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期限：六年還清。
利率：年息九厘七毫五絲。
付息辦法：每六個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還本辦法：第一、第二兩年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還本一百萬兩。利息照減。
保證辦法：請戶部催飭各省關，將應解新舊協餉，徑交上海采動局，據付息還本。如協餉不至，上海採運局無款可撥，應准洋商憑陝甘總督所出印票，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些條件與過去比較，好處有三：一是不需海關及有關各省督撫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分二厘減至不足一分，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頭兩年不還本，俾各省得以清理舊欠，「其力尚紓，並無窘迫之患。」因為如此，「已飭胡光墉、福克、凱密倫即依照定議，應仰懇天恩敕下總理衙門，札飭道員胡光墉及照會英國使巨轉行滙豐銀行，一體遵照，以便陝甘出票提銀。」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當天就奉到批複：「該衙門知道。」也就是准予備案的意思，「該衙門」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衙門與軍機處互為表裡，辦事司官，亦稱章京，待遇優厚，亦與軍機章京相同，規制不同的是，軍機章京分為頭班、二班。輪班入值，而所辦之事並無兩樣；總督章京則各有專司，此案歸「英國股」及「德國股」所管，自有徐用儀代為接頭；同時因為有滙豐銀行的凱密倫同來，英國公使館批准滙豐銀行照借的手續，亦很順利，不過三天工夫，一切都齊備了。但賦歸卻還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歸決定坐輪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間」，已為人定下了胡雪岩認為招待寶森，什麼都是要「最好的」，寧願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後。
第二天是胡雪岩要定製一批膏藥帶回去。從經管西征糧台，在上海設轉運局開始，胡雪岩無事不順手，常是一夕之間，獲利巨萬財是怎麼發的，連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卻漸漸差了，飲食漸減，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來，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處燒香許願，大做好事，祈求上蒼保佑，然而沒有什麼用處。
有一次在應酬場中，遇見一個在湖北候補，而到上海來出差的捐班知縣，名叫周理堂，善於看相；遍相座客，談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說他往後十年大運，猶勝於今，將來會有「財神」之號。
「不瞞理翁說，我的精神很壞；事情要有精神來做的，沒有精神只會交墓庫運，哪裡會有什麼大運。」
「這是因為雪翁想不開的緣故，一想開了，包你精神百倍。」
聽得這話，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請教，我是怎麼想不開。」他問：「要怎麼樣才想得開？」「此中之理，非倉促之間能談得透徹的。雪翁公館在哪裡，等我勾當了公事，稍微閑一閑，登門拜訪，從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場上專有那種讀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開河，目的是為了奉承上司，討得歡心，企求謀得一缺半差的候補州縣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談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當即答說「不敢請理翁勞步。」接著又說：「恕我冒昧，理翁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撫憲之命，到上海來採辦貢品；東西都看好了，無奈湖北應該匯來的款子數目弄錯了，連日為此事奔走，總還要四、五天首尾才會清楚。」
「喔！理翁是說公款不夠。」
「是的。」
「差多少？」
「一萬三千多兩。」
「喔，喔，」胡雪岩問說：「總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棧去拜訪；只聽得有人在他屋子裡大辦交涉，聲音很熟，想不起來是什麼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認出來了，是方九霞銀樓的檔手老蕭。「胡大先生。」老蕭丟開周理堂奔了出來，笑嘻嘻地打了個千問：「你老怎麼也來了。」
「你這話問得奇怪！」胡雪岩因為看剛才那番光景，老蕭對周理堂不甚禮貌，所以有意板著臉說：「就許你來，不許我來？」
「不是這話，不是這話！」老蕭急忙辯解：「我是有生意來跟周大老爺接頭。」
「接頭生意？莫非你不曉得和氣生財？嘩喇嘩喇啥事體。」
訓斥完了，轉身與周理堂敘禮，客氣而親熱；將個老蕭干擱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點過意不去，「雪翁，你請稍坐。」他說：「我跟這蕭掌柜先打個交道。」
「請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蕭不似剛才那樣囂張了，但話仍說得很硬。原來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鑲金如意，工料總計九千銀子，只付了兩千定金。如意制就，來催交貨，周理堂無以為應。就在這時候，廣西巡撫亦派人來採辦貢品，因為時間迫促，頗為焦急；老蕭打聽到這件事，上門兜攬生意。說湖北巡撫訂的玉鑲金如意，願照原價轉讓。如意上所鏨的「天保九如」字樣，以及上款都可不動，下款只改動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費事。
廣西的差官辦事很乾脆，也很精明，估價九千銀子不貴，願意照價收買，但必須能夠證明，湖北的差官確是放棄了才能成交。
為此，老蕭便來逼周理堂，限期取件，否則沒收定金，作為補償損失。周理堂手頭不硬，口頭上就不能有軟，正在磨得心煩意亂之時，胡雪岩來了。
弄清楚了是怎麼回事，胡雪岩便開口了，「老蕭，」他問：「你打算怎麼樣？」
胡雪岩一出頭，老蕭便知如意算盤落空了，「胡大先生曉得的，這兩天金價又漲了。」他說：「打周大老爺的這柄如意，說實話已經虧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損失，我對我們東家不好交代。」
「那末怎麼樣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轉臉對周理堂說：「理翁，這是筆小數，你為啥早不跟我講，寧願來受他們的氣！」說著，從馬褂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遞了過去。
抽出來一看，是一萬四千兩的一張銀票，心裡又甜又酸，幾乎掉淚。
胡雪岩怕他說出什麼過於謙卑的話，當著老蕭面連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說道：「老蕭，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來；周大老爺驗收不錯，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蕭諾諾連聲，「馬上送來，馬上送來。」「慢慢！」胡雪岩將老蕭喚住；轉臉說道：「理翁，我想送了來也不好，一則要擔風險，再則也怕招搖。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驗貨，果然不錯，就把餘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張寄存金如意的條子，動身的時候直接送上船，豈不省事。」
