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華的家門口。院子里碼放著幾百隻空酒瓶子,一半埋在骯髒的雪裡,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沒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戶窄,焊著鐵條,光進不來,要適應一會兒,才能看見裂了縫的水泥牆。綠色緞面的被子從出事後就沒有動過,團成一團僵在床上。十幾年間,這曾經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生活最隱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這裡。

她從不反抗,直到最後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說,地上、牆上全是血跡。警察說,死者死的時候還被繩子捆著,「渾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殺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這樣的情況,確實不多見」。他說死者眼睛掙得很大,臉上都是「難以相信」的表情。

風聲讓空屋子聽上去像在尖叫。

在「東方時空」時,我看過法學會的一份報告,各地監獄女性暴力重犯中,殺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著的都是重罪:死緩、死緩、無期、無期、無期……

這是我心裡幾年沒放下的事。

做完《雙城的創傷》后,我有一個感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后,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類生活最親密的部分,為什麼會給彼此帶來殘酷的傷害?這是個很常規的問題。但愛倫堡說過:「石頭就在那兒,我不僅要讓人看見它,還要讓人感覺到它。」

我想感覺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華想不起殺人的瞬間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來。」她說,四方臉上都是茫然。

她穿著藍白相間的囚服,一隻眼睛是魚白色,是出事前幾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臉,「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進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來了。

她當時沒有還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說不知道最後怎麼會動手殺人,那二十七刀是怎麼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瘋了。」她說的很平靜。她在法庭上沒有為自己作任何辯護。

村子里七百多人聯名請求法院對她免於處罰,死者的母親就住在緊挨著他們卧室的房間里,八十多歲了,為她求情:「她是沒辦法了,沒辦法了呀。」

我問:「他打過您么?」

老人說:「喝醉了誰也不認,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鬧。」

小豆用鐵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腦袋上,就一棍,他連擋都沒擋,大概根本沒想到。

她被判死緩,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終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張尖細的青白色的臉,眼睛微斜,一邊說一邊神經質地搖著頭:「他不會死的。」

我愣住了:「什麼?」

她說:「他還沒把我殺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沒死他怎麼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死的。」

她十五歲時嫁給他,相親的時候,他瞪著眼睛看著她:「你嫁不嫁?」她從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審你似的。他不允許我跟任何男人說話,和女的說話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許,老擔心別人挑唆我不跟他過。他就會對我動手。」

「用什麼打?」

「皮帶,鞋底子。不聽話把你綁起來,拿皮帶『溜』。」

皮帶抽在光的皮膚上,噗的一聲,她被吊著,扭著身子盡量讓他打在背上,盡量不叫,怕別人看見羞恥。他從不打她的臉,打得很冷靜,反正夜還長,噗,噗噗。

結婚八年,她從來沒穿過短袖衣服,不能讓別人看見身上的傷,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晚上睡著睡著,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這她的頭髮往後拉,把整個脖子露出來≮墨齋小說網www.qSxiaoshuo.com≯,她只能盯著屋頂,叫不出來,不斷咽著口水,等著他會不會割下來。「要不就突然給你一瓶子葯,喝吧。」

「都不為具體的事情嗎?」我問。

「他說你別管為什麼,因為你長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問我:「我長大了就該死嗎?」

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裡動。攝像機後面有男同事,我猶豫了一下,它還是頂上來了:「在你跟他結婚的這些年裡,你們的夫妻生活還是正常的嗎?」

「太痛了,我不想說。」

「別問我這個,我心痛。」

十幾個人,回答幾乎一模一樣。

跟我們一起去調查的陳敏是從加拿大回來的醫學專家,說她接觸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婦女,「沒有例外,每一個都有性虐待」。這種虐待最讓人受不了的不是身體的傷害,燕青說:「他侮辱我。」

我不想問細節,只問:「用很卑鄙的方式嗎?」

「是。」她雙眼通紅。

說到這兒,她們哭,但哭的時候沒有一點聲音。這種無聲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結果,十年以後,即使想要放聲大哭,也哭不出來。

