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
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里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在場有個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叢黑髮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記里記下一小段當時的情況，「柴靜比想象中瘦小，像個初二女生。有人在大聲嚷嚷，很吃驚的樣子：『這麼多人，就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新聞聯播』和央視一套兩會期間同時包裝一名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慣了精雕細刻的深度報道的柴靜，知道她要面對的是什麼嗎？」
我不記得這些對話，可能聽見了也沒心思想，我發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兩會。
我想按新聞專題的方式做，可兩會不是「新聞調查」，沒條件做深度專題，這次涉及四個部門合作，三十多位記者同時參與採訪，每個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團，各有各的採訪對象和採訪主題，節目很短，一人一句話就過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裝一下節目。
我找來老范和老郝，想弄個演播室加些評論內容，但跨部門做事，新部門沒有演播室系統，找人都不知道該找誰，所有的布景、片子、燈光……全超越常規來做。
汪汪的任務是協助我們，她日記里寫道：「柴和她的夥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設想著更完美的結果，申述著對節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夥伴瞪著熬得通紅的雙眼，不停逼著自己想辦法，求製作部門搬桌子，求電信部門拆機器……我心說：『哪怕你把我們部的辦公室給拆了，也比到處求人好辦。』」
老范、老郝是我拉來純幫忙的，我對她們急，又怕她們跟人急，更怕別人對她們急，腹背夾擊，心裡像過了火一樣，乾燥焦黃。
好在汪汪人活臉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決了。臨時演播室就建在新聞直播間的過道里，台領導審片時經過，路過電線，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記錄道：「柴靜不停地說：『怎麼能這樣干呢？』有人嘆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完工後，柴靜很克制，很客氣，說：『我們能自己乾的自己干，盡量不麻煩別人。』」
我一點都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也不知道會給別人帶來這樣的感受。那時候滿心裡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這麼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記里寫：「面對柴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得不一直吿訴她：做不到。」
「十分鐘的節目想一以貫之。」——「做不到。必須滿足兩會期間各路代表委員發言露臉的需求，要保證他們的時間。」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記者分頭採訪，面是攤得開，深度是不可預知的。」
「想事先設計。」——「做不到。做後期節目的人無法安排柴靜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採訪。」——「做不到。採訪線索、採訪對象、採訪路線、採訪設計要靠多個部門共同組成的前期記者團安排。」
她繼續寫著：「柴靜忍耐著，沒有流露出不滿。她臉上撲著粉，不，說掛著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現出很有涵養的樣子，但是，當一個人表現得很有涵養，其實是傳遞著不以為然的意思。」
瞧我當年這後娘臉，這讓人為難都不自知的勁兒，不知道她是怎麼忍過來的。
兩天後，我在台東門跟老范、老郝告別：「你們都回去吧，再也別來了。」她倆想說什麼，我止住了：「你們要在，我更不好過，走吧。」加上當天有點夕陽。戰場上掩護戰友先撤似的。
日後汪汪說：「你會有那樣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堅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讓自己軟弱下來，對人好又不知道怎麼表現，有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可笑呢。」
我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這樣最簡單，因為我連採訪都不會了。按「新聞調查」的習慣，每採訪一個人，坐下來問個二三十分鐘還問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聞節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話。我這兒問半天，節目根本來不及。
