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第五章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六月的廣東,下著神經質的雨,一下起來就像牛繩一樣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樹吸飽了水,長瘋了,墨一樣的濃綠肥葉子,地上蒸出裹腳的濕熱,全是蠻暴之氣。

我們在找阿文。

她是一個吸毒的女人,被捕後送去強制戒毒。戒毒所把她賣了,賣去賣淫。她逃出後向記者舉報,記者向警察舉報,之後戒毒所換成精神病院繼續開,領導都沒換。

我們想找到她,但沒有地址和電話,最後的消息是三個月前,她曾經在赤崗附近出現。我們去那一帶,一家髮廊一家髮廊地問,深一腳淺一腳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廣東話還是「阿文有無系呢度」。

開車的本地司機笑嘆:「你要能找著她,我明天就去買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說她偷家裡的錢太多,已經兩年沒見到。遲疑了半天,她才說:「她也打過電話來說被戒毒所賣了,我們不相信,沒理她。在廣州這樣的城市,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只好去阿文賣淫的康樂村找。一個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幾座灰濁的騎樓緊夾著,窄而深,幾乎沒有光線,滿地惡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個皮條客穿著黃色夾腳塑料拖鞋,赤著精瘦的上身,從我身邊擠過去。窄破的洗頭店門口,拉著一半的窗帘,女人們穿著帶亮片的廉價弔帶衫張腿坐著,沒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後的男同事。不知道哪裡的污水,每走幾步,就滴在我的頭髮里。

每去一次回來,我都得強壓把頭髮剪掉的衝動,不是臟,是一種女人本能的污穢感。但我只不過待幾個晚上,阿文必須每天在那裡站街。筆錄里說,如果她想逃走,可能會被打死。

沒人會在意一個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們只好進戒毒所暗訪。好在非典剛過,戴個大口罩也沒人奇怪。為了配合錄音師呼和的東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現,說要送親戚進精神病院,先來看看。我像個拙劣的電視劇演員,表演過火,話多且密,幸好廣東人對我一口山兩腔的東北話不敏感。

開了鎖,打開柵欄門,我看到了阿文住過的倉房,銹成黑色的鐵床,枕頭髒得看不出顏色。怎麼說呢?那個味兒。

再往前走是水房,筆錄里說戒毒人員挨打的時候就跪在這裡,用腳後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繼續打。冬天的話,要脫光衣服跪在水龍頭下,開細細的水柱,從頭頂淋下來。

「你,出去!」三十多歲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們倆都怔住了。

「沒事,」跟我們進來的護士不耐煩地說,「病人。」

七天了。我們必須走了。但沒有阿文的採訪,就沒有核心當事人的證明。可我不知道還能去哪裡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圖書館看到過一本舊雜誌,封面都掉了,是一個女孩從背後摟著一個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個十六歲的三陪女,她掙錢養活男朋友,穿圓點裙子,喜歡小貓,發高燒,給媽媽打電話……最後一張,是她躺在只有一張板的床上,月光照著她,她看著我。

看完這些照片,我給編輯部寫信,寫了一篇評論叫《生命本身並無羞恥》,說我願意給他們無償做記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這些照片的攝影師趙鐵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機會和他一起去拍孤獨症兒童。

那時我二十二歲,老趙拿著相機在培訓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採訪的母親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別人談我的生活。」我獃頭獃腦不知道怎麼辦。

老趙說:「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著他。

他說了一句:「你想採訪弱者。就要讓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補了一句:「當初我拍那些小姐,因為我比她們還窮,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她們可憐我,讓我拍,拍完了,她們請我吃飯。」說完走了。

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就跟在那媽媽的後面,她去哪兒我去哪兒,隔著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進了一個院子,沒關門,我愣一下,也進去了。她進了屋子,我站在院子裡頭,天慢慢黑了,屋子裡垂著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麼,大概在吃飯。約莫一個小時之後,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來了,下台階的時候一個踉蹌,我下意識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過了一會兒,他媽媽出來,牽著條狗,看著我:「我們去散步,你也來吧」

