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統區的通俗小說

抗戰以後，在以「陪都」重慶為核心的國統區，不但新文學小說取得了大面積的豐收，通俗小說也獲得了獨具特色的長足進步。其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張恨水為代表的傳統通俗小說不斷向新文學靠攏，二是橫空誕生了與世界通俗小說接軌的現代化通俗小說：後期浪漫派。它們共同為國統區的普通市民讀者創造了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為國統區的都市文學增添了奇麗的色彩。

走向新文學的張恨水

以張恨水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說，在抗戰之前就已充分顯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時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戰爆發所造成的民族意識空前統一的文化局面，使現代通俗小說的進一步變革由可能性轉化成了現實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張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拋棄了北平舒適安逸的物質條件，輾轉來到「陪都」重慶，過著相當艱辛窘迫的生活。作為國統區章回小說的惟一重鎮，張恨水不負眾望，抗戰以後寫出了二十餘部長篇小說，成為大後方銷行最廣、銷路最大的文藝作品。

張恨水在抗戰期間，對通俗小說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理論思考。他通過下鄉調查，發現「鄉下文藝和都市文藝，已脫節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進，把這些人越摔在後面」。因此他反對脫離大眾的象牙塔里的「高調」，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趕場的一日」。張恨水一方面堅持「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

文藝品與布告有別，與教科書也有別，我們除非在抗戰時期，根本不要文藝，若是要的話，我們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訓讀者之手腕。若以為這樣做了，就無法使之與抗戰有關，那就不是文藝本身問題，而是作者的技巧問題了。

張恨水的通俗小說理論，第一強調「服務對象」，他指出「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接受」。第二他強調「現代」，他指出浩如煙海的舊章回小說「不是現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圖在新派小說和舊章回小說之間，踏出一條改良的新路。

張恨水的改良取漸進之法。在具體的改良手法上，張恨水仍喜歡「以社會為經，以言情為緯」，因為這樣便利於故事的構造和文字的組織，這表現了張恨水「戀舊」的一面。同時，他又注意增加風景描寫和心理描寫，注意描寫細節等西洋小說技法，這表現了張恨水「求新」的一面。

張恨水關於通俗小說的理論思考，既有與新文學陣營不謀而合之處，也有他自己的獨見之處。而新文學陣營更看重的是張恨水的「氣節」和「立場」。1944年5月16日，張恨水五十壽辰，重慶文化界聯合發起祝壽。數十篇文章盛讚張恨水，主要強調的是他「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的立場和「最重氣節，最重正義感」的人格，這對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產生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張恨水從創作之初，就有一條對通俗小說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內容上順應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藝術技巧上花樣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為雅化方向，精心編撰回目和詩詞，後來發現現代人對此已不感興趣，便轉而學習新文學技巧，更注重細節、性格和景物的刻畫，在思想觀念上也逐漸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場，接受了許多個性解放意識和平民精神。這使他成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說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戰之前，張恨水的順應潮流也好，花樣翻新也好，主要出於使人「願看吾書」的促銷目的，儘管他有著個人的痛苦和對社會的憤慨，但他的創作宗旨並非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所以不論他寫作「國難小說」還是改造武俠小說，一方面在通俗小說界顯得過於時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學陣營看來卻是換湯不換藥，依然屬於「封建毒素」。直到抗戰時期，張恨水通俗小說的雅化才飛躍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創作宗旨上，張恨水把寫作從謀生的職業變成了奮鬥的事業。他宣稱要「承接先人的遺產」，「接受西洋文明」，「以產出合乎我祖國翻身中的文藝新產品」。他吸取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和方法，接受新文學的批評和鞭策。這使得他抗戰期間的創作呈現出新的面貌。

張恨水抗戰以後的中長篇小說共有二十多部。按題材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巷戰之夜》、《大江東去》、《虎賁萬歲》等抗戰小說，第二類是《八十一夢》、《魍魎世界》、《五子登科》等諷刺小說，第三類是《水滸新傳》、《秦淮世家》、《丹鳳街》等歷史、言情小說。他的抗戰小說追求「寫真實」，多以民眾自發組織的游擊隊為主要描寫和歌頌對象，因此引起當局注意，經常連載到中途就被「腰斬」。這類小說由於倉促求成，往往因為拘泥於生活真實而忽略了藝術真實，平鋪直敘，又急於說教，故而藝術性平平。其中《巷戰之夜》寫日寇狂轟濫炸，《大江東去》寫日寇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很有控訴力量。《虎賁萬歲》寫常德會戰中，國軍某師在日軍四面包圍下苦戰不屈，全師8000餘人只有83人生還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因為以真人真事為依據，發表后引起了較好的反響。