後來編導也沒辦法，寫了張紙讓採訪對象念。我握著話筒，站在那兒舉著。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槍，然後再在那個洞上畫一個靶子，效果是一樣的。」
我拖著話筒線，蹭著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現場攝像，穿件戶外裝，手裡攥倆核桃，到哪兒都揉著。他不太愛說話，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車的時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喪，忽然開口說：「要不送你倆核桃吧，時間長了，磨圓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記里寫：「今天傍晚柴靜完成採訪回來，看見我第一句話問：『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麼了？』」
「她不肯說。不說就不說吧。這幾天，柴靜的臉色活泛多了。雖然有時會悄悄地嘆氣。但不管什麼情況，跟人說話總是神色和悅，有時還會反過來安慰別人。」
她寫：「但我寧可聽別人發火，也不願意聽她嘆氣。」
我出溜了，放棄採訪，演播室也不弄了，隨同事自己采，我找個人民大會堂的中心位置，對著彩旗昂首闊步錄完一個串場，卸妝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來北京陪我們姐妹一陣子，我跟我爸去給他的電動自行車上牌照，但當時在北京掛牌，發票除外，還要暫住證。我本以為辦暫住證帶上個照片和身份證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還需要房主的戶口本。可房東住在丰台，去一趟太遠。
我爸說：「算了。」
我媽說：「還是去吧，聽說零八年外地人沒有暫住證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頭有點倔：「那我不出門了。」
再勸。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媽在擇韭菜，半天不作聲，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後醫保在家裡，還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說要回山西，還有一個原因，他不說，但我知道，他總覺得應該再去掙掙錢。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違法違規，要讓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點的城區，有一套小點的房子，得多少年。這是身為人子的責任，但父母總覺得孩子的負擔太重，心裡不安。
在家悶著。台里給我開了一個兩會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個出生在貧閑家庭的人，母親有精神病，不能幹活，父親把他帶大，九五年，他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打工賺錢，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親也接來。日子還沒過上多久，父親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換肝，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萬元的手術費，就算手術成功，以後的幾年中，每個月還得準備八千元護肝費。
他寫：「面對巨額的手術費，我眼睜睜地看著把父親從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早上，當護士拔去父親手上的針頭的那一剎那，我的眼淚幾乎可以說是爆發出來的。為了不讓父親看到我痛苦的樣子，我幾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淚水。」
他說：「現在，我得了一種恐懼症，總是做噩夢，人也變得很壓抑。一是想到在父親面對死亡的時候，自己的無助，我就自責、內疚。二是恐懼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給家人的恐懼和無助。這個病，我們老百姓實在是得不起呀！！！」
三個驚嘆號后，他說：「柴靜，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順利。」
回去我跟領導商量：「能不能換個方式做兩會，比如從我家的小區說起？」
領導同意了。
我們站在小區門口，機器架起來，有點尷尬，路邊剃頭的白大褂師傅從眼鏡上挑眼一看，把手裡的頭一按，繼續理。賣彩票的大姐把採訪車拍得啪啪響：「往那邊停，那邊停……什麼兩會不兩會？別攔著我做生意。」
樓上的大哥帶著他家的薩摩耶犬從我身邊過，我攔著他，他笑：「說這有用么？」
「不說肯定沒用，你說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搖頭走了，倒是雪白的薩摩耶熟稔地站下，等著我摸它頭。
賣煎餅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熱絡，我奔著她去了，頭一次見大姐扭捏：「嘿你這姑娘，兩會這麼大的事兒，我能說么？」攝像機一架，她對著煎餅攤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幾下頭髮，說得我們關不了機：「哎我那孩子，學校收費太貴……」她一開腔，曬太陽的老太太們都圍過來了，一人一句，說藥費不合理，買菜買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裡的毛線，探頭看了過來，我樓下租房的小夥子也插話進來：「這房價能說說么？……」