回北京之前。我們決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個信給阿文。她姐不想再見我們,沒開門。雨驟然下起來,沒有傘,我拿張報紙頂著頭,往裡張望,她姐在屋子裡能看到,一直沒出來。

第二天的飛機。晚上已經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電話:「她今晚到你們酒店來,十一點四十。」

她原來不信這事,認為我們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濕的人,覺得不太像,又去找當地媒體確認我們的身份,找了一天,通過毒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們談一談,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說。

大家把大床搬開,開始布燈,誰也不說話。

但十一點四十,沒人來。十二點四十,也沒人。小項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譜。」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門口等著。

阿文來的時候是凌晨一點。她在我對面坐下,我遞給她一瓶水,很近地看著她,年輕人的樣子,但低垂的直發下,雙頰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烏黑的,非常大。她穿著廉價的淡黃色的確良套裙,腿上幾乎沒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啞,聽起來像是囈語,不斷重複某些句子。採訪差不多凌晨四點才結束,司機聽得睡過去了。我不想打斷她,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沒機會說,說出來也沒人信。她說:「我可以這樣厚顏無恥!我都覺得自己厚顏無恥……現在想起來也還是。你可以到那條街上站在那裡跟別人討價還價。不是說賣別人,賣什麼,是賣自己呀!那是跟別人討價還價賣自己!」

她說在噩夢裡,還會一次次回到那個地方——穿著從戒毒所被賣出來時的那條睡裙,天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開始站在那條街上,等著出賣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還是毀滅人?」她渾身顫抖地說。

深夜非常安靜,能聽到檯燈「噝噝」的電流聲。她說:「我也希望做一個有用的人,希望社會給我一個機會,不要把我們不當人。」

告別時我送她到門口,問她去哪,她猶豫了一下,沒直接回答,說送她來的朋友會來接她。說完頓一下,看了我一眼。這一眼像是有點愧意,又像是詢問我對她的看法。我攬了她一下,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麼樣子。她吸毒,偷東西,但她是一個人,她受侮辱,做噩夢,受了她本不該受的罪。

節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長被捕。但有人說:「自從柴靜去了新聞調查,節目就墮落到了去拍網站新聞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們不去拍時政新聞,卻去關心邊緣人群,無非為了聳動,吸引眼球。

趙鐵林當年拍三陪女的時候,也被人這麼說過。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對這個題材也不關心,我知道這些女性存在,但覺得她們與我無關。

但通過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歲的阿V抱著小貓嬉樂,不顧排隊等著的男子,她發高燒的時候坐在板凳上舉著虛弱的頭,托著腮聽老嫖客講人生道理,看著她掙了一筆錢去跟自己供養的男朋友吃飯,張開雙臂興高采烈的樣子,她在月光下側臉看我的眼神,讓我感覺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覺到,是兩回事。

當年看照片時我寫過: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讓我感到疼痛的親切來到「新聞調查」后,我下意識里尋找像阿V這樣的人——那些我知道,但從沒感到他們存在的人。

我們在廣西找一個被超期羈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裡,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頭曬著,走到一半,豪雨兜頭澆下,沒遮沒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鮮紅點子。攝像的皮鞋底兒被泥粘掉丫,扛著機器斜著身子頂著鞋尖往前走。

他叫謝洪武,父親當年因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歲一直沒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蔣介石投反動傳單啦。大隊里有人說,看見他撿了一張。從此他一直被關押在看守所。從調查卷宗看,除了一張一九七四年六月由當時縣公安局長簽發的拘留證外,無卷宗,無判決,無罪名,無期限。

他被關了二十八年。

我們去的時候,謝洪武已經在人大幹預下,解除關押,被送到一家複員軍人療養院。關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長滿到我膝蓋的瓜蔓,漆綠的大葉子上刺手的絨毛,野氣森森。地基還在,我撥開雜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寬,不到兩米長,剛夠躺下一個人吧。這樣的牢房有三個,都是關押精神病人的。我問看守所工作人員,這個牢室有窗嗎?他們說大約兩米高的地方有過一個窗。從這個窗看出去,是另一堵牆。

