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第22章 合縱連橫，歐洲貨幣的崛起與困惑(2)

美軍以廉價的香煙換取了德國人貴重的萊卡相機和三角鋼琴，這與今天美國用比香煙更不值錢的美元紙片，來換取各國寶貴的商品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當年，美國佔領軍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畢竟這種掠奪式的交易，使得紐倫堡對納粹戰犯莊嚴的審判，看起來更像是勝利者們的分贓。

要在德國重新建立正常的市場秩序，顯然無法依靠「香煙本位制」，而帝國馬克又已徹底喪失信用，所以幣制改革就成了重中之重。仍然同蘇聯1922—1924年的貨幣改革思路一樣，要用更加穩定的新貨幣去取代舊的貨幣，但當年蘇聯有5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打底子，切爾文和金盧布以少換多，順利地取代了蘇維埃紙盧布。麻煩在於1948年的德國，經濟早已破產，黃金沒有，美元未到，第三帝國倒是留下了大筆國債，其數額高達1939年德國GNP的400%！

1948年的貨幣改革，再度面臨著1923年沙赫特所遭遇的窘境，新的馬克改革將再度唱一出貨幣儲備的「空城計」，不過這一回的總導演換成了美國人。美國人在貨幣領域的造詣已在德國人之上，所以他們沒有去請前德國的「經濟沙皇」沙赫特。美國人制定的方略包括三個法案，這就是貨幣法案、發行法案和兌換法案。

通過「貨幣法案」，建立德意志馬克（DM，DeutscheMark）的法定貨幣地位，以取代帝國馬克（RM，Reichsmark）；「發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聯邦銀行（BankDeutscherLander）的中央銀行地位，1957年後，變為大名鼎鼎的德意志聯邦銀行（Bundesbank）；「兌換法案」則需要解決新舊馬克的兌換比率，以及執行細節。

貨幣改革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以什麼樣的新舊馬克兌換比率最合適。美國人翻出德國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表進行了一番研究，發現在1935—1945年的十年中，德國的現金流通量和活期儲蓄的總額（M1）增長了500%，而戰爭導致德國GNP同期下降了40%，這意味著在貨幣超發了5倍的同時，市場上的商品和服務總量卻縮水了近一半，裡外里算在一起，貨幣對商品與服務的比例出現了接近10：1的超發規模。因此，如果將物價指標定在1935年的戰前水平，貨幣流通量需要縮水90%，所以美國人決定將新老馬克兌換率定在1：10。

關鍵的問題在銀行系統。銀行好比一條扁擔，一邊挑著老百姓的儲蓄，另一邊挑著放出的貸款，儲蓄對銀行而言是一種負債，因為當人們取錢時，銀行有義務提供足額的現金。貸款才是銀行的資產，貸款會產生利息收入，銀行因此而賺錢，賺來的錢成為了銀行的資本金。銀行家們就像挑夫，資產與負債要兩頭平衡，口袋裡裝的是自己的資本金。經營好了，就從資產那頭取些銀子放到自己的口袋裡，要是虧損了，就從口袋裡抓出一把銀子放到負債那頭去。總之，扁擔兩頭始終要平衡。貨幣改革之後，儲蓄那邊10箇舊馬克換1個新馬克，縮水了90%，扁擔失去了平衡，因此，放貸那邊也得縮減，比例相同才行。這裡面存在著一個大問題，銀行的放貸在戰爭中很多是借給了納粹各級政府，現在這些政府都沒了，貸款也無法收回，結果是負債多而資產少，銀行的扁擔無法平衡，這意味著整個銀行體系可能因資不抵債而破產。美國人說，不要緊，給納粹政府的放貸全部作廢，中間出現的資產窟窿由未來新成立的聯邦政府的國債充抵，保證大家的扁擔平衡，口袋裡還有些余錢。於是，美國人與銀行家皆大歡喜。

按照要求，老百姓必須在限期之內將全部舊馬克現金存到銀行儲蓄賬戶中，過期作廢。銀行家們將每個儲蓄賬戶一分為二，一半的儲蓄以10箇舊馬克換1個新馬克立刻兌現，另一半要等90天後視物價情況再決定怎麼兌換。另外，為了保證商業和生活的正常進行，佔領軍當局向德國人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新馬克，每人可將40舊馬克按照1：1的兌換率換取新馬克，僱主為每個員工可換到60新馬克的基本生活費。

看不懂奧妙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套辦法很公平，其實，這裡面掠奪財富的學問深了去了。