「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壺開水,趁他睡著,往他臉上一澆,往後準保好。」有人說。

我中學的時候,學校附近有個小混混,他個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從底下挑上來的。每天下晚自習的時候,他都在路口等著我,披一件棉軍大衣,就在那兒,路燈底下,只要看見一團綠色,我就知道,這個人在那兒。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說這件事。她姓安,一頭短髮,說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從燈下閃出來,對她嬉皮笑臉。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換了一種聲音,像刀片一樣。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沒看他,拉著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轉身走。大坡很長,走到頭,我還能聽到她遠遠的口哨聲,她是吹給我聽的。

長大成人後,我還夢到這個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裡我跑了,還冷靜地想,跑不過他,決定躲在大門的樑上,等著他追出去。他跑出來找我,眼看就要從門口衝出去了,但是,腳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從底下挑上來。

他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現的那一縷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過來。一個沒當過弱者的人,不會體會到這種恐懼。

採訪的十一個殺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沒有說殺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邊,遲疑再三,對我說:「你不要問了,她不會說的……她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出事那天,他赤條條的去了兩個女兒的卧室。」

「什麼?」

她姐緊緊地扯著我衣服:「不要,不要出聲。」回身只給我看卧室門上,深綠色的荷葉扣像是被撕開了,只剩一個螺絲掛著,懸在門框上。「這是那個人撞壞的,他把我……」她沒說下去,如果不是這個傷口一樣的荷葉扣,和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臉上慘傷羞恥的表情,我很難相信著是現實。

院子里,上百隻翠綠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臟雪裡,烏黑的口森森朝上,是這個男人曾存在的證據。

這些女人結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沒受過教育,沒有技能,沒有出外打工的機會,像栽在水泥之中,動彈不得。安華也求助過村書記,村裡解決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樹上打一頓,但回家后他會變本加厲地報復,別人不敢再介入。婦聯到了五點就下班了,她只能帶著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廁所里凍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難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沒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諾給人幸福,但應該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極端的不幸。

在對家庭暴力的預防或懲戒更為成熟的國家,經驗顯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發生時干預得當,之後都不再發生。警方可以對施暴者強制逮捕,緊急情況下法官可以依據單方申請發出緊急性保護令,禁止施暴者實施暴力或威脅實施暴力,禁止他們聯絡、跟蹤、騷擾對方,不得接近對方或指定家族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這些政策向施暴者傳達的信號是:你的行為是社會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們採訪時,在中國,一個男人仍然可以打一個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槍抵住她的後背,強暴她的姐妹,毆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這樣做,不會受到懲罰——只因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從來不會只有善或惡,但是惡得不到控制,就會吞吃別人的恐懼長大,尖牙啃咬著他們身體里的善,和著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後一夜,「血紅的眼睛」睜開,人的臉也許在背後掙扎閃了一下,沒有來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渦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間反噬其身。

他們都說:「最後一天,他特別不正常。」

小豆說:「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殺死,他決不罷休。」

「你怎麼感覺出來的?」

「因為他看著表呢。」

「這個動作怎麼了?」

「給我一種感覺就是,他在等時間。那時候我記得特清楚,四點五十,天快亮了。他說:嗯,快到五點了。他說你說吧,你自己動手還是我來動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嗎?」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發直了,血紅血紅的,一晚上了。」

她有過一個機會逃掉,拉開門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著後背押了回來。她把心一橫:「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說:「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塊兒炸了他。」

「我當時想,我一條命還不夠嗎?我跟他生活了八年,還不夠嗎?我就順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勁兒。打完之後,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說怎麼出血了呢?我還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頭看了看錶,對倒在床上的人說;「真到點了,五點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離婚。」她就抱著孩子走了,後來,她是在法院門口被抓住的。

「你這麼多年來反抗過嗎?」我問她。

「沒有,從來沒有反抗過。這是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槍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礦當私人保鏢。

