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只是討厭屈服
陳法慶正在解救一隻倒掛在漁網上的麻雀。
他想解開網。母親沖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掛在那兒還能嚇嚇別的。」一群村裡的孩子，剛剛從地里挖野菜回來，手裡拿著剪刀。不知怎麼「呼啦」一下進了院子，都盯著那隻麻雀。
領頭那個個子最大，說「這個好吃」，伸手就去夠。
老陳一著急，把網剪破了，把鳥攥在手裡，翻過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纏在腳爪上的黑色細網。一點一點。
小孩不耐煩，伸手來抓。他一揚手，鳥飛了。
這個細節，和他有點剃得太光的後腦勺，讓我覺得他像電影里的憨人阿甘。
他是農民，只上過六年學。一九九九年開始，為了村子附近石礦的粉塵和流過家門口的髒水河，先到處投訴，隨後把區環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著給人大寫立法建議，最後乾脆自己出錢在《人民日報》打公益廣告，「要感化那些看報紙的公務員，去真正關心環境」。
二〇〇六年，我見到他。能證明他富裕過的只是一輛滿是灰塵的奧迪。他準備賣了它，成立個環保基金會。阿甘只是電影里虛構的人物，但陳法慶有他真實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補好的漁網，身後沒人跟隨。村裡人都說：「陳法慶給我們辦了不少事。」
我問他們：「那這七年裡，村裡有沒有人跟他一起做？」
「沒有的。」一個矮矮壯壯的小夥子說，「前年他要我們聯名寫個呼籲，我沒寫。」
「為什麼？」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鈔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煙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陳法慶不就在做？」
小夥子插句話：「村裡人覺得他就是喜歡多管閑事。」
「閑事？這不都是你們每個人的事么？」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個人做，告環保局的官司輸了，告省政府沒被法院受理，寫給人大法工委的信沒有迴音。花在廣告費上的錢幾乎掏光他全部家產。陳法慶只說：「到錢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來。」有次與《半邊天》的張越聊起，她說：「阿甘是看見了什麼，就走過去。別的人，是看見一個目標，先訂一個作戰計劃，然後匍匐前進，往左閃，往右躲，再弄個掩體……一輩子就看他閃轉騰挪活得那叫一個花哨，最後哪兒也沒到達。」
郝勁松也剃著一個阿甘式的頭，後腦勺剃光了，幾乎是青的，頭髮茬子硬硬地拱出來。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開口說話：「審判長，通知我的開庭時間是十點，被告遲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釋？」審判長看他一眼：「現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沖書記員揮了下手。書記員跑出去大聲叫：「北京地鐵公司！北京地鐵公司！」
片刻，兩位男士夾著公文包，匆匆人門，在被告席上落座。
雙方目光交匯的一剎那，法庭非常安靜。我明白了郝勁松為什麼說「不管你有多強大，包括一個國家部委，當你被告上法庭的時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對面，中間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這場官司關於五毛錢。郝勁松在地鐵使用了收費廁所，認為收這五毛錢不合理，把北京地鐵公司告上法庭。他是個普通的學法律的學生，連個律師證都沒有，以「公民」的名義打官司。
兩年多，他打了七場──他在火車餐車上買一瓶水，要發票，列車員都笑了：「火車自古沒有發票。」於是他起訴鐵道部和國家稅務總局。
「在強大的機構面前人們往往除了服從別無選擇，但是我不願意，」他說，「我要把他們拖上戰場，我不一定能贏，但我會讓他們覺得痛，讓他們害怕有十幾二十幾個像我這樣的人站出來，讓他們因為害怕而迅速地改變。」
「錢數這麼小，很多人覺得失去它並不可惜。」我說。
「今天你可以失去獲得它的權利，你不抗爭，明天你同樣會失去更多的權利，人身權，財產權，包括土地、房屋。中國現在這種狀況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長期溫水煮青蛙的一個結果，大家會覺得農民的土地被侵佔了與我何干，火車不開發票、偷漏稅與我何干，別人的房屋被強行拆遷與我何干，有一天，這些事情都會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什麼呢？」
「看看羅莎·帕克斯，整個世界為之改變。」他說。
帕克斯是美國的一個黑人女裁縫。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馬州州府蒙哥馬利市，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就座。那時，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車上還實行種族隔離，座位分為前後兩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後排，中間是「灰色地帶」，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帶」，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須讓座。
