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1

不可思議,到故鄉給母親奔喪的第二天早晨,我會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來,牆上有幅畫,是日本導演宮崎駿動畫片里的幽靈公主,她騎在白狼身上,披著銀色的獸皮披風,手持長矛和短刀,短髮飛揚,憤怒又聰慧。對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這小小的空間屬於我一個人,周身上下放鬆一些。母親屬豬,今年83歲。我屬虎,今年44歲,母親在她39歲那年生下我。記得幽靈公主說,我一無所有,我被人類遺棄。她的話深深地震動了我,這正是這個世界留給我最初的記憶。

但是我有母親,活了半輩子的我才明白,母親從未捨棄我,她生了我,養大了我。

母親大半生的歷史,在我那本自傳里詳細寫了。寫那書,是11年前,在倫敦開了個頭,就回南岸老家繼續寫,正值酷夏,母親一大早起來做稀飯,有時加綠豆,有時加冬莧菜,有時加皮蛋瘦肉,稀飯到中午已涼,吃時正好。她做的冷盤每天不一樣,尖椒清炒后,與生萵筍絲相拌,摘兩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開水裡焯過,放油辣子蒜鹽。醬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開胃可口。算起來,那時她72歲。母親的晚年以1996年為界,之前與父親在一起,不必擔心。父親1999年6月15日過世后,她過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鄰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這功課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帶著丈夫回去住了一個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厲害,懷疑自己懷孕了。

他說:「若是真的,我們不要,有孩子很麻煩。你受不了當母親的苦,我們花不起這時間,更不用說要負起當父母的責任。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已有一個女兒,千辛萬苦養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邊,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結了婚,一年半載才有一次電話,都是要錢的,有孩子沒有任何好處。」

一檢查,果然是孩子。我沒有選擇餘地做了流產手術,與18年前一樣,在七星崗婦產科醫院,同樣的手術室,只是那時不能打麻醉,而現在可以。

我做完手術當天,丈夫就飛到上海與前妻見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從澳大利亞回去看娘家人。母親清早去菜市場買了只老母雞給我補身體,母親怕血,不敢殺。父親眼盲,母親就扶著他到走廊里,把刀遞給他。父親把雞交到母親手裡,母親還在發抖。她怕血。這點我與她相同,最懼怕殺生。如果父親不殺那可憐的雞,母親只得乾瞪眼,我也沒有吃的。

母親不高興我丈夫抽身離開,但對我啥話也沒有說,只有一次,我寫得不順手,坐在那兒望南山,聽見母親在嘆氣。她對父親說,我找你這個男人不像看上去那麼好,但終生可靠。

不等父親說話,母親又嘀咕:「有孩子,一個家才是家。沒孩子,兩個大人是兩條隨風飄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說了。」

我呆在那兒,心裡有一肚子的話想對母親說。母親似乎沒有祝福過我的婚禮,當我把結婚照片寄回重慶,她看看照片,繼續抬頭看電視節目了。

2

他是我前男友的同事,兩人在辦公大樓里打過幾個照面,稱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到美國留學,之後來了幾封簡訊便沒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兒見過他的信,字跡不大,有孟體風格,語氣謙虛,學識廣博卻不賣弄,心還細,附了好幾張英國郵票。兩人一起編譯一本外國藝術空間蒙太奇集,可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

前男友的老師聽說他從倫敦回北京,離婚後,想找一個中國人結婚。這位老師想到我,正好在北京,於是安排我們見面。打了幾次電話都不巧,最後他乾脆讓我們自己商量時間。在電話里他問我願意到旅館去?

我說沒問題。

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敲響他的房門。他打開了門,很親切地看著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別。就是那注視,註定了我們的今生。他握著我的手,讓我坐在沙發上,他自己坐床頭。他比我想的年輕,大我20歲,看上去最多年長10歲,因為個頭結實,顯得高,戴著一副講究的眼鏡,透出一種睿智和儒家知識分子氣質,他的眼睛沒離開我半分鐘。第一次遇上心儀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內心激動加緊張,手腳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說見面前擔心我不會大熱天來見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讓人討厭,而我不一樣。他問我是不是處女?我說我不是,可能從來就不是。

他說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當,我很驚奇。他說起以前在舊金山讀大學的冒險,趕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車,他與好幾個女友的事,包括他帶女友去性俱樂部的事,他問我,到那種地方會膽怯嗎?