他喜歡玩槍,有次子彈沒拿好,有幾顆掉在地上。他撿起了一顆,上了膛,拿槍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撿起來。」她懷孕七八個月了,扶著肚子,半彎著,把沙發底下的子彈一粒一粒撿起來。他端著槍,對著她的背。她說:「我認為他肯定會開槍的,我覺得我馬上就會聽見槍響。」

他要她生個兒子,「他說他的老闆沒有兒子,我們錢沒有他多,我們一定要有個兒子氣氣他。他明確地跟我說,咱們要生一個女兒就掐死她吧。我說那是畜生乾的事兒。」她生了個女兒。第二天,「屋裡很暗很暗,就一個小紅燈泡。他說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麼神情?」

「我說不出來,我就感覺我和孩子都完了。他沖著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邊了。我看他的手沖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槍,我就給了他一槍。」

她說這種情況下,沒有第二個選擇。

「你的判決結果是什麼?」

「無期。」

「無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輩子?」

「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兒今年十三歲,從她和母親在法院門口分離之後,母女倆再也沒見過。她連去一趟監獄的錢都沒有。除了逮捕證上,她媽媽也沒有照片,她說想不來她媽什麼樣子。

我蹲在她面前說:「我見過你媽媽,你長得跟她很像。」

她尖細的小臉微微笑,眼睛略有一點斜,有點害羞又高興。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遞給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樣。俺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凍得,這個手凍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點回來,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時候能給我跟前送個靈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中不?」她們一老一小兩隻手都放在我手裡,搖著。

我蹲在那兒,無法作答。

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我突然有點害怕:「您別激動。」

語言未落,就看見她從小板凳上向後一仰。

眾人亂作一團,我下意識攔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內兜里亂翻,摸出一個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裡。可是她已經完全無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經一點生命氣息都沒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著她僵直的身體,心想她已經死了。

天啊。

五分鐘之後,她緩過來,被扶進了屋裡。

她的孫女很冷靜:「我姥姥經常這樣的。」

「發作的時候你怎麼辦?」

「去找鄰居。」十三歲的小女孩說。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這樣的老老少少。寒冬臘月,連一塊燒的煤都沒有,沒有錢買。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著,孩子們連院門都不出,不願意見人。我們能做的,只是去監獄拍攝時,讓孩子去見媽媽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華的兒子,他十九歲,終日不回家,也不說自己吃睡在什麼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沒有外套,穿一個袖口脫線髒得看不出顏色的毛衣,坐在台階上,頭髮蓬亂,恍恍惚惚。

「你為什麼不回家?」我問。

「回家想俺媽,你讓俺媽回來吧。」

又是這句話。

我帶他們去了探視室。兩個孩子看見穿著囚服的媽,老遠就哭了,一邊走一邊像娃娃一樣仰著臉喊「媽,媽」。

女警過來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電話說。」

女兒說:「媽,媽,我們聽你話,你早點回來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內向,什麼事也不敢說,不敢做的。」

兒子把頭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頭,女兒對者電話喊:「媽,他說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著覺,他說俺出去找你去,他說去找你,他說他想你。」

媽媽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兒找媽媽啊?我知道媽媽需要你,你也需要媽媽。」

兒子把頭磕在玻璃上:「媽,你不要哭了。」

媽說:「不管咱再哭再難,咱要堅持下去,熬下去,聽見了沒?」

兒子說:「聽見了。」

旁邊的女警背過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婦女節,這些女犯中或許有人可以因為平時表現良好而得到減刑,那樣有生之年也許能夠看著孩子長大,小豆對我說,她熱愛這個節日,「但是,一年,為什麼只有一個三八節呢?」

我想了解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燒毀了跟死者有關的照片。從沒人跟孩子們談起父親,被母親殺死的父親。