「說得是。不過不敢勞雪翁相陪，我派人去辦這件事就是。」
當下將他隨帶的一名司事找了來，拿胡雪岩的銀票交了給他，——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蕭一走，方始開口道謝。「小事，小事！」胡雪岩問道：「理翁還有什麼未了？」「多謝，多謝。沒有了。」周理堂緊接著問：「這筆款子，如何歸還？」
「悉聽尊便。」胡雪岩緊接著說：「倘或理翁沒有急事要辦，我想請理翁指點，指點迷津，我是怎麼想不開？我自己倒不覺得有什麼事老掛在心裡。」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覺得，就不致於想不開了。正因為那個念頭隱而不顯，所以居恆鬱郁。」周理堂又說：「看相這件事，本無足奇；不過在臉上看到心裡，也要有些閱歷。雪翁心中有賊，此賊不除，精神就好不起來。」
「喔！」胡雪岩也聽說過「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這句成語，當即問說：「我心中之賊是指啥？」
「錢，一個錢字。」周理堂問：「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開錢莊的。」胡雪岩笑道：「我們這一行，稱之為『銅錢眼裡翻斤斗』，不想到錢，想什麼？」
「是不是？我說雪翁心中有賊！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來？」
聽得這話，胡雪岩不免慚愧，想了好一會說：「理翁的話，我聽出點味道來了。就不知道怎麼才能跳得出來。要我不想到錢這一個字，只怕不容易；從小學生意就是學的這個，根深柢固，跟本性一樣了，怎麼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賺錢，而是想花錢，就跳出來了。」「這話，還要理翁明示。」
「道理很簡單。」周理堂說：「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園，這是花錢；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樓台、如何羅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園、如何請人品題。這些東西想起來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個『錢』字忘掉了。當然，這也不是人人辦得到的，力量不夠，要為錢犯愁，反而是自尋煩惱；雪翁根本不必愁錢，當然也就不會有煩惱。」
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個人的話；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從康熙年間開始，世世代代在內務府當差，凡有宮殿營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設計，然後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紙版燙出樣子來。出了名的「樣子雷」，耳姓名反而不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進京，在應酬場中認識了「樣子雷」，聽他談先世的掌故，說他家全盛時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後，主要的職司是擴建一座圓明園，建成了請皇帝來看，某處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滿意，復又拆去，這樣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總之終乾隆六十年，圓明園無一日不在大興土木之中。
乾隆年間，國庫充盈，皇帝只要覺得什麼事能夠怡情悅性，盡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錢，這也許就是他能夠克享天年的道理。聽了周理堂的話，印證乾隆皇帝的作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雖仍然不忘如何賺錢，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錢？大起園林，縱情聲色；以前眠食不安，鬱鬱寡歡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卻另添了一樣病：腎虧。
好得是開設著一家海內第一的大藥鋪；連帶也認識了無數名醫、秘方珍葯，固本培元，差能彌補。補藥中最為胡雪岩所重視的是一種膏藥，名稱很難聽，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幾房姬妾也不要緊了。
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傳的藥鋪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請這家藥鋪的主人南下，到胡慶余堂去專制狗皮膏，卻未能如願；想買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專人到北京來採辦狗皮膏；這年自己進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關照汪惟賢訂購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樣重要藥材缺貨，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堅持要隨身攜葯南歸，這一來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葯，卻因徐用儀帶來的一個消息，胡雪岩決定再在京里住一陣，要看一個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帶著洋人陪森二爺先走。我倒要看看他一這關過得了，過不了？」胡雪岩說：「他的這套把戲，只有我頂清楚，說不定左大人會問我，也說不定另外還會有機會。」另外會有什麼機會呢？古應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獨胡雪岩去一個商場上的勁敵，而且也可能接辦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個常州人，名叫盛宣懷，字杏蓀。他的父親單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由州縣做起，做到漢口道告老還鄉，在蘇州當紳士，因為盛宣懷需要利用老父的這種身分，在江蘇官場上為他打交道。
盛宣懷是一名秀才，年輕時跟有名的「孟河費家」學過醫；醫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懷只要有機會，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覺不宜入這一行，所以進京捐了個主事，準備入仕。時當同治末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大興洋務；盛宣懷在這方面的腦筋特別快，而且記性好，口才更好，鑽頭覓縫，得以見了李鴻章一面；相談之下，大蒙賞識，便加捐了「花樣」，以候補道的身分，為李鴻章奏調到北洋當差，不久被派為招商局的會辦，以直隸的候補道，久駐上海，亦官亦商，花樣百出。
招商局創辦於同治十一年，出於李鴻章的建議，為了抵制外商輪船，「擬准官造商船，由華商雇領，並准其兼運漕糧，俾有專門生意，而不為洋商所排擠。」奉旨准予試辦，即由北洋撥借經費，另招商股，派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定名輪船招商局，向英國買了一條輪船，開始營業；由於經營不善，不過半年工夫，老本虧得光光。胡雪岩是股東之一，也送了幾萬銀子在裡頭。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關道陳欽建議李鴻章，派候補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陳、林都是廣東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廣東同鄉，一個是怡和銀行的買辦唐廷樞；另外一個是富商徐潤，由他們募集商股四十餘萬兩銀子接辦。但本有官本，且又領官款為運費，所以仍然是官督商辦，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懷得以由李鴻章派去當會辦。