相比之下，他的諷刺小說取得了較大成功，並且得到了新文學界的高度肯定。與民國初年的黑幕化小說和張恨水早年的新聞化小說不同，這一時期的諷刺小說貫穿著統一的敘事立場，即從人民大眾根本利益出發的正義感和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這是此前的通俗小說所達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夢》、《魍魎世界》，揭露貪官污吏巧取豪奪，武力走私，社會腐敗，全民皆商，發國難財者花天酒地、威風凜凜，知識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層百姓饑寒交迫、怨聲載道，這與新文學中巴金的《寒夜》，沙汀的「三記」等作品一道，共同構成了一部文學中的國難史。

《八十一夢》連載於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慶《新民報》，1943年由新民報社出版。小說借鑒了《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及晚清譴責小說的筆法，用14段荒唐的夢來抨擊大後方的腐敗荒淫和空談誤國等惡劣現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寫警察督辦豬八戒勾結奸商，走私偷稅。西門慶開辦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銀行的董事和行長，他的太太潘金蓮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時裝，駕車亂闖，還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卻絕糧斷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齊借點薇菜糊口。《在鍾馗帳下》里有個「渾談國」，只知空談，不做實事，國破族滅之時，還在成立「臨渴掘井討論委員會」。張恨水在《尾聲》中說：「我是現代人，我做的是現代人所能做的夢。」這部書的悲憤和大膽引發了讀者強烈的共鳴，也引起了國共兩黨的重視。周恩來認為這是「同反動派作鬥爭」的好辦法，而國民黨方面則對張恨水發出了威脅，迫使張恨水匆匆結束全書。小說史家認為，「這是繼張天翼《鬼土日記》、老舍《貓城記》、王任叔《證章》之後，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優秀的新文學家一道，對民族命運、社會陰影進行慧眼獨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魎世界》原名《牛馬走》，連載於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慶《新民報》。小說描寫了兩類牛馬，一類是奉公守法，甘赴國難的牛馬，一類是被金錢驅使，寡廉鮮恥的牛馬。兩相對比，反映出大後方嚴峻的生存現實。書中有句名言：「當今社會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這樣的一個世界，當然稱得上是「魍魎世界」。

抗戰勝利后，張恨水離開重慶，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寫於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專員」趁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到處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變「接收」為「劫收」的醜惡內幕。至此，張恨水的政治立場已經十分鮮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報》因常有「反動言論」而一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

張恨水此一時期的歷史、言情類小說，也自覺突出了時代性和政治性。《水滸新傳》寫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擊金兵，為國捐軀的悲劇。《丹鳳街》等讚頌民眾的「有血氣，重信義」。總體看來，張恨水的雅化過程是逐漸由消遣文學走向了「聽將令文學」，在創作宗旨和思想主題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學，而在具體的藝術技巧上，則不如抗戰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夢》的結構頗有獨到之處，《魍魎世界》的心理刻畫也比較自覺。但他的敘述語言不如以前流暢精美，生動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之路，其取捨得失，在現代文學史上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後期浪漫派：現代化的通俗小說

在國統區新舊兩種小說的發展中，出現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間的新的類型。其中以徐訏和無名氏為代表的「後期浪漫派」，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現代化的通俗小說。

徐訏（19081980），本名伯訏，筆名還有徐於、東方既白、任子楚、迫迂等，浙江慈溪人。193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又在心理學系修業兩年。30年代中期，在上海與林語堂等人編輯《論語》、《人間世》、《天地人》等刊物。1936年前往巴黎大學研究哲學，1938年返回上海孤島。1942年到重慶，任職於中央銀行和中央大學，1944年任《掃蕩報》駐美國特派員。50年代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寫作任教，在海外被譽為「文壇鬼才」和「全才作家」。

徐訏在大學期間就嘗試多方面的創作，早期作品關注社會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難，表現出「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傾向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30年代中期以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轉而信奉自由主義思想，加上法國藝術的熏陶，使他創作出了《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戀》、《禁果》等充滿浪漫氣息的「別樣格調」的小說。