我問孩子:「有想過他嗎?」

「有。」

「想念什麼呢?」

「他笑的時候……他給你一個微笑的時候,簡直就像把世界都給了你的那種感覺。」

她臉上的傷痕,是父親用三角鐵砸的,就在鼻樑和眼睛之間。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問他有沒有弟弟的照片。這個男人嘆口氣,從門後邊拽出一把掃帚,舉起來,往中間那根粗房樑上一掃。飄下一張身份證,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遞給我,眼睛一濕:「看吧,八年啦,沒捨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這不是張兇惡的臉,這是一個看著甚至有點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問安華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為什麼會這樣總是喝酒,總是打人嗎?」

「不知道。」

「這個世界上有人鏈接他嗎?」

「唉,不知道他。」

「你覺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沒有其他能跟別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們幾乎都是村子里最貧窮的人,幾乎都酗酒,喝的時候咒罵賺了錢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說:「這些人,只是農村的失敗者,城市裡沒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衛視時,主持過一個「年度新銳人物」的評選,「瘋狂英語」的創始人李陽當選,節目散后,他在大巴車給滿車人講笑話,內容不記得了,但車內大笑的活力和氣氛還記得。十一年後,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網上公開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體重九十公斤的李陽騎坐在妻子背上,揪著她的頭髮,在地上連續撞了十幾下,頭部、膝部、耳朵多處挫傷。

當天他們爭吵的很久,Kim是美國人,原來是「瘋狂英語」的美方總編輯,結婚後在北京帶著三個女兒,兩年來她的駕駛執照過期,教師執照作廢,母親在美國病了,要帶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陽全國各地演講,說他沒時間陪著她辦手續:「我一個月只回來一兩天,不可能辦好這些事情。她覺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這麼跑,冒生命危險,女人應該隱忍一點。」

「這個說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義了?」

他打斷我:「大男子主義也是這個文化給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義。」

吵了數小時后,他大喊「閉嘴」。Kim說:「我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讓我閉嘴。」李陽說:「我當時想我就不能讓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頭髮摁在地上時,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結了」,說如果再嚴重一點,「我可能會殺了她」。

「坦白地說,那一瞬間是人性的惡?」我對李陽說。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開了,眯起來看向旁邊,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開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體訪問,老范把女子監獄調查的節目視頻發給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國有那麼多女人這樣活著,如果我沉默,將來也無法保護我女兒。」

片子里我問過這些女犯:「你們在法庭陳述的時候,有沒有談到你們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個人都說:「沒有。」

沒有人問她們。

有女犯接受檢察官訊問的時候,想要說說「這十幾年的咋過的」,檢察官打斷她:「聽你拉家常呢?就說你殺人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報警,有位男性以勸慰的口氣說:「你指的,這兒不是美國。」她說:「我當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國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說:「是啊,你說得對,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陽曾經在一個電視綜藝節目上說過二女兒脾氣不好,因為「可能她媽媽懷孕的時候我打過她」,他做了一個抽耳光的動作,在場幾位嘉賓呵呵一笑過去了,鏡頭前一位女學生對他說:「你能影響這麼多人,在家庭里犯這麼一點點錯,Kim老師也會原諒你。」

三十年前,「受虐婦女綜合症」在北美已經從社會心理學名詞成為一個法律概念,只要獲得專家鑒定就可以獲得輕判甚至無罪釋放,但這在中古還不被認同。在女監片子的開頭和結尾,老范用了同一組鏡頭,鏡頭搖過每個女犯,他們說自己的刑期:「無期,死緩,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經被執行了死刑。

Kim說:「我有錢,我可以回美國,這些女人呢?她們沒有路了。」

李陽說他對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標準」。

「不是愛嗎?」我問。

「真正的愛是帶來巨大的成功。」他公開在媒體上說不愛妻子,結婚是為了「中美教育的比較」,想把孩子作為英語「瘋狂寶寶」的標籤,是教育的實驗品,他說:「那才是普度眾生,一個小家庭能跟這個比么?」

我問他:「你跟你父母之間有過親密的感覺嗎?」

「沒有,從來沒有,我還記得在西安工作的時候我爸爸說,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嚇死我了,跟他睡一個床上,我寧可去死。斷了,中間斷掉了。」