怎麼會?中國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訴他,我成長的過程中,從沒人敢說戀愛,連對自己父母都不說,我愛你。愛是罪過,性更是醜惡,長久政治高壓,偽善道德,導致我們這一代人身心壓抑,精神空虛,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傳統。我們開黑燈舞會,沉醉煙酒,朗讀外國詩歌,辯論尼采薩特哲學,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評論,試驗各種藝術形式,我們跳裸體舞,隨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個人的懷抱。有天我喝醉了,讀到一張油印紙上的詩,說的就是災難中的孩子。詩里那種恐懼,就像是為我這樣的人寫的,安慰著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著我,眼睛里充滿驚喜。我突然明白過來,那首詩就是他寫的,我一直等著有一天和他見面,想與他這樣的人成為莫逆之交。

他說,你看我們註定會見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羨慕我在自己的國家進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見面5分鐘不到,他問我願不願嫁給他?

我沒說願意,甚至也沒說考慮,我只是開心地笑了。

那個下午,他要看我身體。我說,那就平等吧。我們彼此脫了衣服,他從後面抱住我。我把他帶到鏡子前,側過身去看他身體。他要與我做愛。我沒同意,說還沒有準備。他沒有不高興,只是理解地點點頭。

之後我們到街上,到處找一家有空調的餐館。不負有心人,我們找到一家小餐館,乾淨清靜,服務員熱情,遞上冰水,遞上菜單,向我們推薦田螺,說是早上送來的,很新鮮,用姜爆炒。我們還點了一個木須肉和豆腐。沒一會兒,菜端上來,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們用冰水當酒慶賀我們終於相遇,他讓我說自己,隨便說什麼他都愛聽。吃完飯,他叫了一輛計程車,帶我到北大,見一個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對我很親切,削梨給我吃,又說我的性格像她年輕時。看得出來,他明顯是請她做參謀。

第二天傍晚,門房告訴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沒想到,陪他到京順路走,那是通向機場的公路,種植著大量的花樹。他問我能不能陪他吃飯,我已吃過晚飯了,我還是爽快地答應了。他說那位老朋友給我打了幾乎滿分,讓他選我。在我之後,他又帶過一個漂亮的女畫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給那女畫家高分。我告訴他,我要去廣州看在那兒做生意的梅惠子,第二天就走。

我天天看著旅館對面騎樓下的鮮花店,那兒已換好幾種花,茉莉沒了,堆滿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樣子。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話問我在哪裡?第二句話要我答應嫁給他。

我說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繼續上大學里的作家班。他除了電話就是一封封長信,催我到英國。第二年春天我才辦好留學手續,飛到倫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帶花園的套房,兩室一廳,廚房和浴室都小,放一個洗衣機都沒多餘的位置,不過兩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個公園,還有一條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紀最著名的社會主義畫家詩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場,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轉動風車。周日有集市,售工藝品和南歐東亞食物,附近有一個全英國最大的超級市場,到地鐵則需要走20分鐘路。對我一個從未有過家的人來講,這兒簡直就是天堂。

衣櫃里是他從舊貨店裡買了兩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內外衣給我,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燒好了土豆雞腿,蒸了米飯。那天晚上我們做愛。沒有想的那麼好,也許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並不稀奇。春天了倫敦夜裡還冷得很,得點壁爐。他拍了好些裸體照片,因為夜晚光線不對,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著紅蘋果依靠床的一張最清晰,聳著眉頭,或許是因為蘋果象徵上帝不可寬恕的罪孽。

他說在北京他見過十幾位各式女人,有幾位是文學圈裡人,我聽說過名字。他大撒網,想找一個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見我之前,有的在見我之後。他和那位女畫家,在公園裡談終身大事,他在公園裡與她親熱。接下來發生的事,他像職業說書人,拍板叫一聲:「敬聽下回分解。」

我談不上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結婚,即便是結婚,他也有權利改變主意,或許別人比我更適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侶。只是別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後下定決心和我。難道不容許人服裝店裡挑來挑去,最後挑那看上去最愜意穿在身上最舒適的一件?後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幾個晚上我都和他說到自己的身世,說到1989年那個夏天的事。他眼睛濕潤地說:「可憐的你,一次次撿了一條命,相信我,我會對你好的,永遠愛你。」