一直到採訪結束，大夥都散了，戴紅袖套的聯防隊大爺還追上來，問我能再對兩會說兩句么，他要說的是沒人贍養他的事兒，「兩會能不能管？」攝像已經撤了，我手裡只有一個沒線的話筒，但我看著他的神情，說不出拒絕的話，拿著空話筒對著他，讓他說完。這節目在「新聞聯播」里播了，在節目的結尾，我說：「至於我自己，我對兩會的願望是希望像我父母這樣的人，能更多地從這個社會得到依靠和快樂，因為他們老了，而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像我一樣的孩子。」
幾天後我們按慣例跟拍代表們去農村座談。那是京郊條件很好的村莊。不少代表和媒體，大概有三十幾人，都坐在茶几邊上，桌子上整整齊齊放了十個果盤，花生瓜子堆出圓滿的尖兒，男主人穿著毛衣，裡頭打著嶄新的領帶。
郭鳳蓮拉著女主人的手：「日子過得好嗎？」
我目瞪口呆，這就是她所理解的電視語言——不是她要這麼說話，是她認為電視台要讓她這麼說，人家坐在那兒也不舒服。申紀蘭從屋子裡出來往外走。我想拉住她問兩句，老太太綳著臉一甩手：「在屋裡拍得還不夠啊。」
當記者這麼多年，沒碰見過這樣的情況，是真羞愧。我們索性把機器暫時關了，跟這幾位代表說：「你們是代表農民說話的，可以在我們鏡頭裡說真問題。」
郭鳳蓮看了我一眼，遲疑著說了一句：「我是關心……今年給農村的這三千億，這個錢能不能到老百姓手裡？」十幾個村支書本來都在一邊袖著手看，慢慢都走過來了，說：「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當成是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個錢數」……
我看見常青鏡頭搖過去，申紀蘭正在用勁拍郭鳳蓮的肩膀：「鳳蓮，你給老百姓說了實話。」
回去車上，常青說：「這個村子不錯，可以在這兒娶個媳婦兒。」我跟他開玩笑：「你可不要顛覆我對你的看法。」
他忽然說了一句很有稜角的話：「今天不是一直在顛覆么？」
天安門廣場上記者最多，鏡頭「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著找了一條人縫給錄音把線拉著：「從這邊過去。」
這時，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著攝像機的同事往後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搶鏡頭。」我來不及阻攔，那位攝像師已經迅速撤到後面了。這樣的話，大概他常常聽到。
我惶恐，不光是覺得對不住同行，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新聞是爭出來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動等著你采，不用費力就可以問出答案，不滿意他還可以說第二遍，這種新聞，能有多少價值呢？一個代表被二三十家圍著，來不及辨別哪家時，眾聲喧嘩里才能檢驗有質量的問題。晚上吃飯的時候，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一個我從沒見過的鏡頭，一張臉大概佔去四分之三的畫面，是貼得太近造成的，還搖搖晃晃。
貼著他臉的是各個媒體的話筒。
這張臉是當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政協會議還有十分鐘就要開幕，他在說：「我的提案是給新農村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
圍著的記者太多，攝像肯定是被推來搡去，因為晃得很厲害。離得太近了，又是廣角，林的臉幾乎是變形的。一塊看電視的同事端著飯碗樂了：「以前聯播可沒這樣的臉。」
「新聞聯播」的這條新聞還真不短。
電視里林毅夫正說到：「對農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問題，要聽農民自己的聲音……」
辦公室大家都圍上來，看他怎麼說。沒人再管他佔滿了屏幕、搖搖晃晃的臉。
第四年，我有點不想參加兩會報道了，有媒體採訪我，「你們今年報道哪十大熱點？」
我問她：「你記得去年的十大嗎？能說給我聽聽嗎？」
她笑：「能記住一兩個就不錯了。」
我說：「就像水龍頭一樣，這十天來了我就把它打開，特別繁華，嘩嘩流。開完會一擰，滴水不漏，到明年再來一次，跟去年已經沒關係了。」媒體倒是越來越熱鬧了，但都在新聞發布會上比誰的衣服顏色鮮艷，能攔住高官問問題，哪兒人多往哪兒去，管這熱鬧是什麼，生怕自己落下。三八節拍點女代表，平常拍點穿得漂亮的少數民族代表，怎麼花哨怎麼來。三千多記者一起，大清晨冷風裡排成一個大方陣，長槍短炮，還有很多人架著梯子站在上頭舉著鏡頭，等著代表委員從車上下來，呼啦啦圍上去，一邊圍一邊有同行低聲問我：「咱們採訪的這人是誰啊？」
有天下了雨，政協委員都從北門進了，記者沒法在這個門停車，只能走路到正門。長安街沿線，一會兒一個，連傘都沒有，淋得透濕。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頭沒幹透，剛出門，發梢上都是冰凌子。這次車停在廣場西邊，得走過一整個廣場到東門，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過去，鞋和褲腿都濕了。等捂幹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風，五六級的風，一冬天也沒那麼冷過。我學了乖，穿上羽絨服和棉鞋，大圍巾裹著臉。回頭跟同事說話，嘴都凍得擰一塊了，張不開。
