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漫長的距離

以下就是她告訴我的。

那天吃完有魚的晚餐后，亨利進房間看了會電視，就倒在沙發上睡了。海倫還在廚房裡忙著，燒泡茶用的開水。我坐在客廳里，其實不能算客廳，只是廚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風隔了一下。但是因為海倫看不見我，她就大聲喊叫著，好像打長途電話似的，吹她的寶寶三星期前結婚的事。

她說的就是寶寶長，寶寶短，就像電視節目里吹贏這個，贏那個一樣，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兒子都三十一了，她還是叫他寶寶。但興許海倫沒叫錯，她的寶寶還真是個寶寶，被寵得連等公共汽車都不耐煩。一次，他的車子壞了，他就打電話給我，口氣可親熱可有禮貌來："啊，姨，好久不見了。啊，姨，身體還好嗎？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車子用一下，我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求職面試。"

三天後，他把車子還來了，里裡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記——保險杠被撞得一塌胡塗，可樂罐扔得滿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沒找到。

因此，海倫讚揚寶寶的話我一句也沒聽進去，我正在想我怎麼會為車的事生這麼大的氣。因為我從不抱怨，回憶使我又一次怒氣沖沖。我在想，我的兒子是不會這樣的，塞繆爾不會說客套話，作為借東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倫的車去參加什麼求職面試。他已經有一份工作，在新澤西，是一個高級福利管理員，分析病假、病假補助，誰是真的生病，誰只是胡攪蠻纏。

海倫端著茶進來了，口中還是大聲講著，好像我在遠處似的。此刻她正在講瑪麗，"我有沒有跟你說起過？瑪麗幾天前給我來了個電話，告訴我她和杜準備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連這回已經是第四次了。我說，'你已經去過了嘛。沒必要再去了。'可她說，'沒有人是因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為沒必要去才要去。'"

海倫把茶遞給我。"我跟我女兒說，'這是什麼話？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國，我也去不了。'"海倫自己先笑了起來。"瞧瞧我的女兒！"她又說。"噢，我有沒有跟你講過？昨晚半夜裡，已經過了十點，她又給我打了個電話。"海倫揮揮手，做出討厭的樣子。"把我嚇個半死！我問她，咄什麼事了？有誰病了？出車禍了？杜丟工作了？'她說，'沒，沒，沒。我只是想打個電話。'"海倫笑著說，"你是怎麼想的？她幹嗎要打電話？說說看。"

"她是個好女兒。"我說。

海倫搖搖頭，"這一次她說她打電話不為什麼。不為什麼！這根本不是打電話的理由。"

海倫給我續了水，"當然呷，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個電話公司做的電視廣告，一個女兒給她母親打電話，不為什麼。我就對我女兒說，'你那麼老遠地打電話來，不為什麼？那麼，別說多了，太花錢了呀。'她說，'沒事。八點以後，打折的。'"

"於是我跟她說，'別犯傻了。電視上說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說快些，電話費還便宜些。誰知道他們的用意。'"

"她說，'啊，媽咪，電話費算不了什麼。'"

"我說，'哇！算不了什麼？怎麼能說算不了什麼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嗎？要這樣，別把錢送給電話公司，送給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倫和她女兒爭論的情景，她們浪費了錢來爭論不要浪費錢的問題。海倫真是蠢透了。

海倫嘆了一口氣。"結果我總算說服她把電話掛上了。"她看看我，開心地笑了起來，然後開始用中文跟我說，"瞧，她還是聽我的，她知道她母親還是對的。"她很響地啜了一口茶，"那麼，這星期珍珠給你打過電話了嗎？她也費了不少錢打長途吧？"

我知道，海倫問我這個，實際上並不指望聽到我的回答，因為她知道我女兒和我是經常不講話的，珍珠不會無緣無故給我打電話。當然，她會打電話跟我說，苔莎和克利奧在我這兒放一會。她也會打電話跟我說，你能在感恩節帶點塞火雞肚裡的中國填料來嗎？她也打電話來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來說吧，她打電話告訴我說，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過夜。實際上，電話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線電話里偷聽呢。

"珍珠住得不算遠。"我提醒海倫。

"聖何塞還是遠的。"她爭辯說，"有五十公里呢，區號也不一樣。"

"可她到我這兒的距離不是很遠。"我說。

海倫還不罷休，"夠遠的了！你每分鐘還得付附加費。你還是不能說得太多。"

"興許我們倆都不該說那麼多，"我說，"亨利已經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發上，嘴巴張得大大的，"我還是回家吧。"