德國的富人和有產階級，其主要財富形式是股票、房地產、金條、珠寶、油畫和其他形式的實物資產，而窮人和中產階級的主要資產全在銀行儲蓄里。你要是富人，恭喜你了，你的購買力不會因貨幣改革而受損；如果你是工業家或大商人，借了銀行的巨額貸款，購置了土地、房產、商品或原材料，那麼更要恭喜你了，你的負債已經減少到10%，其他部分將由窮人幫你償還；如果你是窮人和中產階級，抱歉了，你的財富絕大部分被轉移給富人了。在市場商品、房地產和資產價格很高的情況下，貨幣改革一把搶走了窮人和中產階級90%的購買力，實際上這是一次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通過掠奪窮人和中產階級來增加富人的財富。

難怪沙赫特聞訊大叫狠毒：「這是蓄意破壞德國的社會結構，造成的後果比1923年的超級通脹更加邪惡……這是一種包藏禍心的企圖。」不知老沙是不是因為參與謀殺希特勒被納粹打入大牢，沒收了家產，只剩下退休金的儲蓄，才如此痛徹心扉。

在執行過程中，佔領軍當局為了迫使囤積物資的企業向市場儘快出售產品穩定市場，因此只為企業提供了相當於發放給民眾17%的新馬克，這一招的確起到了增加市場供應、鞏固新馬克信用的作用。

當新舊馬克兌換完成後，貨幣流通總量縮減了93.5%，與設定目標略有偏差。

很多人將1948年6月的貨幣改革和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看成是德國經濟起飛的主要原因。其實，現代工業體系的複雜程度並不是像擺地攤自由交易那樣簡單，市場原則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就可建立，但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卻需要漫長的積累。自由貿易的經濟環境決不可能替代生產力經濟的基礎。

德國工業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其強大的工業基礎實力尚存，貨幣穩定、市場經濟和馬歇爾計劃則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即便具備了這些條件，經濟奇迹仍需強有力的外部機遇。1949年，德國再度出現了38%的嚴重通貨膨脹，迫使新成立的中央銀行緊急剎車。到1950年初，德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嚴重惡化，美國不得不率領經合組織（OECD）對德國進行救援。真正促使德國經濟崛起的強大外部機遇還是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持續三年的巨額軍用物資訂單，才啟動了德國工業機器的滿負荷運轉，最終將德國經濟推入了高速起飛的軌道。否則，德國工業只能依靠本國和歐洲市場的緩慢復甦。

1948年6月20日，當美國人正式在西部德國啟動新馬克時，蘇聯立刻意識到美國試圖單方面分裂德國的意圖。儘管西德尚未成立聯邦政府，但新的貨幣和新的中央銀行已經標誌著新的政府即將產生。

至少在此之前，蘇聯對美國仍然存在著合作的幻想，在經歷了4年殘酷的戰爭之後，蘇聯急需休養生息，沒有能力也沒有慾望去再次投入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斯大林並非一個想在全球搞「輸出革命」的狂熱分子，而是冷酷的現實主義者。斯大林的一貫主張就是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與托洛茨基恨不得全球一起爆發革命的思維有著本質區別。斯大林也支持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但出發點是為給蘇聯創造更大的戰略安全緩衝區，而並非在全球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現實主義使他認識到，在西方更為先進和發達的生產力優勢面前，蘇聯必須在戰略上採取守勢，先自保，再發展，而後圖強大。

羅斯福對蘇聯採用懷柔策略，斯大林則報以合作態度；羅斯福承認蘇聯的勢力範圍，斯大林就答應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斯大林始終將蘇聯的國家利益放在了社會主義的使命之上。他在20世紀20年代出資3000萬金盧布資助蔣介石北伐，並培植西北軍馮玉祥的勢力，就是為了削弱中國北方的親西方軍閥和東北親日的張作霖，緩解蘇聯遠東所面臨的帝國主義壓力。在1918—1921年蘇聯國內戰爭期間，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軍隊正是從東部打進了西伯利亞，對蘇維埃政權的生存構成了巨大威脅，這一兇險的景象在斯大林的腦海中仍然歷歷在目。他在支持國民黨的同時，卻始終壓制共產黨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就是擔心破壞了他的整體戰略。張學良兵諫蔣介石，斯大林從中國抗戰能夠拖住日本，而使其無力北進的考慮出發，力主放蔣回南京。即便是到了解放軍即將渡江解放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仍然在意當年對羅斯福的承諾，建議中國划江而治。

斯大林如此冷酷的現實主義，使他並不想成為挑戰美國霸權的急先鋒。但是，斯大林卻也不是消極的防禦者，他堅信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在杜魯門步步緊逼之下，蘇聯的防禦本質體現在強硬的進攻態勢之中。

德國的貨幣改革，事先並未同蘇聯達成共識，這種單方面的行為破壞了羅斯福與斯大林所達成的默契，如果任由杜魯門胡來，將使蘇聯在東歐越來越被動。因此，斯大林必須對杜魯門給予迎頭痛擊。

