講題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帶濃重湖北音的普通話講得條理十分清楚，廢話也少，內容比較厚實。課堂上廢話多多乃是常規，方式則各異。那個教黨史的老講師據說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脫黨，面對階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學生，他一邊撫摩八字須，一邊大談自己的光榮歷史。這堂課說過的，也許他忘了，下堂課又會說。作為一個鮮明特色，提到毛澤東時，他從來不像當時約定俗成的那樣稱毛主席，總是稱毛澤東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這倒不乏可愛。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邏輯課，其內容本來十分簡單，一看就懂，卻講個沒完。任課的李副教授是一個矮胖子，一根皮帶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課時經常下意識地提褲子，引得同學們竊笑。他出版過幾本小冊子，已小有名氣，又常在雜誌上發表論後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課必講後期墨家。這說明他多少還是做一點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數教員好一些。使我難以忍受的是他講課的方式，那樣地無窮重複，廢話成災。在一堂課上，我忍無可忍，寫了一首題為《獻給邏輯課》的詩——

教授用枯燥的語言

講述著枯燥的課程，

每一種空洞的教條

要重複講十幾分鐘。

「所謂直接推理

是這樣的一類推理，

這樣的一類推理

特點有這樣一些。

「特點有這樣一些，

就是這樣的一類推理，

這樣的一類推理

就是直接推理。

「我們的形式邏輯

對於直接推理

所要研究的就是

有關直接推理的道理。

「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

其主要作用就是

使我們能夠懂得

有關直接推理的道理……」

夠了，敬愛的形式邏輯，

請不要把理智嘲弄，

最有邏輯的頭腦

也會被折磨得發瘋！

請原諒我把這首毫無詩意的詩抄在這裡，它本身由連篇廢話組成，但我絲毫沒有誇大，實際的講課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讀這首詩的時候感到難受，就可以體會我在課堂上的心情了。

然而，大多數同學是專心聽課的，並且多麼認真地記筆記。上課時，你可以看見許多手在不停地寫，生怕漏掉老師說的每一個字。他們又把幾乎全部課餘時間用來互相核對筆記，精心整理，然後重新謄寫。這些筆記的唯一用處是供考試前背誦，然後就被徹底遺忘。考試當然是必須應付的，不過我自有辦法。多數課程有講義或教科書，如果沒有，我就借來同學的筆記，臨考前通讀一遍，列出提綱，這大約只需要兩三星期的時間。我的短期記憶力很好，一般都能記住要點，順利應試，得到好的成績。考完當然也忘了，和別的同學殊途同歸，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贏得了大量自由時間。

哲學系低年級開自然科學基礎課，第一學期是高等物理。考試前，我也是把講義通讀了一遍，列出二三十個我有疑問的地方，去向老師討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別戀，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顯得很憔悴，臉上刻滿了皺紋。看了我的問題清單，他忽然感慨萬分，用一種低沉悲涼的聲調向我講述起了他的學生時代。他說，上大學時，他和我一樣，也很聰明，目空一切，不聽老師講課，現在他不行了，已經一事無成。他還說，我的確很聰明，我提的這些問題，別人提不出來，希望我的未來比他好。聽著他說這些話，我感到十分內疚。他顯然知道我不好好聽他的課，這使我產生了一種錯覺，彷彿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懷著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間燈光暗淡的斗室。考試時，我解答得很順手。世英坐在我旁邊，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領神會，把試卷挪近他。不過，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幾分，而我得了七十幾分。這個成績在全年級是名列前茅的，絕大多數同學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績還不是最低的。這件事似乎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多次對我說，我不應該學文科，而應該學理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