《阿拉伯海的女神》寫「我」在阿拉伯海的船上與一位阿拉伯女巫談論人生經歷和阿拉伯海女神的奇遇，而後與女巫的女兒發生戀愛。但伊斯蘭教不允許與異教徒婚戀，於是一對戀人雙雙躍入大海。結果最後是「哪兒有巫女？哪兒有海神？哪兒有少女？」原來「我一個人在地中海里做夢」。小說的幾個層次都瀰漫著一種虛無縹緲的感覺，既有奇異的故事，又有哲理的氣息。

《鬼戀》寫「我」在冬夜的上海街頭偶遇一位自稱為「鬼」的冷艷美女。「我」被她的美麗聰敏博學冷靜所深深吸引，但交往一年之久，她始終以人鬼不能戀愛為由，拒絕與「我」戀愛，使「我」陷入萬分痛苦。直到「我」發現她確實是人不是鬼后，她才承認：「自然我以前也是人……還愛過一個比你要入世萬倍的人。……我們做革命工作，秘密地干……我暗殺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從槍林里逃越，車馬縫裡逃越，輪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獄中逃越。……後來我亡命在國外，流浪，讀書，……我所愛的人已經被捕死了……但是以後種種，一次次的失敗，賣友的賣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儕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歷遍了這人世，嘗遍了這人生，認識了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當「我」勸她一同做個享樂的人時，她離開了「我」。「我」大病一場，痊癒後去住到她曾住過的房間，「幻想過去，幻想將來，真不知道作了多少夢」。小說情節撲朔迷離，氣氛幽艷詭譎，人物的命運和歸宿令人久久難以釋懷。

抗戰以後，徐訏在蟄居上海孤島期間，創作了《荒謬的英法海峽》、《吉布賽的誘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中篇，集中體現了他對理想人性的追求，確立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荒謬的英法海峽》寫「我」在英法海峽的渡輪上，感嘆資本主義國家把大量金錢用于軍備和戰爭，突然輪船被海盜劫持。在海盜居住的島上，沒有種族、階級和官民之分，人人平等，首領也要在工廠上班，沒有商店和貨幣，一切按需分配。「我」在島上經歷了一場奇異的愛情，最後發現又是南柯一夢，不禁嘆息：「真是荒謬的英法海峽！」小說以夢境和現實的對照，表達了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並顯露出對夢幻藝術的偏愛和依戀。

《吉布賽的誘惑》寫好奇的「我」在馬賽聽從吉布賽算命女郎羅拉的指點，去觀看一場美中之美的時裝表演，並對模特潘蕊一見鍾情。幾經屈辱誤會磨難之後，終成眷屬，共回中國。但潘蕊與「我」的家人和中國的環境格格不入，日漸寂寞和憔悴，「我」又與潘蕊重返馬賽。潘蕊擔任廣告模特后如魚得水，容光煥發，而「我」卻陷入孤獨和妒忌之中。這時，又是吉布賽人樂觀樸素的生命哲學啟發了他們，他們與一群吉布賽人一道遠航南美，以流浪和歌舞享受著大自然的藍天明月，感受著人世間的喜怒哀樂。所謂「吉布賽的誘惑」，就是自由的誘惑，自然人性的疑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寫「我」應聘去護理一位精神變態的富商的獨女。這位小姐受家庭沉悶的空氣所壓抑，不相信人與人之間有無私的愛，常常出入下等舞廳酒館以求發泄。「我」按照醫師的指示，表面上是富商的藏書整理員，暗中接近小姐，取得她的信任。侍女海蘭為治癒小姐的病，積極與「我」配合，並與「我」產生了愛情。不料小姐也愛上了「我」，海蘭為成全他人，在與「我」一夕歡愛之後服毒自盡。小姐深受震動，病癒后入修道院做了修女，「我」也矢志不婚，到精神病院就職，把靈魂奉獻給人群。小說情節波瀾起伏，宗教式的人格升華出一種凈化的藝術氛圍，在解剖人物心靈方面也頗見功力。

1943年，徐訏在重慶《掃蕩報》開始連載40萬字的長篇小說《風蕭蕭》，立刻風靡一時，「重慶江輪上，幾乎人手一紙」。加上這一年徐訏的作品名列暢銷書榜首，故而1943年被稱為「徐訏年」。假如有一部「重慶文學史」的話，這一年是值得大書的一年。