那天晚上人很擠，白人座位已坐滿，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帶」的帕克斯讓座，她拒絕。
當司機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脅坐在「灰色地帶」的黑人讓座時，其他三個黑人站了起來，唯獨帕克斯倔強地坐在原位。
如果對方是一個孩子或是老人，也許她會站起來，但這次，四十二歲的她厭煩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她說：「我只是討厭屈服。」
之後，她因公然藐視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發了蒙哥馬利市長達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車運動，組織者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日後他得到「反種族隔離鬥士」和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這場運動的結果，是一九五六年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車上的「黑白隔離」，帕克斯從此被尊為美國「民權運動之母」。五十年後，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裡。」
我看馬丁·路德·金傳記才知道，領導民權運動時，他才二十六歲。
為什麼是一個年輕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並且得到了響應？是什麼讓四萬多黑人，在一年多的時間，拒絕乘坐公交車以示抗議，毎一天步行外出，忍受著自己體力上的絕大付出？當三K黨對黑人的攻擊威脅到人身安全時，以暴制暴按理說是人最本能的反應，紐約的黑人領袖馬克西姆·X說：「非暴力是在火藥桶上放上一塊掩人耳目的毛毯，現在我們要把它掀開。」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忍受著攻擊、毆打、被捕、被潑上一臉的西紅柿醬，他們不知道自己需要堅持多久，沒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諾，他們不可能嬴得聲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結果。科學家說：「仇恨，是一些初級神經組織，深深棲身於人腦最新進化的外部皮層之下。」可為什麼在一九五五年，他們的選擇並不是最原始的反應方式──忍氣吞聲？或者，戰鬥？焚燒？搶掠？破壞？一九二九年，當馬丁出生的時候，美國黑人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形成，雖然有很多種族不平等的條規，但是他們享受著憲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學里，讀到梭羅的《論公民的不服從》，在波士頓讀博士前，已經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觀點。
再小一些，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可以與白人孩子一樣，從課本里讀到《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當一個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還手的時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著攻擊的前提是，有一個公正的遊戲規則，並且深信對方會回到遊戲規則當中來。
而二十六歲的馬丁·路德·金，就是這個群體中，第一代最懂得熟練地運用這個制度的操作規則的人。
《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曾帶給馬丁·路德·金啟發的文章，今天被收錄在《美國語文》里，是不少中學生的課本，教材里這篇文章後面有三道思考題：
梭羅暗示誰應該對墨西哥戰爭負責任？根據梭羅的觀點，為什麼一小部分人可以濫用政府而免受懲罰？根據梭羅的觀點，什麼時候美國人將會獲得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好的政府？這樣的問題，提給上中學的孩子。
二十歲的我，讀的是財會專業。
我也有政治課，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學政治經濟學課上的一二三四，為了應付考試，我都背了，從來沒主動問過問題，也沒人需要我們參與討論，背了標準答案就可以了，一個字也沒往心裡去，書的邊角上抄著流行歌詞。年輕的時候，是對社會參與最有熱情的階段，可是我到做了記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政治和我有什麼關係？教育是用來幹什麼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我採訪陳丹青時，這位知名的畫家從清華辭去了美術學院教授和博導的職務，因為現行的政治和英語考試，讓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學生。他說：「政治本來是一門學問，但我們的政治考試是反政治的，沒有人尊敬這個學科。」