這次廣場空空蕩蕩，連站崗的都找個地方待著了。〖墨齋小說：www.qSxiaoshuo.com〗
只看見不知哪個台的姑娘，拿著話筒在出現場。她把大衣脫了，沒地兒放，夾在腿中間，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裝，裡頭一件紅襯衣，話筒一看是為兩會專門備的，套了紅絨。
「三月的北京……」她剛張嘴，一陣風，話就堵回去了，頭髮都撲在臉上。
攝像戴著大帽子，縮在棉襖里，大聲喊：「笑一點，重來一遍。」
我頂著大風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著她努力地用手拂著頭髮，兩腿向內彎夾著棉大衣，滿面笑容地說：「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來找我談報道方案，我對她們說：「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談。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狀。她後來說起早早坐在二樓沙發上等我們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讓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讓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說什麼你愛聽，又緊張你能不能通過，又緊張你通過了申勇能不能通過……真是難為了我這樣的小人物。」
哼。
她繼續扮可憐，說自己七年前剛進台的時候，「土頭土腦，唯唯諾諾，笨手笨腳，又怯又倔，不會討喜，有的人甚至一見我就忍不住會發火呢。」
我再生氣也笑出來，想起小時候有個夥伴叫小胖，回回破廟打鬼偷雞蛋，逃跑時都是她倒數第一我倒數第二，有種相依為命之感。
申勇來了坐我對面，她坐邊上另一桌，托著腮，大眼巴巴地看著，我才知道，她找領導是怕我甩手不幹了。
申勇只說了一句話：「今年全部直播。我們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這一年，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幹嘛？
有人說：「開了這麼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台是幹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十二年前，央視剛開始做兩會報道的時候，敬一丹是記者，她跟我說過當時第一反應是：「我們還能問啊？」等她成為政協委員之後才發現，「開會並不像電視上那樣整齊劃一，會場的爭論是非常活躍的」。
新聞是選擇的結果，是人來選擇呈現什麼。
兩會不光發布政府工作報告。代表是來審議報告的，審議本身是審查評議的意思，必要時提出批評和質詢，是人大代表的職責。審議過程中，不同觀點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誰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見和批評了？為什麼？贊成者又是怎麼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結果會對現實帶來什麼影響？
這一年我們沒去人民大會堂，也沒有臨時興起把代表拉去小學或醫院，抓個熱點談——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組審議的現場。
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車開到人大代表閉門口候命，才發現一個可怕的問題。同事說：「三月五號開篇這天直播什麼啊？代表們都開會去了，二十分鐘，採訪誰啊？」
我也發愁，汪汪轉過來看著我。
我說：「誰？……我？你瘋了吧，我一個人說？誰要看啊？」
汪汪日後信里承認她當時像賣保險的：「死乞白賴地和你掰扯，說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兒呢？說個十分鐘就行了。掰扯了幾個來回，你突然說：『其實二十分鐘也沒關係，我就是算準了時間好準備。』我頓時鬧一大紅臉，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覺。其實你並沒有諷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麼報復她。
直播開始，我說：「請導播切一個會議室畫面。」我知道後期導播台上汪汪會面無人色——哪兒有直播前不溝通，臨時要求切畫面這麼玩人的？
我心裡知道她行，汪老師，來吧。
我等了一秒鐘，猜到她已經切到了空無一人的會議室，就用這個畫面說開場白：「子路問孔子，您從政的話，第一件事是什麼？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這句話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對權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認定。這些空無一人的桌椅，其實就是憲法賦予代表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的權利。」
播完之後，我遇到申勇，他說：「第一次感到這個空蕩蕩的會議室這麼莊嚴。」
