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拒後唐,定西夏根基-党項李彝超
党項族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屬於西羌諸部之一,又稱党項羌。原居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後來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圍擴展,於公元6世紀末至7世紀初,相繼歸附隋、唐王朝。從7世紀中葉開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遷徙,各部分散居於廣大的西北地區。
唐朝初期党項部落主要分佈在:「東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縣北),西接葉護(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南雜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連吐谷渾(今青海省北部),處山谷間,亘三千里」。在遼闊的草原上,党項羌按姓氏結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統一。著名的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利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大。
「安史之亂」爆發后,党項族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持續十年之久。主要是隴右道北部諸州的党項向東遷至關內道的慶、夏、鹽、靈等州;而原在慶、靈、夏等州的党項有的更向東遷銀、綏、延等州。還有部分党項曾東渡黃河進入石州(今山西省離石縣)。党項經過大遷徒后,同當地漢族和內遷的其它少數民族如室韋、吐谷渾、吐蕃、回紇等族雜居共處,交往密切,使党項原來氏族與部落內保持的血緣紐帶鬆弛,逐漸形成以地緣為紐帶的部落集團。如在綏、延二州地區的,形成了以党項野利部為主的六府(州)部;党項拓跋部地在慶州隴山之東的稱東山部,以夏州為中心的稱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區的稱南山部。
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党項平夏部首領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協助唐王朝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被唐朝升任為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綏、銀、宥、靜(今陝西省米脂縣境)五州之地。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七月,拓跋思恭又進爵夏國公,復賜李姓。夏州地區的党項拓跋氏成為名副其實、稱雄一方的唐朝藩鎮。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時期,党項「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後唐年號,公元923-926年)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大姓之強者」主要有唐未據夏、銀、綏、宥等州的定難軍節度使党項拓跋氏,五代初興起於麟、府二州的党項折氏,以及居於慶、靈二州之間的「西路党項」諸部。在各部分党項中,所謂「西路党項」即唐代所稱「東山部落」,五代時先後為後梁、後晉、後漢、後周所統治。由於他們地處五代時中西陸路交通東線的一段(慶州至靈州),常劫掠往來貢使和商旅,因此也經常遭到五代時北方政權軍隊的「懲罰」。五代時居於夏州西北麟、府、勝等州的党項部落以府州折氏勢力最強。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軍緣河五鎮都知兵馬使,其子嗣倫,唐末為麟州刺史。後世子孫於後漢、後周時期俱領節鎮,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時党項諸部中勢力最大的一支為夏州党項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時(公元907—960年)的50多年中,夏州党項李氏僻居一隅,名義上先後依附於梁、唐、晉、漢、周及北漢王朝,受其封號,朝貢不絕,實際上已保持著相對的獨立。他還利用一切時機,不斷增強實力,參於抗衡。
後唐長興四年(公元933年),後唐明宗李嗣源企圖用「調防」的辦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項首領夏州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超的堅決抵制,明宗被迫妥協。夏州党項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李彝超之前,定難節度使已經歷任了拓跋思柬,拓跋思恭,李彝昌和李仁福四名党項平夏部首領。歷史上,李彝超應屬拓跋思柬族孫,為小說需要特改為其子。
李彝超,做過夏州左都押衙、防遏使,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公元933年)二月戊午(十二日),定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去世;庚申(十四日),三軍打算立李彝超為帥,以李仁福的名義向後梁朝廷上奏說:「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舊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傳》)
過去,河西諸鎮都說李仁福暗通契丹,後唐朝廷怕他和契丹聯合用兵,并吞河右之地,南向侵掠關中。正好,李仁福去世,三月,癸未(初七),任用他的兒子李彝超為彰武留後,調遷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然命令靜塞節度使葯彥稠帶兵五萬人,由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護送安從進赴鎮所上任。又考慮到李彝超和定南軍將官可能不會從命,明宗另外於丁亥(十一日),下敕文告諭夏州、銀州、綏州、宥州的將士吏民:「
近據西北籓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伏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后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籓地處窮邊,每資經略,李彝超年才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起姦邪之便。其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遷之命,既乍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
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后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嚴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嚴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旅拒,才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餮峽勺鞴嬪。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葯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雲。」(節選自《資治通鑒》)
四月,彝超上表奏稱:「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舊五代史。一百三十二卷。李彝超傳》),明宗下詔派閣門使蘇繼彥前去夏州催促他。
李彝超拒不奉詔,派遣自己的哥哥阿王把守青嶺門,聚集境內党項諸部以自救。趁葯彥稠的不對剛進蘆關立足未穩之時,李彝超派党項兵抄掠官軍糧運及攻城器具,後唐軍被迫從蘆關退守金明。
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夏州城下,而李彝超仍然拒不接受朝廷的調令。安從進無奈只有下令猛攻夏州。夏州的城垣本是赫連勃勃(兩晉時期五胡十六國中大夏國的創立者)所築,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又有党項四萬多騎兵在四野流動,搶掠糧食財物,致使官軍不能進行收糧、運糧。山路又艱險狹小,關中百姓運輸一斗米、一捆柴草,要費錢數貫,民間困若竭盡,無力供應。
七月,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垣對安從進說:「夏州很貧窮,沒有珍寶積畜可以充當對朝廷的貢品和財賦的地方,只是因為祖父、父親世代據守此地,不想把它丟失了。這個小小孤城,戰勝它也不足以宣揚威武,何必這樣麻煩國家勞師費財!請您上表把情況報告朝廷,如果朝廷能准許我們自新,或者派遣我們去征伐異城,我願意去打先鋒。」(原文: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徵伐,願為眾先。)
明宗聽說夏州傳回來的戰報后,明白夏州城確實難以攻下,無奈於壬午(初八)命令安從進帶兵返回。從此,夏州疏遠後唐朝廷,每逢有人叛變,必然暗中與之通連勾結,來達到要求賄賂遺贈的目的。
十月,權知夏州事的李彝超上表謝罪,並請求昭雪討伐他的罪行;壬戌(十九日),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
而後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二月丁丑(十二日),李彝超重病之中上表後唐朝廷,將夏州軍事託付給了自己的哥哥行軍司馬李彝殷。之後不久李彝超就死去了。
李彝超不僅大大提高了李氏在党項諸部中的威望,鞏固了党項人在夏州附近的勢力,並且促使党項拓跋氏夏州藩鎮割據勢力不斷增強,也為日後李元昊建立西夏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