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第23章 蔣介石的金權天下(1)

為什麼蔣介石掌握了政權，還要依賴江浙財閥的錢袋子？

為什麼蔣介石的中央銀行早期拼不過中國銀行？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如何挖到第一桶金的？

為什麼上世紀30年代的白銀風潮是中美第一次匯率戰爭？

為什麼法幣改革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導火索？

蔣介石掌握了軍隊，左右著政府，但他還沒有控制金融。缺什麼也不能缺錢，而面對四面八方的挑戰，蔣介石最缺的就是錢。他建立了中央銀行，但暫時還鬥不過中國銀行，他發行了鈔票，但接受度並不高。他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軍事集權剛起步，政治集權學走路，金融集權統江湖。

於是，蔣介石開始了逐步控制中國的金融體系，進而掌握全國經濟命脈的部署。

當「廢兩改元」、「四行兩局」、「法幣改革」相繼完成的時候，蔣介石終於實現了金權天下的夢想。

正在此時，白銀風潮迭起，中國的銀本位崩潰，法幣向何處去？三大列強的貨幣大戰暗潮湧動，最終點燃了抗日戰爭的導火索。

「剿共」缺錢，蔣介石「暴打」宋子文

1933年秋，蔣介石的日子並不好過。年初，日本并吞熱河，虎視華北，其發動侵華戰爭的意圖已昭然若揭。全國抗日的呼聲使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相當被動。《塘沽協定》以承認日軍對東三省和熱河的佔領為代價，換來了中日暫時的休戰，但卻使蔣介石淹沒在全國的一片罵聲中。

在內憂與外患之間，他明白自己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呢？他確信，日本再強大，日軍再厲害，也不可能徹底打敗中國，而直接將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強不可能讓日本獨霸中國，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機器，如果沒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以及世界市場對日本產品的開放，日本帝國貌似強大的權力大廈將會頃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過分，西方列強必會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過是疥癬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質就不同了，他們在江西、湖南、廣東幾省交界處建立的中央蘇區竟然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就是「國中之國」！當年蔣介石最痛恨的就是「黨中有黨」，分化人心，瓦解士氣，嚴重阻撓了他的集權之路。「四一二」政變以來，原本以為徹底消滅中共的「黨患」，沒想到現在居然佔據了贛、閩、粵三省60多個縣，人口300多萬。「清黨」搞成了「剿匪」。特別讓他震驚的是，從1930年到1933年，原來數千的「流寇」，國軍圍剿了四次均告失敗，「流寇」已變成「匪患」，「匪勢」已壯大到了10餘萬人。蔣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脅在於對其統治基礎與權力核心的致命挑戰，這是一場極少數富人對絕大多數窮人的戰爭。當絕大多數窮人是沒有組織的一盤散沙時，問題不大，但當組織能力超強的中共，將絕大多數人喚醒並組織起來時，這簡直就是一場不可能蘇醒的噩夢！因此，「共匪」的內憂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數國民黨內的核心要員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精要，甚至於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來，公開主張抗日優先，更認為「共匪」乃政治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軍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宋子文是黨內公認的英美派領袖，英美自然不願看到日本在中國獨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屢屢發表激烈的抗日意見，博得輿論一片叫好，而將自己陷於屈膝賣國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還力推國家財政預算制度，身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要職，卻三番五次地反對自己的第五次「圍剿」大業。此時的蔣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進入10月，蔣介石的百萬「剿匪」大軍已正式向中央蘇區開始全面進攻，戰爭費用頃刻飆升。蔣介石催逼宋子文從速辦理軍餉之事，宋子文卻總是推三阻四。這一天，蔣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轅，單刀直入：「第五次『圍剿』命令已發，財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萬元軍費！」

「作為財政部長，實在拿不出那麼多呀，財政部正打算搞一個國家預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開，沒想到蔣介石根本就不給他討論的機會。

