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

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里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在場有個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叢黑髮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記里記下一小段當時的情況,「柴靜比想象中瘦小,像個初二女生。有人在大聲嚷嚷,很吃驚的樣子:『這麼多人,就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新聞聯播』和央視一套兩會期間同時包裝一名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慣了精雕細刻的深度報道的柴靜,知道她要面對的是什麼嗎?」

我不記得這些對話,可能聽見了也沒心思想,我發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兩會。

我想按新聞專題的方式做,可兩會不是「新聞調查」,沒條件做深度專題,這次涉及四個部門合作,三十多位記者同時參與採訪,每個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團,各有各的採訪對象和採訪主題,節目很短,一人一句話就過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裝一下節目。

我找來老范和老郝,想弄個演播室加些評論內容,但跨部門做事,新部門沒有演播室系統,找人都不知道該找誰,所有的布景、片子、燈光……全超越常規來做。

汪汪的任務是協助我們,她日記里寫道:「柴和她的夥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設想著更完美的結果,申述著對節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夥伴瞪著熬得通紅的雙眼,不停逼著自己想辦法,求製作部門搬桌子,求電信部門拆機器……我心說:『哪怕你把我們部的辦公室給拆了,也比到處求人好辦。』」

老范、老郝是我拉來純幫忙的,我對她們急,又怕她們跟人急,更怕別人對她們急,腹背夾擊,心裡像過了火一樣,乾燥焦黃。

好在汪汪人活臉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決了。臨時演播室就建在新聞直播間的過道里,台領導審片時經過,路過電線,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記錄道:「柴靜不停地說:『怎麼能這樣干呢?』有人嘆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完工後,柴靜很克制,很客氣,說:『我們能自己乾的自己干,盡量不麻煩別人。』」

我一點都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也不知道會給別人帶來這樣的感受。那時候滿心裡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這麼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記里寫:「面對柴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得不一直吿訴她:做不到。」

「十分鐘的節目想一以貫之。」——「做不到。必須滿足兩會期間各路代表委員發言露臉的需求,要保證他們的時間。」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記者分頭採訪,面是攤得開,深度是不可預知的。」

「想事先設計。」——「做不到。做後期節目的人無法安排柴靜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採訪。」——「做不到。採訪線索、採訪對象、採訪路線、採訪設計要靠多個部門共同組成的前期記者團安排。」

她繼續寫著:「柴靜忍耐著,沒有流露出不滿。她臉上撲著粉,不,說掛著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現出很有涵養的樣子,但是,當一個人表現得很有涵養,其實是傳遞著不以為然的意思。」

瞧我當年這後娘臉,這讓人為難都不自知的勁兒,不知道她是怎麼忍過來的。

兩天後,我在台東門跟老范、老郝告別:「你們都回去吧,再也別來了。」她倆想說什麼,我止住了:「你們要在,我更不好過,走吧。」加上當天有點夕陽。戰場上掩護戰友先撤似的。

日後汪汪說:「你會有那樣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堅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讓自己軟弱下來,對人好又不知道怎麼表現,有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可笑呢。」

我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這樣最簡單,因為我連採訪都不會了。按「新聞調查」的習慣,每採訪一個人,坐下來問個二三十分鐘還問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聞節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話。我這兒問半天,節目根本來不及。

後來編導也沒辦法,寫了張紙讓採訪對象念。我握著話筒,站在那兒舉著。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槍,然後再在那個洞上畫一個靶子,效果是一樣的。」

我拖著話筒線,蹭著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現場攝像,穿件戶外裝,手裡攥倆核桃,到哪兒都揉著。他不太愛說話,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車的時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喪,忽然開口說:「要不送你倆核桃吧,時間長了,磨圓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記里寫:「今天傍晚柴靜完成採訪回來,看見我第一句話問:『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麼了?』」