他給我看一個女生的畫，很有莫迪里阿尼的味道，一根線條可以輕盈地抽打人一下，他喜歡她畫里「水汪汪的勁兒」。這姑娘叫吳雯，想考陳的研究生，考了兩年，第一年政治、英語各差一分，第二年英語差三分。她未能考上陳丹青的研究生，但同一年她被倫敦城市大學藝術系錄取。我們越洋採訪她，她說：「我來了倫敦就去馬克思墓園看過，馬克思現在給我的感覺，跟政治書里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丹青其他的學生都不再考了，他說：「我接觸最多的情況不是質疑、反抗、叫罵，而是──這是讓我最難過的──所有人都認了。」
「怎麼叫『認了』？」我問他。他笑了一下：「我現在隨便到馬路上拉一個人來，你見到這個人，就知道他認了，從很深處認了。」
編完這期節目，老郝去游泳，說光靠目測泳池的濁度就超了標，她一扭身出來，找到前台。人家是老國企了：「我們這兒，只要進去就不退錢的。」
「找你們館長來。」
「這兩天機器壞了，正在修……」
「機器壞了你們還放這麼多人進去？」
「把你的錢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機撥通了114：「喂，請問海淀區防疫站的監督電話？」……晚上還寫了博客公開此事，寫到「找你們館長來」，還問讀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
我樂了，因為老范在底下跟了個貼－－「我能」。
我們這種多年壓抑后激發出來的維權意識可能過狠了一點兒。有一天，張潔興緻上來說要軍訓。大家去找他，說都這麼大歲數了，能不能不軍訓，搞點拓展也成啊。張潔是個一直對下屬比較民主的領導，也是一個無敵大好人，大概這次我和老郝太不講究方式方法了，領導有點下不來台，問有幾個人像她倆這麼想，在場的人都舉手。
他說：「就沒人贊成軍訓么？那個誰，你進來，你說。」那個誰把腳尖一踢，綳在空中：「我就喜歡在太陽底下流汗的感覺。」領導擰身出門，把門一摔：「就這麼定了，訓練的就是服從。」
兩天後，一群成年人穿著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陽底下練向左向右轉，我扎著一塊鮮紅的頭巾，老郝在槍上別朵野花，我倆弔兒郎當地站著，把軍體拳打得妖風四起。半夜還要拉練，讓把被子打成豆腐塊背在身上，我這輩子也沒這麼疊過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後一堆，心一橫等著來檢查。
連長來了：「怎麼沒疊？」
我說：「不會。」
對方沒不高興，反倒樂了：「我給你疊。」
我不好意思了，覺得自己孩子氣。張潔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歡那種整整齊齊的理想主義朝氣，也只有他能容許我們以這樣的方式表達不滿。但我還是忍不住寫了篇文章，寫美國有個新聞人克朗凱特，小的時候剛轉學到一個學校。老師問：「二乘二等於幾？」「四。」他很積極，第一次舉手回答。
「不對。應該答什麼？」
「四。」他肯定自己是對的。
「過來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想想正確答案。」女教師說。
他站在那裡，穿著母親為他準備的最好的衣服，面對著還沒有認識的正在竊笑的同學們，試圖忍住淚水。
下課鈴聲響了，教師問：「現在，你想出答案來了？」他承認沒有。
她啟發他：「應該這樣回答：『四，夫人。』」克朗凱特在七十年之後寫道：「直到後來，這種特性才在我身上強烈地顯露出來：我厭惡哪怕是最輕微的兵營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這種獨立的迫切性，促使許多人選擇了新聞業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發採訪全國牙防組被訴一事。
李剛是提起訴訟的律師，他調查發現牙防組沒有法定意義上的認證資格，卻為牙膏企業提供認證，起訴一年多，未果。他曾經懷疑這會像之前他提起「進津費」、「進滬費」等訴訟一樣不了了之。
但二〇〇六年二月，律師陳江以同樣理由在上海提起訴訟，他稱之為聲援。於是媒體再一次掀起報道熱潮。一篇接一篇的追蹤，直到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全國牙防組召開新聞發布會，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二〇〇七年，全國牙防組被衛生部撤銷。
李剛說他非常意外：「不在預期當中。」
「為什麼？」
他說：「因為老百姓在向強力機構發出疑問的時候，已經習慣了沒有回應。」但這次不同，如果沒有結果，也許會是不停止的訴訟和報道。推動這一切的，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師和記者，還有那些買了報紙，打開電視，關注這個消息，打電話去牙防組詢問的普通人。
我把他們的故事寫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討厭屈服》。留言里聽到了很多聲音，有人說：「為什麼許多人都選擇屈服？因為他們覺得投入太多，收穫很少或根本沒有。」
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說話，真不容易呢，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卻希望其他人都能做個公民，這樣才會有人幫我們爭取更多的利益、權利……」