改組后的招商局，業務日有起色；徐潤又別組保險公司，承保本局船險，假公濟私，大發利市。洋商輪船公司，遇到勁敵，業務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來票面百兩升值已近一倍，結果跌到五十幾兩，且有繼續下跌的趨勢。
於是徐潤起意，收買旗昌，但在盛宣懷的策劃之下，變成了一個騙局。騙誰呢？騙曾當過江西巡撫、福建船政大臣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實際上是騙公家的錢。
盛宣懷的設計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買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當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時，盛宣懷偕同唐廷樞、徐潤連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說動藩司梅啟煦。
江蘇有兩個藩司，一個稱為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個稱為江寧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寧——南京。梅啟煦的關節打通了，方始向總督衙門上了一個呈文，說旗昌洋行甘心歸併，開價二百五十餘萬；倘能收買，獲利之豐，一時難以估計。
沈葆楨亦是勇於任事之人，當時雖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願廷擱，在病榻召見盛宣懷，徐潤等人，聽取說明。這天是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懷善於玩弄數字，講得頭頭是道，且有佐證，沈葆楨聽得滿心歡喜。但招商局南洋雖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為主，所以沈葆楨表示，這件事應該會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機不可失！」盛宣懷為沈葆楨解釋，洋人以冬至后十日為歲終，在這年便是四天以後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換一次現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為止。過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談判，便撿不到這個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資，重整旗鼓，招商局便會遭受威脅，惟有乘機歸併旗昌，招商局始能立於不敗之地，結論是「事有經權，而況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範圍之內，大人不但當仁不讓，且須當機立斷。」
沈葆楨盤算之下，還有顧虛，美商的旗昌固然歸併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將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為慮；旗昌歸併以後，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號之多，勢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著招商局走。招商局從前吃虧的是，自己沒有碼頭棧房，有時不能不遷就太古、怡和，現在有了旗昌的碼頭、棧房，不必再遷就他人，主客之勢，自然就不同了。還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辦保險，利權不外溢，就等於另開了一條財源。」
沈葆楨完全被說服了，命盛宣懷當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談判，盡量壓低「受盤」的價格，先把交易敲定下來。至於收買旗昌的資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辦之議，命盛宣懷儘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數以「官本」補足，如何籌劃，另作計議。獲得這樣的授權，騙局已必可實現。盛宣懷一到上海，復又調動官款，收買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以後，一面委託一名外國律師擔文，辦理接管的手續；一面趕到南京，向沈葆楨復命，事情已經定局了。
據盛宣懷的書面報告，說是「議定碼頭、輪船、棧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概在內，現銀二百萬兩。其餘漢口、九江、鎮江、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總計二百二十二萬兩，較原來的開價，減了三十萬兩之多。
至於付款的辦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銀二十萬兩；約定十二月十八日續付二十萬；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萬，即行交盤。餘數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於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藉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啟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為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折尾上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對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為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於回護。
果然，四年以後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折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蒙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班「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