「她不肯說。不說就不說吧。這幾天,柴靜的臉色活泛多了。雖然有時會悄悄地嘆氣。但不管什麼情況,跟人說話總是神色和悅,有時還會反過來安慰別人。」

她寫:「但我寧可聽別人發火,也不願意聽她嘆氣。」

我出溜了,放棄採訪,演播室也不弄了,隨同事自己采,我找個人民大會堂的中心位置,對著彩旗昂首闊步錄完一個串場,卸妝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來北京陪我們姐妹一陣子,我跟我爸去給他的電動自行車上牌照,但當時在北京掛牌,發票除外,還要暫住證。我本以為辦暫住證帶上個照片和身份證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還需要房主的戶口本。可房東住在丰台,去一趟太遠。

我爸說:「算了。」

我媽說:「還是去吧,聽說零八年外地人沒有暫住證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頭有點倔:「那我不出門了。」

再勸。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媽在擇韭菜,半天不作聲,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後醫保在家裡,還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說要回山西,還有一個原因,他不說,但我知道,他總覺得應該再去掙掙錢。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違法違規,要讓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點的城區,有一套小點的房子,得多少年。這是身為人子的責任,但父母總覺得孩子的負擔太重,心裡不安。

在家悶著。台里給我開了一個兩會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個出生在貧閑家庭的人,母親有精神病,不能幹活,父親把他帶大,九五年,他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打工賺錢,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親也接來。日子還沒過上多久,父親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換肝,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萬元的手術費,就算手術成功,以後的幾年中,每個月還得準備八千元護肝費。

他寫:「面對巨額的手術費,我眼睜睜地看著把父親從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早上,當護士拔去父親手上的針頭的那一剎那,我的眼淚幾乎可以說是爆發出來的。為了不讓父親看到我痛苦的樣子,我幾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淚水。」

他說:「現在,我得了一種恐懼症,總是做噩夢,人也變得很壓抑。一是想到在父親面對死亡的時候,自己的無助,我就自責、內疚。二是恐懼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給家人的恐懼和無助。這個病,我們老百姓實在是得不起呀!!!」

三個驚嘆號后,他說:「柴靜,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順利。」

回去我跟領導商量:「能不能換個方式做兩會,比如從我家的小區說起?」

領導同意了。

我們站在小區門口,機器架起來,有點尷尬,路邊剃頭的白大褂師傅從眼鏡上挑眼一看,把手裡的頭一按,繼續理。賣彩票的大姐把採訪車拍得啪啪響:「往那邊停,那邊停……什麼兩會不兩會?別攔著我做生意。」

樓上的大哥帶著他家的薩摩耶犬從我身邊過,我攔著他,他笑:「說這有用么?」

「不說肯定沒用,你說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搖頭走了,倒是雪白的薩摩耶熟稔地站下,等著我摸它頭。

賣煎餅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熱絡,我奔著她去了,頭一次見大姐扭捏:「嘿你這姑娘,兩會這麼大的事兒,我能說么?」攝像機一架,她對著煎餅攤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幾下頭髮,說得我們關不了機:「哎我那孩子,學校收費太貴……」她一開腔,曬太陽的老太太們都圍過來了,一人一句,說藥費不合理,買菜買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裡的毛線,探頭看了過來,我樓下租房的小夥子也插話進來:「這房價能說說么?……」

一直到採訪結束,大夥都散了,戴紅袖套的聯防隊大爺還追上來,問我能再對兩會說兩句么,他要說的是沒人贍養他的事兒,「兩會能不能管?」攝像已經撤了,我手裡只有一個沒線的話筒,但我看著他的神情,說不出拒絕的話,拿著空話筒對著他,讓他說完。這節目在「新聞聯播」里播了,在節目的結尾,我說:「至於我自己,我對兩會的願望是希望像我父母這樣的人,能更多地從這個社會得到依靠和快樂,因為他們老了,而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像我一樣的孩子。」