從看守所出來之後,謝洪武獲得六十多萬元的國家賠償。但他年過六十,沒有親人,村裡的房子拆了蓋了學校,只能在複員軍人療養院過下去,屬於他的物品是一隻瓷缸子。醫生說剛出來時謝洪武的腰彎得像一隻球,各個關節都萎縮了,他不願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於駝背,四肢肌肉萎縮,躺著睡不著,要坐著才能睡著」。

他二十多年沒有與外界說過話,語言能力基本喪失了,但醫生說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療養院的服務項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飯,病人的碗都是醫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總洗得乾乾淨淨才送去。採訪的時候,我給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進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遞給我,讓我喝。

我想跟他在紙上談談,可他只會寫「毛主席」三個字了。

沒有辦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著他。他的臉又小又皺,牙掉得沒有幾顆了,只有眼睛是幾乎透明的淡綠色,像小孩兒一樣單純。

他忽然拉著我的手,讓我摸他的膝蓋,中間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個,空的。

我吃驚地看著他。

旁邊的人說,這是當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這個牢房裡頭,沒有出來過,沒有放風,沒有書報,大便小便也在裡面,他被認為是精神病,但檔案里沒有鑒定記錄,我採訪看守所所長,他說:「都說他是神經病,再說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關押,所長說:「他已經沒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歲的哥哥還在世,只是謝洪武當年是「管制對象」,哥哥不敢過問他的下落,認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頭燒把紙。

我問所長:「他在你這兒已經關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張拘留證,你不關心嗎?這個人為什麼被關,為什麼沒放出去?」

「如果關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為什麼不關心他呢?」

「我說了,沒有那個精力,不問那個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麼說,好像合法一樣。以前幾個所長都把他放在瘋人室里,我上來還照樣。我又管這麼一攤子,管他們有吃有喝,不凍死、餓死。早沒有想,如果想了早就處理了,有那麼高境界,我們早就先進了。」

黃昏採訪完夕陽正好,謝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療養院規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員拉來一批椅子,讓老人們整齊地背對滿天紅霞坐成一排,謝洪武彎在藤椅里直視前方,看上去無動於衷,沒有意願。但我還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員說:「能不能把他們的椅子轉一下,換成另一個方向?」

他有點莫名其妙,但還是換了。

聚會上,朋友說,你現在做的這些題目太邊緣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碰到這些問題。作家野夫說:「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大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免於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記者,有公務員,都沉默不語。

王小波說過,你在家裡,在單位,在認識的人面前,你被當成一個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你可能會被當成東西對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當成人,不是東西,這就是尊嚴。

有人半開玩笑半擠兌,說:「你們這麼拍黃賭毒,再下去的話就該拍同性戀了。」

我說:「確實是要拍他們了。」

他愣一下說:「這節目我看都不要看,噁心。」

旁邊有人聽到了,脫口說:「你要去採訪同性戀患者?」

有朋友說,他喜歡《費城故事》里律師事務所的那個合伙人:「他可以那麼得體地把那個感染艾滋的同性戀開掉。」他看了看我:「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你不能去要求別人寬容。」

我問:「你理解他們嗎?」

「怎麼不理解?」他說,曾有一個同性戀男子向他表白,他從此再不理這人。「就是覺得噁心。」

「為什麼你會覺得噁心?」

「反正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的。」他可能不太願意多談這個話題,臉轉過去了。

同性戀者就這樣隱身在這個國家之中,將近三千萬人,這個群體之前從來沒在央視出現過。

「我可以對別人說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說自己是同性戀者。」二十一歲的大瑋說,「在感染艾滋的人裡頭,有血液傳播的,吸毒的,還有嫖娼的,同性戀是最底層的,最被人瞧不起。」