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於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后，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盤，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係，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為。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團茅草，如何僥倖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枝筆，做京官決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為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年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撫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了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後的歷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的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裡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於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製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帳目，逐款嚴查。」
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採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厘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係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帳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幾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帳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人，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於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於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裡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楨說：「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歷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其次是各省所撥的官款，總計一百萬兩，照數轉付旗昌銀行，銀數固然分毫不短，但古應春深知內幕，指出這一筆百萬銀子中，盛宣懷等人中飽了四十四萬兩。
「證據呢？」各省官款是實數，都由阜康匯來，招商局派人來提走了白花花的現銀，轉存外國銀行。可是，付給旗昌的，不是現款，是旗昌的股票。」古應春有《申報》為憑，載明當時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兩，實值五十六兩。
這就是說，盛宣懷只須花五十六萬兩銀子買進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萬銀子的帳，豈非中飽了四十四萬兩。光是這兩點，舞弊的證據便很確實了。
徹查的結果，掀開了整個內幕，盛宣懷與徐潤等人所玩的花樣是：
第一，以定銀二萬五千兩，與旗昌訂定收買的草約。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購每一百已貶值至五十六兩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對抗洋商輪船公司，挽回利權的理由，捏詞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說動沈葆楨撥給官本。
第四，捏稱已付定銀二十萬兩，造成既成事實，並以運道凍阻，無須咨商北洋為借口，迫使沈葆楨單獨負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委託英籍律師擔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萬兩匯到招商局后，盛宣懷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額十足抵換現銀。
第七，應付旗昌餘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墊付四十餘萬兩，尚短六十九萬，由「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費盈餘等陸續給付。事實上現銀與股票之間，仍有很大的一個差額，飽入私囊。
所謂「官本緩息」是江南各省撥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餘萬兩，應付利息，暫時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暫付一半，所餘一半改為股本。這樣陸陸續續，東挪西湊牽扯不清，根本是一盤糊塗帳。
哪知劉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懷等人先發制人，列舉了十八條申辯的理由，具稟北洋，由李鴻章搶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見，發生排拒劉坤一的意見的作用。加以盛宣懷的大肆活動，劉坤一的復奏，果然「留中」了。
李鴻章的復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劉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條」。他的筆下很來得，當下親自草擬奏稿，駁斥李鴻章。首先說明：李鴻章認為劉瑞芬等，查案不無錯誤，為盛宣懷極力剖辯，奏請免議；此則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能置議。不過，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的貪詐情形，頗為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聖主之前者。」
首先要駁的是，李鴻章所陳，當初收買旗昌，請撥官本銀一百萬，並飭兩准鹽運使勸鹽商就「鹽引」派搭股份，預計可得銀八十萬兩，再通飭南洋各省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劉坤一先引沈葆楨當年所奏，「臣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儘力攢湊，只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儘力籌撥一百萬兩」的原文，向李鴻章提出質問：「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一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系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於折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札飭各司道查照辦理？」
李鴻章又說，藩司、運使、關道並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僅集股銀四萬餘兩」。雖有「官本緩息」等項，可以彌補此一百二十二萬兩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懷等不得不暫向錢莊借款來付旗昌，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負擔甚重的由來。