怒不可遏的蔣介石吼道：「這天下是誰的天下？誰當家？」

宋子文有著響噹噹的家族背景，又受過西方教育，那也是個性十足。出任財政部長后，他常對人說的一句話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計劃不周要發愁。」實際上，這句話所指的正是蔣介石不顧財力一味「剿共」。

前線戰事吃緊，蔣介石的壓力很大，仗已打到關鍵時刻，宋子文卻提出要建立「國家預算制度」，他哪裡聽得進去什麼預算的屁話呀！

蔣介石直接發難：「就是你『剿共』不積極，不提供所需經費，否則『剿共』早就勝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這仗打的，是你沒打贏，反怪到我的頭上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娘希匹！」蔣介石忍無可忍，一直以來，對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種種大不敬，早已淤積心頭，被這話一激，火往頭上頂，氣向膽邊生！一記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臉上。

由於來得太突然，宋子文被這一記耳光給打懵了，半天沒反應過來。宋子文長這麼大，哪裡受過這等委屈！一回過神來，掄起凳子就向蔣介石砸去。

蔣介石畢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勝一籌，擰腰躬身躲了過去。

這可是國家元首扇了財政部長一個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蔣宋後來仍然能緊密聯合在一起，可見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強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氣之下辭了職，由姐夫孔祥熙繼任了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的官方解釋是：「自國難以來，收入驟減，軍政各費，約每月短少1000餘萬元之巨，因無法籌措，故欲求去。」[1]但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係那是「打斷了骨頭還連著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課」，應該老實在家反省了，但事實上，他的能量卻不減當年，「減負」后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務正業」了。

其實，蔣介石確實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雖然不滿蔣介石的「剿共」無休止地浪費金錢，但也還算是盡心竭力地去幫蔣介石籌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於，每年9億元的財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國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財閥借錢，而財閥們對蔣介石的窮兵黷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后，江浙財閥感覺蔣介石的胃口越來越大，只會無休止地內戰，便向孔祥熙提出，應當減少對銀行墊款的要求，不能把銀行當國庫使。沒想到這下可得罪了蔣介石，蔣介石要對銀行「動刀子」了。

當過證券經理人的蔣介石，不同於那些舊式的軍閥，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而此時的蔣介石更進一步認清了，從別人的錢袋子里掏錢，總是不如從自己的錢袋子里掏錢來得順手，來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蔣介石翻臉不認人，便印證了這一點。驢，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驢肉火燒嘛！

貨幣控制權是蔣介石與江浙財閥之間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正是這種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堅定了一種集權的信念，軍事集權剛起步，政治集權學走路，金融集權才能統江湖。

中央銀行PK中國銀行

中央銀行乃是一國金融高邊疆的戰略制高點，誰能控制中央銀行，誰就能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和政治軍事的要害，這一點蔣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銀行就成了「黨國」的重大決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正式成立，蔣介石將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權看好錢袋子。只不過，這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剛剛進入寧滬地區，長江上游的武漢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軍閥仍未完全歸順，政府的財源非常有限，開支卻遠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銀行窮得叮噹響，連本錢都拿不出，資本金2000萬元都是用政府公債充抵。

其實，蔣介石最初對中央銀行的設計是直接將中國銀行改組，使中國銀行多年積累的信用和資源為己所用。

不過，中國銀行根本不吃這一套。

中國銀行此時的「大掌柜」乃是張嘉璈，蔣介石、宋子文與張嘉璈早在北伐時期就打過交道。北伐時，宋子文向香港中國銀行籌款，先借了50萬為北伐之用，並電令北伐出師各軍：「我軍到達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宋子文告訴蔣介石，中國銀行的實權人物是張嘉璈，蔣介石便通過他的拜把兄弟黃郛，向張嘉璈伸手「求援」。

黃郛是蔣介石同江浙財閥及幫會首領聯絡的重要人物。張嘉璈見到黃郛，當然早已知道他的來意，雖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但為了謹慎起見，他還是和黃郛周旋一番，先打發他回去。隨後暗地裡派人去廣州探查情況，他自己則坐鎮上海指揮，在判定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後，再給予「經濟支持」。