他有興趣看我寫的小說和詩,給出很好的指導和編輯。我對他又提到80年代那些事,說得停不下來。他問我:「為何不把它們寫下來?」

我開始寫第一個長篇,那個全世界著名的廣場不是遠了,而是近了,每個人都在那兒盼望命運改變。我也在那兒盼望。因為盼不到,我才那麼熱切地希望見他,盼望他可以帶我遠離北京,遠離中國,我對這個世界失望透了。

除了寫東西,他說我應該在上學之餘找工作,他不可能養我。我英文不好,絕沒有好工作等我。他說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攝影時裝模特兒,賺錢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時間。

有時他陪我,有時我一個人去。有一家時裝雜誌要求嚴格,說我腰上有贅肉,必須減去。有一個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見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賺錢了,他的興趣大起來,在電話簿黃頁上找電話找公司。有一天他說拍私人電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時付酬。第一個顧客,一個頭髮微卷的英國中年男人,拿著錄相機,要我先拍情愛戲,脫得一絲不掛。我很生氣,拉開門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讓我看性愛場面的錄像,那段時間我夢裡全是黃的陰莖白的陰莖,粉紅深紅的陰道,光身子的人堆疊在一塊,集體性交,感覺不到性感,相反覺得他們是性機器。時間過得非常快,三個月過去,若是結婚,可隨英國籍的他拿到綠卡,或是重新申請學生簽證。對此,他猶豫不決。

結婚或是不結?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惱萬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臉,最後是他的一個英國女朋友給他下了決心,結婚並不會給你帶來災難,你怕什麼?

怕什麼?不必怕。他想通了,馬上開車帶我去選結婚戒指。

我們去當地教堂見神父,按規定得有兩周做禮拜我們必須在場,神父要問在場人:這兩人願意結為終身伴侶,有人反對嗎?兩周下來,沒人反對,才可結婚。我們第二次做完禮拜后,去附近公園走走。下雨了,兩人躲在一棵老橡樹后,神父打著雨傘經過,他朝我們笑笑。神父走後,天上出現了一道彩虹。

他望著彩虹良久,然後說:「這是吉祥之兆!」他緊緊地擁抱我。

舉行婚禮的那天上午,我們去附近一個黑人和藝術家喜歡的居住地,幾乎每天那兒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鑲銀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禮服,沒中式旗袍慣有打結的領口,一試,非常合身。攤主只要5鎊。又到另一家選了一頂白網眼的帽子,這個帽子倒要3鎊。我在帽檐繫上一根紫色的綢帶,這帽子馬上有了自己的靈魂。

下午在教堂,來的都是他的學生和大學里的同事。神父看見那麼多英國人會說中文,嚇了一跳,才說以前以為他是唐人街的老闆,弄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姑娘來假結婚。我和他面面相覷,對神父之說,抱以理解之笑容。

參加婚禮的女客都問我,這身婚禮禮服在什麼地方買的,真漂亮!多少錢?我該怎麼回答呢?

若我說在二手攤上,只花8鎊錢,相當於人民幣一百多塊,就把這一生最重要的儀式度過。她們即使不嗤之以鼻,也會覺得我太沒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儀式能如此過?!不能讓男人付出血本,操辦像樣的婚禮,不要說鑽戒,起碼得有身新禮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歡白色婚紗,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樣,對婚紗充滿了夢想。夢想就是夢想,自己沒有穿白色的婚紗,好比留著一個空間,可在那兒想著,安靜地看著自己,並沒有失去什麼。我在那個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給他。婚禮當晚,他給我說了那麼多他和我的婚姻與別的婚姻不一樣,我們有絕對的自由,我們不是對方的奴隸,同時我們經濟分開,不要讓婚姻像墳墓葬送我們的愛情,嫁給他,只是幸福的開端。

那麼,婚姻完全不像小時看見鄰居們只是生兒育女的過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樣夫妻捆在一塊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險,是藝術,是想象力的原始催發地,像萬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燦爛禮花。

