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十日，嘉定三屠」

清軍入關后的暴行——屠城滅種，殺人盈野！炎黃子孫的末日來臨！

清軍入關，一遇抵抗，必「焚其廬舍」，「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與日寇絕無二致。皇太極時三次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屠殺搶掠在許多方誌中有明確記載，皇太極掠濟南，城中積屍十三萬，運河之水變紅！！！其手段之殘忍、屠殺之野蠻、破壞之慘重遠遠超過日本鬼子之「掃蕩」。其兇殘不遜於乃翁，至於多爾袞，更是青出於藍。

從順治二年四月清軍南下開始，滿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殺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大肆燒殺劫掠之後，多爾袞又竭力抹殺漢族的民族意識，清廷頒行「留髮不留頭」「剃髮易服，不隨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殺無赦」「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的命令拉開了征服中國人的序幕。這是多爾袞代表滿洲貴族發布的「屠城令」，有蓄髮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於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之上示眾。漢人激烈反抗，多爾袞則一意孤行實行民族高壓政策，竟下令「凡有為剃頭、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漢人被迫改穿難看至極的滿人服飾，使延續三千多年的漢族衣冠毀於一旦。與其說忠於明朝，不如說保衛中國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態在這一刻站立起來，民族的脊樑英勇反抗著外族侵略者和漢奸的聯合攻殺。殊死搏鬥后，於是其後就有了著名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因為有專書記載為人們所熟知。爾後就是血洗江南、嶺南，屠江陰、屠崑山、屠嘉興、屠常熟、屠蘇州、屠海寧、屠廣州、屠贛州、屠湘潭。此外還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結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廈門）。這些屠戮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樣的血腥、殘忍，都是義士百姓屠戮殆盡，屍積成山，血流成河，不過是沒有專著記載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誌），至今人們談起多爾袞這個欠下我漢人累累血債的魔頭仍切齒不已。南方一帶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一個個被血海籠罩，明末的資本主義萌芽摧殘殆盡，至少六千萬人慘死，可能遠不止此數，還有很多被掠為農奴。多爾袞實乃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過張獻忠的殺戮（有專家認為是滿清的栽贓），清軍進四川，殺的更乾淨，「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這是1649年滿清政府屠四川時張貼的公告！（日本人還掛出「皇軍不殺良民」之類的幌子遮掩遮掩，滿洲人連這都不用）。比如清軍陷崑山，在那裡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清兵的野蠻、兇殘可見一斑！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佔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姜鑲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朕命大軍圍城，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累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裡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飢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滿清標榜的「弔民伐罪」的偽善。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古語云：「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顧誠《南明史》）。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軍消滅。連德、日法西斯比起來，恐怕也是小巫見大巫，自嘆弗如。

17世紀，在通向長城關口的大道上，經常可見數萬成群衣衫襤褸的漢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漢奸兵在揮舞鞭子驅趕。馬上的韃子兵，用野蠻人的牲口話不斷歡呼大叫，狂飲搶來的美酒，盤算著今天「收穫」的財寶。這些磕頭求饒、保住小命、被迫「謝恩」留活口的漢人，只好去當野蠻人的奴隸，沒有價值的老頭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殺死。男丁押去莊園做農奴苦工，女的分配給滿人奴隸主淫樂...

被滿清殺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變紀略》，僅有抄本傳世，該書於乾隆四十四年被滿清禁毀。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書中對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進行了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清兵將婦女抓來「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的獸性，更是人間罕見。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

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其實東方的落後於西方，正是始於明朝的滅亡。

揚州十日

一六.四五年四月，清軍進攻南明，兵圍揚州。史可法正在揚州督師，固守孤城，急命各鎮赴援，但各鎮抗令拒不發兵。史可法忠肝義膽，率揚州軍民拚死抗擊清軍，困守孤城，清軍乘機誘降，主帥多鐸先後五次致書，史可法都不啟封緘，嚴詞拒絕，誓死不降，歷七晝夜。二十五日城破，軍民逐巷奮戰，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攻克了這座城市。城破時史可法被俘，守軍戰鬥到最後的一兵一卒，多鐸勸他歸降，史可法說：「我中國男兒，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頭可斷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義。清軍主帥被揚州軍民的英勇抗敵精神激怒了，一則是獸性大發；二則是為了毀滅漢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殺紅了眼的清軍在揚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燒殺淫掠，無所不為，無惡不作，象一群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作盡傷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後，揚州的男人們被屠殺殆盡，繁華都市頓成廢墟。僅揚州一城，死者即達八十餘萬，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和三百年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揚州十日記》描寫清兵殺人如麻，流血有聲，讀了之後，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獄，忘掉人間。80萬漢族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被滿清侵略軍殘酷的殺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樣暗無天日的十天！怎樣的憤怒與絕望！當時的漢人，恐怕會覺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

揚州十日到底殺了多少人？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記載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不過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但據史料記載，當時揚州周邊鄉村和縣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揚州城避難，就算二、三十萬也夠慘烈的了）。過了近三百年後，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揚州十日來了個南京大屠殺。揚州，自從那次大屠殺之後，從千年大都市，變成了一個小城市。