還有人說：「在國家壟斷企業面前，很多人首先沒有自信，為什麼沒有自信？中國人習慣了聽從權威，大家都被這樣教育著，權威是至高無上的。」
有部電影叫《飛越瘋人院》。麥克默菲是一個裝瘋躲進精神病院逃避懲罰的流浪漢。所有的病人都在醫生安排下統一按程序打針、服藥、聊天。但他不肯。進行例行心理治療的討論時，他建議將白天的日程換到晚上進行，因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錦標賽的實況轉播。
護士拉奇德小姐說：「你要求的是改變一項經過仔細研究后制定的規章制度。」
麥克默菲說：「小小的改變沒有害處。」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過了很久才適應了作息制度，如果現在一下改變了，他們會感到非常不習慣。」麥克默菲說：「這可是世界棒球賽，比賽結束以後，還可以改過來。」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讓步了：「這樣吧，我們進行一次表決，按多數人的意見辦。」麥克默菲十分贊成：「好極了！」他第一個高高地舉起了手。切斯威克也舉起了手。泰伯也想舉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馬上把手縮了回來；馬蒂尼手剛舉起，就停留在頭頂，裝著抓癢；塞夫爾手放在胸前，兩眼看著周圍，等著大多數人舉手，他也舉。
大家都想看球賽，但儘管麥克默菲一再鼓勵，仍沒有人敢違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對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見辦。」說完起身向辦公室走去。
麥克默菲說：「這就是你們的作息制度？我可要進城去看棒球賽。誰願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麥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麥克默菲指著屋子中間那個花崗岩的洗臉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戶。」
比利還是不相信：「你舉不起它。」
麥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賭，搓了搓手，使勁抱住那個檯子，沒搬起來；再一次用力，還是搬不動。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聲叫起來：「去他媽的，我總算試過了，起碼我試過了！」
郝勁松打贏鐵路發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為他會和鐵路結下樑子。但後來他乘車時，乘務長認出了他，親自端來飯菜，問他：「發票您現在要還是吃完我再給您送過來？」
「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問。
「靠我為自己權利所作的鬥爭。」郝勁松說，「權利是用來伸張的，否則權利就只是一張紙。」
在「新聞調査」，我採訪過一個人。他幫農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網上發帖提及當地領導，用了一個比較激烈的詞，被判誹謗罪，人獄兩年。我在監獄採訪他，那時他已經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看過一篇文章，說的是一個叫郝勁松的律師，那篇文章叫什麼……叫什麼屈服……」
「《我只是討厭屈服》。」我說。他帶點驚奇地看了我一眼，說哎對，過了一會兒，說：「在那篇文章里，那個律師說了一句話，他說權利不用來伸張的話，就只是一張紙。」這個人相信了這些寫在紙上的話，然後穿著藍白相間豎條紋的獄服，滿臉鬍鬚，坐在這裡看著我。他進監獄后，廠子倒了，離了婚，監獄離他的家兩千里，沒人給他送生活費，村裡的人去看他，拾破爛的老人給了他五十塊錢，老漢戴著塌得稀軟的藍布帽子，對我說：「把他換出來，把我關進去吧，我老了。」
採訪結束的時候，他想對即將參加中考的女兒說幾句話。我說好。→文·冇·人·冇·書·冇·屋←
他說：「等一下。」低了一會兒頭，腮幫子緊緊地咬得綳著，抬起來，帶著笑容對著鏡頭：「兒子……」扭頭沖我解釋，「我管我女兒叫兒子。」
「兒子，你不要為爸爸擔心，要好好幫助媽媽千活……」他的嘴都抽起來了，但他還是笑著，「你要記得爸爸跟你說過的話，爸爸不是壞人。」
採訪的時間到了，我站起身，說：「保重身體，來日方長。」
他臉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著說，好。
獄警押著他，轉身走了。走到十兒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聲尖利的哀號傳來，我扭頭看，他兩隻手被銬著，不能擦淚，只能仰頭向天，號啕痛哭，那是從胸腔里爆炸出來的哭聲。已經看不見他了，監獄曲折的走廊儘是回聲。
回來后，我們趕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審片的時候，還來不及配音，老郝拿著稿子對著畫面念解說。
有一段是我採訪他：「你後悔嗎？」
「我不後悔。」他說，「因為我付出過。」
「你還相信法律嗎？」
「不。」他說，「我信仰法律。」底下該是解說了，但沒有聲音，我轉頭看老郝，她拿紙遮住臉克制著。張潔和我也紅了眼睛。袁總看了我們三個一會兒，對張潔說：「你做了這麼多年新聞，還是這麼感性么？」
轉回頭對著屏幕：「往下看。」
片子說到農民為反映征地問題，靜坐的時候被抓了十幾個人。
