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遺失的美好」（12）

《絜茜》月刊始終在提倡一種「平民文藝」，但是這又與左翼文學提出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是政治經濟產物的「普羅文學」有著本質的區別。當然，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底層文學」多半以「普羅文學」為實現形式，強調文學敘事內容與功能的階級屬性。但在兩期《絜茜》月刊中所刊發的小說來看，他們所主張的「平民文藝」特別是「新農民文學」恰有著自己的特點，準確說，是「第三黨」政治主張的文學實踐。譬如在第一期《絜茜》月刊上，所連載的張資平的小說《十字架上》就是一個典型，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雷賓星是一個鄉村破落官僚子弟，他的家族由農而仕，雷賓星從小頑劣但卻有著自己的個性，這使得他在生存中不斷地追尋、質問甚至試圖打破他所處的這個環境。

作者對於「平民意識」尤其是農民的意識形態，有著自己獨到的看法：

賓星的增族兄弟忘記了他的父親是逐什一之利的商人，而極力提倡孔孟之學，以重利的商人為賤丈夫，以耕田作地的農民為下流階級，不許他們的子孫業商，或務農。他們以為所謂商，所謂工，所謂農，是專為供奉他們一類的高貴紳士而生存的。他們並沒有得到他們的生活是全操在農民的手中。

這種為農村勞苦大眾鼓與呼的文字在《絜茜》月刊中並不鮮見，譬如在李則綱的小說《牧場》中，主人公放牛娃面對東家的剝削與責罰，曾有著這樣的呼號：

我們為什麼要看牛？為什麼要替人家看牛？是不是牛要人看才得生活？人要看牛才有飯吃？但是別人的兒子是不是像我們一樣看牛？是不是像我們一樣風吹雨打？假使我們都不看牛，世上要怎樣？假使人們都看起牛，世上又要怎樣？

這樣的排比性的呼號，大有「恨世界未大同」的氣魄，但是這兩位作家都沒有顛覆世界的意圖，張資平認為「布爾喬亞」是改變世道的法則，而李則綱則用「呵！牛是要看的，我們是要看牛的！」這個「想了很久的一個簡單的結論」作為解決問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