嘉定三屠

清廷「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陰軍民發出「頭可斷，發決不可雉」，所謂「民風柔弱」的江南民眾的反抗怒火，卻在松山、崑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等地熊熊燃燒。嘉定城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軍蜂擁而入。當屠城令下達之時，清兵「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長槍亂攪。」「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賓士，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若見年輕美色女子，遂「日晝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倖存者。」血腥屠殺之後，清兵便四齣掠奪財物。史載：如遇市民，遂大呼獻財寶，「惡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所獻不多者，則砍三刀而去。是時，「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朱子素的筆記《嘉定乙酉紀事》載「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殭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殺持續了一日，約三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嘉定乙酉紀事》，下同）。更有甚者，清軍「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餘船」，滿載而去了。

殺戮的恐怖並未嚇倒民眾，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眾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義士率五十人進城，糾集民眾，又一次佔領控制了嘉定。「鄉兵復聚，遇剃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劫，煙焰四路，遠近聞風，護髮益堅。」清軍再次鎮壓，因嘉定居民聞風逃亡，這一次的目標主要是城郊，「數十里內，草木盡毀。……民間炊煙斷絕。」

「城內積屍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屍焚之。」尤其是外岡、葛隆二鎮，因為組織鄉兵進行了抵抗，幾乎被燒殺殆盡。此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餘波還在繼續。八月二十六日，綠營把總吳之藩造反，但這是一次無望的起義，很快就被覆平，清軍惱怒，嘉定也再遭浩劫，連平息吳的造反外帶屠戮平民，嘉定城內外又有兩萬多人被殺，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紀事》結尾：「以予目擊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故舊，眾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凄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說前兩次屠城，對滿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隱患」的話，那麼這第三次屠城，他們可謂「如願以嘗」。因為在這滿城的累累白骨之上，總算插上了「削髮令已行」的旗幡！史載：在滿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

江陰屠城

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屢攻不下，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炮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清軍攻進江陰后，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大砍大殺了三天，被屠殺者達17萬兩千人，未死的老小僅有53人。江陰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達80多天之久，打敗了清軍二三十萬的大軍，殺死了七萬五千多清兵，使滿清侵略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中國通史》，丁文主編）

拒不剃髮的人都掉了腦袋，拒不與清廷合作的人也漸漸老死在了山裡。後來的人，逐漸為功利所誘，紛紛地去參加了清廷的科舉。清廷的科舉，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東西，但實際上，要參加這樣的考試，前提就是要放棄自已的羞惡之心。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書生們的抵抗倒比武夫們更堅決。吳三桂、洪承疇等明朝武將充當滿清鷹犬，四處鎮壓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卻堅強不屈地籌劃抵抗。其實這樣的現象在中國並不少見。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將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雖誅十族亦不肯為篡位者擬詔書。文人們的英勇行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來解釋的，因為他們心中有儒家忠義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於那些關於心性的空談，而在於對忠義廉恥的追求。懷有忠義廉恥之心的人，才能稱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際的文人，在拚死抵抗失敗以後亦不忘著書立說，以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並圖喚醒國人。他們那些在劇烈動蕩中留下的作品閃著思想的光輝，如《日知錄》，《明夷待訪錄》等。而清代，大興「文字獄」，文人動輒以一文一句獲罪,終其全朝，鮮見有像樣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現使清代全無敢於研究思想與學術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紙堆的考據學家。

看過以上歷史場景回放，再與日寇相對比，這是內戰嗎？根據什麼「理論」「觀點」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殺戮？施暴者的後代美其名「紫氣東來」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後代美其名「紫氣東來」則是喪失人性。

滿清入關前後對漢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蠻性和對漢人民族意識的徹底絞殺（屠城、留髮不留頭、強制穿胡服、圈地、擄掠漢人為奴、文字獄、保甲連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滿清之亂」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民族戰爭、「甲申國難」，是五千年來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禍水」，而不是兄弟相爭、統一中國的內戰，更不是什麼東來「紫氣」。

清軍實施大同大屠殺后，全城只剩下5個重案犯。滿清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

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這樣描述廣州大屠殺：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中亦記述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凄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親眼目睹了這次屠殺的王鳴雷，描繪人頭堆積的像山丘和寶塔一樣高！

清軍文書的陳殿桂也承認：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髁擲？伏屍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無頭生被擄，（生者都被俘虜，婦女為主）有頭還與無頭伍。（婦女最後還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紅顏，（紅顏，婦女）孤孩尚探娘懷乳。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宗教志》記載：「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僱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寫道：「屍體在東門外焚燒了好幾天。。。。。。直至19世紀，仍可看見一座積結成塊的骨灰堆。」

廣州有兩個地名：十八甫和太平橋

滿洲豚尾獸按照長度單位甫分配殺人計劃，一直殺了十八甫然後停止。十八甫后的那個地名就叫太平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