"亨利，起來！"海倫吼道，然後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張開一隻眼睛，兩隻腳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邊去了。

亨利離開后，海倫就跟我說了，"好了，興許，我要講點好消息給你聽聽。"她笑了。

"什麼樣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從袖管里抽出一塊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後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幹嗎把事情弄得像佛教儀式一樣？

"現在你可沒地方好躲了。"她終於開口了。

"我沒躲呀。我就在這兒。"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現在你可以出來了。"她跳起來，找她的皮夾子，一個大包，然後把手伸進去，在裡面亂翻。看得出來，她在找一樣東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隻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後又摸出兩袋飛機上吃剩的花生、飯店裡的牙籤、她為防盜而準備的另一隻小錢包。她把包翻過來，把裡面七零八碎的東西都倒了出來，就像過去我們為戰亂而逃難似的：兩截短蠟燭、她的用塑料夾子夾起來的美國身份證、她四十年前用過的中國護照、一小塊旅館香皂、一小塊抹布、一雙長襪，還有一條尼龍短褲，連牌子都還是新的呢。然後她又翻出更多的東西：她的養胃沖劑、她的咳嗽藥、她的虎骨酒，還有她的觀音菩薩，萬一其他東西都不靈的時候，可以派上用場。

"到哪兒去了呢？"她說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東西。最後終於從她翻了好久的皮夾底部抽出一隻口袋。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張紙，但疊起來就成了一隻信封，有印好的郵票，一切都已經在上面。她把信舉在手中，揮舞著。

"在這兒呢，"她臉上顯出得意的樣子，"這個男人！"

我簡直給她嚇壞了。最近，她的行為有點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許是因為兩個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後她就以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麼能把一個人裝進信封裡頭？"我小心翼翼地問她。

"什麼？"

"你不是說你把一個人裝進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的好消息就在這裡面：那個人死了。王貝蒂從香港寫了這封信，告訴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還記得她吧，'漂亮貝蒂'，我們在戰時都這樣叫她的，可興許她現在已經沒那麼漂亮了。"海倫笑起來了，"你還記得我給她的那台縫紉機嗎？。她後來自己當老闆，現在在科倫開了一家成衣店。"

海倫說著說著就扯開去了，就像一頭牛，哪兒有草，就往哪兒跑。

"她開的是一家珠寶店，"我提醒她，"開在科倫的大使飯店的拱廊下。"

海倫搖搖頭。"是成衣店，"她說，"各色各樣的女裝一律打折。"我不跟她爭，也沒告訴她，她老是記錯事，老是把過去的事朝對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貝蒂的縫紉機是我給的。

"什麼人死了？"我終於問，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對了，是這個人。"於是她嘆了口氣，好像是我把她激起來似的。"那個人，那個人，你認識的那個。你怎麼還猜不著？"然後她彎下身子，附在我耳邊說，"那個壞男人。"

我的呼吸幾乎停止了。我彷彿看到他了，那個壞男人，文福，我的第一個丈夫，我曾要海倫決不要提起那個人："永遠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遠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彷彿看到他的濃密的頭髮，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謊的臉，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經有四十多年沒見到他了。此刻，海倫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氣息，我記起了他大笑的樣子，記起他說過的話，他總有一天會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沒有二話。

"別怕呀。真的，他已經死了。"海倫說，"你自己讀吧。"

我從她手裡接過信，讀了起來。我發現，四十年後，文福仍然在笑我，因為信中並沒有說他已經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個月聖誕節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嗎？"我跟海倫說，"他死到臨頭，還想辦法使我永遠痛苦！竟然死在聖誕節！"

"他哪一天死有什麼關係？"海倫說。她正用牙籤剔她的牙齒，她那翹起嘴角的樣子看起來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會來找你麻煩了，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經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經在我心裡了。現在每當聖誕節我就會想起他來。我怎麼能唱'平安夜'、'歡樂降臨世界'？到那一天我只會大喊大叫，我高興他死了！死得不是時候，死了還想害人。"

"那麼你該打掃一下房子，把他從你心裡掃出去。"她說著，揮了一下手，好像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說的是中國新年快到的時候的情景，有句老話叫做，洒掃庭院，除舊迎新。

海倫知道打掃什麼嗎？只要看看她的廚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團團垃圾大得像一隻只老鼠，黑色的油煙污垢到處都是，已經黑得發亮，足足有二十年沒打掃了。要命的是她還以為我沒看見。

"我是這麼想的，"海倫說，"我們應該把我們這輩子的謊言全掃出去，把真相告訴大家，我們到底是怎麼認識的。"