第二天我們去布萊頓度蜜月,他帶我去海邊天體營。他是快樂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萬分。烏雲壓下來,我們飛快地穿衣服,從海邊往朋友家跑去,烏雲追著我們,閃電鞭擊雷聲,千軍萬馬逼過來,要吞掉我們。可是我不怕,我想,愛情比那閃電和雷都迅速,狠狠地擊中了我,我是愛這個人,有什麼理由不愛在上帝面前發誓將終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願意在這個異國他鄉與他相依為命,一生一世。

3

我閉門不出,連續寫了三個月,第一個長篇完成。有些像日記,幾個年輕人在80年代後期的經歷。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歡送朋友出國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點像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成受之輕》的格局。

他非常高興,要慶賀,於是我們去了巴黎。與小說中出現的兩個朋友見面,也和後來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見了面,沒想到他喜歡,寫了長序。台灣的出版商,讓我儘快修改,他以第一時間出這本書,請了住在北歐的評論家寫了序。出版商和寫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個英國人辦的中文報紙發表了小說片斷,這個英國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譯者,但一拖再拖。

他說,不能等他們,便譯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國出版社和經紀人那兒,少有回信,也只是說不要,大多沒有下落。在英國出書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這個想法。

我在大學圖書館讀到台灣報紙關於詩和小說大賽,以一種封閉姓名評選的方式,我想去賭一把。

結果我撞上了好運,又以同樣的方式在台灣報紙得了好幾次文學獎。這無疑在台灣給自己開了扇出版大門。

他說,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覺,但得告訴我,得戴安全套,我就會對你更好,但不許對別人說愛,不許愛上,我就會永遠愛你。他睡著后,我洗盤子碗筷,清潔房間和廚房。那段時間,我們家經常來朋友,住在家裡。他有時要我對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種事。他的朋友當著我的面說,並不喜歡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換被套枕套,因為沒有洗衣機,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後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費力地擰乾,裝在桶里,費力地提到花園裡,曬在繩子上。

我們有一年冬天去紐約,經過一家高級俱樂部,他說他的夢想,是所愛的女人在這樣的俱樂部跳脫衣舞給他看。他問我能不能讓他實現這個願望?我很為難,看到他失望的樣子,才點了點頭。他與老闆談了好幾分鐘,老闆才同意。時值下午,加上他,只有兩三個客人。從未在大庭廣眾跳這種舞的我,只是從電影里看過,T台上只有一個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頂齊耳紅髮戴在頭上,走上台。因為愛情而跳舞,自帶幾分熱情和羞澀。最後,我沒有脫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換衣間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來。

他說:「很遺憾你沒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們回了一次重慶,那是第一次他見我的父母。當時南岸六號老院子還未拆,樓上閣樓無法住,父母都住在樓下。我們回家后,父母堅持要把架子床讓給我們睡。母親在堂屋搭了一個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鋪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發現母親已挎著竹籃子從石橋集市買魚肉蔬菜回來。我們在家住了兩天,就搬到城中心一個新建五星級飯店。他說:「這是你衣錦還鄉,你已盡孝道,現在該向外表現,你嫁我是對的,以免別人說嫁了一個糟老頭子。」

小姐姐帶著女兒田田來飯店房間洗澡,他給她倆照了好些照片,他說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慶真是虧了她。

幾天後我們回到北京,臨睡前他告訴我,在我不在家時,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畫家聯繫上了,她來家裡見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絨旗袍,只是換了一種深藍色,長發盤在腦後,襯出她修長的脖頸。她說對性不太感興趣,可是特別喜歡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幾年前苗條。

為什麼要在我不在家時,事後才告訴我呢?我說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惱火,說我是一個醋罐子。我指責他不守允諾。

4

5年過去,我在倫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國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們家請客,我也請了他,他說是前首相希斯請他和朋友去高級餐館吃飯,還不如我做的回鍋肉和排骨白蘿蔔湯好吃。談話中間,我說到這部稿子,他說他的教授認識一個很不錯的文學經紀人,他願把稿子帶去試試。

很快有了迴音,說是經紀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見面。

這天,我們和倪按約走進一幢維多利亞式的房子。上樓時,倪說這個文學經紀人以前是一個很有名的出版商,現在她和另一個人共同擁有這家文學代理公司,那人名聲極大,代理過那本轟動全球的暢銷書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我們到了四層。女經紀人四十歲不到,長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說非常喜歡這小說。她讓我等一下,說她的合伙人也要來見面。

沒一會兒,男經紀人進來,他個子很高,五十來歲,他問我有沒有經紀人?