「醫生問起,你就說是找了小姐。」張北川教授對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戀者說。他擔心會有麻煩。

他是中國對同性戀研究最早、最有成績的學者。

他的話不多慮。

我在青島見到一個男孩子,他說他有過兩百多個性伴侶,患性病後從外地來治療,當地醫院的醫生知道他的同性戀身份后拒絕醫治。醫生說,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給你治:「你不嫌丟人啊,你這種人在社會上將來怎麼辦?」

他在醫生面前跪下了。

沒有用。

一個母親帶著剛剛二十歲的孩子來找張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戀者,那個母親說:「早知這樣生下來我就該把他掐死。」

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工作、上學,努力活著,但他們不能公開身份,絕大多數不得不與異性結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場所是在公廁或是浴池,但那樣的地方不大可能產生愛情,只能產生性行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間。

「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對於同性戀者來說有巨大的好處,這個好處就是安全。」張教授說。

安全?我很意外,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兩個人完了關係大家互相都不認識,不用擔心身份的泄露。」

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的地方,愛活不下來,只有性。

「我曾經說過,只要自己不是那種人,我願意一無所有。」翼飛坐在我對面,長得很清秀。他拿「那種人」來形容自己,連「同性戀」這三個字都恥於啟齒,「我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不正常。因為我覺得自己那種現象是一種不健康,是一種病態。我強迫自己不去接觸任何一個男孩子,盡量疏遠他們,盡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對自己壓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為自己的性傾向人獄,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戀是先天基因決定的,幾十種羚羊類動物裡面,也觀察到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了,在靈長類動物裡邊,還觀察到了依戀現象,人類的依戀現象,在某種程度我們就稱之為愛了。」張北川說。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不再將同性戀者統稱為精神病人,但「同性戀」還是被歸於「性心理障礙」條目下。

翼飛拿家裡給他學鋼琴的錢去看心理醫生,接受治療。像庫布里克的電影《發條橙》,一個人被強制性地喚起慾望,同時用藥物催吐或電擊的方式,讓你感到疼痛、口渴、噁心。「這是健康人類的有機組織正在對破壞規則的惡勢力作出反應,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體健康。」電影里,穿著一塵不染白大褂的醫生說。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體就像看到毒蛇一樣,對自己的慾望作出迅速而強烈的厭惡反應。

張北川說他認識一個接受這種治療的人,最後的結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會有選擇同性戀的慾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慾望了。」

「你好了。」

他們坐在我對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沒見過這樣的場景,稍有錯愕,看的時間稍長一點兒,心裡微微的不適感就沒了。

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怎麼形容你們之間的關係?」

「愛情。」他們毫不遲疑。

他們當中更活潑愛笑的那個說:「每次看到婚禮的花車開過,我都會祝福他們,希望我將來也能這樣。」

當下對他們來說,只能是幻想。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會選擇與異性結婚,成立家庭。

我們採訪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兒,但丈夫幾乎從不與她親熱。她說:「我覺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兒?」

「他從來沒吻過我。」

「比如說你想跟他很親密的時候,你表達出來,他會什麼反應?」

「我覺得他經常很本能地把身體縮成一團,很害怕、很厭惡的那種樣子。」

「厭惡?」

她凄涼一笑:「對。」

我停了一會兒,問:「那你當時……」

「挺自卑的,就是覺得自己真是沒有吸引力吧。從孩子三歲的時候,我就開始看心理醫生。」

她的丈夫說:「等你到了五十歲,成為性冷淡就好了。」

他們維持了九年這樣的婚姻。她看到丈夫總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網以後,都把上網的痕迹清除掉她當時以為他是陽痿,在上面查什麼資料,也不好意思問。後來,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兩三點鐘,看他還在上網。過了一會兒他去睡了,她去把電腦打開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戀的網站。她閉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間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過了幾天,她做了一些菜給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時候,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認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戀了。」

