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第27章 東歐欲曉，中日工業化的角力(1)

本章導讀

在當今世界的經濟版圖中，已逐漸形成了美、歐、亞三足鼎立的基本態勢。有人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則是亞洲的世紀，至少從目前全球的發展態勢來看，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可能。

美國的困境在於經濟，歐洲的危機在於政治，亞洲的問題在於歷史。

中國與日本，恰如法國與德國，既是歷史上的冤家，又是現實中的親家。在戰後60年的經濟賽跑中，日本領跑了上半場，而中國則在下半場逐漸發力，目前雙方處於相當接近的位置上。中國能夠最終領先日本嗎？還是日本在20年經濟停滯之後，再度煥發奇迹般的爆發力？

這場競賽，恰如戰後20世紀50年代所出現的雙方勢均力敵的較量。

中國在接受了蘇聯24億美元的援助之後，大規模興建了156個重點工業項目，拉開了全面工業化的序幕。而日本則是在美國41億美元的直接與間接幫助之下，開始了艱難的戰後復興。至少到50年代中期，雙方的發展水平不相上下。日本工業化起步早，人才技術積累遠在中國之上，但在戰後一段時間裡，日本政府喪失了政治經濟的領導權，工業生產與對外貿易還在艱難的復甦之中。中國工業化的底子差，但蘇聯大規模工業援助的技術與新設備，18000名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技術擴散更深入，因而50年代中國經濟與世界水平的距離在急劇縮小。

中日之間經濟賽跑的拐點出現在1955年，這是一種經濟戰略眼光的巨大落差，這一落差被中國自身的錯誤所放大，被日本充分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所強化。在60年代所出現的世界工業化的劇烈變軌與加速中，中國失去了20年的時間。

如果中國不希望看到歷史的重演，那麼就必須認真回顧當時的戰略差距究竟是怎樣產生，又是如何惡化的。

盧布援華，中國得到了蘇聯的「馬歇爾計劃」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不僅改變了歐洲的格局，同時也帶來了亞洲命運的裂變。中國選擇了蘇聯，而美國則決定對中國進行「經濟流放」。

其實，對於中國而言，選擇並不複雜。要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中國必須尋求外援，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幫助中國進行大規模工業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蘇聯和美國。在美國長期支持國民黨政府，並已經同蘇聯開始冷戰的情況下，指望美國能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提供大規模工業化所必須的技術、設備、人才和資金，顯然嚴重不靠譜。因此，蘇聯成為中國工業化唯一能夠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和原殖民地國家，都已經非常明確地意識到，工業化是國家繁榮和強大的唯一出路。但工業經濟要遠比傳統的農業經濟複雜得多，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擴散，不僅僅是建設工廠、進口設備、購買原材料、組織生產和銷售這樣簡單，它還涉及與之配套的巨大的社會工程，如能源電力、鋼鐵煤炭、設備製造、石油化工、電子工業、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商業貿易、銀行金融、教育培訓等諸多行業的同步發展，這種精確的大工業協調機制和複雜的貿易金融服務體系，大大超越了絕大多數農業國所具備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基礎。這也正是為什麼二戰以來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興工業強國鳳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在西柏坡與中共主要領導人會談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寫道：中共不知道應該如何制止通貨膨脹，如何對待外國企業，如何在鹽業、煙草和酒類方面實行國家壟斷，也不知道如何對四大家族和大買辦的資產實行國有化，如何對外貿實行壟斷。中共領導人對一般政治問題、黨務問題、國際問題、農民問題和經濟問題，都「非常內行，很有自信」，但是對經營管理問題卻「知之不多」，「對工業、運輸業和銀行的概念模糊」，對中國的企業和經濟狀況不了解，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做。總之，「他們處在閉塞的農村，脫離現實」。

在長期殘酷的敵後游擊戰和遠離大城市的農村根據地的發展歷程中，幹部的素質遠遠不能滿足工業化的要求。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初，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領導幹部（區委和區委以上）中，將近50%的人沒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僅僅是對領導幹部的掃盲就需要2～3年時間，對普通黨員則需要至少5年。