「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危害到了社會公共秩序，為什麼要抓人呢？」我問公安局長。
「我們預見到了，所以它沒有發生。」公安局長說。
我問他：「沒有發生為什麼要抓人呢？」
他說：「為了穩定。」
「可是穩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嗎？」
對方沉默，這個段落結束。
袁總說「停。」轉頭對我說：「你應該再往下問這樣的結果能帶來穩定嗎？」
有一天晚上，郝勁松給我打電話，說他有點沮喪。
我給他講了這件事，說：「你是這個人的榜樣。」我差點脫口而出「你沒有權利放棄」，頓了一下，這個想法是錯的，他當然有權利放棄，正義是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期許，不是用來脅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斷要不要放棄」。
之後不久，他去了上海，成為上海黑車釣魚執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採訪他，節目中提到了他向鐵道部提起法律訴訟的往事。沒多久，採訪時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的王勇平，車上他的同事問我：「你們為什麼要採訪這麼個刺頭，他是反政府吧？」
我說：「他挺較勁，也許也有虛榮心，不過我沒覺得他是反政府。他談的都是法律問題，您要覺得他談的不對，可以在這個層面上批駁他。」
坐在車前座的王勇平轉過頭說：「他是剌頭，但是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的人。」
我採訪過一個政府官員，他在當地拆遷時，拿一個小馬扎，坐在居民樓下，坐了十幾天，兩邊煎熬，費盡唇舌為居民去爭取哪怕多一點點的利益。
「這是個公共用地拆遷，從現行法律來說，你可以貼一張告示就拆，為什麼你沒有這麼做？」我問。他想了想，說「因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個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適在北大的演講中說：「你們要爭獨立，不要爭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釋：「你們說要爭自由，自由是針對外面朿縛而言的，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就是獨立的精神。」
北京郊區曾經發生過政府與居民的劇烈衝突，這裡要建亞洲最大的垃圾焚燒廠，居民認為一定會產生嚴重污染，雙方座談時，臉都扭到一邊，「劍拔弩張」。
「溝通不可能么？」我問。
居民代表黃小山說：「政府就要建，我們就不讓建。不管是誰，總說這個『就』字，『就』要怎麼怎麼著，那就沒任何調和餘地了。」
他組織居民舉牌子在博覽會門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頭髮是朋克式的，兩邊禿著，頭上一叢染得像個雞冠花，很好認。他聽見警察悠悠地說「就是那個黃毛」，他在雨里渾身都抖，「不知道激動還是害怕」。在裡面待了一夜，出來他換種方式，把「論垃圾為什麼不能焚燒」的材料不停向各級政府遞交，電視台組織辯論場場到。
政府的專家在辯論賽上認識他之後，請他參加去日本的考察團，「這個人，路上見著姑娘漂亮就使勁看，目不轉睛。他很真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興的時候就罵。『真』的人好交往，沒有偏激和成見。」
日本國土面積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燒，東京的廠子就建在市中心，進去參觀要換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燒的技術百年來已經很穩定，「重要的不是燒不燒，而是燒什麼，怎麼燒。」但小區居民在鏡頭裡罵他『說他「叛變」了』向著政府說話。
他有點兒像小魚，熱鍋上兩邊煎，但他說對抗不代表獨立，「誰也不信誰，不買賬，這不行，不能光服從，也不能光對抗，那只是個姿態。得有理由，有科學依據。批評政府，這事咱理直氣壯，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是垃圾的產生者，也該反思我們自己應當做點什麼。」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垃圾焚燒，而是中國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濕垃圾，焚燒時如果達不到足夠高溫，就會釋放二惡英。填埋也會嚴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錢開始研究「垃圾甩干機」，想用這個技術來過濾垃圾的水分。「我是個混子德性，本來打算移民，現在我怎麼也不走了，這是我的地兒，我就留在這兒，死磕了。說句抒情的話吧，我在哪兒，哪兒就是中國。」
做這些節目時，常常會有人說：「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國亂不起啊。」我理解這樣的擔憂，老郝和我在北京美麗園小區，曾見到過激烈的衝突。進小區時我嚇了一跳，沒見過這樣的場面：整個小區掛滿了紅色標語和支持雙方的不同顏色的旗子。很晚了，馬路上都是人，揮著拳頭，打著標語，有人喊：「殺死雷霞。」
