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崇佑：抗辯政府的大律師（6）

辯護人竊惟國家設刑，本意在於排除惡性，並非用為教育補助之資。莘莘學子，學校培植有年，縱使氣質未盡精醇，而青年蹈厲發皇之概與夫純凈真摯之心，政府果有以善處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於學術之淵，進其智能，以資世用，豈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遷連淪沒於渾流之中。年少學生方自以為保吾讀書之地，無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職，而不知所謂「國法」者即將俟隙而隨其後。

當此語在法庭上以「此輩青年不幸而為中華民國之學生，致欲安分求學而不得，言之實可痛心」述說時，其所引起的反應，在《晨報》先後刊載的兩篇各有側重的報導中，竟然記憶相同：「語至此，滿堂欷歔，為之淚下，被告學生中（魯士毅一派），有一人哭不可仰，法庭竟變成悲劇之舞台，即記者亦為之嗚咽不已。」（《晨報》1919年8月22日）當日以協和女子大學學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旁聽的冰心，更以女性的細膩，對現場氛圍作過生動描述：

劉律師辯護的時候，到那沉痛精採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聲，全堂墜淚，我也很為感動。同時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樣子，以及退庭出的時候，他們勉強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話「哀莫大於心死」。唉！可憐的青年！良心被私慾支配的青年！（《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

正因旁聽者的同情本就傾向於魯士毅一方，劉崇佑才可能把對學生的審判，倒轉為對政府的控訴。

而當年只有17周歲的劉仁靜，也因被控共同犯罪，出庭受審。當審判長令其答辯時，劉作出「莫名其妙，不自知所犯為何罪」的表現。劉崇佑更從旁「時時請堂上注意，謂彼十餘齡之小子，實在極可同情」，這也成為《晨報》記者「出旁聽席后所惻惻不忘者」（《晨報》1919年8月22日）。而劉崇佑辯護之成功、感人，於此又得一證明。

不過，既然政府決意起訴，便不會輕言失敗。8月26日的宣判結果於是並不出人意外，魯士毅等六人分別被判處拘役14天到4個月的刑期。而在社會輿論無形的壓力下，特別是經過律師劉崇佑出色的抗辯，也迫使法庭在判決時，不得不做出相當讓步。強迫謄具悔過書一節，以未提出原件，「不審其內容」，且「僅就『悔過』二字以觀，尚屬道德上責備之意」，裁定為不構成犯罪。更引人注目的是，判決書中宣布劉仁靜、易克嶷、狄福鼎等五人無罪，許有益等四名原初的被告，則同時被處以拘役14日至3個月不等的刑罰。所有拘役時間准以在押日數扣抵，其它3個月以上的刑期，一律緩期三年執行。這即是說，所有十一名被控學生，事實上都被當庭釋放。法庭派法警送已有人具保的六名緩刑者回北大，移交給蔡元培校長的代表蔣夢麟。而法庭門外，北大同學及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們，已手持「歡迎魯士毅等」的旗幟在等待。這分明是英雄凱旋。

五四運動的第二年，1920年，劉崇佑仍本著為學生盡義務的初衷，擔任了馬駿、周恩來、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的辯護律師。可以說，在「五四」期間，幾乎所有被當局起訴、與學潮相關的案件中，都能夠聽到劉崇佑的聲音。這在其律師生涯中，無疑是最*得社會關注的時期。

1999年2月28日於京北西三旗

（原刊《讀書》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