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塊大洋

天生恐懼鏡子，那是另一個令我極度不安的世界，尤其當我回憶一些特殊的往事時，感覺那世界，被霧氣襲上一層我抹擦不凈的灰藍色。

記不清從幾歲開始我發誓要離開那個出生的山城的？也記不得在十八歲那年我是在哪一天離開它的，之後的日子過得非常迅速，我一直都在路上流浪。什麼都不妨試試，各種藝術形式，各種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褲袋裡始終裝著安全套，哪怕沒能用上，帶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愛情在我眼裡已變得非常虛幻，結婚和生養孩子更是笑話，我就是不想走每個女人都得走的路。我的臉，早已失掉青春色澤的臉，只知道及時行樂的笑，已經不會為任何人，也不會為自己流一滴淚了。

直到我覺得應該走得更遠、必須向父母告別，我才決定回故鄉山城去。

那天小路上全是樹葉，我站在錯亂狹窄的石階上，看到院子里一個白髮蒼蒼的人，坐在一把舊木椅上，他面前的兩扇大木門發黑，院牆外的石岩像刀斧削過的鋒利，冷風掃過，嗖嗖地響。

我一點聲音也沒有地跨入院子，走近他。六六，你回來了。父親雙眼已瞎，卻依然有感覺到是我，臉上即刻出現了慈愛的笑意。

我說，我回來了，可是太匆忙，什麼都沒給您和媽媽帶。

你回來看我們就好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從你上次走後，聽說外面出事了。你媽迷信，她就給菩薩燒香，保你平安。

那天晚上我和母親擠一個床，父親則睡在竹板長凳搭的床，父親是照顧我，擔心我長途旅行睡不好。兩床間隔著一把舊藤椅。除了床，屋裡還有一個五抽屜櫃和一個衣櫃。小窗終年不見陽光，被另一幢房子封得嚴實，白天也要點燈才看得清楚。屋頂有間閣樓，低的地方比人矮，結滿蜘蛛網的天窗壞了，沒人修，成了風口，吹得板牆上的舊報紙東掉一處西掉一處。老鼠在地板上跑得歡，無法住人。就如此窄小的地方，在多年前竟住下我的父母、三個姐姐、兩個哥哥！幾人擠一張床，那時只要能躺下，就能睡得好。

那個我回家的晚上，潮濕，寒冷，聽得見貓在瓦片上繞著天井狂奔，那熟悉的叫聲，一如多年前。我不禁打了個激靈，身體本能地貼緊母親。

母親六十奔七十了，腦子仍敏銳，她問我，你是不是還要走？

我一動不動，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好。

母親說，你一人在外，要多加小心。這個家，我們誰都不牽挂，就牽挂你。黑暗中母親的臉側了過來，眼裡似乎閃爍著淚水。你最小，又生在那個倒霉的災荒年。你爸爸被弄回來，沒了工作。我沒有奶喂你，即使有奶也不行，我得去老遠的地方上班。你連一口牛奶也沒喝過，靠玉米碴和菜葉熬粥，你命大，居然活了下來。

父親沒有睡著，他插話：把那兩塊大洋找出來吧。

母親開了燈，披上衣服，下了床，從床底拉出家裡惟一的皮箱。她念念叨叨地找鑰匙。第一次知道家裡有兩塊大洋，是在我小時，最多只有四歲，當時父母的聲音放得極低，樣子極神秘：母親說，把大洋拿到銀行兌換，再借些錢，找個好醫院，治你的眼睛。父親說，算了，眼睛治不好。再說，去兌換不就自招了嗎？

朦朧的夜色中，幾聲汽笛嗚咽，湧入耳旁。我不必閉上眼睛，就能看見，一艘運貨船駛向長江嘉陵江的混合處，一個年輕的水手把纜繩扔到躉船上，套牢。這個水手，在幾年之內，當了二副、大副，到了一九四九年，已是一個拖輪的船長。

父親說山城臨解放時，風聲很緊，船溜的溜，人跑的跑。軍隊抓住父親的船運軍火上溯嘉陵江。那兒長段江岸已有解放軍出沒。父親知道推脫不了，他用棉被包裹身體，僅露出眼睛，從江上第一聲槍響時，他就開始大拐「之」字前行，以躲避炮彈和如雨的子彈。

血濺在駕駛艙的玻璃上，押船的士兵慘叫一聲，不知是嚇得跳下河還是受傷了抓不住船舷跌下去？父親既緊張又害怕，瘋狂地開著船，軍火隨時都可能爆炸，他就等著被閻王帶走。

當父親從千瘡百孔的船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下到沙岸上，等候在那兒的軍官，掏出兩塊大洋給父親。就在當夜這一帶地區就被解放軍佔領了。

母親把皮箱里的衣服往上放，一件暗紅藍花的雙層綢質旗袍，在一疊布衣中非常醒目。我彎腰取過來，覺得是見過：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張發黃的照片上看到，有一個穿著這件旗袍的女人，跟電影里的女人一樣好看。我現在想起那個好看的女人就是母親，只是當時不相信那是她。