對於美國在西德開始發行新馬克，蘇聯立刻發出抗議照會，指出西方實行單獨幣制改革旨在分裂德國。當西德開始發行新馬克時，舊馬克在蘇占區仍是法定貨幣，於是舊馬克鋪天蓋地地湧入東部德國，蘇占區人民的儲蓄頃刻化為烏有，通貨膨脹立刻飆升，市場秩序大亂。幾天後，蘇聯駐德軍事長官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蘇占區和大柏林區實行幣制改革，發行東部德國的帶有特殊標誌的馬克，以保護蘇占區經濟免遭西方佔領區幣制的破壞。德國出現了兩個佔領當局發行的兩種馬克，國家的分裂已成必然。

就在美國進行西德貨幣改革之後的第四天，蘇聯宣布了震驚世界的「柏林封鎖」計劃，從1948年6月24日起，全面切斷西德和柏林之間的水陸交通。在具體做法上，蘇聯留有餘地，僅切斷水陸交通，從漢堡、漢諾威、法蘭克福通往柏林的3條空中走廊仍保持暢通。

德國的貨幣戰爭，終於引發了真正的冷戰。

煤鋼聯盟，歐盟與歐元夢想的搖籃

1949年5月柏林危機結束后，德國經濟開始加速運轉，此時一個越來越緊迫的現實困境制約著工業生產的急速擴張，這就是德國工業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出現了巨大缺口。

德國的工業能源主要依賴煤炭，同時工業發展又急需鋼鐵，沒有煤炭和鋼鐵，德國工業就不可能發展，而煤鋼主要來自德國魯爾和薩爾兩大地區。薩爾早在1947年就被法國奪走，魯爾又成了法國急於下咽的肥肉。但是，美國人不能允許站在冷戰最前沿的德國出現經濟崩潰。於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結果就是魯爾工業區由盟國成立的IAR（InternationalAuthorityfortheRuhr）共管，由它來制定德國能夠得到多少煤炭和鋼鐵份額。如此一來，德國經濟的命脈就被死死地卡在法國人手中。

德國當初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儘快成立自己的聯邦政府，沒有政府，不結束佔領軍主宰德國一切事務的局面，德國的一切發展就無從談起。而法國將魯爾共管作為同意聯邦德國建國的重要條件，德國人不得已只得被迫接受。隨著德國經濟實力的日漸壯大，德法之間的矛盾逐漸被激化。人們彷彿再度聞到了一戰之後德法緊張關係的氣息。

法國對德國的忌憚之深，根源就在於1870年以來的70多年時間裡，法國三次被德國入侵，而且從來沒有單憑自己的實力打敗過德國。法國的工業革命起步遠比德國更早，但由於頻繁的革命和戰亂不斷地打斷法國工業的發展，致使德國工業後來居上。德國人的嚴謹刻板似乎比浪漫隨意的法國人更適合於從事大工業嚴密、複雜而精確的運行工作。雖然兩次大戰的結果都是法國人以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者自居，但在經濟上，法國很快再度成為德國的手下敗將。法國再也沒有拿破崙時代叱吒歐洲大陸的雄心膽略，如果沒有英國和美國的同盟，法國人與德國這頭猛虎做鄰居，時刻都會提心弔膽。

法國極力支持永久「閹割」德國工業的摩根索計劃，並且親自操刀割去了薩爾與魯爾兩個心頭大患。但是，隨著冷戰氛圍漸濃，美國開始對德國更加倚重，反倒是看法國越來越不順眼，特別是在法國盛行的「戴高樂主義」，更令英美反感。戴高樂主義的核心就是，法蘭西的命運必須由自己操盤。

隨著美國的政治天平漸漸滑向德國一邊，法國單獨面對日漸強大的德國感到越來越吃力。法國必須想出一個周全之策，既能永絕戰爭後患，還能有效地控制這頭猛虎。苦思冥想之下，法國人終於想出了一條妙計，這就是「舒曼計劃」！

1950年5月9日，法國外長舒曼在記者招待會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一個「超主權」經濟實體，將法國和德國的煤炭和鋼鐵生產能力置於該實體之下，共享資源，共同發展，共同管理，而且這一架構完全開放，任何歐洲國家都可以申請加入。這就是後來的「煤鋼聯盟」（ECSC，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由於煤炭和鋼鐵都是國家發動戰爭不可或缺的資源，而將煤鋼交由超越德法國家權力之上的新實體進行管理，將從根本上消除雙方發動戰爭的意圖與能力。難怪舒曼歡呼煤鋼聯盟「將使戰爭不僅無法想象，而且在物質上也絕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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