我說沒有。

他說他要代理。

女經紀人一聽,臉色都變了,不過嘴上倒是沒說什麼。

見面進行了半個多小時。出來后,陪我去的兩個男人比我還興奮,他們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樣,彷彿我已成了暢銷書作家。其實,我這個懵里懵懂走進英國文學界的人,對未來渾然不知。

兩個經紀人拿著他的英譯草稿在法蘭克福書市上賣了十幾個國家。他們請我吃飯,慶祝這個非常好的結果。吃完飯,男經紀人當著在座的人說,要開車送我回家,這很繞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開男經紀人寄來的一封信,當然信是給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熱情。但是他火氣大,說我在晚上與此人發生了什麼感情上的事,而沒有告訴他。男經紀人不是一個壞人,他是否超出職業外和顧客之間的糾葛,本不是值得討論的,他懂得生意經,做我的書做得不錯,他甚至先出定金,讓我寫自傳,並且售出,從另一方面也說明我的書本身不錯。

那之後發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亞看他的女兒和前妻,我又懷孕了,做了人工流產。我很難過,一個人蜷縮在黑暗中,聽著窗外的老橡樹被暴雨吹打發出可怕的聲音。

那個夏天,他開始在停車場教我開車,因為我不得要領,他不停地朝我發脾氣,態度壞到讓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後來聽人說要想兩口子關係變壞,就讓其中一人教另一人開車。那年秋天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邀請我作為作家參加。他為我準備了個人創作簡歷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書的英文資料。在記者招待會上,男經紀人看見這份資料,認為我有意要跳槽,大為惱火,幾乎當場與我翻臉。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歐洲國家請我去做新書宣傳。他從來不去,他本意是好,讓我自由。那段時間,他是我最好的秘書和精神後盾,所有我與歐洲出版社往來的信件都是他處理,我所有的銀行支票、銀行賬和信用卡也是他處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學校教書,下午我與他通電話,他抱怨手頭寫的關於巴黎一朋友的論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費他的時間,他不僅花時間在我身上,還要花時間在我的朋友上。他說,他在大學教書是教一些小學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國,而我不肯回。

我們在電話里爭吵起來。他說你說死,那就去死吧。

我說我會的。

他說你是個口頭主義者。

我放下電話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藥。換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長衣裳,梳了梳頭,躺在床上,心裡非常感謝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難,沒有一個人愛我,我也沒能力愛人,更沒有力氣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電話來,我說了告別的話就擱了電話。他一聽不對勁,再打電話,我不接。他焦急萬分,打電話給他,他不在辦公室,他只好找在倫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離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門拗開,救護車也到了門前。

安眠藥起了作用,我被抬著上車,好像是在做夢,我聽見人說:「她的丈夫來了。」便費力地睜開眼看。暮色之中,他背著他沉甸甸的辦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這邊張望,那麼無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無辜,而且看上去那麼孤獨,那麼悲傷。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知道。

醒來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邊。他要帶我回家,說是醫生給我洗了胃,沒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間,他似乎老了許多,我心裡滿是內疚,對他說,對不起。

他聽了,想說什麼,卻止住了。

醫院聯繫了心理醫生,每周去兩次。心理醫生頭髮灰白,問了好些問題,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長背景。這個人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功夫,對中國文革感興趣,對三年大飢荒更感興趣,對中國人到國外也感興趣,對中國現代化及經濟發展感興趣。心理治療成了我給他上中國當代歷史課。

我在英國看心理醫生的同時,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見丈夫和保證要辭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裡親吻。於是,她拉著丈夫回重慶。在長途汽車上,突然遇到幾個強盜搶劫,用尖刀逼著她丈夫交出錢包,丈夫不交,強盜要殺他,小姐姐去擋,結果她的右手掌幾乎被刀砍斷。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醫院搶救,馬上做連接縫合手術,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燙的溫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應天氣痛。丈夫先是被感動,與那女工分手,沒堅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繼續往來。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裡,天天與丈夫在一起,看那個女工怎麼辦?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請小姐姐來倫敦治手,想讓她換個環境。