這些人都是住在這裡的業主，雷霞是業主委員會的主任。她剛打贏了官司，讓業主少掏物業費，但物業公司不執行法院判決，突然撤走，停電停水。有一部分業主說是業委會打官司才造成這個後果。他們圍在馬路上，向雷霞叫嚷。電視鏡頭一對著，幾十人就圍上來，把手裡拿的紙幾乎揮到雷霞的臉上，大聲喊：「剝下他們的畫皮。」
雷霞不說話，手沒有架在胸前，也沒有放在兜里，站著聽。
面向她站在最前頭的中年男子說：「你們憑什麼打這個官司影響我們生活？我們願意交這個錢，交得起，這是民意。」
雷說：「這是一個集體，大多數人作出來的決定，少數人是要保留一點來服從的。這是一個公理。當時票箱表達的意見就是只有十票反對。九百多戶投票，八百多戶贊成，這不代表民意嗎？」
中年男子說他們當時沒有投票，因為想讓業主大會達不到半數而無效，人數最終過半后業委會官司打贏了，這些沒投過票的人在馬路上喊「打倒業委會」，業委會的杜平說：「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達你的意見，而不是站在馬路上。」
但是，馬路上的聲音太大了。在我們的鏡頭裡，反對業委會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遊行，有人拉標語……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這樣的場面，說實話，我也不知道這事兒會怎麼收場，不知道理性會不會在拳頭面前落敗。
後來我發現，最終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區里，沒有投過票，也沒有反對過投票，原本與這兩方都毫無瓜葛的人。
他們被馬路上的聲音吵醒，漸漸加入議論，在家門口掛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幟，聚在一起開會，建立小區論壇，在公告欄里，貼出自己的意見……而這些人，是以前並不關心公共事務，不想為兩塊錢的物業費花私人時間的人。
我們採訪了其中之一，他說：「以前不太感興趣，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但這次一方面是覺得這麼多人圍攻一個人，感受比較深，也比較慚愧。我覺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順風車，大家都站出來表示自己的意見，用選票來決定我們的未來。」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號，美麗園進行了第五次業主代表大會的選舉，一千三百七十八戶，一千零九十四戶投票，拄項決議的結果都是六百多對四百多票，最終決定業委會留任，用招投標程序選擇新的物業公司，不再續聘原物業。這樣的一個結果在很多人看來，徒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它喚醒的東西，帶來了馬路上最終的安寧。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國，正是他們總統大選前夜。華盛頓博物館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記者時，突然說：「等一下。」他飛跑著拿了張報紙給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槍殺，我們要去遊行。」
「你們要求什麼？」
「建立黑人自己的國家。」
我目瞪口呆：「不會吧？」他看我不信，說「你等等」，大街上隨手叫了三組人，一個年輕的家庭，兩個掛著耳機線的女孩，一對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們說，你們是不是想建立屬於黑人的國家？」
「當然。」六個人連遲疑都沒有，「你可以到我們的街區去看一看，美國仍然是白人的國家，不是我們的。」
「你們不是有奧巴馬嗎？」
「他的腦子是白的。」老黑人說。
那個帶著孩子的年輕男人說著說著居然哭了，他說他的街區警察的對講機里，黑人的代碼，是「nonhumanbeing」。
在這之前，我以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和《民權法》已經順利地把種族問題基本解決了，奧巴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歡……這都是我的想象和從書中看來的概念。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答案，也沒有完美的世界圖式。認為一個人、一個概念、一次訴訟就可以徹底解決現實問題，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智力上的懶惰。但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還是有一個共有的規則存在。
我問這個老黑人：「你們會選擇暴力嗎？」他說不會。「暴力解決不了問題，只有智慧能。」
「憤怒不也是一種力量嗎？」
「是，但是一種危險的力量。」
「那為什麼不選擇這種力量？」
「我們還有更好的方式。」他說，「我們有法律。」
我們也有。
採訪郝勁松時，我問過他：「你以誰的名義在訴訟？」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區別是什麼？」
「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我問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當時三十四歲的年輕人說：「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