母親抬起臉，看了我一眼說，你要喜歡，就給你了，城裡名裁縫用手工做的，大小也許正好合你的身。

我摸著母親這件珍惜的衣服，她幾十年沒機會穿，竟如新的一樣，袖口，開叉，一針一線，均勻貼切，右襟邊的絲紐扣，更是做得玲瓏。

我對母親說，不必找那兩塊大洋，母親卻不理會我，說你爸爸讓找就得找。

山城解放了，城裡城外到處是五星紅旗和歌聲，解放軍接管了整座城市。很快公私合營，接著肅反開始。有人捎來口信，母親急著去監牢看大姐的生父——一個袍哥頭，沒能見成，說是已經敲了腦袋。母親那天從江邊回來，就病倒了。

因為父親敢和我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運動一來就引來麻煩。輪船公司的軍代表對父親說，你竟然和國民黨軍隊合作，在我們解放這個城市時運軍火支援蔣家王朝！原來被捕的國民黨軍官說出那艘船和那個不怕死的駕駛員，幸好他忘了說那兩塊大洋。軍代表訓斥父親：你還娶了一個袍哥頭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後代。

父親對母親說，我有千張嘴也說不清，沖不過去沒命，沖得過去也一樣沒命。那年，先讓他停職寫檢查，然後關起來。那個房子是個臨江的吊腳樓，他凝視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駛的船，他的眼睛是從那時開始不好。災荒年時眼睛扎針似的地痛，最後從船上跌下江里，送進醫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親離開了船，他還能看見什麼呢？

母親從箱子里拿出一個包好的衣服，揭開來，是一層層白綢，兩塊銀元，色澤相當暗淡。我合著綢子一起接過來。冰涼的綢子觸及我的手，感覺到兩塊銀子沉甸甸，右邊的一塊有個小缺口，有點烏紅，像時間烙上的印記。

當過嬌太太的母親，在生下我后，因為父親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臨時工，給人洗衣服，當保姆，在建築工地抬石頭和氧氣瓶。有一次，母親病了，從跳板上栽到江里，被撈到起來，她第一句話就是：我還能抬。母親怕失掉工作。

我們住的一個爛朽的大雜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漸漸搬走了，船員甚至看躉船的人都可以調換到一個條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鐘上公共廁所，也沒有附近香煙廠的吐著污氣，沖著我們的耳膜大吼大叫。風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內。下鄉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這個鬼地方，街髒得無處下腳，醫院、菜市場、郵局、渡船汽車都沾不上邊。

每年春節的團圓飯自然吃得不歡而散，父母知道他們的處境，在兒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兒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錯了家。

包括我在內，以前沒誰看得起父母，覺得有這樣的父親就是一生前途無望的原因，升學、就業，更不必說參軍、入團入黨當官。他們很少回這個家，各顧自己艱難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來。誰都有理由，誰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順歸於這個家。除了我的父母，幾乎沒有一人喜歡我，鄰居、老師、同學，多少年來，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樣么？

父親這時從被窩裡坐起來，說他要看看大洋。母親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來。我過去給他捶背。他眼睛睜得很大，直盯前方。一雙枯瘦的手，長滿老年斑，輕輕摸著銀元的邊角，一手拿起一塊對敲一下，仔細聽那聲音，說是真的。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幾十年來，他都這樣對我的母親，對他的孩子們，對身邊的每個人，對那些朝他無窮抱怨的人，連一句回應的話也沒有。

父親對我說，到哪裡，都得有幾個應急的錢，這點銀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兩塊大洋放在我手心裡。

半夜，母親翻過身來，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輕拍著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無法入睡。為了使母親安心，我閉上眼睛。

清晨來得既快又早，我輕腳輕手起床。我從包里取出母親給我的旗袍，裡面夾著包裹著白綢的兩塊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來，貼在臉上。然後放下，這是父親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換來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們一家人的命運，還是讓其陪伴父親。

父母熟睡著，發出均勻的呼吸聲。我提著行李，輕輕拉開門，邁出院子高高的門檻時，我的腳步稍稍停頓了一下，但是我沒有回頭，我不能回頭。

我幾乎是跑到了江邊，那兒第一班輪渡已有少許旅客。輪渡把我駛向對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車站，到北京，直到飛機寬大的翅膀游出大陸架邊緣上空，我發現自己的全身才放鬆。

我走在一條潔靜的街道上，我穿著母親的絲綢旗袍，這兒距我的故鄉正好相差半個地球，是我能走的最遠處，上學、打工、寫書，我拚命想忘掉那個山城。有一天我踏著夜色回到我從小生長的院子，母親和父親老淚縱橫，直問我：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你只住一晚？而且這一次走了這麼遠。外國啊，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地方！你怎麼活呀？你應該把這兩塊大洋帶走。這是我們一輩子惟一能給你的東西。

我默默地接過他們遞給我的兩塊銀元，緊握在手裡。

我醒了，發現手裡握著的不過是遠處早禱的鐘聲。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但是夜深人靜時，我打開房門，奔到空無一人的街上，天空變幻莫測，那麼藍那麼深，在如波浪般的涌動中，一艘滿身槍眼的船冒著煙，突突突地向我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