"你在說什麼？"

"我幹嗎非得帶著所有這些謊言進墳墓？什麼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給你的異母兄弟啦，這個人我連見也沒見過。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錯的。你使我小了一歲。現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壽就減了一歲。"

"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我說，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現在把一切都糾正過來還來得及。不再有隱私，不要再撒謊了。"

我一陣反胃的感覺。她幹嗎這麼說？她想公開一切！——我的過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記的一切。

"你想怎麼辦？"我責備她，"你想把我的隱私說出去，就這些？我們說好的——永遠不說出去。"

"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倫爭辯說，"當然，那個時候我們什麼也不能說，你很怕，你以為文福會來找你，我們倆都需要想方設法進這個國家，所以那時這麼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現在——"

"這是一個秘密。"

"現在還有什麼關係？文福死了，"海倫說，"他不會來找你了，我們不會被驅逐出境了。現在說出真情，不要帶那麼多謊言到那個世界去，比什麼都重要。要不，我怎麼還有臉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個丈夫見面，那麼多年來我一直在說我嫁給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麼能寫我生於1919年？大家都會在我死後嘲笑我，說我老得連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麼你就跟大家講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進去。"我說。

海倫皺起了眉頭，"那怎麼行？那樣的話，我又得編一連串謊話，我們是怎麼碰上的啦，我是怎麼認識你的啦、你這是在叫我跟魔鬼說話。你要是不講，我講——必須在陰曆年之前講掉。"

"你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講了，我的孩子也會知道的。"

"那麼你就應該親自告訴她們，"海倫說，"她們現在已經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們會理解的。說不定得知她們母親的背景，她們還高興呢。講講以前在中國受的苦，不是什麼丟人現眼的事，還時髦著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麼叫丟人現眼！"我說。

我們就這樣你來我往地爭論著。但後來，我感到無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魚和長途電話費問題，海倫總以為她是對的。我怎麼能和一個神志不清的人爭論呢？我自己都要瘋了。

當她再一次來給我續水的時候，我告訴她，時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運超市買的一些雜物，然後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倫說，"亨利開車送你回去，這樣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這麼說，每次她這麼說，我都信以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剛從唐人街搬出來，在格利萊和安扎之間的第八大街買了房子，海倫跟我說了整整兩年，"那個地方不太安全，那個地方——啊——我們不能搬到那兒去。"吉米去世后——不知為什麼——她和亨利在與我們相隔一個街區的第九大街，門牌號更高的一條街，買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現在我們可以照顧你了，"她說，"這樣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過是拿我做借口罷了。

昨晚我又說了我常說的那句話，"不麻煩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鍛煉。"

"太危險了呀。"她堅持著。可我知道，她說話並不算數。她說話聲音很輕，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應該多加小心哪。"她說。

"哇，你以為有人會為了我的幾個橘子，為了一罐筍來搶我嗎？"

她從我手上搶過我的包。"那麼我來幫你拎這個吧，"她說，"你拎著太沉了呀。"

我搶過我的包，"別跟我說客套話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動了。"她說著，又要來幫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還比我大一歲呢。"

最後她只好讓我自己拎著包走了。

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個晚上我都在打掃房間。我抖摟窗帘，拍打沙發，撣掉桌子上和通向樓梯的扶欄上的灰塵；我擦乾淨電視機和掛在電視機上方的遺像，我望著玻璃鏡框里吉米的照片：他總是那麼年輕。

我走進自己的卧室，換了床單，就在這張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過，他身體睡過的凹陷還留在上面。

我進了塞繆爾的房間，撣去他自己親手做的塑料飛機、日式和美式轟炸機上的灰塵，還有他寫字檯上放著的小人兵上的灰塵。我打開他的梳妝桌，發現裡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這就像在我臉上打了個耳光。我叫塞繆爾扔掉這本1964年的雜誌，吉米就是在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後，再也沒人聽我的話。

我進了阿珍的房間，我們在這兒有過多少次爭吵和傷害啊。我給她買的巴比娃娃還在，可肯已經不知去向了。我不讓她用這種香水，因為這會使她聞起來像個下等人。帶圓鏡子和銀把手的流線型梳妝台，我是多麼喜歡它，但我還是給女兒了，她看到它的時候，還說她討厭它！"你有意把它挑出來來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著這些，一面撣著她桌子上的灰塵。這時我忽然發現梳妝台頂上刻著幾個小字："我愛RD。"

