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三千里河山，高麗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紀初，立國已經900餘年的新羅王朝王權衰落。隨著「安史之亂」以後唐的日益衰敗，新羅的統治同樣陷入了危機之中。

新羅經歷了「弓福之亂」后，在公元880年新羅王朝中心金州迎來了個迴光返照的「城中無草屋」的興盛期以後終於無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聖女王即位，這時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已經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極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義為開端，農民暴動再掀起**，各地地方豪族勢力乘機紛紛自稱將軍、城主，憑武力據地設置獨立的權力機構，新羅王室所領被不斷的蠶食，最後只相當與以金州為中心的一個地方政權了。

在弱肉強食的兼并戰爭中，甄萱與弓裔脫穎而出，剪除了其他勢力與新羅平分天下。甄萱，尚州農民出身，軍人起家。他最初不過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積戰功而被新羅朝廷拔擢為將軍。他在朝鮮半島西南沿海地區積聚實力，準備舉兵。真聖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農民起義之機起兵，糾集一群亡命之徒襲取了武珍州（全羅南道光州），后又據完山州（全羅北道全州）自立，初時號稱「新羅西面都統治指揮兵馬制置、持節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國、漢南郡開國公」等，公元900年稱王。聲稱要復興被新羅所滅的百濟，定國號百濟，史稱后百濟。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稱新羅王室出身，乃憲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棄正統，在開城建都稱王，聲稱復興高句麗，定國號高句麗，史稱后高句麗。公元904年改國號為摩震，獨自建元。公元905年遷都鐵圓（江原道鐵原郡），復改國號泰封。隨即向新羅展開激烈攻勢又出兵北方，更從海路南下襲百濟後背，一時間所向披靡，銳不可當。但弓裔的統治沒有一點仁政的味道。他因為仇視新羅，就試圖殺死所有的新羅人。弓裔利用佛教來維繫自己的統治，他自稱彌勒佛，頭戴金幘，身披方袍，以長子為青光菩薩，以季子為神光菩薩。他曾經自述「佛經」二十餘卷，其中全是為自己歌功頌德的歪理邪說。有僧人釋聰批評弓裔所授皆為「邪說怪談」，弓裔聽說以後，立即將釋聰逮捕，用鐵錐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樣，弓裔對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許多人因為他的無端懷疑而被誅殺。為了震懾人們的心理，弓裔宣稱自己具有洞察別人內心世界的神力，結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終於導致了他的垮台，從而使他的心腹大將王建登上了朝鮮的歷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於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鐵原太守，因戰功而成為弓裔的最得力的將領，統率西南海域的水軍，實力漸增。關於王建的出身，史籍上眾說紛紜，不乏疏漏。《高麗世系》一書記載了高麗時代流傳的許多關於王氏祖先的傳說。此書略雲，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稱聖骨將軍。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寶育，天資慈惠，入知異山修道。寶育之女配唐貴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離山長岬寺，常讀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時桐里山有道誢，與世祖相見如舊識，同登鵠嶺究山水之脈，上觀天文，下察地理，築松岳之新第，預言將一統三韓，誕生英主云云。然而，這種說法其實是出自高麗毅宗王時金寬毅的《編年通錄》，是後人的假作。據《松京志》云：《麗史》論曰，金永夫、金寬毅皆毅宗朝臣也。寬毅作《編年通錄》，永夫采而進之。其剳子亦曰寬毅訪集諸家私畜文書，其後閔漬作《編年綱目》，亦因寬毅之說。獨李齊賢援據《宗族記盛源錄》，斥其傳訛之謬。齊賢一代名儒，豈無所見而輕有議於時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實錄》乃政堂文學修國史黃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孫顯宗朝。太祖時事，耳目所及，其於追贈，據實書之。以貞和為國相之配，以為三代而略無一語及於世傳之說，寬毅乃世宗時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餘年，可舍當時實錄，而信後代雜出之書邪？（《松京志》卷七）

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王氏源於開城西面的禮成江下游的禮成港。這裡在八、九世紀時是一個水陸交通的樞紐，也是一個商賈雲集的都會，朝鮮半島前往中國大陸的貿易就是以此為起點的。現在估計王氏原本是依靠貿易起家的鉅賈，其後逐漸壯大為開城地方頗有勢力的豪強。王建的父親王隆建控制了開城並將其作為據點，公元896年王隆攜子王建歸附了弓裔，此後的王建便成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幹將。新羅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軍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騎將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和朴智謙驅逐弓裔擁戴王建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殺）。《東國通鑒》卷十二並《高麗史-太祖本紀》雲，太祖二年，遷都松岳郡，升郡為開州，創建宮闕。王建同樣自稱為高句麗的後繼者，定國號為高麗，定年號為天授。至此，朝鮮半島后三國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高麗與后百濟迅速陷入了對峙與戰爭中。