幾天後我們按慣例跟拍代表們去農村座談。那是京郊條件很好的村莊。不少代表和媒體,大概有三十幾人,都坐在茶几邊上,桌子上整整齊齊放了十個果盤,花生瓜子堆出圓滿的尖兒,男主人穿著毛衣,裡頭打著嶄新的領帶。

郭鳳蓮拉著女主人的手:「日子過得好嗎?」

我目瞪口呆,這就是她所理解的電視語言——不是她要這麼說話,是她認為電視台要讓她這麼說,人家坐在那兒也不舒服。申紀蘭從屋子裡出來往外走。我想拉住她問兩句,老太太綳著臉一甩手:「在屋裡拍得還不夠啊。」

當記者這麼多年,沒碰見過這樣的情況,是真羞愧。我們索性把機器暫時關了,跟這幾位代表說:「你們是代表農民說話的,可以在我們鏡頭裡說真問題。」

郭鳳蓮看了我一眼,遲疑著說了一句:「我是關心……今年給農村的這三千億,這個錢能不能到老百姓手裡?」十幾個村支書本來都在一邊袖著手看,慢慢都走過來了,說:「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當成是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個錢數」……

我看見常青鏡頭搖過去,申紀蘭正在用勁拍郭鳳蓮的肩膀:「鳳蓮,你給老百姓說了實話。」

回去車上,常青說:「這個村子不錯,可以在這兒娶個媳婦兒。」我跟他開玩笑:「你可不要顛覆我對你的看法。」

他忽然說了一句很有稜角的話:「今天不是一直在顛覆么?」

天安門廣場上記者最多,鏡頭「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著找了一條人縫給錄音把線拉著:「從這邊過去。」

這時,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著攝像機的同事往後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搶鏡頭。」我來不及阻攔,那位攝像師已經迅速撤到後面了。這樣的話,大概他常常聽到。

我惶恐,不光是覺得對不住同行,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新聞是爭出來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動等著你采,不用費力就可以問出答案,不滿意他還可以說第二遍,這種新聞,能有多少價值呢?一個代表被二三十家圍著,來不及辨別哪家時,眾聲喧嘩里才能檢驗有質量的問題。晚上吃飯的時候,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一個我從沒見過的鏡頭,一張臉大概佔去四分之三的畫面,是貼得太近造成的,還搖搖晃晃。

貼著他臉的是各個媒體的話筒。

這張臉是當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政協會議還有十分鐘就要開幕,他在說:「我的提案是給新農村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

圍著的記者太多,攝像肯定是被推來搡去,因為晃得很厲害。離得太近了,又是廣角,林的臉幾乎是變形的。一塊看電視的同事端著飯碗樂了:「以前聯播可沒這樣的臉。」

「新聞聯播」的這條新聞還真不短。

電視里林毅夫正說到:「對農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問題,要聽農民自己的聲音……」

辦公室大家都圍上來,看他怎麼說。沒人再管他佔滿了屏幕、搖搖晃晃的臉。

第四年,我有點不想參加兩會報道了,有媒體採訪我,「你們今年報道哪十大熱點?」

我問她:「你記得去年的十大嗎?能說給我聽聽嗎?」

她笑:「能記住一兩個就不錯了。」

我說:「就像水龍頭一樣,這十天來了我就把它打開,特別繁華,嘩嘩流。開完會一擰,滴水不漏,到明年再來一次,跟去年已經沒關係了。」媒體倒是越來越熱鬧了,但都在新聞發布會上比誰的衣服顏色鮮艷,能攔住高官問問題,哪兒人多往哪兒去,管這熱鬧是什麼,生怕自己落下。三八節拍點女代表,平常拍點穿得漂亮的少數民族代表,怎麼花哨怎麼來。三千多記者一起,大清晨冷風裡排成一個大方陣,長槍短炮,還有很多人架著梯子站在上頭舉著鏡頭,等著代表委員從車上下來,呼啦啦圍上去,一邊圍一邊有同行低聲問我:「咱們採訪的這人是誰啊?」