節目結束，看到一個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說柴靜像個「教士」，絮絮不休地說著一些正確但是無人會聽的話。是，電視機前的人端著碗就走過去了，我在耳機里甚至聽到跟我連線的主持人把話筒關了在閑聊。
我知道可能沒人聽。但這事兒就像談戀愛一樣，跟別人沒關係，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節目完了，晚上十一點，我在咖啡廳對著第二天的文案發獃。汪汪笑眯眯地來觀賞了我一會兒，當天日記里寫：「她有氣無力地和我說：『第二天可麻煩了，太亂了。』我很薄情寡義地想，這就不關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憐樣老忘不掉。」
亂，往年只做單獨一位代表的議案，現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議題的不同意見方。編導們更可憐，半夜三更挨個去了解每個代表對問題的看法：「今年我們直播，不需要您念發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麼說，有不同意見也可以隨時插話。」
人家滿臉狐疑：「那不就吵起來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啟傳，斜靠在欄杆上抽煙，看我們在那兒布線，我過去打個招呼聊兩句：「您等會兒的觀點是什麼？」他似笑非笑：「不就是聽你們央視的導演么，讓演什麼演什麼。」
我說：「我們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說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們是直播，您只需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繼寶講他的飛躍集團在政府支持下渡過難關的三點體會，剛說到第二點，就被庄啟傳打斷了：「你的觀點我認可，依靠政府解決問題。但是，政府給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問題都解決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繼寶大聲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坐在旁邊的人大代表周曉光搶進打斷：「邱先生的企業在我們浙江，是大企業。但我們浙江還有幾十萬家小企業。」
「企業解決問題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過多依賴政府，這個企業就沒有出息，走不遠。」庄啟傳找個空子還是把話說完了。
邱繼寶本人臉漲得通紅：「當然得企業主導，關鍵是企業要面子還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鐘的會議直播一直在往後延，居然耳機里沒人告訴我什麼時候停，汪汪發簡訊給我：「播出線上沸騰了。」
會議結束，現場的兩位紙媒同行議論，說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來他們要拍邱繼寶發言呢，結果變成一場大爭論了。」
我把邱繼寶請到直播的鏡頭面前：「這些反對你的聲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會覺得尷尬和不舒服嗎？」
「作為代表，怕尷尬就不要去寫建議，你為了把深入的意見建議真正帶到兩會上形成國家的共識，你肯定要結合實際，不對的跟他爭，誰有理，誰就是精英。」他說。
「爭論不是會讓意見更分散嗎，你為什麼說可以達成共識？」
他說：「只有通過爭論才能達成共識，爭論是爭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結束，我們進了電梯，邱繼寶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句：「這也是第一次啊。」
「什麼第一次？」我說。
「我們開始有了真正的『議會新聞』。」
做這樣的節目，編導心裡沒底，問我：「直播中到底發生什麼，沒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給我你的提問呢？」我說我通常只準備材料，現場聽，具體要問什麼，可能到了那個時候才能知道。
汪汪說：「也有編導說他不喜歡你，覺得你慾望太強了，總覺得拚命想證明些什麼。」
我知道她什麼意思：「也許是我真不認為直播前需要什麼都準備好……別介意，我就是這麼想的，如果記者不向未知的東西去問，那這個節目好不到哪兒去。」
「看你採訪，眼睛都放著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經熟到了可以胡說八道的地步：「攫取，對，提問者就得攫取。我還太不夠呢，好採訪是一刀一刀把一個人的魂兒活活兒剝出來曬，這個剝裡面全是邏輯，遞進，環環相扣。」再返過頭吹捧她：「但是編導在後期的檯子上是神啊，剪輯和導播一秒之間，差之千里，一個鏡頭的調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這種各自歸位的陶然——哎你沒覺得我比以前嘴兒甜了么？」
她嘿然一樂，把一份策劃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這個你肯定喜歡。」