誰是RD？誰使我女兒愛得這麼深，連她最討厭的傢具都弄壞了。他是個美國人還是中國人？於是我生氣了：瞧她把我的傢具搞成個什麼樣子！

當然，我安靜下來后就想到了，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剛刻上去的，興許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為阿珍現在已經四十歲了，她不會再墜入RD的情網。她已經嫁給菲力·勃蘭特，他雖然不是中國人，卻是一個很不錯的男人，一個醫生，儘管不是最好的。

當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紹給我的時候，我盡量對他親切些："噢，是醫生啊，我會讓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兒看病的。"然後他告訴我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醫生，一個病理學專家！——一個只會在病人死後研究病因的人，一個事後諸葛亮，我怎麼能把我的朋友交到這種醫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錯，她是一個對弱智兒童進行口語治療的專家。雖然她告訴我，決不能這麼說。幾年前，她說過，"我們不再叫他們弱智或低能兒了，我們管他們叫'有殘疾的兒童'。以兒童為主，殘疾為輔。我也不光是搞口語治療，實際上應叫我口語和語言治療門診醫生。我只和那些有輕度或嚴重的交際困難的兒童打交道，你決不要再管他們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複一遍，她就把她說過的寫在紙上："為帶有輕度或嚴重交際困難的兒童進行口語和語言治療的門診醫生。"我把這句話不知練了多少遍，我的皮夾子里還放著那張紙。但我還是說不全，所以，說不定現在阿珍會以為我也變弱智了呢。

當然，阿珍的兩個女兒說英語是不成問題的。大的那個才兩歲的時候，就會撲到我懷裡，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這兒！"真聰明呀，我心想，她會用上海話喊她的外婆。然後我的外孫女又用英語問："這次給我帶什麼禮物來？什麼樣的？有多少？它們在哪兒？"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說，"她已經會說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數跟她同齡的孩子還只會說兩個片語，她真聰明。"

我說，"這種聰明有什麼好？你應該教她懂規矩，不要問這麼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樣。"

我女兒朝我扮個鬼臉，笑笑說，"噢，媽。"她就這麼說了句"噢，媽"，不再跟我爭了。

我一面打掃她的房間，一面想著這事。她就是這麼對待我，我也這麼對待她，總是注意彬彬有禮，盡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兩個陌生人似的。

這時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麼東西，這些外孫女哪，總是把這兒搞得髒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來，原來是一隻粉紅色的塑料盒，上了鎖，沒有鑰匙打不開。上面還寫了"我的秘密寶庫"。

噢，我想起來了，這盒子是阿珍十歲時，我送給她的生日禮物，當時，她還打開來，往裡瞧了瞧。

"是空的。"她說著，抬頭看看我，好像我應該換個東西給她似的。

"當然，現在是空的，以後你可以放東西進去。"我告訴她。也許她覺得這盒子式樣已經過時了，就像那張梳妝台一樣，但對我來說，已經夠時髦的了，我還以為她會喜歡得不得了呢。

"什麼樣的東西呢？"她問。

"你自己喜歡的小寶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國貨呀。"

她沒說什麼，只是盯住盒蓋看了一會。盒蓋上畫了一個梳了一根黃色馬尾辮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腳擱在牆上，正在打電話。為了電話打得太久的問題，我和女兒也爭論過好多次。

但是我發現，馬尾巴那個地方本來是黃色的，現在卻發黑了，本來只裝了她的失望的空盒子，現在卻變得那麼重，裡面裝滿了東西。

啊，我興奮起來了！設法打開我女兒小時候心靈的寶庫，探知對我隱藏了那麼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幾隻抽屜看看，想找到那把開鎖的鑰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了那雙每隻大腳趾頭上都有個洞的中式舊拖鞋。

我決定到樓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開來。但我還沒邁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咕開了，裡面會是什麼東西呢？什麼樣的傷害和失望？如果我撬開了盒子，看到了一位陌生人，那又怎麼樣？如果盒子里的這個女兒和我想象中我生養的那個一點都不像，那又怎麼樣？

我努力想作出決定，到底怎麼辦？撬，還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還是以後再撬？我一面向自己提這些問題，一面用手撫平我的頭髮，我的手碰到了髮夾，我一下子有辦法了。我取下髮夾，把它伸進鎖孔。

我打開盒子，發現裡面有兩支唇膏，一支紅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飾，一條帶十字架的銀項鏈，一隻一面嵌著假紅寶石、另一面有泡泡樹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下，還有些嚇人的東西——假髮，我曾警告過她不要用，化妝用的藍眼影，我也警告過她不要用的。在這些傻東西下面，有一張"薩迪·漢肯斯舞會"的通知，還有幾封她的朋友簡妮芬給她的信。我記得這位姑娘，她母親老是把她打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經和我吵過，"幹嗎我就不能帶一個男孩子去參加薩迪·漢肯斯？簡妮芬要去，她母親就讓她去。"