有天下了雨,政協委員都從北門進了,記者沒法在這個門停車,只能走路到正門。長安街沿線,一會兒一個,連傘都沒有,淋得透濕。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頭沒幹透,剛出門,發梢上都是冰凌子。這次車停在廣場西邊,得走過一整個廣場到東門,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過去,鞋和褲腿都濕了。等捂幹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風,五六級的風,一冬天也沒那麼冷過。我學了乖,穿上羽絨服和棉鞋,大圍巾裹著臉。回頭跟同事說話,嘴都凍得擰一塊了,張不開。

這次廣場空空蕩蕩,連站崗的都找個地方待著了。〖墨齋小說:www.qSxiaoshuo.com〗

只看見不知哪個台的姑娘,拿著話筒在出現場。她把大衣脫了,沒地兒放,夾在腿中間,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裝,裡頭一件紅襯衣,話筒一看是為兩會專門備的,套了紅絨。

「三月的北京……」她剛張嘴,一陣風,話就堵回去了,頭髮都撲在臉上。

攝像戴著大帽子,縮在棉襖里,大聲喊:「笑一點,重來一遍。」

我頂著大風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著她努力地用手拂著頭髮,兩腿向內彎夾著棉大衣,滿面笑容地說:「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來找我談報道方案,我對她們說:「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談。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狀。她後來說起早早坐在二樓沙發上等我們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讓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讓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說什麼你愛聽,又緊張你能不能通過,又緊張你通過了申勇能不能通過……真是難為了我這樣的小人物。」

哼。

她繼續扮可憐,說自己七年前剛進台的時候,「土頭土腦,唯唯諾諾,笨手笨腳,又怯又倔,不會討喜,有的人甚至一見我就忍不住會發火呢。」

我再生氣也笑出來,想起小時候有個夥伴叫小胖,回回破廟打鬼偷雞蛋,逃跑時都是她倒數第一我倒數第二,有種相依為命之感。

申勇來了坐我對面,她坐邊上另一桌,托著腮,大眼巴巴地看著,我才知道,她找領導是怕我甩手不幹了。

申勇只說了一句話:「今年全部直播。我們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這一年,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幹嘛?

有人說:「開了這麼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台是幹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十二年前,央視剛開始做兩會報道的時候,敬一丹是記者,她跟我說過當時第一反應是:「我們還能問啊?」等她成為政協委員之後才發現,「開會並不像電視上那樣整齊劃一,會場的爭論是非常活躍的」。

新聞是選擇的結果,是人來選擇呈現什麼。

兩會不光發布政府工作報告。代表是來審議報告的,審議本身是審查評議的意思,必要時提出批評和質詢,是人大代表的職責。審議過程中,不同觀點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誰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見和批評了?為什麼?贊成者又是怎麼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結果會對現實帶來什麼影響?

這一年我們沒去人民大會堂,也沒有臨時興起把代表拉去小學或醫院,抓個熱點談——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組審議的現場。

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車開到人大代表閉門口候命,才發現一個可怕的問題。同事說:「三月五號開篇這天直播什麼啊?代表們都開會去了,二十分鐘,採訪誰啊?」

我也發愁,汪汪轉過來看著我。

我說:「誰?……我?你瘋了吧,我一個人說?誰要看啊?」

汪汪日後信里承認她當時像賣保險的:「死乞白賴地和你掰扯,說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兒呢?說個十分鐘就行了。掰扯了幾個來回,你突然說:『其實二十分鐘也沒關係,我就是算準了時間好準備。』我頓時鬧一大紅臉,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覺。其實你並沒有諷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麼報復她。

直播開始,我說:「請導播切一個會議室畫面。」我知道後期導播台上汪汪會面無人色——哪兒有直播前不溝通,臨時要求切畫面這麼玩人的?

