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第24章 蔣介石的金權天下(2)

中國銀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一直相當於中央銀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獨立的民族資本銀行。在英、日等列強早已嚴密控制中國金融高邊疆的時代，豈有可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中央銀行？

蔣介石想動中國銀行的腦筋，那不是白日做夢嗎？蔣介石既無實力，更無膽量向列強叫板，畢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後，蔣介石只能放棄原來改組中國銀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銀行。

在陳光甫的點撥下，蔣介石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還不得不有求於中國銀行。

在此期間，正趕上張嘉璈的母親去世。要知道，在這之前，蔣介石與張嘉璈並沒見過面，不過蔣介石在上海金融圈裡待過，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與江浙財閥的各路人脈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蔣介石決定親往弔唁。

弔唁當天，蔣介石突然來到張母的靈堂前，進門二話沒說，倒頭就拜，可謂是震驚四座，也給足了張嘉璈面子。這一舉動，讓張嘉璈好生感動，沒想到蔣介石這麼講究「浙東鄉誼」。可他不知道，對於混過「碼頭」的蔣介石來說，這一套完全沒有難度，這時蔣介石的「腰杆子」還不夠硬，籌錢拉攏人，這不過是「進門拜碼頭」的標準動作罷了。

當時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腳跟未穩，需要取得列強的承認，而這件事只能求助於張嘉璈。張頻繁會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領事，為南京政府的外交牽線搭橋，期間就連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與英美兩國的外交談判也是在張嘉璈的家中進行的！

而「墊款」一事，蔣介石最後派出嫡系人馬，由張靜江和陳光甫從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將發行公債，確有能力還款。張嘉璈前後思量，感覺蔣介石要做大做強勢不可擋，也許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後才答應了由中國銀行分期墊付1000萬元經費，並且由江浙財閥出面牽頭，通過上海商業聯合會先認繳了500萬元。

「四一二」事變之前，中國銀行已經為北伐提供了高額贊助，可見中國銀行為北伐立下了「汗馬功勞」。而當時中國銀行的漢口分行，也給了武漢國民政府1650萬元的巨款。不難想見，財閥們也不是一頭賭的，雞蛋不能只放在一個籃子里呀！在此後的「寧漢合流」中，中國銀行也同樣發揮了作用。

其實，張嘉璈不過是前台跑龍套的，背靠大樹的人自己並不是大樹。蔣介石求的並不是他，而是他背後的列強勢力。後來，迫使蔣介石下野的江浙財閥，背後也同樣是列強的能量。

不過，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國際銀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一步步地奪取國際銀行家控制下的德國中央銀行大權一樣，蔣介石從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銀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時間，才將中國銀行控制權奪了過來，正式確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銀行的權威。而從1933年開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時間，才最終將中央銀行的大權搶到手。

改組與染指

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成立后，名義上確定了「真龍天子」的地位，原來的兩大巨頭——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被定為國際匯兌和發展實業的專業銀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銀行的發鈔量僅與交通銀行相仿，卻仍遠遠落後於中國銀行。作為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貨幣發行的堂堂中央銀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國銀行的鈔票之所以在市場上享有很高聲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江浙財閥中有三個重要的檯面人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和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他們被稱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張嘉璈28歲即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半官方的銀行，是最重要的兩家中資銀行，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中央銀行的作用。當時的北洋政府疲於應付戰事，財政緊缺，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負責印發「銀元券」，僅中國銀行的印發量，兩年就翻了七八倍，鈔票印多了，自然引發通貨膨脹。

當時，梁士貽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看到物價上漲，他出了個餿主意：將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合併。意思大概是想搞個「縮股合併」，以便發行更多的鈔票。消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儲戶的恐慌擠兌。無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停止兌現。