我特別想念親人,期盼小姐姐的到來。

夏天小姐姐得到簽證來倫敦,他非常高興,陪我們兩姐妹去布萊頓海邊。車子從天體營海灘經過,那個在海邊裸體的年輕的中國姑娘,她身邊的中國丈夫手拿相機,變幻著焦距拍照。她怕水,還是走進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幾乎跌倒,她止住笑,趕緊說:「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開著車,經過那片天體營,連看也未看一眼。

車子轉了好幾圈,才找到一個停車位。我突然哭起來,不肯下車。他什麼也沒說,關上車門,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著手提包,也跟著他走開了。我在車裡看著他和小姐姐朝海邊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鷗瘋狂地叫喚,他們離我越來越遠,漸漸與海融成一體。

6年前我與他蜜月時來這個海灘,我們在雷聲轟隆烏雲狂卷向我們襲來的當頭,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現在風平浪靜,我卻看不見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從我18歲離開家后,我從沒把自己的事告訴過母親。並不是害怕母親不理解我,只是覺得母親知道了,會為我擔心。我把可以給她看的一面給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來。

可是母親,終究是母親,在她的眼裡,關於我,什麼都難瞞過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個母親不疼愛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親愛誰多一些,誰更受母親關注。母親愛我的方式,一向被壓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應與母親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卻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樣。

時間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從倫敦回到重慶與父母住在一起,時值我的自傳初稿快殺青,不過我還是抓緊時間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氣一天比一天熱,重慶許多廠子里發不起工人的工資。有雜誌社將一個中篇小說的稿費寄到母親這兒。我因為才做了人工流產手術,母親不讓出外,她說她去郵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頂草帽出門,可是到了傍晚也沒歸。我一會兒跑到陽台上看中學街,有無母親的身影,一會兒跑到前面走廊看。父親在他的房間里更是坐立不安。

這麼熱的天,73歲的老人,到郵局,一個多小時爬坡下坎,會不會中暑?

太陽都下到江心裡了,母親才回來。我對母親說,我和父親都著急壞了,太好了,你終於回來了。我把一杯涼茶遞給母親。她把稿費交給我。

我收過來,發現她不高興。就進到裡面房間,從皮夾里取出一些錢,放在一起給母親。

母親不要,我非要她收著。她說這麼多,那我給你存著。她喝完水,這才說她去了江對岸朝天門。

父親摸著從自己的房間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母親說:「朝天門馬路上坐滿了我們退休的人,我們很齊心,好些人同情我們,也加入靜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還是能看到朝天門,老頭老太太頂著烈日坐在發燙的地上示威。母親也在其中。她從郵局出來,就坐渡輪到了對岸。她遇上了王貴香,以前在船廠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貴香比母親小几歲,父親解放前在警察署當過文職官員,解放后被抓起來,關了3年,劃成分為官僚。父親被勒令到邊遠農村當小學老師,鬱鬱寡歡,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個技術人員,在50年代大鳴大發時給黨委書記寫大字報提意見,曆數二十條共產黨的不對,被投進石橋的孫家花園省二監牢20年。裡面有工廠,專做電扇的配件,他在裡面也是做技術員。後來因為犯人出逃與他有關,罪不可饒,被加刑槍斃。母親說,那段時間王貴香尋死好多次,都是母親守著她。母親與她同病相憐,成為好朋友。

「沒人中暑嗎?」我問母親。

「有。好在醫院不遠。我和你王娘娘熱得頭頂都冒煙。單位領導黑心腸,好幾個月都不發工資。我們很氣憤,隔三岔五跑那麼遠的路,過江過水去問,還遭個個白眼狼一頓訓孫子似的臭罵,說我們是老不死的,吃飽了飯沒事情干,像欺負三歲娃兒!工資沒有,生病報銷更沒有,有個得腸癌的老工友,沒錢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頭撞在醫院大門,沒了命。」母親說怕我們擔心,她就回來了。「王娘娘還在那兒靜坐。這些當頭頭的真是作孽呀!」母親唉聲嘆氣。