我心裡知道她行,汪老師,來吧。

我等了一秒鐘,猜到她已經切到了空無一人的會議室,就用這個畫面說開場白:「子路問孔子,您從政的話,第一件事是什麼?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這句話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對權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認定。這些空無一人的桌椅,其實就是憲法賦予代表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的權利。」

播完之後,我遇到申勇,他說:「第一次感到這個空蕩蕩的會議室這麼莊嚴。」

節目結束,看到一個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說柴靜像個「教士」,絮絮不休地說著一些正確但是無人會聽的話。是,電視機前的人端著碗就走過去了,我在耳機里甚至聽到跟我連線的主持人把話筒關了在閑聊。

我知道可能沒人聽。但這事兒就像談戀愛一樣,跟別人沒關係,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節目完了,晚上十一點,我在咖啡廳對著第二天的文案發獃。汪汪笑眯眯地來觀賞了我一會兒,當天日記里寫:「她有氣無力地和我說:『第二天可麻煩了,太亂了。』我很薄情寡義地想,這就不關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憐樣老忘不掉。」

亂,往年只做單獨一位代表的議案,現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議題的不同意見方。編導們更可憐,半夜三更挨個去了解每個代表對問題的看法:「今年我們直播,不需要您念發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麼說,有不同意見也可以隨時插話。」

人家滿臉狐疑:「那不就吵起來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啟傳,斜靠在欄杆上抽煙,看我們在那兒布線,我過去打個招呼聊兩句:「您等會兒的觀點是什麼?」他似笑非笑:「不就是聽你們央視的導演么,讓演什麼演什麼。」

我說:「我們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說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們是直播,您只需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繼寶講他的飛躍集團在政府支持下渡過難關的三點體會,剛說到第二點,就被庄啟傳打斷了:「你的觀點我認可,依靠政府解決問題。但是,政府給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問題都解決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繼寶大聲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坐在旁邊的人大代表周曉光搶進打斷:「邱先生的企業在我們浙江,是大企業。但我們浙江還有幾十萬家小企業。」

「企業解決問題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過多依賴政府,這個企業就沒有出息,走不遠。」庄啟傳找個空子還是把話說完了。

邱繼寶本人臉漲得通紅:「當然得企業主導,關鍵是企業要面子還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鐘的會議直播一直在往後延,居然耳機里沒人告訴我什麼時候停,汪汪發簡訊給我:「播出線上沸騰了。」

會議結束,現場的兩位紙媒同行議論,說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來他們要拍邱繼寶發言呢,結果變成一場大爭論了。」

我把邱繼寶請到直播的鏡頭面前:「這些反對你的聲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會覺得尷尬和不舒服嗎?」

「作為代表,怕尷尬就不要去寫建議,你為了把深入的意見建議真正帶到兩會上形成國家的共識,你肯定要結合實際,不對的跟他爭,誰有理,誰就是精英。」他說。

「爭論不是會讓意見更分散嗎,你為什麼說可以達成共識?」

他說:「只有通過爭論才能達成共識,爭論是爭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結束,我們進了電梯,邱繼寶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句:「這也是第一次啊。」

「什麼第一次?」我說。

「我們開始有了真正的『議會新聞』。」

做這樣的節目,編導心裡沒底,問我:「直播中到底發生什麼,沒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給我你的提問呢?」我說我通常只準備材料,現場聽,具體要問什麼,可能到了那個時候才能知道。

汪汪說:「也有編導說他不喜歡你,覺得你慾望太強了,總覺得拚命想證明些什麼。」

我知道她什麼意思:「也許是我真不認為直播前需要什麼都準備好……別介意,我就是這麼想的,如果記者不向未知的東西去問,那這個節目好不到哪兒去。」

「看你採訪,眼睛都放著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經熟到了可以胡說八道的地步:「攫取,對,提問者就得攫取。我還太不夠呢,好採訪是一刀一刀把一個人的魂兒活活兒剝出來曬,這個剝裡面全是邏輯,遞進,環環相扣。」再返過頭吹捧她:「但是編導在後期的檯子上是神啊,剪輯和導播一秒之間,差之千里,一個鏡頭的調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這種各自歸位的陶然——哎你沒覺得我比以前嘴兒甜了么?」