對這一點，劉坤一分兩方面來駁，一是由沈葆楨方面來看，倘如盛宣懷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而要動用官方力量勸諭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輕擲百萬庫款」嗎？
再是從盛宣懷方面來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說的方法來湊集，那末「鹽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關道勸諭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當具呈催問，而竟無一字之稟，甘願以重息在外稱貸，這是合理的嗎？
由此分析，劉坤一作一論斷：「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為實，無俟他謀也。」又說：「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覆籌商，至於數目，必須斟酌盡善，而後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劉瑞芬等為未查原卷也。沈葆楨於光緒三年陳奏餉事，論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言之隱矣。」接下來又說：「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而是因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當時已瀕臨倒閉邊緣，即欲收買，應照西洋「折舊」之例，為何照原價承受。劉坤一最有力的指責是：「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屆，竟虧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國帑高資，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春入局經理，是為第六屆，遂余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並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內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即將盛宣懷查抄，於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原來此騙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舊船、碼頭、倉庫的管理，亦須大筆費用，成了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盛宣懷、唐廷樞計議，不如找個人來接辦，以便脫身。多方物色，找到一個江蘇的候補道葉廷春，同意接手，其時為光緒四年夏天；依照西洋會計年度跨年的演算法，稱之為「一屆」，這年是第六屆。
葉廷春接辦后，實事求是，辦求節流，至年底盈餘二十九萬兩；到第二年會計年度屆滿，實盈五十三萬餘兩，即是劉坤一所說的「短長並計」。
盛宣懷等人的原意是，金蟬脫殼，將葉廷春當作「替死鬼」，不過葉廷春居然能將這個爛攤子經理得有聲有色，貪念一動，便又設計排擠；葉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懷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奧援，說不定會惹禍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歸盛宣懷等人把持了。
劉坤一此奏，事實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懷本萬無可免，哪知奏報到京，適逢慈安太后暴崩，這件案子便壓了下來，胡雪岩原以為慈安的「大事」一過，會有結果，盛宣懷等人撤職，招商局或者會派他接辦。可是他沒有想到，盛宣懷另外走了一條路子；同時李鴻章亦正有用他之處，兩人一湊，竟得化險為夷。
盛宣懷新走的一條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長春宮的總管太監李蓮英。此人本學的皮毛行生意，京師稱之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蓮英的外號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幾時賭輸了為債主所逼，無可奈何，「凈身入宮」。作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許多同行、朋友，仍有往來，所以盛宣懷得以找到關係，大事結納。
至於李鴻章有重用盛宣懷之處是，正在開辦電報。早在同治三年，俄國要求自恰克圖鋪設陸線，直達北京，朝廷斷然拒絕，俄國改變計劃，採取迂迴的辦法，先將西伯利亞陸線延伸至海參崴，然後與丹麥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設單心水線三條，一條是海參崴至長崎，一條是長崎至吳淞口外的大戢山島，又一條是香港至大戢山島。先後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島已在中國領海之內，但朝廷認為無足輕重，置之不問。
於是大北公司得寸進尺，由大戢山島沿長江伸一條水線進來，直通上海，在黃浦灘登陸，而且公然設局營業。這一來，俄國經海參崴、長崎而達上海；對於中國的政情、商務、瞬息之間便能傳到聖彼得堡。當然歐洲各國，也能經由聖彼得堡的轉運，獲得同樣的便利。
這條名為北錢。大北公司另有一條南錢，由大戢山島經廈門鼓浪嶼而達香港，長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嶼以達歐洲。南北兩線的電報最初只用洋文，後來發明四個阿拉伯字編組的中文嗎，一共七千字，印刷成書，普遍發售，於是，不識洋文的中國人，也能分享電報的便利了。
其次英國亦不甘讓大北公司獨擅利藪，同治九年由英國公使威妥瑪策動英商東方電報公司，自英國設海線經大西洋、紅海及印度洋而達印度；再另組大東電報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這條海線經新加坡、越南西貢等處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國申請自香港鋪錢經汕頭、廈門、福州、寧波至上海時，卻一直未獲成議。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黃埔設局營業，大東公司毫不客氣地自香港經福州，設海線至上海寶山，再轉接至英租界，開張營業。
盛宣懷是早已看出電報這項萬里一瞬，恍同晤對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內地架設陸線，頗為不易，最大的障礙是，破壞了人家的風水，一定會發生衝突，即令勉強架設好了，亦會遭人拔桿剪線，所以對此事的進行，一直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樣到了光緒五年，機會終於來了。當時因為伊犁交涉，中俄關係大為緊張，除西北以外，東北及朝鮮的情勢亦頗為不穩。李鴻章統籌軍務全局，看人家有電報之利，掌握軍情，佔盡先機，未戰已先輸一著，因而接納盛宣懷的建議，延聘大北公司的技術人員，架設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陸線，試辦軍報，效果良好。這一來，盛宣懷自然要進一步建議，創設由天津至上海的陸線電報。光緒六年七月，李鴻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陸路則有火輪車，飛行絕跡數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於是和則玉帛相親，戰則兵戎相見，海圍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以遲速懸殊，望塵莫及。」