我真是小雞肚腸,母親進門把稿費交給我時,我還以為她是為我接過來不快。母親到廚房做晚飯,我過去幫她,她讓我回裡屋去繼續寫。

母親一直不知道我在寫什麼,她識字有限,我記得她有一個紅色硬殼筆記本,該是我生父送給她的。她在上面記了好些東西,每月生活花銷,哪個孩子外孫生病看病,用的草藥方子。字跡很草,要使勁認,才可猜到大半。後來這本子再也沒有見到。

那時在南岸母親的卧室,我經常寫著寫著,因心裡難受停下。母親不到我跟前來,她放一杯茶水就離開,關上門,有時她想進來取東西,在門縫裡看我,若是我沒寫字,她就推門。算一算,這本寫自己成長的書一共花了一年,與母親和父親住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也是成人之後,與他們住在一起最長的一次。書稿先在台灣出版,得了當年最佳書獎。母親也沒有看到這書,父親也一樣。

2000年這書才在國內出版,一時成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書,受歡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書里所寫的天府之國四川,人們口碑相傳,報紙紛紛轉載。記得在重慶和成都兩地書店簽售時,讀者送我金項鏈,大呼我的名字喊萬歲,解放碑新華書店門前排了長隊,擠斷了路,弄得警察都來維持秩序。弄得當地作家嫉妒,到有關部門去抗議,說以後再也不准我來簽售。讀者私下到我住的錦江飯店結了我的賬單,還有讀者送好些水果到飯店,並要開車送我回重慶。

大姐首先到書店去買了一本,生氣地拿給母親看,並把有些段落一個字不掉地讀給母親聽。母親聽得雙眼發紅,手裡緊緊捏著手絹,卻什麼話也沒說。三嫂和二姐異口同聲都對母親說: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國家人在讀,就我們中國,十三億人在讀六妹那本書,那些臟事,上了電視報紙,哼,還是臟事,有什麼了不起的?她不臉紅,我們還臉紅呢。」

母親見到我隻字未提,大姐卻把家裡發生的事一五一十講了,講得頭頭是道,最後,當然是怪我不該寫家裡的事,對我對這個家都不好,但這次她不加入他們的隊伍。

我問她:「為何這次對我網開一面?」

她說:「擔心你找我還開皮鞋店的錢。」

大姐坦率得可愛。

我心裡不止一次在想,要把書念給母親聽,可是沒有做到,每次都因為有人來而打斷。父親過世后,我到父親的墳前燒了一本書給他。

沒有我,這個家就會好過一些。也許父親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悶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養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沒有。

幼年時,我常重複做同一個夢:父親是一個持菜刀的人,有時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親對我既是威脅,也是個謎,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裡我大叫著醒來,心裡嚷著:「父親不要我!」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只有哭,每個人都被我恐怖的哭聲嚇醒。

父親在另一張床上,安靜地說:「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給自己解釋,父親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難道不是想保護我?我漸漸長大,以為這樣的解釋,站得住腳。

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我沒有對母親說,即使在對父親生氣時,我也沒有向他表示一點內心的焦慮和受傷。從小到大,父親幾乎沒有對我說過重話。有一次,我與三哥都從江邊渾身濕淋淋地跑回家,看見父親在院子大門著急地叫我們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親跟前,父親劈面就是一耳光甩過來。我痛極,卻一聲不吭地捂住臉。父親一定是把我當做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這樣,那他肯打我,就是親近我。父親一直比母親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戀,與歷史老師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經驗,就是我缺失父親的證明。我不是需要一個男人,而是在找父親,我想要人來愛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險,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價,要做出一生的犧牲,我都想要一個父親。這也是我以後與男人的關係,全是建立在尋找一個父親的基礎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註定了我會比世上任何一個女人都失敗,註定了我會比世上任何一個女人都不幸,並且會被傷透心。想想,我是多麼畸形之人,因為我天性殘缺。

父親到死也未說我不是他親生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裡我就是親生閨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層紙,是不想讓我在家裡社會上感到難堪。「私生子」這三個字,對任何人來講都不是一件容易過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靈有傷疤的人,長大后一旦知道這種身世,宛如八級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變顏色。那些父親憂鬱的眼睛看著我的日月,其實都在擔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結束,父親也在愛護著我這個他妻子和別的男人相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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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兒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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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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