她嘿然一樂,把一份策劃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這個你肯定喜歡。」

是個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臉,濃眉毛,兩會發言時,當眾掏出一瓶深黃色的水,往桌上一蹾:「這是我視察時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純黃色的呀……這就是當地十八個鄉八九萬農民喝了十幾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當地最長壽的人也只有六十五歲,因為體檢不過關,已經多年沒有年輕人能去當兵了。這次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大篇幅提到環境保護,可見中央是多麼重視。但為什麼一條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關部門協調工作太不實在,說實話就是失職!」他的手不斷敲桌子,自來卷的頭髮,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當時擔任國務院秘書長的華建敏說:「老毛,你把這水給我,我給你落實。」

「哎呀,聽了這話,我太高興了呀!」他說這話的時候,六十歲的人,眼睛是濕的。

直播那天,代表團的負責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著要對我們直播負責,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發言的時候,我待會給你打手勢,你看著點哈。」

老毛這次拿了支玉米來,是要反映糧價太低了:「這麼大穗,才三毛錢,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還是和另一位職務是糧庫主任的代表爭了起來:「城裡人掙工資,漲工資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購價,當時工資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價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裡人工資已經達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漲糧價,玉米現在應該是兩塊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說:「這肯定不行,糧食是特殊商品,這麼漲宏觀經濟要不穩定了。」

他說他知道,但是「得把農民的利益補上,種糧的人要有個奔頭,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邊說他邊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裡,勁真大,玉米粒都搓下來了。

就這麼「吵」了四十分鐘。老毛嗓門大,我連找個縫隙打斷他都不容易,最後兩位算有個基本共識,說糧價一定要漲,「小步快走」。這話後來寫進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過來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媽呀你剛才咋不看我呢,我拚命打手勢,幸虧講得還行,你把我嚇死了。」他嘿嘿笑,說剛才我扭過頭裝作沒看見你。

人走了我問老毛:「你沒顧慮么?」

「我就是個農民,還能咋的?」

「他平時是你領導啊。」

「我倆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後來老念叨這一期:「那時候我們心裡沒底,因為沒有套路,採訪的時候就像新聞正在發生,節目雖然粗糙,卻充沛著一種糊塗辛辣的感覺。」

我說:「咱們這個活兒像廚子一樣,要有那個烈火一騰,下鍋的時候響油刺啦的感覺。」

吹牛這種事吧,緊跟著就是丟人。

我的現場導演是紅梅,她做事靠譜,不是她的節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實。相處久了,她說:「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實你什麼特別之處也沒有,你就是平常說話。」

我還挺得意……啊,總算。剛入行的時候,老向觀眾擠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這兒,我在這兒呀。」紅梅這麼一說,我還以為七年下來,我真學到了平常說話。

結果某天直播,說起大家聽政府報告,我順口就說「萬人空巷」。等後來看這段視頻的時候,我汗出如漿,羞憤地踢我自己:「這詞兒他媽的你從哪兒學的?你怎麼就敢這麼用?」

我知道我是哪兒學的,還蹲在我爸的辦公桌下撿煙頭玩的時候,作文里就寫:「平地一聲春雷響,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了……」

我的文學啟蒙書,是從廚房翻到的批判胡風的文件彙編,我自發創作的第一首詩是獻給雷鋒叔叔的。跳皮筋的時候,小女生唱的歌謠是:「一朵紅花紅又紅,劉胡蘭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題同金光照,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我還以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順嘴溜出來比什麼都快。也沒別的辦法,只能在日記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說小柴,就沖你這敢這麼用這個成語,將來殺人放火的事兒你都幹得出來!」

人性是這樣,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時候累了,半夜回來,就想著明天節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觀察兩會,我觀察你。」

心裡一動。又在桌前坐下來準備材料……有人看著,不敢太輕慢。曾國藩說得對,世間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兩會也這樣,會上有位呼籲停止銀行跨行收費的黃細花代表,這事她從廣東兩會一直追到全國兩會,我問她為什麼這麼較真。