後來，派出去的人彙報「北伐軍已順利打到江西，蔣介石此時已進駐南昌」。張嘉璈認為出手的時機已到，決定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便通過黃郛送去了珍貴的「援助」。1927年，張嘉璈又密令漢口分行經理：「蔣抵達武漢后，可借支100萬元。」真可謂步步為營。

當蔣介石到了上海后，籌款之事更是逐級加碼，最後提出了要借1000萬元。張嘉璈對於這樣的大手筆沒有思想準備，對於墊款當即一口回絕，不過他也意識到蔣介石要乾的是「大事」。張嘉璈不願墊付巨款，蔣介石與宋子文幾次邀請他去南京商談此事，張嘉璈都賴在上海，就是不給面子。

此時的蔣介石怒不可遏，開始翻中國銀行的老底，「查中行從前借與吳佩孚五百萬，張宗昌數百萬，現當我軍餉糈萬急之際，如此刁難，居心殊不可問。」並在電報中威脅道：「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反抗本軍，至今尚有助逆之謀。久聞先生素明大義，當不使貴行再助桀虐。」蔣介石立下嚴令：1.中國銀行預購國庫券1000萬元；2.如不履行，即通緝中國銀行負責人；3.如仍無效，即沒收各地中國銀行，改為中央銀行。

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陳光甫來勸蔣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籌款助餉，一面亦不可不顧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過急，一旦金融界發生問題，勢必籌墊無門，險象環生，于軍事前途影響極大。」意思是：老兄，你現在惹不起中國銀行！還是慢慢來吧！

中國銀行到底什麼來頭，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裡？

中國銀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懷當年創建的清帝國中央銀行——大清銀行，盛宣懷本人是典型的親日派，並和日本在漢冶萍等生意上「深度過手」。因歷史淵源，其一直為北洋系所掌控，而歷任的總裁又都是親日一派的人物。中國銀行的「大掌柜」張嘉璈，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他熱衷於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實力，甚至平時穿和服，說流利的日語，完全一派東洋作風。後來，宋子文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創辦中國建設銀公司，試圖拉英美財團入伙，遭到日本強烈反對，而中國銀行對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始終採取抵制態度，可見日本勢力對中國銀行的影響力。除了日本後台，中國銀行大股東席家的勢力後台則是滙豐銀行，背後大英帝國的身影也不容小覷，而英日當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當年盛宣懷籌建戶部銀行時，洞庭山幫的掌門人席正甫，憑藉席家壟斷15家外國銀行洋買辦職位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深入指導」了盛宣懷的戶部銀行。盛宣懷與席家已有幾十年的交情，曾聯手做掉了胡雪岩。戶部銀行總行設在北京，其股本戶部認股半數，另一半由私人入股，為官商合辦銀行。席正甫的四個兒子先後投資其中，長子席立功在該行陸續開設了幾個股戶，戶部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該行副理。[2]

後來，戶部銀行改稱大清銀行，席裕光任大清銀行上海協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營口分行經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擔任漢口分行經理，後來擔任滙豐銀行副買辦長達10年。

辛亥革命后，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此時，席家成為中國銀行的幕後「東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後「東家」就是滙豐銀行。除了英資體系，席家與日本銀行勢力關係也非同尋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為日本第三大財閥住友銀行的買辦，在位長達15年，席家的女婿葉明齋擔任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買辦長達21年。

席家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5家的買辦席位。除此之外，席家還是其他江浙財閥系銀行的重要股東，上海的錢莊票號也唯席家的馬首是瞻。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系中的根脈之深，影響力之大，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可以不誇張地說，席家是江浙財閥體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後，則是國際銀行家的強大勢力。

席家在中國銀行體系中，不僅是「東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國銀行的重要業務部門，特別是外匯交易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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