李陽四歲才從外婆身邊返回與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無法喊出「爸」、「媽」。傳統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對孩子嚴厲,他說小時候聽得最多的詞是「笨蛋」「豬」。他童年口吃,懦弱到連電話響都不敢接,少年時期在醫院接受治療時,儀器出了故障燙傷皮膚,他忍著痛不敢叫出聲來,一直到被人發現,臉上存疤至今,說:「自卑的一個極端就是自負,對吧?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是一個自卑情結很重的國家。所以自卑的極端是自負。」

長大成人時他想強制性地接觸這個自卑,以「瘋狂英語」的方式勒令自己當眾放聲朗讀,在後期,發展到讓學生向老師下跪,鼓動女生剃髮明志,率領數萬名學生高喊「學好英語,佔領世界」、「學好英語,打倒美帝國主義」。

我說這已經不只是學習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強硬的價值觀。」

他說:「強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會往強硬方面走,因為我受夠了懦弱。」Kim說,在每次機場登機的時候,李陽一定要等到機場廣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後一遍才登機,這樣「飛機上的人會知道他的存在」。

我問過安華:「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時候,你覺得他是什麼感覺?」以為她會說,是宣洩的滿足。

結果她說:「他總是有點絕望的感覺。」

小豆說:「有一次看電視突然就問,你愛我嗎?我說什麼叫愛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對你『啪』一巴掌,你說,愛我不愛?我不知道什麼叫愛。」

有時候,打完之後,他們也會摸摸這兒,看看那兒,問「疼嗎」,就是這一點後悔之色,讓女人能夠幾十年吮吸著一點期望活下來。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華說:「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憐的。」

「你覺得他自己想擺脫嗎?」

「當然想擺脫,因為他說過,我也不希望這個事發生。他說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幹嘛非傷害別人啊。」她說,「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離開他又離不開他。」

我問過Kim:「李陽的生活中,他跟誰親近?」

Kim怔了一下,說:「最親近的嗎?不認識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學生特別愛他,兩個小時后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沒時間犯錯誤。」

李陽說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個小時「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覺得工作沒有意義,活著沒有意義」。他給Kim發過簡訊,「我揪你頭髮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白髮,就跟我的白髮一樣。」他說內心深處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對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責我,我才真的恐懼,恐懼積累了,就會以暴力的方式爆發。」

打過妻子后,他沒有回去安慰,卻主動去看望了父母,第一次帶了禮品,表示關心。我問:「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心理補償嗎?」

他想了一下,說:「……是吧,是。」

「那你認為你現在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嗎?」

他眼睛又再眯縫起來,避開直視,忽然有點口吃起來:「我肯定需要幫助。此時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幫助,如……如……如何有效地去解決抑鬱症的幫助。」

我們採訪前,Kim剛把三歲的小女兒哄睡著,這個孩子在父親毆打母親時,掙扎著往外拉父親的手,被甩開,之後一直做噩夢,哭著說:「媽媽對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攔住)呢。」Kim頭搖得說不下去,想把哭聲抿住,脖子上的筋脈全部凸起。她摟著女兒,對她說:「可以狠爸爸錯誤的行為,不要恨爸爸這個人。」

在女監的那期節目里,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滿地的院子里,父親死去,母親在獄中,安華的女兒小梅說:「一個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溫柔。」

「你覺得你爸爸有嗎?」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頓地說:「有,只是還沒有被他自己發現而已。」

我看到院里廚房的水泥牆上用紅色粉筆寫著幾個字,「讓愛天天住我家」。是她寫的,這是前一年春節聯歡晚會時一家人唱的歌。十四歲的小梅喜歡這歌,她輕唱:「讓愛天天住我家,讓愛天天住你家,擁有……擁有……擁……」她張著嘴,發不出聲音,眼淚一大顆一大顆砸在褲子上。

