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4）

同樣地，我們對胡適的態度也是如此。胡適既然是他所處時代的人，我們當然不應該強求他要有今天的性別意識。然而，不「時代錯誤」地去研究胡適，跟不用今天的性別意識去研究胡適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兒。曹誠英可以不假思索、理所當然地把胡適比為太陽，而以月亮自視；哈德門太太可以以星星自居，在1950年6月江冬秀到紐約跟胡適團聚以前，就自動搬出她跟胡適同居的公寓讓賢。這些一點都不奇怪，畢竟因為她們都是她們所處時代的產物。對她們而言，星星、月亮、太陽的高下地位，不但是常識，而且是命定的。但如果處在今天的我們，也不加括弧地以「星星、月亮、太陽」為天經地義，不管是把它拿來當做傳誦的佳話，還是把它拿來作為窺淫的愉悅，那就是活在今天的性別意識的社會裡，而卻仍然在替胡適做著那曹誠英、哈德門太太時代的黃粱夢。

然而，這個「星星、月亮、太陽」的黃粱夢，今天還有很多人在替胡適作呢！君不見今天還有多少人繼續在幫胡適編他的群芳譜。只要看到可以引人遐想的片語隻字，就馬上喜滋滋地在隨手攜帶的群芳譜上添上一筆。因此，連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後來在紐約唐人街的教堂從事聖職的李美步（MabelLee），也莫名其妙地被寫進了胡適的群芳譜。窺淫的狂想是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無垠無際的。光是胡適在1936年11月19日給李美步的一封英文信，翻成了中文，就可以讓他們詮釋得如痴如醉。胡適在這封信里稱呼李美步為「我的聖女」（MySaintlyLady），就讓他們覺得「曖昧」；胡適在信里說他常惦記著她、說他「想到在我的旅舍中我們的談論」、「在帝國大廈頂塔上那美麗的夜晚」、問她「真正快樂嗎」這些字眼硬是被他們想入非非、望文生義，從英翻中的字裡行間里窺淫地「感覺出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愫」。他們完全不知道胡適在寫這封信時的心情。在兩個星期前，胡適才收到了韋蓮司給他的那封「伊人鳥」見本書《序曲》的信，著實地打了他一大棍。韋蓮司用了很抽象但又很鞭辟的隱語責備他騙了她的感情，沒老實告訴她曹誠英其實是他的情人而不只是「表妹」。

胡適問李美步是否真正快樂？用胡適的話來說，那完全不是「小我」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大我」的宗教與人生哲學的問題。直接地說，那完全是跟胡適反基督教、推崇社會改革的工作有關。他在這封信里所提到的珍·亞當絲（JaneAddams）在芝加哥所創辦的赫爾社區工作屋（HullHouse），以及李莉恩·華德（LillianWard）在紐約所創建的亨利街社區工作屋（HenryStreetSettlement），其實是暗示李美步與其在唐人街傳教碌碌終生，不如效法珍·亞當絲以及李莉恩·華德去為整個社區的改革奮鬥。這就是胡適所謂的「快樂」的意思；這就是胡適在李美步的教堂里題字：「功不唐捐」，淑世、濟世的精神。窺淫者不去作抽絲剝繭、沉潛尋思的工作。看到了「旅舍」、「美麗的夜晚」、「快樂嗎？」這樣的字眼，就淫心大動，根本就是侮辱了從事聖職工作的李美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