他當時就愣了,就是一瞬間,眼淚嘩嘩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聽到樓上好像有個什麼東西掉下來了。「我以為他自殺了,拔腿就往樓上跑,我當時就想,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能活著就行了。」她上樓后,「看到閣樓上燈全都滅了,他一個人躺在那個地方,我就很難過,一下子撲在他身上。」

濃重的黑暗裡,她用手一摸,他滿臉是淚水。他們抱在一起哭。「他當時就說,我這個人不應該結婚的,我傷害了一個女人,這是我一輩子的痛。」

她說:「我恨他,我也很可憐他。」

我說:「從你的描述當中我想象你丈夫內心的經歷,他過得也很痛苦。」

她說:「他每天都在偽裝。每次我跟他一塊兒要是參加個應酬什麼的,他都拚命給大家講黃色的笑話,給人造成的感覺,他這個人特別黃,特別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偽裝自己。」

我問過翼飛,「你們為什麼還要跟女性結婚?」

他說:「有個朋友說過,我父母寧願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戀這個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戀者只能在浴池和網上尋找性夥伴。我們對浴室經營者的調查顯示,這種方式中主動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個提供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說,多的時候一天他大概與四五個人有性接觸,大部分顧客都有婚姻。

「在這個狀況下,如果他從這個群體中感染了疾病的話,就意味著……」

他說:「傳播給他的家人。」

大瑋是發生第一次性關係之後,就感染艾滋的。

「你為什麼不用安全套?」我問他。

「我連安全套都沒見過。」大瑋說。

他在做愛前像每個稚嫩的孩子一樣。「我以為只是親吻和擁抱。」他鼓起勇氣說,聲音小小的。

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安全的,怎麼避免危險,就算他知道,他說也不敢把安全套帶在身邊,怕別人發現。

「安全套對國人來說意味著性而不是安全。」公開同性戀身份的北京電影學院老師崔子恩說。

採訪結束的時候,張北川送了我們每人十個安全套和一本宣傳冊。我當時提的是一個敞口的包,沒有拉鎖。到了吃飯的地方,沒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著,身體緊張地壓了又壓。結果服務員經過時一蹭,這隻可惡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廳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塊的安全套從一個女人的包里滾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著看,張北川俯下身,一隻一隻,慢慢地把它們撿起來,就好像他撿的不過是根筷子。

我問張北川:「我們的社會為什麼不接納同性戀者?」

他說:「因為我們的性文化里,把生育當作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他前前後後調查過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戀。他們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極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百分之十自殺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過侮辱、性騷擾、毆打、敲詐勒索、批判和處分等傷害。

「每年自殺的那些同性戀者,他們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絕症患者。這個絕症是誰給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給他的,是社會給他的。」崔子恩說。

我問:「有一些東西對同性戀者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麼?」

「對。」

「是什麼?」

「愛情、自由,公開表達自己身份的空氣、空間。」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夠提供,這種壓制,這種痛苦、絕望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就成為社會的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痼疾。」

拍攝的時候,男同事們都很職業,對採訪對象很客氣,但與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說,吃飯的時候也一句議論都沒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測他們怎麼想的,他們都笑而不答。小宏說起當年遇到過一個同性騷擾,「那個感覺……」他這樣的老好人也皺了下眉頭。我說我在電台工作時同事說對面有人拿望遠鏡在看我,一抬頭,那人從對面樓窗口閃開了。我下樓吃飯,又是這個人,閃到花叢背後,是個短髮女人。我也有不適感,不是因為她是女性,而是被窺伺之感。一個人對性和愛的態度「不在於男男、女女、男女」,只在於這個人本身。

我採訪那對男性情侶的時候,兩位男性手握手,談了很久,餘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邊傳紙條。我以為他是反感這兩人,聽不下去採訪。後來,他把小紙條抄在電腦里發給我:

范:你現在怎麼理解男同性戀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於同性和異性之間有什麼差異,一樣的慾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還討論來著。但有一點仍然是堅持的,性應該是有美感的。過於放縱與揮霍的性多少讓人覺得有些猥褻。完全脫離了愛,豈不是又退化成了動物?