"你想學那個神經兮兮的姑娘的樣？你想聽她母親的？那個母親連自己的女兒都管不牢！"

所有這些往事又浮現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簡妮芬給她的信，都說些什麼呀？"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瘋了，騙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說得沒錯，這姑娘是有點神經兮兮的。

接著，我又發現了另外的東西，我的氣喘不過來了。這是一張小小的卡片，一面印有耶穌像，另一面寫著："美好的記憶，詹姆斯·Y·路易斯。"還有一些字，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蓋著黑紗，很多憤怒的黑紗。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聽到一首幾乎已經忘記的老歌，每個音符剛聽到就飄走了，你連說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來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這時我才想到我錯了。我想馬上就給阿珍打電話，告訴她，"現在我才知道，你傷心過，你哭過，不是在臉上哭，而是在心裡哭。你愛你爸爸。"

然後我又想起海倫昨晚說的話，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謊言全告訴阿珍。在這之後，我的女兒幹嗎還應該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塵器，把我抖摟在灰塵中的煩惱全都吸走。我走進過道，用吸塵器吸走鋪在地毯上的塑料長地毯上的灰塵。我拉起塑料長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塵。我發現下面的地毯還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織錦。但地毯露出的兩邊，已經磨損掉了，看上去有點臟。不管我怎麼清掃，還是無濟於事，看上去總是那個樣，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無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樓，一頭坐在沙發上。天亮了，我還坐在那兒，一點睡意都沒有，手中捏著漂亮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麼多次可以死，也應該死的機會：那場使許多飛行員一下子喪生的戰爭；他的吉普車出事，撞死別人的時候；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早就應該死在所有這些使成千上萬的人送命的時候，但他沒有死。

漂亮貝蒂還在信中告訴海倫，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邊守候著：他的另一個老婆和那個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們，他以前的飛行員朋友們。

我腦海里浮現出所有這些場面：眼淚滴在文福的臉上，雙手撫平他的頭髮，熱磚包起來放在他的腳底下，讓他安靜下來，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詳地死了，信中說，死於心臟病，享年七十八歲。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兩下，這麼說倒是他的心臟病使他活了這麼久！現在我成了有心臟病的人了。我坐在沙發上，又哭又喊，但願我在他的病床邊，但願他現在還活著，因為要是他還活著，我就要靠在他的床邊，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開他的眼皮，告訴他，文福，我回來了，當他透過我的眼睛知道我心裡是怎麼想的時候，我就要撮圓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臉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臨頭還做了些什麼！他死了，可陰魂不散。每次，海倫都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她會跟她的子女講些什麼？她會透露多少實情？

對，我可以先告訴我的孩子們：我還結過一次婚，嫁過另外一個男人，那是一場很糟的婚姻，我犯了個錯誤。但現在那個男人已經死了。

我可以告訴他們：我還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們失散了，我很傷心，可那是在戰亂期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訴他們：我假裝早已嫁給了你們的父親，那樣我就可以到這個國家來。海倫為我說了謊，所以後來我也為她說了謊。

然後我會看看阿珍的臉，總是懷疑的臉，不，不，事情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壞。我一到美國，就馬上和你父親真的結了婚。然後我就有了你們倆，你是老大，生於1950年，塞繆爾是老二，生於1952年。打那以後，我們真的過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親去世，真是過得像故事中所說的那樣幸福。

但是即使我這樣告訴他們，阿珍也會知道，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她會從我的黑眼睛里，從我僵硬的雙手，從我顫抖的嗓音中看出這一點。她會一言不發，但她會知道一切，不是謊言，而是真相。

然後，阿珍會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倫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來一直想竭力忘記的，文福，這個壞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經想過怎麼告訴我女兒。但每次我要開口時，我就好像聽到了她的聲音，那麼使人傷心，"我早料到了。你總是更愛塞繆爾。"所以，她決不會再相信我。

但也許我會對她說，這不是真的，我最愛的是你，勝過愛塞繆爾，勝過愛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訴她，我愛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許你不相信，可我從內心深處知道，這是真的，因為你傷透了我的心，說不定我也傷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過遙遠的距離給她打電話。我要說，錢算不了什麼。我得告訴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後我要開口跟她講，不是告訴她發生過什麼，而是要讓她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為什麼不可能採取另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