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生活

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訂的合同，規定學習期限為兩年。我原來也只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台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SS(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制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制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只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制度還沒有實行，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裡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干乳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面飯館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麼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6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只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面。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面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里。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閑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后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后?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兒，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

回頭來談我的副系問題。我堅決不選漢學，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麼選什麼呢?我考慮過英國語言學和德國語言學。後來，又考慮過阿拉伯文。我還真下工夫學了一年阿拉伯文。後來，又覺得不妥，決定放棄。最後選定了英國語言學與斯拉夫語言學。但斯拉夫語言學，不能只學一門俄文。我又加學了南斯拉夫文。從此天下大定。

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裡面。從那以後，我每天到研究所來，學習一整天。主要精力當然是用到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個學生。大概從第三學期開始，來了兩個德國學生：一個是歷史系學生，一個是一位鄉村牧師。前者在我來哥廷根以前已經跟西克教授學習過幾個學期。等到我第二學年開始時，他來參加，沒有另外開班，就在一個班上。我最初對他真是肅然起敬，他是老學生了。然而，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他學習頗為吃力。儘管他在中學時學過希臘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對付這個語法規則煩瑣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卻束手無策。在課堂上，只要老師一問，他就眼睛發直，口發獃，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他始終沒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他沒有跳過龍門。

我自己學習梵文，也並非一帆風順。這一種在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語法最複雜的古代語言，形態變化之豐富，同漢語截然相反。我當然會感到困難。但是，既然已經下定決心要學習，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這二年內，我曾多次暗表決心：一定要跳過這個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