《風蕭蕭》仍然以作者慣用的獨身青年「我」為故事的視角和核心。「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島的一位哲學研究者，在上流交際圈裡結識了白蘋、梅瀛子、海倫三位各具風采的女性：白蘋是姿態高雅又豪爽沉著的舞女，具有一種銀色的凄清韻味，好像「海底的星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國際交際花，機敏幹練，具有一種紅色的熱情和令人「不敢逼視的特殊魅力」；海倫是天真單純的少女，酷愛音樂，像潔白的水蓮，又像柔和的燈光。「我」與幾位女性產生了複雜的感情糾葛，詭譎的人物關係和激烈的內心衝突使小說懸念迭起。而小說的後半部，忽又別開洞天，原來白蘋和梅瀛子分別是中國和美國方面的秘密情報人員，她們幾經誤會猜疑，弄清了彼此身份，遂化干戈為玉帛，聯手與日本間諜鬥智斗勇，獲取了寶貴的軍事機密，白蘋為此還獻出了生命。「我」和海倫也加入到抗日的情報隊伍中，在梅瀛子為白蘋復仇后，「我」毅然奔向大後方，去從事民族解放戰爭的神聖工作。

《風蕭蕭》將言情小說與間諜小說成功地糅合在一起，浪漫，神秘，驚險，既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又能啟發讀者的思考。抒情而典雅的語言，飛動而奇麗的想象，使這部小說產生了長久的藝術魅力。

徐訏50年代后著有《彼岸》、《江湖行》等小說，比前期減少了浪漫氣息，「開始了對人生境界的哲學思索與形而上追問，文風也更為凝重深刻了」。他的多種創作對港台和東南亞文學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徐訏由於學養豐富，經歷又多，所以能夠把各種類型的小說因素綜合運用，既有「人鬼奇幻與異域風流」，又有「民族意識與人性焦慮」，「逶迤於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調之間」。可以說，他所創作的已經是一種十分高雅的現代通俗小說。

無名氏，原名卜寶南，后改名卜乃夫，筆名還有卜寧、寧士等。1917年生於南京，抗戰前在北京大學旁聽及自學，抗戰後當過記者和職員，在韓國光復軍中生活過一段時間。抗戰勝利后隱居寫作，1982年去香港，1983年到台灣。

無名氏1937年開始發表作品，早期的《逝影》、《海邊的故事》、《日耳曼的憂鬱》等小說，感情凄切，用語鋪陳，表現出文學上潛藏的過人才華。40年代以後，無名氏創作了一系列與韓國抗日鬥爭有關的小說，如《騎士的哀怨》、《露西亞之戀》、《荒漠里的人》、《北極風情畫》等，充分顯示出作者巨大的浪漫情懷和奇絕的藝術想象，其中1943年底創作的《北極風情畫》，引起極大轟動，使無名氏聲望大振。

《北極風情畫》寫「我」在美如仙境的華山養病，除夕之夜，忽有一粗豪獰厲的怪客奔上雪峰絕頂，瞭望北方，發出「受傷野獸的悲鳴」般的歌唱。經過「我」的苦苦追尋和激將，怪客在酒後講述了一段凄慘哀艷的痛史。原來怪客本是一位韓國軍官，十年前是抗日名將馬占山的上校參謀，隨東北義勇軍撤退到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除夕之夜意外結識了「美艷得驚人」的少女奧蕾利亞。二人相互傾慕於對方的氣質和才華，產生了熱烈的愛情。后又得知奧蕾利亞是波蘭軍官的遺孤，兩個亡國青年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懷中更進一步成為知音情侶。他們度過了一段甜蜜到極頂的愛情生活。但上校突然接到命令，部隊要調回中國，在離別前的四天中，他們把每小時當作一年，瘋狂而又凄絕地享受和發泄著生命。當上校途經義大利回國時，接到奧蕾利亞母親的信，告知奧蕾利亞已引刀自殺。信中附有奧蕾利亞的傷慘的遺書，要求上校「在我們相識第十年的除夕，爬一座高山，在午夜同一時候，你必須站在峰頂向極北方瞭望，同時唱那首韓國『離別曲』」。上校講完了他的十年痛史后，就不辭而別了。小說在戲劇化的情節布局中融入了反抗侵略壓迫的民族意識，描繪了奇寒異荒的西伯利亞風光，探究了天地萬物的哲理，因此具有一種立體的綜合的藝術魅力。

