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遺失的美好」（7）

這段話是中國大陸後世研究者對《絜茜》月刊詬病、批駁的原因，張大林甚至還將其歸納到了「國民黨文藝」當中——確實，由於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界長期被二元論思潮所統治，「非共（產黨）即國（民黨）」的二分法根深蒂固，尤其在國共矛盾尖銳對立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絜茜》月刊既未參與領導下的左翼刊物，又與大陸現代文學界「臭名昭著」的「民族主義文學」有了一定的關係，那麼這刊物被貶斥、無視，甚至「被遺忘」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從表面上看，與《獅吼》、《語絲》一樣，這份刊物只是一份「社團刊物」。正如在廣告語里所說的「絜茜社」就是主編這份刊物的團體。而且在這份刊物第一期明文刊登了《絜茜社簡章》，該簡章第二條「宗旨」上就聲明：以研究文藝提倡平民文化為宗旨。正如張大明在《國民黨文藝思潮：三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文藝》中所總結的那樣，通過對《絜茜》月刊所刊發文章的分析，該刊兩大特點一目了然：一是「平民文藝」，另一是「新農民文學」。

那麼，「民族主義文藝」的核心價值體系又是什麼呢？

在「民族主義文藝」的綱領性文獻《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藝術，從它的最初的歷史的記錄上，已經明示我們它所負的使命。我們很明了，藝術作品在原始狀態里，不是從個人的意識里產生的，而是從民族的立場所形成的生活意識里產生的，在藝術作品內所顯示的不僅是那藝術家的才能、技術、風格、和形式，同時，在藝術作品內顯示的也正是那藝術家所屬的民族的產物。這在藝術史上是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了……（省略號為引者所加）文學之民族的要素也和藝術一樣地存在著。文學的原始形態，我們現在雖則很難斷定其為何如，但可以深信的，它必基於民族的一般的意識。這我們在希臘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日耳曼的《尼貝龍根》，英吉利的《皮華而夫》，法蘭西的《羅蘭歌》，及我國的《詩經-國風》上，很可以明了的……（省略號為引者所加）以此我們很可以從這些文藝的紀錄上明了文藝的起源——也就是文藝的最高的使命，是發揮它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換一句說，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