宏:同意你們的觀點。當饑渴都解決不了,又何談精神上的詩意?歸根結底。沒有一個寬容的制度可以海納五光十色的生存狀態。讓人自由地愛吧,愈自由愈純潔。

錄製節目時,大瑋堅持要以本來面目面對鏡頭,這讓我很意外。我們的習慣是用隱身的方式來保護這樣的採訪對象,他是同性戀,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認為他需要保護。

「不,我不需要。」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他太年輕了,「你知道自己會付出的代價嗎?」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為什麼一定不用保護性的畫面處理呢?」

他的眼睛直視鏡頭,笑容爽朗:「因為我想告訴大家,我是個同性戀,我想和每個人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愛。」

是,這並無羞恥。

翼飛是舞者,採訪間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護,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牆上的巨大剪影,變形,誇張,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現場沒有設備,放不了音樂,他只是聽著心裡的節奏在跳。

老范在節目最後用的就是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張國榮的《我》,那是他在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后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

快樂是快樂的方式不止一種

最榮幸是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這個片子送審的時候,我們原不敢抱指望。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現同性戀的專題,他們正視鏡頭,要求平等。

審片領導是孫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銀白長發披肩。

我給他添過無數麻煩,他一句怨言和批評都沒有。他不見得贊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國音樂學院招生內幕,三個學生遇到不公正對待導致落榜。這節目播出壓力大,採訪時需要喬裝打扮,戴上帽子眼鏡,藏好攝像機進學校拍攝。審片時,我、草姐姐、老范三個姑娘一起去。我剛從西北出差回來,專門捎了條孫總家鄉的煙,坐在邊上遞煙倒水,生怕他皺眉頭。他聽到學生拉二胡的時候隨口說一句「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暫停的鈕,盯著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驚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來我們用意,莞爾一笑。

看完節目,他讓停下帶子,把煙點了,就問了一句話:「這個節目播了,能不能改變這三個孩子的命運?」

「能。」

他再沒多說,在播出單上籤了字。

但是,同性戀這一期,我連陪著去審的勇氣都沒有。這期通不通過,不是改幾個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說,就是一眼之下,播,還是不播。我一直攥著手機等結果,一直等到老范簡訊:「過了,一字未改。」孫總從中宣部新聞局調到央視第一天,人人都在觀望。他沒說什麼,大會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蘇東坡的詩:「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時候,我在留言簿上寫上了這首詩,送還他。

我和趙鐵林很長時間沒有聯繫。有天朋友說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經去世。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當年他給過我一張名片,名字上有一個黑框。別人問,他就笑:「我死過很多次了。」

他說:「生死尋常之事。」

趙鐵林出生在戰場上,寄養在鄉下,「文革」中母親自殺,他去礦山挖礦,從北航畢業后,做生意失敗,在海南租處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開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個「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類的人,滿足「救風塵」的願望。後來發現「根本沒那回事兒」。老老實實地給她們拍「美人照」,一張二十塊錢,養活自己。「她們知道我是記者,我靠拍照片吃飯,她們靠青春吃飯,你也別指責我,我也不指責你,能做到這樣就行。我如實告訴她們我的目的,這對她們來說就是尊重,她們知道我不會扭曲她們。」

有人認為他的照片「傷害」了她們,或者在「關懷」她們。「無所謂傷害也談不上關懷,」他說,「當她們認為你也是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候,咱們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間他顛沛流離,臨終前住著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騎著自行車來去,他遇上了中國紀實攝影「也許是最好的時代」,他也知道選擇這條路就是「選擇了貧困」。看到他臨終前的照片,我心裡不能平靜。他像他拍攝的人一樣,承受命運施加於自己的一切,不粉飾,也不需要虛浮的憐憫。

生和死,苦難和蒼老,都蘊涵在每一個人的體內,總有一天我們會與之遭逢。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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