而當時年輕的中國銀行上海副理張嘉璈認為，「如遵照命令執行，則中國之銀行將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望」。便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一起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抗命！可抗命談何容易呀！違抗政府的成命，公然與政府作對，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讓他們「下崗」。同時，如果敞開中國銀行的銀庫兌現，單憑上海分行也沒有這個實力。當時銀庫中的現銀只有200多萬，而敞開兌換到底需要多少銀子，必須事先有個精準的推測。但此時的張嘉璈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盤，準備唱一出好戲！

張嘉璈和搭檔宋漢章不露聲色，先找到浙江財閥中的幾位大掌柜——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鴻林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這三位正是北洋時期，銀行業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營銀行，又稱「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張嘉璈請他們分別代表股東和存戶向法庭起訴他自己！

根據當時的法律，訴訟期間，當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換現任經理、副理的，這樣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緊接著，張嘉璈聘請了英國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幫他唱了出精彩的雙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東接收中國銀行，之後二人又代表股東，向張嘉璈和宋漢章出具股東文書，指令兩人繼續主持分行業務，並照常營業。（英國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時代，還是鐵哥們兒，上世紀30年代以後才逐漸分道揚鑣。）

現銀方面，張嘉璈聯絡「南三行」和外國銀行為中國銀行撐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國銀行的股東，利益相關，同時外國銀行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中國銀行一旦垮台，整個局面不堪收拾，對外國銀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與中國銀行訂立了200萬的透支契約。[3]

政府的「停兌令」正式實行，立即形成擠兌狂潮。銀行門前人山人海，「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但擠兌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慣例只營業半天，但張嘉璈決定下午繼續營業，並登報公告。

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市民發現，中國銀行是一家「守信」銀行，根本沒必要去擠兌，於是人心大定，擠兌風波完全平息。風暴過後，中國銀行的聲譽驟然提升，張嘉璈和宋漢章則被當時的媒體報章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要是沒有列強在後面撐腰，殺人如麻的袁世凱豈能放過這兩位膽大包天的銀行家。

後來張嘉璈出任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實際主持中國銀行的業務。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國銀行要招募商股，減少官股，擺脫政府的控制。張嘉璈依託與江浙財閥的實力派人物陳光甫、李馥蓀、虞洽卿、宋漢章、蔣鴻林、錢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發起張府「星期五聚餐會」，後來這個「張府小飯桌」逐漸擴大，並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浙江財閥控制著上海銀行公會22家會員銀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時，這14家銀行掌握著全部會員銀行資金總數的84%。

中國銀行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里的勢力，江浙財閥募集股份600萬元。後來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再將500萬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時增至97.47%，此時的中國銀行已由商股掌控。[4]

到蔣介石進了上海，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實施改組，強行要求增資擴股，儘管是小股東，政府總算是在這兩家主力銀行中佔有了一席之地，打進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官股楔子。

官股與商股的金權博弈

國民黨要改組中國銀行，顯然離不開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強也不會配合。席家的新掌門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參與其中。他正是當年參與了戶部銀行籌建的洞庭山幫老掌門人席正甫的孫兒。

席德懋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商科碩士。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宋子文任財政部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席德懋因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銀行一成立，席德懋便進入中央銀行，擔任外匯科主任，不久升任外匯局局長，業務局局長。[5]席德懋的小女兒席梅英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幣廠廠長，執掌國民黨政府的發幣大權。

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進行改組，實際上是在做一個交易——蔣介石參股中國銀行，而席家勢力介入中央銀行。雙方利益對等置換，買賣合理，童叟無欺。

中國銀行總行由北京遷來上海，改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而這使中國銀行在外匯經營上獲得了競爭優勢，並積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後來長期主持中央銀行及中國銀行的海外業務，對國際金融大勢「洞若觀火」，是中國真正懂得外匯工作的「專家」，這要沒有席家龐大買辦譜系的傳承，是無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國銀行召開股東總會，決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時儘管政府對中國銀行的控制加強了，但由於商股仍占多數，其領導權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擔當的是中國銀行的官股董事，同時也是交通銀行的官股董事，在資本構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權重。從「戶部銀行」到「大清銀行」再到「中國銀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斷進化的官股思路，並且在這一過程中順利實現從「買辦」到「官僚買辦」再到「官僚」的成功轉型，真是走出了一條有別於私人資本的有特色的成長路徑。