是個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臉，濃眉毛，兩會發言時，當眾掏出一瓶深黃色的水，往桌上一蹾：「這是我視察時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純黃色的呀……這就是當地十八個鄉八九萬農民喝了十幾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當地最長壽的人也只有六十五歲，因為體檢不過關，已經多年沒有年輕人能去當兵了。這次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大篇幅提到環境保護，可見中央是多麼重視。但為什麼一條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關部門協調工作太不實在，說實話就是失職！」他的手不斷敲桌子，自來卷的頭髮，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當時擔任國務院秘書長的華建敏說：「老毛，你把這水給我，我給你落實。」
「哎呀，聽了這話，我太高興了呀！」他說這話的時候，六十歲的人，眼睛是濕的。
直播那天，代表團的負責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著要對我們直播負責，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發言的時候，我待會給你打手勢，你看著點哈。」
老毛這次拿了支玉米來，是要反映糧價太低了：「這麼大穗，才三毛錢，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還是和另一位職務是糧庫主任的代表爭了起來：「城裡人掙工資，漲工資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購價，當時工資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價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裡人工資已經達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漲糧價，玉米現在應該是兩塊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說：「這肯定不行，糧食是特殊商品，這麼漲宏觀經濟要不穩定了。」
他說他知道，但是「得把農民的利益補上，種糧的人要有個奔頭，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邊說他邊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裡，勁真大，玉米粒都搓下來了。
就這麼「吵」了四十分鐘。老毛嗓門大，我連找個縫隙打斷他都不容易，最後兩位算有個基本共識，說糧價一定要漲，「小步快走」。這話後來寫進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過來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媽呀你剛才咋不看我呢，我拚命打手勢，幸虧講得還行，你把我嚇死了。」他嘿嘿笑，說剛才我扭過頭裝作沒看見你。
人走了我問老毛：「你沒顧慮么？」
「我就是個農民，還能咋的？」
「他平時是你領導啊。」
「我倆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後來老念叨這一期：「那時候我們心裡沒底，因為沒有套路，採訪的時候就像新聞正在發生，節目雖然粗糙，卻充沛著一種糊塗辛辣的感覺。」
我說：「咱們這個活兒像廚子一樣，要有那個烈火一騰，下鍋的時候響油刺啦的感覺。」
吹牛這種事吧，緊跟著就是丟人。
我的現場導演是紅梅，她做事靠譜，不是她的節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實。相處久了，她說：「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實你什麼特別之處也沒有，你就是平常說話。」
我還挺得意……啊，總算。剛入行的時候，老向觀眾擠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這兒，我在這兒呀。」紅梅這麼一說，我還以為七年下來，我真學到了平常說話。
結果某天直播，說起大家聽政府報告，我順口就說「萬人空巷」。等後來看這段視頻的時候，我汗出如漿，羞憤地踢我自己：「這詞兒他媽的你從哪兒學的？你怎麼就敢這麼用？」
我知道我是哪兒學的，還蹲在我爸的辦公桌下撿煙頭玩的時候，作文里就寫：「平地一聲春雷響，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了……」
我的文學啟蒙書，是從廚房翻到的批判胡風的文件彙編，我自發創作的第一首詩是獻給雷鋒叔叔的。跳皮筋的時候，小女生唱的歌謠是：「一朵紅花紅又紅，劉胡蘭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題同金光照，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我還以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順嘴溜出來比什麼都快。也沒別的辦法，只能在日記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說小柴，就沖你這敢這麼用這個成語，將來殺人放火的事兒你都幹得出來！」
人性是這樣，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時候累了，半夜回來，就想著明天節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觀察兩會，我觀察你。」