工業化技術擴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嚴重短缺，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少得可憐。國民黨政府的中央科學院僅有13個研究所，科研人員207人，涉及的學科也只有物理、數學、生物、地質及人文科學。北平科學院下設9個研究所，僅剩科研人員42名。全國的地質專家不到200人，全國的工程技術人員總共不過2萬餘人，甚至在鞍鋼這樣的重點企業，也僅有70多位工程師，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這些極端稀缺的人才資源，他們所熟悉的工業技術水準與戰敗后的德國相比，仍有幾十年的差距。同時，與這些人才必須匹配才能使工業化機器運轉起來的其他行業人才，如經濟系統的計劃、現代工業的生產組織、貿易金融的服務等專業人員就更加奇缺。很明顯，人才瓶頸是中國工業化所面臨的最大困難。

除此之外，工業化必須要求巨大的資本積累，而農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需的資本，只能源於農業積累和外部資金。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匯短缺的問題，就是因為它們必須以農業緩慢而微薄的自然積累，來交換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成本，而這個成本過於高昂。在工業化進程中，外匯硬通貨的主要意義，就在於輸入技術擴散所需要的設備和生產原材料。外國援助、外國投資、舉借外債就是為了獲得寶貴的技術擴散。

朝鮮戰爭在軍事上，徹底扭轉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國防大潰敗的趨勢，遏強敵於三八線上，鞏固了東北乃至整個中國工業化的戰略安全地帶，從此西方列強徹底放棄了同中國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念頭。朝鮮戰爭所形成的軍事震懾威力，使越南戰爭中美軍不敢越北緯17度線的雷池半步，使中蘇交惡時強大的蘇軍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國在隨後60年的工業化中，一直享受著這一威懾所帶來的和平紅利。

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朝鮮戰爭使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了對中國政府的狐疑態度，對援助中國進行工業化的熱情明顯提高。周恩來曾說過：「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毛澤東也認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對中國國防工業，特別是導彈與核武器的實質性貢獻，甚至超過了斯大林時代。

在中國20世紀50年代工業化起步階段，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高達66億盧布的援助，相當於16.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對德國進行馬歇爾計劃所提供的援助總金額（14.5億美元）。另外，在蘇聯的帶領下，東歐各國向中國提供的技術設備援助共計30.8億盧布。因此，中國從社會主義國家中總共獲得了大致24億美元的工業化原始資本。

正是在這筆巨額工業資本的帶動下，中國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在能源、冶金、機械、化學和國防工業領域，陸續展開了「156項」（實際完成150項）重點工程。原來預計用15年來逐步完成的私有經濟向國有經濟轉化的進程，在外部資本大量進入的情況下，被大大壓縮到了5年，這中間的利弊得失始終存在著爭議。當然，這筆資金並非免費的午餐，中國必須以農業產品和工業初級原材料來進行交換。

作為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農業國家，複雜的工業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關係、優先次序、比例協調，對於中國來說，都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許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種種稀里糊塗的判斷，都亟待快速學習提高。對於非自然條件下形成的工業體系，計劃顯得格外重要。第一個五年計劃自1951年2月開始討論，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6人小組主持，歷時2年多的反覆研究和修改，才逐漸琢磨明白經濟計劃到底是咋回事，提煉出五年計劃的核心原則。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忽略了軍事工業在總投資中的比例，過高的工業增長目標對人才和物資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壓力，工業的發展如何與中國豐富的手工業人力資源相結合，如何保證農業的糧食及農業原材料的供應，金融財政如何保證工業化與人民生活水平同步進展等重大問題。蘇聯此時已是計劃經濟的行家裡手，在蘇聯計劃專家的協助下，這些問題被陸續發現並進行了調整。