這些孩子會長大,他們會有自己的家庭——那會是什麼樣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歲,她說:「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們只有暴力。」

他的哥哥從探視室離開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後喊「哥,哥」。

他頭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麼人在一起,睡在哪裡,吃什麼。那晚,他和母親一起用繩子把父親捆起來的,刀砍下去的時候他在現場。

他將來會發生什麼?不知道。

我們緊接著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調查。

沒有完,完不了。

我和編導小仲去了登封。十幾個少年組成的盜竊團伙,領頭的十五歲,最小的十歲,都輟學,是王朔小說里打起架來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們打架,有時是仇,有時是為了掙錢,有時只是娛樂。除了刀,他們還用鐵鏈,用自製的布滿鋼針的狼牙棒——因為那樣傷人的時候血流出來的「效果」更好。

我問打架最恨的那個:「你不怕死?」

「不怕。」他頭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連生死的概念都沒有,所以也不會有悲憫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親。離異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從沒想過兒子在哪兒。他是個司機,開輛麵包車,車廂里污穢不堪,擋風玻璃上濺滿了鳥屎,座位邊上滿是滾倒的翠綠啤酒瓶和空煙盒,收音機的地方是一個洞,底下是一個煙灰托,裡面的黑灰已經長時間沒倒了,載滿了不帶過濾嘴的皺巴巴的黃煙頭。

他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對著瓶口喝啤酒,笑起來一口黑黃的牙:「等他回來,我捆起來打一頓就好了。」

他們去找那個十歲的男孩。到了村裡,推開那扇門,我對帶路的村支書說:「走錯了吧?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臘月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雜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邊,除了一個已經被劈開一般的衣櫃,一件傢具都沒有。

「應該就是這兒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們轉身往出走的時候,從門扇背後坐起一個人:「誰呀?」

小男孩就睡在門背後,靠門板和牆夾出一個角來避寒,腳邊是一隻破鐵鍋,下面墊著石頭,鍋底下是燒剩下的草,連木頭都沒有,他劈不動。

他父親已經去世兩年。

「怎麼不讀書呢?」

村長說:「學校怎麼管他呀?咱農村又沒有孤兒院。」

民政一個月給三十塊,他笑了一下,「買速食麵他也不夠吃。」

「村裡不管嗎?」

「怎麼管,誰還能天天管?」村長指著鍋,「這都是偷來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來,點著,滿屋子騰一下都是煙,他低著頭,一句話不說,把手伸在那口鍋上,靠那點火氣取暖。

村長嘆口氣,說:「你們中央電視台厲害,我看那上頭老有捐錢的,看能不能呼籲一下,給他捐點錢,啥問題都解決了。」

警察告訴我,他們想過送這些孩子回學校,但學校沒有能力管他們,更不願意他們「把別的孩子帶壞」。

他們流浪到城市,從撿垃圾的地方,從火車站……聚集起來,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滾雪球一樣多起來。乾脆不要床,偷了幾張席夢思墊子,橫七豎八在上面排著睡。生活的東西都是偷來的,那種偷簡直是狂歡式的,在那個城市裡,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製造了兩百多起盜竊案。十歲的那個,負責翻牆進去打開門,他們把床上的大被單扯下來,把家電裹起來,拿根棍子大搖大擺抬著出門,然後打車離開。

他們每個人有十幾個手機,大家最恨的那個男孩說:「用來砸核桃。」

「我們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們在家裡看武打和破案片,「學功夫」,說整個城市裡最安全的就是他們住的這個小區:「兔子不吃窩邊草嘛。」

他們把偷當娛樂,剛偷過的人家,一天後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個得不到愛、得不到教育的人,對這個社會不可能有責任感。

案子破了,他們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紀,全放了。

那個喝酒的父親答應我去見見孩子,見到后倒沒動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兒子——離他上次見,過了幾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兒子是半個成人了,上下打量一會兒,忽然把兒子攬到一邊,避開我,摟著兒子肩膀說了幾句,又打了一個電話,他們父子很滿意地對視笑一下,轉身對我說:「記者,走啦,去辦點事兒。」