《北極風情畫》問世不久，無名氏接著推出號稱「續北極風情畫」的《塔里的女人》，在讀者中再掀波瀾。

《塔里的女人》寫「我」創作完《北極風情畫》后，重返華山排遣鬱悶和孤獨，發現道士覺空氣宇不凡，又發現覺空深夜在林中「如醉如狂地」拉琴。覺空知道「我」對他產生了興趣，在經過一番對「我」的考察后，將一包手稿交給「我」，手稿中覺空自述的身世就構成了小說的主體。原來覺空本名叫羅聖提，16年前是南京最著名的提琴大師和醫務檢驗專家，在出席一場晚會演奏時，認識了南京最美麗的女郎黎薇。黎薇身邊有無數男子追求，但羅聖提只以一種審美的態度與她保持淡淡的友誼。即使後來黎薇跟羅聖提學琴，二人也只是平淡的師生關係。「不過，在這拘謹與沉默中，我們說不出的覺得接近，默契。」三年之後，黎薇再也忍耐不住對羅聖提深深的愛慕，她把記錄自己內心秘密的四冊日記交給羅聖提，於是，兩人的情感洶湧決堤，他們「好像兩片大風暴，大閃電」一樣地熱烈相愛了。但在天旋地轉的狂熱之中，羅聖提仍然用理智克制住了情慾衝動。原來羅聖提在家鄉已有妻室，他既不忍心拋棄家鄉的妻子，又不忍心讓黎薇為自己犧牲。於是，三年後，羅聖提把一個「無論就家世，門第，財產，資格，地位，政治前途，相貌風度，這個人都比我強得多」的方某介紹給黎薇。黎薇為了成全羅聖提的道德完善，毅然答應了與方某結婚。然而方某其實是個粗俗跋扈之人，他對黎薇很不好，後來又喜新厭舊，遺棄了黎薇。羅聖提痛苦漂泊了十年，好容易在西康一個山間小學找到了黎薇，而此時的黎薇已經容貌蒼老，言行遲滯，連說：「遲了！……遲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羅聖提從此過起粗簡的生活，「變賣了一切，來到華山，準備把我殘餘的生命交給大自然」。羅聖提把手稿給「我」后，就不辭而別。「我」整理好手稿準備出版之時，覺空忽來搶走稿本，並把「我」打倒在地，原來這又是一個長夢，「哪裡有什麼覺空？我又哪裡再到過華山？」最後，「我」希望讀者「能真正醒過來！」小說多層的結構和變幻的視角，增加了對人物心理的透視力以及對榮辱悲歡的夢幻感。悔恨交加的敘述方式，把對舊式婚姻的反省和人物心靈的拷問結合起來，寫出了美和善、福和禍的變化無常。而所謂「塔里的女人」，是說「女人永遠在塔里，這塔或許由別人造成，或許由她自己造成，或許由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

無名氏把自己1945年以前的寫作稱為習作階段，以後的稱為創作階段。創作階段的代表作是七卷系列長篇《無名書初稿》，包括40年代的《野獸·野獸·野獸》（初名《印蒂》），《海艷》，《金色的蛇夜》和50年代后的其他幾卷。《無名書初稿》結構龐大，具有探究人類社會、歷史、情感、生命的宏大氣勢，但主要精華還在於主人公印蒂的浪漫而曲折的人生經歷。印蒂在五四時期走出家庭，曾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四·一二」被捕，出獄后受同志懷疑而憤然脫黨。經歷了一場狂熱又失落的戀愛之後，印蒂又去東北參加義勇軍抗日，潰散后回到上海參與黑社會走私，在醉生夢死中企圖以墮落來拯救自己的靈魂……小說上天入地，激情奔瀉，將通俗驚險的故事與現代主義的沉思融為一體，使人得到極為複雜的藝術感受。

徐訏、無名氏的創作，開拓出一種與世界通俗小說接軌的暢銷書。他們的作品中有世俗讀者所好奇和渴慕的一切：艷遇，歷險，戰爭，革命，藝術，宗教。它有十分高雅的一面，挖掘人性，追覓哲理，文風清新華麗，技巧全面現代。但它又有俗的一面，即故意過分地製造傳奇，以「超俗」的面貌來滿足現代讀者企圖擺脫現實煩惱和生活欠缺的烏托邦心理。40年代的中國，受「五四」現代教育成長起來的讀者群已經形成，現代大眾需要一種現代形式的通俗小說作為精神食糧，後期浪漫派的小說，就正是此中的精品。他們把中國的都市通俗小說，提高到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