最明顯的實例是，曾紀澤從俄國打回來的電報，到上海只須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輪船傳遞，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陸路驛遞，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里反遲十倍。」電報的靈捷，真令人夢想不到。
至於軍務上的用途，李鴻章舉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軍報為例，說是「號如各營，頃刻響應」。這兩句話對醇親王來說，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鴻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納了盛宣懷的策劃，決定建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當然是委任盛宣懷負責籌備。
其時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將發作，盛宣懷看得很清楚，籌辦內陸電報一事辦成功，可以將功折罪；但必須從速進行，而且要諸端並舉，頭緒搞得非常複雜，非由他一手經理，換『個人就無從措手不可，因為那一來即令有了處分，亦不能馬上執行。只要一拖下來，等大功告成，李鴻章奏請獎敘，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處分。
因此，盛宣懷首先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奉到總辦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請丹麥教習，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同時向外洋採買機器，三天一個稟帖；五天一個條陳，把場面搞得非常熱鬧，至於最要緊的勘察線路，卻不妨慢慢進行，他知道這件事很麻煩，不願一上來便遭遇一片反對的聲浪，且等機器買到了，人也訓練好了，諸事就緒，就差架線，那時用一道上諭，責成沿路各省督撫實力奉行，自然暢能無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總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為盛宣懷這一關就算能過得去，「電報總局總辦」這個差使，一定不保。哪知這一回的預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儀那裡來的消息，劉坤一的奏摺，讓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摺，由各省駐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內奏事處，用黃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長春宮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軟而厚的摺子上，用指甲掐出記號，內奏事處的太監看掐痕用硃筆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該部知道」、「交議」，以及請安摺子上批一個「安」字之類。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議」亦就是交軍機，名為處議奏；在第二天一清早發交值班的軍機章京，名為「早事」，奏摺留中，「早事」不下，軍機處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無從催問，當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問；盛宣懷在軍機都打點到了，所以絕無人談論劉坤一有這麼一個復奏。
能使得慈禧太後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說是李蓮英的功勞；但據徐用儀說，卻得力於醇王的庇護；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還是盛宣懷那三寸不爛之舌厲害。
由於李蓮英的保薦，醇王特地在宣武門內太平湖的府邸接見盛宣懷，原來從光緒皇帝接位以後，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親貴及朝中重臣，都認為他不宜過問政務，投閑置散，只管著神機營，六七年下來，不免靜極思動；如今慈安太后駕崩，慈禧太后大權獨攬，而恭王當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樣，看樣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會遠。一旦接了軍機處，必定同時也接總理衙門，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是洋務，聽說盛宣懷在這方面是個難得的人才；又聽說電報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卻還茫然不解，因而聽得李鴻章談起盛宣懷的能幹，以及籌辦電報總局如何盡心儘力，當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來談一談。」
盛宣懷以前雖沒有見過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個門客「張師爺」，卻早為盛宣懷所結納，逢年過節，必有禮物；不一定貴重，但樣數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顯得情意殷勤，張師爺對盛宣懷頗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見醇王以前，特別關照兩點：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認為中國要跟西洋學，醇王不以為中國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雖然好武，但自己覺得書也讀得很好，詩文都不差，所以說話時要當心，千萬不能讓他覺得人家以為他但明武略，並無文采。
盛宣懷心領神會，想起素有往來的工部尚書翁同齸，身為帝師，與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詩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詩稿來，念熟了好幾首，以備「不時之需」。
在府中撫松草堂大禮謁見了醇王，自然是站著回話；略略報了履歷，靜聽醇王發問。
「那電報到底是怎麼回事？」
「回王爺的話，電報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聽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話，不免另眼相看，便即問說：「你也讀過兵書？」
「在王爺面前，怎麼敢說讀過兵書？不過英法內犯，文宗顯皇帝西狩，憂國憂民，竟致於駕崩。那時如果不是王爺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設想了。」盛宣懷略停一下又說：「那時有血氣的人，誰不想湔雪國恥；宣懷也就是在那時候，自不量力，看過一兩部兵書。」