公元920年（高麗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羅景明王發出聯合的信息，向新羅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羅西部的大耶城，進軍高麗南端的進禮城，新羅向王建求救。隨之開始了長達16年的統一戰爭。戰爭初期雙方互有勝負形成了拉距，雙方都積極的向外界尋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濟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島的戰局，但日本回絕了。於是甄萱又入貢後唐，換取了「持節都督全武等州軍事行全州刺使海東西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戶、檢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濟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剛剛稱王時就向吳越派遣了使節（實際上公元896年他就向當時還未稱王的浙東節度使錢鏐派遣過使節）。但后百濟的外交活動並無助其在戰爭中取得優勢。（當時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實力就很有限，所謂的封號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江南割據政權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麗與百濟之間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決戰。9月後百濟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時，景哀王正與妃嬪游鮑石亭、擺曲水宴，結果俱為百濟兵所獲。王建親自領兵赴援，大敗而歸，王建僅以身免。景哀王自盡，甄萱雖然取勝，自是付出相當代價的，於是12月甄萱主動向王建提出休戰。王建於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幾個月的時間加緊整軍備戰，獲得喘息的機會。5月起在慶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開戰端。公元929年後百濟在慶尚北道勢如破竹，進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請援，又被拒絕。

從公元930年開始高麗展開了反擊，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濟。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後唐朝聘，得封為高麗國王。同年，王建廢自立年號「天建」，開始採用後唐所賜的年號「長興」。得到中原王朝冊封的王建獲得了正統的名義，得以名正言順的取代新羅統一半島。公元934年，高麗大軍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親」為名向王建提出休戰的請求。當時，軍中諸將大都以為甄萱勢孤請和，進言王建允准「和親」，惟獨老將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戰。王建採納了瘐黔弻的意見，派遣精銳騎兵數千，奇襲后百濟軍，大獲全勝。高麗在運州取得了對后百濟決定性的勝利，熊津以北之地盡入高麗。

公元935年後百濟發生內亂，甄萱長子神劍聯合二子良劍和三子龍劍幽禁其父於「金山佛宇」，弒殺被甄萱立為儲君的四子金剛，自立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帶著最小的兒女「奔羅州，請入朝」，向老對手王建俯首稱臣。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對於這一事件《高麗史》中有一段記載：「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羅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請入朝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羅王率百僚發王都，士庶皆從之.香車寶馬連亘三十餘里，道路填咽、觀者如堵。沿路州縣供億甚盛，王遣人問尉。己未（26日），羅王上書曰：『本國久經危亂，曆數已窮，無復望保基業，願以臣禮見！』不允。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一國二君，民何以堪？願聽羅王之請！』除新羅國為慶州。」這裡所記載的是新羅末王敬順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實。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為甄萱所殺，后百濟王在金州燒殺搶掠之餘並未滅亡新羅。他將金氏王族後裔金傅扶上了新羅國王的寶座，身為傀儡的金傅眼看國土日窘、僅剩金州一隅，決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兒子反對道：「當與忠臣義士謀，收合民心以死守國。」（《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然而，新羅的江山畢竟已經無可挽回，不過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羅的王室還是受到了王建的禮遇。王建將長女樂浪公主許給金傅為妻，封金傅為樂浪王仍以新羅舊都慶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後三國的歷史在一件戲劇性的事件中劃上了句號。甄萱主動向王建請兵去討伐自己的三個不孝子，他說「願仗威靈，以誅賊子」（《高麗史-太祖本紀》）。王建當然不可能錯失良機，他與甄萱「親率三軍赴天安，進次一善。神劍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奐，數罪誅之。」（《東國史略-高麗紀》）老子打兒子來成全別人的天下，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見的。不過王建以神劍「為人所脅且歸命乞罪」將其赦免。不久以後，甄萱「憂懣發疽，數日卒於黃山佛舍」。王建將良劍和龍劍流放晉州，不久便將二人殺死。同時任命甄萱之婿朴英為規爵佐丞，以示對甄氏的懷柔之意。