她半開玩笑說:「還不都是讓你們媒體給逼的。」

我問一個哈佛的老教授,社會上這麼多問題,改起來有很多惰性,怎麼改?他說,讓問題浮出水面,讓它「不得不」改變。

我們第一次在直播中現場連線,讓選民全程在線聽會,直接對代表作出評價。有記者採訪我,瞪大眼睛問:「難道不滿意也能說啊?」

「當然可以啦,這是社會常態,有滿意就有不滿意,有了不滿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職。」

採訪農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時候,我們連線了深圳的農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評康厚明前一年履職時「過於軟弱」。這是我們兩會節目里,第一次出現對人大代表的批評,未見得全面客觀,但可貴在於呈現了分歧。第二年,吉峰聽到康厚明在兩會上談到農民工養老保險轉續,地方保護主義是繞不開的障礙之後,給了他掌聲。

連線最後,我問吉峰:「你為什麼要提出你的意見和疑問?」

他說:「我們不對自己的事情關心,誰來關心呢?」

直播完,回來車上有同行問:「你們這節目這麼說那麼說,會不會有風險?」

我想起老毛,當天採訪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鏡頭前採訪另一個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個黑影直接從鏡頭前穿過。

全場皆驚。

是老毛,嘴裡還嘮嘮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從我身邊的桌子上拽走了那隻黃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沒看這一屋子人,和正對著的鏡頭。一回身,又從直播鏡頭前昂頭闊步出去了。

玉米是剛才採訪的時候他落下的。他帶玉米來,不是當電視台的道具,急著要拿回會場,是去說服其他代表。他心裡眼裡都沒有直播的鏡頭。

這隻金穗大玉米兩會結束后我要來了,放在我家書架上,是四年兩會我留的唯一紀念。

二〇〇九年以後,我沒再參加兩會的報道,汪汪還是寫信給我說說人和事的進展。她有時候沮喪,有時候興緻勃勃,有時候對我不耐煩:「你說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卻不能證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長信,說直播中又採訪了老毛,今年明顯脾氣急,為了一個持續多年的提案,農民貸款難,他提了幾年,之前答覆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說:「光探索不行,現在探索多少年了,城裡能抵押農村為什麼不能抵押?剛才說擔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為什麼不能趕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這事,你說著急不著急?農民不貸款農民怎麼能夠發展?不能總是探索,怎麼解決得拿出辦法了。」

她寫:「他說話急得嗓門都尖了。」

我問她,老毛為什麼這麼急?

她說老毛得了結腸癌,六號開會說完這些,八號就回去化療了。他這是一個療程沒完,本來應該住院觀察的工夫跑出來開會的。

「咱們做了那麼多年兩會,」汪汪最後寫,「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四年之後,汪汪才把當年她的兩會日記發給我。

她終究原諒了我:「不管柴靜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堅持也罷妥協也罷,好好壞壞她是不會走的。」

我看她這段,想起當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總管、小米、韓大叔……大家吵來吵去,深更半夜臨時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無數工夫,但沒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來,一推十八樓那個小屋的門,「轟」一下的熱氣,七八個人都轉過臉沖我笑,桌上給我留著飯,姚華把塑料袋裡猩紅的剁辣椒和蘿蔔乾拎過來,大眼睛的小溫溫給我倒杯熱水。

汪汪坐在電腦前查資料。我從不帶筆,一輩子丟三落四,一邊吃飯一邊左顧右盼,想找個筆在紙上劃一下。她背對著我,眼睛盯著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隻手把筆送到我面前。

她後來在信里寫:「你有點驚訝,我理所當然。十幾平米的小屋,我們都擠在一起,彼此一舉一動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過了四年,她才告訴我,那個在留言里寫「你觀察兩會,我觀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這麼多年兩會,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幹嘛?」有人說:「開了這麼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台是幹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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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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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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