所謂「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變」時，醇王受密命在熱河迴鑾途中，夜擒肅順；到京以後，又主持逮捕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聽盛宣懷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懷在想，當年英法內犯時，如果也象去年那樣，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設了電線，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問：「你倒說說其中的道理。」「有了電報，就是敵暗我明了。兵貴神速；制勝的要訣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洋人剛剛上岸，兩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闖。可是他的耳目不靈，就可以智取；譬如他們有多少人？槍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進攻？我們打聽好了，發電報過來，就可以在險要之處，部署埋伏，殺他個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斷握拳，彷彿不勝扼腕似的。「僧忠親王的神武，天上聞名，八里橋那一仗，非戰之罪；當時如果有電報，洋人決不能僥倖。」
「我想想。」醇王閉上眼，過了好一會才睜開來，「照你的說法，洋人的兵輪來了，如果炮台擋不住，一上了岸，行蹤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簡直是寸步難行了？」
「是！王爺真是明見萬里。有了電報，不但洋人內犯，寸步難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擋得住。譬如說，登州到大沽口，沿線如果有電報，就可以把洋人兵輪的方向、大小，還有天氣好壞，逐段報了過來，以逸待勞，有備無患，哪裡會有擋不住的道理？」
「嗯，嗯。這道理也通。」醇王問道：「電報還有什麼用處？」「用處要自己想，中國人的腦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處比洋人多，不過利用電報也可以做壞事，所以請王爺千萬記住，將來管電報的人，一定要是王爺信得過的親信。」
「喔，」醇王問道：「怎麼能用電報做壞事？。「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懷說，「打仗的時候，謊報軍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說得不錯，這一層倒真要當心。」醇王又問：「用電報還能做什麼壞事？」
「有。」盛宣懷想了一下，「我說個笑話給王爺聽。」
在他人看是笑話，身歷其境的人卻是欲哭無淚——數年前有個姓候補道，被派到外國去當參贊，無意間得罪了同僚；一個姓呂的庶務，在使館經手採買，營私舞弊，為胡參贊在不經意中所揭發，於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為理由，奏請調遣回國，仍回原省候補。京中照準的公事一到，呂庶務方知其事，私下打聽，才知道是吃了胡參贊的虧，自然恨之入骨。
這姓呂的城府極深，表面聲色不動，對胡參贊的態度，一如平時，彷彿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國，是由於胡參贊多嘴的緣故，臨行之時，問胡參贊是否要帶家信？萬里重洋，難得有便人回國，使館同事都托他帶家信、帶物品；胡參贊如果獨成例外，顯得彼此倒象有什麼芥蒂似的，所以也寫了家信，另外還買了兩個表，托他順便帶回國去轉寄。
姓呂的是捐班知縣，原在江蘇候補；胡參贊家住吳江，密邇蘇州，因此，信上雖寫了吳江的地址，並且關照只順托民信局轉遞即可，而姓呂的情意殷勤，特為跑了一趟吳江，拜見胡參贊的封翁，大談異國風光。胡封翁心繫遠人，得到這些親切珍貴的信息，自然很高興，也很感激，寫給胡參贊的家信中，對這位「呂公」盛讚不已。姓呂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動得很勤。胡參贊也常跟姓呂的通信，竟結成了至好。
此人之謀報復，是一開頭就打定了主意的，但採取什麼手段，卻順看情況，視機會而定。不過他也深知情況愈了解，機會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認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會有機會。果然，機會來了。
這機會其實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況，胡封翁在家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全家亦無不重視「老太爺」的一言一動，有一次胡封翁「發痧」，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已鬧得天翻地覆。姓呂的看在眼裡，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幾經考慮，定下了一計，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兩年前的夏天，天時不正，疫癘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幾個人，胡封翁並未感染時疫，只是年紀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個，內心不免抑鬱，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呂的便寫了一封極懇切的信給胡參贊，細述胡封翁的頹唐老境，卻又勸慰胡參贊，「為國宣勞，自有天助」；全家孝順，對老人照顧得極周到，何況還有朋友在，緩急之濟，必當全力相助；胡參贊大可放心。
估量這封信已寄到了胡參贊手裡，同時判斷胡參贊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話絕無矛盾時，他發了一個電報，只有八個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參贊自然深信不疑，所謂「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來奔喪。胡參贊便向公使陳明；公使電奏：參贊丁憂，請予開缺；並聲明派何人代理參贊的職務。哪知電奏到達上海之日，姓呂的又發了一個電報，更正前電。
可是已經奏了丁憂開缺，卻無法更正。胡參贊吃了一個啞巴虧，只有請公使備文呈報總理衙門，轉咨吏部備案，否則將來到了胡封翁壽終正寢時，胡參贊連發喪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絕後的笑話。
醇王由於這個笑話的啟發，想到了許多事該敬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電報亦是如此，非得託付給很妥當的人不可；否則機密容易外泄。」他說：「疆臣窺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況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彌縫，那一來朝廷的號令不行，國將不國，太可怕了。」
聽得這話，盛宣懷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時覺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懼，只讓他想到電報的好處的必要。
於是他略想一想答說：「王爺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們知識淺薄的人所能及。不過由王爺的開示，宣懷倒想起西洋的一個法子，不知道有用沒有用？」
「什麼法子？」