統一半島之後，王建面臨著兩大難題的考驗：對內如何鞏固高麗王朝的統治；對外如何面對新近崛起的強鄰——契丹。王建參照泰封、新羅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為新興的高麗王朝初步確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構。高麗置三省：內議、廣評和內奉省，其中又以廣評省的地位最為重要。廣評省下轄選、兵、民刑、禮、工六官，分管國家的各種事務，可以說是高麗王朝的中樞所在。高麗的最高軍事機關為循軍部，軍隊由從自耕農當中徵發的府兵組成。此外，駐紮在都城開京的六軍，具有禁軍地位，直接由國王掌握。從高麗王朝朝廷的結構來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襲了中原隋、唐帝國的中央集權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類似無法掩蓋高麗王朝和中華上國社會基礎上的巨大差異。王建所建立的高麗王朝歸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實王建的家族也是眾多豪族中的一員），高麗王國的統一程度是無法與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勢力的興起和新羅後期各地軍鎮的建立有著直接的聯繫。新羅朝廷設置軍鎮是為了扼守戰略要衝以保衛國土，前期軍鎮主要設在北部邊境以防禦渤海國。但是隨著海賊的騷擾對海上貿易的威脅日益嚴峻之後，新羅朝廷開始在南部沿海地區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張保皋（即弓福）鎮守的清海鎮、位於今日南陽的官城鎮和江華島上的穴口鎮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三鎮。和張保皋一樣，這些鎮將所掌握的武裝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員為核心的私兵。他們在事實上世世代代控制著遠離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羅國土，這些地方望族在他們的地盤上廣築城池，因此他們也被稱為「城主」。這些城主大都以官軍的名義駐紮一方，並從自己的`屬民當中徵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們往往被稱為「將軍」。城主的社會背景是複雜的，張保皋那樣起於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從具有京城貴族背景的人中產生的。這些金州的貴族有些出身於真骨貴族、有些則出自身份較低的六頭品，他們因為犯罪或是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而被逐出了京城。不過，更多的城主則是在地方上的豪門望族。有勢力的家族把周圍的土地和百姓置於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擴充了自己的勢力。這兩類城主逐漸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統一標誌者王朝戰爭的結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們和他們的城寨依然保持著獨立和半獨立的地位，這一點和后三國時期並無區別。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許多豪族前來依附，據《高麗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條記載：「是時，新羅以東沿海州郡、部落皆來降。自溟州至興禮府、總百十餘城。」這些豪族的歸附對於當時力量較弱的王建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後，是不能不加以回報的。此外，那些跟隨王建出生入死的將領們在地方上的權勢是受到朝廷認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統治還得靠他們的維繫。為了安撫地方的豪族，並將他們納入王朝的統治體系，王建採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連姻的策略，是為了鞏固王室和豪族之間的關係，促使在他們為了高麗政權的強化、社會的安定上作出貢獻。王建和全國二十多個大族有姻親關係，比如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廣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對王朝的功勛、他們多領城邑的大小、多寡，將全國大小豪族的領地相應的設置成府、州、縣，執掌這些府、州、縣的官員依然是原來的豪族，這樣一來他們就被王建納入了高麗的國家機器中，高麗的郡縣制由此而來的（高麗的地方政區設置沿襲我國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縣這五級，王建時代府、州、郡、縣僅僅是一個開端，至高麗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區的設置才告一段落）。儘管王建想方設法籠絡地方豪族，他們仍然不願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從容豪族的缺點），王建死後兩年就爆發了「王規之亂」，差點沒顛覆高麗王朝，這場叛亂宣告了王建懷柔策略的失敗。

如果說在對待國內豪族的問題上，王建採取了懷柔和推恩的策略，那麼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建在朝鮮半島的北部積極進取的戰略。在王建經略北境的全盤戰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軍攻破以後，平壤逐漸荒廢，王建以防禦女真侵擾為由將平壤升格為西京，派遣從弟王式廉為長官駐守。在高麗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長官擁有很大的權力，他只需要對國王本人負責，其部下官員的任免完全由長官自己決定。與此同時，王建採取了移民實邊的策略，將大量的人口從半島的南部遷往北部。王建的這些措施增強了高麗北部的邊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國土面積。

高麗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興兵滅亡渤海國，並以皇太子耶律倍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東丹國」。到公元928年，由於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遺民的不斷反抗，「東丹國」被遷移到了遼東，一時間廣袤的渤海故地成了無人過問的空地。渤海的滅亡，使高麗與契丹的關係迅速緊張，契丹與后百濟的盟約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麗開始主動的吸納渤海的遺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戶來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斷的湧入了高麗境內。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眾數萬來投」，四年後「渤海人朴升以三千餘戶來投」，景宗獻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數萬來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麗為修復國交做最後的努力，結果失敗。據《高麗史-太祖世家》所載：「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來遺橐駝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軫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鄰，遂絕交聘。流其使三十人於海島，系橐駝於萬夫橋下，皆飢死」。於是，高麗與契丹的關係徹底決裂。與此同時，王建經略北邊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統治的末期，高麗的北境已經遠及今咸境南道的永興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過了新羅。

高麗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興盛，這一點和獨尊儒術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麗佛教，太祖王建對佛教的熱忱是不能不提的。據《東國通鑒》卷十兒並《高麗史-太祖本紀》記載，太祖二年，遷都松岳郡，升郡為開州，創造宮闕。又建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禪、新興、文殊、圓通、地藏十寺於京內，此乃高麗官辦寺院之始。縱觀王建一朝，他在全國各地廣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開京內所立之七層寶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層寶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個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維繫國家穩定的考慮。李齊賢所撰之《開國寺重修記》中記載：「天授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造開國寺，募卒伍為工徒，破戈盾充結構，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見，王建利用宗教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為對死亡的恐懼而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白雲山內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諸州，建叢林，設禪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餘所」王建此舉，如果不是出於真誠的信仰，是很難做到的。

後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麗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傳給惠宗義恭王遺訓十條，茲抄錄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故創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業。後世奸臣執政，徇僧請揭，各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

其二說，諸寺院皆道誢推佔山水順逆而開創。道誢雲，吾所佔定外，妄加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久。朕**後世國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稱願堂，或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高麗史》卷二）

可見，王建對於佞佛事的危害並非沒有認識，但是他的後世子孫終究還將為此付出代價。不過，王建對此已經無能為力，因為這位文武雙全的好國王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