那笑容讓我心裡一沉。

領頭的那個孩子,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撿來的,養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兒了。

「能不能找點他小時候的東西我們看一下?」我問他的養母。

「都扔了。」她說得很輕鬆。

我聽著這句話,一下子理解了「拋棄」這個詞。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我只是一個記者,採訪結束就要離開。

那個父親雙亡的十歲孩子,最後一次偷竊,他分了一千多塊,回來后都給了小時候養過他的老人。採訪完我們留了些錢給村裡人照顧他,走了幾步,我回身把這孩子叫到門后,給了他一百塊錢。

「你知道阿姨為什麼給你錢?」我輕聲問。

「知道。」他低著頭,「因為我可憐。」

「不是,這是你勞動所得,你今天幫我們拿了很多次帶子,很辛苦,所以這是你自己掙的。我要謝謝你。」

他抬起頭,羞澀地笑了一下。

他們租過的那個房子,收拾得還算乾淨。和所有十三四歲的孩子一樣,牆上貼著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著整整齊齊的十幾個牙缸,他們每天早上排好隊去刷牙……他們把這個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師,她告訴我採訪過的女犯的消息,安華在各方幫助下,已經減刑出獄,再嫁了人。小豆在監獄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國法學會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建議建立家庭暴力庇護場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簽發保護令,這只是一個建議稿,至今仍只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預備立法項目。

在「兩會」上,我曾去找過關心此事的代表委員,擔任警察職務的男代表說,現在刑法里已經有人身傷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對女性造成人身傷害,那就按現有的法條來判,為什麼要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說:「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傷害那樣處理。」

現場有些爭起來了:「你們這麼說,只因為你們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關心女人,是人應該關心人。」這位女代表說。

李陽最終沒有去做心理治療,也沒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時間用來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準備成為「反家暴大使」。

兩個月後,Kim申請與他離婚。

他曾經對Kim解釋說:「這是中國的文化。」

Kim說:「這不是中國的文化,人是一樣的。我覺得中國人,美國人,所有人,我們的相似之處遠多過不同,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我們都需要快樂的家庭,我們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夢想真的是讓中國更好、更國際化,我希望他能從自己做起。」

去採訪Kim前,我做完採訪提綱,合上筆記本,按習慣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談時還需要注意什麼。

奇怪的是,那一小會兒閉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卻是自己早已經忘了的事,中學時有天中午上學路上,那個小混混喝了酒,從身後把我撲倒了,磕在街邊的路沿上,我爬不起來,被一個爛醉的人壓著,是死一樣的分量。旁邊的人嬉笑著把他拉扯起來,我起來邊哭邊走,都沒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這件事,最難受的不是頭上和胳膊上的擦傷,也不是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覺——厄運中的人多有一種對自己的怨憎,任務是自我的某種殘破才招致了某種命運。

我帶了一束花給Kim。

她接過報紙包的百合花,有點意外,找了一會兒才找出一隻瓶子插上,又拿出幾個大本子給我看,裡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陽與她合作錄的英語磁帶,寫的工作便條,還有一頁,夾著某年結婚紀念日她提醒李陽買的玫瑰花——雖然是秘書買來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葉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壓平保存著,旁邊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記得,我當時為什麼要這個男人。」

這些早就乾枯失血的花瓣給我一個刺激,人是一樣的,對幸福的願望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樣,只是她生在這兒,這麼活著,我來到那兒,那麼活著,都是偶然。

萬物流變,千百萬年,誰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當中,採訪是什麼?採訪是生命間的往來,認識自己越深,認識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監獄那期節目的年底,評論部讓每人寫一句話印在內部刊物上,代表這一年裡自己對工作的認識。我沒思量,有一句話浮上心頭,以前我會顧忌別人怎麼看,會不會太文藝腔,但這次我徑直寫了下來:「他人經受的,我必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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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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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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