從中國銀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爭奪上不難看出，中國近代的銀行業發展中，官僚資本與私有資本的爭奪正在不斷升級。張嘉璈雖是個檯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財閥中私有資本一方，其背後有著外國資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過商股控股，掌握中國的金融大權，並進一步控制中國的實業。

而蔣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資本具有強烈的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企圖，而且政權在握，勢在必得。官僚資本雖不敢直接與私人資本背後的外國資本翻臉，但蠶食瓦解私人資本的力道卻在強化。

最為尷尬的就是私人資本，他們缺乏明確的獨立性，或依附於外國資本，與官僚資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資本的懷抱，以自主權去換得分紅權。純粹的私人資本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他們要麼被官僚資本或外國資本所吞併，要麼被徹底邊緣化。

當官僚資本遇到外國資本時，又體現出明顯的依附性。蔣介石要打仗，特別是面對日本日趨緊迫的侵略壓力時，不得不依靠歐美勢力。

當然，蔣介石時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剛剛成立，中央銀行仍然實力薄弱，不能發揮國家銀行的職能，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繼續承擔著貨幣發行、公債發行、國債墊款、國庫收支等央行業務，蔣介石實際上仍把江浙財閥的私有資本控制的銀行體系當作了錢袋子，而中國當時最具實力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仍為江浙財閥中的私有資本所把持。

蔣介石和江浙財閥達成協議，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由江浙財閥牽頭的幾家大銀行買下，自己認購一部分，其餘部分再由銀行出面在證券市場拋售。為此還成立了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張嘉璈的老搭檔李馥蓀擔任。而張嘉璈本人則在1928年10月中國銀行實行改組后，出任總經理。

江浙財閥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緊密地團結在政府的周圍」，隨著國民政府逐步掃平盤踞在中國的各大勢力，江浙財閥控制的銀行，各把一門，自然是財源滾滾，「張府小飯桌」上的大佬更是賺得盆滿缽滿。其中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不但債券承銷做得好，而且由於他和美國銀行業的「關係良好」，國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負責的。

中國銀行改組后，張嘉璈到海外考察，籌集外匯資金，設置海外機構。到1934年，中國銀行資產總額已達9.7億元。張嘉璈任期內，政府共發行了26億元以上的內債，張嘉璈為政府「效力」也應該說是可圈可點了。

到上世紀30年代初，中國金融體系形成了一種勢力均勢，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及背後的外國資本正走向一種「合流」，相互參股，共同發財。

不過，這僅僅是一種短暫的過渡，蔣介石追求的終極目標是金融集權。

蔣介石的金融集權：「廢兩改元」與「四行兩局」

蔣介石明白，要想實現金融集權，僅有中央銀行還不夠，關鍵是要統一貨幣。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會有統一的財政，也就不會有統一的政治與軍事權力基礎。而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必須首先確定貨幣本位。

為了實現貨幣本位的統一，南京政府決心推行「廢兩改元」，將貨幣本位由銀兩改為銀元，所有紙幣對應的價值基礎均統一為銀元計價。

當時的中國，銀兩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門，交易買賣中的銀兩換算工作十分困難。而各種銀元也十分複雜，市面通用的銀元，有早年外國商人帶進中國的西班牙銀幣——時稱「本洋」，英國人最初做生意時，所用收的就是這種「本洋」。後來「洋庄」的業務越做越大，於是墨西哥銀幣——時稱「鷹洋」，也逐步在中國通行起來。[6]中國各省也鑄造了不少和「鷹洋」相似的「龍洋」，再加上各種仿鑄的銀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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