有了計劃，只是明白了工業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麼樣的投資比例算合適，工業部門之間的鏈條如何銜接等原則，但魔鬼卻隱藏在實施的細節中。再好的計劃，如果實施難以到位，最終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如果蘇聯沒有1922—1927年與德國的工業合作，沒有大批德國工程師和軍工專家在蘇聯手把手地傳幫帶，斯大林想在10年內，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工業國，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蘇聯大批先進的技術裝備陸續運抵中國，數萬中國工程師面對著平生從沒見過的複雜生產設備，完全陌生的生產工藝流程，恍如天書一般的俄文技術資料和圖紙，不明所以的技術產品標準，嚴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確的配方，想起來簡直就是一個頭兩個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內，在上百個新建企業中，生產出高級合金鋼、不鏽鋼、無縫鋼管、噴氣式飛機、坦克、大口徑火炮、警戒雷達、汽車、拖拉機、萬噸輪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發電設備、大容積高爐設備、聯合採煤機以及新型機床這些先進產品，真是談何容易！畢竟這不是宜家傢具可以手工組裝這麼簡單！

但是，工業化的「魔鬼們」就躲藏在這數以百萬計的細節之中。如果僅憑中國當時自有的工程技術人員，要逐一攻克各種技術難關，恐怕機器能動起來時，產品早就該淘汰了。

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向中國派出的18000名各行業的專家與工程師，他們對於中國吸收工業化的技術擴散居功至偉。在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中國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設計力量。到1953年，全國總共只有78個設計單位，每個單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單薄的力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全面恢復經濟和建設的需要。為了幫助中國進行全國電氣化、鋼鐵發展遠景和產品品種確定、機械工業調整和新廠建設、船舶工業及鐵路運輸、地質勘察等行業的規劃工作，蘇聯就派出了多達47個規劃專家小組。在156個大型工業項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蘇聯專家的身影，他們不僅是坐而論道式的「顧問」，更是親自上手幫助安裝調試的實幹家，中國的工程師們正是在近距離的接觸中，了解和發現了工業化的細節難題，及其解決之道。由於蘇聯專家對本國設備駕輕就熟，很多大型項目從開工到投產，速度驚人！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從開工到投產，只用了三年時間。難怪中央財經委得出的經驗就是：「兩年經驗證明，由中國技術人員來設計的小工廠或小規模恢復改建工廠，在設計技術上的缺點弊病已經很多，浪費很大。而巨大複雜工廠的設計，一個也沒有成功，都是半路回頭再請蘇聯設計的。所以若干年內在中國高級技術人員未培養成時，聘請蘇聯設計組是一種迅速、省錢、又十分穩當的辦法。」

由於蘇聯的對華援助中忽略了無形資產的價值，從而導致了中國從蘇聯所獲取的真實技術擴散的價值被大大低估了。這些無形資產應該包括156個大型項目中，數十萬項核心技術的專利費用，工業專家在解決技術難題時所創造的時間效益，設計專家在總體規劃中所帶來的整體綜合效益，行業專家在重大發展戰略上提供的決策效益，以及蘇聯專家在培訓大批中國工程師和留學生時所形成的知識傳播效益。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業方面，蘇聯專家否定了傳統的中國貧油論，並傳授了先進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國石油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3倍；在電力方面，推廣了16種先進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縮短了工期；在煤炭工業方面，使大批礦井壽命延長了20～40年；在鋼鐵工業方面，蘇聯的新技術使鋼鐵生產能力大幅超過設計水平，維修時間則縮短一半；在林業方面，蘇聯專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損失率降為原來的1/10。另外，蘇聯的技術在農業和水利建設方面，也為中國創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將這些無形資產算進來，那麼中國從蘇聯所獲得的工業技術擴散的總收益，就遠不是24億美元的規模，恐怕要高出一個數量級！

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工業化，不再是從前遙遠的夢想，而是正在起飛的現實！

大躍進與大衰退

當一個人立下壯志要由窮變富、由弱變強時，他會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積蓄力量穩步發展，另一種則是竭澤而漁急功近利。如果他過於迫切地想發展，把省來的收入都投入事業，每天只是苦幹蠻幹，完全不顧健康，長期營養不良，最終身體必然垮掉，一場大病下來，許多努力都將白費。

1957年的中國，卻做出了第二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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