「就是密碼。」盛宣懷答說：「現在漢字的電報，每個字四碼，有現成的書，照碼澤字，那是明碼，如果事先約定，碼子怎麼拿它變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碼，或者減多少碼，只有彼此知道，機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來還有這個法子，醇王問道：「這個加碼、減碼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了？」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謂「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張厚紙。使用的方法是，通信雙方預先約定，用多大的紙、每頁幾行、每行幾字；其次是看用那種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處？然後就要花心思了，猶如科場考試的「關節」那樣，把要說的一兩句話，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廢話之中。收信的人，將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來的字，連綴成文，就是對方要說的話。「套格」確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來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裡有墨水，嵌字貴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絕不知其中的奧妙；第二，是不能暢所欲言，數百言的一封長函中，也許只說得五六句話。
「比較起來，加碼、減嗎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懷又說「還有一層，套格一定要預先做知好，送交對方；加碼減碼，只要先有一句話的約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碼本，當然頭兩個字要用明碼，不然對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個密碼本了。」
「這話我不大懂。」盛宣懷字杏蓀，醇王很客氣地稱他「杏翁，請你說清楚一點兒。」
「是，譬如說吧，王爺交代我『天地玄黃』四個密碼本——實際上是交代一句話，『天』字減一百二；『地』字減三百三；到得王爺給我密碼時，頭兩個明碼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數碼都要減三百三十，原碼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實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這個碼字的字，才是王爺要用的字。」「那麼，旁人只要知道了加減多少，密碼不就不密了嗎？」「是，是！王爺一語破的。」盛宣懷答說：「所以最保密的辦法，就是自己編一本密碼本；不按部首，隨意亂編。這個密碼本一樣也可以加減數碼，密上加密，就更保險了。
接著盛宣懷又講了許多使用電報的方法與訣竅，譬如象「洪狀元」——洪鈞發明的韻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兩個字來表明月日，如「寅東」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東為「一東」；當然也可以再加上時辰，「寅東寅」為正月初一寅時，第二個寅字與第一個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會弄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醇王完全為電報著迷了，「杏翁，」他說：「你能不能把電報怎麼發、怎麼收，演練給我看看？」
王爺怎麼說『能不能』」王爺吩咐，宣懷自然遵辦，不過先得預備預備。」
「要預備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樣，盛宣懷計算了一下，允以五日為期。辭出王府，立即遣派專人到天津，調了兩名電報學堂的教習，帶同得力學生及工匠，運用收發報機、發電機之類，在醇王府中，臨時架線，布置妥當，恰好是第五天自設的限期。
醇王府的範圍很廣，花園題名「適園「，正廳名為「頤壽堂」，是恭王所題；內懸同治皇帝御筆「宣德七德」的匾額。這是極嚴肅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設電杆；所以在頤壽堂后拉線，一端通往堂東的風月雙清樓，一端通往撫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風月雙清樓寫了一通很長的電碼交發；盛宣懷親自在撫松草堂照料，收到電碼，交由兩名學生分譯。
這兩個學生程度很不壞，電碼更是熟得不須翻書，便能識字，一個念、一個寫；盛宣懷站在他們身後細看，只見寫的是：「京華盛冠蓋，車馬紛長衢，十日黃塵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見林壑疏，朱邸開名園，別在城西隅，東風二三月，雜花千萬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窺文魚，追陪竟日夕暫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國春日游適園詩也。即錄送風月雙清樓。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國」指李鴻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別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這句詩竟不成話說了。盛宣懷便指著字面問：「這是不是錯了？」
「不錯。」
「可是意思不通。」
筆錄的那學生想了一下，將「女足女足」四字塗去，另寫了「S*S*」二字，盛宣懷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電報新書」中，並無「S*」字；所以醇王用測字法，寫成「女足」。
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個小小變通辦法。醇王對於自己初次使用電報，遇到難題，而能應變，且為人所接受，證明他的變通辦法是行得通的這一點，非常得意。同時電報在他的感覺中，不僅是可靠的，也是可親的了。
這使他記起許多往事，有些得自傳聞，有些則是親身的經歷。清宮中對秘密通訊的方法，一向重視，尤其是在得失榮辱，甚至生死存亡，決於俄頃的緊要關頭，能夠運用獨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記憶中，早年聽說過康熙末年奪嫡的許多故事，有的使用「礬書」；有的用羅馬字代替滿州話的「字頭」來拼音，「九阿哥」胤的門客中，有一個是「東正教」的教士，因而發明了用俄文拼音來表達滿州話，傳遞反抗雍正的信息，雖為雍正截獲了，卻不知說些什麼？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終是個謎。
醇王親身所經歷的是「辛酉政變」。那時肅順等人將兩宮太后與諸王隔離開來，尤其是對恭王，監視更嚴；以致於不得已用太監安德海使一條苦肉計，偽裝他犯了嚴重的過失，痛責一頓板子，打發回京，實際上是攜帶兩宮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當時有電報，能用密碼通信，調遣神機營到熱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裡帶人到旅舍，將肅順從他的姨太太身邊拉起來那種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這樣，由於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後進言，說盛宣懷目前總辦電報局的差使，極其要緊，且亦無人替代，不宜對他有所處分。而況就算他有過失，能將電報辦好了。亦足以將功折罪。同時李蓮英亦一再說盛宣懷如何有良心，一定會感恩圖報；如何能幹，可資以為耳目，終於使得慈禧太后決定將劉坤一的奏摺「留中不發」，只是由總理衙門給了北洋一道咨文，飭令盛宣懷不得干預招商局局務。
獲知了這些內幕，胡雪岩在內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數年以來，他雖看出盛宣懷機詐百出，不是個好惹的人，但總覺得此人還不成氣候，無需過慮，而此刻他覺得遇到了一個勁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