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崇佑：抗辯政府的大律師（5）

當年7月16日晚，因受北洋軍方安福系操縱，7月1日已被開除出北大國貨維持股幹事會的原主任楊濟華、調查組長許有益等，以及時任參議院辦事員的王朝佑，邀集了四十餘名學生，在安福俱樂部機關中央政聞社宴會，試圖收買到會學生，使其擁護胡仁源長校，以阻止蔡元培回任。由於得到通報，次日上午，當這些人又在法科禮堂秘密會商時，魯士毅等二百餘名五四運動的堅定分子趕到，群情激憤，要為首的五人交待了整個陰謀，並簽具了悔過書。18日，許、楊等向警察廳控告魯士毅一眾十一人「拘禁同學，嚴刑拷訊」。28日，警察即開始逮捕有關學生。

這一事件發生，立刻被學界敏銳地指為與「五四」事件相關。以「北京大學暑假留京學生全體」的名義30日發出的致回籍同學的通電，首先揭示了其間的關聯：「利用三五無恥之輩，行此卑劣之手段，欲連及『五四』事件，以興大獄而殘士類。」8月1日，北京各界聯合會代表往見國務院秘書長郭則沄時，也告誡政府切勿「小題大做，借題發揮」：

如任無廉無恥舉國共棄之黨人，陰謀陷害愛國志士、純潔無疵之學生，直接以破壞大學，間接以報復「五四」*以來愛國運動之仇，則輿論沸騰，恐難收拾。

然而，也正因居心如此，雖經北大全體教員、北京全體教職員聯合會、專門以上學校校長代表疊次要求保釋，當局均不允准。

一心一意要報復「五四」學生的政府，的確想藉此案立威，刑一儆百。暑假期間，學生多不在校，力量分散，也被認作是興起大獄的好機會。因此，儘管學界內外一再指出，「此事屬於學校內部之事，同學相哄，本亦常事」，應由北大自了，不必驚動法庭，教育部亦表示「當然抱息事寧人之態」（《晨報》1919年7月31日-8月2日），當局卻仍不肯如「五四」過後釋放32名被捕學生一般善罷甘休。8月6日，地方檢察廳到底以「輕微傷害及私擅監禁」的罪名提起公訴。為表示公平，原告方楊濟華、許有益等也以「誹謗罪」被起訴。

8月21日上午十點，北大學生案在地方審判廳正式開庭，公開審理。「其時旁聽之人已滿坑滿谷，窗前門隙皆已有人，女旁聽席亦復擁擠已甚」，而「門外鵠立希望旁聽者尚有百餘人」。連《晨報》記者亦須在法庭內別尋關係，方得入內，於炎暑之日，站聽八小時（《晨報》1919年8月22日）。

為魯士毅等十一名學生辯護的劉崇佑，在此案運用的策略與《益世報》案顯然不同，如謂後者更注重「曉之以理」，則北大學生案更兼有「動之以情」。特別是其總結部分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