心裡一動。又在桌前坐下來準備材料……有人看著，不敢太輕慢。曾國藩說得對，世間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兩會也這樣，會上有位呼籲停止銀行跨行收費的黃細花代表，這事她從廣東兩會一直追到全國兩會，我問她為什麼這麼較真。
她半開玩笑說：「還不都是讓你們媒體給逼的。」
我問一個哈佛的老教授，社會上這麼多問題，改起來有很多惰性，怎麼改？他說，讓問題浮出水面，讓它「不得不」改變。
我們第一次在直播中現場連線，讓選民全程在線聽會，直接對代表作出評價。有記者採訪我，瞪大眼睛問：「難道不滿意也能說啊？」
「當然可以啦，這是社會常態，有滿意就有不滿意，有了不滿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職。」
採訪農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時候，我們連線了深圳的農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評康厚明前一年履職時「過於軟弱」。這是我們兩會節目里，第一次出現對人大代表的批評，未見得全面客觀，但可貴在於呈現了分歧。第二年，吉峰聽到康厚明在兩會上談到農民工養老保險轉續，地方保護主義是繞不開的障礙之後，給了他掌聲。
連線最後，我問吉峰：「你為什麼要提出你的意見和疑問？」
他說：「我們不對自己的事情關心，誰來關心呢？」
直播完，回來車上有同行問：「你們這節目這麼說那麼說，會不會有風險？」
我想起老毛，當天採訪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鏡頭前採訪另一個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個黑影直接從鏡頭前穿過。
全場皆驚。
是老毛，嘴裡還嘮嘮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從我身邊的桌子上拽走了那隻黃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沒看這一屋子人，和正對著的鏡頭。一回身，又從直播鏡頭前昂頭闊步出去了。
玉米是剛才採訪的時候他落下的。他帶玉米來，不是當電視台的道具，急著要拿回會場，是去說服其他代表。他心裡眼裡都沒有直播的鏡頭。
這隻金穗大玉米兩會結束后我要來了，放在我家書架上，是四年兩會我留的唯一紀念。
二〇〇九年以後，我沒再參加兩會的報道，汪汪還是寫信給我說說人和事的進展。她有時候沮喪，有時候興緻勃勃，有時候對我不耐煩：「你說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卻不能證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長信，說直播中又採訪了老毛，今年明顯脾氣急，為了一個持續多年的提案，農民貸款難，他提了幾年，之前答覆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說：「光探索不行，現在探索多少年了，城裡能抵押農村為什麼不能抵押？剛才說擔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為什麼不能趕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這事，你說著急不著急？農民不貸款農民怎麼能夠發展？不能總是探索，怎麼解決得拿出辦法了。」
她寫：「他說話急得嗓門都尖了。」
我問她，老毛為什麼這麼急？
她說老毛得了結腸癌，六號開會說完這些，八號就回去化療了。他這是一個療程沒完，本來應該住院觀察的工夫跑出來開會的。
「咱們做了那麼多年兩會，」汪汪最後寫，「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四年之後，汪汪才把當年她的兩會日記發給我。
她終究原諒了我：「不管柴靜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堅持也罷妥協也罷，好好壞壞她是不會走的。」
我看她這段，想起當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總管、小米、韓大叔……大家吵來吵去，深更半夜臨時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無數工夫，但沒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來，一推十八樓那個小屋的門，「轟」一下的熱氣，七八個人都轉過臉沖我笑，桌上給我留著飯，姚華把塑料袋裡猩紅的剁辣椒和蘿蔔乾拎過來，大眼睛的小溫溫給我倒杯熱水。
汪汪坐在電腦前查資料。我從不帶筆，一輩子丟三落四，一邊吃飯一邊左顧右盼，想找個筆在紙上劃一下。她背對著我，眼睛盯著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隻手把筆送到我面前。
她後來在信里寫：「你有點驚訝，我理所當然。十幾平米的小屋，我們都擠在一起，彼此一舉一動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過了四年，她才告訴我，那個在留言里寫「你觀察兩會，我觀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這麼多年兩會，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幹嘛？」有人說：「開了這麼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台是幹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